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每天凌晨四点，我会被闹钟吵醒，穿戴整齐，爬出去溜狗。
我养了两条京巴串儿，一条叫瘸腿儿一条叫老白。瘸腿儿是因为有一条腿瘸，而老白却不是因为它是条白狗。相反，它是条黑不溜秋的怪胎。尾巴梢上本来还有点白色，后来二丫说这种狗不吉利，俗称“孝狗”。于是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居然拿了把剪刀把老白的尾巴尖给剪下去了。从那儿以后，老白就变得傻乎乎的，喊它名字也不记得了，最后不得不为它重新取了个名字叫老白，也就是，白痴的白。
我养的就是这么两条残疾狗。基本上，它们不能为我带来什么乐趣。养它们的初衷是什么我已经绞尽脑汁都想不起来了。这两年以来，我总是不间断地做一些疯疯颠颠的事情，我买来颜色乱七八糟的衣服，烫过比方便面还恶心的韩国新版发型，还把食用油掺到二丫的摩拖车里险些酿成一场悲剧……但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养起了宠物。用二丫的话说，我连自己还养不好，居然这么有勇气一下子担负起两条性命。
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我确实失了策。但想了这么久，我找不到可以将瘸腿和老白妥善处理的方法。所以，在此之前，我依然要每天凌晨四点爬起来，给欢天喜地的瘸腿儿和老白穿上红色的小衣服，然后睡眼朦胧地带着它们出发。
凌晨四点，为什么一定要是凌晨四点呢？
因为我没钱给狗上户口，而我们勤劳的人民警察，据说一过凌晨五点便会埋伏在小区门口，见了狗就查证。
也就是说，凌晨四点，是我必须为贫穷所付出的代价。
2．二丫心情不好的时候便会来我家大放厥词，而心情好的时候也会过来天马行空。所以，她几乎每天都有跑来蹭饭的理由。
不过，要说蹭饭其实也是我蹭二丫的饭。因为每次她过来的时候，都会提着我们晚上要吃的东西，有时侯买的菜多了，她还会把我第二天中午的也顺便带出来。要说二丫对我真可谓仁至义尽，但她这人情我却始终不怎么领——我倒宁可她别来送饭，我就只想图个清静。
我可以三五天颗粒不进，就只是喝水。因为我嫌麻烦，不想和人打交道，哪怕是超级市场，我也不愿去。就是说，我只须储够瘸腿儿和老白的粮食即可，至于我自己，莫不是实在饿得要死了，是坚决不会出动的。并且，我的食量在这种形势的磨练下，已经不断缩水，我甚至没有瘸腿儿和老白吃得多，绝对没有。
二丫一直为我不肯松口让她搬来同住而耿耿于怀。但我确实无法适应房子里有一个人走来走去的那种虚假繁荣。他会在我不想说话的时候和我说话，在我不想进食的时候商量菜单，在我失眠的时候为了不吵醒他而轻手轻脚……我心里很明白，这些莫名其妙的习惯是除了瘸腿儿和老白以外，无人可以忍受的。这样一个日益孤僻古怪下去的我，是任何人都适应不来的。当然，我也从不奢望别人去适应。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呆坐，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很多时候，感到自己的一生仿佛就可以这样子下去了。没有声响、没有交流、没有情绪的微妙变化。有的只是属于自己内心的，大段大段的独白。
3．我给杂志社写稿子，给电台写稿子。当然都是那种极其边角的小杂志，和电台里可有可无的滥节目，否则我的日子也不会如此难过。
但就即便是这种没有保障的微薄收入，还常常要被拖欠不知多久。直到我几乎奄奄一息地挨到财务办公室门口，做出N年没有吃过饱饭的样子予以恐吓，才能勉强挤出一些稿费来。
我们也不好过啊。发行量太小，根本支撑不住。这是我能听到的最多的肺腑之言。
迫于生计，我不得不积极开发一些第三产业。
我认识一个电影厂跑龙套的朋友，他用朋友拖朋友的关系为我揽到了几个写剧本的差事。我每天从早上5、6点写到夜里12点以后，第二天循此往复。两个月能写三个剧本，赚到的报酬虽与劳动极其不成正比，但在我眼里也实属一笔巨款。我几乎以为自己就要在这条路上勤劳致富奔小康了，但后来听另一个电影厂的人说，朋友给我的价码，缩水了不止十倍。也就是说，我如果一集能拿300，那么他能拿3000不止。我将信将疑地找到朋友，向他询问，不想他居然出乎意料地大发雷霆。他说就算是缩你水了怎么着？告诉你干哪一行都得有规矩，要是没有我，300块钱一集的你有地儿找去吗？你不乐意写啊，拉倒！还不知道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写呢！
我没说我不乐意写，但他从此便宁死也不肯再给我活儿了。这让我郁闷透了。是啊，300块钱一集的谁白给我啊？我觉得自己简直是倒霉到家了。
不过还好，过了没多久，我便又在一家专做盗版书的地下公司里找到了工作。隔段时间去公司里提一次活儿——派给你十几二十本时下当红的小说，你拿回家爱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就算大卸八块乾坤大挪移地硬拼一本小说出来也没人管你。只要定时完成交到公司，公司里有专人负责印刷，在封面印上“慕荣雪村倾情奉献”、“安妮宝贝又一力作”。被派送到各地铁车站的书报地摊上，以十块钱三本的价格出售。
我发现我总是在办一些和警察呈对立面的事情呢？
那天下午警察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漫山遍野的方块字里跋涉，听着门铃响了足有三分钟愣是没缓过神儿来。见到警察的第一反映就是瘸腿儿和老白，我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要将大门压回去。一个年轻的眉清目秀的警察反应机敏且出手神速地用胳膊顶住了门：哟?怎么着？你不是还想袭警吧你？
盗版书公司被查封了。
我听见这消息的一刻，泪水差点夺眶而出。还是那个眉清目秀的警察，极其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怎么你跟那公司感情挺深啊？创办人里面有你一号没有？
没有没有。我急忙摊开双手分辨：我也是广大被蒙蔽的受害者之一啊！
没有就好，那个老一些的警察轻蔑地打量了我几眼，递过一张条子：那就抽空去局里把罚款交了吧。
怎么受害者还得交罚款呢？我在床上蒙着被子挣扎了三天三夜，睡了醒醒了睡，感到自己就快要绝望至死了。
4．有时侯你不得不相信是有运气这回事的。而运气差到极致的时候就不得不怀疑是不是自己在不经意间做过太多的缺德事了。
我在盗版书公司里还没来得及骗到一分钱，又把前段时间含辛茹苦写剧本赚的几个钱都交了罚款。坐在初秋的黄昏街道上，我根本缓不过神儿来。
那天是二丫的生日，我在路上失魂落魄地徘徊了许久，二丫来电话催了若干次。我最后稀里糊涂地就冲进了街边的一家破败的小商店。看店的是一个头皮一眼望去全是死皮的老头儿，非常老的老头儿，黝黑黝黑。他的店里除了几块坚如磐石的面包，就是几条上世纪90年代用的长方形肥皂。我在他的注视下循场一周，买下了角落里的一条红丝巾，想送给二丫当生日礼物。那条丝巾像极了一团血色的残阳，我捏着它，走在秋天金色的黄昏街边，不是没有一番韵味的，我想。
二丫的生日会很热闹，到场的都是她的新朋旧友。我从一见面就想递上那条红丝巾，却始终没有找到郑重其事的机会。二丫忙着让我见她的新男友、新同事、新同事的新男友。我强打精神，与每一个人点头微笑，互相道好，在不大的客厅里转了一圈，最后转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跟前。
呀！我认出来那人是谁之后便不由得惊叹：你脱掉衣服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顿了顿，周围突然爆发了一阵激烈的混乱，所有人都笑疯了。面前那个眉清目秀的男人抬起手抹了抹额头，做了一个“汗”的动作。
我其实是想说你脱了警服之后的样子。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小心凑近他。
了解，他点点头：了解啊……
大家将蛋糕吃光了之后，我的礼物依然没有送出去。女孩们开始凑在电视机前面争先恐后地选着自己喜欢的台，男人们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抽烟，故作深沉地聊天。
二丫。我说。
什么？二丫从人堆儿里抬起头来，用一双笑眼询问我。
我还没送你生日礼物呢。
呀！还真是的！二丫从远处奔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极力摇晃：快点快点，拿来拿来。
我在四下搜索了搜索，伸手找那个眉清目秀的警察要他手里的烟。警察从嘴唇上将烟取下来，拿在手里朝我比划：这个？
我接过来，掏出口袋里的丝巾，朝阳台方向走去。
所有人都跟过来。
我将丝巾举在空中，用丝巾的末梢慢慢靠近燃烧中的香烟——“腾”地一下子，由丝巾蹿起的火苗迅速在晚风中蔓延起来。火光那么艳，那么亮，“嘶嘶”地叫嚣着，照耀了夜空中的每一处缝隙。在它即将燃尽的时候，我踮起脚尖，用尽全身的力气，朝阳台外的夜空奋力一抛，周围响起掌声。
致于死地而后生，我说：一场表演，送给二丫，生日快乐！
二丫震惊得眼睛和嘴巴都张成了一个“O”型。
我没去参加接下来的生日宴会，借口回家喂狗，逃也似地冲出了二丫家。我怕自己再多呆一会儿就会出乱子，会控制不住自己说一些傻话，办一些傻事。今天是二丫的生日，我有义务确保她生日的快乐。
走到楼口的时候，有个人从身后追上来，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男孩，他说姐姐，你刚才那表演是行为艺术吗？你是艺术家吗？
我笑了，看着男孩虔诚而稚气的脸：你就当我和它都是吧！
5．我开始发了疯地四下找活儿干。
我又找到了那个电影厂的朋友。我说本来我就没有不干的意思，是你一下子把口封死了。看在我们好歹也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你找外人写不也是写吗？姐们儿这穷得眼都绿了。
说到最后，那张阴沉得快拖到地上的脸愣是让我一点一点给抬上去了。
朋友说我印象里你也不是个这么计较的人，不过既然你知道了，还是没怨言愿意写，我也退一步，每集500。
瞧瞧，能折能弯的好处就是还会不定期地遇上点额外收获。
我打算拼一阵子命，也坚决不会再干遭罚款的事儿，这回说什么也得狠砸下点钱。我25岁了，我有许多事情需要严肃对待，赚钱首当其冲。
如果赚不到钱，就意味着我无法再在这座城市生活下去，而生活不下去就意味着我要回老家，回老家就要接受父母在当地小学给找的工作。小学教师，每天按时起床按时睡觉按时上课按时吃饭。我知道这样没有什么不好，但我只是仍旧愿意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凌晨4点起床溜狗每天工作20个小时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没明天的生活。别问我原因千万别问，你就当我贱吧！
6．任何人都难以置信包括我自己，我居然在半年之内写完了10个剧本。
当朋友点清后几个剧本的钱，迎面推到我眼皮底下的时候，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是不敢相信这个数字的庞大，而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几万块钱，居然只有这么薄薄的一摞。我飞快地抓起钱，塞进包里，一路跑回了家。
我说走！瘸腿儿！老白！姐今天带你们出去见见太阳是什么样的！碰上警察咱也不怕！咱给他钱！咱有钱！
瘸腿儿和老白欢天喜地地仰着小脸，等我给它们穿好小红褂，然后屁颠屁颠地出了门。
过了没十五分钟，瘸腿儿就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那天下午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白天到外面去玩。它太兴奋了，有些忘形地四处乱跑。我怎么叫它它都假装听不见，拖着一瘸一拐的后腿，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它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一种东西叫做汽车的。
瘸腿儿被一辆很高很高的大货车当街压扁，当场断气。
货车居然都没有发现自己在几秒钟之前结束掉了一条生命，停也没停地扬长而去。我拼了命地在后面追它，拼了命地大声喊叫。追了有一段时间，司机才极其困惑地停下车，走出来。我踉踉跄跄地跑到他面前，跳起来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朝地面奋力抛去。司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个跟头栽到了地上。
群众在第一时间围观了。
他们纷纷从马路对面的公共厕所里提着裤子就冲了出来，从街边的小卖部放下手里要买的东西冲了过来，还有的骑到中途又折回来，一条腿跨在自行车上一条腿搭在马路牙子上。人们的脸上挂着一种可怕的笑容，眼睛里写满了事不关己的、看戏般的喜悦。
警察很快来了，漫不经心地询问着事件的经过。我始终没有开口，那个货车司机在一旁语焉不详且满脸无辜地跟警察诉说着，说他的车太高了，真是没有注意到那么小的小狗。造成这样的局面他很抱歉，他愿意用钱来弥补我的损失……
钱？多少钱？一万？十万？一百万？我真的没法想象这种损失也是可以用钱来弥补的。
事情研究到最后，警察都被我磨得失去了耐性。一个瘦得像难民一样的警察眯起眼睛看着我，那你想怎么解决吧！你的狗有证吗？有证吗？拿出来看看。
有证吗？有证吗？拿出来看看。
我看到一直站在旁边没吭声的一个眉清目秀的警察突然发怒了。他一把揪过那个难民，疾首蹙眉：狗都死了你还查什么证？查什么证？狗都死了！！
我低下头抱起浑身是血的瘸腿儿，它的小身体已经变得软搭搭，没有一丝温度地垂直向下，只有那条瘸掉的腿，笔直地指向远方。
7．找我写剧本的人越来越多。我知道是因为我写得好，速度快，并且基本给钱就写。这样的傻货没地方找去。
我依旧很拼命地工作，每天从凌晨写到凌晨。在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带着老白出去散步。
瘸腿儿出事后的第二天，那个眉清目秀的警察就到家里来给我送了张狗证，说是那个货车司机执意留下一千块钱，我又不肯收，那么干脆给老白办个证得了。
他说就还差张照片，你改天再去局里办一下。
我点点头，接过狗证，给警察倒了杯水，然后回头跟老白说，老白，你现在可是有身份的狗了。
警察被逗得开怀大笑，老白正晒着太阳睡觉，美美地伸了一个懒腰。
不过，我又说，你永远也别想忘了，这是瘸腿儿拿生命为你换来的。
警察当即噤声。
我扭过身，若无其事地回到电脑前面，继续吧哒吧哒地敲着字。
隔了会儿，警察起身走到门口。我头也没回地说您慢走，不送了。我感到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有狗证了，以后就别半夜四点出去了。多休息会儿，看看你那憔悴样儿。
我没吭声。他开门离去。
8．我不知道时间有没有停，不知道生活还在不在进行。我除了可以在镜子前看到一张日渐衰老的脸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可以证明这个世界依旧在转的。
春节来了。
除夕那天，一大早我便接到一个电话。平时白天睡觉我都会把电话线拔掉，就这一次忘了拔，报应就来了。
我闭着眼睛，跌跌撞撞地冲到电话旁边，抓起听筒，压抑自己破口大骂的欲望，浮躁而忍耐地听着听筒里的动静。
是那个电影厂的朋友。
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不连贯，他说你丫中奖啦！知道吗？别睡啦，中大奖啦！苟富贵呀，无相忘呀！你以后可不能忘了我们呀！知道吗？真是风水轮流转，你丫也忒幸运了吧！……
我将听筒拿到半米以外，隔着线路也能感受到他的唾沫横飞。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模模糊糊地从他大片大片的胡言乱语中辨清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放在电影厂里的一个剧本，被一个名子还算响亮的导演相中了。
你赶快收拾收拾东西，去云南！朋友说。
啊？什么？什么时候？
现在啊，马上！导演在云南拍戏呢！你马上过去，趁热打铁跟人家谈一谈。带上那个剧本，多印几份给剧组里的人都看看……快点，现在就去买票，买不到火车票就买飞机，买不到打折的就买正价的！不要计较这几个钱——这是机会啊，机会，懂吗？一定要抓住呀！我跟你说，孔子都说了，苟富贵，不能忘。你知道吗，你得谢谢我啊……
……
我在火车站徘徊了整整两天，终于在初一的晚上从一个票犯子手里买到了去昆明的车票，初二凌晨出发。
我没有再回家，也没有拿行李。只给二丫打了个电话，让她去家里把老白接走。我身上只揣着那叠厚厚的纸稿，坐在宽敞明亮的侯车大厅里假寐。
时间一分一秒地飘走，过了好一阵子，我突然回过了神，几乎是在一瞬间搞清楚了这两天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个什么概念。继而大脑短路，对自己的记忆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感到眼前的一切突然变得极其不真实。
我拨了一个电话给朋友，告诉他行程，又向他确认了一遍导演的联系方式。我说这大过年的，你可千万别拿我开涮，如果是玩笑，你现在说破还来得及，我还可以原谅你。
朋友大笑，说你是不是倒霉倒习惯了？好事来了都不适应了！
我也笑了，觉得他的语气不太像闹着玩。然后又听他嘱咐了一通我到云南之后该说的话，该做的事，和他两个人在电话里海阔天空地畅想神游了一番，内心逐渐放松了下来。
那一夜过得极其漫长。
我默默地坐在候车室里，睡意全无。专心致志地观察着周围大片大片在春运浪潮中翻滚的人群。那些学生、民工、外地打工族，个个神情平淡，目光茫然，各行其事地匆匆而过。脸上写满了憔悴和疲惫，没有人分割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注意力给身旁的人。
这就是属于大多数现代人的生活吗？背离家乡、背离意愿、背离初衷。我心里骤然感慨万分，究竟有多久了？我几乎已经找不到那条和这个世界相互连接的线索了。一瞬间，整个人变得迷惘而空洞。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着和我一样的人，我们活得很仓促，把自己推到一个尖锐的高度，背水一战、孤注一掷。对自己无奈，然后向生活妥协。我们默默无闻地将自己的根基扎得尽可能深些、再深些。快与不快，忍住不说，没有倾诉和发泄。一切繁华喧嚣，只在自己的心里。唯一的目的就是低着头往前走。走得远了、久了，甚至已经忘记了最初为什么走。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信念的人，直到这一刻，真的是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自己的未来，其实是被自己一刻也没有怠慢地牢牢抓在手里了。抓得那样紧，和自己的身体长到了一起，犹如血肉，根本无力辨晰。我被这一重大发现搅得心神不宁，立在原地却感到周围的世界陀螺般地旋转了起来。这几年的每一个细小情景都开始活跃，在我眼前缓慢铺展开来。那些奔波、那些辛劳、那些幸与不幸，逐渐清晰起来。我忍了一阵，终于还是忍不住，泪水一滴一滴，顺着眼角跌下来。心里长期淤结的那口气，开始徐徐而出。
我坐在偌大的厅堂里，伸出手，缓缓盖住了自己的脸。
9．火车临开的前一刻，我接到了一个比除夕早晨还要意外的电话，是那个眉清目秀的警察打来的。他在电话里惶惶不安且措辞混乱地解释了好一阵子，我才明白过来他是谁。
我说你不用来了，火车马上就开了。
他说你快点告诉我你的车箱号，快点！
我不明所以，只是一个劲儿地在电话里跟他寒暄，祝他春节快乐、合家团圆。谁知这个平时看着挺温文尔雅的警察居然怒了，他狂躁地大吼一声，说你他妈的快点说！快点！
我被惊了一吓，愣了愣，随后便乖乖地告诉了他。他说你坐着别动，别动啊。
我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气哼哼地坐在原位，满腔的匪夷所思。然后，我便看到了车窗外的那个不算太熟悉的身影。
他举着电话，从清晨天还不亮的灯火阑珊处跑来。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站起身，越过靠窗的乘客，将自己的脸近距离靠在玻璃上，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恍惚跳跃的影子。
我说你，你怎么来了啊？
他说你看见我了吗？看见了吗？但表情明显是没有找到目标锁定的位置，穿梭在人山人海中神情茫然地挨个车窗搜索。
火车开始徐徐起动。
我说你别找了，我看见你了，火车开了。
他没有停下脚步，依旧怅枉而训练有素地挨个车窗寻过去，但他寻的是和我相反的方向。
我说别找了别找了，泪水却突然毫无先兆地夺眶而出，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哭，且哭得一发不可收拾，一边哭一边劝他停下来……很有股生离死别的味道在里面。
火车逐渐提速，越开越快。他终于再也跟不上，顺着方向跑了一阵，影子慢慢模糊下去。
手机的听筒里灌满了风声，他的声音缥缈而遥远。他说我是给二丫拜年时听她无意提起的，说你马上要去云南。这是想起什么来了，大过年的？去干什么？探亲？旅行？
我说不是，都不是。
警察顿了顿，那，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知道，都不知道。
信号开始逐渐飘忽，我们已经不能听得很清楚对方的声音。他的话在听筒里有一句没一句地断断续续。我不再说什么，只是耐心而安静地倾听着那些断章，然后听到他说，我马上去买机票，争取能和你的时间出入不大。我们昆明见吧！……
信号就是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的，止得干脆利落。我没来得及再说什么，没来得及反抗和制止，再打过去便说什么都打不通了。
我举着手机，微张着嘴，看了看周围。心里短暂的迷茫大脑短暂空白，然后，又不由自主地轻轻笑了。
汽笛一声长鸣，我缓缓地闭上眼睛，在心中默默祈祷，祈祷火车可以快些开。快些、再快些，就以最快的速度，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