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谈”这个名字，虽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与老舍、老向齐名，合称“文坛三老”。但是，由于被时间的、空间的、历史的、政治的尘灰掩埋的时间太久，几乎被人遗忘了。
老谈（1903~~1990.7.5），原名何兆熊,字子祥，出生于河北省深泽县小堡村一个中等的农耕之家。据说，他在年轻时，“起居无时，饮食无节，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思而不学，好求甚解而不读书”。而且自己的脾气不好，所以改名“何容”，希望能“容人所难容”，做到“何所不容”。又取字“谈易”，隐去的自然是“做难”，可见他是很注重实际的。依字他又自号“老谈”。将成语“谈何容易”经过拆分组合，化为自己的字、号，寓意深藏，其文思敏捷、文笔辛辣、文风幽默风趣可见一斑，其人诙谐的性格也展露无遗。
老谈有着语言天赋。从小“他天赋聪明幽默，对县内各村庄方言土语，能绘形绘声，模仿得惟妙惟肖。”在深泽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他出天花，发高烧几乎丧了命。后来虽然好了，但是本来容貌白润、俊秀超群的他，却留下满脸的麻子。1923年他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乙班B组，后来入英国文学系，师从林语堂先生。 1926年，张作霖打入关内，学校被迫停课了，他与老向（王向辰,束鹿宋村人，离老谈家二、三十里路）一起弃学从军，南下武汉，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二次北伐。他与老向同领上尉衔。何容嘲弄老向也是自嘲，称之为:革命上尉（尚未）成功。战斗中，他的腿部被敌人的枪弹打伤。1928年底，北伐战争结束，老谈在江西南昌退伍以后，曾经到南京司法行政部担任过一个时期的“录事”。1929年，又同老向一同回北京大学复学。
老谈开始文学创作，其处女作应该是《政治工作大纲》。书名虽然冠以“政治”二字，其笔法却是“幽默文学”的。1928年秋天，政治部随着军队的缩编而解散，他住在南昌，等候领取遣散费，时间宽泛，无事可做。于是，他着手写了起来。第一章的初稿，在1929年6月 20号《中央日报》的副刊《大道》上刊登出来。直到1930年初才写完《政治工作大纲》，4月在北平出版。老谈说：“书印成了，又过了好些时，才借够了印价，取了出来。那笔借债，一直到毕业后去作了事才还清。”“凡是我想到他要看的人，无论认识不认识，只要有法投递就送他一本。”这种“自费出书、免费赠书”的办法，使很多人认识了《政治工作大纲》这本书，也认识了何容这个人。金克木在一篇怀念他的朋友何容的散文里写道：“《政治工作大纲》记录1927年北伐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但每个人读这个书都要笑，因为他的有些说法非常幽默。”刘半农先生收到该书后，写了一封回信：“书中所收材料甚富，按次编排，加以精当之论断，洵为佳构。” 王玉川先生也写信给何容：“……《政治工作大纲》，用幽默的口吻，写出伤心的话。我读了这本书，非常喜欢。不但我喜欢，周作人先生也非常欣赏。”周作人撰文说：“这是一本近来少有的好书，我没有一行跳过不读。老实说，我以前曾经有过一个计划，想编一部完全的《宣传大全》，……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同行嫉妒’，我既是著者的同行，又被他捷足先登，那么因此而反爱读该书。”
林语堂也看中他“正正经经讲正正经经的事而使人发笑”的本领。林先生所办的《论语》，在书评中给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自此之后，激发了他的兴趣，开始文学创作。老谈用“何容”这个名字，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发表大量散文随笔，颇得林语堂等文学大家的赏识。后来进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工作，编辑北平《世界日报 国语周刊》。1935年受聘于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法”，以后也常在多所大学讲授文法课程。在他自己编的《国语周刊》上，多用“老谈”、“老圃”的笔名发表文章。发表在1933年3月16日《论语》第13期上的《不抵抗主义之起源考》一文，针对戴季陶“佛经救国”、“国币救国”、反对抗战的荒唐论调，故意模仿戴季陶等人的语言逻辑来歪解历史，最后得出“不抵抗主义”出自孟子这一荒唐可笑的结论。“在这种疯言疯语或假痴假呆的表述中，作者辛辣地讽刺了戴季陶等人挂羊头卖狗肉，貌似救国实为误国的愚蠢主张。”这种正话反说、寓庄于谐的表达方式，更能引发人们的深思。他所写的文章，无不文辞浅近易懂，深刻风趣，引人入胜。
何容是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他的“古道”使他柔顺象个羊，同时能使他硬如铁。他的心思忽细忽粗，正如其为人忽柔忽硬。他的风凉话是含着这双重的苦味。 老是安安稳稳，不慌不忙，不多说话，但说出来就得让听者想那么一会儿。
由于何容也常以老谈为笔名发表文章，其文风与老舍、老向相近，三人私交又甚好，被称为文坛“三老”。陈纪滢先生说：“这三个人的文名，抗战以前早已腾扬全国。……特别因为林语堂先生所编的《论语》及良友公司陶亢德所出版的《人间世》，是那时人们最喜欢阅读的期刊，上边常常有他三个人的作品。他们的文章，无论立意、措词大都以俏皮为主，于是人们仿效西洋，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幽默’(Humorism)，或称‘幽默文学’。”
何容也重视平民读物，参与通俗文艺运动，写通俗文艺作品。1937年对日抗战爆发以后，何容离开北平，跟随政府后撤，来到武汉，他与老向主编由冯玉祥将军出资创办的《抗到底》通俗读物。何容参与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建工作，并担任理事。1938 年 7 月5 日出第 14 期后撤退到陪都重庆，何容供职编译馆，也在“中央政治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处任教。当然，他仍然钟情着通俗文学。在那里，他与老向、老舍都给唱滑稽大鼓的富少舫(艺名“山药旦”)、黄莲枝编过鼓词，给欧少久、小地梨编过相声，把抗战精神寓于词内。1941年2月15日出刊的《文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何容的《我怎样写通俗文艺》,详细介绍了他“慎重其事”的写作过程。
在文学创作成就之外，何容的另一大贡献当属“推行国语（汉语普通话）”。早在1931年他就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担任编辑，与白涤洲(1900-1934)共同编北平《世界日报 国语周刊》。
抗日战争期间，何容在重庆“后勤政治部伤兵教育委员会” 担任委员兼科长，利用注音符号教伤兵读书识字说国语。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恢复工作以后，仍然回国语会担任驻会的“专门委员”，也到中央政治学校教国语。1944年设立国语专修科，担任四川壁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国语专修科主任”,为教学国语培养师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实行“语言同化”政策，妄图消灭台湾话和汉语言文字。日本殖民者不但强迫台湾人说日语，读日文，穿和服，还要改用日本名字。臭名昭著的台独分子李登辉，自称 22岁前是日本人，他那时的日本名字叫“岩里龙男”，怕“龙”字仍有中华民族的烙印，又改为“岩里政男”。他的大哥李登钦也改名“岩里武则”。台湾与祖国隔离了五十年，消除以此造成的差别和隔阂，推行国语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何容于1946年1月16日辗转到达台湾，以省行政长官公署参议之名办公。1946年4月2日正式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国语推行委员会”, 何容担任副主任委员，并主编《台湾新生报 国语副刊》。1947年6月，改名为“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何容被聘为主任委员。
. 1948年4月，在何容的策划下，台湾各县市成立“县市国语推行委员会”，形成全面性的国语推行体系 。
为了推行国语的需要，何容创办了全文注音的《国语日报》。他在台湾广播电台推出“读音示范广播”示范标准国语。派遣“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人员，到各县市举办国语国文讲习班、小学教员进修班、台北市国民学校教员语文专修班，恢复台北市语文补习学校，在各县市办理“国语竞赛”。在省立师范学院各系科普遍加习国语国文，设立“国音”课程，并举行“国文标准考试”、“国音标准考试”。办理公务员国语研习班 ，支持国语教学的实验，在小学推行国语教育 。他还积极推广民众的国语教育，从1950年起，在各县市以村为单位普遍设立“民众补习班”，招收已逾学龄失学或只读过日文书未学国语的民众，利用夜间闲暇时间，接受国语补习教育,并且编印《民众补习班国语课本》,专供“民众补习班”学生使用。在部队中实施国语随营补习教育，使服役民众学习国语。何容在为军中讲授国语课程时还出车祸受伤。
他担任小学国语课本、初中国文教科书总编辑，主持修订高中国文课本。《中华儿童丛书》的文字修订、字音审定，也非他莫属。他还主编了《重编国语辞典》、《国语日报辞典》、《国语日报字典》、《国语日报破音字典》、《国语日报破音辞典》等辞书。
何容致力于台湾地区推行国语的工作，只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使方言繁杂的台湾，由北到南，由西到东，由大人到小孩，由外乡人到原住民，都能够用“北京音”的“国语”交谈，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成就。
目前，台湾当局在推行“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打着“语言平等”的幌子，采用行政的手段，废除“国语推行办法”，图谋废除国语，意在加速“去中国化”，搞“文化台独”、“隐性台独”。我相信，何容在天堂里闻知也会悲泣至极，
何容的一生心血，汇集成《何容文集》,于1992年在台湾出版，全书分为甲、乙、丙三编。他的另一本小册子《每日一字》，是一部综合文字形音义，有趣易懂的语言文字专著。
何容的历史功绩不能因政治的原因而蒙尘。他那朴实的“学者典范”与热忱的“师者形象”，在大陆、在台湾曾影响着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