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在线读－《琼瑶全集》之《我的故事》 [复制链接]

九、贫贱夫妻百事哀



　　结婚第一年，我们就住在那很“诗意”的田野小屋里。竹篱笆外，就是农田，抬起头来，就可见到新店的山。

　　这小屋是单砖的建筑，盖得“简陋”极了。墙很薄，每到下雨天，“诗意”就变成“湿意”，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到了台风天更不得了，屋瓦会整片整片飞走，雨水从窗子缝隙中往里灌，灌得整面墙都塌下来。每次台风过后，我们就忙着糊墙壁。厨房很小，只能容一个人，有个小小的炉台和洗槽。厕所更简单，连门都没有，我只好给它挂上一面竹帘子。屋子虽然不怎么“豪华”，我们两个倒也安之若素。庆筠每天早上去上课，整个午后和晚上都在家里写作，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脚踏车。我每天听到他“叮铃铃”按车铃，就奔到“花园”门口去迎接他。他有时会带一些菜回来，我就下厨烹饪，经常做的是“蛋炒饭”，其次是“饭炒蛋”，外加一盘素菜炒肉丝。我的烹调技术实在不佳，好在他也不挑剔。

　　我们的小屋中，只有简单的藤床藤椅，因为藤制家具是最便宜的。书桌当然不能少，因为家里有两个“写作疯子”呀！我没有出去找工作，他写，我也写。我那时专攻“副刊小说”，我才不管有价值没价值，能赚到稿费就好。因为，母亲的话已不幸而言中，庆筠每个月的薪水，我们付掉房租、水电这些必须开销后，只能买二十天的米和菜，有十来天没东西可吃。赚钱已成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我研究报纸“副刊”，真正“投其所好”，写一些三千字左右的“小小说”。偶然，小说会登出一篇两篇，我们的生活可以凑合过去。有时对自己“奢侈”一下，就共骑一辆脚踏车，到新店镇的小戏院里，去看一场二轮电影，再骑着脚踏车回“家”。每次看完电影，都是深夜，车子在田埂中走，田野青翠，明月当空，我们也颇能自得其乐。庆筠写作的速度，比我慢很多，因为他句斟字酌，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他属于“苦干型”。我不一样，我常在一种感动的情绪下，去写我身边的事与物，每次思想都跑得比我的手快，为了“追”我的“思想”，我总是下笔如飞。我称自己这种写作是“灵感型”。我们就在两种不同的型态下，从事相同的工作，时而切磋琢磨，时而批评鼓励。他是科班出身，难免对我的作品，有许多意见。可是，我的作品多，见报率也较高，在“经济挂帅”的前提下，他也就无话可说了。

　　虽然，我们两个都“偶有”作品发表，生活仍然是够苦的。因为，稿费不是固定收入，时有时无。“吃饭”却是固定开销，一日也不能少。我初当“家庭主妇”，总是捉襟见肘，就弄不清楚，为什么每到月底，总有些日子，两人口袋中都“清洁溜溜”，一点钱都没有了。我的个性强，当初和庆筠结婚时，曾大言不惭的说：“我穷我苦，那是我自己的命！”此时，面对“自己的命”，只想如何挨过去，而不愿去向娘家伸手求助。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懂得去做“家庭预算”，并且必须去“执行”这项预算。

　　我和庆筠，婚后的第一次吵架，就出在这“家庭预算”上。

　　原来，我们那时一天的菜钱，只有七块钱，超过了这个数目，我们月底就会没钱用。我非常辛苦的去维持各项“预算”，小心翼翼的不让自己“透支”。但是，七块钱实在太少了，我们几乎难得吃肉，几天下来，庆筠已经喊吃不消。我却坚持“吃苦，大家一起吃”，不许乱了预算。这样，有一天下午，两人都在埋头写作。忽然，院子外面，有人朗声叫卖“鲜肉粽子，豆沙粽子”，这一叫，叫得我们两个都抬起了头。

　　“我去买两个粽子来吃！”庆筠说着，打开了抽屉，拿着我们的“家用”就往外跑。我急忙阻止说：

　　“一个粽子要三块半，两个粽子就吃掉了一天的菜钱！到月底我们就会有一天要饿肚子！而且，此例一开，我们都不照预算去用，月底又要难过了。”

　　“管他的！”庆筠说，依然往外跑：“月底的事月底再说！船到桥头自然直，没有人会饿死的！”

　　“不行！不行！”我说：“船到桥头不会自然直，每个月到了二十几号，我都要去当我的结婚戒指！这种事太没面子，我不要当结婚戒指！”“你不当我当！”他说：“我现在饿得很，不吃粽子连灵感都不会来！”我看没办法阻止他吃粽子了，只好妥协的说：

　　“那么你买一个就好了，我不饿，我不吃！”我心想，最起码可以省下三块半。谁知道，我这样一说，他竟然勃然大怒起来，跳着脚说：“你为什么不吃？你不吃，叫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你就是喜欢这样，把自己弄得好可怜的样子，其实那有这么严重？连粽子都吃不起？我没结婚的时候，只要口袋里有钱，想吃什么吃什么，结了个婚，连粽子都没得吃！”

　　“我没有阻止你吃呀！”我委委屈屈的说：“我自己不吃也不行吗？你为什么要扯到结婚不结婚呢！婚前你可以寅吃卯粮，然后再借债过日子，对我来讲，很不习惯呀……”

　　“好了好了！”他嚷着：“你的意思就是嫌我穷，你不习惯过穷日子……”“我哪有嫌你穷？”我这下子更委屈了，声音也大了起来：“嫌你穷还会嫁你吗？我是宁愿跟你‘吃苦”的，现在，吃不了苦的是你不是我……”“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越吼越大声。“吃苦？我怎样给你苦吃了？你左一声吃苦，右一声吃苦，还说不是嫌我穷，你明明就是嫌我穷……”

　　我们这场架，吵得真无聊！吵着吵着，卖粽子的人也走了，粽子也吃不着了，文章也写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哭了。哭着哭着，晚饭也不肯做了，我回娘家去了。

　　如今回忆起来，我们居然会为了吃两个粽子而大吵一架，简直是不可思议。我还记得，那次粽子事件结束的时候，父亲曾经调侃了我一句：“怎么？你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庆筠有个绰号叫“老马”，父亲一语双关，实在是非常幽默。只是，当时，这个“幽默”里，也夹带着好多的辛酸！“贫贱夫妻百事哀”呀！贫贱夫妻，真的是“百事哀”！写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提我的电风扇。我们那“诗意的小屋”，因为墙太薄了，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几乎都一样。夏天酷热，冬天苦寒。我生平最怕热，到了七、八月，就觉得日子真挨不过去。和庆筠婚后，我都是自己做家务，大热天在厨房中炒菜，真是一大苦事。我又怕庆筠穿得太邋遢，会给同事笑话，所以，他的衬衫长裤，我都是自己洗自己烫。洗衣服还罢了，烫衣服又是一件苦事。每次给他烫衬衫，我额上的汗，滴滴答答落了满衬衫。因此，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拥有一架小小的电风扇。

　　一架最小的电风扇，要四百元。我们就是筹不出这个钱来。我省吃俭用，到了月底还要闹亏空，哪有闲钱买电风扇？我盼着想着，夜里做梦都会梦到电风扇。这样，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有天我拿到一笔不太小的稿费，有两百多元。母亲看我太可怜，又借给我一百多元，凑了四百元，我买了生平第一架电风扇！有了电风扇，我真是太高兴了。从此，做饭时，烫衣服时，写作时，我拎着小电风扇到处走。把风扇开了，再做工作。那时，父亲有一架旧的收音机，送给了我。我听着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一面做家事，一面吹电风扇，感到人生也蛮有意思的。古代皇帝天热时只能用鹅毛扇，哪有电风扇用？我吹着电风扇，就觉得比皇帝还过瘾。

　　这样，有一天，我和庆筠到台北看父亲母亲，又和麒麟、小弟玩了玩桥牌，回家时已经相当晚了。进门一看，家中居然遭了小偷！把我的电风扇、收音机，和庆筠结婚时所做的一套西装（他惟一的一套西装）全偷走了！我当场傻在那儿，半天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我终于知道这是事实时，我跌坐在床上，抱头痛哭。直到如今，我都清清楚楚记得，为了那架电风扇，我哭得多么伤心！坐在那儿，我不睡觉也不说话，只是不停的哭。不论庆筠怎样安慰和劝解，我就是止不住自己的眼泪，硬是整整的哭了一夜。然后，我又回到挥汗如雨的日子，每当汗水滴落，泪水也不禁盈眶。小偷啊，偷这样的“穷人家”，你实在残忍！

十、离别与儿子



　　结婚第二年，我随庆筠迁居高雄，因为庆筠终于想通了，在高雄铝业公司找到一个翻译的工作，要去上班，以改善家里的经济环境。上班，这对庆筠来说，实在是相当大的牺牲，他恨透了坐办公桌，一心一意只想写作。但是，经过一年的考验，“梦想”和“现实”终于抵触。这一年，我们彼此的作品都不多，想当职业作家固然不容易，想写一部能藏诸名山的作品更加难。最后，庆筠低头了。铝业公司的待遇并不很高，但它属于经济部，远景看好。当时人浮于事，找工作并不容易。庆筠一被录用，亲朋好友都来恭喜他，连父亲母亲都为我的生活松了口气，只有他自己，闷闷不乐。初抵高雄，在庆筠两位同学的协助下，租了一栋二层楼的房子。那两位同学是单身汉，和我们合租这栋房子，他们两个住楼下，我和庆筠住楼上。反正行李衣物，都很简单。楼上只有一间大房间，卧室书房客厅全在一起。

　　庆筠开始当公务员，早出晚归。每天回家后，匆匆忙忙吃完饭，就又去从事他的写作。但，上了一天班，回家已经相当累了。用剩余的时间去写作，当然写来写去不顺利。他以前可以有全天候时间写作，他的产品都不多，这一下，当然少之又少。我不用上班，每天一个人在家，时间多得用不完，生活也挺寂寞的。于是，我就全力卯上了写作。副刊小说不再是我的目标，我开始写长篇。总觉得自己感情丰沛，思想细腻，应该可以写出一两本好书来才对。可是，我整天涂涂抹抹，写了撕，撕了写，不知怎的，也是写不顺。

　　我写了好多“第一章”，都没有“第二章”，写来写去，真觉得自己无能极了，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才气。庆筠的写作，比我更不顺利，我还偶尔会发表一两篇短篇小说，他连短篇都没有！于是，在两个人都充满挫败感，情绪低荡的时候，冲突就时常发生。每次都从小冲突变成大冲突，冲突到了最后，就忘了为什么起冲突的，他会对我大吼一句：

　　“我知道你对我什么都不满意！因为你心里始终有个人！你忘不掉他！你一直忘不掉他！”

　　这实在是很不公平的！我一心一意要当个好妻子，我努力在“忘掉他”，是庆筠，他不许我忘掉他呀！他时时刻刻把吵架的主因丢开，而兜到他身上去。难道我成为庆筠的妻子以后，我就必须把我生命里的“历史”都一笔抹煞吗？可是，今天的我，不论值得人爱，或不值得人爱，不都是由过去的我堆积而成的吗？这种吵架，总是撕裂我的心。因为，无助的感觉，会随之而起。我会好几天都想不明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好在，吵架总是会过去。庆筠心地善良，吵完了，也会觉得自己在“胡搅蛮缠”，于是，拥我于怀，轻轻说一句：

　　“对不起！”我会落泪。我一直好爱哭。泪水掉完了，纷争随之而去。我仍然一心一意要做个好妻子。

　　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怀孕了。

　　一切好奇妙呀，居然有个小生命在我体内孕育！我整个人像从睡梦中苏醒，全心灵震撼于这个发现。一个孩子！我的孩子！这事实挑起了我身体中所有的“母性”，带给我一阵莫名的欣喜。我这才知道，孩子在母体中孕育的第一天开始，母爱就同时存在了。庆筠对这个消息不像我这样兴奋。可怜的庆筠，他没有准备要当丈夫，就糊糊涂涂的当了丈夫，没有准备要当父亲，就糊糊涂涂要当父亲了。

　　但是，自从我怀孕以后，我的脾气就变得非常温柔了。我才二十二岁，已为人妻，且将为人母。过去的狂风暴雨，对生命的怀疑厌倦，都成“过去”。这时的我，开始“成熟”，开始热爱“生命”。感到我和庆筠所共有的小生命，正在我体内长大，使我对庆筠也充满了柔情，充满了感激。小生命是我们两个的，我们将在人生的旅途上，好好的走下去，为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我怀孕的这段期间，变成我和庆筠感情最好的一段时间。我们不再吵架，两个人都全心全意照顾对方，等待小生命的来临，这种感觉，实在是美好极了。我几乎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我会和庆筠恩恩爱爱的活过这一生！

　　这个时期，我的小弟已考入中兴大学森林系，去台中读大学了。麒麟从工专毕业以后，在庆筠的介绍下，也到铝业公司来上班，他学的是冶金，在工厂中担任助理工程师，我们双胞胎又常在一起了。他住在单身宿舍，交了个女朋友，每到周末，就和女友来我家。大家在一起包饺子吃，真是快乐极了。人生的变化，实在是想也想不到的！

　　就在我怀胎十月，即将临盆的时候，庆筠忽然被铝业公司选中，奉派出国！在那个年代，出国的机会，实在少之又少。人人对于出国，都趋之若鹜。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可以出国去看看这个世界，这简直是件天大的好事！庆筠一被选中，大家对他又是羡慕又是嫉妒，恭喜之声不绝于耳。我却忧愁极了。

　　我不喜欢离别，我更不喜欢在我即将临盆的时候，丈夫却不在身边。我希望我的孩子呱呱落地后，能躺入他父亲的臂弯里。我知道我的想法都很自私，可是，我就没办法很快乐的去接受这件事。何况，我和庆筠刚在高雄安定下来，如果他出国，我势必要回娘家待产。中国人的习俗，回娘家生产是不受欢迎的。我相信我的父母不会那么迂腐。可是，母亲在我结婚时，就对我说过几句话：

　　“我一生带大了四个孩子，觉得辛苦极了，所以，我绝不帮孩子再带孩子，如果你有了孩子，不要来麻烦我！”

　　母亲对我这么年轻去结婚，本就不太高兴。现在又要回娘家生产，母亲怎会坦然接受呢？我实在很怯场。庆筠一去，就要一年多，我觉得恐惧极了。总记得和老师轻易一别，今生就再也不能重聚，如今又要面对离别，会不会历史重演呢？我怕极了。庆筠还没走，我就已经心慌慌了。

　　不管我心中有多少担心和恐惧，庆筠还是决定走。我还是回到了娘家，重新住进了那间餐厅兼卧室的小房间。

　　那是一九六一年七月，庆筠终于乘上飞机，飞了。我在机场，目送飞机遥遥远去，心如刀绞。为什么人生要有离别呢？为什么青春作伴，却不相守呢？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却离我而去呢？我仰望长空，极目远眺，只见云天苍茫，飞机早已隐没于穹苍深处。我不忍遽离，伫立良久，老天啊，但愿这番离别，是值得的！但愿庆筠此去，真能获益良深！但愿时光飞逝，他已归来！但愿，但愿，但愿。

　　庆筠上飞机的第二天，我就动了胎气。一清早就住进了妇幼中心去生产。孩子来得并不顺利，我在产房中足足挣扎了三十六小时。我一直以为自己要死了，一直问医生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好希望庆筠在身边，握住我的手，给我一点支持与力量。庆筠不在。母亲陪了我一段时间，太累了，她先回家了。当我的儿子呱呱落地时，医院里一个亲人都没有。我孤独的躺在那儿，听着儿子嘹亮的啼哭声，我的汗水和泪水一齐滚落，心中低低的自语着：“凤凰，你以后再也不会孤独，你有儿子了呀！”

　　虽然心中这样说着，但在初为人母的那一刹那，我一直躺在那儿掉眼泪。二十四小时以后，护士小姐才把我儿子抱来给我。我捧着他，凝视着他，虽然他不是个很漂亮的小婴儿，我却近乎崇拜的看着他的小手小脚，感到“生命”真是“伟大”极了。我心里充满了爱和骄傲，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震撼和感动。我对我的儿子，郑重的低语：

　　“孩子！不管生命的产生是多么的‘偶然”，你却是我全心全意所期待的，所需要的，所热爱的！以后，不论我的生命中再有多少风风浪浪，我都会为你而坚强的活下去！你，就是我的希望、快乐，和最伟大的一部长篇！”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从一个年轻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年轻的“母亲”。我还没有完全适应当“妻子”的角色，就要努力去适应当“母亲”的角色了。最麻烦的一点是：我搬回了娘家，我还必须兼顾当“女儿”的角色呢！

十一、小庆



　　我的儿子，乳名叫做“小庆”。

　　小庆在婴儿时期，非常爱哭。白天哭，晚上哭，夜里也哭。我初当母亲，常被他哭得心慌意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一切正常，哭是“运动”。但是，小庆“运动”的时间非常混乱，不管是夜深还是清晨，他爱运动就运动。我们那日式小屋，完全不隔音。父亲辛苦了一天，夜里被小庆惊醒，他就叹着气问我：“你为什么让他一直哭呢？你会不会带小孩呀？”

　　我是不会带呀！抱着儿子，我整夜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哄他，哀求他：好儿子，别哭了！少运动一点呀！儿子听不懂，他仍然运动他的。母亲对我直摇头：

　　“唉！如果当初考上了大学，何至于现在要受这种苦！都是任性的结果，以为结婚很好玩呢！”

　　我并不觉得带孩子是一种“苦”。可是，因为我的孩子，而让父母受苦，这才是我的“苦”。那时，父母家中，麒麟去高雄做事，小弟去台中读书，只有小妹在家。小妹仍然是最优秀的小妹：小学拿了十二个第一名，考上了一女中，又连拿了好几个第一名，这年正要进高中，每天捧着书本，用功得不得了。我儿子一哭，我母亲就着急：

　　“别让他老是哭了！别让他吵着小妹呀！”

　　我急忙抱着儿子，冲到院子里去。一面摇晃着孩子，一面抬头看着满天星辰，心中低叹着：

　　“庆筠，你在哪里呢？”

　　庆筠没有回答。儿子仍然哭，我就跟着哭。

　　儿子是我的希望、快乐，和爱！但是，那段时间中，我却怕极了儿子哭，每次他一哭我就会跟着掉眼泪。父母对我已经忍耐到了极点，我觉得我这样拖累娘家，实在是“罪该万死”！我怎么总是把自己弄成“罪该万死”的情况呢？

　　庆筠正在“周游列国”。他这次出国，并不是出去深造，也不是出去考察，而是参加了一个“道德重整会”，出国去巡回表演。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弄清楚，这个“道德重整会”到底在做些什么。只知道庆筠一会儿在美国，一会儿在欧洲。德国、英国、法国、瑞士……到处跑。庆筠出国时期，铝业公司照发他的薪水，我应该没有经济的困难。可是，我对于带着孩子回娘家生活，非常不安和歉然，就把这薪水，全部交给了母亲。这样，当小庆需要奶粉、衣服、营养品、医药……等的开销时，我又捉襟见肘了。偏偏庆筠从国外来了封求援的信：

　　“快寄一点美金给我，因为我没钱用了！”

　　怎会有这种事？他在国外，却要我寄美金给他？原来那“道德重整会”常常发不出零用钱给他们，他们个个都要靠家里“支援”。我这一下傻掉了，总不好意思向母亲要回庆筠的薪水。抱着儿子，我又开始写稿子。

　　有一天，我一手抱着儿子，一手在写稿。写着写着，儿子开始哭。我正写得顺手，不愿停下来，我让儿子“运动”，自己的右手也飞快的“运动”，脑子也不停的“运动”……，正“运动”得浑然忘我，母亲怒气冲冲的在我书桌前一站，对我疾言厉色的说：“你如果想当作家，就不该这么早生儿子！既然生了儿子，就丢掉你想当作家的梦！你这样只顾写作，让孩子吵得全家人不能生活，你岂不是太自私了吗？”

　　我一惊停笔，抱着儿子，惶然不知所措。那种“罪该万死”的感觉又从头到脚的罩下来。我无法为自己解释，只感到走投无路。当晚，我把头埋在儿子的襁褓中，祈求的对他低语：“儿子，你不能这么爱哭了，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哭了！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为你，为我们两个，为你的父亲，做一点事吧！”说也奇怪，儿子那晚不再哭。我奔回书桌前，飞快的继续我的小说。那夜，我写完了那个短篇。至今记得那篇小说的题目：《情人谷》。这篇小说在如此仓促之下完稿，写得并不好，隙很快的发表了，很快的拿到稿费。发表的杂志，与我后来的生涯有极大的关系，那本杂志名叫《皇冠》，那是我第一次给《皇冠》写稿。拿到稿费，马上换了美金，寄去给庆筠。我的生活，就这样，又陷入艰苦的挣扎里。庆筠很勤于给我写信，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刚离开没多久，他来信中有这样的一句：

　　“让我们用三百六十五日的相思，去奠定百年相守的美景！”

　　我好感动。抱着儿子，我在他耳边悄悄背诵。后来，他的信中常常提到国外的所见所闻，我也看得津津有味，非常新鲜。一次，他信中忽然有了“愤世嫉俗”的味道，很悲观消极，他写：

　　“到了国外，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台湾是多么渺小！凤凰，我告诉你，以后我们不用去争取物质生活，因为我们的物质生活不论怎样进步，也不可能追上欧美的水准！我们太落后了！看到别人的进步，会让我感到无望和自卑！”

　　（庆筠一定没有料到，今日的台湾，不但已追上了欧美，有些地方甚至凌驾了欧美。）

　　其实，从这封信中，我就该看出一点端倪。这次出国，带给庆筠的冲击确实很大。他离开时，是个积极，有信心，有热情的年轻人。虽然也有些“愤世嫉俗”的意味，却不严重。他回来时，一切思想看法，都有些变了。变得最多的一点，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乐观和天真了。

　　庆筠回来时，小庆已快满周岁。

　　我带着满怀的喜悦，带着我们的儿子，带着“百年相守的美景”，飞奔到机场去迎接庆筠。我们总算把这一年熬过去了。再相见时，我们手握着手，泪眼相看，真觉得恍如隔世。庆筠抱着他的儿子，看了又看，亲了又亲，简直不相信这个“胖小子”，就是他离开时，尚未出世的孩子。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团聚，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和说不出的辛酸。至于别后种种，更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完的！

　　我怎样也没想到，这次的团聚，却是日后分手的序幕！人生的路，不知道为什么，我所走的，特别崎岖。

十二、痛苦的婚姻



　　我们一家三口，又搬回到高雄去住了。这次，我们总算租了一幢房子一家住，这房子也很奇怪，是两层楼，却只有两间房，楼下一大间是客厅兼书房，楼上一大间是卧室兼书房。我和庆筠，终于拥有了两张书桌。他在楼下写，我带着儿子在楼上写。庆筠继续他的上班生活，写作都是晚上的事。但是，在国外这样东奔西跑了一年，再要收下心来，去过如此“孤独”的“写作”生活，他骤然间无法调适他的脚步。再加上，他走的时候，儿子并未出世，我和他两人共有一个小天地。他回来时，儿子已经一岁，正是又吵又闹又需要人一步一扶的时候。假若庆筠曾和我共同度过儿子出生后的第一年，他一定比较能适应儿子。但他跳掉了那一年。现在，突然间，我变成一个母亲，注意力全在儿子身上，等儿子好不容易睡觉了，我就冲到书桌前去“写作”，我忙得简直分身乏术，对庆筠，我难免疏忽。如今再回忆起来，我和庆筠的婚姻，一开始可能就是个错误。我们之间没有很深的爱情基础，认识的时间又很短暂就结婚，彼此了解都不够深入。但，我们婚姻中真正的致命伤，是不该轻易离别，更不该双双执迷不悟的写作。

　　重回到我身边的庆筠，对“写作”的“使命感”更加强烈。在国外走了一圈，他心有所感，极力想写一些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这种“使命感”把他煎熬得很苦。当他在“煎熬”中时，我无法分担他的苦恼，也无法进入他的世界。我忙儿子，忙家务，忙自己的写作就忙个没完。我顶多能做到的，就是抱着儿子到屋外的草地上去玩，让他耳根清静，让他有短暂的时间可以利用。

　　我和儿子在外面玩了两小时，回到家里，他桌上的稿纸仍然空白，写了字的稿纸，全在字纸篓中，堆了满满一字纸篓。而他，头发凌乱，眼神落寞。

　　同一个时期的我，却写了好多篇中篇小说，我把它们寄给《皇冠》，都能刊载出来。《皇冠》的稿费不高（我后来才知道，这本杂志是如何惨澹经营的）。稿费虽不高，对我的生活，却已不无小补。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发表的园地。我的中篇小说《寻梦园》、《黑茧》、《幸运草》……都是这时期发表的。有一天，我居然收到《皇冠》社长“平鑫涛”的一封信，信中写着这样几句：

　　“我们非常喜欢你的小说，读者反应也十分热烈。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每期给《皇冠》写一篇稿？长短字数都没有关系，《皇冠》篇幅大，可容纳较长的文稿……”

　　我捧着信，雀跃三丈。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邀稿”信！我把信拿给庆筠看，简直“得意忘形”。庆筠看了信，十分纳闷，他总觉得我的小说写得很没“深度”。这样没深度的作品怎会有人邀稿！他立刻把我发表的那些中篇小说，拿来重读一番。看完了，他把杂志丢在桌上说：“你不过是在说故事而已！”

　　“对！”我承认。“我就是在说故事！”

　　“你连故事都没有说得很好！”他又批评。

　　“对！”我仍然承认。“不过，我会慢慢进步的！”

　　“如果你一天到晚写这些没深度的东西，你一辈子都不会进步！”他气冲冲的说：“如果你以此为自满，你就完了！你会陷在流行的、通俗的案臼里，再也跳不出来！”

　　我有些受伤了，抬头看他，我语气不佳：

　　“你去写那些藏诸名山、流传后世的不朽名着，让我去写没深度没格调的故事！我只想说故事，只爱说故事。我才气不高，学问不深。能写得出来，能有地方发表，我就很满足了！”庆筠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生气。他整晚坐在桌前想心事，偶尔涂涂写写，又都撕掉。第二天他去上班，到下班时没有回家，我抱着儿子，站在门前等，越等越心慌。怕他出事了，怕他骑车太快了，怕他被车撞了……夜越深，我越怕。最后，我铁定他出了意外，哭着跑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公司早就下班，没人接电话。我又哭着打给麒麟，麒麟在工厂上班，或者知道下落。麒麟一接到电话就问我：

　　“你是不是和他吵架了？”

　　“没有！”我哭着说：“我没有跟他吵架。”

　　“安心啦！”麒麟喊：“一个大男人，不会有事的！你回家去等就对了！”我只好抱着儿子回家。午夜，庆筠回来了，我听到脚踏车声，就冲到门口去看他，一看他四肢俱全，完完好好，我竟“哇”的一声哭出来。庆筠把我一把抱住，连声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应该猜到你会着急。我只是和几个朋友去玩桥牌，不知不觉就玩晚了！”

　　我惊魂甫定，身子还在颤抖。那时候，家里都没电话，联络起来本就不便。丈夫一夜晚归，我似乎也犯不着小题大作，只要他安好，就什么都算了。我拭去泪，虽然心底仍然委屈，却也不再多说什么。谁知道，这种“晚归”，竟逐渐变成一种“习惯”了。

　　那年，麒麟和他的女友小霞结婚了，也定居在高雄，我们双胞胎都已成家，又住在同一个城市，时相往来，实在是件很好的事。但，我和庆筠的感情，却开始陷入风风雨雨之中。庆筠常常下了班就不知去向，归家时已是夜深。头几次，我会哭，会着急。次数多了，我不再着急，隙化为一股怒气。年轻的我，脾气一向就不很好。现在，身上的工作又十分沉重。小庆已牙牙学语，而且飞快的学走路。小家伙浑身有用不完的精力，爬高下低，跳来跳去，简直没片刻安静。我每天仅仅带他，已经筋疲力尽，何况我还要抽出能抽出的每一分钟，去写一些东西。现在，我写的作品，几乎大部分都能发表了。我有好几个固定的地盘，是从不会退我稿的：一家报纸的副刊，香港的一本文学杂志，和台湾的《皇冠》。我每月只要勤于耕耘，就会收到相当不错的稿费，这对于我的生活和写作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我就写呀写的，几乎没有停。我最大的错，是从没有去体会庆筠的“失落”。当他夜不归家时，我就生很大的气。我骂他没有责任感，没有良心，既不是好父亲，更不是好丈夫！他被我骂急了，就怒冲冲的吼了回来：“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能赚几个臭稿费，就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吗？如果我不是要上班养活你，如果我像你一样，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写作，我早就是大作家了！都是你！都是你！你害惨了我！你谋杀了我的写作生命！我会夜不归家，就因为你！因为我苦闷，因为我不要回家面对你！”

　　这太残忍了。夫妻一旦吵架，常会说些最刻薄的话，但是，这些话也正流露出对方的心态。他这样一吼，我就被打倒了。我踉跄着往后退，又气又急又伤心，眼泪就夺眶而出。一面哭，一面就去抱儿子，要抱着儿子冲出家门，永不回来，免得让他看了讨厌。我抱着儿子跑，儿子看我哭，他也哭，用小手摸着我的眼泪说：“妈妈哭哭，小庆哭哭！”

　　儿子这样一说，我更是泪不可止，那场面实在惨烈。我抱着儿子奔到房门口，庆筠一下子拦过来，把我们母子都圈在他的臂弯里，苍白着脸说：

　　“不许走！不要走！我吵架说的话，你怎么能认真？你们母子两个，是我整个的世界呀！我什么都没有，连写作都没有，我只有你们两个！难道连你们两个，也要遗弃我了吗？”

　　我站住，然后哭倒在他怀里。听了他这种话，我怎么忍心走？走？又走到何处去？我不是下定决心，要和他恩恩爱爱过一生吗？我们不是要用三百六十五日的相思，来奠定百年相守的美景吗？连离别的日子都挨过了，怎么相守的日子反而如此悲惨呢？我收住步子，不走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情况，却每况愈下。

十三、二十五岁



　　那年冬天，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

　　在写《窗外》以前，我尝试过很多长篇的题材，写了《烟雨蒙蒙》的第一章，写不出第二章。也写了许多其他的第一章，就是写不出第二章。总觉得心头热烘烘的，有件心愿未了。最后，我决心写《窗外》，那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的初恋，这件恋爱始终撼动我心，让我低徊不已。我终于醒悟，我的第一部长篇，一定要写我最熟悉的故事，我最熟悉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写《窗外》的时候，我非常小心翼翼。我不敢让庆筠看到我的原稿，怕他又翻出我的过去，来和我吵架。所以，我都利用他上班的时候去写。

　　小庆在一岁七个月大的时候，已经能跑能跳，能言善道。我为了要写作，只好每天上午，都把他送托儿所。小庆不喜欢托儿所。每天早上，托儿所的车子来接他的时候，他都会抱着我的腿不放。我必须用最坚强的意志，来克服我的“不忍”。每次把他拉上幼儿车，他就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惨烈的哀叫：“妈妈呀！我要跟你在一起！妈妈呀！我不要去学校！妈妈！小庆乖乖不会闹……”

　　车子走了好远，小庆的哭叫声仍在我耳边萦绕。我掉着眼泪，冲上楼，面对一叠空白稿纸，我含泪对稿纸说：

　　“如果今天上午，写不出三千字，我就对不起我那可怜的儿子！”坐下来，拭掉眼泪，不敢浪费时间来哭泣，我马上提笔写作。这种情况下，我几乎每天都能写出三千字。到了中午，幼儿车的铃声一响，我就飞奔下楼，奔出大门，奔向我儿，把他紧紧紧紧的搂在怀里，对他不住口的说：

　　“对不起，儿子。妈妈好狠心，是不是？但是，你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写了三千字呢！”

　　整个下午，我不写作，陪儿子玩。晚上，我也不写作，把时间留给庆筠，我还想挽救我的婚姻。但是，庆筠从“晚归”，更进了一步，有时，他会“彻夜不归”了。

　　庆筠下班后的去向，终于露了底。

　　原来，铝业公司职员众多，又有工厂，工人也多。每天下班后，就会有些职员和工人，在空无一人的工厂中打扑克，赌一点小钱。庆筠那时，正心情苦闷，对现实生活充满了不满，对自我的前途，又充满了无力感。眼看我拚命的写，且能发表，他自己的挫折感就越来越重。（可惜，他这种心态，是我在多年后才分析出来的。当年的我，对他真是又气又恨又伤心，根本没有情绪去分析和了解。）在这种种因素下，他就逃遁到那个扑克桌上去了。

　　起先，只是小小的玩一下，慢慢的，就像鬼迷心窍一般，会越玩越大。庆筠天生就不是赌徒，他根本不会赌，也不擅赌，十赌九输。他输的数字，现在想起来，实在没多少。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的生活费，儿子的奶粉费。他输了，就觉得没办法回来面对我，于是，只好再继续赌下去。就这样，他常流连于外，而我，却在一次一次的等待以后，越来越绝望，越来越灰心。（后来，有许多报章杂志，报导我这次失败的婚姻，都归咎于他的“赌”，其实，这对他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会去赌，我也要负责任。而且，他这一生，也只有那么短短一段时间，曾迷失于“赌”。我们的婚姻会失败，是由很多很多原因堆积而成，赌只是其中极微小的一部分。）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二十五岁生日那天。

　　在我过生日的前几天，庆筠告诉我，他要戒赌了。他要把一个全新的庆筠送给我，做为“生日礼物”。他还说：

　　“自从我回国之后，我所有的表现都差劲透了！我不止让你伤心，让你难过，连我自己都恨透了这个我。凤凰，我们再重新开始吧！不要放弃我，不要想离开我，我发誓，我再也不赌了！我也不怨天尤人了，我要好好的写作，和你一样努力去写。我们结婚时的信念还在，请你，不要对我失望！你过二十五岁生日，我们就以这一天做为全新的开始，我要请麒麟、小霞，还有诸多好友，来为我的话作见证！”

　　我那时对于庆筠，心已经冷了。不止是因为他赌，更大的原因，是他对什么都不满意，整个人生显得非常消极。他看不起我的写作，自己又没有写出超越他自我的作品来。每次一吵架，就说我害了他，我和孩子拖累了他，使他无法一展雄才。这种话的杀伤力太强了。我相信，我也说了很多伤害他的话。彼此的伤害一深，心里的“积怨”就不少。那时，我真的常常在考虑离婚。庆筠也知道我的心意，知道我正在挣扎和矛盾中。当他和我说了上面那一大篇话之后，我又感动了。想想看，我自己也有诸多不是。我很情绪化，很小心眼，又孩子气，又任性，又爱哭。是我不能保持一张欢笑的脸，是我无力拴住丈夫的心。这样一检讨，我不能只责怪他而不责怪自己。于是，我答应了他，相信了他，我们要一起努力，去重新开始我们的婚姻生活。庆筠很高兴，他立刻去请了好多他的朋友、麒麟夫妇，整整有一桌客人，来我们家吃晚餐，为我庆祝生日。当然，那天也是麒麟的生日。可是，这么多人来吃饭，做饭的工作还是我的。我一向不擅长于厨房工作，这么多人来吃饭，对我实在是件苦事。庆筠拍着我的肩，笑嘻嘻的说：

　　“没有关系，我下午就请假回家帮你！我会从餐馆里，带两个现成的菜回来，你热热就可以吃了！”

　　“你可一定要早点回来！”我千叮咛、万嘱咐的说：“总得有个人带小庆，我不能又带他又烧菜！”

　　“你放心！”他兴冲冲的看着我。“我们的‘新开始’，我怎会把它弄砸呢！”于是，我生日那天到了，庆筠一早去上班，告诉我中午就回来。小庆去了托儿所，我赶快去买菜。回来洗洗切切，忙忙碌碌。中午，小庆回家，我只有带着他，无法进厨房，因为我家厨房极小，我怕炉火热油会伤到孩子。我们母子，站在大门口左等右等，庆筠人影俱无。到了下午五点，他仍然不见踪影，幸好麒麟和小霞赶来，我赶快把小庆交给麒麟，小霞和我一起下厨。六点半，客人全来了，庆筠仍然不见踪影。

　　七点半，我和小霞把菜全搬上桌，我累得满头大汗，心中绞痛。我想笑，却完全笑不出来，眼泪始终在眼眶里打转。满桌宾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动筷子，也没有一个人说话。这些好友，对我和庆筠的情况都十分了解。而且，他们都是奉庆筠之命，前来为他作见证的！到了八点，我含泪请大家先吃，不要等庆筠了，麒麟眼睛一瞪，大声说：

　　“不行！今天一定要等他回家，大家再开动，看他能晚到几点回来？看他如何向我们大家交代！”

　　麒麟这样一说，大家都不肯吃。我们一大桌人，就坐在那儿默默的等。到了九点钟，麒麟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骂了一句：“岂有此理！”我心想，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今天是我的生日呀！是他要帮我过生日呀！是他请的客人呀！是他要“新开始”呀！怎么可能不回家呢？我又颤栗了，害怕了，担心了，我喃喃的说：“会不会出事了？会不会出了车祸？”

　　麒麟瞪了我一眼说：“你放心，我去帮你把他‘捉’回来！”

　　麒麟说完，冲出房子，骑上脚踏车就如飞而去。我们满桌子人仍然没人吃东西，没人说话，小庆倚在我肩上睡着了。小霞悄悄把他抱过去，抱上楼，送到床上去睡。我傻傻的坐在那儿，心里疯狂般的想，一定出事了，一定撞车了，一定发生意外了……九点半钟，车铃响，麒麟和庆筠在众目睽睽下，一起冲进了房间，麒麟嚷着：“凤凰，我把他给押回来了！”

　　我不敢相信的看着庆筠。庆筠显得狼狈极了，他头发零乱，衣衫不整，脸色苍白，满脸的胡子茬。他面对着我，手足失措的说：“今天发了薪水，我就去玩了玩，我没有输，钱在这里……”他一面说，一面掏口袋，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一叠零散的钞票，又从右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叠零散的钞票，再去翻衬衫的口袋，又去翻长裤的口袋……从每个不同的口袋里，掏出了左一叠右一叠的散钞，握了一大把，直往我的手里塞，说：

　　“你看你看，我还赢了一点呢！”

　　那晚的我很没有风度，我顾不得满屋宾客，我把钞票往地上一摔，就飞奔上楼。拥着我的儿子，我整晚在那儿哀怜着我的婚姻。我不肯下楼，也拒绝吃饭。心中最大的痛楚，不是他的赌，而是，当他在那儿左翻口袋、右翻口袋的当儿，我才蓦然醒悟过来，当初那个胸怀大志、雄姿英发的庆筠，已经变了！那个虽然贫穷，却豪气干云的庆筠，确实不见了。难道，我真的“谋杀”了庆筠吗？那个有着“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日月”的胸襟气度，有着“天地一沙鸥”的诗情画意的那个年轻人，如今到哪里去了？难道一个错误的婚姻，竟会把一个优秀的青年给害了？

　　我不寒而栗了。如果是我把庆筠害成这样，我真是罪不可赦呀！我这一生，有两次的生日，终身难忘。一次是二十岁，一次是二十五岁。两次生日，都让我心碎，都让我痛楚莫名。

十四、《窗外》出版，愁云满天



　　二十五岁生日过去没有多久，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终于完成了。真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毅力去完成它！而且是在这种风风雨雨的生活中去完成的！

　　捧着一大迭《窗外》的原稿，我虽然有初完稿的喜悦，却有更多的茫然。二十万字呢！什么刊物会接受它呢？如果它去“周游列国”，恐怕邮费都不是小数字，我把稿子压在家里，开始写信给各报副刊，问一问有没有编辑愿意“过目”一下？一星期后，回信纷纷而来，都是“篇幅所限，长篇小说无法容纳”，居然没有编辑愿意看它！

　　就在这时候，有天我出门回家，发现庆筠正在全神贯注的翻阅《窗外》原稿。我心中怦然一跳，心想战争又要开始！谁知，庆筠放下了稿子，抬头看着我，严肃的说：

　　“这是一部好小说！你让我嫉妒如果我再不奋起直追，你会遥遥领先的！”我松了好大的一口气，真感激庆筠，没有因我写《窗外》而和我吵架，我小心翼翼的看着他问：“这里面写的是我自己，虽然十四章以后，都是杜撰，里面还是有你的影子，你不会生气吗？”

　　他郑重的看着我，诚挚的说：

　　“让我告诉你，每个作家的第一部小说，多半都是自传！你千万不要让这点来困惑你，只要问，你有没有写好它！至于我……”他微笑起来：“我如果连这点胸襟和器度都没有，我还配当你的丈夫吗？我还配谈写作吗？”

　　我好感动。庆筠就是这样的，当他理智的时候，当他不自卑的时候，当他想发愤图强的时候，他真是个可爱的人。那一瞬间，我想，我们还是会恩恩爱爱过一生的！只要我们彼此都能迁就一点，都能牺牲一点！我们还是有“百年相守”的美景！报社都不愿过目我的《窗外》，我想来想去，惟一的可能是《皇冠》杂志。当时，皇冠正在扩版，增加了一个专栏叫“每月一书”，可以一次刊完十万或二十万字。所以，我就把《窗外》付邮，寄到《皇冠》去了。

　　人生的一切，是不是都有命定呢？我这样一寄，真是万万也想不到，我以后的生命，就全部改写了。

　　《窗外》寄出一星期后，我收到了“平鑫涛”寄来的一封长信，他的字如天马行空，一手好草书，却“草”得太厉害，三个字里我有两个不认识，连看带猜，看出这样几行：

　　“收到《窗外》，连续三个晚上，不眠不休，终于一口气读完。这是本不可多得的佳作！我猜作者本人，必在书中。写得如此真实，令人深深感动。《皇冠》获得此书，十分荣耀，已决定在七月份《皇冠》上，一次刊出

　　……”

　　我捧着信，雀跃不已。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平鑫涛”，颇有知遇之感。我收到的第一封“邀稿信”是他写的，第一部长篇，又是他接受的！他真是个有慧眼的人呢！我还没从兴奋中恢复，他又来了第二封信，热心的和我讨论书中的几个细节是否需要修正？我来不及回信，他又来了第三封，建议我改写“第一章”，让主角先跳出来。（我的初稿中，第一章是许多女学生一齐出场。）我接受了每一项建议，重改我的《窗外》。一九六三年七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发表在《皇冠》杂志上了。两个月后，这本书发行了单行本。我首次在街头的书摊上，看到自己的书陈列着。心里的喜悦真是难以言喻，我悄悄的在书摊前逛来逛去，偷偷看着那本书。看到居然有人去买书，我兴奋得心脏怦怦乱跳。晚上回家，做梦都会笑。平鑫涛的信，如雪片般飞来：

　　“第一版‘窗外’，已被抢购一空，现正再版中……”

　　“第二版《窗外》，又已售完，现在赶印第三版，已决定一次印五千本……”

　　“第三版《窗外》，又快卖完了。你在忙些什么？难道没有新作问世，不准备‘乘胜追击’吗？……”

　　哇！我实在有些晕陶陶，从来没有人用这么“直接”的方式，来“肯定”我的写作。多年以来，在父母的怀疑下，在自卑感的作祟下，在儿子的眼泪下，在生活的煎熬下……不停不休的写，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写作是否有意义？这样的“写”，几乎在每个字中都揉着血和泪，如今，这番挣扎，终于得到了回馈！我看着平鑫涛的信，泪水盈眶。怪不得古人有诗说：“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回忆我的“写作”路程，真正是“寒彻骨”呀！

　　就在平鑫涛不断报佳音、催新稿的当儿。《窗外》带给我的“压力”，竟如排山倒海般涌来。首先是我的父母，他们看了《窗外》，竟勃然大怒！双双写信来指责我，说我不该写这部小说，“出卖”我的父母！父亲的“传统道德”观，使他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你以为大家是喜欢这部‘作品’，而买这本书吗？大家不过是要看看你的风流自传而已！”

　　母亲的来信更加严厉：

　　“原来你的写作才华，仅止于此！你就这样等不及的要赚钱吗？除了‘出卖’你的父母以外，你还有没有别的本事？我生你养你育你，竟换得你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你写了一本书来骂父母！”

　　天啊！我没有要骂父母，我爱他们，我真的爱他们！《窗外》是我生命里最强烈的故事，这故事中如果没有我的父母，就根本不能成立！我或者写得太坦白，太真实，不过，就在我下笔的时候，我对父母虽然有“怨”，却有更多的“爱”呀！难道他们看不懂？难道他们体会不出来？难道他们根本不曾“深入”我的内心世界，竟无法接受我的书。我捧着父母的来信，又觉得自己闯了大祸，罪该万死！泪水就滴滴滚落。我亲爱的父母啊，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呢？我走这条路，走得如此艰辛，你们为什么不鼓励我，反而要生气呢？我不了解，我真的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庆筠下班回来，看我两眼哭得红红的，惊问为什么。我把父母的信拿给他看，他跳起来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管是谁的作品，都无法逃开人生的范围呀！一个作者会把自己的生活，反映到作品里去，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这样责怪你，实在太过份了！”他伸出手给我，慷慨的说：“别哭，你还有我！”

　　我好感动，真的好感动。

　　但是，没有几天，庆筠又彻夜不归了。当他拖着疲倦的脚步，睁着布满红丝的眼睛，狼狈而踉跄的回到家里，他不等我开口，就先发制人的对我大吼：

　　“不要怪我不回家，也不要怪我去赌钱！都是你，你和你那本见了鬼的《窗外》！你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你的真爱，那么，你把我置于何地？你有没有顾全过我的自尊？我的感觉？”

　　我惊愕得几乎不会说话，好半晌，我才低低的说：“你不是说，每个作家的第一部小说，都是自传，你会谅解吗？”“会谅解的是神！”他大喊：“我不是！我只是人！连你的父母都不会谅解你！我怎会谅解你！”

　　我呆呆的跌坐在椅子里，脑中昏昏沉沉的，连思想的力气都没有了。几天之后，我在报纸的副刊上，读到一篇作品，作者是庆筠。再仔细一看，文章的内容，居然在写我，他杜撰了许多事情，把我痛痛快快的大骂了一场。我等他回家，深深的注视着他，我沉痛的说：“我不知道你这样恨我！”

　　他看着报纸，顿时歉容满面。

　　“对不起，”他说：“那天我觉得沮丧极了，所以写了这篇东西，这不算‘作品’，我只是在泄愤而已！”

　　“泄愤？”我难过极了。“我让你这么生气吗？为什么呢？仅仅因为《窗外》，还是你对我的爱情都死掉了！”

　　他悲哀的看着我，试着要向我分析他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自从你出了书之后，我就无法平衡了。我受不了同事们的眼光，受不了你一天到晚写，受不了自我的期许，也受不了这个家里的气氛！”他痛苦的用手抱着头，似乎痛苦得快要死掉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觉得我已经完了！”

　　看他那么痛苦，我也痛苦起来。年轻的我，还不太懂得为对方设想。易地而处，我可能也会和他一样痛苦。如果我能多为他设身处地想一想，或者我能付与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来挽救我们的婚姻。但，那时的我太年轻，肩上已扛着沉沉重担，父母给我的压力已使我透不过气来，总觉得庆筠该给我的是慰藉和支持。怎能也用这种态度来对我，怎会对我说，他受不了这个，受不了那个……他不平衡，我也不平衡。觉得自从他回国以后，我们就陷在彼此折磨中。我看着他，悲哀而无助，我说：“如果我让你这么痛苦，那么，就让这场悲剧结束了吧！”

　　“什么叫‘结束了吧’？”他大声的问。

　　“离婚！”这两个字从我嘴中一吐出来，我们两个都有些惊怔了。他死死的盯着我，一语不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婚姻的失败，我实在要负相当大的责任。我总觉得自己委屈，不能去体会他的委屈。在我的书出版后，我也没有去体谅他的失意。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不适宜做个“妻子”，我和庆筠会走上离婚的路，都因为我扮演不好“妻子”这个角色而造成的。连“离婚”这两个字，也是我轻易出口的。）

　　当时，我一提到“离婚”，两人都震动了。庆筠看了我很久，终于点了点头，咬牙说：“这样也好！”

　　可是，一转身，他看到小庆，他把孩子抱了起来，抬头看我，哑声说：“你预备让小庆没有爸爸，还是没有妈妈？”

　　我眼泪一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就是《窗外》出版，带给我的各种压力。说真话，《窗外》的出版，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大大冲刺。但是，在我真实人生里，它却带来毁灭性的风暴。

十五、初见鑫涛



　　那年，我二十五岁。整整一年，我发疯一样的写作。

　　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和庆筠，陷在彼此折磨的困境里。我生活的重心，只有两样：小庆和写作。

　　我在五月份，就开始写《六个梦》。由于《六个梦》是中篇小说，我写了前三个梦，就又马不停蹄的开始写《烟雨蒙蒙》。《烟雨蒙蒙》一完稿，我又接着去完成了《六个梦》。我会这样拚了命去写，完全和《窗外》有关。我要证明除了我自身的故事，我也有能力写别的。《六个梦》首先在《皇冠》发表，《烟雨蒙蒙》接着在联合报副刊发表，都是平鑫涛安排的，那时，他是《皇冠》的社长，也是“联副”的主编。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和鑫涛见面。

　　会和他见面，是因为我到台北去接受“电视访问”。那时候，电视还是很新鲜又很时髦的东西，能被“电视访问”是件非常难得又非常光荣的事。我人在高雄，要离开小庆三天，去接受电视访问，我很不愿意。鑫涛又是信、又是电报，十万火急。劝天下的夫妻，千万不要走相同的路！

　　我到了台北，鑫涛亲自到火车站来迎接我。我们素昧平生，但已通过数不清的信。我那天穿了一身黑衣服，瘦瘦小小，自觉平淡无奇。杂在一堆旅客中走下火车，很惊奇的发现鑫涛站在那儿，很肯定的注视着我说：

　　“你一定就是琼瑶！”

　　鑫涛那年三十六岁。个子不高，方面大耳，站在那儿，却颇有种凌人的气势。他如此年轻，双鬓已经微斑，两眼却炯炯有神。看起来充满了精力，神采奕奕。那第一次会面，我们谁也没料到，日后我们竟会相知日深。命中注定，要共度一生。那时，我只是很惊奇，很惊奇他能在成群旅客中认出了我，我问：“怎么会认出我来？”“从《窗外》里认识的，从《六个梦》里认识的，从《烟雨蒙蒙》里认识的！”他笑着说，帮我拎起小旅行袋。“不止认识吧！是非常熟悉了！”

　　后来，我才知道，鑫涛是个相当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第一次见我，却说了很多话。一直到今天，他都常常会问我：

　　“我们第一次在台北火车站相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电光？”“什么电光？”今日的我回答。“我听到雷响呢！轰隆隆，好大的雷，天摇地动。”“不开玩笑，说真的！”

　　说真的，没有电光，也没雷响。二十五岁的我虽已结婚生子，又写了好些篇小说，仍然涉世未深。鑫涛的身分地位对我来说，是个“大人物”。他主宰我小说的命运，他是一个大杂志的社长，又是一家大报的副刊主编！还在广播电台主播“热门音乐”。（他是第一个把摇滚乐介绍到台湾来的人，他主播“热门音乐”时，用的是艺名“费礼”，他还用这艺名，翻译了《原野奇侠》和《丽秋表姐》。）他在我心目中，是个很奇怪的人。能编杂志，能写稿，能翻译，能广播，能懂“热门音乐”……简直是个“十项全能”！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会让我自觉“渺小”。我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仍然缠绕着我。我称呼他“平先生”，对于他会亲自跑到火车站来接我，深感“受宠若惊”。在这种情绪下，怎会有什么电光石火呢？但是，当他笑着谈《窗外》、《六个梦》、《烟雨蒙蒙》的时候，我却感到十分亲切，十分温暖。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全然没有陌生感。那天，因为有许多事要讨论，他请我先去喝杯咖啡。在咖啡馆里，他告诉我访问的内容，需注意的事项，和《窗外》发行的情形，读者反应的情况……他说了很多，我只是静静的所。那时，我有些着急，因为，这在台北停留的三天，我必须回父母家去住。而父母，对于我写《窗外》，仍然余怒未息。我真不敢回家去见父母，很想去住旅馆，但我身上却没有住旅馆的钱。（《窗外》一书的稿费，我用来买了一个冰箱，全部花光了。）我始终心不在焉，很想问一句：

　　“平先生，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

　　第一次见面，这句话始终问不出口。最后，公事都谈完了，鑫涛送我回父母家。我站在那日式房子的门口，迟迟疑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等鑫涛走掉之后，还呆呆的站在那门口，想不出见了父母要说什么？认错？不，我不觉得我有错。直到如今，我都不觉得我写《窗外》有什么错。我呆站在那儿，冬天，天气好冷，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在门外徘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足足磨到天色全黑，这才鼓勇按了门铃。后来，鑫涛告诉我：

　　“你知道吗？那天送你到家门口，你看起来好奇怪，所以我并没有走，我在巷口偷偷看着你，想等你进门之后再走。那知道，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钟！真想跑过来问你，到底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又觉得跑出来会太冒昧了！后来，好不容易看你进了门，我才放下心来。”隔了许多年，他又提起那天，他说：“你小小的个子，穿着一身黑衣服，在冬天的冷风底下，走来走去的。我觉得，好像有好重好重的压力，压在你的肩上，你那种‘不胜负荷’的样子，让我终身难忘。”

　　原来，他那天目睹了我的徘徊。

　　但是，我还是进了父母的家门。父母毕竟是父母，不论他们对我多么生气，他们仍然没有拒我于门外。我怯怯的看着他们，等着他们骂我。可是，他们只是对着我，轮流的叹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可怜的父母，当我一无所成的时候，他们失望伤心。当我终于《写作出书的时候，他们又害怕担心：不知道我的笔下，对父母家庭，会不会造成伤害？看到他们这么难过，我也难过极了。顿时体会到，“写作”要付的代价，岂止是青春年华的默默消逝，它还会让你“孤独”。不止在写作时的“孤独”，还有写作后的“孤独”。瞧，我为了写作，失去了庆筠的爱，又为了写作，失去父母的爱！这代价真的太高了！第二天，我接受了电视台非常隆重的访问，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第一次面对访问的人，第一次用“现场直接播出”，我心里好紧张。鑫涛始终在电视公司陪着我，访问前，就一直给我打气。访问后，他说我讲得很好，保证我并没有失言或失态。那时还没有录影机，我自己无法看到自己在荧光幕上的样子。电视访问完了，我又接受了中广的访问。好忙碌的一天！访问都结束后，鑫涛请我去他家里吃饭，于是，我见到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鑫涛的妻子非常美丽，三个孩子活泼可爱，最小的一个儿子比小庆只大几个月。我看到一幅幸福家庭的图画，心中深受感动。看着他的儿子，想着小庆，我自然而然的谈起我的家庭，我的写作，我的父母，我的儿子，和我为了《窗外》，所受到的种种压力。我没有强调什么，只是淡淡的说。鑫涛这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并不知道他前一天曾目睹过我的徘徊，只感觉到，他听得好认真。

　　然后，鑫涛也谈起他自己，和他办《皇冠》的经过：

　　“你知道吗？我离开父母，一个人来台湾的时候，身上只有二两黄金，是我全部的财产。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台湾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只好在同学家里打游击！”

　　我听得很入神，因为他来台的情况，和庆筠很相似。

　　“后来，在同学的介绍下，进入台肥六厂去当公务员。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里。当时，有三个朋友和我志同道合，大家决定要办一本综合性的杂志。于是，四个人聚资，拼拼凑凑，勉勉强强的出了第一期。那一期里的翻译稿、创作稿……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写的，跑印刷厂、装订厂……都是自己去跑的。第一期印了三千册，把我那间单身宿舍堆得满满的。我们四个人挤在小屋里，人手一册，自己欣赏自己的稿子。”

　　很亲切的话题，我了解那种“自我陶醉”的滋味。

　　“然后，我们要设法把这些《皇冠》卖出去。我骑了脚踏车，载着《皇冠》，到一个个书摊去，请他们寄售，他们连寄售都不肯！有几家勉强接受了，却把《皇冠》丢在地上，用许多别的杂志堆在它上面。这样人家根本看不到《皇冠》，我就去把它从书堆理挖出来，请书摊老板把它放在上面。老板瞪了我一眼，生气的说：‘这种破杂志，没有人买的啦！’我听了真伤心。一个月后结算，只卖掉五十七本！我们四个合作的人，合作不到三个月，赔得惨兮兮，三个都退出了，只有我坚持。每个月都骑着脚踏车自己发书，书太重了，骑到后来，大腿两边的淋巴腺都肿了起来！”

　　我听了，实在非常震动，原来这本已十分成功的杂志，是如此艰辛创办的。假若没有过人的热情和毅力，大概早就收兵了吧！怪不得年纪尚轻的鑫涛，已经“早生华发”了。然后，我们又谈到《皇冠》杂志的现状，说也不信，这本杂志已发行了快十年，仍然非常艰苦，由于利润太少，始终都是“惨澹经营”。鑫涛手下，只有一个职员，厚厚的一本杂志，从看稿、编辑、美工、印刷，到校对，他样样都要做。说着说着，他就笑了起来：“真不容易，现在已熬到第九年，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个琼瑶！或者，皇冠是真的要起飞了！”

　　很大的恭维，我笑了，满怀温暖。那一夜，真是很温馨的一夜。第二天，我就乘火车回高雄，鑫涛仍然到火车站来送我。我上了车，他递给我一个很大的牛皮纸口袋，说：

　　“一点小礼物，回家以后再拆！”

　　我拿起来，沉甸甸的，像是一本大开本的书。我收下了，一路都没有拆封。回到家里，庆筠迎了过来，满脸困惑的对我说：“嗒！好奇怪的事，有人送来一架落地电唱收音机！不知道是不是送错了地址！”我奔过去一看，好豪华的一架落地电唱机，四声道身历声的，简直太奢侈了！自从我的小破收音机被小偷偷掉以后，我就和音乐绝缘了。此时看到电唱机，实在惊讶极了。电唱机上没名片，没卡片，什么都没有。我突然想起鑫涛给我的牛皮纸口袋，匆匆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叠唱片，有柴可夫斯基，有贝多芬，有史特拉文斯基和莫札特！我翻弄着唱片，一张小纸条掉下来，鑫涛那天马行空的“草书”，草草的写着：

　　“知道你写作的辛劳后，深觉惭愧，稿费一直算得不高，因《皇冠》也撑持得相当辛苦。一架落地电唱机，是从闲谈中，得知你们家庭中所需要的，请看在特意让高雄朋友代劳的一片苦心中，笑纳吧！”

　　我衷心感动，不止为了唱机，还有我手中的唱片，如此细心的安排，实在是个有心人。（事隔多年以后，我笑着问鑫涛：“第一次见面就煞费苦心的送唱片，送唱机，有没有心怀不轨呀？”鑫涛正色回答：“别冤枉了好人！知道你写作得那么艰苦，觉得太抱歉了，想补偿你一些稿费，又怕伤了你的自尊。后来听你说不喜欢热门音乐，比较爱古典音乐，我才好不容易，想出送唱机的点子！”然后，他又笑笑说：“虽然没有‘心怀不轨’，倒的确是‘用心良苦’呢！”）

　　就这样，我们家里有了唱机，我可以一边写作，一边听音乐，写作时不再那么孤单了。我也有了冰箱，可以一星期买一次菜，节省了不少时间。《皇冠》和《联副》的稿费加起来，已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眼看生活的困窘，即将成为过去。但是，庆筠的落寞和失意，却与日俱增。我越忙于写作，他就越孤寂，我的稿子发表出来，他不再有笑意。一天，他苦恼的凝视着我，说：“我应该到‘清水’去的！”

　　“清水”是台中附近的一个穷乡僻壤，庆筠在刚到铝业公司上班未久时，忽然想转行去教书，“清水”有个中学给了他聘书。他认为，“隐居”到“清水”，可以逃掉都市里的诱惑，可以埋头写作，那么他就能写出不朽名着。这个“去清水”的决定，被我推翻了，我不肯跟着他一再搬家，也不认为“写作”与“清水”有什么大关系。再有，铝业公司待遇好，“清水”待遇低，也是我考虑的一大因素。自从推翻去“清水”的决定后，庆筠每当最失意时，就会提到“清水”。

　　“只有到‘清水’才能写作吗？”我问他。“那么，你就去吧！这次我不拦你了！”“你已经‘拦’过了！”他忧郁的说：“你拦住了我，然后你自己可以平稳的走下去！我给了你一个写作环境，你却从来不给我写作环境！”他紧紧的盯着我，沉痛极了。“你现在已经得意了，报纸、杂志，大家抢着要你的稿子，可是，我呢？我在哪里呢？我在哪里呢？”

　　他悲怆的说着，落寞的，头也不回的出去了。

　　那夜，我抱着儿子，对着窗外黑暗的穹苍，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要放掉庆筠，我要给他自由，我要让他从家庭的束缚里解脱出来！我再也不要拖累他，不止我不要，儿子也不要！如果没有我和小庆的羁绊，说不定他还有很灿烂的一片天空！

十六、1964年，离婚·写作·出书



　　一九六四年，我的生活全然改变。

　　那一年，父亲受聘于南洋大学，到新加坡去教书了。母亲带着妹妹，仍住在那栋日式小屋内。尽管，大部分日式小屋都在拆除，改建高楼大厦，师大的这批日式宿舍，仍然维持着原状。我和庆筠，在几百次几千次的争吵讨论，痛苦挣扎，流泪伤心……之后，两人都比较理性了，终于发现我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赌，不是穷，不是爱得不够深。这些都可以纠正，都可以克服，我们真正克服不了的问题，是我们的写作。夫妻二人，从事同一样事业，潜意识中，仍然有竞争。庆筠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是正统科班出身，他一直自视比我强。但是，今日的社会以成败论英雄，写得再好，只有自己看是没有用的。他很迷惑，继而迷失。他无法在我面前掩饰他的痛苦，他更做不到以我为荣。可怜的我，可怜的庆筠，我们因有“共同兴趣”而结合，最后，却因这“共同兴趣”而分手。正像庆筠说的，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一对最最平凡的凡人！那年，我和庆筠分居了一段时间。我带着儿子，搬到台北去住。房子在敦化北路一条巷子里。是两层楼，楼上有三间房间，楼下是客厅餐厅和厨房，前面后面，都有小小的院子。这房子对我来说，实在太豪华了。初搬进去，我非常不安，算算房租，尤其不安，虽然房东算得很便宜，对我仍然是笔大数字。搬进去第一天，鑫涛来看我们，见我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他在客厅中一站，用极肯定、极权威的语气说：

　　“你负担得起！只要你不停下你的笔来，你就负担得起！不止负担得起这栋房子的房租，你将来还会拥有一个你想像都想像不到的世界！”他盯着我，稳稳的、笃定的加了一句：“可是，你要让你的才华，发挥到极致，绝不能让它睡着了！”

　　鑫涛这人，实在奇怪极了。我一生没碰到过像他这样的人，他浑身都是“力量”，好像用都用不完。他做事果断，绝不拖泥带水，他思想积极，想做就立刻付诸实行。他不止对自己的事坚定果决，连带对朋友的事也坚定果决。我们刚搬到台北，他对庆筠说：“你不必回铝业公司上班了。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报社去当编译，报社的上班时间是晚上，你有整天的时间可以去写作。另外一条路，是你暂时放弃写作，去从事翻译，翻译需要中英文都好，你是难得的人才！”

　　庆筠两条路都没有走。关于第一条路，他说：

　　“听起来很不错，可是，我不要靠你的关系进报社，我要靠我自己！”至于第二条路，庆筠简直有些生气。

　　“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再创作和创作怎能相比？难道你属于创作人才，而我只配去翻译吗？”

　　两条路都堵死。而我已不眠不休的开始写《几度夕阳红》。庆筠看我写得头都不抬，他一咬牙，决定回铝业公司。我对他说：“我们暂时分开，你愿意去清水也好，去兰屿也好，去绿岛也好……你去打你的天下，不要让我和孩子再来拖累你，天下打完了，或者你不想打了，回来，我还在这儿等你！”

　　庆筠也是个奇怪的人，他回到高雄，居然没去清水、兰屿或深山大庙，居然不找一个地方去从事他心心念念的写作，他仍然留在铝业公司上班，这一上，就上了一辈子。前些年，才从铝业公司调到经济部。他一脚走进公务员的圈子，就再也没有跨出来。我和庆筠拖到那年夏天，两人都觉得累了，情虽未了，而缘分已尽，为了让彼此都有更大的自由去飞翔，我们终于到律师楼，去签了字，协议离婚。小庆给了我，从此，小庆就跟着我姓陈，称呼我的父母为“爷爷、奶奶”，他从出生，就在陈家，似乎注定是陈家的孩子。

　　刚离婚那段日子，我情绪低落。觉得我这一生，似乎做什么都做不好。既不能成为好女儿，又不能成为好妻子。回忆这五年的婚姻生活，我实在有太多太多的错误。离婚，是结束两个人的悲剧。我虽然有这种观念，真正离婚后，却感到无限的惆怅。毕竟，庆筠和我做了五年夫妻，毕竟，他是我儿子的父亲呀！好一阵子，我无法写作。对着稿纸，会忽然悲从中来，抱着儿子，也会情不自禁的悄然落泪。这种情绪，无法让任何人了解。伤情之余，交稿的速度很慢，那时，《几度夕阳红》已在《皇冠》上连载，这是我第一次“边写边登”。《皇冠》登我这篇小说，为了迁就我的情绪，每个月刊出的字数忽长忽短。这样，有一天，鑫涛来看我，他兴冲冲的站在我的客厅中，对我很“肯定”的“宣布”一件事：

　　“下个月开始，我要在‘联副’上刊载你一部长篇小说，你最好马上就去写！”我大惊失色。这怎么可能呢？《几度夕阳红》还没写完，我的头脑有限，怎可能再开始一部长篇？何况我情绪低落，何况我还要带孩子，何况，何况……

　　“不行！”我摇头。“我做不到！一定做不到！”

　　“你做得到！一定做得到！”鑫涛坚定的说，眼光逼视着我。他浑身上下，又带着那种令我惊奇的“力量”，他点点头，很认真的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初，我想在联副上刊载《烟雨蒙蒙》，可是，长篇小说的连载必须要向上面报备，我报备的时候，上面打了回票。给我一句话说：‘琼瑶？琼瑶是谁？没听过这名字！联副应该去争取名家的稿子！’我听了之后不太高兴，把《烟雨蒙蒙》左看右看，铁定是部好小说。结果，我利用我的职权，闪电推出《烟雨蒙蒙》，连预告都没有发。报社以为是一部中篇，根本没注意，一直等到刊载了一半的时候，有天社长一清早到报社，发现一群女学生等在报社门口买报纸，社长惊奇的问她们在干什么，女学生说：‘来不及等报纸送到家里来，我们要上学呀！只好到报社来买！’社长问她们要看什么大新闻，她们说：‘《烟雨蒙蒙》呀！’社长惊愕的走进办公厅，问大家：‘《烟雨蒙蒙》是什么？’”

　　我笑了，对鑫涛点点头说：“你编故事，也编得满好听的！最起码，可以治疗一下我的自卑感，我正需要这种故事！”

　　“我没有编故事！”鑫涛一本正经的说，眼光显得严肃起来。“这件事，百分之百是真的。我告诉你，只是要你知道，在联副刊载《烟雨蒙蒙》的时候，报社里没有人知道琼瑶！但是，今天我们报社开编辑会议，会议中，大家居然提出来：‘我们怎么不去争取琼瑶的长篇小说？’言下之意，《皇冠》有你的长篇，联副没有你的长篇，是我徇私了！”他正视着我，一瞬也不瞬的：“琼瑶，”他清楚而有力的说：“联合报是台湾第一大报，能挤上联副，不像你想像那么容易！现在联副要你的稿子，我就一定要上你的稿子！因为，这对你太重要了，仅仅一本《皇冠》，不够来肯定你！”

　　“可是，”我嚷着：“我写不出来呀！”

　　“你写得出来！”他重重点头，毫不怀疑的。“今天我就是用逼的，用催的，用榨的，我也要逼出你另一部长篇来，你最好马上就去写！我给你十五天的时间！”

　　“那么，那么，”我开始心慌起来。“《几度夕阳红》怎么办呢？”“《几度夕阳红》不能停，你要做一个计划，半个月用来写《几度夕阳红》，另半个月写新长篇，两部小说同时进行！”

　　我愕然的看着鑫涛，简直不敢相信我听到的！他真认为我有这种能力吗？我自己却不能肯定。鑫涛不看我，他看看我的房子，看看正在屋内练习枪战的小庆，他说：

　　“你需要雇一个人，来帮你烧饭带孩子，”抬眼看我，他正色说：“像你这种人，是不应该埋没在厨房里的！明天，我去帮你物色一个佣人！”“我……我……”我结舌的说：“我用不起！”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你用得起的！将来，你要用多少人，你都用得起的！只是，你必须坐在桌子前面，去努力的写！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用来哀悼你的婚姻或过去！”

　　他走了。我呆呆怔着。然后，我拉着儿子，飞奔上楼，打开稿纸，去拟新长篇的“人物表”和“故事大纲”。

　　第二天，“阿可”来到我家，是个二十几岁的苗栗姑娘，她来帮我做家事，带孩子，烧饭，洗衣服。（阿可在我家，足足做了二十年，到四年前才“退休”回老家。）我一头栽进我的书房，夜以继日的写我的新长篇。

　　新长篇“如期”在联副刊出，书名是《菟丝花》。《几度夕阳红》并没有因而停止，它继续在皇冠上连载。鑫涛说对了；我做得到，我也做到了。虽然，两部小说写到后期，我必须用纱布缠住我肿痛的手指，勉强握着笔去写，但是，我并没有马虎，我很用功的写完了这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

　　一九六四，真是我生命里很奇异的一年！

　　一九六四，我搬到台北定居，我离婚，我疯狂般的写作，我在两大刊物上同时刊出连载小说，我还一口气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分别是《烟雨蒙蒙》、《六个梦》、《幸运草》、《几度夕阳红》。我把四本新书带到母亲那儿，一字排开，排在母亲的书桌上面，我抬眼看着母亲，终于透出一口长气，我说：“虽然我一直让你失望，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虽然我恋爱结婚离婚弄得乱七八糟，虽然写了一本让你们伤心的《窗外》……但是，我总算坚持着我从小就有的梦，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妈妈，”我郑重的说：“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母亲默默的看着我，终于笑了。这个笑容，实在“难得”呀！一九六四年年底，《菟丝花》出版，接着，《潮声》出版。我的书都由《皇冠》出板，一整年中，《皇冠》就忙着印我的书。那年，我是二十六岁，距离为了一张数学二十分的通知单，而仰药轻生的时期，足足隔了十个年头！这十年，我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挨过了多少痛苦艰辛。但是，二十六岁的我，终于肯定了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