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常识 [复制链接]

诗词的语法特点

由于文体的不同，诗词的语法和散文的语法不是完全一样的。律诗为字数及平仄规则所制约，要求在语法上比较自由；词既以律句为主，它的语法也和律诗差不多。这种语法上的自由，不但不妨碍读者的了解，而且有时候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艺术效果。

关于诗词的语法特点，这里也不必详细讨论，只拣重要的几点谈一谈。

（一）不完全句
本来，散文中也有一些不完全的句子，但那是个别情况。在诗词中，不完全句则是经常出现的。诗词是最精炼的语言，要在短短的几十个字中，表现出尺幅千里的画面，所以有许多句子的结构就非压缩不可。所谓不完全句，一般指没有谓语，或谓语不全的句子。最明显的不完全句是所谓名词句。一个名词性的词组，就算一句话。例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两联：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若依散文的语法看，这四句话是不完整的，但是诗人的意思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李白的诗，清新得像庾信的诗一样，俊逸得像鲍照的诗一样。当时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杜甫看见了暮云春树，触景生情，就引起了甜蜜的友谊的回忆来，这个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假如增加一些字，反而令人感到是多余的了。

崔颢《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里有四层意思："晴川历历"是一个句子，"芳草萋萋"是一个句子，"汉阳树"与"鹦鹉洲"则不成为句子。但是，汉阳树和晴川的关系，芳草和鹦鹉洲的关系，却是表达出来了。因为晴川历历，所以汉阳树更看得清楚了；因为芳草萋萋，所以鹦鹉洲更加美丽了。

杜甫《月夜》："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里也有四层意思："云鬟湿"是一个句子形式，"玉臂寒"是一个句子形式，"香雾"和"清辉"则不成为句子形式。但是，香雾和云鬟的关系，清辉和玉臂的关系，却是很清楚了。杜甫怀念妻子，想象她在鄜州独自一个人观看中秋的明月，在乱离中怀念丈夫，深夜还不睡觉，云鬟为露水所侵，已经湿了，有似香雾；玉臂为明月的清辉所照，越来越感到寒冷了。

有时候，表面上好象有主语，有动词，有宾语，其实仍是不完全句。如苏轼《新城道中》："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这不是两个意思，而是四个意思。"云"并不是"披"的主语，"日"也不是"挂"的主语。岭上积聚了晴云，好象披上了絮帽；树头初升起了太阳，好象挂上了铜钲。毛主席所写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月"并不是"叫"的宾语。西风、雁、霜晨月，这是三层意思，这三件事形成了浓重的气氛。长空雁叫，是在霜晨月的景况下叫的。

有时候，副词不一定要像在散文中那样修饰动词。例如毛主席《沁园春·长沙》里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恰"字是副词，后面没有紧跟着动词。又如《菩萨蛮》（大柏地）里说："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复"字是副词，也没有修饰动词。

应当指出，所谓不完全句，只是从语法上去分析的。我们不能认为诗人们有意识地造成不完全句。诗的语言本来就像一幅幅的画面，很难机械地从语法结构上去理解它。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就是诗的语言要比散文的语言精炼得多。

（二）语序的变换
在诗词中，为了适应声律的要求，在不损害原意的原则下，诗人们可以对语序作适当的变换。现在举出毛主席诗词中的几个例子来讨论。

七律《送瘟神》第二首："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第二句的意思是中国（神州）六亿人民都是尧舜。依平仄规则是"仄仄平平仄仄平"，所以"六亿"放在第一二两字，"神州"放在第三四两字，"尧舜"说成"舜尧"。"尧"字放在句末，还有押韵的原因。

《浣溪沙·1950年国庆观剧》后阕第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是"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意思。依平仄规则是"仄仄平平平仄仄"，所以"一唱"放在第一二两字，"雄鸡"放在第三四两字。

《西江月·井冈山》后阕第一二两句："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壁垒森严"和"众志成城"都是成语，但是，由于第一句应该是"仄仄平平仄仄"，所以"森严"放在第三四两字，"壁垒"放在第五六两字。

《浪淘沙·北戴河》最后两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曹操《观沧海》原诗的句子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依《浪淘沙》的规则，这两句的平仄应该是"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所以"萧瑟"放在第一二两字，"秋风"放在第三四两字。

语序的变换，有时也不能单纯了解为适应声律的要求。它还有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增加诗味，使句子成为诗的语言。杜甫《秋兴》（第八首）"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皇枝"，有人认为就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皇栖老碧梧枝"。那是不对的。"香稻"、"碧梧"放在前面，表示诗人所咏的是香稻和碧梧，如果把"鹦鹉""凤皇"挪到前面去，诗人所咏的对象就变为鹦鹉与凤皇，不合秋兴的题目了。又如杜甫《曲江》（第一首）"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上句"经眼"二字好象是多余的，下句"伤多"（感伤很多）似应放在"莫厌"的前面，如果真按这样去修改，即使平仄不失调，也是诗味索然的。这些地方，如果按照散文的语法来要求，那就是不懂诗词的艺术了。

（三）对仗上的语法问题
诗词的对仗，出句和对句常常的同一句型的。例如：

王维《使至塞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主语是名词前面加上动词定语，动词是单音词，宾语是名词前面加上专名定语。

毛主席《送瘟神》："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主语是颜色修饰的名词，"随心"、"着意"这两个动宾结构用作状语，用它们来修饰动词"翻"和"化"，动词后面有补语"作浪"和"为桥"。

语法结构相同的句子（即同句型的句子）相为对仗，这是正格。但是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诗词的对仗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只要求字面相对，而不要求句型相同。例如：

杜甫《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三分国"是"盖"的直接宾语，"八阵图"却不是"成"的直接宾语。

韩愈《精卫填海》："口衔山石细，心望海波平。""细"字是修饰语后置，"山石细"等于"细山石"；对句则是一个递系句："心里希望海波变为平静。"我们可以倒过来说"口衔细的山石"，但不能说"心望平的海波"。

毛主席的七律《赠柳亚子先生》："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太盛"是连上读的，它是"牢骚"的谓语；"长宜"是连下读的，它是"放眼量"的状语。"肠断"连念，是"防"的宾语；"放眼"连念，是"量"的状语，二者的语法结构也不相同。

由上面一些例子看来，可见对仗是不能太拘泥于句型相同的。一切形式要服从于思想内容，对仗的句型也不能例外。

（四）炼句
炼句是修辞问题，同时也常常是语法问题。诗人们最讲究炼句；把一个句子炼好了，全诗为之生色不少。

炼句，常常也就是炼字。就一般说，诗句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谓语的中心词（称为"谓词"）。把这个中心词炼好了，这是所谓一字千金，诗句就变为生动的、形象的了。著名的"推敲"的故事正是说明这个道理的。相传贾岛在驴背上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他想用"推"字，又想用"敲"字，犹豫不决，用手作推敲的样子，不知不觉地冲撞了京兆尹韩愈的前导，韩愈问明白了，就替他决定了用"敲"字。这个"敲"字，也正是谓语的中心词。

谓语中心词，一般是用动词充当的。因此，炼字往往也就是炼动词。现在试举一些例子来证明。

李白《塞下曲》第一首："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随"和"抱"这两个字都炼得很好。鼓是进军的信号，所以只有"随"字最合适。"宵眠抱玉鞍"要比"伴玉鞍"、"傍玉鞍"等等说法好得多，因为只有"抱"字纔能显示出枕戈待旦的紧张情况。

杜甫《春望》第三四两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溅"和"惊"都是炼字。它们都是使动词：花使泪溅，鸟使心惊。春来了，鸟语花香，本来应该欢笑愉快；现在由于国家遭逢丧乱，一家流离分散，花香鸟语只能使诗人溅泪惊心罢了。

毛主席《菩萨蛮·黄鹤楼》第三四两句："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锁"字是炼字。一个"锁"字，把龟蛇二山在形势上的重要地位充分地显示出来了，而且非常形象。假使换成"夹大江"之类，那就味同嚼蜡了。

毛主席《清平乐·六盘山》后阕第一二两句："六盘山上高峯，红旗漫卷西风。""卷"字是炼字。用"卷"字来形容红旗迎风飘扬，就显示了红旗是革命战斗力量的象征。

毛主席《沁园春·雪》第八九两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舞"和"驰"是炼字。本来是以银蛇形容雪后的山，蜡象形容雪后的高原，现在说成"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静态变为动态，就变成了诗的语言。"舞"和"驰"放到蛇和象的前面去，就使生动的形象更加突出。

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第三四两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腾"和"走"是炼字。从语法上说，这两句也是倒装句，本来说的是细浪翻腾、泥丸滚动，说成"腾细浪"、"走泥丸"就更加苍劲有力。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气概被毛主席用恰当的比喻描画得十分传神。

形容词和名词，当它们被用作动词的时候，也往往是炼字。杜甫《恨别》第三四两句："草木变衰行剑外，干戈阻绝老江边。""老"字是形容词当动词用。诗人从爱国主义的情感出发，慨叹国乱未平，家人分散，自己垂老滞留锦江边上。这里只用一个"老"字就充分表达了这种浓厚的情感。

毛主席《沁园春·长沙》后阕第七、八、九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粪土"二字是名词当动词用。毛主席把当年的万户侯看成粪土不如，这是蔑视阶级敌人的革命气概。"粪土"二字不但用得恰当，而且用得简炼。

形容词即使不用作动词，有时也有炼字的作用。王维《观腊》第三四两句："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这两句话共有四个句子形式，"枯"、"疾"、"尽"、"轻"，都是谓语。但是，"枯"与"尽"是平常的谓语，而"疾"与"轻"是炼字。草枯以后，鹰的眼睛看得更清楚了，诗人不说看得清楚，而说"快"（疾），"快"比"清楚"更形象。雪尽以后，马蹄走得更快了，诗人不说快，而说"轻"，"轻"比"快"又更形象。

以上所述，凡涉及省略（不完全句），涉及语序（包括倒装句），涉及词性的变化，涉及句型的比较等等，也都关系到语法问题。古代虽没有明确地规定语法这个学科，但是诗人们在创作实践中经常接触到许多语法问题，而且实际上处理得很好。我们今天也应该从语法角度去了解旧体诗词，然后我们的了解纔是全面的。

古风通韵简表

由于文体的不同，诗词的语法和散文的语法不是完全一样的。律诗为字数及平仄规则所制约，要求在语法上比较自由；词既以律句为主，它的语法也和律诗差不多。这种语法上的自由，不但不妨碍读者的了解，而且有时候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艺术效果。

关于诗词的语法特点，这里也不必详细讨论，只拣重要的几点谈一谈。

（一）不完全句
本来，散文中也有一些不完全的句子，但那是个别情况。在诗词中，不完全句则是经常出现的。诗词是最精炼的语言，要在短短的几十个字中，表现出尺幅千里的画面，所以有许多句子的结构就非压缩不可。所谓不完全句，一般指没有谓语，或谓语不全的句子。最明显的不完全句是所谓名词句。一个名词性的词组，就算一句话。例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两联：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若依散文的语法看，这四句话是不完整的，但是诗人的意思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李白的诗，清新得像庾信的诗一样，俊逸得像鲍照的诗一样。当时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杜甫看见了暮云春树，触景生情，就引起了甜蜜的友谊的回忆来，这个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假如增加一些字，反而令人感到是多余的了。

崔颢《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里有四层意思："晴川历历"是一个句子，"芳草萋萋"是一个句子，"汉阳树"与"鹦鹉洲"则不成为句子。但是，汉阳树和晴川的关系，芳草和鹦鹉洲的关系，却是表达出来了。因为晴川历历，所以汉阳树更看得清楚了；因为芳草萋萋，所以鹦鹉洲更加美丽了。

杜甫《月夜》："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里也有四层意思："云鬟湿"是一个句子形式，"玉臂寒"是一个句子形式，"香雾"和"清辉"则不成为句子形式。但是，香雾和云鬟的关系，清辉和玉臂的关系，却是很清楚了。杜甫怀念妻子，想象她在鄜州独自一个人观看中秋的明月，在乱离中怀念丈夫，深夜还不睡觉，云鬟为露水所侵，已经湿了，有似香雾；玉臂为明月的清辉所照，越来越感到寒冷了。

有时候，表面上好象有主语，有动词，有宾语，其实仍是不完全句。如苏轼《新城道中》："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这不是两个意思，而是四个意思。"云"并不是"披"的主语，"日"也不是"挂"的主语。岭上积聚了晴云，好象披上了絮帽；树头初升起了太阳，好象挂上了铜钲。毛主席所写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月"并不是"叫"的宾语。西风、雁、霜晨月，这是三层意思，这三件事形成了浓重的气氛。长空雁叫，是在霜晨月的景况下叫的。

有时候，副词不一定要像在散文中那样修饰动词。例如毛主席《沁园春·长沙》里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恰"字是副词，后面没有紧跟着动词。又如《菩萨蛮》（大柏地）里说："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复"字是副词，也没有修饰动词。

应当指出，所谓不完全句，只是从语法上去分析的。我们不能认为诗人们有意识地造成不完全句。诗的语言本来就像一幅幅的画面，很难机械地从语法结构上去理解它。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就是诗的语言要比散文的语言精炼得多。

（二）语序的变换
在诗词中，为了适应声律的要求，在不损害原意的原则下，诗人们可以对语序作适当的变换。现在举出毛主席诗词中的几个例子来讨论。

七律《送瘟神》第二首："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第二句的意思是中国（神州）六亿人民都是尧舜。依平仄规则是"仄仄平平仄仄平"，所以"六亿"放在第一二两字，"神州"放在第三四两字，"尧舜"说成"舜尧"。"尧"字放在句末，还有押韵的原因。

《浣溪沙·1950年国庆观剧》后阕第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是"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意思。依平仄规则是"仄仄平平平仄仄"，所以"一唱"放在第一二两字，"雄鸡"放在第三四两字。

《西江月·井冈山》后阕第一二两句："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壁垒森严"和"众志成城"都是成语，但是，由于第一句应该是"仄仄平平仄仄"，所以"森严"放在第三四两字，"壁垒"放在第五六两字。

《浪淘沙·北戴河》最后两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曹操《观沧海》原诗的句子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依《浪淘沙》的规则，这两句的平仄应该是"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所以"萧瑟"放在第一二两字，"秋风"放在第三四两字。

语序的变换，有时也不能单纯了解为适应声律的要求。它还有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增加诗味，使句子成为诗的语言。杜甫《秋兴》（第八首）"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皇枝"，有人认为就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皇栖老碧梧枝"。那是不对的。"香稻"、"碧梧"放在前面，表示诗人所咏的是香稻和碧梧，如果把"鹦鹉""凤皇"挪到前面去，诗人所咏的对象就变为鹦鹉与凤皇，不合秋兴的题目了。又如杜甫《曲江》（第一首）"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上句"经眼"二字好象是多余的，下句"伤多"（感伤很多）似应放在"莫厌"的前面，如果真按这样去修改，即使平仄不失调，也是诗味索然的。这些地方，如果按照散文的语法来要求，那就是不懂诗词的艺术了。

（三）对仗上的语法问题
诗词的对仗，出句和对句常常的同一句型的。例如：

王维《使至塞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主语是名词前面加上动词定语，动词是单音词，宾语是名词前面加上专名定语。

毛主席《送瘟神》："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主语是颜色修饰的名词，"随心"、"着意"这两个动宾结构用作状语，用它们来修饰动词"翻"和"化"，动词后面有补语"作浪"和"为桥"。

语法结构相同的句子（即同句型的句子）相为对仗，这是正格。但是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诗词的对仗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只要求字面相对，而不要求句型相同。例如：

杜甫《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三分国"是"盖"的直接宾语，"八阵图"却不是"成"的直接宾语。

韩愈《精卫填海》："口衔山石细，心望海波平。""细"字是修饰语后置，"山石细"等于"细山石"；对句则是一个递系句："心里希望海波变为平静。"我们可以倒过来说"口衔细的山石"，但不能说"心望平的海波"。

毛主席的七律《赠柳亚子先生》："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太盛"是连上读的，它是"牢骚"的谓语；"长宜"是连下读的，它是"放眼量"的状语。"肠断"连念，是"防"的宾语；"放眼"连念，是"量"的状语，二者的语法结构也不相同。

由上面一些例子看来，可见对仗是不能太拘泥于句型相同的。一切形式要服从于思想内容，对仗的句型也不能例外。

（四）炼句
炼句是修辞问题，同时也常常是语法问题。诗人们最讲究炼句；把一个句子炼好了，全诗为之生色不少。

炼句，常常也就是炼字。就一般说，诗句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谓语的中心词（称为"谓词"）。把这个中心词炼好了，这是所谓一字千金，诗句就变为生动的、形象的了。著名的"推敲"的故事正是说明这个道理的。相传贾岛在驴背上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他想用"推"字，又想用"敲"字，犹豫不决，用手作推敲的样子，不知不觉地冲撞了京兆尹韩愈的前导，韩愈问明白了，就替他决定了用"敲"字。这个"敲"字，也正是谓语的中心词。

谓语中心词，一般是用动词充当的。因此，炼字往往也就是炼动词。现在试举一些例子来证明。

李白《塞下曲》第一首："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随"和"抱"这两个字都炼得很好。鼓是进军的信号，所以只有"随"字最合适。"宵眠抱玉鞍"要比"伴玉鞍"、"傍玉鞍"等等说法好得多，因为只有"抱"字纔能显示出枕戈待旦的紧张情况。

杜甫《春望》第三四两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溅"和"惊"都是炼字。它们都是使动词：花使泪溅，鸟使心惊。春来了，鸟语花香，本来应该欢笑愉快；现在由于国家遭逢丧乱，一家流离分散，花香鸟语只能使诗人溅泪惊心罢了。

毛主席《菩萨蛮·黄鹤楼》第三四两句："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锁"字是炼字。一个"锁"字，把龟蛇二山在形势上的重要地位充分地显示出来了，而且非常形象。假使换成"夹大江"之类，那就味同嚼蜡了。

毛主席《清平乐·六盘山》后阕第一二两句："六盘山上高峯，红旗漫卷西风。""卷"字是炼字。用"卷"字来形容红旗迎风飘扬，就显示了红旗是革命战斗力量的象征。

毛主席《沁园春·雪》第八九两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舞"和"驰"是炼字。本来是以银蛇形容雪后的山，蜡象形容雪后的高原，现在说成"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静态变为动态，就变成了诗的语言。"舞"和"驰"放到蛇和象的前面去，就使生动的形象更加突出。

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第三四两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腾"和"走"是炼字。从语法上说，这两句也是倒装句，本来说的是细浪翻腾、泥丸滚动，说成"腾细浪"、"走泥丸"就更加苍劲有力。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气概被毛主席用恰当的比喻描画得十分传神。

形容词和名词，当它们被用作动词的时候，也往往是炼字。杜甫《恨别》第三四两句："草木变衰行剑外，干戈阻绝老江边。""老"字是形容词当动词用。诗人从爱国主义的情感出发，慨叹国乱未平，家人分散，自己垂老滞留锦江边上。这里只用一个"老"字就充分表达了这种浓厚的情感。

毛主席《沁园春·长沙》后阕第七、八、九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粪土"二字是名词当动词用。毛主席把当年的万户侯看成粪土不如，这是蔑视阶级敌人的革命气概。"粪土"二字不但用得恰当，而且用得简炼。

形容词即使不用作动词，有时也有炼字的作用。王维《观腊》第三四两句："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这两句话共有四个句子形式，"枯"、"疾"、"尽"、"轻"，都是谓语。但是，"枯"与"尽"是平常的谓语，而"疾"与"轻"是炼字。草枯以后，鹰的眼睛看得更清楚了，诗人不说看得清楚，而说"快"（疾），"快"比"清楚"更形象。雪尽以后，马蹄走得更快了，诗人不说快，而说"轻"，"轻"比"快"又更形象。

以上所述，凡涉及省略（不完全句），涉及语序（包括倒装句），涉及词性的变化，涉及句型的比较等等，也都关系到语法问题。古代虽没有明确地规定语法这个学科，但是诗人们在创作实践中经常接触到许多语法问题，而且实际上处理得很好。我们今天也应该从语法角度去了解旧体诗词，然后我们的了解纔是全面的。

词学名词释义

【一、词】

　　「诗词」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一种是「诗」，它是从商周时代以来早已有了的韵文形式。一种是「词」，它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韵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名称。

　　「词」字是一个古字的简体，它原来就是「辤」字。这个字，古籀文写作「□」，省作「辤」，现在写作「辭」，汉人隶书简化为「词」。所以，「诗词」本来就是「诗辭」。到了宋代，词成为一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于是「诗词」不等于「诗辭」了。

　　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韵文形式，《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都是诗。诗被谱入乐曲，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它就成为曲辤，或说歌辤。《诗经》中的诗，其实也都可以歌唱，在当时，诗就是辤。不过从文学的观点定名，称之为诗，从音乐性的观点定名，就称之为曲辤或歌辤，简称为辤。「楚辤」就是从音乐性的观点来定名的，因为它是楚国人民中流行的歌辤，其实，如果从文字的观点定名，楚辤也就是楚诗。到了汉代，五言诗产生以后，诗逐渐成为不能唱的文学形式，于是诗与歌辤分了家。从此以后，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诗，题目下往往带一个「辤」字，魏晋时代，有白紵辤，步虚辤，明君辤等等。这个辤字，晋宋以后，都简化为词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拓枝词、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三阁词，这一切「词」字，都只有歌词的意义还是一个普通名词，并不表示它们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兴了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它们的句法和音节更能便于作曲，而与诗的形式渐渐地远了。我们在《花间集》的序文中知道，当时把这一类的歌词称为曲子词。每一首曲子词都以曲调名为标题，例如「菩萨蛮」，表明这是菩萨蛮曲子的歌词。

　　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牛娇女冠子云：「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黄庭坚词序云：「坐客欲得小词。」又云：「周元固惠酒，因作此词。」苏东坡词序云：「梅花词和杨元素」，又有云：「作此词戏之。」类此的词字，也都是歌词的意思，不是指一种文学形式。南宋初，曾慥编了一部《乐府雅词》，今天我们说这是一部词的选集，但在当时，这个书名仅表示它是一部高雅的乐府歌词。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秦观的词集名为《淮海居士长短句》，欧阳修的词集名为《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词》的。

　　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它们认为属于诗的一种文体。「诗余」这个名词的出现，意味着当时已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余产物。换句话说，就是已把它从诗的领域中离析出来了。一部《草堂诗余》，奠定了这个过渡时期的名词。

　　不久，长沙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绝大多数都改标集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言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余》，后又改名为《青真词》。

　　从此以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词」这个名词才确定下来，于是有了「诗词」这个语词。

　　文学史家，为意义明确起见，把歌词的「词」字写作「辞」，而把「词」字专用以代表一种文学形式。

雅词

　　词本来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歌词，使用的都是人民大众的口语。《云谣集》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一部唐代流行于三陇一带的民间曲子词集，这里所保存的三十首曲子词，可以代表民间词的思想、感情和语言，这种歌词，渐渐为士大大的交际宴会所采用，有些文人偶尔也依照歌曲的腔调另竹一首歌词，交给妓女去唱，以适应他们的宴会。这种歌词所用的语言文字，虽然比民间曲子为文雅，但在士大夫的生活中，它们还是接近口语的。《花间集》里所收录的五百首同，就代表了早期的上大夫所作曲子词。我们可以说：《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知识分了的俗文学。

　　直到北宋中叶，黄庭坚为晏殊的《小山词》作序，说这些词「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又说：「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晁无咎也称赞晏叔原的词「风调闲雅」。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信息，它告诉我们：词的风格标准是要求「雅」。要做得怎么样才算是「雅」呢？黄庭坚举出的要求是「寓以诗人之句法」。曾慥编了一部《乐府雅饲》，其自序中讲到选词的标准是「涉谐谑则去之」。这表示池以为谐谑的词就不是雅词。詹傅为郭祥正的《笑笑词》作序。他以为「康伯对之失往诙谐，辛嫁轩之失在粗豪」，只有郭祥正的词「典雅纯正，清新俊逸，集前辈之大成，而自成一家之机轴」。这里是以风格的诙谐和粗豪为不雅了，黄升在《花庵词选》中评论柳永的词为「长于纤丽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小人悦之」。又评万俟雅言的词是「平而工，和而雅，比诸刻琢句意而求精丽者，远矣」，他又称赞张孝祥的词「无一字无来处，如歌头、凯歌诸曲，骏发蹈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这里又以市井俚俗语为不雅，琢句精丽为下雅，词语不典为不雅，而又归结于要求以诗人的句法来作词。从以上这些言论中，我们可知在北宋后期，对于词的风格开始有了要求「雅」的呼声。

　　《宋史·乐志》云：「政和三年，以大晟府乐插之教坊，颁于天下。其旧乐悉禁。」这是词从俗曲正式上升而为燕乐的时候，「雅词」这个名词，大约也正是成立于此时。王的《碧鸡漫志》云：「万俟咏初自编其集，分为两体，曰雅词，曰侧艳，总名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官，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周美成目之曰《大声》」从这一记录，我们可以证明，「雅词」这个名词出现于此时。又可以知道，「雅词」的对立名词是「侧艳词」或曰「艳词」，曾慥的《乐府雅词》序于绍人十六年，接着又有署名鲖阳居十编的《复雅歌词》，亦标榜词的风格复于雅正。此后就有许多人的词集名自许为雅词，如张孝祥的《紫薇雅词》、赵彦端的《介庵雅词》、程正伯的《书舟雅词》、宋谦父的《壶山雅词》，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蔚成风气，从此以后，词离开民间俗曲愈远，而与诗日近，成为诗的一种别体。「诗余」这个名词，也很可能是由于这个观念而产生了。

　　词既以雅为最高标准，于是周邦彦就成为雅词的典范作家《乐府指迷》、《词源》、《词旨》诸书，一致地以「清空雅正」为词的标准风格，梦窗、草窗、梅溪、碧山、玉田诸词家，皆力避俚俗，务求典雅。然而志趣虽高、才力不济，或则文繁意少，或则辞艰义隐，非但人民大众不能了解，即在士大夫中，也解人难索。于是乎词失去了可以歌唱的曲子词的作用，成为士大夫笔下的文学形式。在民间，词走向更俚俗的道路，演化而为曲了。

　　这时候，只有陆辅之的《词旨》中有一句话大可注意：「夫词亦难言矣，正取其近雅而又不远俗。」这个观点，与张炎、沈伯时的观点大不相同。张、沈都要求词的风格应当雅而不俗。陆却主张近雅而又不远俗。「近雅」，意味着还不是诗的句法；「不远俗」，意味着它还是民间文学。我以为陆辅之是了解词的本质的，无奈历代以来，词家都怕沾俗气，一味追求高雅，斫伤了词的元气，唐五代词的风格，不再能见到了。

长短句

　　有些辞典上说「长短句」是「词的别名」。或者注释「长短句」为「句子长短不齐的诗体」。这两种注释都不够正确，在宋代以后，可以说长短句是词的别名，但是在北宋时期，长短句却是词的本名；在唐代，长短句还是一个诗体名词。所谓「长短句」，这「长短」二字，有它们的特定意义，不能含糊地解释作「长短不齐」。

　　杜甫诗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计东注云：「长句谓七言歌行。」但是杜牧有诗题云：「东兵长句十韵。」这是一首七言二十句的排律。又有题为「长句四韵」的，乃是一首七言八句的律诗。还有题作「长句」的，也是一首七律。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一首七言歌行，他自己在序中称之为「长句歌」。可知「长句」就是七言诗句，无论用在歌行体或律体诗中，都一样。不过杜牧有两个诗题：一个是「柳长句」，另一个是「柳绝句」，他所说「长句」是一首七律。这样，他把「长句」和「绝句」对举，似乎「长句」仅指七言律待了。

　　汉魏以来的古诗，句法以五言为主，到了唐代，七言诗盛行，句式较古诗为长，故唐人把七言句称为长句。七言句既为长句，五言句自然就称为短句。不过唐人常称七言为长句，而很少用短句这个名词，这就象《出师表》、《赤壁赋》样，只有后篇加「后」字，而不在前篇上加「前」字。元人王珪有一首五言古诗《题杨无咎墨梅卷子》其跋语云：「陈明之携此卷来，将有所需，予测其雅情于稳，遂为赋短句云。」由此可知元代人还知道短句就是五言诗句。

　　中晚唐时，由于乐曲的愈趋于淫靡曲折，配合乐曲的歌诗产生了五七言句法混合的诗体，这种新兴的诗体，当时就称为「长短句」。韩偓的诗集《香奁集》，是他自己分类编定的，其中有一类就是「长短句」。这一卷中所收的都是三五七言歌诗，既不同于近体歌行，也不同于《花间集》里的曲子词。这是晚唐五代时一种新流行的诗体，它从七言歌行中分化出来，将逐渐地过渡到令慢体的曲子词。三言句往往连用二句，可以等同于一个七言句；或单句用作衬字，那就不属于歌诗正文。故所谓「长短句」诗，仍以五七言句法为主。胡震亨《唐音癸签》云：「宋元编录唐人总集，始于古律二体中备析五七等言为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论。一曰四言古诗，一曰五言古诗，一曰七言古诗，一曰长短句。」这里，胡氏告诉我们，他所见宋元旧本唐人诗集，常有「长短句」一类。我曾见明嘉靖刻本《先天集》，也有「长短句」一个类目，可知这个名词，到明代还未失去本意，仍然有人使用为诗体名词。

　　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云：「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这一段话，作者是要说明宋词起源于唐之长短句，但这里使用的两个「长短句」，我们应当区别其意义，不宜混为一事。因为唐代的长短句是诗，而所谓「本朝尽为此体」的长短句，已经是五代时的「曲子词」，或南宋时的「词」了。

　　晏几道《小山乐府》自叙云：「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误。」又张鎡序史达祖《梅溪词》云：「况欲大肆其力于五七言，回鞭温韦之途，掉鞅李杜之域，脐攀风雅，一归于正，不于是而止，」这两篇序文中都以「五七言」为词的代名词。晏几道是北宋初期人，张鎡是南宋末年人，可知整个宋代的词人，都知道「长短句」的意义就是五七言。

　　但是，直到北宋中期，《长短句》还是一个诗体名词，没有成为与诗不同的文学形式的名词。苏轼与蔡景繁书云：「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陈简斋词题或曰「作长短句咏之」，或曰「赋长短句」，或曰「以长短句记之」。黄庭坚词前小序用「长短句」者凡二见，其念奴娇词小序则称「乐府长短句」。以上所引证的「长短句」，其意义仍限于五七言句法，而不是一种文学类型，特别可以注意的是黄庭坚作玉楼春词小序云：「席上作乐府长句劝酒。」因为玉楼春全篇都是七言句，没有五言句，所以他说「乐府长句」，而不说「长短句」，如果当时已认为「长短句」是曲子词的专名，这里的「短」字就不能省略了。

　　从唐五代到北宋，「词」还不是一个文学类型的名称，它只指一般的文词（辞）。无论「曲子词」的「词」字，或东坡文中「颁示新词」的「词」字，或北宋人词序中所云「作此词」，「赋墨竹词」，这些「词」字，都只是「歌词」的意思，而不是南宋人所说「诗词」的「词」字。

　　词在北宋初期，一般都称之为「乐府」，例如晏几道的词集称为《小山乐府》。但乐府也是一个旧名词，汉魏以来，历代都有乐府，也不能成为一个新兴文学类型的名词，于是欧阳修自题其词集为《近体乐府》。这个名称似乎不为群众所接受，因为「近」字的时代性是不稳定的。接着就有人继承并沿用了唐代的「长短句」。苏东坡同集最早的刻本就题名为《东坡长短句》（见《两塘耆旧续闻》），秦观的词集名为《淮海居士长短句》，我们现在还可以见到宋刻本。绍兴十八年，晁谦之跋《花间集》云：「皆唐末才士长短句。」而此书欧阳炯的原序则说是「近来诗客曲子词」，两个人都用了当时的名称，五代时的曲子词，在北宋中叶以后被称为长短句了，王明清的《投辖录》有一条云：「拱州贾氏子，正议大夫昌衡之孙，读书能作诗与长短句。」这也是南宋初的文字，可知此时的「长短句」，已成为文学类型的名词，而不是象东坡早年所云「长短句诗」或「乐府长短句」了。只要再迟几年，「词」字已定型成为这种文学类型的名称，于是所有的词集都题名为「某某词」，而王明清笔下的这一句「能作诗与长短句」，也不再能出现，而出现了「能作诗词」这样的文句了。

近体乐府

　　在先秦时期，诗都是配合乐曲吟唱的歌辞（词），所以诗即是歌。从其意义来命名，称为诗；从其声音来命名，称为歌。不配合音乐而清唱的，称为「徒歌」，或曰「但歌」。汉武帝建置乐府以后，合乐吟唱的诗称为「乐府歌辞」，或曰「曲辞」。后世简称「乐府」。从此以后，「诗」成为一种不配合音乐的文学形式的名词，与「歌」或「乐府」分了家。

　　魏晋以后，诗人主要是作诗，也为乐曲配词，到了唐代，古代的乐曲早已失传，或者不流行了，诗人们虽然仍用乐府旧题目作歌词，事实上已不能吟唱。这时候，「乐府」几乎已成为一种诗体的名词，与音乐无关，于是就出现了「乐府诗」这个名称。初唐诗人所作「饮马长城窟」、「东门行」、「燕歌行」等等，都是沿用古代乐府题目（曲名）拟作的歌辞，事实上是乐府诗。而不是乐府，因为它们都无乐谱可唱。

　　盛唐诗人运用乐府诗体，写了许多反映新的社会现实的诗，但他们不用乐府旧题，而自己创造新的题目，例如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和「三吏」「三别」等，这一类的诗，称为「新题乐府」。后来，白居易就简化为「新乐府」。新乐府也还是一种诗体，而不是乐府。

　　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唐代诗人集中的所谓「乐府」，几乎全不是乐府，而是乐府诗。有许多真正配合音乐而写的绝句和五七言诗，例如「凉州词」、「簇拍陆州」、「乐世」、「河满子」等，却从来不被目为乐府，而隶属于绝句或长短句。　　北宋人把《花间集》、《尊前集》这一类的曲子词称为乐府，这是给乐府这个名词恢复了本义。晏几道把他自己的词集定名为《小山乐府》，这是「曲子词」以后的词的第一个正名，欧阳修的词集标名为「近体乐府」，这是对晏几道的定名作了修正。他大概以为旧体乐府都是诗，形式和长短句的词不同，故定名「近体乐府」。以资区别。但是，宋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第一卷中有「乐语」和「长短句」两个类目。「乐语」不是曲子词，而「长短句」则是曲子词。由此看来，欧阳修本人似乎还以「长短句」为词的正名，而「近体乐府」则为包括「乐语」在内的一切当代曲词的通称。到南宋时，周必大编定自己的词集，取名曰《平园近体乐府》。这时候，「近体乐府」才成为专指词的名词。

　　但是，「近体」的「近」字，是一个有限度的时间概念。宋代人所谓「近体」，到了元明，已经不是「近体」而成为古体了。元人宋褧的词集名曰《燕石近体乐府》，明代夏言的词集名曰《桂渊近体乐府》，这都是盲从了宋人，没想到元代的近体乐府，应当是北曲；而明代的近体乐府，应当是南曲。词已不是新兴歌词形式，怎么还能说是「近体乐府」呢？

　　我们应当说，「近体乐府」是北宋人给词的定名，当时「词」这个名称还未确立，所以不能说「近体乐府」是词的别名。

寓声乐府

　　《花庵词选》记录贺方回有小词二卷，名日《东山寓声乐府》。《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长沙坊刻本《百家词》，其中有贺方回的《东山寓声乐府三卷》。「寓声乐府」这个名词大约是贺方回所创造，用来作他的词集名的。后人不考究其意义，以为「寓声乐府」也是词的别名，这就错了。

　　陈直斋解释这个名词云：「以旧谱填新词，而别为名以易之，故曰寓声。」朱古微云：「寓声之名，盖用旧调谱词，即摘取本词中语，易以新名。」此二家的解释，大致相同，都以为按旧有词调作词，而不用原来调名，在新作的词中搞取二三字，作为新的调名。但这样解释，对「寓声」二字的意义，还没有说明。我们研究贺方回用这两个字的本意，似乎是自己创造了一支新曲，而寓其声于旧调。也就是说，借旧调的声腔，以歌唱他的新曲。陈朱两家的解释，恰恰是观念相反了。苏东坡有一首词，其小序云：「仆乃作一曲，名贺新凉，今秀兰歌以侑觞。」他这首词，题名贺新凉，而其句法音律，实在就是贺新郎。根据东坡小序，则我们应该说是以贺新凉新曲寓声于旧曲贺新郎，不能说是把贺新郎改名为贺新凉。如果说贺方回的词都是改换了一个新调名，那么「寓声」二字就无法解释了。王半塘（鹏运）以为贺方回的「寓声乐府」，和周必大的词集题名「近体乐府」，元遗山的词集称「新乐府」，同样都是用来与古乐府相区别（「所以别于古也」）。这是根本没有注意贺方回用这个语词的本意，所以朱古微批评他「拟不于伦」了。

　　今本贺方回的《东山词》中，有寓声的新曲，亦有原调名。据黄花庵的选本，似乎二卷本的《东山寓声乐府》中，并不都是以新调名为题，也有用原调名的。花庵选录贺方回词十一首，都没有注明新调名。现在根据别本，可知青玉案为横塘路的寓声曲调，感皇恩为人南渡的寓声曲调，临江仙为雁后归的寓声曲调，其余八首就不知道是新调名抑原调名了。据《直斋书录》所言，似乎他所见三卷本的《东山寓声乐府》都是新曲，然则贺方回的词恐怕未尽于此三卷。元人李治《敬斋古今注》谓「贺方回《东山乐府别集》有定风波，异名醉琼枝者」云云，又好象贺方回的词集名《东山乐府》，而其「别集」中所收则为「寓声乐府」。今其书不传，无可考索。

　　贺方回的词，现在仅存两个古本。其一为虞山翟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残宋本《东山词》上卷。此本曾在毛氏汲古阁，但没有刻入《宋六十名家词》。清初，无锡侯文灿刻《十名家词》，其中贺方回的《东山词》一卷，即用此本，所以实际上是宋本《东山词》的上半部。其二是劳巽卿传录的一个鲍氏知不足斋所藏的《贺方回词》二卷。此本中有用新调名标题的寓声乐府，也有用原调名的。其词也有与残宋本《东山词》上卷重出的，例如青玉案一首，两本都有，《东山词》标名横塘路，下注青玉案；鲍氏钞本标名青玉案，而不注异名。如是则在残宋本为寓声乐府，在鲍氏钞本则不算寓声乐府了。鲍氏钞本中有罗敷艳歌、拥鼻吟、玉连环、芳洲泊等十六调，其下皆标注原调名，可知它们也是寓声乐府，但这些词均下见于残宋本，或者也可能在下卷中。又鲍氏钞本中有菱花怨、定情曲二词，皆从本词中拈取三字为题，可见也是寓声乐府，但题下却没有注明原调名。从这些情况看来，这两个古本井非同出于一源。鲍氏所藏钞本，来历不明，疑非宋代原编本。因为历代诗文集用作家姓字标目者，大多是后人编集之本，宋代原刻贺方回词，决不会用《贺方回词》这样的书名。

　　清代道光年间，钱塘王迪，字惠庵，汇钞以上二本，合为三卷。以鲍氏钞本二卷为上卷及中卷，以残宋本《东山词》上卷下卷。又以同调之词并归一处，删去重出的词八首，又从其他诸家选本中搜辑得四十首，编为《补遗》一卷。全书题名为《东山寓声乐府》，这是贺方回的词经残佚之余的第一次整理结集。但王惠庵以为贺方回所有的词都是寓声乐府，又以为贺方回的词集原名就是《东山寓声乐府》，因此，他采用此书名而自以为「仍其旧名」。

　　光绪年间，王半塘四印斋初刻贺方回词，采用了《汲古阁末刻词》中的《东山词》（这就是残宋本《东山词》上卷），又将自己辑录所得二十余首增入。又以为《东山词》这个书名是毛氏所妄改，因此也改题为《东山寓声乐府》，「以从其旧」。此外，王半塘又不说明此书仅为宋本之上卷，于是，这个四印斋刻本出来以后，一般人都不知道有一个残宋本《东山词》上卷。过了几年，王半塘才见到丽宋楼所藏王惠庵编辑本，于是从王惠庵本中钞补百余首。编为《补钞》一卷，续刻传世。这样一来，非但残宋本和鲍氏旧钞本这两个古本贺方回词的面目不可复见，连王惠庵的编辑本也未获保存。《四印斋所刻词》中，贺方回词的版本最为可议，这是王半塘自己也感到不愉快的。

　　以后，朱古微辑刻《疆村丛书》，关于贺方回的词，采用了残宋本和鲍氏钞本，都保存它们的原来面目。卷末附以吴伯宛重辑的《补遗》一卷，又不用「东山寓声乐府」为书名。这样处理，最为谨慎，可见朱古微知道贺方回的词并不都是寓声乐府，而「寓声乐府」也并不是词的别名。

　　南宋词人张辑，字宗瑞，有词集二卷，名《东泽绮语债》。黄花庵云：「其词皆以篇末之语而立新名。」这部词集现在还有，用每首词的末三字为新的词调名，而在其下注明「寓×××」。这里作者明白地用了「寓」字，可知也是寓声乐府。作者之意，以为他所创的新调，寓声于旧调，所以是向旧调借的债，故自题其词集为「绮语债」。《疆村丛书》所刻本，删去「债」字，仅称为《东泽绮语》，大约朱古微没有注意到这个「债」字的含义。

琴趣外篇

　　陶渊明有一张没有弦的琴，作为自己的文房玩物。人家问他：「无弦之琴，有何用处？」诗人答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这是「琴趣」二字的来历，可知琴趣不在于音声。后人以「琴趣」为词的别名，可谓一误再误。以琴曲为琴趣，这是一误；把词比之为琴曲，因而以琴趣为词的别名，这是再误。宋人词集有名为「琴趣外篇」的，现在还有六家：欧阳修、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晁端礼，赵彦端。此外，叶梦得的词集亦名为「琴趣外篇」，可是这个集子后来已失传了。所有的「琴趣外篇」，都不是作者自己选定的书名，而是南宋时出版商汇刻诸名家词集时，为了编成一套丛书，便一本一本的题为某氏「琴趣外篇」。于是，「琴趣外篇」就成为词的别名了。

　　琴曲本是古乐、雅乐，在音乐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庚信《昭君辞》云：「方调弦上曲，变入胡笳声。」可知以琴曲来奏胡前曲，非变不可。李冶《敬斋古今注》云：「诸乐有拍，惟琴无拍。琴无节奏，节奏虽似拍，而非拍也。前贤论今琴曲，已是郑卫，若又作拍，则淫哇之声，有甚于郑卫者矣。故琴家谓迟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忌者，惟其作拍。」这一段话，很有意思。琴是上古的乐器，所奏的乐曲，当然很原始，其时还没有节拍，或者说，还没有节拍的概念。音乐讲究节拍，大约起于周代的云韶乐，到了汉代，乐府歌碎都有「曲折」，曲折也包含节拍在内。从此以后，人们已不知道古乐、雅乐中的琴曲，原先是一种没有节拍的音乐。唐人以胡笳十八拍变入琴曲，那就是李冶所谓「甚于郑卫」的「淫哇」了。

　　在人们心目中，琴曲是那样高雅、古朴，不同凡响，而词本是民间俗曲，它们是怎样联系到一起的呢，原来，宋人为了提高词的地位，最初称之为「雅词」，后来更尊之为琴操。这可以说是对词曲的莫大推崇。然而这个比拟却是不伦不类的，因为词的曲子与琴曲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一点，宋人也并不是不知道，苏东坡有一首《醉翁操》，自序云：

　　琅邢幽谷，山川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余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辞作《酿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余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东坡居上以辞补之。

　　东坡这一段话，也说明了琴曲节奏疏宕，不与词同。醉翁用楚辞体作《醉翁引》，有人为他作曲，在演奏时，曲子虽然有了节奏，而琴声已失去其古音之自然。山此可见，苏东坡也知道词与琴曲是完全不同的。东坡的这一首《醉翁操》，本来不收在东坡词集中，因为它是琴操而不是词。南宋时，辛稼轩模仿东坡，也作了一首，编入了他的词集，于是后人在编东坡词集时，也把《醉翁操》编了进去。从此，琴曲《醉翁操》成了词调名。

　　《侯鲭录》记一段词话云：「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云：此曲奇妙，勿妄与人。」这段话是引用了苏东坡瑶池燕词的自序，其词即「飞花成阵春心困」一首。由此也可知为琴曲而作的歌词，不协于词的音律，如果要以琴曲谱词，就非变不可。苏东坡这一段话，正可与庚信的「变入胡笳声」对证。

　　以上二件事，都可以证明琴曲不能移用于词曲。因此，我说，以「琴趣」为琴曲的代用词，此是一误；以「琴趣」为词的别名，此是再误。

　　不过，宋代人还是有把「琴趣」直接用作词的别名，他们用的是「琴趣外篇」。所谓「外篇」，也就是意味着，词的地位虽然提高了，但只能算是琴曲的支流，还不等于真正的琴曲，只是「外篇」而已。这样标名是可以的，只犯了一误，而没有再误。可是，毛子晋跋晁补之《琴趣外篇》云：「《琴趣外篇》，宋左朝奉、秘书省著作郎、充秘阁校理、国史编修宫，济北晁补之无咎长短句也。其所为诗文凡七十卷，自名《鸡肋集》，惟诗余不入集中，故云外篇。昔年见吴门钞木，混入赵文宝诸词，亦名《琴趣外篇》，盖书贾射利，眩人耳目，最为可恨。」毛子普这样解释，完全是夹缠。诗文不编入正集，而另行编为外集，作为附录，这是常有的事，但象晁补之这样，就应当称为《鸡肋集外篇》，而不是「琴趣」的「外篇」。又何以六家同集都标名《琴趣外篇》呢？

　　元明以来，许多词家都不明白「琴趣外篇」这个名词的意义，他们以为「琴趣」是词的别名，而对「外篇」的意义，则跟着毛子晋的误解，于是非但把自己的词集标名为「琴趣」，甚至把宋人集名的「外篇」二字也删掉了。《传是楼书目》著录秦观词集为《淮海琴趣》，欧阳修词集为《醉翁琴趣》，汲古阁本赵彦端词集称《介庵琴趣》，《赵定宇书目》称晁补之词集为《晁氏琴趣》都是同样错误。清代以来，词家以「琴趣」为词的别名，因而用作词集名者很多，例如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张奕枢的《月在轩琴趣》。吴泰来的《昙花阁琴趣》，姚梅伯的《画边琴趣》，况周颐的《意风琴趣》，邵怕褧的《云淙琴趣》，都是以误传误，失于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