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叫 春
罗 姨
“吃饭哪———”
“吃饭!”
“吃哪……”
第一声是宣告,很悠扬;第二声是命令,很短促;第三声是恳求,几分凄婉几分哀怨。每次开饭,罗姨都是按照这样的次序喊。三声喊过,没有响应,她又从头开始,还是这样的次序。美工组的条子说,罗姨的喊声曲折起伏,很有音乐感。大家注意听,还真是。有时候就是为了享受这音乐感,故意拖延下班。
“我晓得,你们就是想急死我。”
罗姨口里这样说,心里很快活。
罗姨先前是安老师家的保姆。
安老师是城里师专毕业分来的,女朋友是初中同学,父亲病故,家里弟妹多,她是老大,只好失学。安老师参加工作后帮她在城里找到一个小学代课,等她转了正,他们才结婚,她已经三十出头了。沙河镇到城里坐火车只要半个小时,每个星期或是安老师回城,或是他爱人来。站里给了他一间房,他自己去买了一张双人床。床最重要,生儿子要拜托它。桌子和凳子都是站里的。桌子是条桌,凳子是条凳,站里都用不上了。站长老冷当过县财政局的副局长,找关系弄到一笔经费,添了一些新的办公用品。夫妻两个只开支一个人的工资,另一个人的工资存起来留给儿子。
婚后半年,老婆的例假一直正常,两个人便沉不住气。旁人也渐渐为他们着急,提醒说:“要加班加点噢。”每次临近老婆的例假,两个人便惴惴的,一声“来了”,顿时眼睛发黑,手脚发软。
儿子比他们要沉着得多,不慌不忙地在娘胎里呆到足月。
儿子出生,让他们吃更多的苦头。光是为了找个合适的保姆,就耗尽了心血。安老师爱人是班主任,整天忙得头发都梳不清爽。比较起来,安老师好办些,带孩子却又多少有些难为他。只有请保姆。但镇子附近的人愿到镇上做的极少,因为工钱低。要做就去城里。
安老师先后找到过两个保姆,一个是镇上捡破烂的,弯腰驼背,不停地咳嗽。半个月后,安老师的儿子感染了她的肺结核。赶紧付了一个月的工钱打发她走人。后来找到一个自称十五岁顶多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孩,结果是多了一个要照护的人:早上不用力推她,她绝醒不了;白天她跟一帮光屁股的伢子在河里捉鱼,安老师的儿子在摇篮里哭得惊天动地。
实在没有办法,安老师只好硬着头皮把儿子送到城里住几天。
那回,安老师从城里接儿子回来,走出火车站,有个女人一直在身后喊:“哥哥!”他没有在意,他在此地无亲无故。上了公路,这个声音还在后面响着,越来越近,越来越急。
除了不时擦身而过的汽车或拖拉机,边上没有别人。安老师不由得疑疑惑惑地回头:一个老女人,手长长地向前伸出,一踮一踮地跑着。发髻已经松散了,几绺头发在耳朵和脸面之间甩来甩去。
“哎哎,哥哥!慢些,哥哥……”她上气不接下气,“就是喊你们……我接了好多回了……天天来……你们不是说初七回的么,怎样到了今天……今天是初十了吧……不记得了么?我不是到机关单位见过你一回的么,说好了,过了节,我就来跟你们做的呀。”
“原来是你。”安老师歉然。端午节前,他是见过这个女人,叫她“罗姨”。
罗姨抱过安老师儿子,拼命地亲起来:“心肝啊肉啊。”母鸡似的格格大笑。
一路上,罗姨喋喋不休,说她初七一大早就挑着箩担来了,一头被盖,一头米。等了一天,不见人,只好又挑回去;二天又来,又不见,就有些慌了;昨天来,还是不见。她急得把箩担挑到车站上守了一天。好在你今天来了,要不她以为变了卦。停了一下,又说,她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工钱要是从初七算起,那她就白沾了几天光。
“工钱当然从初七算起。”安老师说,“让你等了这些天,已经很不应该了。”
她愣了一下,说:“你这个哥哥,真好。”
老是被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恭恭敬敬地喊“哥哥”,安老师开头很不自在。后来他发现,只要对方是男的,罗姨都是一个喊法,包括安老师那个才满周岁的儿子。
“哥哥吔,莫瞎窜!”她一面大声喊着,一面放下手上正在劈柴的刀或是正在搓洗的衣服,跳起来,把那个快要晃到河边上的一岁的“哥哥”,一把搂回去。
罗姨见人就说“托你的福”,问她的年纪,她就回答:“托你的福,养了两个撑饭的。老大生了伢子。老二旧年当兵回来,也讨亲了。”
作为一个女人,她很有理由骄傲:一,生了两个儿子;二,守寡把他们拉扯大了。
站里的人也都说:这是可以立牌坊的哟。一致拥护老冷的决定,在库房里给她隔出一个小间安身。
两个儿子成了人,做娘的却没有在家里安生。罗姨是熬怜儿子。乡下穷,只要动得,她就想到外头多赚些。
每到星期天,不论天气好坏,罗姨都回去。要是安老师星期六晚上回城,她当天就走。要是安老师爱人来了,她就在星期天天亮前从床上爬起来,生炉子,煮粥,在桌上摆碗筷;在雾里摸索着,到河里提水,把盆盆罐罐都装得满满的;实在没事了,就劈结疤柴。好不容易见到天发亮,她轻手轻脚,钩起一根手指头碰两下安老师房门,怯怯地说:“哥哥,粥好了,冷了,可以吃得。”好像安老师两口子迟迟没有起床,是等着粥冷。听到里面床上翻动的声音,她才跟着说:“我走了。”一边嘀咕:“不是怕鸡发瘟,死人才回去。”免得安老师两口子不高兴。
罗姨这种小心,其实不必要。找到这样一个保姆,安老师两口子再满足不过。反是觉得她太苦了。
每次回来,她都跟回去时是两个人,脸色蜡黄,浑身就像散了架。“再也不回了。”每回她都发狠,“该死该埋的才回呢。”一到日子,她又赶起赶落地走了。
有一次她回来让安老师大吃一惊:撑着腰,喘着气,一步一瘸,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不碍事的,起早了,头发昏,栽到坎下去了。”她笑笑,想从安老师手上接过孩子,终于支持不住,躺倒在地上。
以后的一个星期,安老师请了假,自己带孩子,做饭,天天用自行车送她去医院,回来给她熬药。到月又把一个月的工钱一文不少地交给她。她瞪着安老师,好半日才哭出声来。
大家这才晓得,她这回病倒,是因为遭了殴打。
事情由两只木水桶引起。
来镇上之前,她在城里一个老干部家里做。走的时候,老干部让她挑样合适的东西做个纪念,她就挑了一担桶———同老大分了家的老二一直借用别家的水桶。这担桶是老干部从下放的农场带回来的,也算是个纪念物。罗姨把这担桶交给老二之前,先在站里放了好久,反复盘算才下了决心。还是惹了祸。
二儿媳刚过门,大儿媳就出头把家分了。因为老二没有儿女负担,老娘就分到了他名下。老大和他女人没有料到,分家以后,老娘竟成了一棵摇钱树:进了城,发了财。从城里带回一担桶,就是一个证明。
坐在门槛上喂奶的大儿媳,见婆婆一手挽着一只木桶,进了老二的屋,“嚯”地站起,把闷头抽烟的丈夫一推:“不行!今日买桶,明日置缸,后日不要做屋了么!这口气,老娘怄不下!”
“这个恶婆子!跟一阵风样冲进来,打烂了桶不算,还说我是老骚精……”罗姨忽然打住。好久,才叹了口气,“我这不是造孽么!”
“你儿子呢?”
“儿子……”她凄然地歪了一下嘴角,什么也没有再说。
有关罗姨过去的种种,站里渐渐就听到一些传闻。
原来她的离乡,并不全是因为穷。她有过一个相好,有回碰头,被相好的屋里人抓住,当众把她的衣服撕得露出奶子。儿子觉得丢丑,整天没有好声气。她在家里呆不住,才进了城。
老干部早年丧妻,儿女都成了家,逢年过节才到老子这里聚一次,平日唯一的伴就只有保姆。时间长了,难免生出纠葛,以至于想要结婚。老干部所有的晚辈在最短的时间里旋风般地集中,把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乡下老妈子轰了出去。
这些故事,让大家发现罗姨确实比实际年龄少性:头发是黑的,还发亮;牙口齐整,一颗不少;高兴的时候脸上光鲜红润。尤其有些难为情的是,她的胸脯还真是鼓鼓的。还喜欢唱情歌:
捏姐一把姐一扭,
姐儿骂郎轻骨头。
捏姐莫在人前捏,
人前捏姐假风流,
你不害羞我害羞。
唱得抑扬顿挫,有滋有味,唱唱就出了神。
挨了大儿媳殴打之后,罗姨不再回去。起先,到日子她还是早早地起床,做饭,提水,劈柴……终于发觉这匆忙不必要,便怅怅地叹口气。
不知为什么,晓得了罗姨那些事情,安老师两口子心里总有些不是味道,对她的态度不知不觉就有些改变。
自到安老师家,罗姨一直是跟东家坐在一桌吃饭。只要她不坐下,东家决不动筷子。即便对自己的母亲,他们也未必有这么敬重。开始她很不自在,后来就习以为常。有时候,安老师或他爱人因为什么事要耽搁一会儿,让她先吃,她也就照吃不误。现在,一看她大咧咧地坐在桌上,安老师就暗暗觉得她实在有些无礼,开始找由头把她支开,让她或是去冲开水,或是给儿子把尿……以前,这些事总是安老师自己争着去做的。又老埋怨儿子身上腌臜,言外之意当然是她失职;饭要是煮得有点夹生,就皱起眉毛。她并不在意,以为是时间长了,随便了。偶尔有一次,她领着安老师的儿子去墙根晒太阳。坐偏了板凳,一屁股跌在地上。安老师儿子搂住她的脖子哭喊起来。她感动得热泪盈眶,一连好几天都咕咕哝哝地说安老师的儿子晓得疼她,人只有做细伢子的时候心最好。对安老师两口子与日俱增的冷淡,她的反应也就是这样了。
安老师两口子还是决定辞退罗姨。离一个月还差几天,安老师付了一个月的工钱。
“穷死,也不在乎这几个钱。”罗姨说,“有么了不得,老干部屋里我都做过。天天有油条麦粑吃,我还不做呢。”
临走的时候,罗姨用力碰了一下篱笆门。安老师怔怔地看着她一踮一踮的后背,又有些觉得自己过分。
大约一个多月后,一个星期天,安老师和他爱人正忙着做饭,忽然听见院子里的儿子大哭,跑出去一看,罗姨正半跪着蹲在地上,死死地搂定他们的儿子,老泪横流的脸拼命在小脸上蹭。
看到先前的东家,罗姨连忙站起就走。走了两步,又忽然站住,从裤袋里掏出什么,塞到安老师儿子的口袋里。
是两粒水果糖,包装纸已经褪了色,糖也软软的了,不晓得在她裤袋里放了几久。
这两粒糖,使安老师的心也软了。他已经听说,罗姨后来去的那一家,只能等东家吃完了她才能吃,只能在厨房里吃,只能吃东家指定的剩菜。没有多久她就想走,总在人前讲安老师的好处。只是安老师哪里长期请得起保姆,先前请罗姨是因为儿子太小,实在没有法子,现在儿子可以入托了,即使没有上次不愉快的分手,迟早也要辞退罗姨的。
“罗姨!”
安老师大声喊,心里想着: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次。
“你等等。”
站里新近增加了几个单身,老冷盘算着办个食堂,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安老师把罗姨带到老冷面前,老冷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对安老师,老冷从来是言听计从。
罗姨从此就成了站里所有人的“姨”,无论年岁跟她差不多的老冷,还是比她孙女大不了几岁的郑晶晶。
“也不晓得哪世修的,跟你们结了缘分……”很长一段日子,只要一见到站里人,罗姨就眼睛发红。一直到觉得自己真的是站里众人的“姨”了,说话才成了现在这样的高声大气:
“吃饭哪———”
“吃饭!”
“吃哪……”
今天有些怪,无论罗姨喊得怎样曲折起伏,始终得不到响应。
安老师
立春好久了,没有想到下了这样大一场雪,从昨日下到今日还一点没有停的意思。
炭是上好的栗树炭,铮铮地发出金属的光泽,烧起来“哔叭”作响。炭条架得老高,蓝悠悠的火苗呼呼地蹿起,亮亮的火星子不时地四面迸散,围着火盆的人一阵惊慌。屋子里暖融融的,窗玻璃上结的薄冰很快就化了,变成许多小水滴,虫子似的在玻璃上弯弯曲曲地往下爬。
站里大部分人都集中这盆炭火周围。这是先前的店堂,很宽敞,除了贴着一面墙的木楼梯,就是老冷和老胡的两张办公桌。老冷说,你们搞专业的要静办,上楼,我一个打杂的,随便坐哪里。老胡来得晚,老冷让他在自己前面摆了张桌子,说正好跟我做个伴。食堂就在后面,每次开饭前,大家总喜欢在这里挨一阵。今天挨得比以往久些,不是为了听罗姨有音乐感的喊声,是等电话。
“安老师不晓得到了地方没有。”
老冷看着窗外的大雪,忧心忡忡。一旦安老师不在,老冷就总觉得少了什么。
“他今天只怕是吃大苦头了。”
老冷把刚沏的茶小心地放在火盆边上———他喜欢喝烧嘴的茶,又怕冷,每次都坐得离炭火最近,两个巴掌恨不得贴着炭火。
下午正收拾会议室,安老师接到一封信,匆匆看一眼脸色就变了。信是下面公社一个业余作者写来的,信里说,老婆要离婚,他痛苦得要命,不想活了。
哪个也劝不住,安老师当即就决定去看那个作者。已经没有了班车,只能走去。足足四十里路,还是这样的大雪天!
“挂个电话问问,看看安老师到了没有?”
老冷对坐得靠近电话机的会计老胡说。
摇了很久,总算接通了总机。话务员记录完了以后,让等着。
黑色的摇柄电话机久久地沉默着。它的沉默,使众人觉得在几十里外的风雪中跋涉的安老师更加遥远。
安老师师专毕业分到县里工作。那时候他是机关里最年轻的干部,瘦瘦长长,白白净净,又是城市人。六十年代,作兴交谊舞,安老师一般不跳,只站在一边看。偶尔跳一回,就跳得潇潇洒洒,害得许多妹子为他翻脸。县剧团的头牌花旦副县长追都迟迟不肯答应,跟安老师跳了两回舞,就主动写了情书。
哪有猫儿不吃鱼的?要是别人,难保不犯错误。安老师没有。
老冷和安老师“文革”时下放在一个公社,过了很多年往回调的时候,老冷把安老师带到了站里。老冷快六十了,身体又一向不好,许多事情想管也没有精力,就委托给安老师。站里没有活动则罢,一有,就成天有人“安老师”前、“安老师”后的叫喊。安老师很谦和,对认识不认识的作者都要让椅子、沏茶,帮着改稿子,帮着推荐,寄出前帮着誊正,用的是毛笔蝇头小楷,极其工整。还决不受礼,哪个送,他就放下脸,语重心长地讲一番大道理。
安老师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毛病都是什么事都太过劲。
每次出差回来,安老师的汇报都是最详尽的。发言之前,打好腹稿,比较重要的几句话,预先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才轻轻地、娓娓地、一字一句地、有条有理地说出来:出门的那天是天晴还是下雨;坐的是第几班车,车上挤还是不挤;到了目的地联系工作先后找了几次人,第一次没有找到,第二次找到了但不是主管,第三次找到了主管的,因为临时出了件什么事,没有把事谈完;第四次才解决了问题。要是开会回来,就要说明会场是怎么布置的,摆了花盆还是只贴了标语。总之,使人如临其境。他认为,事情总有来龙去脉,不讲清楚,别人得不到要领,自己的工作也等于没有交待。
安老师今天去看望的那个作者先前是一个大队小学的民办老师。站里由安老师编的油印的本地作者作品选里,他的诗占了三分之一。这使他对自己有了很大的信心,辞掉民办老师,一心写作。他要写一部多卷体巨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安老师全力支持,不时寄去成捆的剪报和稿纸———这是乡下作者最缺的。还有煤油。乡下点的是煤油灯。
不到半年,作者从乡下寄来了第一批成果。
那天正好站里学习,大家都集中在会议室。书稿寄到,安老师看上去没有表情,只是手发抖。
一帮人先是屏心静气,而后是面面相觑,文章如何先不讲,这满满当当一大纸箱的稿纸光是抄也要抄掉半条人命。
这些时,安老师除了吃喝拉撒睡,全部时间都埋在那堆书稿里。
但乡下那边却撑不住了。先是两个兄弟们逼着分家,后是老婆求公社给她做主:她一个人做田,还要养男人和儿女,活不成了。
安老师出门的时候连连顿脚:“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
老冷喝口茶,叹口气。炭火的势头早已减弱,众人低头默着,都没有散去的意思。
老 胡
老胡先前是县政府的会计,小气出了名,传说他给叫化子两分钱还让人家找一分还他。没事的时候总是在政府院子里到处转,佝着腰专心寻着绳头,铁丝尾巴,烂扫帚,秃拖把,然后又拆开,并拢,重新扎成扫帚或拖把。
这些还不算什么,在他眼里差不多人人是贼。每回让他审差旅费报销,都要准备受一肚子气。他对县内的车船班次了如指掌,一段一段给你指出来,应该在何地搭哪趟车或船,在何地住宿,稍有偏差都逃不脱他的算计。要是你从外县外省回来,他就盘问得更仔细:才几天?这样多的公共汽车票?莫非一天到晚在街上兜圈子?一旦你闪烁其词,他的嘴角就滑过一丝胜利的冷笑。你要同他吵,他不回嘴,把你领到领导那儿,细致地指出单子上的每一个疑点。领导忙,照样签字了事。他当时气得说不出话,回到自己办公室,依旧坚决撕下那些他认为不合理的票据,说:“你要不服,只管去告。”
机关宿舍晚上打扑克,鏖战正酣,蜡烛快到头了,别人正换新蜡烛,他像是突然从梦中惊醒:“呀,十点了,睡觉睡觉,莫点烛了。”
“什么时候,还心疼根把蜡烛!”人们异口同声地喝道。
“这样烧法,增加多少公务费?又不是办公。”他一边说,一边把刚点着的蜡烛抢过去,一口吹熄。
黑暗中,人们杂七杂八地骂起来:哪个让他来的,扯卵淡!再没有人喊他打牌。连着吃了几回闭门羹,老胡会一个人站在走廊上骂自己:“不干了,不干了,老子马上就给组织部打请调报告,不打不是人!”
但老胡最后离开县政府是让人赶出来的。
过年前,政府办公室主任叫他在机关招待费账上加一笔支出,给县委县政府的头每人发点现金。
“干部困难补助不是发过了么?”
“是让你作账。不是同你讨论。”
“不行!除非有文件。”
老胡居然犟起来。
主任的指关节咔吧咔吧地响:
“就不能体谅一点领导么?不就是给他们津贴一点香烟茶水费么?”
“乡下人再穷,到了正月也要家家请客。到哪去领津贴?”
主任的脸扭歪了:
“你算个鸟!”
老胡后来被弄到镇上修自行车的综合服务厂当会计。他在城里念中学的独生子被武斗的流弹打死了,长年生病的老婆扛不住,随后就找她儿子去了。那个厂长跟老胡有一点沾亲带故,念他孤单,收留了他。有一回厂长公款请客,他却死活不同意餐费上账,把厂长搞火了,骂他“丧家狗”,“不识抬举”。正好那次老冷路过,听厂长话说得难听,就让老胡跟他走。他在县财政局的时候就听说过老胡,觉得这样的人是少了不是多了。老胡当时发狠说:“日后要再做会计,天打五雷轰。”
到了站里,老胡还是做会计。老冷说,“不做会计,我要你来做什么?”问题是他做的事没有变,做事的方式也没有变。审核发票,依旧是把站里的个个当贼,连老冷签了字的白条子,他也立刻就放下脸:
“实在不得已,也要多几个人证明。”
老胡唯一宽待的就是安老师。安老师成捆的给乡下作者寄剪报寄稿纸,邮费开支相应的就大。看看站里经费拮据,安老师就说他自己来出邮费。老胡说,那怎么行?培养作者是站里的事,怎么能让你个人出钱!
事情现在弄成这样,老胡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一直紧张地守着电话。
沉寂中,电话突然响了。
老胡一把抓起话筒,却拿倒了。
“我来。”
老冷“嚯”的一下从火盆边站起,大衣角把火盆沿上的茶碗一下扫倒了。火盆上冒起一大股白烟和呛人的灰。
是安老师来的电话,他已经到了那个公社。
老冷低着头,不停地“嗯、嗯、嗯、好、好、好”,好像电话那头的安老师是上级,他是下级。
条 子
每餐饭条子都是最后一个到食堂的。别人都吃过了,叫他,再不去,罗姨就收摊子了,他才连滚带爬地从顶层的三楼上下来。
条子跟讲解员郑晶晶开过玩笑,请她做模特。也就是开玩笑,哪里敢动真的。就是别人不说,他自己也承认,要打郑晶晶的主意,必须具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气魄。他哪来这种气魄?人长得像根条子,走起路来风摆杨柳。郑晶晶是县里分管文教的郑书记的千金,在郑书记眼里差不多就是公主,不嫁则已,要嫁,起码嫁到省里。至于镇上人,不要说挨不得撞不得,就是多看两眼,他也是要不高兴的。
要想讨郑晶晶做老婆,起码先做成省里的画家。
只要接到举行全省和全国画展通知,条子就会去缠安老师。“我需要你的文学想象,”他说,“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文学同绘画的血缘是最近的。”他把安老师拉进他的美工室,在一大堆颜料瓶、桶和夹着臭袜子的纸捆中间坐下,腌萝卜干就白开水,开始呕心沥血的构思。然后就一连几天关在垃圾箱样的屋里,眼睛斜斜地眯起,凝视着画布,拿画笔的手微微抖着,在空中画着看不见的线条,突然扑向画布。一边画,一边跺脚,挥手,翘起下巴,抿紧嘴唇,“唔唔”地哼。据说大画家都是这样哼的。
每经过这么一次,条子就像大病了一场,刀削似的越来越细,头发乱得像鸡窝,衣服沾满了厚厚的油彩。众人提醒他,小心不要让人把他本人当作了西方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代表作。这样努力的结果,居然参加了一次专区画展。那幅画的标题是《护苗》,构思是安老师的:一位老贫农在手把手教一个知青给小树苗浇水———水都浇在根上。寓意是老贫农从根本上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画所以入选,就是靠的这寓意。这样的画画多了,连条子自己都觉得寡淡无味。
条子出名是因为“红海洋”,当时他是镇中的红卫兵,带着一帮战友在镇上画出了三层楼高的领袖像。这使他免去了接受“再教育”。
条子的画室而今是个作坊。只要做完站里交代的事,就做在外面接来的业务,画广告,写招牌,布置橱窗,装潢门面。而今做这脚事,虽然没有外快,总还能隔三差五混口油水润润肠子,跟干部们“口里没有味,开个现场会”是一样的。
条子的自尊心本来极强,但现在遇到对方负责人一面拗着椅腿,一面慢慢呷茶,眼睛越过茶杯俯视他,也会垂着手,憨憨地笑迎人家的脸。
“就是一泡屎也要吃下去,”每次事后,他都说,“计较什么,要紧的是油水。”
技术上他又总是快人一步。别人不惜工本把字画裱得崭新发亮的时候,他已经晓得用茶水漂宣纸,用县剧团的烂戏袍当绫子,把自己的笔墨搞得像古字画,许多从大城市到乡镇来淘古董的行家都给他骗过。
“我们绘画就像鸟儿啼鸣。”
条子说这是一个外国画家的名言。他的条子脸一天天宽阔光滑起来,不再操心什么鸟省展国展。安老师偶尔问他:不想当大画家了?他说:“当了又怎样?省里那些留过洋的不也为一块商店橱窗争得你死我活?”
有一天,一个乡下人走进条子的画室。条子瞪了半天才一下跳起来:
“疤子!”
大热天,疤子衬衣上所有的扣子都紧扣着,领口紧箍着粗壮的脖子,裤子又肥又短。
“看你一身土。”
“搭拖拉机来的。”
“进城来办事?”
“伢儿大了,老屋不够住,要加间屋。想托你在镇上设法买点便宜砖瓦,拆旧房子的也要得。”
“没有问题。”条子连忙说。
“那就好。”疤子走向靠墙的几幅画,“听说你很出名了。”
“有什么看头,瞎涂的。”条子忽然谨慎起来。
文化站那年要一个美工,就在画领袖像的几个红卫兵里选。实际就是在条子和疤子中选一个。那帮伢子中,除了他们两个捏画笔,其他都是打下手的。画到交稿那天的天亮前,一帮人都熬不过瞌困横七竖八地在架子下困死了。
天亮时候的光线痒痒地照到脸上。
条子看见疤子正从架子上下来,昨天夜里来不及画完的部分现在已经完成了。
疤子后来对来验收的人说画是条子最后完成的。怕条子不过意,又说:
“你留下来吧。你画画比我有出场。我比你有力气,做田能搞到饭吃。”
结果是疤子回乡,条子留在文化站。
“早晓得你心思不在画上,当初还不如我留下来。”
疤子叹了口气。
疤子不肯吃夜饭,执意走了。条子在画架前坐下来,斜斜地眯着画架上的那张白纸,他想,还是应该从基本功练起。
条子有事没事就开始画站里的人:劳碌快活的罗姨;一团和气的老冷;俊朗严肃的安老师;总跟人过不去的老胡;过街老鼠似的洪艺兵。有一次,偷偷画了趾高气扬的郑晶晶,没有想到给郑晶晶发现了,竟老半天看着他,两眼发直。
郑晶晶真的成了条子的专职模特。一有空,两个人就关上条子的房门,躲在里面,一磨蹭就是老半天。站里个个都睁只眼闭只眼,只瞒过了郑书记两口子。郑书记老婆有一回在床头翻到郑晶晶的画像,猜疑起来,问女儿,女儿说:“关你什么事!”郑书记是领导,了解下情是工作,经常在下班前后突然出现在站里。每次他来,就有人赶紧上楼通风报信,郑晶晶就赶紧躲到顶层上面的阁楼里。郑书记晓得那是洪艺兵住的地方,从不过问。洪艺兵根本就没有被嫌疑的资格。
郑书记一头撞进门来的时候,大家都不奇怪,只是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心思都在安老师那里。
“还在开会?”
郑书记一边跺脚,拍着身上的雪,一边眼睛闪闪地睃着屋里。
“就散就散。”
老冷中断跟安老师的通话,含含糊糊地说着,指指自己起身接电话后空出的椅子,表示让座。论算起来他的资格比郑书记老。
“我来找条子,”
郑书记说着,直接就往楼梯那边走,“他上次答应给县委会议室画幅画,我来看画好了没有。”
“这还用亲自来?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老冷说:
“我陪你上去。”
又仰面对楼上喊:
“条子,郑书记来看你了!”
洪艺兵
沙河街镇两条平行的窄窄的街屋,沿着沙河的一边河岸蜿蜒。街很窄,从高处往下看,是一条缝;抬起头,是一线天。路面中间是青石条,便于独轮推车,两边是卵石,以外是流水潺潺的明渠。先前的店铺脸面,年深月久的老字号清晰可辨。许多人家的中堂上,还保留着字迹斑驳的“不求金玉贵但愿儿孙贤”之类木刻对联。即便有日头的日子,街市也总是阴凉着。参差错落又浑然一体的青瓦灰墙之间,流贯的是一片悠然韵致。因为是南北向,东晒西晒都照不进,不到正午,街上就莫想见阳光。细雨天气,长街若一弯蒙蒙轻烟。弦索之响似有若无,蜿蜒曲折之间,偶尔花伞一现,便有了丝丝缕缕的芳馨,令人疑在一个遥遥的旧梦。
只有县文化站这幢楼,高出了镇上所有的屋子,站在顶层,可以俯视全镇,这才能整天见到在镇上的屋瓦上、镇外的河上和田地上纵情撒野的阳光。论说起来,这幢楼跟站里打杂的洪艺兵关系最直接:他老娘的娘家是山里的大户,在镇上开了最显摆的一家店铺。土改时候他们划了工商业兼地主,这幢楼就归了公。镇政府、县政府都先后在里面挤过。后来它们各自盖了办公楼,就把这里交给了文化站。这来历洪艺兵自己从来没有讲过,别人偶尔提起,一旦给他听到,他马上就会脸色发白,连声说“罪过罪过”。大家笑道:“你有什么罪过,又不是你的屋。”洪艺兵稍稍松口气,说:“对对,是剥削阶级的老窝,是魔窟!”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哪有你讲的那么可怕,这么好的楼!”
楼其实说不上什么“好”,早老朽了。只是地方选得好:穿堂而过,后门临河。楼与河之间是一方小院,藏在一片森然的古樟环抱中,古樟或如驼背老者,或如伏地卧龙,或连理耸立,或华盖蔽日。有宽宽长长的青石台阶浅浅伸到河水里,上面是桶粗的樟树枝干,拱门似的弯过。弯曲清澈的河上,人字形木桥迤逦横过,对岸良田美畴,青山葱翠。而今,所有这些,都被茫茫大雪盖住了。
洪艺兵先前叫洪一鸣,现在的名字是“文革”开始改的,为了谐“红色文艺兵”的音。他给人的感觉是一只弹簧,总在长长短短、高高低低地伸缩。有时近视眼镜被水汽蒙住,只要见到人影,他就点头哈腰微笑,即便是一个正在破口骂街的泼妇,他也照样恭恭敬敬。跟人说话,不管对方说什么,听清没听清,他的回答永远是“是的是的……”有人问路,或打听事,他也是只顾“是的是的……”别人以为他敷衍,不高兴。他一旦发觉,大惊失色,连连顿足捶胸,搞得对方不知所措。他主动开口的时候很少。一旦开口,往往是检讨,又往往过分。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广告颜料,他马上就连说:“浪费有罪,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说得声咽气绝,直到别人反过来劝他,再三说明打翻了半瓶广告颜料绝不算犯罪,更不该死一万次,革命领导和革命群众完全可以谅解,他才逐渐平静,别人也于是安生。在站里从端茶倒水、扫地抹灰,到刻蜡纸写标语,他样样都做。平日,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没有不答应的。修锁、伞、钟表,补套鞋、皮鞋……有求必应。哪怕你甩块尿布给他,他也会马上就洗,决不迟疑。做了,总是他感激人家;若是觉得人家有可能不满意,就坐立不安。有回安老师请他修一只半导体,因为缺零件耽搁了几天,他一见安老师就说“做了对不住你的事”,安老师自己倒忘了,问“什么事”,他沉痛说“半导体哟,到现在还没有弄好,害你一个星期听不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声音了。”“毛主席去年就逝世了。”安老师有点哭笑不得,他愕一下又没头没脑说,“是红色电波,红色电波。”
洪艺兵是个临时工,一直没法转正。原因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没有老子,跟着母亲过。母亲小时候随开店铺的大人在镇上念中学,有一回学校组织进城远足,被一个城里人拐跑,一去没有音讯,土改时忽然带回一个上十岁的儿子。问她的男人,说是死了,再没有二话。不好回山里的娘家,便留在镇上给人洗衣浆衫。关于洪艺兵老子,传说是伪官吏,逃跑时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尽管如此,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文化站。这主要因为他们母子在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十几年来,他们蜷在曾经是他们的祖屋的柴禾间里,无声无息。洪艺兵母亲从来都是见人矮三分。洪艺兵上高中的时候母亲死了,留给他的最大遗产就是这份做人的小心周到。
却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惹出这样的杀身大祸:
老冷又弄到一笔维修费,把站里上上下下整理了一遍,今天下午,各人搬回了各自的办公室,集中来搬会议室。洪艺兵本来在摆桌子椅子,见到会议室门外几个人吃力地抬着领袖半身塑像进不来———领袖塑像很高,肩部以上被门头挡着,他赶紧丢落手上的事跑过去,一面全力托着塑像,一面连声喊着“放倒放倒”,让大家把塑像仰起,平躺着抬进来。等他忽然意识到什么,一切已经晚了,所有人都静静地看定他,他听得见自己的也听得见各个人的心跳。通身的热汗刹那间冰冷,冷得彻骨。
“放倒”是沙河镇的土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打倒”。
打破静默的是安老师,他站在塑像后面,两只手扶着塑像的肩膀,说:“对对,放平。”
大家跟着一阵七手八脚的忙乱,再不看洪艺兵。
洪艺兵住在顶层上面的阁楼,是老冷让他从柴禾间搬上来的,柴禾间改成了食堂的厨房。每回罗姨喊开饭,他总是最早一个响应,不只是因为饿,更多的是因为服从的习惯。但是现在他无动于衷。认罪书写了一桌子,连他自己都觉得怎样“认罪”都无法宽大。便站起来,推开阁楼窗户,随近夜刮骨的风吹着,看看积着雪的远处的山,看看萧瑟灰暗的村野,看看瓦檐下地缝似的镇街,六神无主。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当时何必要跑去呢?跑去就跑去了,又何必要多嘴呢?多嘴又怎样不会像安老师那样讲“放平”呢?老冷今日不追究,不等于明日不追究;别人今日不做声,不等于明日不会做声。就是这些人放过了他,郑书记也绝对不会放过他。抬塑像的时候,偏偏郑晶晶也在。单位上有一个人犯下滔天大罪,她会不告诉老子?郑书记这个人很厉害,看他的时候眼睛就像刀子。他有过好几次转正的机会,就是郑书记不肯批准。
罪肯定是死罪,就是不死也要塌层皮。莫说他这种出身,隔壁小吃铺的长生几代贫农,那年就是因为糊里糊涂喊错了口号给弄得七死八活,好歹捡回一条命。与其麻烦别人,不如自己解决。本来也是自找的。
好在这世上他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了。他暗里喜欢县剧团拉手风琴的周燕。周燕的母亲在城里离婚,带着周燕到镇上来,嫁了县中学的一个老师。周燕拉手风琴就是这个继父教会的,她也就因为这个特长进了县剧团。她在整个沙河镇是长得最惹眼的一个。她自己总是不声不响,一个人安安静静拉琴。进县剧团之前,她跟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跟文化站紧挨着,只隔一层板壁,洪艺兵落脚的办公室那一边,正好是周燕睡觉的屋子。周燕的继父就经常在那里教她拉琴。忽然有一天,洪艺兵听出隔壁的响动有些异样:琴声停了,然后是静默,然后是周燕很细很轻的挣扎声。好多年过去,这声音一直常像刀子一样割他,使他一旦想起,就立刻浑身冰冷。周燕那一年刚进初中,还不满十四岁,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到镇外,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镇上人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好女人不会把结婚当菜园子,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兵。洪艺兵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那天听到的声音。他跟她们共守一个秘密,又都被人看不起,这让他有了一种对她们的说不清道不白的亲近。但也就只是这种暗中的感觉,多一点他也不敢妄想。她们一点也不知道,她们也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好意。
郑晶晶没有敲门,一阵风就扑进来了。背靠着反身关上的阁楼门,蓬头散发,手上搂着一堆衣服,不知是冷得还是吓得,脸色煞白,直打哆嗦。
洪艺兵回头看见差不多光着的郑晶晶,差一点晕过去。
郑晶晶做着很凶恶的怪像,伸出一根指头,不准他乱说乱动。
门外传来楼板下的动静:先是含混不清的说话声,脚步声,老旧的木楼梯的“空哐”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然后在一个平面上停下来,盘桓着,盘桓着,似乎永远不想消失。终于又移动起来,这回是挨着墙壁往下掉,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听不见。
郑晶晶拍拍胸口,长出了口气,忽然对洪艺兵说:
“看什么看,转过身去!”
洪艺兵再转身的时候,郑晶晶已经穿戴得头齐脚齐,又神气活现了,正在看他的认罪书:
“认罪?认什么罪?”
“晶晶,”洪艺兵死死盯着郑晶晶的脸,“求你个事。”
“说吧。”
“下午的事……”
“下午有什么事?”
“我说错了话……”
“说错了什么话?”
郑晶晶一直在看洪艺兵的认罪书:
“你是说‘放倒’吗?我怎么没听见?”
“你听见的是什么?”
“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放平’。”
“什么‘好像’,就是‘放平’。”
老冷陪郑书记审查了条子给县委会议室画的那幅已经完成“正准备送出”的画,然后跟条子一起送郑书记下了楼,看着郑书记的背影在大雪里模糊,赶紧回屋,重又爬上阁楼。安老师的电话说的是两件事:一,请示老冷,有没有可能,设法给那个作者搞个“农转非”指标,如果有,他这次是不是就给他们一个许诺?二,他忽然记起来,下午搬完领袖像之后,洪艺兵的脸色很难看,千万莫又出事!
“我真说的是‘放平’?”
洪艺兵眼睛睁得跟牛眼一样,看看老冷,又看看郑晶晶。
“我听的是。”老冷肯定地说。
“我听的也是。”
郑晶晶是女孩子,习惯干净,顺手就把桌上乱纷纷的字纸一张张收拢。老冷又把那叠纸从她手上接过来,一把一把地扯烂,走到阁楼窗户那儿,一扬手撒出去。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碎纸卷了进去,立刻就看不分明。
这顿夜饭吃得比往常已经晚了许多,除安老师出差之外,人都来齐了,老胡还是迟迟没有出现,一个人在磨磨蹭蹭地拨弄火盆:冬天每天下班之前,他都要把各个办公室的火盆没有烧透的炭埋进炭灰,口里说是小心火烛和二天生火方便,其实是心疼那点没有烧透的炭。
站里最喜欢戳骂老胡的是条子:老胡啊,守财奴!
“守财奴?老胡会过日子。”
听到对老胡的议论,罗姨就会挺身而出。
“会过日子?那你跟他过!”
众人起哄。
没有想到刚进食堂的老胡竟鼻头发红,结巴起来:“瞎扯什么,瞎扯什么!”罗姨也低了头,扭转身子佯装没有听见。
老冷和安老师已经在私下撮合两个做老伴,两个都中意。
罗姨喊吃饭,老胡总是最后一个进食堂。大家都说是故意的。又说,罗姨哪里是喊我们,她喊的是老胡,是“叫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