小说在线读－－言情小说《亡命鸳鸯：死了也要爱》作 者： 殷雄 [复制链接]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老实地告诉了他我真实的想法：“没钱啊，又不想过多地麻烦你！”

　　蔡小田说：“嗨！这点钱算什么？医生说再晚两个小时就有生命危险！”

　　我感激涕零，后怕不已，忙说：“啊？谢谢！谢谢！谢谢……”

　　蔡小田轻轻地摆了摆手，说：“我们是朋友嘛，难得你这么信任我，大家就别见外了。”

　　这几句朴素的话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嘴里不断叫着“蔡大哥，蔡大哥……”一时竟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医生说也没什么大问题了，就是要住几天院。你放心养病，回去了我们再下象棋，我知道你下午没出全力的……那就这样吧，我先回山上看看小帆，给她报个平安。一会儿再来看你！”

　　“不用了，不用了。我只想睡会儿，你晚上真的不用来了。”

　　“也好，那我明早来吧。到时再给你买点吃的，有什么事情你按这个铃，那边有专门值班的护士，我去给她们打声招呼……”

　　蔡小田掩门出去，一会儿又开门进来，后面跟着一位年轻的护士。他再三交代安慰一番，才转身离去。年轻护士不无羡慕地问：“他是你大哥吗？待你可真好！”

　　因为药物的作用，第一夜我睡得还算安稳。第二天大早，蔡小田提来了一大包补品，杨帆却没有来——这我能够理解，但多少还是有些失望。与蔡小田还没说上几句话，邻床的老先生就咳嗽起来。他一边呼天抢地地咳嗽，一边不断捶打着本就单薄哮喘的肺。蔡小田帮忙叫来了护士，护士又请来了医生，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什么东西，老先生这才勉强平静下来，但还是止不住地喘息。

　　中午的时候，我悄悄地抽了一支烟。刚燃了半截，那老先生就老气横秋地提醒我：“年轻人，少抽点烟！”我愤愤地将烟头灭掉，但见他布满皱纹的老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我于是便与这老头交谈了一个下午，内容大抵都是他传奇的人生经历与不孝的孽子戾孙。后来又有一股强烈的咳意将我们的谈话打断，这个时候已经下午五点。

　　蔡小田带来一个少妇，起初我以为这是化妆后的杨帆——但她粗犷的嗓门马上就破灭了我的幻想。蔡小田介绍说是报社的一个同事，今天专门过来替“表妹夏雨”试几件衣服——夏雨要生日了，他做表哥的得给她寄去。我“哦，哦，哦”地意会，真佩服他的聪明。然后又听蔡小田说：“小姚是我们报社副刊的编辑，顺便过来陪你聊聊天。我有事得先回去了。”

　　小姚很热情，帮我削了一个苹果，然后就她们编辑部的故事滔滔不绝地谈开了去。中间，她一改粗声大气的嗓门，低声问我：“蔡哥和他表妹什么关系呀，怎么连文胸都要买来邮去？”

　　——我既感到蔡小田的热心缜密，又觉得心里沉甸甸的酸涩。

　　小姚走后，蔡小田就没有再回来，这时我的内心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感激的心情里突然充溢了猜疑，我崇拜的表情下突然多了一层排斥。我开始利用敏感的心绪去猜想现在的蔡小田与杨帆，他们在做什么呢？

　　我与咳嗽的老先生又聊了许多，以排遣这孤独寂寞的夜晚。

　　老人很可怜，自从我住进病房就没见过前来探望他的亲人。我们的交谈断断续续，经常会因他猛烈的咳嗽停歇下来。我问他：“需不需要叫护士？”老先生说：“不用，我挺得住。咳，咳……小李你一定要少抽点烟，争取把它戒了！”

　　“那么好戒？我从高中到现在抽了五六年了，没烟做事都没效率，我是戒不掉的。”我苦笑着回答。

　　“咳，咳……戒！什么不能戒？你知道我现在的肺是什么样子吗？”老先生似乎很生气，我侧耳倾听，他的肺里似乎有只小猪在打鼾。

　　“小伙子，戒吧！我吸了四十九年烟，什么瘾不知道？我为啥要让你戒？跟你说吧：去年我和几个老伙计在茶馆打牌，老杨烟吸得最多最久，我们都叫他杨老师……咳，咳，那间茶馆很简陋，厕所在马路对面。老杨那天输得很厉害，最后一炮三响，他说要去上厕所冲冲晦气，我们就砌好牌抽着烟等他。等他上了厕所出来后腰干都直了，还在烟枪上整了一撮，笑着朝这边走过来……咳，咳，有一辆大卡车刚好从那边冲过来，老杨这个时候却突然咳起来，咳得他都没有力气躲开。那辆车刚好从老杨肚子上压过去，嗨，我们几个老伙计赶快跑过去看……咳，咳，老杨的身子被压成了两截！只见他白花花的肠子流了一地，心、肝、肺也全都给挤出来了。我们在越南打死过敌人，见过大世面，但都吓坏啦！

　　“你猜怎么着？哎，哎，从那以后，给我万宝路都不抽了！老杨的肺啊，就和蜂窝煤一样黑，到处都是洞，到处都是黏糊糊的黄色浓痰……咳，咳，我们想到自己的肺已经和老杨差不多了，就怕啊，想这老皮子下包着那么吓人的东西，怎么还敢抽？瘾再大也不敢抽了！这是命啊！这是罪啊！这是老天在罚我们啊！抽烟抽神仙，多一天神仙肺就多黑一层，黄痰就多积一口……咳，咳，我们三个老伙计都抽了几十年烟，但还是戒掉了。我们还劝其他的老伙计别抽，劝那些年轻人别抽，但他们没有看到老杨的肺，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我被吓得肺疼，听着老先生的故事，仿若自己的肺上也已经附着了几大口浓烈的黄黄的黏稠的痰，恶心极了。

　　老先生继续说：“哎，我吸了几十年，能不咳吗？虽然去年我就戒了，但我的肺已经和老杨的一样了，我能不得肺癌？这肺啊，坏了比什么都难受，吸气都吸不上来，整天整天地咳嗽，整晚整晚地失眠……咳，咳，我这肺早就坏了，迟早得死，我死后就叫医生把我的肺切下来做标本。我要让你们这些吸烟的年轻人都看看，看看我做了这几十年的瘾神仙，肺被耗成了什么样子！”

　　我被老先生的话吓得魂不附体。

　　后来，老人似乎又突然好了很多，他又饶有兴致地给我讲了老夏、老黄、老张的故事，我有点累了，一边应着他的话，一边缓缓地睡去。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老人的临终遗言。只听他的倾诉在我的沉睡中渐次低沉下去，他的神采奕奕渐渐黯淡无光，他的语重心长只剩下自言自语的腹语……

　　清晨，年轻的护士发现老人死了，于是推进来一辆手术车，将盖着白布的死者，推向了天堂。

　　据说每个人死的时候，身体的重量都会减少二十一克，这是灵魂的重量。我看着紧闭的窗户，不知道昨晚与我讲话的，是回光返照的老人，还是飘移在病房上方的，他那来不及飘出窗户的二十一克重的灵魂。

　　我就那么不礼貌、毫无准备地目睹了老人缓慢的死亡过程，至今想来，时时后怕。这个孤独者的死亡，带给我最大的启示是：戒烟。

　　入院的第三天，蔡小田带来了我的手机，暗示杨帆要和我通话。我拨了蔡小田的号码，杨帆先是关切地询问了我的病情，但见我声若洪钟的，她就春风得意地告诉我：“蔡大哥给我买了两套衣服，这下不用穿你的衣服啦；蔡大哥买了金帝巧克力耶，实在太好吃了，我只给你留了两颗，嘿嘿；你得给我拜师学艺了，我又赢了蔡大哥三盘象棋，怎么样，哈哈哈，我可是棋王……”我不得不假装开心地说出一些诸如“那可得多谢谢蔡大哥；是吗，喂，你得给我多留一颗；别臭美了，不过我甘拜下风……”之类的话来构塑电话的和谐氛围。

　　放下电话，我还得口是心非地谢谢“蔡大哥”。这时候蔡小田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我知道现在欠他的越来越多。体贴、耿直、大方、文雅让他闪烁着潇洒的光芒，但实际上他或许不过是一只披着羊皮的丑陋狼！这样的想法让我感到恶心极了。

　　蔡小田匆匆地回去了，我感到莫大的痛苦。就像当初赵一平从我手中抢走杨帆一样，我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的缺点，我开始自卑地认为自己的人格魅力仍然一无是处。与此同时，我开始从心里去责怪杨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就放弃了我们之间的暧昧关系甚至以身相许，继而与这个“蔡大哥”过从甚密。是因为蔡小田能够给她提供安全的生命保障吗？是蔡小田能够给予她的物质空间吗？还是蔡小田能够付诸的浪漫、纵容、体贴、关怀？也许杨帆是对的，我这样的一个人，根本就不适合承担她的生命，享用她的青春。

　　我，是不是应该默默地走开？走到我自己想要的天涯海角，去寻找我那狗屁的文学梦想，然后成为像蔡小田一样的伟大人物，有车有房有钱有名气，能够斯斯文文地去勾引任何一个落难朋友的妻子。

　　我头痛欲裂。我开始想念我的夏雨，这个同样漂亮、体贴、温柔，最关键的是对我忠贞不渝的女子。但我们现在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了，她是一个小白领，而我则是一个狗屁文学青年，还因为拯救杨帆这一份爱情，触犯了不知多少分量的法律。

　　蔡小田今天没有来，也没有任何电话或短信。中午我惴惴不安地拨他的手机，接电话的却是杨帆。她兴致勃勃地问我：“小峰，猜猜我们在干什么？”我没心思猜，随口说道：“下象棋吧？”“错！我们在野炊呢！蔡大哥烤的羊肉好香哦，嘿嘿，他正在向我传授绝技呢，你流口水啦？哈哈，你回来后我烤给你吃好了……”很久没有听到她这么野性的笑了，虽然我的心扭结得更加痛苦，但还是温暖地倾听着。

　　蔡小田接过电话，说：“小李啊？哦，忘了给你说，今天我就不去了，吃的够吗？”

　　我说：“够。”

　　蔡小田向我解释道：“小帆在屋子里太闷，我带她出来烧点东西吃……”

　　我问：“安全吗？”

　　蔡小田说：“安全得很。还有什么事吗？”

　　我问：“能不能让我早点出院？”

　　蔡小田说：“不行的，医生说了至少还要两天……”

　　“那就这样吧。”我不礼貌地摁掉了电话，心中的酸楚更甚，仿若刚喝下五百毫升的生醋。

　　就在我难过得快要抓狂的下午，赵大爷住进了病房。

　　我惊讶得差点蹦起来，忙问：“大爷，您，您怎么会在这里？”浑身是伤的赵大爷认清是我，平淡的脸上立马老泪纵横，从他那苍老的喉咙里接二连三地发出“哎……哎……”的叹息。这时一个高挑时髦的年轻女郎走了进来，只见她将手中的病历装进皮包，又俯下身温柔地对赵大爷嘘寒问暖。然后她的脸随着老人的目光，转向另一张病床上的我。

　　“陈菁！？”

　　“李小峰，你怎么会在这里？”陈菁先发制人。

　　我没有回答，激动不安地抢问道：“大爷，大爷他到底怎么了？”

　　“赵大爷前几天回了趟四川，昨天又赶了过来，火车晚点，到重庆时已经是凌晨，他老人家为了节约钱就睡在候车广场上。没想到半夜的时候被一个小偷抢走了包，赵大爷大喊抓强盗，另一个同伙就对他拳打脚踢。等到巡警闻声赶来，小偷已经逃走了，包也没有了。警察同志一边就近送他去了医院，一边着手联系大爷的家人。赵二叔动了阑尾手术来不了，就给李老师打了电话，于是我们‘救平’会的同学凑了钱把他老人家转到这边的医院来了……”

　　为了证实陈菁的话，赵大爷不断向我重复道：“谢谢陈同学！谢谢陈同学……”——仿佛我就是他的亲生孙子，理所当然地该去向外人表明谢意。我对缺德的小偷表示愤慨，对可怜的大爷表示同情，对热情的陈菁表示感激，而对可耻的自己，则是深深的自责、愧疚与不安。按照我与赵一平的约定，依照赵大爷对我的关怀，他以后就是我的亲爷爷啊，可是现在呢？我不仅没能尽孝保护照料他，反而还窝藏着杀死他孙儿的凶手杨帆！

　　赵大爷的额头上有两块青包，嘴唇上有一条新疤，我向陈菁询问了详细病情，惊恐万状地得知：“左边第三条肋骨被打断！”一时间，我仿佛又看到赵一平恶狠狠地从火葬场走出来，对我劈头盖脸地破口大骂，他甚至用手摁住我肋骨的位置，似乎要将它捏得粉碎！一旁的赵大爷倔强地告诉我：“这点伤不算啥，别住院了，太贵。小峰你给学校，给陈同学说一下，不要让我住院，太浪费钱了……我还要早点出去，我要去找公安局，我要去找市长，小峰，一平都快过‘五七’忌日了啊，咳咳……小峰，你快给陈同学说啊，不抓到那个该死的杨帆，我死不瞑目！”

　　这时候，陈菁像孙女儿般安慰了他几句，赵大爷竟然乖乖地安静下来，只听他喃喃地叹道：“一平怎么会认识可恶的杨帆呢？一平怎么会认识那个死了的女人呢？一平为什么不认识这位陈同学啊？陈同学这么好……”他喃喃不休地说着，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陈菁凑过来问我：“你现在肯为赵大爷写东西了吗？”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后天早晨就要离开这儿了。

　　“到哪儿去？”

　　我怔了怔，信口答道：“广州。”

　　“那就这两天写吧，你说我记，回去后再找人整理。”

　　“真的要我写？”见陈菁含情脉脉地盯着我，我侧过头瞧了瞧苍老的赵大爷，终于答应说：“好吧！”

　　晚上我给蔡小田发了一条短信，让他千万不能让杨帆到病房，千万不能让杨帆给我打电话，蔡小田回复短信，只说了一个字：“好。”

　　我在腹中构思了这篇尴尬的文字，一会儿觉得对不起赵一平，一会儿又觉得对不起杨帆。旁边的赵大爷睡足了觉，又开始向我哭诉：“小峰，一平死得好冤枉啊！”我劝他：“您回去吧，有警察呢。”“警察没有用心找，当然找不到！难道等一年两年十年一辈子？小峰啊，一平都被烧成灰了呀，我也快要死了，我等不及了啊！”

　　我说：“警察已经四处在找了，他们悬赏了十万块钱，代表对这个案子还是很重视的。”赵大爷感慨万千地摇了摇头，然后仰望天花板，扯着嗓子大声骂道：“那个该死的婆娘到哪儿去了，是不是被雷公劈死了？是不是被人乱刀砍死了？”

　　稍显平静后，赵大爷又提到了刘义。他说：“刘崽儿在浙江找到好工作了，你也毕业找大钱了，你们三个一块儿上的小学，怎么我的一平就死了呢？”我巴不得支开赵大爷忧伤的话题，便问道：“刘义在哪儿工作？我倒是好几年没联系到他了。”

　　“今年春节就回来了一次，还给了他爸一万块钱，打麻将都是十块钱一盘，你说有没有钱？”等我感慨万分地点点头，赵大爷已经气息奄奄地沉睡过去。而我现在唯一能够对大爷尽孝的方式，就是悄声地蹑脚过去，替他掖了掖潮湿的被单。

　　第二天大早陈菁真的带来了纸笔、MP3，要我把文章念出来。陈菁身上有股浓烈的香水味，加之她的身体离我又近，我的叙述多少有些心猿意马。赵大爷对我们这种交流的方式有点摸不着头脑，不好意思地问我们：“小峰，你在给陈同学说什么？怎么老提到我和一平？”

　　好不容易将文章“写”完，我身体的邪念终于克制下去。末了，陈菁竟然趁大爷打呵欠之际凑到我耳边说：“你和他太像了，真想和你上上床！”

　　我愕然。

　　我从来没有遇到如此性开放的女生，就因为我像她死去的情人，就明目张胆地对我说：“来做爱吧！”我感到赵一平死前结识到的，是个疯狂沉沦的世界！我恼火地扭过头去，陈菁竟然捏了捏我的大腿，我只有恐惧地咳嗽起来。

　　第六天早上，蔡小田终于来了。他骑着那辆红色的摩托，将我带出了住了长达五天的白色世界。走的时候我苦涩地对赵大爷说：“我到广州找工作去了，大爷您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不过您还是回去吧，杨帆，杨帆不好找的！”赵大爷的手还打着吊针，不能向我挥手送别，他只能用混浊的双眼眨巴着向我示意。

　　一路上蔡小田没有多说话，我们之间好像突然竖起了一堵无形的墙，彼此都觉得尴尬无比。我预知到自己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果不其然，他并没有将我直接送回山间住处，而是顺着水泥路往上而行，直接骑进了歌乐山森林公园。我疑惑地问他：“杨帆在公园等我们吗？”

　　“没有，我想和你单独聊聊天。”蔡小田语调沉重地对我说。

　　停车，爬山。我们顺着最偏僻的小道往上走，一声不吭地翻越了好几个景点，最后到达顶峰。蔡小田丑陋大脸上的癞子得到汗水的灌溉，变得乌青透亮。只见他翻择了两块石头，对我说：“坐下吧。”

　　这是一个沉闷的上午，凭高不能望远，目所能及的全部是阴霾的天空与黏滞的雾气。一切显得阴沉呆板、寂然无声，近旁的几株小草上，还附着莫名其妙的露珠。蔡小田掏出一张纸巾，在凹凸不平的脸上一抹，上面立即出现一片污迹。

　　“我从小就长得丑，没有女生正眼瞧过我，我就努力地学习，希望知识能够弥补我的丑陋；到了中学，我的成绩全班第一，有几个女生常来问我问题，手却总是下意识地捂着鼻子，好像我的脸上有脓水；后来读大学，我的文章发表了，有外地的女生给我写信、打电话、聊QQ，但一看我的照片就销声匿迹；再后来我成了网络作家，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工作，慕名前来的女性很多，女同事也不少，她们称我蔡老师、蔡大哥，但除了稿子、除了工作，从不对我说半句多余的话……

　　“长得丑是我的错吗？啊？我哪里做得比别人差了？我也是堂堂正正的男人，我也有精神与身体上的欲望，我也需要有异性的呵护啊！

　　“起初我以为爱情就是性，从高中起我就学会了自慰；有钱后我去过妓院，那里的女人皱着眉头与我做爱，完事后从不躺在我怀里温存。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像避瘟神般逃避我，我感到沮丧绝望极了。慢慢的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冲动，我再也没真心爱过女孩，直到遇到小帆——这五天与她在一起，我特别快乐。是她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海枯石烂，什么叫此情不渝……小李，你能不能，能不能，把小帆让给我？”

　　我真不敢想象，我最崇拜的偶像竟然用这样可怜又可耻的言语，向我索要杨帆。

　　按理我应该猛烈地扔给蔡小田一记左勾拳，然后再大骂两句：“去你妈的，混蛋！”但望着他眼眶中逐渐蓄满的泪水，看到他此起彼伏的癞子中的满脸真诚，我下不了手。但我又该怎么办？我又不是救世主，我不可能为了成全别人，而丢失掉自己好不容易才抓取到的幸福吧！不知是愤怒还是同情，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见我沉默不语，蔡小田继续向我展示着他对生活这部作品的文学天赋，他问：“你打算和小帆逃到哪里？你还有父母，你还有梦想，你能够躲到哪儿去？我老家在苏州，我可以为了她搬回苏州；我有一笔不菲的存款，我还能写文章，赚许多稿费，我绝对有能力让小帆过上幸福而安全的生活！”说完这些话，见我依旧木然不动，蔡小田信誓旦旦的口吻，变成了一种苦口婆心的说服：“何况，你还有夏雨，她一直都很喜欢你，我这表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女孩……”

　　在他滔滔不绝的叙述中，我试图理智地思考：我是尊重蔡小田的，他是我梦想中最贴近的明灯；我是热爱杨帆的，她是我生命激情的全部。至于梦想、父母、夏雨，都令我长时间地难以选择。

　　许多形形色色的“曾经与将来”，汹涌澎湃地撞进我的思绪，令我脆弱的大脑不堪重负。就那样痛苦地寻找了许久，我这才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问：“杨帆真的喜欢你吗？”

　　蔡小田怔了一怔，说：“她，她当然喜欢我。你也听到看到了，小帆和我在一起非常的快乐，也只有我才能够让她继续快乐地活下去。”

　　我的心痛痛不已，我的眼泪流不停，我知道蔡小田说的全部都是真话。我想到杨帆那脆弱而又戏剧的生命，她是该属于舞蹈、属于自由、属于野性的，而我的确不具备热爱她的资格。也许真的只有蔡小田，才能用财富与实力来改善她的流浪生活，而与我在一起，杨帆只会永远吃苦受累。当时我内心复杂，我不得不承认，蔡小田高超的语言让我人生的天平，倾向了自私的生活。我甚至觉得，杨帆已经找到了她所要的真正爱情。

　　我抬头看看蔡小田，在他的口沫横飞中，脸上的癞子仍然在止不住的颤动。我是不是该可怜我所尊重的人物，成全我所深爱的精灵？

　　就这样，我轻易地放弃了杨帆，放弃了曾试图用生命、友谊与梦想去换取的爱情。那时候我刚跨过二十二岁的门槛，第一次感受到成年世界里不得不面对的残忍与现实。我深知自己拥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我拥有着让深爱的人过上更为幸福生活的义务。我放弃的唯一砝码，就是要求蔡小田尽他最大的能力，保护好杨帆的生命安全。最主要的，是能够让她走向舞台，哪怕小舞台也好。蔡小田为难地想了一会儿，又认真地说没问题。

　　达成协议之后，他领我沿着另一条小路下山，途经一座木板吊桥时，我们不约而同地站在上面伫望。蔡小田递来一支烟，问：“你还要不要回去看看她？”

　　我说：“不了。记住答应过我的话，要好好地对杨帆。”

　　“嗳！”然后他又问：“你现在到哪儿去？”

　　“回家。”我把燃了半截的香烟扔进山谷，说：“我感到很累，我想给赵一平烧一炷香。”

　　第六章 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

　　我希望火车如磁悬浮列车一样高速前行，但是它在所有小站都喘着气蹒跚地停歇。我不知道这列慢车是为了阻止我立刻面对悲剧的伤痛，还是握着喜剧的方向盘，故意跟我开个转弯的玩笑。此时的我只有将脑袋贴在玻璃上，忧心忡忡地感受着火车的喘息。

　　蔡小田为我买了下午四点的车票，又买了些车上吃的食物，就忙着帮我回去取箱子。

　　坐在嘈杂的重庆火车站，我感到大病初愈后的一种更为深沉的痛苦。一个农村妈妈旁若无人地掀开了衬衣，小孩子眯着双眼贪婪地吮吸；一个老奶奶惶恐地牵着老爷爷的手，老爷爷背着乌黑的帆布包，尽显世事洞察；四个打工仔围坐在地上打牌，疯狂地叫骂，友好地分享着劣质的香烟；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坐姿优雅，懒懒翻阅着几张报纸；一对恩爱的年轻夫妇，甜甜蜜蜜地嚼着话梅，惬意非凡地谈笑风生；一个不修边幅的青年，背着一个硕大的旅行包，双眼火热地盯着一张流浪地图；一个面露焦急的姑娘，不断翻查着手机，又不断向外张望；一个搬运工顶着旅人庞大的包裹，拨开层层重围往里挤……我和他们乘坐同一列火车，抵达同一座城市，却走向迥然不同的幸福或痛楚。

　　火车站张贴着杨帆最新的通缉令，两位威严英俊的警察，手持着杨帆的照片，向行人一一对照。此外还有几位神秘的便衣，游走如猎鹰。饶是如此，我的内心还是迫切地希望能再见杨帆一面——或许明天他们就会离开重庆，逃向苏州一个无人知晓的世外桃源，我们将永远无法相见。一时之间，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苍老无比。

　　但提来皮箱的只有蔡小田，我假装不经意地问了句：“杨帆有没有什么话对我说？”蔡小田尴尬地笑了笑，说：“小帆在睡午觉，我没有叫醒她！”——眼前的蔡小田已经被爱情的功利熏陶成龌龊小人。

　　火车载着疲惫的我奔向了久违的故土。透过污迹斑斑的窗玻璃，我看到日渐逼近的窒息黄昏下，稻田在朦胧的炊烟中静默。哐当哐当的声响刺激着我敏感的双耳，我体味到心的疼痛与处境的孤独。在这个世界上，我失去了最好的兄弟，失去了最爱的情人，更失去了最崇拜的偶像。以后的成功将不再有兄弟的酒杯，不再有爱人的温存，不再有偶像的赞许。我就在这种支离破碎的伤感状态里，被列车驮向了故乡的黑夜，驶向了我最原始的成长状态，我多想伏在那个放风筝的山坡上，放声大哭……

　　颠簸一夜，清晨抵达。麦子收获的金黄里，我仿佛看到黄灿灿的油菜花与翠绿绿的麦苗扑面而来。不知在那些肥沃的土地下，到底还埋藏着多少颗未曾生根的瓜秧，多少个未曾实现的梦想？母亲看着憔悴的儿子，不断唠叨着生活的琐碎；父亲面色凝重地吸着烟，他的思绪飘到我的工作问题之上。

　　我走过山坡，来到河畔，钻进山洞，爬上桑树。然后，我继续走过田埂，走过竹林，走过金黄的小麦，走过茁壮的玉米，走过繁茂的野草，走过馥郁的树林，走向赵一平崭新的坟墓。

　　赵一平的安息之地蜷缩在三座旧坟之间：上边是他奶奶，左边是他妈妈，右边则是他的爸爸。还记得儿时清明节祭祖，我常和赵一平到坟地上捡鞭炮，那时赵奶奶还没有死，赵大爷却已经悲观丧气。他先在儿子的坟前跪拜，又在儿媳的坟上磕头，一点都没有长辈应有的作风。然后便见他轻轻地摩挲着两坟上方的空地，对赵奶奶说：“把我埋在这里。”

　　后来赵奶奶先他而去，赵大爷将“风水宝地”让给了老伴，舍而求其次地指着三坟中间的一小块空地对赵二叔说：“把我挤在这里也好，挡风！”没想到今天，赵一平的骨灰，沉睡了赵大爷的最后一块安息之地。赵一平的坟就像一个畸形的椭圆，坟上的新土与三位亲人的旧土相依——他永远地沉睡在亲人的避风港里。

　　有那么一会儿，我躺在赵一平的坟前，像用于祭祀的猪羊。微风呢喃，野草渐长，生活的孤独凄凉让我再一次想到永远这般沉睡下去。我看到蓝的天，白的云，忙碌的蜜蜂，悠闲的蝴蝶，嗡嗡的蚊虫，狡诈的蟋蟀。透过这些类似的意象，我看到赵一平在阳光里奔跑，那只被我们加了十根尾巴的风筝，扶摇直长；我们“逮捕”蜜蜂，往透明玻璃瓶塞满鲜花，以期待第二天收获一大罐的蜂蜜；我们在炎炎烈日中赤裸脊背，在混浊泥浆中捡起可怜的小鱼，也拾起了恶心的蚂蟥；我们在河汊子里游泳，清凉的河水将酷夏的烈日阻挡在外，我们将刘义的裤头藏起来，坐等他歇斯底里的求饶；我们拿着自制的弹弓、神符、打狗棒，“浩浩荡荡”地前往鬼气凝重的古屋，却被一条小蛇吓得抱头鼠窜……

　　回忆成了不可再现的一阵风，不管我怎么叩击大地、挥刺天空、捣鼓河水，所有的经历都不会再来。赵一平永远离去，刘义外出打工，其他快乐的载体都被生活的困境吹拂得支离破碎。我孤独、我忧伤；我寂寞、我沮丧。

　　回来的路上我遇到刘伯伯，他对赵一平的死唉声叹气良久，又对赵大爷、赵二叔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当我问到刘义的情况时，刘伯伯马上变得兴奋异常，他说：“你们三个一块长大，我崽不喜欢读书，我就常拿你们俩作榜样骂他。可他却偏不听，一心只想趁早找份工作。我说：‘你没文化咋工作？’他却说：‘文化是狗屎，越学得多吃的屎就越多！’于是就退了学到县化肥厂去打工。后来你们考上了重点大学，我又骂他：‘文化是屎？小峰和一平吃屎吃进了大城市，你不吃屎怎么还待在这旮旯儿？’我也就想骂他，我和崽他妈都是农民，我崽在化肥厂挣五百块钱一个月也知足了。没想到我崽竟赌气和化肥厂的两个人走了，我和崽他娘急啊，到县里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却都说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崽被人骗了，谁知三个月后崽却打电话到村上，说自己到浙江找了份工作，还给我寄了一千块钱！”

　　“那他干的什么工作？”我颇有兴趣地问。

　　“不晓得。前年他给我寄了八千块，去年是一万，家里欠的钱也还清了，我就叫崽别太节省，不要把钱都寄回来了。我说这出门在外的，要多买几件衣服打扮打扮，多吃点好东西长好身体。谁知崽却说他有钱，说还有一半的工资都没寄回来，他现在都有手机了，还有女朋友……我高兴啊，小峰，你们还在读书，经常往家里要钱，但我家的崽儿都能往家里汇钱了。我算了算，崽的工资至少有这个数。”说着刘伯伯不无骄傲地竖起了两根拇指，继续叹道：“今年春节你们都没回来，但我崽却回来了，穿得，啧、啧，就跟镇长差不多，抽的烟都是十五块钱一包的！什么派头？啊，我养这个儿子也不白费！我可知足了，崽寄回来的钱我也不乱用了，我给他存在信用社，到时他结婚我要请一百桌，哈哈，一百桌……”

　　刘伯伯双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我问：“刘义手机号多少？我有空得向他请教请教。”

　　刘伯伯突然灵机一闪：“对呀，你现在找到工作没有？”我尴尬地说：“暂时，还没有合适的……”

　　“那就对喽，崽前不久还说了，浙江打工挣钱多，什么车工铣工都是千块钱以上，打扫卫生的都是八百块！你到那边去找找崽，让他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啧、啧，你们啊，读书都读到十十多岁了，我们家崽都挣了几万块钱啦，啧啧啧，幸好当初崽没读高中……”

　　我的确感到汗颜，我为自己这个潇洒而浪漫的大学生身份感到无地自容。向刘伯伯要了刘义的号码后，我就惶惶地告别了。

　　刘义是我童年伙伴中另一个表层的佐证。

　　众所周知，我大哥李小山曾是村中第一个购买自行车的小学生。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缘于他在孩子间大刀阔斧的领导艺术，以及别具匠心的压榨手段。每逢周末，李小山总会带领六七个孩子去摸螺蛳、拾废铁、捡蘑菇。小有所获之后，他就把我们带向一间草棚，道貌岸然地拿出一副扑克牌。不过在这些花样翻新的赌博里，真正赢钱的不是我哥，而是被他暗中发了好牌的我与刘义。所以，每每收获大包战利品的我们，成了家长心目中无可挑剔的劳动标兵；而那些输光了一天血汗的孩子们，仍然心甘情愿地归附于我哥的领导。

　　后来不久，李小山到县里读了初中，大家很少再集体行动，故而画片便将螺蛳等“赌博等价物”的身份取而代之。虽然那之后孩子们开始自立为王，但我与刘义在李小山影子下形成的“有福同享”，却变得更加密切。每当哪个地方举行什么小赌博，我们都要双双掺和进去，而且在李小山诸多秘诀的熏陶下，我们的赌技已经鹤立鸡群。再之后，随着零花钱的增多，孩子间的赌博升级成了现金，而赌博方式也从扑克换成了麻将。趁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登上大雅之堂，堂而皇之地围在桌子边，像父辈般大口喝水，大声叫骂，把牌掷得像大人般嚓嚓作响。刘义他们点上烟屁股，仍然如父辈们一般把堂屋搞得乌烟瘴气。那时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快些长大，然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小赌局，赌遍天下。

　　相比之下，赵一平与刘义的友谊要肤浅得多，他们之间的互相鄙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赵一平觉得刘义像个流氓，刘义则骂赵一平是学习上的“吃屎精”，他们之间很少打牌，也很少讨论与学习有关的东西。我是正邪兼而有之，他们俩则分别处在性格的两极，常常将对方的最爱嗤之以鼻——这是初中以后的事，初中以前，在我的撮合下，他们有过几次短暂的和平相处。

　　刘义在电话那边说了几句脏话，我的嘴也痒痒，痛快地骂了几句，感到久违的释放与洒脱。刘义说：“跟老子到浙江来吧！”

　　我心动了。

　　我感到家乡与重庆，都不再是我想要待的地方，我想要迅速地离开这些纠缠不清的回忆与思念，我想彻底摆脱无日无夜的愧疚与惶恐。父母也比较支持我到发达地区闯闯，母亲从碎花手绢里翻出了两百块钱，谨慎地递给我，说：“你哥哥嫂嫂要忙着还房子的钱，还完了还要忙着结婚，生小孩，你千万不要怪他。这些日子猪肉便宜，那窝仔猪卖得贱，还得留点给你老汉买烟。咳，他的这个肺，五毛钱一包的劣质烟，都要抽三包……小峰，一切只有靠你自己了，啊……实在，实在，没钱吃饭，你还是，还是给家里说，啊？”

　　母亲的话让我心中难受。

　　我和哥哥十多年的求学生涯，耗尽了父母可怜的积蓄，积累了惊人的债务账目。二十六岁的哥哥收入微薄，却还要忙碌着他的住房问题、感情大业；而毕业于重点大学的我，沉溺在虚无飘渺的爱情里，靠家中唯一的二百块钱，去寻找前途未卜的工作岗位。我看到母亲的银丝、父亲的皱纹，突然间树立了一个简单单纯的生活目标——挣钱。

　　在家的日子里，我尽量用悼念赵一平的悲伤去覆盖对杨帆风情万种的思念。每天行走在田埂河畔山岭之际，我都不会带手机，我希望回到家的时候，能够看到杨帆用蔡小田手机发给我的短信，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好也行。我也开始在冥冥中期望有一个陌生的短信告诉我：“这是夏雨的新号，我很想你。”我选择去浙江，也许就是在潜意识里觉得，那儿离夏雨近了一些。不可否认，在失去杨帆以后，我需要一个稍显实际的思念对象。

　　然而，就在我怀揣着二百块钱即将踏上打工征途之时，蔡小田打来了电话。他语调干涩凝重，只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是李小峰吗？你到重庆来一趟，有急事！”

　　在父母凝望浙江地图寄托儿子前程的时候，我心急如焚地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列车。路上我一直猜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不会是杨帆被捕了？”我发短信问蔡小田，但他什么也没回，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才问了我一句：“什么时候到？”我希望火车如磁悬浮列车一样高速前行，但是它在所有小站都喘着气蹒跚地停歇。我不知道这列慢车是为了阻止我立刻面对悲剧的伤痛，还是握着喜剧的方向盘，故意跟我开个转弯的玩笑。此时的我只有将脑袋贴在玻璃上，忧心忡忡地感受着火车的喘息。

　　火车晚上八点进入重庆，一出站台，我就看到了同样憔悴不堪的蔡小田。他嗫嚅着问：“你到了？”

　　“嗯。”

　　又坐上了那辆红色的轻便摩托。天空飘了些雨丝，前行掠起了冷风，我心里凉飕飕的，脸上更是如刀割一般。

　　入三岔路，车速慢了下来，但见惨淡的车灯，照射着清淡的泥泞。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焦急，启口问道：“杨帆怎么了？”

　　蔡小田双臂剧烈地一抖，重心失衡，车往左边的山崖倒去！刹那间蔡小田用力右倾，多亏泥土的黏稠，车才倒在路与崖的边缘——我们竟然差一小点儿命丧山崖！蔡小田表情呆滞，似乎没有为刚才险些丧命而显惊慌。我从泥泞里挣扎着爬起来，将摩托扶正，又捡起了自己的皮箱。再去看蔡小田，他丑陋的脸上已经泪流满面。他依然躺在泥泞上，颤抖着音调对我说：“她不爱我！”

　　又一行清泪流了出来，透过车灯看失态而惨白的蔡小田，我心中多多少少有些酸楚。蔡小田到最后哽咽得话都说不来了，他只是伏在地面上响亮地哭——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如此丑陋的人那么揪心的哭。倘若我是观众，我甚至会为蔡小田的悲恸而流下泪，但此时，我最最最最关心的是——杨帆怎么了？ 
　　杨帆脸上有一块鲜红的刀疤！她戴着文胸穿着内裤蜷缩在房间里，手里竟然举着一把鲜血淋淋的剪刀！见有人进来，杨帆本能地挥舞起剪子，哇哇哇地尖声吼叫。我心疼地喊道：“帆儿！是我！”杨帆怔了一怔，足足辨认了一分钟，才放下剪刀，哭着朝我喊：“小峰！”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将杨帆狠狠地抱在怀里，抚摸着她那双颤抖而柔软的小手，当闻到她那掺杂着血腥的体香时，我的心都碎了。 
　　血脉贲张，暴跳如雷！ 
　　我捡起地上的剪刀，怒发冲冠地奔向门口发呆的蔡小田。这剪刀轻易地划到他右边的脸，一股鲜红喷薄而出，我的左手接着一拳，正好打到他的伤口上。在蔡小田痛苦的咆哮声中，我看到自己手上，沾满了鲜红而丑恶的血。但蔡小田并没有还击，他只是痛苦地半蹲着身子，努力地捂住了伤口。血溢出他的双手，不停地往下滴落。 
　　我将右手的剪刀抽回，准备戳穿那个肮脏的脑袋。蔡小田抬起浮肿的双眼，惊恐万状地望着我，之后咬了咬牙，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而我举着剪刀的右手在他的头上颤抖，颤抖……吓怔了的杨帆这才发出一声尖叫：“住手！” 
　　扔下剪刀，我惊慌失措地看着眼前这个既可怜又可恶，既善良又丑陋，既拯救又摧残我们的蔡小田。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脸上会流那么多血，鲜血将他的白色衬衣染成一片鲜红，他用颤抖的双唇拼命地吼道：“你们快走！” 
　　我呆了半晌，脑中一片混乱。看着满脸鲜血全身颤抖的蔡小田，不知该为他包扎伤口，还是在上面撒上精盐，抑或立马逃跑置之不理？这时我想到了夏雨，想到了那个茅塞顿开的串串店，想到了病痛中的暖意，想到了那个清晨及时而来的摩托车……于是我最终还是说服自己为他清洗了伤口。蔡小田痛苦地叫嚷着，时不时抬头打量杨帆所在的角落。而杨帆已经穿好了衣服，并将“蔡大哥”给她买的衣服装进了皮箱。不久，蔡小田的呻吟终于平息下来，他脸上的血凝固了，全身的颤抖转之为面色苍白。我毫不客气地抽出他的钱包，拿走了三百块钱，冷冷地说：“到时我会还你的。” 
　　蔡小田没有拒绝，直到最后，他绝望地闭上了眼。 
　　我和杨帆在深夜十一点离开了这处森林中的隐秘。临走的时候蔡小田脸上的伤口已经结痂，他颓然而忧伤地躺在沙发上，模样如鬼。 
　　雨依然下得很温吞，我与杨帆重新走向了新的逃亡与困惑。我们没有询问这十天中彼此生活的细节，这十天中的经历已经随着这个尴尬的结局走向了虚无。但我大抵应该知道，杨帆原本是打算通过蔡小田对她的解救，从而达到释放我自由的目标，但直到昨天蔡小田的原形毕露，她终于发现这样屈辱的日子，实在无法将就，于是她选择了以死反抗。 
　　至于蔡小田到底对她做过什么，做没做成功，我当然不得而知。有的事情，我们注定不会知道答案，答案只存在当事人的心里。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们没有再谈起蔡小田，蔡小田给予我们的食物、金钱、梦想、关怀以及智慧，已像他脸上那块月牙形结了痂的伤疤一样告一段落。 
　　那个深夜，我们顺着偏僻陌生的小道走了很远很远，最后来到了一座破旧的荒亭。借着手机的荧光，能够看到堆积在亭子周围的茂密松针，估摸至少有二十年没有人造访。我拂掉凳上的潮湿松针，用纸大致擦干净，并垫上两件稍厚的外套，我坐杨帆躺，不一会儿我们就相拥入睡。 
　　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涌来了一股寒潮，我全身的鸡皮疙瘩应寒而起。杨帆也被冻醒了，便坐起来紧紧地抱着我。我低头吻了她，然后摸索着解开她的扣子，不断轻轻地摩挲着她的身体。杨帆也不顾一切地游移过我的胸膛，吐气如兰。我们拼命地吞噬着对方的津液，舌头疯狂地拉扯相钩，接着我们褪下了彼此的裤子…… 
　　在荒无人迹的深山古亭，在寒气逼人的林中清晨，我们火烧火燎地完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交融。爱情的滚烫让我们在凛冽的风中享受到彼此的温暖，我们在这特别环境的肉体激情里，真正意义地融为一体。杨帆大声喘息道：“小峰，小峰，我们要活着……我们要永远……永远在一起……” 
　　李小峰与杨帆，在经历了四十天的风风雨雨后，货真价实的，越过赵一平成为最亲爱的人。那时我二十二岁，杨帆二十一岁，我们在深山老林里，许下了很多迟到的、不切实际的诺言。我们不知道纵欲后的白天带来的是什么，但我们相信，我们彼此的身体，能够给对方带来最大的求生灵感，也能够驱逐寒夜里最为孤独的冰冷。 
　　天很快就亮了起来，偷窥我们原始交融的虫蚁钻进树叶，躲避着百鸟的翻寻。依旧是阴天，没有雨，树叶却仍然一副湿漉漉的样子。我翻了翻口袋，从中找出昨晚在火车上吃剩的干面包，与杨帆将就着吃了一顿早餐。 
　　这座破亭年久失修，从其粗糙劣质的构造来看，大概建于民国初年，而且应该是两三个工匠的仓促之作。亭西有崖，亭东为丘，亭北有一棵高大的古槐，亭西就是我们昨晚过来的小路。西边陡峭的崖壁上，有一片挺拔的白桦；东边平缓的山丘上，是一大片茂密的松林——亭子在这个方向也有一个出口。我们顺着这条曲折的古道上行，大约十分钟后爬上山坡，来到一处荒凉的残垣断壁。这片破砖旧瓦只生杂草，不见繁树，往东地势和缓而去，开始有路。举目远眺，灰蒙蒙中依稀能够辨认：东北方群山起伏，南面有一条公路横亘而过…… 
　　少顷传来一辆摩托车的轰鸣，我和杨帆赶紧奔下山坡，越过纷繁错杂的松林，回到了古亭。坐等天黑的过程里，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枯燥——只要有杨帆在，我们总有玩不腻的游戏。最开始的时候我捡了几把松子与她比赛掷树洞，但当我无意中捡起树叶上的蜥蜴后，杨帆就再也不和我玩这个游戏了。之后我们下了两局小姑娘传授的“罐罐棋”，两个人又拍着手玩了一会儿“小蜜蜂”，玩累了后便找出箱子中的报纸，逐字逐句地翻看。 
　　中午的时候我们有点饥渴难耐，便往西走了几步，捧了几口清泉喝下，那水甜甜的，比市面上的矿泉水好喝多了。我的口袋里还剩下一个面包和半袋瓜子，杨帆说要把这些当做精神食粮，珍藏在了箱底。 
　　下午的时间过得挺快，后来饥饿让我们疲惫下来，杨帆依偎在我怀里，说：“小峰，讲点东西来吃吧，我们画饼充饥。” 
　　我也不推让，就洋洋洒洒地给杨帆讲家乡大年三十的排场。我动用最为精彩霸道的词汇，运用最直白有趣的比喻，从色、香、味等方面向她一一描述了香肠、牛肉干、东坡肘子、水煮鱼、麻辣鸡丁以及老鸭汤。最后说得我自己都口舌生津了，一旁的杨帆更是口水直流。她伸手掐了我一下，可爱地命令道：“别说啦，别说啦！我怎么越听越馋，越听越饿呀？”   
　　我吞了吞口水，盯着杨帆那红彤彤的小脸蛋，说：“真想把你的脸当苹果啃了！” 
　　“你敢！要是你敢吃我的脸，我就把你的肘子吃了。嘿嘿，你这膀子这么肥，足够十个鸡腿的量啦！”小丫头吞了吞口水，继续说到：“对了，我妈妈炸的鸡腿可香了，呀，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她炸的鸡腿呢？小峰，做人不吃我妈妈炸的鸡腿，非，非，非好汉哟！” 
　　我一脸坏笑地盯着她，不多说一句话。良久，杨帆从鸡腿的香味中回过神来，这才发现了我的阴谋诡计，对我嗔怒道：“好哇，你个小坏蛋，骗我说那么多话，就是想让我饿得更快，是不是？” 
　　我眨眨眼睛表示认可，把杨帆气得嗷嗷直叫，但她只哇哇了几声，就安静下来。然后她就躺到了我的怀里，可怜兮兮地说：“小峰你听，我的肚子都饿得哭啦……”我俯下身去，果然听到里面有东西撞击的声响。 
　　杨帆含情脉脉地看着我，眼睛里似乎有水波流转：“小峰？” 
　　“干吗？” 
　　“我求你一件事。” 
　　“说！” 
　　“给我一颗瓜子。” 
　　我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那袋瓜子，掏出一颗。杨帆将它剥了含在嘴里，幸福地笑，之后还赞叹了句：“真香！” 
　　过了片刻，杨帆又依偎了过来，只听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能不能再求你件事。” 
　　“说吧。” 
　　“再给我一颗瓜子。” 
　　我假装恶狠狠地瞪着她，杨帆不屈不挠地迎着我鄙视的目光，狡黠地笑。我屈服了，又摸出一颗递给她，这次她连壳一齐吞了下去，还舔了一下指头。 
　　最后杨帆贪得无厌的眼神再一次肆无忌惮地勾搭上了我，她说：   
　　“小峰，还有一件事情。” 
　　“不成！” 
　　“最后一件。” 
　　“说吧。”我已准备再掏出一颗瓜子，没想到这时的杨帆突然深情地说了句：“永远不要离开我！” 
　　我紧紧地抱着这个既可怜又可爱的女子，痴痴地凝望，深深地吻着。 
　　后来，我们燃了一小堆火，又在灰烬中掺了一点水，按照原来的方法将灰烬涂抹在杨帆的脸上。抹到额头伤疤的时候，她轻微地说了声好痛。之后她换上了我的衣服，收拾停当，小丫头俨然又成了我的“黑小子”表弟。 
　　天终于黑下来了，我们沿着白天定好的道路摸黑行走。我双手托箱，杨帆紧紧地攥着我的衬衣，与我紧贴而行。我们分吃了半个面包，喝足了泉水，暂时有了一些力气。此外，爱情的灼热驱逐了跋涉丛林的恐惧，这种大胆的力量甚至超过与三四个朋友结伴而行。

　　下了山顶，步过浅草，越过杂石，我们渐渐走上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日渐逼近那条银白色的公路时，我们才开始了真正的害怕。人对人的望而生畏，远大于对鬼怪蛇神的恐惧。 
　　我们顺着公路往上走，试图找到那个传说中的歌乐山镇。 
　　沿着公路走了两三个小时，渐次有了人家。再行二十分钟，就到了歌乐山镇。杨帆竖起了领口，我们穿过人烟稀疏的大街，找到了在黑夜中静默、即将前往合川的客车。杨帆激动得在我脸上飞了一个吻。我们回到镇里的一个避风港，咽掉了剩下的半个面包，坐等天明。 
　　随着第一批小贩来到这个简易的车站，天渐渐亮了起来，疲惫的生意人行色匆匆，偶尔有一两个老太太提着菜篮向南走去。接着又来了两个挑着鸡鸭的年轻男子，两人放下担子后大大咧咧地坐在篮子上，一边抽着烟一边大声交谈。他们对我们这两个更年轻的“小伙子”似乎没什么兴趣，倒是偶尔打量我的包，兴许想猜测一下里面装了些什么。 
　　又过了一会儿，司机握着个满是茶垢的杯子打开了车门，后面售票员手里的小笼包子热气腾腾，看得我和杨帆直流口水。上了中巴，我们坐在最后的位置。车里有股积累了一夜的压抑味道。不久那些鸡鸭就放在了我们面前，鸭子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嘎嘎嘎地叫个不停；而那些双腮绯红的母鸡们，则沉默寡言地放弃了垂死挣扎。车子再等了半个多小时，又上来三个疲惫不堪的生意人，方缓缓启动。 
　　见车上全是男同胞，那个挑鸡的青年讲了一个笑话，前面一个中年生意人笑得吐出一口浓痰。年轻人还意犹未尽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分享他们的快乐，我不得不咧开嘴笑。“是两个学生崽！”挑鸭子的年轻人向同伴自豪地判断道。 
　　车一路颠簸，驶出了沙坪坝，接着向钓鱼古城进发。到了合川，我们在一个偏僻的饭馆叫了两碗牛肉面，肉量虽不多，却分外鲜美，吃得我们舒坦无比。 
　　这里的汽车站依然有两张通缉杨帆的“海报”，但似乎缺乏应有的重视，观者寥寥。远处，有一位戴红袖章的人正与一位司机懒洋洋地攀谈。我们又马不停蹄地登上前往永川的汽车，与受控之地渐行渐远。 
　　到了永川，我们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小超市，买了一大包车上吃的东西。没来得及欣赏那儿秀丽的景色，我又拉着杨帆速速赶往火车站。等花四百二十八元买了至杭州的车票后，我的身上只剩下二十三块钱——我觉得一旦到了杭州，离刘义所在的梅城也就不远了，到时可以让他来接我们。我当时脑中想的，只是带着杨帆尽快离开重庆，越远越好。 
　　这是一趟成都至宁波的长途列车，重庆是较大的中间站，所以一个小时后我们又回到了重庆火车站。透过窗外，但见每个通道入口警察们谨慎的神色，又见每个车厢门口乘警们警戒的眼神。我真想将旁边的杨帆藏进怀里，但对面一个白领装束的少妇用异样的眼神瞅着我们，似乎对“同性”关系充满好奇与惊讶。而拿照片的警察终究没有上来，他们似乎对这趟列车不抱多大兴趣。推着熟食串串的小贩们一路吆喝，那麻辣的重庆话成为我很长时间里对于山城特色的鲜美回忆。 
　　火车在重庆停了半小时，喝足了水，调换了车头，才一路南下呼啸而去。在重庆站涌上了大量旅人，空荡荡的车厢立即变得拥挤不堪。列车已驶出了主城区的繁华，却仍然有大批举着行李吆喝游弋的旅客。对面少妇旁边坐了一个满脸倦意的民工，少妇厌恶地向窗边移了移。谁知这民工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背着婴儿的老婆，将座位让给妻儿以后，又变戏法似的从青色帆布包中掏出发潮的饼干、灰黄的卫生纸、污渍斑斑的水杯、青涩皱巴的苹果，甚至充满臊气的蓝色尿片。少妇皱了皱眉，捂了鼻子转过头继续欣赏日渐浓稠的夜色。 
　　民工的妻子收拾稳妥后拿起饼干喂儿子，那孩子挺可爱，但是实在太脏了，脏得几乎惨不忍睹：鼻涕、碎屑、唾液、尿垢……不久，这婴儿似乎意识到了旁边女士的敌意，就不合时宜地哭闹起来，而他的母亲却无心搭理，继续吃着儿子咬剩的半块饼干。孩子的哭腔就像一面不堪重负的破鼓，又如一支锈迹斑斑的唢呐，彻底勾起了女士的愤怒。 
　　“喂，孩子哭了，你到底管不管？”女士尖叫道。 
　　那个满脸古铜雀斑的母亲用卑微的眼神看了看她，马上瓮声瓮气地讨好孩子，又从桌上拿了一块饼干往孩子嘴里塞。孩子的哭腔稍显平息，但刚咬下一口又哭喊起来，将吃下的饼干全部呕了出来。母亲卑怯地擦去了类似于大便的呕吐物，不知所措地朝人群张望自己的丈夫。少妇忍无可忍，终于怒吼道：“你他妈的会不会照料孩子？那么脏，哭得这么难听！” 
　　母亲没有拿出更有效的方式哄劝孩子，就掀开衬衫露出干瘪的乳房。孩子的哭声终于被贪婪的吸吮代替，少妇怒意未消，鄙夷地骂了句：“牙齿都那么长了，还喂奶！切！” 
　　车出重庆过纂江，入赶水时已夜深人静。广播播完最后一次音，一路吆喝过来四五个乘警，逐一查票。前排有个老工人牢骚道：“成都查一趟，内江查一趟，赶水再查一趟，到宁波是不是要查七八次？我坐这趟车也有二十多年了，从没查过这么勤！我说你们烦不烦？” 
　　胖个子乘警喝道：“啰唆什么？上面有规定！查票，查票，你快一点！” 
　　老者递过票，嘟哝道：“什么破规定？”但马上他又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压低了声音问：“是不是上面要抓什么人？” 
　　瘦高个乘警抬眼瞟了瞟车票，移向下一名旅客，叹道：“嗨，还不是重庆出的那事。一个多月了，据说惊动了公安部！” 
　　老工人立即抱以巨大的兴趣，他问：“就是重庆那个大学生？那个……” 
　　胖个子警察咳了一声，说：“知道就行了，别瞎嚷嚷！准备好身份证吧，明早到贵阳还要检查……你别嫌烦，出了贵阳就没屁事了！” 
　　身份证？！我和杨帆心惊肉跳。 
　　大约是夜深了，瘦高子乘警只瞟了一眼我手中的两张票。那个母亲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胖个子乘警谨慎地看了看。旁边的少妇问：“同志，还有卧铺票没？”瘦高个乘警答道：“没有了。”一行人又风风火火地向前检去，在下一节车厢查到一个没票者，闹闹嚷嚷地让他双倍补了票。对面那个母亲抱着孩子的手，抖了抖。 
　　却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又来了两个安全检查的乘警，从附近一青年包里搜出了三十多个打火机。那青年也是百口莫辩，尴尬地低下了头。一个乘警大声向大家求助道：“谁有报纸？谁有报纸？”对面的女士慷慨地将报纸递了过去，乘警转过身对着她，也对着旁边的杨帆和我，友好地笑了一笑。 
　　我和杨帆惊恐对视，不知所措。 
　　查票的其乐融融，安检的戏剧过程令车厢内的氛围活跃起来。老者还对明早查身份证的事耿耿于怀，他不无感叹地说：“好多年都没这样检查过了！”见有两三个人颔首称是，他又分析道：“都是那个杀人犯害的，现在的大学生啊……” 
　　女士接口道：“可不是嘛！上星期我坐车去上饶，贵阳停车时上来了一大拨乘警，手里拿着张照片逐一对照。我瞟了一眼那女孩，长得挺漂亮，穿的还是跳舞的衣服……唉，现在大学生的素质啊，那德性！” 
　　老头说：“那是，听说死掉的女人脸都被砍烂了，那男的更惨，从楼上摔下去脚都断了，吓人得很啊……你说他们还是男女朋友，凶手怎么能那么歹毒？” 
　　女士总结道：“我看她是有鱼一样的外表，蝎子一般的心肠！” 
　　火车在黑夜中穿行，交谈声渐次低沉下去，只剩下斗地主者鹤立鸡群的吵闹声，慢慢的也有了几处鼾声。少妇伏在杂志上睡着了，那个母亲抱着婴儿愣愣地望着前面，等了很久民工才回到她旁边，夫妻间露出了一丝侥幸的笑容。杨帆隔着玻璃看夜景，我能感受到她身体的剧烈颤抖，甚至我觉得，她行将走向精神的崩溃。有的时候，舆论往往比现实更能伤人于无形。对流言飞语的歪曲编造我也挺难过，但我们即将面对的，恐怕是生命的危险。 
　　我们将在贵阳束手就擒！

　　第七章 遵义 腻腻的乳房 
　　我被折腾得不行，说：“还是你跳给我看吧，你在床上跳，我在旮旯儿看。”杨帆想想也是，就纯情地问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要看什么舞？”我分别装出老头、小孩、男子、妇女的声音喊道：“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 
　　车在桐梓停了片刻，下一站抵达遵义，然后就是恼火的贵阳。时间大约凌晨两点，那个母亲已经伏在婴儿身上睡熟了，对面少妇光洁优雅的头发也在辗转中蓬乱不堪。虽然老者安慰过大家：“身份证没带？小事，就是麻烦了一点，只要你没犯法，屁事没有！”但我还是装作若无其事地摸出钢笔，在手心写下“遵义下车”，再拍了拍泪眼婆娑的杨帆…… 
　　将到遵义时，对面的孩子又响起了嘹亮的哭声，这哭声如鬼叫般尖锐凄厉，啃噬着旅人们熟睡的神经。旁边的少妇不久就从脆弱的睡眠中醒来，但见她狠狠地搡了一把伏在孩子身上的母亲，单调地咒骂道：“醒来了！醒来了……”但那母亲只是用呆滞的双眼看她，没有任何语言，甚至连反抗的意思也没有。这种不屑一顾的神情彻底将少妇激怒了，她忍无可忍地伸出如葱似藕的戴着钻戒的右手，掴向了那个哭喊着的孩子。 
　　那迷惘的母亲愣了愣，却将疲惫的眼神投向人群，似乎想要寻找自己的丈夫。挨了耳光的婴儿哭得如惊天雷一般，几乎把整个车厢里的人都吵醒了。醒来的人们不仅没有指责那位面如白纸的少妇，反而嘟哝着叫骂道：“这是谁带的孩子，还让不让人睡？”“你他妈怎么当母亲的？”“打的该，要我是女同志我也抽了！”那个车厢连接处探出了憔悴民工的头，竟然只抱怨地瞪了妻子一眼，又缩进了人群。 
　　闹嚷了半天，醒来的瘦高个乘警出来维护秩序，这母亲才迟钝地将乳头塞住了孩子的哭闹。少妇不依：“你叫她滚！”瘦高个乘警有些恼了：“我说你怎么得理不饶人？谁管得了孩子啊！”女士噎了噎，说：“我不要和她坐在一起！”乘警为难地转过身，然后看了看杨帆，温和地说道：“小兄弟，能不能和这大姐换一换？”我面如土色，赶忙抢着回答道：“我这朋友病了，还是我和这位阿姨换吧。”瘦高个警察也许是困了，烦了，他表扬了我两句，又提醒了一下那个母亲，就走了。 
　　警察走后我憋得慌，但总算没去上厕所——我答应过杨帆，我将永远不再离开她。至于杨帆是否内急，我不得而知。 
　　车到遵义是凌晨三点十分，我与杨帆艰难而小心地挤到车门，我们闻到遵义夜空中清新的气息。大约在站台上犹豫了两分钟，我们终于鼓起勇气朝出站口走去，那位检票的同志看我们是男生，瞟了一眼票就放行了。她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多向铁道部多贡献了三百多块钱。我们也不知道，在陌生的遵义城，只有二十三块钱的我们能够存活多久。 
　　之后我们到候车室找了两排空座，杨帆躺在我腿上，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我也顾不得欣赏她的美丽、嗅闻她的芬芳，这些天来的奔波让我的骨头都散架了，我伏在杨帆的胸脯上，没有任何邪念地睡去。空旷的候车厅安静无比，偶尔有旅人从狭小的凳子上摔下来，只咳了两声便又沉沉睡去。直到天将放亮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生了争吵，之后似乎又动起了手。门口的两个工作人员朝那边赶去，我们也从半迷糊的睡眠中醒来，飞快地跑出了候车室。 
　　然后我们坐第1路公交车抵达终点站高桥，安身于滨江绿化带的石凳上。早上，我们各吃了两根香蕉，喝了一袋牛奶。杨帆右脸颊上的烟灰已经脱落大半，与其这么不伦不类地进女厕所引起别人的怀疑，不如光明正大地换回女儿身。于是杨帆在一个免费厕所里洗却墨黑，露出了憔悴的美态。她现在换上的是蔡小田给她买的粉红罩衫及帆布褶皱裙，看上去很美。 
　　遵义城整体是闲适的，有着新兴城市的繁华地段，也有历史名城的旧俗民居，当然最出名的还是翠绿青葱的山峦。但我们没时间去细细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街道上仍然贴着杨帆的通缉令。通缉令上的舞蹈女神满面红光，头上扎了两个小羊角辫；而杨帆现在的头发已经乌髻高卷，上面不知沉淀了多少奔波中的尘埃。她的脸虽然还那么精致美丽，但已经多了一丝憔悴苍白的病态。 
　　顺着人迹寥寥的河道往下走，我们慢慢来到滨河公园区。太阳升起来，天空一片蔚蓝，有几位老爷爷在树阴下打长牌、下象棋，怡然自得。在枝繁叶茂的榕树下，阳光的影子生动地随风轻舞，庸凡的世界仿佛立马有了颜色与温度。 
　　起初我们想到附近的学校避难。但当我们驻足于一所高校公告栏的《警世告诫篇》时才发现，这里已将杨帆杀人案当做反面教材进行了大肆宣传，杨帆的照片亦不例外地彩打在上面。一群学生谈笑着走来，我们快速地往回走，走了很远很远，仍然心有余悸。 
　　办法是黄昏时才想出来的——卖手机。我的手机是诺基亚3100，用了两年，已经锈迹斑斑。那个路摊者来回翻看了几遍，说：“顶多一百块钱！”我彻底泄气了，心想一百就一百吧，我现在真想到旅馆好好地睡一觉，再坐车离重庆更远些。其他的，我什么都来不及多想。但那人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手机后盖后问：“你这手机修过？”我点点头。去年与夏雨打羽毛球时手机哗啦一下掉出来差点没摔得粉碎，但高价修理后一年多来没出过问题。路摊者为难地摇了摇头，狡黠地说：“这样的手机我可不敢要！”见我无可奈何地准备拿回手机，他又假装漫不经心地抛出橄榄枝：“最多给你五十块钱！”我屈服了，但杨帆没有。她抢回手机，拉着我离开。 
　　杨帆与我商量说，要论持久战，这部手机姑且当做我们精神沙漠里的一瓶雪碧吧，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要动它。 
　　疲惫地游逛了一个下午，我们在黄昏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凤凰山。山上埋葬着无数英烈的精魂，拾阶而上，我们与许多散步归来的老者相遇。在烈士墓前我们无地自容，便折向了右侧的小径。走了二十多分钟，天色开始暗下来，我们就索性停在路上的一个亭子中。

　　杨帆还在为流言飞语闷闷不乐，她一再认真地问我：“小峰，我真的是个坏女人吗？”我说当然不是，之后随便讲了几个笑语逗乐了她，再吃了一些东西。夜已经浓稠得化不开了。这时倚亭展望，但见一座繁华城市的霓虹分外妖娆。望着天空那一轮新月，我们开始对二十三块钱进行详细的规划，不知为何我突然想到女性一个月必有的那几天，便问杨帆：“你的那个来了吗？要不要我去买那个？” 
　　杨帆羞涩地说：“还没有。” 
　　我们吃了两个苹果，干嚼了两包方便面，准备从明天开始：拾荒。 
　　在亭子里度过了在遵义的第一个夜晚。植物的水分将干燥的皮肤滋润得湿漉漉的，头发上的污垢让我们的大脑处于恼人的灼热之中。半夜里杨帆从我怀中醒来，将我摇醒后感叹道：“小峰，这可是我第一次超过四天没有洗头，痒死啦！”她这么一说，我也感到头皮上有虱子在嬉戏，突然滋生出一种伸手挠痒的冲动。但我实在没辙，便伸手灭掉了杨帆腿上的蚊子，向她保证道：“快睡吧，等明天拾荒挣了钱，咱们就去洗澡！” 
　　第二日清晨我们就开始了行动。行走在公园中，由于我提了一只大箱子，行人顿足观望，惊讶万千。他们看着我那不修边幅的脸，小声嘀咕：“疯子？艺术家？”再看到美丽杨帆肮脏的脸时就更加迷惑了。当看到我们把手伸进垃圾筒时，他们几乎惊讶得叫出声来。——这样的拾荒也太过张扬，人潮渐涌的时候，我们已经退回到凉亭休息。 
　　有山必有泉，早上的转悠让我们发现：随栈道往西的两峰之间，有一眼小泉。泉水的源头已经枯竭，但是被冲积出来的土坑里，大约还留下一个十米见方的水池，因未遭污染，虽浅却仍显清澈。我们在凉亭一直歇到了天黑，觉也睡足了，饭也吃饱了，再将箱子藏到大树后面，这才摸黑启程。一路下只收获了十来个矿泉水瓶，但我们仍然从中看到了希望。 
　　之后我们来到那片水池。月光透过树倒映在在水池中，冰凉的水汽笼罩着恐怖的雾霭。我们壮着胆携手来到水边，先掬了两口喝下，然后便张罗着让杨帆洗头。我用矿泉水瓶舀出几瓶水，淋向她粘腻的发际，杨帆发出咝咝的冷颤声，同时又感到快慰的冲刷感。用了整整五十瓶水，杨帆的头发才稍见柔顺。然后她依葫芦画瓢，又用二十瓶水洗却我头皮的麻木。洗好头的我灵感四溢，便建议道：“我们洗澡吧！” 
　　杨帆点头应允，但见她褪下衣服，美丽的胴体在黑夜中如一朵娇艳盛开的玫瑰。我将一瓶凉水倒下，“啊……啊……啊……”杨帆尖叫着蹭进了我的怀里。 
　　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冲动呢？！杨帆赤裸着身体水淋淋地扑进我的怀里，还不依不饶地娇声道：“你快脱衣服！”我被她色情的语调迷惑了，三下五除二脱得干干净净。 
　　在荒山野地，我与杨帆发生了第三次交融。这一次我们以泥土为床，苍天为盖，水池为乐，良久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果起初我们是被彼此赤裸的身体勾搭得心猿意马的话，那么后面，我们则是慢条斯理的，用两具欲望之外的裸体，相见于我们的人生，相融于我们的苦难，相触于我们的逃亡，相拥于我们的灵魂。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身体的温度超过了外界所有的寒冷，我们已经在水池旁，私定终生。 
　　我们用双手，将对方身体的每一处污垢擦拭得干干净净；我们用嘴唇，将对方灵魂的每一段污浊亲吻得晶莹剔透。 
　　神清气爽之后，我们又翻寻了几个垃圾箱，收获不多，总共也就二十来个瓶子。饶是如此，第二日清晨，我们还是在废品收购站拿到了在遵义的第一桶金：三块五毛钱。我们买了两个热气腾腾的包子，那包子实在是香极了——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我们至少不会饿死在遵义了。但包子中的那点肉刚一吃完，我们又看到了生活必须面对的惨白：拾瓶子最多也就能凑够饭钱，哪怕我们再节约一些，一天存两块钱，等攒够到浙江的车费，估计也要一年半载。在亭子里过夜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夏天有蚊虫，杨帆就被蚊子缠上了，这些母蚊子对杨帆的天生丽质嫉妒得很，对我倒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冬天更不必说了，绝对能把我们给冷死。 
　　流浪在这儿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必须另择他路。 
　　但在想到更好的方式之前，我们还得继续拾瓶子。这一天，我们打扮成小两口，手挽着手在小区街道转悠。没有人敢来仔细辨认杨帆，她此时的气色、打扮与通缉令上的照片已经判若两人。再说牛高马大的我还在旁边呢，谁会冒昧地当着一个大男人的面，去细细打量一个女孩子的模样？我们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垃圾筒，斜眼朝里望望，心中记下其间宝贝的多少。如果发现地上有一个瓶子，我就假装用新新人类的不羁，踢它，踢它，将它踢进我们所能找到的花枝间。此外，我们还在滨河公园旁瞅到一块挺粗的赤铁，它将杨帆的心都快勾出来了。那地方人挺多，众目睽睽之下我和杨帆突然拥抱，畸形地用脚拂啊拂，把铁块拂到大树后。在别人还以为我们会在大树后做出更激烈行为的时候，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铁拾起，欣喜若狂地装进荷包——它至少值两块钱，二十个瓶子呢！

　　然而就在杨帆为这块废铁抿着嘴偷笑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劫难已经来到我们面前。 
　　用特务般的身份搜寻了一上午的垃圾，我们回到了亭子，准备睡上一个下午，晚上好带回那些战利品。杨帆到附近的树林“小解”去了，我饥肠辘辘地转到大树后面拿食物。 
　　然而，箱子不见了！ 
　　我的喜悦僵硬在脸上，整个人如遭猛烈一击，脑中顿时一片空白。杨帆急得都快哭了，她后悔莫及地向我数落道：“里面还有两包瓜子、三个面包、半袋方便面、两个苹果，还有二十四个空瓶子啊！”不久，她就意识到丢失的远不止那些食物，我们所有的衣服、笔记本、二十块钱、银行卡以及我箱底的那些琐碎之物全都不翼而飞！这其中还包括夏雨曾经送我的ZIPO打火机和高级剃须刀，当时贵得用掉了她两个月的零花钱。我一直将它们放在箱底，放在我外出流浪的心灵深处，哪怕在最缺钱的时候，都没有动过它们的主意。但现在，除了两条性命、一张身份证、三块两毛钱及一部破手机，我们恐怕一无所有了。 
　　我们的逃亡遇到了空前的困境。没有了箱中东西的支撑，我一点底气也没有！还来不及抱怨或忧伤，我们就迅速地离开了那座亭子——这个偷盗者或许是其他的拾荒乞丐，但也可能是人民警察的正义追捕。 
　　在偏僻的商店买了两个馒头，干咽过后，烈日的灼热让我们的嗓子都生了烟。于是我们不得不走到河边，拣了处稍显清澈的河水喝下去。在无比绝望中终于熬到了晚上，我们重新振作精神，沿着白天的行程一路拾荒。 
　　这个城市的拾荒者似乎很少，我们除了拾起白天已经盯好的垃圾，一路下来还有不少新的发现。每到一个垃圾筒，杨帆总是抢先探下手去，像往抽奖箱中摸奖券一般。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神秘而滑稽地望着我，用手去感受垃圾筒中可能会有的财富，我能轻易地从她眼神里的兴奋或者沮丧，判断出垃圾筒的肥沃或者贫瘠。有时杨帆双眼放光，她快乐的声音在夜色下仿若天籁：“两个瓶子！”甚至有一次，她蹲着木然不动，兴高采烈地回过头说：“小峰，你猜！”在我“破铜？烂铁？塑料？薄膜？凉鞋？瓶子”等的一大串猜测后，杨帆乐悠悠地从里面拿出一本崭新的《读者》。 
　　这本书让我们动力十足，笑逐颜开——我们已经多久没有读过书了啊！只见杨帆倚在垃圾筒上，用纸将小手擦了又擦，这才将书摊开，像捧读《圣经》一样读起了书。橘黄色的路灯沐浴着杨帆满脸的虔诚，我妒火中烧地坐在一旁，牢骚满腹。良久，杨帆才恋恋不舍地走出陶醉，欢呼雀跃地朝下一个垃圾筒跑去…… 
　　这晚上我们几乎将遵义城逛遍，来来回回地走过一些“富饶”的垃圾筒，总觉得再走一次，里面又会如肥沃的土地一般，长出我们无法预知的希望。在这么一个晚上，不夜城是属于我们的，遵义城的所有垃圾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感到幸福的酸楚。夜晚的护城河倒映了五彩缤纷的霓虹，桥上的彩灯将河水映照得格外妖娆健美，汽车游弋而过，荡起清晨五点的凉风。我们在河边洗手洗脚洗了头发，再坐回到僻静的巷道，等待着收购站开门。 
　　废品收购站的阿姨为我们的年轻大为感动，故而给我们多结了三毛钱。因此，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我们辛苦的翻寻，翻找出了这城市二十一块钱的额外价值！ 
　　买了四个馒头，早上十点，我们来到一个最荒僻、最便宜的旅馆：一个房间十元，洗两个澡另加三元，借用万能充电器再加五毛。在那个简陋至极的两米见方的厕所，我和杨帆分别洗了一个久违的热水澡，这令疲惫不堪的我们，仿佛又遇到了生活最完美的馈赠。 
　　再来说说我们的房间，大概也就四五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凳。电灯开关是裸露出来的，黑色胶皮大致地包好了黄色的铜丝；插座镶在开关上，一点也不牢靠。窗户对面是同等小旅馆中晾晒的破旧衣服，看来这次的确选对了地方。我与杨帆就那样和衣而睡，躺在这如坟墓般窒息而狭小的空间里，睡过了白天。这一觉睡得尤其香甜，甜得超过我们此前经历过的任何荣华富贵。 
　　黄昏时我们双双醒来。本来年少轻狂的我们准备做点什么，但看到棉被上的黄斑茶垢，我们马上就扼杀了这样的邪念。我们站在床上搂抱了一会儿，杨帆就教我跳起了交际舞。不过在小小的单人床上，这个交际舞跳得更像是变了态的贴面舞。我被折腾得不行，说：“还是你跳给我看吧，你在床上跳，我在旮旯儿看。”杨帆想想也是，就纯情地问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要看什么舞？”我分别装出老头、小孩、男子、妇女的声音喊道：“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
　　杨帆气得“脱”给我一个肮脏的枕头。 
　　笑过之后，她跳了一支现代舞。之所以说这舞现代，不是她脱了什么，露了什么，而是那屁股扭得真是太艺术了，那胯那腰那腿那手那眼神，其形其速其态简直动感得惊世骇俗。杨帆跳着跳着竟然流出泪来，我也不禁为她这舞蹈坯子沦落到在这么不伦不类的舞台而黯然神伤。 
　　杨帆问：“小峰，你说我还能跳舞吗？” 
　　“怎么不能？只要我们活下去，就绝对会有机会。这种案子至多查几年就冷了，到时你就能在浙江跳舞啦！”我以为自己这样的安慰能起作用，没想到杨帆却大哭起来，她楚楚可怜地告诉我：“小峰，我们跳舞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与青春赛跑，到那个时候，哪怕我能活下来，人也老了，脸也丑了，腰也粗了，腿也短了，骨头架子也都散了……” 
　　杨帆就是杨帆，哭了一会儿她又破涕而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小峰陪我，我还是赚啦，再说我还可以读书嘛！”说着又翻开那本《读者》逐字逐句地阅读，每读完一个小故事，她总会抬起小脸，含情脉脉地对我叹道： 
　　“写得真好。” 
　　在昏黄破旧的旅馆中，在杨帆崇拜向往的赞叹下，我那沉寂已久的文学梦想幡然醒悟。我突然信誓旦旦地告诉杨帆：“我要成为一个作家！” 
　　杨帆也不甘示弱道：“我也要成为一个作家。” 
　　“不行！”我反对。 
　　杨帆吓了一跳，她委屈地问：“小峰，怎么啦？” 
　　“你要成为一个作家夫人！”我笑着说，顿了顿又说道：“不过你要成为一个作家，我成为作家老公也是可以的。” 
　　杨帆嘿嘿地笑，她说：“那我们成为夫妻作家吧，说不定以后市场上就火这个。” 
　　我也色情地笑道：“那我们还是写黄色小说吧，一边写一边做！”我本以为杨帆会哈哈大笑，没想到她却正色道：“小峰，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霎时间，我的心曲拨动起往事中的一块硬石，我想起两年前赵一平与她的“先斩后奏”，不禁淡淡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不想说了。 
　　手机充好了电，我收到了蔡小田的两条信息。第一条是首七言绝句，洋洋洒洒地表达出对我们的愧疚，似乎用诗化的语言就能把他的罪恶洗涮干净。第二条是我们与他分开两天后发出的，他似乎经历了什么事，短信上说：“我们两清了。”此外，我还收到一条大哥的短信，他以兄长的身份询问我现在的情况，并指出了生活的难处，想让兄弟我挣钱后先支援他一把。另外一条是陈菁的，她暧昧地问我在广州工作怎么样，又告诉我赵大爷已经康复，人还继续留在重庆。最后一条是陌生的号码，没有说自己是谁，只是简单地问了句：“小峰你还好吗？” 
　　杨帆在那儿继续品咂《读者》中的笑话，我到楼下电话超市拨打了这个陌生的号码。果然是夏雨！夏雨开口就问：“你见过我表哥没有？他被歹徒伤了大半边脸，又没有报警，哎，好像伤口感染，左边的脸都给毁了！”我有些愧疚，这种愧疚有一大部分源于对夏雨的欺骗。只听她又问：“你现在在哪儿？区号好特别呀，在哪儿工作呢？”我还没来得及一一回答，她又问了我的身体，问了我的父母，问了许多我们之间说不清道不完的小秘密。电话显示屏上的时间不断地滴答，我终于鼓起勇气打断了夏雨，问：“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夏雨愣了愣，又马上坚定地说：“行呀！” 
　　“可能暂时还不了？”我实话实说。 
　　“没问题，要多少？”她干脆地问。 
　　“四百！” 
　　白天睡足了觉，晚上精神就特别好。打闹游嬉了一会儿，杨帆仰望天花板，突然说道：“我恨我爸爸！” 
　　杨帆的父亲一直是我们之间讳莫如深的话题。我曾经给她讲过一系列与父亲之间的幽默事，杨帆听了笑得肚子疼。扬扬自得的我就不合时宜地问了句：“你爸爸呢？” 
　　“死了。”杨帆突然冷冰冰地回答。“在我心中，他早就死了！”我不知死活地问了句：“为什么呢？”杨帆面如土色，眼睛里却是熊熊烈火，她向我毫不留情地警告道：“你要再提他一个字，我永远都不理你！” 
　　但今晚杨帆却莫名其妙地说出了这两个字。我不敢接口，只能任之发挥，杨帆大约是这么给我叙述的： 
　　“我没有爸爸，那个我本该叫爸爸的男人我只见过两次。一次大约是为了离婚，他从广州回到长沙，当晚就举起花瓶向妈妈砸去。当时我年纪还很小，小得只模糊地记得那男人的气急败坏与妈妈的声嘶力竭。第二次是我八岁时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来给我送终。那次我因为咳嗽而引发高烧，全身像沸水蒸腾般难受，把暗黄的胆液都咳出来了。就在医生也束手无策之际，那个男人来了，他给我买了许多零食，还装作很忧伤的样子过来摸我的头。就在我被感动得快要寿终正寝的时候，我看到他身后那个妖艳女人猩红的嘴唇，以及身旁憔悴母亲深陷的眼眶，我马上告诉自己不能死——为了报答与报复，我不能死。结果我就真的没死，没想到恨能够让人死而复生。

　　“听舅舅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她是县上有名的舞蹈演员，嫁到省城后仍然有很多人追她。那个男人在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到广州闯荡，一年后回来突然要离婚，妈妈不离他就死缠烂打，到后来甚至拳打脚踢。直到我三岁的时候，妈妈终于答应了离婚。那时的她还很漂亮，有不少人要介绍对象给她，但都被她拒绝了。再后来舅舅也给她介绍过很富裕又没有儿女的男人，但她还是不同意，妈妈只是抱着我哭。 
　　“我妈也是女人啊，为了一个狼心狗肺的男人守了二十年活寡，她一生的青春全被这个负心的男人给糟蹋了。有时我真想把那个男人杀了，把他泡在福尔马林里让他永远跪在妈妈面前。但是妈妈却反对，她总是拿着那男人寄来的钱对我说：‘他也有他的难处！’——妈妈简直就是太痴情，太懦弱了！ 
　　“我恨那个人，但有时又忍不住想他。那次生病时他那复杂的眼神让我心中特别感动，那是一种来自于血液本身的，一种对父性慈爱的需求……特别是在这件事之后，我突然很想见见他，那种既想捅他一刀，又想被他抱在怀里哭的感觉！” 
　　杨帆扑进我的怀里，委屈的眼泪簌簌而下，我只有抚摸着她的长发，轻轻安慰道：“或许，他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杨帆平静下来后，我曾几度劝她到广州找找父亲——因为警方只监控了她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杨帆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但杨帆却肯定地否定道：“我死也不去求他！”她坚决而颤抖的语调，让我为她心中的矛盾悲剧而深感怜悯。 
　　第二天早晨，我们咽下两个干馒头，喝了两瓶自来水，到招商银行办了张银行卡。随后我把卡号发给夏雨，十分钟后就在自动取款机上收到了四百块钱！杨帆怪怪地问：“给谁借的啊？” 
　　“朋友，好朋友！” 
　　不料杨帆却醋意万千地问：“好朋友，好到哪种程度啊？” 
　　“也就牵牵手！” 
　　“就没有接过吻？”她紧追不舍。 
　　“吻了。”我面红耳赤地摊摊手。 
　　“喔！”杨帆大叫了一声，大彻大悟地总结道：“是夏雨吧！” 
　　我们在附近吃了两碗羊肉酸辣粉，吃得畅快淋漓，辣得不亦乐乎！随后，在地摊上买了墨镜、太阳帽，再买了一袋食品、两张报纸，便速速地登上前往贵阳的汽车。 
　　一路上风平浪静，没有人来搭理用报掩面的我们，也没有警察留意成千上万汽车中这么普通的一辆。到贵阳后我们直接出了车站，马上换乘了前往凯里的客车。车出奇顺利地驶出了贵阳，一路风光无限，苗族的淳朴民风应接不暇。至凯里，我们买了两张最便宜的至杭州的火车票，还吃了两碗风味独特的牛肉酸辣粉。 
　　晚上十二点，混在几个苗族同胞间，我们顺利地上了火车。真可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趟列车上人烟稀少，空座很多，后面好几个车厢就那么稀稀拉拉地坐着十来个人。我和杨帆毫不费力地找到两排空座，一切悄然无声。 
　　起初每顿饭还有餐车叫卖着驶来，后来餐车也不来了，只有个厨师来回走一趟，说：“要吃饭的到十一号车厢！”但根本没人理他，坐在这后面车厢的稀疏人群，要么带足了食物，要么热得什么都不想吃。乘警倒是来查了一次票，匆匆地没有查出什么弊端，走到十二号车厢就折回去了。这样的环境令我们的旅途非常愉快、安全，硬座的车费几乎享受了包间的特权。 
　　车经镇远、过湘潭、入上饶，又北上至金华西。为了避免在杭州遇到突检，我们在诸暨提前下车，并轻而易举地出了车站。天已大亮。我打电话问刘义梅城的具体所在，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们只有五十块钱了。刘义在那边琢磨片刻，道：“乘车到绍兴吧，我在那儿的汽车站等你们！”我问：“你来？你不工作吗？” 
　　刘义哈哈大笑道：“哥们儿，我想耍好久就耍好久！” 
　　依计行事，辗转两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绍兴汽车站。 
　　刘义正叼着一根雪白的过滤嘴香烟，坐在护栏上痞性十足地张望。他的身体已经发福，但一瞅见我们，还是像箭一般冲了过来。 
　　刘义先问：“这就是嫂子？” 
　　“对！”我自豪地回答，并且随口为杨帆改名道：“她叫吴双，安徽人。”杨帆抬起头尴尬地对他笑了笑。 
　　刘义四处瞅了瞅，又问：“行李呢？” 
　　“被偷了。”我轻描淡写地说。言罢，两兄弟便搭着肩膀说了许多暖意的脏话，杨帆皱了皱眉头，但仍然举了两张报纸跟着我们走。在车站外面，我们见到一辆八成新的农用机车，一个黝黑矮粗，长相猥琐的年轻人热情地喊道：“义哥，来啦！”刘义点点头，向我介绍说：“这是陈四，×城老乡！”我与陈四打了个招呼，感到了乡音间的亲热。但刘义却对陈四爱理不理，他明确地告诉我：“你不用理他！”

　我与杨帆钻进机车，陈四的车技不错。似乎为了讨好刘义，陈四将车放到最大码。迎面扑来的风吹得我们心旷神怡，杨帆的发丝在风中轻舞飞扬，不久车就发出了咕咕咕的轰鸣，刘义骂道：“你龟儿好生点开！”陈四马上点头哈腰，车速缓了，我们在宽阔的道路上，如驶向海边的帆船。不久车至梅城，又折向梅镇，再入梅村，人烟稀少，肥沃良田，我们闻到了杂草疯长的芬芳。 
　　刘义所在的“繁华区”是梅城某高速路边的一个村落，但其规模不亚于川中小镇的繁华。高速路旁罗列了一些厂房，厂房背后是一望无垠的良田及星星点点的房舍。路旁有一条乡道，乡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三层小洋房，其豪华不亚于山间别墅。另外有些洋房后院有两排木屋，外来打工者就居住其中，奢侈的刘义也不例外。 
　　当晚，刘义为我们接风洗尘。桌上都是些名贵的海参荤食，我和杨帆也不客气，狼吞虎咽的样子把刘义吓了一跳。他问：“你们在火车上没吃东西？”我和杨帆都只是嘿嘿地笑。刘义又叹了句：“嫂子真漂亮，比我那些婆娘漂亮十倍！”饭后我们又去了收费浴室洗澡。浴后，我换上了刘义的衣裤，“吴双”穿的是另一个四川老乡的衬衣。然后她便被带到隔壁老乡处借宿，我和刘义则在屋中促膝谈心。 
　　首先聊起的自然是赵一平。刘义对儿时的死仇劲敌深感怜悯，只听他以一种凄凉的口吻叹道：“他怎么就死了？他怎么就死了呢？”我尽量用客观的语调向他解释了，他对“那个女人”大骂了几句“狗日的”，然后突然降低了音调，暧昧兮兮地问我：“你那婆娘身材还可以，床上功夫应该也不错吧？” 
　　这句话我不爱听。 
　　我不愿意将与杨帆唯美的爱情缠绵，与刘义嘴中的性交相提并论；更不愿意把杨帆身体的隐私，通过大大咧咧的刘义公之于众。于是我淡淡地敷衍过去，但刘义却自顾自地说开了去：“邻镇有个文化宫，每个星期都有艳舞表演。你猜怎么？对！里面天天都在跳脱衣舞，有个女人的东西和足球一样大，你没见过吧？哈哈，不光可以看，花五十块钱还可以摸两下，嘿嘿，有了两百块钱就可以……” 
　　这若搁在年少时的乡下，我肯定会为此面红耳赤、心猿意马。但有了杨帆的我，开始拒绝这种低俗的裸露。 
　　与刘义躺在一起，我再也感受不到儿时在河畔子偷看初中女生游泳时的忐忑不安，没有了幻想女学生上厕所蹲下时的面红耳赤。如今的刘义将“日”、“操”、“搞”等词脱口而出，在他滔滔不绝的描绘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巨大隔阂。起初我还打算将杨帆误杀赵一平的事情晓之以理，但恍然之间，我突然对刘义的理解能力发生了莫名其妙的怀疑。这种怀疑令我分外难受起来：我千里奔走的好兄弟，在灵魂上已经与我背道而驰。 

　　第八章 梅城 曾经的“绿帽子” 
　　我一本正经地说：“月经没来怎么会疼？”等话说出口，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便问：“你那个多久没来了？”杨帆面露惊讶，之后变成迷茫，然后成为绝望，到最后她可怜至极地告诉我：“自从那天开始，我一次都没有来过！” 
　　在刘义的帮助与资助下，我与杨帆在另一堆民工棚租下了一个小屋。其构造与刘义的大抵相同：一张小木床、一块矮木板、一张小凳子、一盏小黄灯、一扇百叶窗、一个小插座。泥巴地面，瓦片房顶，中间用木板与另一小间相隔，居住着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妇，依然是老乡。 
　　刘义打发陈四为我们运来了煤气罐，又替我们在小店中买了一套简单的厨具，小木屋算是有了家的味道。中午逛梅镇，刘义慷慨地为我和杨帆添置了两套衣服，又递给我两百块让我们买些必需的生活用品。于是我又买了脸盆、水桶、毛巾、牙刷、香皂。杨帆买了一支钢笔、两个笔记本，最后又在镇西的旧书市花二十块钱淘了十多本小说、杂志方归。 
　　吃罢午饭，刘义带我去参观他工作所在的电缆厂，进入车间的时候，有好几个工人都转过身来对他谄笑。我们又到保卫科坐了一会儿，没想到那位本地科长与刘义也是一副称兄道弟的样子。在他们半四川半浙江的方言交谈中，我得知刘义为我捞得了一份工作。但当刘义说工资只有八百块时，我有些失望。刘义却说：“小峰你先别急，八百先干着再说，时间长了只增不减，我现在就有一千一了。”我有些不相信地问：“刘伯伯不是说你一个月至少能找两千吗？” 
　　刘义笑笑，说：“哪里才两千？老子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四五千！”看着我迷惑不解的样子，刘义笑逐颜开，“但工资只有一千一。”我更为好奇了，问：“那你干的是三份工作？”刘义哈哈大笑，只见他伸手在空中抓了抓，向我解释道：“老子靠的还是这双手！” 
　　“一个月能赢几千块？”我仍然感到不解。刘义笑而不答，带我顺着道路往下走了十分钟，来到了一处新的聚居地。刚进入一家茶馆，一个白面无须的中年男子就大声叫道：“哟，义哥来啦！”刘义呵呵笑问：“今天都有哪些人？”无须男子道：“今天陈四那一拨在加班，张胖子他们到镇上找女人去了，独眼龙说了要来……”刘义高深莫测地点点头，要了两杯上好的龙井茶，叫我坐下陪他。 
　　不一会儿无须男子就摆开了一桌麻将。刘义的牌技果然技高一筹：牌面不用排序，用手辨牌炉火纯青——这都是曾经的我们望尘莫及的。此外，旁观的我不难发现，刘义在若无其事的高谈论阔中进行着高超的作弊。筹码很大，两个小时下来那个独眼龙就输了六百块，脸是绿的；下家的一个输了三百多，脸是白的；对家的那个赢了两百多，脸有些红；而刘义面前堆着一大摞钱，却仍然心平气和，气定神闲。最先“洗白”的是独眼龙，这个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要让刘义“倾家荡产”的赌徒，四个小时后就输掉了一千块。但他意犹未尽，总觉得再有一笔钱就能时来运转，就讨好地对刘义说：“义哥，借点本钱？” 
　　刘义不动声色地甩给独眼龙四百块，继续赌。此后的刘义打得就比较稳了，他以一种明哲保身的姿态让那两个人把独眼龙的钱赢干，以至于独眼龙在输钱之际还对刘义极以巨大的愧疚与感激。等到了牌局结束，独眼龙输得垂头丧气，却仍然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义哥，下个月还不清，我就是你孙子！”刘义只是淡淡地道：“好说，好说，要得，要得。”然后又抽出一百块钱递给独眼龙，说：“饭还是要吃的，你先用着吧。”独眼龙自然感激涕零。 
　　我终于明白，原来是赌债给刘义带来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便饶有兴致地问：“那到底有几个人欠了你的钱？总共有多少？”刘义清点着钞票哈哈大笑道：“应该有六七万了吧！电缆厂有一半的民工都欠我的钱！狗日的陈四欠得最多，八千七百块！”我咋舌不言，突然感到赌博将这些民工们划分成了三流九等。 
　　在刘义的说服下，晚饭后我又随他去了茶馆。无须男子给我介绍了一个小筹码的赌局，但这仍然阻挡不住我输钱的脚步：两块钱一局的斗地主，一晚上我就输了八十多块。这彻底粉碎了我那颗试图效仿刘义走捷径的心——钱，并不是那么好赢的。 
　　不过闲着也是闲着，在刘义的帮助下我还是顺利地进了电缆厂工作。有一拨赤膊上阵的民工对我这个文弱书生不以为然，他们几乎连半句话也不和我说。也有几个知道我是刘义的朋友，他们凑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似乎要结拜我为兄弟——我就知道他们肯定欠刘义不少钱。六月的厂房内有股胶皮的臭味，挥汗如雨的时候，我常常怀念在教室里看小说，在网吧里聊QQ，在寝室里打游戏，在校园中漫步、亲嘴的日子。 
　　杨帆整天待在家里，将那十本小说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从入住小屋的第一天起，她就有了写日记的习惯。这日记描述得比乳房还隐私，藏匿得比屁股还金贵。有一天我突然很想知道杨帆到底在上面龙飞凤舞了些什么，就趁她炒菜之际翻出来看了。谁知还没看到三行字，杨帆就提着锅铲向我奔来。只见刀光剑影一瞬间，小姑娘就把日记抢了过去，而且还不忘向我连放“三炮”：“流氓！小偷！强盗！”我被她挥舞的锅铲吓得心惊胆战，忙可怜求饶道：“你老人家可不要滥杀无辜。”杨帆看看手中的锅铲也笑了，她说：“小峰是个小坏蛋，你还给不给我留块遮羞布呀？” 
　　经过漫长的“谈判”，杨帆决定将日记分为《女人日记》与《女生日记》。前者可以在征得杨小姐同意后观看，后者则是绝对禁区，像女浴室女厕所一样，男士绝对不得入内。“违者，”杨小姐生动地举起不锈钢锅铲，“我铲掉你的乳头！”——这可的确要人命，比割除我的生殖器还残忍，我是断然不敢想象将自己米粒大的东西放进锅中蒸炸煮煎烧的。 
　　于是在我的纵容下，杨帆的日记写得越来越变态。有时半夜睡得好好的，她就突然跳起来写上两句，而且一般都是写在《女生日记》上。我从梦中醒来瞧她时，她还眨巴着眼睛和我周旋。 
　　当时恰逢禽流感肆虐，市场上的鸡鸭价格低得吓人，我们懂科学就不怕。买上一只七八斤重的公鸡才二十块钱，宰杀洗涤干净，加入花生米、枸杞、党参等补药，再炖上三四小时。肉炖得脱离了骨头，就是有病毒都被煮死了，而汤则变得格外浓稠鲜美。于是在这全世界惶惶不可终日的禽流感下，我的体重硬是增加了十多斤；杨帆的脸虽然还是清癯的，但腰却开始粗壮起来，以至于我以后再买鸡鸭之类的回来，她的嘴都给气歪啦！ 
　　坚持了两个星期的素食主义后，我的体重倒是降下来了，但杨帆的腰却日渐粗壮。当时我也没在意，想她天天待在十平方米的小屋中，除了看书、写日记、跳舞、煮饭就是睡觉，整日坐着躺着，身上的肉能不往腰上沉淀吗？那个时候我们初谙人事，屋里除了书又没什么消遣工具，做爱就做得异常频繁猛烈。而脑子中有关赵一平与蔡小田的音容笑貌，似乎早就被我们忘得一干二净。 
　　浙江的天亮得比重庆早。早上六点二十分，白昼穿过窗户唤醒了我的双眼，这时杨帆还睡得如小猫一般恬静，我就会忍不住亲她。想想一个男人拥有如此尤物，吃再大的苦都是值得的。有时候这接吻接过了头，一旦弄醒了杨帆，我们又得做些更激进的事，以至于连早饭都没得吃。六点三十分，我匆匆地吃下昨晚的剩菜剩饭，六点五十出发，十分钟后到达工厂，刷卡上班。中午十一点三十下班，途经市场买些蔬菜后便火急火燎地往家里赶。杨帆的晨练已经结束，这时的她正看着一本过期杂志，抿着嘴笑，还时不时往笔记本上严肃地记下些什么。 
　　杨帆亲昵地叫我“老公”，放下蔬菜，她还得帮我揉揉肩、捶捶腿、挠挠肚腩以安慰我整个上午的忙碌与辛苦。接着杨帆煮饭烧菜，十二点吃过午饭，我还得忍着打架的眼皮看她表演二十分钟的舞蹈。不过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花样，而且舞蹈本身甚美，所以也不觉枯燥。之后我们小两口再看一会儿小说，谈谈书中人物的命运，聊聊我在菜市工厂中的见闻感受，午睡时间就到了。然后一点四十分起床，两点开始上班。下午五点三十下班，五点四十分回到家，杨帆已经开始煮饭炒菜。六点半吃好饭再欣赏她半小时的舞蹈，七点钟准时外出看夕阳。 
　　顺着高速公路往下走，风景宜人，放目四周，田野上镶嵌了许多笔直的道路，一横一竖的布局美不胜收。在这儿奔跑是一件惬意非凡的事，但您一定得小心狗。这里的狗与重庆的狗不同，它想咬你的时候吱都不吱一声，只是闷头咧嘴向你冲。而重庆的狗呢，多少还有些狗道，它们会站在三四米远处向你张牙舞爪地狂吠，叫了半天都不敢真心实意地扑上来咬。 
　　我们慢慢地散步，我给杨帆瞎编乱造些故事。她还真信了，不断地问我：“后来呢？再后来呢？再再后来呢？最后呢？再最后呢？再再最后呢？”然后不无失望地问：“小峰，怎么就没有了？”仿佛在她的字典里，任何一个故事都会绵绵不绝地延伸下去，永远都不会结束。 
　　之后再转悠到梅村公园。先在转轮上扭扭腰，又在平衡木上滑稽地走走，最后来到秋千架的时候，八点钟的公园已经黑糊糊一片了。只见远处高速路旁的街灯，如蜿蜒向天际的星星。夜风习习，蛙鸣虫唱，杨帆在秋千上咯咯的笑声，把我撩拨得心神俱醉——我也多么想坐在上面玩玩，感受下划过空气中的那种飘逸啊！但杨帆真“变态”，她的屁股一坐上去，娱乐就没了止境，我再怎么软磨硬泡，她就是“一夫当关”的样子、“奈我何如”的姿态。我在下面一个气啊，就尽量把她往高处推，谁知她笑得更欢啦，连走的意思都没了。 
　　呵呵，我当然最爱这样霸道的杨帆，因为她假装生气不理你的样子真是太可爱了。等我装作气得坐在草坪上时，她又会歪过小脑袋偷偷地看我，哈哈。 
　　到九点钟也就差不多玩够了。回到家中，点上小灯，我再拜读一个小时的小说，杨帆缩在床脚一个劲儿地记她的《女生日记》，我能怎么样？十点钟以后的世界是属于夫妻间在床上的隐秘，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我可以告诉您的是，在这短短一个月的同床共枕里，我们无知而疯狂的做爱交欢，实际上间接地损害了一个弱小的生命。在这一个月里我们荒淫无度的性交，是我与杨帆身体接触的最后的日子。 
　　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平淡生活的暖意让我们惬意非凡。 
　　刘义经常约我去茶馆，能够推辞的我一概推辞，烟我也很少再抽，这令杨帆对我的改造计划甚是满意。此外，我那盘旋了五六年青春痘的脸，在杨帆独门秘方的调制下，也日渐光滑，有时似乎还有弹性！还有，我瘦弱的双肩双腿，也因劳动与鸡汤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当然无止境的荒淫也多少伤害了我的肾脏，但因为年轻也没过多地管它。 
　　不过有时候刘义的邀请实在盛情难却，虽然我不再打牌，却也不得不陪他在一旁观望。陪刘义打牌的日子里，他十有九次都是赢，也有一两次，他故意抽牌放炮，口中连连大骂：“他妈的我怎么就这么倒霉！”那些赌徒赢钱心切、利令智昏，只知道刘义日渐成为富翁，输了不会赖账，赢了还可以借钱，都抢着同他打牌。冷眼旁观，我开始觉得，刘义就像一个面慈心狠的资本家！   
　　“有钱就有了兄弟，有债就有了走狗”，果不其然，刘义在这帮民工之间，渐渐地有了“头”的味道。6月8日，独眼龙因喝酒闹事被两个梅镇人打了，躺在屋中不停地呜呼哀哉，喊冤叫屈，刘义知道后马上就拉了七八个兄弟，乘了陈四的农用机车要去“摆平”。只见他们每人手中都握了一根钢管，出门的时候，独眼龙鼻青脸肿地发了一圈大中华。七八个兄弟对他耿直地笑笑，车一驶动，他们的表情立马变得凶神恶煞。 
　　那一晚我的胃痛又犯了，这种疼痛虽不像雷击电触那般猛烈，但那细水长流的隐痛把我折磨得不行，仿佛有两截肠子正沤在胃中——于是我没有去也不想去。两个小时后刘义一行回来，那些民工都叫嚷着让独眼龙买酒喝。独眼龙摸摸干瘪的钱包苦笑，刘义从钱夹子里掏出五百块钱说：“这酒一定要请，你请了不会后悔！”独眼龙老泪纵横，但见他感激涕零地说道：“谢谢义哥，谢谢义哥，你就是我的亲生老汉啊！” 
　　第二天早晨来了两个鼻青脸肿的高个子，在独眼龙目瞪口呆时，二人扔下一大包钱就毕恭毕敬地走了。事后独眼龙一数，里面是一万块钱！独眼龙理所当然地孝敬了义哥两千块钱。 
　　看刘义打牌的次数多了，与那些赌友也就日渐相熟。在牌桌上他们闹得昏天黑地，牌桌下却又勾肩搭背的，情如兄弟。刘义对欠他钱的人一般还是比较尊重的，比如独眼龙；但对一些没有前途的小角色，刘义就操练起大家的风度来，例如陈四。陈四在一个榨菜厂当短途运输工，一个月只上二十来天的班，月薪九百块。但他吸烟成性，又喜嫖娼，一个月至多剩得下两百块的闲资。而他欠刘义的钱，已经九千三，而且据说还以每月三百块的速度递增。他曾悲观地向我透露过：“估计我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还好，他们没有带我去嫖娼。据陈四说，这段时间的刘义安分多了，因为他正在追纺织厂的一个女工。 
　　每隔两个星期，我都要到梅镇买些旧书与过期的杂志回来，以此当做我与杨帆无所事事的精神食粮。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小摊，商家搞活动在拍卖商品，应者寥寥，我就以九块钱的价格拍到一个九波段的收音机，乐得杨帆眉开眼笑。 
　　自此，我们从网络、电视退回到虔诚收听广播的纯真年代。每天中午炒菜时，收音机午间播报的字正腔圆就能盖过菜在锅中的嗞嗞声，从而展现出一派其乐融融的热闹场景。晚上荡秋千的时候，广播节目为音乐之声，那些被收音机转换得变了调的音乐，常常令我们感慨万千。杨帆呢，她坐在秋千上跟着歌儿哼哼，比那些歌手唱得好听多了。 
　　晚上十点，这在我们本该做点什么的时候，小丫头却要听鬼故事，据称：“鬼故事能带给我灵感！”——当然，这些鬼故事都是一些以人吓鬼的调，其鬼不吓人，其境才吓人，我权当艺术欣赏，但杨帆却痴痴地沉溺其中。哪扇门开了呀，哪个脚步响起了呀，哪个女人尖叫了呀，哪个小孩哭泣了呀，哪个老头咳嗽了呀，都会令杨帆吓得直往我怀里钻。 
　　为了这种幸福，我姑且纵容了她。 
　　刘义最近勾搭上了一个纺织女工。认识才四五天，女孩就从厂宿舍搬到小屋，与刘义开始了大胆前卫的同居生活。据说这乐山女子脸上有细碎的雀斑，皮肤古铜色，身材也比较匀称，丰满的胸部令其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说来可笑，她竟是独眼龙的表妹，唤作肖晓萍。 
　　因为有了肖晓萍，刘义多了一点浪漫细胞。星期天，我这兄弟告诉我：“带上嫂子，我们去看大海吧！”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前几天我和杨帆读了几篇西方海盗文学，脑中全是绿盈盈的水，蔚蓝的天；金黄的沙滩，和煦的海风；古老的帆船，寂静的小岛。杨帆晚上还做了一个梦，半夜里掐着我的胸口，大声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把她拍醒，杨帆解释说在梦里乘船出海，遇到暴风雨翻了船，就抓住甲板在风雨中漂泊……再看看我胸口那块被当做甲板的地方，杨帆嘿嘿地笑起来，最后还莫名其妙地安慰我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只花了一个小时，陈四的农用机车就到达了梅城沙滩。朝远处望去，海蓝蓝天蓝蓝，海天一线；太阳当空照，把一大片金黄披洒在水波之上。海水那么触手可及，仿佛马上就会溢出海坝，汹涌过我们的头顶。但实际上我们连海水也没有摸到，走进沙滩我们才明了大海离我们尚有一段距离，而中间的淤泥成了我们触摸它的鸿沟。 
　　我和陈四挽了裤管就往沙滩跳，柔和的沙暖和了我的脚，我们兵分两路，在芦苇丛生的泥淖中摸到了几只海螺，又翻捡出两只搁浅海滩的螃蟹。后来淤积的泥淖水洼慢慢消隐，我们也踩上了沙滩。现在叫“吴双”的杨帆对那些螃蟹可喜欢了，她轻轻地抚摸它们的脊背，连横行霸道的螃蟹们都害羞了。由于肖晓萍也对它们青睐有加，刘义便吩咐陈四折回去再捉几只，陈四哈哈地赔着笑，伛偻着身影向西边寻觅而去。

　　在沙滩上奔跑真是一件惬意而忘我的事情，不久我们就与刘义他们走散。放眼望去，偌大一片沙滩一望无垠的，他们会朝哪儿去了呢？我们好奇地搜寻着，却依然无迹可寻。直到后来海风传来了肖晓萍肆无忌惮的尖叫，我们才发现，声音来自于一堆芦苇后面。 
　　我与杨帆相视而笑，开始在沙滩上垒起了城堡，然后又牵着手在沙滩上忘情狂奔。后来，我在平地上挥斥方遒，写了许多气势磅礴龙飞凤舞的句子。再后来，刘义所在的芦苇已经成为了一个小点，杨帆就开始为我唱歌，不过这歌声瞬息间便被贪婪的海风吞噬得干干净净。我又对着大海呐喊：“杨帆，我爱你！”杨帆也跟着喊：“大海，我爱你！”——看我挺郁闷的，她又补充道：“大海，我更爱李小峰！”风将杨帆的裙子吹得呼呼作响，有几缕被吹歪的发丝在她额际调皮的翻滚，我们深深地接了吻！然后双双躺在沙滩之上，阳光灿烂，将我们的视觉拨弄得五彩缤纷。 
　　那天我们还在沙滩上玩了一会儿扑克牌，肖晓萍的水平与杨帆的水平一样的臭，升级实际上就是我和刘义间的较量。到后面我很遗憾地发现：在赌博上，我已不再是刘义的对手。哪怕不作弊，刘义仍然能够把每张牌算得精准，而我只知道一味地吃分罢了。牌终收盘，刘义感叹道：“小峰，你不行喽！” 
　　陈四还在那边摸螃蟹，因为之前他找了七八只大蟹回来时，刘义突然又灵感四溢地下达了一道指令：“你给老子去再整些回来，晚上我们炸螃蟹吃！”陈四竟然没有半点怨言，提了装零食的口袋，又翻找去了…… 
　　晚上回来，面对木屋中的小黄灯，我突然有些伤感。杨帆打开《女生日记》进入了忘我境界，连饭都没给我做。我也不能太抱怨，就自个儿去弄了土豆准备晚餐。那锅碗瓢盆的声响也忒单调了点，我就打开收音机解闷，没想到杨帆气呼呼地过来给我关掉了，说：“太吵太吵啦，不要影响我写日记！”我挺恼火，还骂了几句，杨帆理也不理，兀自陶醉在日记之中。 
　　晚饭很简单，杨帆吃了两三口就扔下“你洗碗”三字又继续埋头苦干，丝毫不理睬我的气恼。洗碗的时候我越想越委屈，一不小心就弄碎了一个碗，杨帆竟然暴跳如雷，对我大声嚷道：“吵死啦！吵死啦！”我被彻底地激怒了，将剩下的碗盘用力地往地上一扔，拉开门出去。 
　　一出来我就清醒了，觉得自己这么莫名其妙的生气真是不应该，就决定等杨帆跟出来的时候向她道个歉。然而等了五分钟根本没见到人，就连捡碎片的声音都没有，透过门缝看杨帆，天啊，还在记那个该死的日记！我真恨不得蹦进去，把她的笔记本撕得粉碎！在这种不被在乎的黄昏伤感里，我感到了逃亡的孤独与寂寞。 
　　顺着平时散步的路走了走，我枯坐在秋千上，渐次被夜风吹起一缕伤感与乡愁。在被杨帆“抛弃不理”的日子里，我突然很想念我的父母，想念我的文学，想念我的初恋情人夏雨——我有一个月没有联系她了，实际上我的手机也早已欠费停机。回来途经小店的时候，我给父母打电话报了平安，又打电话向陈菁问了问赵大爷的情况。再打电话给夏雨，说：“那钱还得缓一缓。” 
　　夏雨对钱倒不感兴趣，她惊喜地问：“小峰你到浙江来了？”我说：“对，在梅城。”夏雨问：“怎么那么巧？下个月我正要到杭州出差，要不要顺带见见面？”我当时竟然鬼使神差地说了声“行”。打完电话我心情也平静多了，想刚才生气的过程的确太小题大做了，做男人的就应该容忍一点，于是便买了一个喜之郎果冻回去讨好杨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学会了偷窥。这偷窥主要指的是开门之前透过门缝瞅瞅杨帆在做什么，以确定该不该给她一个惊喜。透过门缝，地上的碎瓷破碗已经清扫干净，杨帆跳着一支轻柔而忧伤的舞蹈，在她脸上还有两道模糊的泪痕。我推开了门，低下头走进去。杨帆的舞蹈戛然而止，她的嘴张了张又停下来，便坐下捧起一本书背对着我看。我也负气没有理她，坐在床上拿起另一本书看。 
　　但此时焉有看书的心情？心猿意马地一目五十行，我把书翻得哗啦啦直响；杨帆则对着一页书看了整整二十分钟，一动不动的，仿佛被哪个情节给吸引住了。最后还是我忍不住，反手扳了扳她的肩膀，杨帆轻微地扭了扭；我再去摸了摸她的头发，杨帆还是轻轻地避开了；接着果冻出战，杨帆就破涕为笑了。只见她可怜巴巴地拿着果冻，泪眼婆娑地望着我，说：“老公真好！”然后就幸福地吻了我。 
　　——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家庭纠纷，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化为春泥。失去后更懂珍惜，我们重归于好后深情地拥抱，当我提出要做爱时，杨帆拒绝了。这是她第一次拒绝和我做爱。

　　我不解地问：“你那个来了吗？”她摇了摇头，羞涩地告诉我：“那地方很疼！”我一本正经地说：“月经没来怎么会疼？”等话说出口，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便问：“你那个多久没来了？”杨帆面露惊讶，之后变成迷茫，然后成为绝望，到最后她可怜至极地告诉我：“自从那天开始，我一次都没有来过！”我的脑子中，突然飞进了几只讨厌的嗡嗡作响的蜂蜜。 
　　杨帆怀孕了！最令我头疼的是，这孩子是谁的？ 
　　我在电缆厂认识了一个叫萧金贵的本地技工，家里条件很不错，但为人却十分憨厚老实。据说他已经二十七岁了，还有个四岁的儿子叫萧波，可爱得很，地道吴侬软语里的“疏疏”叫得我心花怒放。现在由他负责我们车间的电缆配料，美其名曰：车间主任，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萧金贵初中毕业后考进了一所职业高中，只是因为这里的厂长重视本地人，加上又是远房亲戚，便招收并提拔了他。这个车间主任平时最喜欢看报纸，于是便喜欢和我聊些政治、军事、经济之类的话题。虽然这些都只是肤浅空泛之谈，但因为说得还算投缘，于是我便经常受到他的照顾。   
　　萧金贵有个表叔在附近开了一家针灸卫生所，生意还算红火，常有邻县本市的病人前来光顾。我把女友“吴双”可能怀孕的事给萧金贵说了，虽然他表叔不经营妇科，但还是主动地提供了帮助。第二天，我们随萧主任去了趟梅镇医院，化验检查完毕，医生不断地向我们说着恭喜恭喜——但我的脸都绿了，而杨帆的脸，则是白的。 
　　——孩子已经三个月！ 
　　三个月前的我正在租住的房子里写颓废小说；三个月前的杨帆正与赵一平同居在荷花小区六楼；三个月前的夜晚，世界上缔造了成千上万条生命，但眼前这个可怜的小不点，显然是无辜而又不合时宜的。 
　　杨帆怀上了死去的赵一平的儿子！ 
　　从医院回来，我就像被霜打了的茄子，神情萎靡不堪。杨帆也不好受，腹中的孩子令她拥有了作为母亲的慈爱，但却又增添了逃生的禁锢及爱情的枷锁。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那曾经山盟海誓的爱情，竟然会在这个正在孕育着的小生命前，走向了支离破碎。杨帆一直都很喜欢小孩子——两年前我们三人出游南山，路上遇到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幼童，兴许杨帆实在是太漂亮了，走得好好的孩子突然一个趔趄就摔倒下去。没想到这小孩竟没哭，还转过头睁着骨碌碌的黑眼睛瞅杨帆，把她高兴得哈哈大笑，说：“美丽势不可挡，把小男生都电倒了！”然后就抱起了那小孩子，在他额头整了一个“香吻”，那时可把我和赵一平妒忌得要死，恨不得马上回到天真的童年。 
　　整整一天，我和杨帆之间都笼罩着一层乌云，理不清的复杂与难受。倘若是我们的孩子，也许为了现状我们还可以把小东西扼杀在子宫里，但它是赵一平在这世界上最后的生命延续，也是赵氏家族里独存的传宗香火，断然地放弃小生命，是对我们不安良心的一次全盘抹杀。但我们又不能要这个孩子，首先，没有爸爸的孩子是可怜的；其次，我们仍处在暗无天日的逃亡中；再次，这个孩子将成为我们与杨帆爱情里程中最大的障碍与隔阂。整个晚上我们就那样对坐在枯灯下，杨帆在日记本上记了些什么，又抬起头看着我，不说话。 
　　后来我打地铺，坚硬的地面让我的心生痛冰凉，杨帆独自躺在床上，似乎也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收音机没有开，只听见隔壁夫妇的欢声笑语。这些因我们平时温存亲昵而忽略了的声音，此时渐渐清晰地飘进了我的耳朵，令我倍觉伤感，惆怅万千。然后大约到了十一点，隔壁的电视关掉了，不久传来泼水的声音。少顷，开始有些嘈杂，再过一小会儿，便听到了木床咯吱咯吱的节奏声响。我被这“摇床声”弄得面红耳赤，要知道我们平时激烈的性行为，绝对超过现在隔壁的音效。那我们所有的那些隐私，是不是也全部被他们尽收耳中？ 
　　更多的，我是怀念，怀念每个夜晚里杨帆伏在我臂弯中的温暖。而现在的她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单身的女子，她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母亲，她有孕在身，她是我死去兄弟赵一平的遗孀——我绝不能再对她越雷池半步。 
　　仍然失眠。我的脑子里又开始浮现出赵一平久违的影子，甚至有时候我会无耻地联想到“制造”这孩子时他们做爱的场景与姿势，这样的想象令我难受绝望得几乎肝肠寸断。我恨不得就此呼呼睡去，永远不再醒来。但哪怕小绵羊数了几千只，眼皮也肿成了一条细线，我却还是睡不着。我的大脑正在以一种不堪重负的方式，尽最大的能力，拼命而疯狂地运转、运转、运转。当然，痛苦的不只是我，杨帆似乎比我更为矛盾，有那么一会儿她挣扎着爬起来，从床头摸出日记本在漆黑中划上几笔，然后合上，接着又不住地咳嗽与叹息。有的时候，我甚至还能听她抽噎的声响，但痛苦的我们，那个晚上，一句话也没有说。

　　五点半天就亮了，我挣扎着爬起来，镜中的自己像个小老头般憔悴不堪。悄无声息地泡了昨晚的剩饭，夹了两口前天小炒的咸菜，便默然地掩了门出去。杨帆在我起床的时候动了动，显然是醒着的，但她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一个身，不让我看到她脸上的表情。但我还是看到了，杨帆的整个背部，在清晨还在止不住地颤抖。 
　　才六点钟我就到了工厂，见门没开，便到附近的一条小河前坐着。已被闲置的人工河流有些生活垃圾的臭味，我坐在一旁痴痴地凝望着那汪死水，看着渐次明亮起来的田野，感到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真实。 
　　等在开始工作之后，我才感到疲惫睡意那撼人的力道——站着的时候止不住打呵欠，一看到平地就想往下躺。再加上牙齿松动，耳鸣目赤，我真恨不得马上躺在传送带上，让拉轧机把自己拉成一根无忧无虑的线条，一了百了，才好。萧金贵被我憔悴的样子吓了一跳，在他的干涉下，保卫科长主动过来问：“今天你需不需要请假？”我如释重负，八点钟就下了班。 
　　但我又害怕去面对杨帆，于是索性在小河边的草坪上躺下，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梦中的我认识了一个新的生命。它只有一只老鼠那么大，五官端正，表情可爱，简直就是缩小了几十倍的萧波再生。我拿着一把斧头朝这个小生命砍去，这小家伙吓得瑟瑟发抖，不住地往后蠕动，最后竟蠕动到杨帆的子宫外面——但我仍然紧追不舍。杨帆伸出一只手要阻挡，被我的斧头一分为二，没想到那只沾满鲜血的手还在地上爬，最后爬到小不点的头上，要为他遮风挡雨。我气急败坏地再砍下一斧，小生命就支离破碎了，顷刻之间，他的骨肉变成了一堆血泥。不久这浓血又渐次改变，场景清晰，我站在荷花小区楼下，看到血迹上的赵一平被掩盖上白布，匆匆远去…… 
　　我从生涩的梦境中艰难地醒来，六月梅城的阳光，刺痛了我的双眼。这样的眼睛一直处于一种血肉模糊的缤纷状态，只见苍白为底色的世界，血红一片。 
　　脊背生痛，衣服已经被地下的水分浸得潮湿一片。抬起头，萧波正与两个大孩子在桥上打水漂，见是我，他蹒跚着过来，向我喊道：“疏疏，疏疏，帮我打水漂！”我怔怔地捡了块残瓦朝水中一掷，瓦片在水中一沉一浮七八次，往二十几米处逃逸开去，然后触岸消沉。萧波兴高采烈地拍着手，大声叫道：“疏疏真棒，疏疏真棒！”透过萧波细碎柔弱的头发，我看到河面上映出的阳光金黄，意蕴悠长。 
　　我是十点钟回到家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小屋，杨帆蓬松着发丝、憔悴着双眼，逆着阳光看一本书。见我回来，她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我在门口愣了一会儿，突然觉得小屋是如此的拥挤不堪，以至于自己根本不知道该待在哪里。就那么无言地对视了很久，杨帆才沙哑地问：“怎么提前下班了？”我的声音也挺难听，说：“今天请假！” 
　　就在我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告诉杨帆，我将接受她肚中孩子的时候，杨帆翻着书的右手抠进了纸里，只见她鼓了很大的勇气，对我说： 
　　“我们把孩子打掉吧！”

　　第九章 杭州 国酒茅台夏雨 
　　每一天，我像一个将为人父的青年那样忙碌着，觉得特充实。如果记忆能够更改，那么我已经在一段生痛难过的背后，将这孩子就是我亲生儿子的虚构，植入了我的大脑。只有在很少的日子里，当与杨帆背对背看书的时候，我心中突然就会涌起一种生活的悲怆感。 
　　我没有拒绝。我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私而又现实的人，我的观念传统，我的思维单一，我的大脑里容不下任何杂质。 
　　一夜无眠。 
　　第二天来到梅城妇科医院，在萧主任的帮助下，医院没查出我们身份上的任何把柄。今天的“吴双”披一头浓稠的黑发，穿一件天蓝色的吊带背心——她的腰确实已经开始粗壮。仔细辨认，我似乎能够听到鼓点错乱的声响，不知这是源于杨帆的紧张，还是来自她肚中孩子的垂死挣扎。杨帆的手是冰冷的，她的双眼迷茫，如临深渊，如遇死敌。我则茫然地坐在椅子上，低下头，排着队。 
　　我清晰地记起了昨天梦中的场景： 
　　首先出现的仍然是几十分之一萧波体态的孩子。他正在蹒跚学步，一边亲昵地叫我“疏疏”，一边天真可爱地向我献出瓜子、巧克力、奶糖，但我却没心思理他。然后赵一平果然出现了，他的腰已经弯曲，就像一只未老先衰的螃蟹。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神采奕奕，他步履蹒跚地走过来，也不看我一眼，便对“小萧波”说：“儿子，爸爸带你回家！”“小萧波”恋恋不舍地看了看我，与赵一平道儿朝远处走去，他们伛偻的背影看来那么伤感，以至于我在梦中感受到什么叫做凄凉，什么叫绝望，什么是萧瑟，什么又是无可奈何。 
　　后来杨帆也出现了，她怔怔地看着“小萧波”，纯洁少女的眼神中溢满了母性的慈爱。没想到“小萧波”却拉住了她的手，突然不想走了。杨帆呢，她看了看雪地，又看了看我，不敢多说一句话。于是“小萧波”就哇哇地哭了起来，杨帆便让他伏过来吃一口奶再走。然后便见“小萧波”贪婪地吮着他母亲的乳头，被杨帆永无止境地抱在怀里…… 
　　里面传来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尖叫，另一个做完手术的女人，以细碎蹒跚的步调，弓着身子往外走。经过我们的时候，只见她双手正肆无忌惮地摁着私处，脸上全部是痛苦而扭曲的表情。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们，杨帆牵着我的手，终于剧烈地颤抖起来。我在模糊的恍惚中，突然迎着萧主任不解的目光，拉着杨帆朝外跑去。 
　　我们度过了极为难堪的两天两夜。那两天里的杨帆就像个奴仆一般呆在小屋的角落里，好像生怕我将她们母子踢了出去。但她越是卑微谨慎，我就越感到生痛难受。这个狗日的儿子不仅把我们的默契全盘抹杀了，还将杨帆的俏皮、可爱、撒娇吞噬得干干净净。我心痛得要死，但又不知如何去改变，有的话我说不出口，而有的话，我又不愿意说。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最心爱的杨帆，携带着她最疼爱的儿子，与孤独的我渐行渐远。直到第三天早上，生活才恢复了往常一样的节奏。 
　　那天早晨我正躺在地上做梦呢，突然就觉得胸口有些疼。等我醒来一看，杨帆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正调皮地看着我，但见她掐着我的胸膛嗔怒道：“小猪，还不起床？要迟到了哟！” 
　　就在那么一个被“摧残”、“虐待”的时刻，我竟然激动得流出了泪花。我装作痛得搜心捣肺的样子嗷嗷直叫，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杨帆竟然也咯咯地笑了，这笑让我的心情顿时舒畅无比，于是给了她一个浅浅的吻。 
　　在这么一个短暂却又漫长的冷战之后，生活的阴霾一扫而空，我们间的暧昧也开始柳暗花明。那个孩子在我的容忍下存在，我们的爱情在互相理解上保留。有的东西永远无法改变，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乐观的生活或肤浅的行动去替代这些深思熟虑。只要拥有现在的快乐，就行了。 
　　我到底在乎什么？——只要我和杨帆把孩子的身世隐藏下去，他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李氏香火的传递还有我大哥。 
　　我到底心疼什么？——那小孩早在我们相爱之前就播种下去，他们的爱情早已经远去，现在的杨帆明显是爱我的。 
　　我们都是乐观的人。只要杨帆爱着我，这个孩子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萧金贵常常派他老婆过来给“吴小妹”支招，每天见到我，他都会以一种喜气洋洋的口吻赞道：“恭喜呀，恭喜！就快当爸爸了，可喜可贺呀！”我只有不断赔着笑说“谢谢”，起初心头酸涩得很，但到后来也就真心实意地接受了这些恭贺。 
　　七月的炎夏，洗澡是个难题。 
　　我们的房子只有一个单间，自然没有厕所厨房浴室。厨房可以用简易的锅碗瓢盆取代，不远处也有一个公用厕所，而洗澡就只有进小店开设的浴室了。但洗一个最便宜的澡都要两块钱，差不多够我们买两斤大米，五个馒头了。特别是在夏天，能够每天冲凉成了我们这群打工者最奢侈的事。常常为了节约钱，大伙儿不得不在大热天仍然保持着一星期只洗一次澡的习惯。到了晚上，我们只能把自己脱得光溜溜的，用毛巾蘸水来一一擦拭。这是件极为难堪的事情，却又无可奈何。 
　　我和杨帆再没有过任何过激的行为，甚至在她换衣服、擦澡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候在外边。我们之间唯一保留的亲密接触就是牵手了，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暧昧方式。渐渐的，我们间的笑容也开始得以复苏。虽然腰又胖了一小圈，但杨帆仍然“强迫”我每天观赏她半小时的“孕妇舞”。没有大风的夜晚，我们依然会沿着高速公路踱到梅村公园，一边坐在秋千上，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歌谣。杨帆的腰粗了，舞步笨了，但嗓子还好。我们虽已不再知晓最新流行的音乐，但那些经典的歌谣，依然能够给我们带来祥和的幸福与凉爽。 
　　每天晚上，我们依然要背靠着背看一两小时的书，灵感来的时候，杨帆仍然会抽出《女生日记》疯狂地龙飞凤舞。写字的时候，她当然还得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以防我来偷看。每个星期依旧有廉价至极的鸡鸭和白鲢鲫鱼，为了小宝宝的健康出生，晚上的鬼故事也调成了育儿早知道节目。那位显然是胖女人的女主播，语调平缓地告诉我们生儿育女中的禁忌，杨帆呢，则握着笔严肃地对着收音机，准备随时记下一些要诀。 
　　我也已经不再讨厌那个腹中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我的兄弟，他的母亲是我最爱的女人，而我又不讨厌可爱的孩子，我应该爱怜他才对。他的父亲已经死去，他的母亲误杀了他的父亲，活得也胆战心惊，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他更可怜的孩子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成为这孩子名副其实的爸爸，而且越到后来越像那么一回事儿。在这段时间里，我常常像一个父亲般抚摸着杨帆的微微凸起的腹部，俯耳倾听小家伙在肚中的举动。后来萧金贵送了一本起名字的书给我，我和杨帆每晚都要为此好生辩论一番。每一天，我像一个将为人父的青年那样忙碌着，觉得特充实。如果记忆能够更改，那么我已经在一段生痛难过的背后，将这孩子就是我亲生儿子的虚构，植入了我的大脑。只有在很少的日子里，当与杨帆背对背看书的时候，我心中突然就会涌起一种生活的悲怆感。 
　　肖晓萍也常来找“吴姐”玩。她们的文化水平虽不一样，但女人在一起，就总有许多唠嗑不完的东西，慢慢的也成了好朋友。甚至有一天，肖晓萍竟不无羡慕地赞叹道：“我要是有个孩子该多好啊！”杨帆说：“是女人都能生的啊！”肖晓萍的脸色突然就有些变了。 
　　刘义也莫名其妙地眼馋了，他对我说：“小峰你真行，这么早就弄出了一个儿子。”我辛酸地笑笑，觉得他的话就像是嘲讽我一般。不料刘义竟然对我信誓旦旦地预言道：“我也要尽快弄个儿子！”我苦笑不已，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那么急着抱儿子？我曾经对自己的前途设想为：“二十八九岁结婚，三十岁再营造下一代。”现在的我们一事无成，又有“前科”在身，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要孩子呢？ 
　　没想到刘义真的较了真。有一次我陪他打牌时，肖晓萍过来找他，刘义竟大咧咧地说道：“走，我们回去整个儿子出来！”肖晓萍脸红了又红，却跟他回去了。大伙都期待着刘义的佳信，但是，刘义与肖晓萍“做”了很多次，还没有一个消息来。 
　　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八百块钱，还了刘义四百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四百块钱没有乱用，全都交给了杨帆保管。因为谁都知道，现在生个儿子，那费用是令人咋舌不已的。 
　　七月九日晚上，我帮萧医生搬了一车中药，得到五十块钱的报酬。面对这份额外之财，杨帆建议该换个号码了，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两个月没有用过手机。我给陈菁发短信了解情况，得知：“悬赏金额已经涨到十二万；赵大爷腿病犯了，被赵二叔接了回去……”给父母通了个电话，一切依旧，提到赵大爷，母亲不停地说可怜；给大哥发了短信，得知他工资涨了一小点儿，小到根本改变不了他现在的困境，还得知大嫂肚里的孩子得再次付之东流；然后给大学室友发了几个短信，只有项北回了——他不无感叹地告诉我：“那拨鸟人一毕业就不知道掉进哪个茅厕，换了号码谁也找不到！”最后，才轮到夏雨，她说下个星期就到杭州来。 
　　七月十日阳光灿烂，中午下班回家时，杨帆正坐在床头看报纸。报纸是萧金贵老婆带过来的，整整两大摞，包括浙江的各类报纸。我也没太在意，顺手拿起几张来看。却不料杨帆拿着一张报纸双手发抖，眼里都快噙出了泪花。我还以为是什么报道又老调重弹将她的“事迹”歪曲了呢，刚想凑过去安慰安慰她，不料，她那双激动的眼睛里，突然迸射出一丝鄙视我的骄傲——杨帆不无得意地宣布道：“发表了！” 
　　号外，号外，惊天大消息，杨帆的文章发表在了《钱江晚报》的副刊上！那是一篇上千字的生活小品文，和《读者》上的没什么区别，署名“扬帆”。啧啧，为此杨帆没少鄙视我，她趾高气扬地向我宣称：“我现在可是作家了！”或“我也能挣钱了！”乐得她炒菜时手一抖，乖乖，咸得我一塌糊涂啊。 
　　杨帆成“作家”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打那以后我也给自己削了支铅笔，与杨帆比赛写文章。每个星期杨帆都会麻烦萧大嫂帮忙投一次稿，地址当然是萧金贵家的。有些时候，我们指着对方的文章嗤之以鼻，对自己的作品大放赞歌，个个自恋，倒也滑稽有趣得很。 
　　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一文不名，还时时四处漂泊连地址都没有的逃犯，想做自由撰稿人，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见夏雨那天我骗杨帆说大学室友胡舟到杭州来了，我得去瞧瞧。有萧金贵在，工厂请两天假不是问题。肖晓萍的纺织厂濒临倒闭也闲了工，可以请她来照顾杨帆。实际上，也就是让她们玩两天而已。 
　　去杭州以前，杨帆交给了我一个艰巨的任务：在那里给杨帆舅舅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这是件危险至极的事情，但我却答应了。临行之前，我不得不向已经两清的刘义借了五百块钱，然后查询了一下，得知从梅城坐汽车到杭州要三十五块，最便宜的火车是十五块，我权衡再三还是选了后者。故而，慢车到达杭州已经中午一点。

　　站台上的夏雨，已经露出更胜于杨帆的风情：淡紫色的公关套装，睫毛晶莹、马尾酒红、略施粉黛，最显高贵气质的恐怕还是脖颈上那一串项链——纯金制造，可惜不是我送的。我送给夏雨类似的礼物，恐怕只是一串朝天门的廉价贝壳。这样下来我就有些自惭形秽了，但夏雨没有，刚见面她就给了我一个拥抱，清香而柔软的拥抱。 
　　然后，我们乘旅游车逛西湖。西湖很美，美不胜收。旁边的游客们不断地咏物叹志、欷歔感慨，我与夏雨则安然恬静地坐着——就像我们恋爱时光里的乘车出游。那是我最富浪漫情怀的春季，每个周末，我们任意换乘公交车，在霓虹闪烁的都市里漫无边际地行走。汽车穿梭过那些形如彩虹的光晕，驶向一片又一片的光怪陆离……重庆的江风宜人，我一边半眯着眼感受灯光的色彩，一边嗅着夏雨温柔如水、气息若兰的味道，感受人世沧桑里的霜打雷鸣、风掠雨飘、光缠雾绕。 
　　也许真的有许多东西，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不知源于何时，我开始对夏雨拥有一种为时已迟的眷恋。说实话，那段时间的我虽然时常怀念杨帆，但与夏雨在一起，我的确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凉爽与温暖。 
　　这两个矛盾的单词，足以诠释所有至善至美的感情真谛。 
　　青山、翠树、绿水。 
　　晚上吃了火锅，虽然囊中羞涩，我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慷慨与豪爽——夏雨再三表示那四百块钱可以迟些日子再还，故而身上揣着的这五百块钱，足以令我有短暂的豪气顿生。天有些醉了，地有些昏暗；人有些乱了，钱有些发卷。酒足饭饱之后，我们逛了湖滨路商业街，在西湖影院看过一场电影后，我们再度效仿在重庆的样子，乘公交车游逛杭州的夜景。一共换乘了三趟汽车，嗑完了两包恰恰瓜子，最后来到钱塘江大桥。 
　　倚栏而望，江水滚滚东逝，浪花淘尽世事云烟，“物是人非事事休，未语泪先流”。夏雨说她在南京的工作还算顺利，但公司有个副总经理常常对她死缠滥打。今天送玫瑰，明天送手机，后天又送钻戒，把她搞得烦不胜烦，却又找不到这副总的半点把柄——那家伙追求的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人又挺内向，从来没乱动过手脚。但每天面对着诡异地摆在办公桌上的礼物，夏雨心头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惴惴不安…… 
　　钱塘江水面宽阔，一列火车鸣笛而过，桥身忍不住跟着战栗起来。瞬时，一股萧瑟之意油然而生，我落寞地伸出双手，抱住了夏雨。过了很久，风拂起了凉意，我们这才感到天已经很晚。 
　　深夜，我们住进了同一个房间，而且只有一张床。那晚的夏雨比任何时候都要漂亮，她平摊在我面前，就像一只温驯的小猫。也就是说我想做些什么激情之事，简直是唾手可得。其实我们也拥抱了，像恋爱时的那个样子；我们也接吻了，像恋爱时的那个样子；我们也袒露了，像恋爱时的那个样子。但我们的激情也只能到此为止，透过欲望，我理智地看到了与夏雨不可能拥有的将来，看到自己即将付诸给杨帆的种种责任。之后我们冲了凉，各自裹好毯子，相隔五十厘米，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 
　　那个晚上我才彻底明白：我是爱夏雨的，深刻而绝望地爱着她。只有很爱很爱她，才会在这个时候，对热血澎湃的欲望无动于衷！后来，我给夏雨讲了许多生活经历，起初我半遮半掩，生怕她妒忌，又怕她告发。但后来她深情的眼神打动了我，我就开始对她和盘托出——当然除了她的表哥蔡小田。夏雨对我和杨帆在一起没有表示多大惊讶，当确定杨帆的确无辜之后，她伸过手摸着我的脸，轻轻地说：“小峰，委屈你了！” 
　　当时，我男儿的眼泪，如潮水般奔涌而出。夏雨适时地将我抱住，我们各自裹着一条薄薄的毛毯，毛毯阻拦着我们任何可能死灰复燃的爱情。不久，我们便拥抱着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夏雨说要去见客户，便率先走了。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冲了整整两小时的澡。这澡冲掉了世间上所有的污垢烂泥，我的身体如一只被洗濯干净的乳猪。然后，我套上那件已经露了线头的黑色T恤衫，独自走上杭州的街头，寻找一个僻静的电话超市。 
　　杨帆舅舅的声音像赵大爷一样苍老。刚接电话，他就警觉地问我是谁。我说：“杨帆的朋友！”那边无所谓的声音，立马变得小心翼翼，小得我几乎都听不见。但我还是艰难地得知了杨帆母亲的病情：肝硬化！ 
　　杨帆舅舅说，这病暂时没什么生命危险，杨母也在坚持打针吃药。不过要把病根去掉，还得花不少钱，杨帆舅舅隐隐约约地向我透露：杨家已经债台高筑，杨母又整天为杨帆的事黯然神伤。我只得一一告诉杨帆舅舅：杨帆在道义上是无辜的，请伯母别伤心；我们已逃到安全的地方，请伯母放心；不要对外提起我们的情况，请伯母小心。此外，请伯母一定要配合治病，我们在这儿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会尽快寄钱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