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叫 春
罗 姨
“吃饭哪———”
“吃饭！”
“吃哪……”
第一声是宣告，很悠扬；第二声是命令，很短促；第三声是恳求，几分凄婉几分哀怨。每次开饭，罗姨都是按照这样的次序喊。三声喊过，没有响应，她又从头开始，还是这样的次序。美工组的条子说，罗姨的喊声曲折起伏，很有音乐感。大家注意听，还真是。有时候就是为了享受这音乐感，故意拖延下班。
“我晓得，你们就是想急死我。”
罗姨口里这样说，心里很快活。
罗姨先前是安老师家的保姆。
安老师是城里师专毕业分来的，女朋友是初中同学，父亲病故，家里弟妹多，她是老大，只好失学。安老师参加工作后帮她在城里找到一个小学代课，等她转了正，他们才结婚，她已经三十出头了。沙河镇到城里坐火车只要半个小时，每个星期或是安老师回城，或是他爱人来。站里给了他一间房，他自己去买了一张双人床。床最重要，生儿子要拜托它。桌子和凳子都是站里的。桌子是条桌，凳子是条凳，站里都用不上了。站长老冷当过县财政局的副局长，找关系弄到一笔经费，添了一些新的办公用品。夫妻两个只开支一个人的工资，另一个人的工资存起来留给儿子。
婚后半年，老婆的例假一直正常，两个人便沉不住气。旁人也渐渐为他们着急，提醒说：“要加班加点噢。”每次临近老婆的例假，两个人便惴惴的，一声“来了”，顿时眼睛发黑，手脚发软。
儿子比他们要沉着得多，不慌不忙地在娘胎里呆到足月。
儿子出生，让他们吃更多的苦头。光是为了找个合适的保姆，就耗尽了心血。安老师爱人是班主任，整天忙得头发都梳不清爽。比较起来，安老师好办些，带孩子却又多少有些难为他。只有请保姆。但镇子附近的人愿到镇上做的极少，因为工钱低。要做就去城里。
安老师先后找到过两个保姆，一个是镇上捡破烂的，弯腰驼背，不停地咳嗽。半个月后，安老师的儿子感染了她的肺结核。赶紧付了一个月的工钱打发她走人。后来找到一个自称十五岁顶多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孩，结果是多了一个要照护的人：早上不用力推她，她绝醒不了；白天她跟一帮光屁股的伢子在河里捉鱼，安老师的儿子在摇篮里哭得惊天动地。
实在没有办法，安老师只好硬着头皮把儿子送到城里住几天。
那回，安老师从城里接儿子回来，走出火车站，有个女人一直在身后喊：“哥哥！”他没有在意，他在此地无亲无故。上了公路，这个声音还在后面响着，越来越近，越来越急。
除了不时擦身而过的汽车或拖拉机，边上没有别人。安老师不由得疑疑惑惑地回头：一个老女人，手长长地向前伸出，一踮一踮地跑着。发髻已经松散了，几绺头发在耳朵和脸面之间甩来甩去。
“哎哎，哥哥！慢些，哥哥……”她上气不接下气，“就是喊你们……我接了好多回了……天天来……你们不是说初七回的么，怎样到了今天……今天是初十了吧……不记得了么？我不是到机关单位见过你一回的么，说好了，过了节，我就来跟你们做的呀。”
“原来是你。”安老师歉然。端午节前，他是见过这个女人，叫她“罗姨”。
罗姨抱过安老师儿子，拼命地亲起来：“心肝啊肉啊。”母鸡似的格格大笑。
一路上，罗姨喋喋不休，说她初七一大早就挑着箩担来了，一头被盖，一头米。等了一天，不见人，只好又挑回去；二天又来，又不见，就有些慌了；昨天来，还是不见。她急得把箩担挑到车站上守了一天。好在你今天来了，要不她以为变了卦。停了一下，又说，她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工钱要是从初七算起，那她就白沾了几天光。
“工钱当然从初七算起。”安老师说，“让你等了这些天，已经很不应该了。”
她愣了一下，说：“你这个哥哥，真好。”
老是被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恭恭敬敬地喊“哥哥”，安老师开头很不自在。后来他发现，只要对方是男的，罗姨都是一个喊法，包括安老师那个才满周岁的儿子。
“哥哥吔，莫瞎窜！”她一面大声喊着，一面放下手上正在劈柴的刀或是正在搓洗的衣服，跳起来，把那个快要晃到河边上的一岁的“哥哥”，一把搂回去。
罗姨见人就说“托你的福”，问她的年纪，她就回答：“托你的福，养了两个撑饭的。老大生了伢子。老二旧年当兵回来，也讨亲了。”
作为一个女人，她很有理由骄傲：一，生了两个儿子；二，守寡把他们拉扯大了。
站里的人也都说：这是可以立牌坊的哟。一致拥护老冷的决定，在库房里给她隔出一个小间安身。
两个儿子成了人，做娘的却没有在家里安生。罗姨是熬怜儿子。乡下穷，只要动得，她就想到外头多赚些。
每到星期天，不论天气好坏，罗姨都回去。要是安老师星期六晚上回城，她当天就走。要是安老师爱人来了，她就在星期天天亮前从床上爬起来，生炉子，煮粥，在桌上摆碗筷；在雾里摸索着，到河里提水，把盆盆罐罐都装得满满的；实在没事了，就劈结疤柴。好不容易见到天发亮，她轻手轻脚，钩起一根手指头碰两下安老师房门，怯怯地说：“哥哥，粥好了，冷了，可以吃得。”好像安老师两口子迟迟没有起床，是等着粥冷。听到里面床上翻动的声音，她才跟着说：“我走了。”一边嘀咕：“不是怕鸡发瘟，死人才回去。”免得安老师两口子不高兴。
罗姨这种小心，其实不必要。找到这样一个保姆，安老师两口子再满足不过。反是觉得她太苦了。
每次回来，她都跟回去时是两个人，脸色蜡黄，浑身就像散了架。“再也不回了。”每回她都发狠，“该死该埋的才回呢。”一到日子，她又赶起赶落地走了。
有一次她回来让安老师大吃一惊：撑着腰，喘着气，一步一瘸，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不碍事的，起早了，头发昏，栽到坎下去了。”她笑笑，想从安老师手上接过孩子，终于支持不住，躺倒在地上。
以后的一个星期，安老师请了假，自己带孩子，做饭，天天用自行车送她去医院，回来给她熬药。到月又把一个月的工钱一文不少地交给她。她瞪着安老师，好半日才哭出声来。
大家这才晓得，她这回病倒，是因为遭了殴打。
事情由两只木水桶引起。
来镇上之前，她在城里一个老干部家里做。走的时候，老干部让她挑样合适的东西做个纪念，她就挑了一担桶———同老大分了家的老二一直借用别家的水桶。这担桶是老干部从下放的农场带回来的，也算是个纪念物。罗姨把这担桶交给老二之前，先在站里放了好久，反复盘算才下了决心。还是惹了祸。
二儿媳刚过门，大儿媳就出头把家分了。因为老二没有儿女负担，老娘就分到了他名下。老大和他女人没有料到，分家以后，老娘竟成了一棵摇钱树：进了城，发了财。从城里带回一担桶，就是一个证明。
坐在门槛上喂奶的大儿媳，见婆婆一手挽着一只木桶，进了老二的屋，“嚯”地站起，把闷头抽烟的丈夫一推：“不行！今日买桶，明日置缸，后日不要做屋了么！这口气，老娘怄不下！”
“这个恶婆子！跟一阵风样冲进来，打烂了桶不算，还说我是老骚精……”罗姨忽然打住。好久，才叹了口气，“我这不是造孽么！”
“你儿子呢？”
“儿子……”她凄然地歪了一下嘴角，什么也没有再说。
有关罗姨过去的种种，站里渐渐就听到一些传闻。
原来她的离乡，并不全是因为穷。她有过一个相好，有回碰头，被相好的屋里人抓住，当众把她的衣服撕得露出奶子。儿子觉得丢丑，整天没有好声气。她在家里呆不住，才进了城。
老干部早年丧妻，儿女都成了家，逢年过节才到老子这里聚一次，平日唯一的伴就只有保姆。时间长了，难免生出纠葛，以至于想要结婚。老干部所有的晚辈在最短的时间里旋风般地集中，把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乡下老妈子轰了出去。
这些故事，让大家发现罗姨确实比实际年龄少性：头发是黑的，还发亮；牙口齐整，一颗不少；高兴的时候脸上光鲜红润。尤其有些难为情的是，她的胸脯还真是鼓鼓的。还喜欢唱情歌：
捏姐一把姐一扭，
姐儿骂郎轻骨头。
捏姐莫在人前捏，
人前捏姐假风流，
你不害羞我害羞。
唱得抑扬顿挫，有滋有味，唱唱就出了神。
挨了大儿媳殴打之后，罗姨不再回去。起先，到日子她还是早早地起床，做饭，提水，劈柴……终于发觉这匆忙不必要，便怅怅地叹口气。
不知为什么，晓得了罗姨那些事情，安老师两口子心里总有些不是味道，对她的态度不知不觉就有些改变。
自到安老师家，罗姨一直是跟东家坐在一桌吃饭。只要她不坐下，东家决不动筷子。即便对自己的母亲，他们也未必有这么敬重。开始她很不自在，后来就习以为常。有时候，安老师或他爱人因为什么事要耽搁一会儿，让她先吃，她也就照吃不误。现在，一看她大咧咧地坐在桌上，安老师就暗暗觉得她实在有些无礼，开始找由头把她支开，让她或是去冲开水，或是给儿子把尿……以前，这些事总是安老师自己争着去做的。又老埋怨儿子身上腌臜，言外之意当然是她失职；饭要是煮得有点夹生，就皱起眉毛。她并不在意，以为是时间长了，随便了。偶尔有一次，她领着安老师的儿子去墙根晒太阳。坐偏了板凳，一屁股跌在地上。安老师儿子搂住她的脖子哭喊起来。她感动得热泪盈眶，一连好几天都咕咕哝哝地说安老师的儿子晓得疼她，人只有做细伢子的时候心最好。对安老师两口子与日俱增的冷淡，她的反应也就是这样了。
安老师两口子还是决定辞退罗姨。离一个月还差几天，安老师付了一个月的工钱。
“穷死，也不在乎这几个钱。”罗姨说，“有么了不得，老干部屋里我都做过。天天有油条麦粑吃，我还不做呢。”
临走的时候，罗姨用力碰了一下篱笆门。安老师怔怔地看着她一踮一踮的后背，又有些觉得自己过分。
大约一个多月后，一个星期天，安老师和他爱人正忙着做饭，忽然听见院子里的儿子大哭，跑出去一看，罗姨正半跪着蹲在地上，死死地搂定他们的儿子，老泪横流的脸拼命在小脸上蹭。
看到先前的东家，罗姨连忙站起就走。走了两步，又忽然站住，从裤袋里掏出什么，塞到安老师儿子的口袋里。
是两粒水果糖，包装纸已经褪了色，糖也软软的了，不晓得在她裤袋里放了几久。
这两粒糖，使安老师的心也软了。他已经听说，罗姨后来去的那一家，只能等东家吃完了她才能吃，只能在厨房里吃，只能吃东家指定的剩菜。没有多久她就想走，总在人前讲安老师的好处。只是安老师哪里长期请得起保姆，先前请罗姨是因为儿子太小，实在没有法子，现在儿子可以入托了，即使没有上次不愉快的分手，迟早也要辞退罗姨的。
“罗姨！”
安老师大声喊，心里想着：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次。
“你等等。”
站里新近增加了几个单身，老冷盘算着办个食堂，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安老师把罗姨带到老冷面前，老冷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对安老师，老冷从来是言听计从。
罗姨从此就成了站里所有人的“姨”，无论年岁跟她差不多的老冷，还是比她孙女大不了几岁的郑晶晶。
“也不晓得哪世修的，跟你们结了缘分……”很长一段日子，只要一见到站里人，罗姨就眼睛发红。一直到觉得自己真的是站里众人的“姨”了，说话才成了现在这样的高声大气：
“吃饭哪———”
“吃饭！”
“吃哪……”
今天有些怪，无论罗姨喊得怎样曲折起伏，始终得不到响应。
安老师
立春好久了，没有想到下了这样大一场雪，从昨日下到今日还一点没有停的意思。
炭是上好的栗树炭，铮铮地发出金属的光泽，烧起来“哔叭”作响。炭条架得老高，蓝悠悠的火苗呼呼地蹿起，亮亮的火星子不时地四面迸散，围着火盆的人一阵惊慌。屋子里暖融融的，窗玻璃上结的薄冰很快就化了，变成许多小水滴，虫子似的在玻璃上弯弯曲曲地往下爬。
站里大部分人都集中这盆炭火周围。这是先前的店堂，很宽敞，除了贴着一面墙的木楼梯，就是老冷和老胡的两张办公桌。老冷说，你们搞专业的要静办，上楼，我一个打杂的，随便坐哪里。老胡来得晚，老冷让他在自己前面摆了张桌子，说正好跟我做个伴。食堂就在后面，每次开饭前，大家总喜欢在这里挨一阵。今天挨得比以往久些，不是为了听罗姨有音乐感的喊声，是等电话。
“安老师不晓得到了地方没有。”
老冷看着窗外的大雪，忧心忡忡。一旦安老师不在，老冷就总觉得少了什么。
“他今天只怕是吃大苦头了。”
老冷把刚沏的茶小心地放在火盆边上———他喜欢喝烧嘴的茶，又怕冷，每次都坐得离炭火最近，两个巴掌恨不得贴着炭火。
下午正收拾会议室，安老师接到一封信，匆匆看一眼脸色就变了。信是下面公社一个业余作者写来的，信里说，老婆要离婚，他痛苦得要命，不想活了。
哪个也劝不住，安老师当即就决定去看那个作者。已经没有了班车，只能走去。足足四十里路，还是这样的大雪天！
“挂个电话问问，看看安老师到了没有？”
老冷对坐得靠近电话机的会计老胡说。
摇了很久，总算接通了总机。话务员记录完了以后，让等着。
黑色的摇柄电话机久久地沉默着。它的沉默，使众人觉得在几十里外的风雪中跋涉的安老师更加遥远。
安老师师专毕业分到县里工作。那时候他是机关里最年轻的干部，瘦瘦长长，白白净净，又是城市人。六十年代，作兴交谊舞，安老师一般不跳，只站在一边看。偶尔跳一回，就跳得潇潇洒洒，害得许多妹子为他翻脸。县剧团的头牌花旦副县长追都迟迟不肯答应，跟安老师跳了两回舞，就主动写了情书。
哪有猫儿不吃鱼的？要是别人，难保不犯错误。安老师没有。
老冷和安老师“文革”时下放在一个公社，过了很多年往回调的时候，老冷把安老师带到了站里。老冷快六十了，身体又一向不好，许多事情想管也没有精力，就委托给安老师。站里没有活动则罢，一有，就成天有人“安老师”前、“安老师”后的叫喊。安老师很谦和，对认识不认识的作者都要让椅子、沏茶，帮着改稿子，帮着推荐，寄出前帮着誊正，用的是毛笔蝇头小楷，极其工整。还决不受礼，哪个送，他就放下脸，语重心长地讲一番大道理。
安老师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毛病都是什么事都太过劲。
每次出差回来，安老师的汇报都是最详尽的。发言之前，打好腹稿，比较重要的几句话，预先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才轻轻地、娓娓地、一字一句地、有条有理地说出来：出门的那天是天晴还是下雨；坐的是第几班车，车上挤还是不挤；到了目的地联系工作先后找了几次人，第一次没有找到，第二次找到了但不是主管，第三次找到了主管的，因为临时出了件什么事，没有把事谈完；第四次才解决了问题。要是开会回来，就要说明会场是怎么布置的，摆了花盆还是只贴了标语。总之，使人如临其境。他认为，事情总有来龙去脉，不讲清楚，别人得不到要领，自己的工作也等于没有交待。
安老师今天去看望的那个作者先前是一个大队小学的民办老师。站里由安老师编的油印的本地作者作品选里，他的诗占了三分之一。这使他对自己有了很大的信心，辞掉民办老师，一心写作。他要写一部多卷体巨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安老师全力支持，不时寄去成捆的剪报和稿纸———这是乡下作者最缺的。还有煤油。乡下点的是煤油灯。
不到半年，作者从乡下寄来了第一批成果。
那天正好站里学习，大家都集中在会议室。书稿寄到，安老师看上去没有表情，只是手发抖。
一帮人先是屏心静气，而后是面面相觑，文章如何先不讲，这满满当当一大纸箱的稿纸光是抄也要抄掉半条人命。
这些时，安老师除了吃喝拉撒睡，全部时间都埋在那堆书稿里。
但乡下那边却撑不住了。先是两个兄弟们逼着分家，后是老婆求公社给她做主：她一个人做田，还要养男人和儿女，活不成了。
安老师出门的时候连连顿脚：“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
老冷喝口茶，叹口气。炭火的势头早已减弱，众人低头默着，都没有散去的意思。
老 胡
老胡先前是县政府的会计，小气出了名，传说他给叫化子两分钱还让人家找一分还他。没事的时候总是在政府院子里到处转，佝着腰专心寻着绳头，铁丝尾巴，烂扫帚，秃拖把，然后又拆开，并拢，重新扎成扫帚或拖把。
这些还不算什么，在他眼里差不多人人是贼。每回让他审差旅费报销，都要准备受一肚子气。他对县内的车船班次了如指掌，一段一段给你指出来，应该在何地搭哪趟车或船，在何地住宿，稍有偏差都逃不脱他的算计。要是你从外县外省回来，他就盘问得更仔细：才几天？这样多的公共汽车票？莫非一天到晚在街上兜圈子？一旦你闪烁其词，他的嘴角就滑过一丝胜利的冷笑。你要同他吵，他不回嘴，把你领到领导那儿，细致地指出单子上的每一个疑点。领导忙，照样签字了事。他当时气得说不出话，回到自己办公室，依旧坚决撕下那些他认为不合理的票据，说：“你要不服，只管去告。”
机关宿舍晚上打扑克，鏖战正酣，蜡烛快到头了，别人正换新蜡烛，他像是突然从梦中惊醒：“呀，十点了，睡觉睡觉，莫点烛了。”
“什么时候，还心疼根把蜡烛！”人们异口同声地喝道。
“这样烧法，增加多少公务费？又不是办公。”他一边说，一边把刚点着的蜡烛抢过去，一口吹熄。
黑暗中，人们杂七杂八地骂起来：哪个让他来的，扯卵淡！再没有人喊他打牌。连着吃了几回闭门羹，老胡会一个人站在走廊上骂自己：“不干了，不干了，老子马上就给组织部打请调报告，不打不是人！”
但老胡最后离开县政府是让人赶出来的。
过年前，政府办公室主任叫他在机关招待费账上加一笔支出，给县委县政府的头每人发点现金。
“干部困难补助不是发过了么？”
“是让你作账。不是同你讨论。”
“不行！除非有文件。”
老胡居然犟起来。
主任的指关节咔吧咔吧地响：
“就不能体谅一点领导么？不就是给他们津贴一点香烟茶水费么？”
“乡下人再穷，到了正月也要家家请客。到哪去领津贴？”
主任的脸扭歪了：
“你算个鸟！”
老胡后来被弄到镇上修自行车的综合服务厂当会计。他在城里念中学的独生子被武斗的流弹打死了，长年生病的老婆扛不住，随后就找她儿子去了。那个厂长跟老胡有一点沾亲带故，念他孤单，收留了他。有一回厂长公款请客，他却死活不同意餐费上账，把厂长搞火了，骂他“丧家狗”，“不识抬举”。正好那次老冷路过，听厂长话说得难听，就让老胡跟他走。他在县财政局的时候就听说过老胡，觉得这样的人是少了不是多了。老胡当时发狠说：“日后要再做会计，天打五雷轰。”
到了站里，老胡还是做会计。老冷说，“不做会计，我要你来做什么？”问题是他做的事没有变，做事的方式也没有变。审核发票，依旧是把站里的个个当贼，连老冷签了字的白条子，他也立刻就放下脸：
“实在不得已，也要多几个人证明。”
老胡唯一宽待的就是安老师。安老师成捆的给乡下作者寄剪报寄稿纸，邮费开支相应的就大。看看站里经费拮据，安老师就说他自己来出邮费。老胡说，那怎么行？培养作者是站里的事，怎么能让你个人出钱！
事情现在弄成这样，老胡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一直紧张地守着电话。
沉寂中，电话突然响了。
老胡一把抓起话筒，却拿倒了。
“我来。”
老冷“嚯”的一下从火盆边站起，大衣角把火盆沿上的茶碗一下扫倒了。火盆上冒起一大股白烟和呛人的灰。
是安老师来的电话，他已经到了那个公社。
老冷低着头，不停地“嗯、嗯、嗯、好、好、好”，好像电话那头的安老师是上级，他是下级。
条 子
每餐饭条子都是最后一个到食堂的。别人都吃过了，叫他，再不去，罗姨就收摊子了，他才连滚带爬地从顶层的三楼上下来。
条子跟讲解员郑晶晶开过玩笑，请她做模特。也就是开玩笑，哪里敢动真的。就是别人不说，他自己也承认，要打郑晶晶的主意，必须具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气魄。他哪来这种气魄？人长得像根条子，走起路来风摆杨柳。郑晶晶是县里分管文教的郑书记的千金，在郑书记眼里差不多就是公主，不嫁则已，要嫁，起码嫁到省里。至于镇上人，不要说挨不得撞不得，就是多看两眼，他也是要不高兴的。
要想讨郑晶晶做老婆，起码先做成省里的画家。
只要接到举行全省和全国画展通知，条子就会去缠安老师。“我需要你的文学想象，”他说，“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文学同绘画的血缘是最近的。”他把安老师拉进他的美工室，在一大堆颜料瓶、桶和夹着臭袜子的纸捆中间坐下，腌萝卜干就白开水，开始呕心沥血的构思。然后就一连几天关在垃圾箱样的屋里，眼睛斜斜地眯起，凝视着画布，拿画笔的手微微抖着，在空中画着看不见的线条，突然扑向画布。一边画，一边跺脚，挥手，翘起下巴，抿紧嘴唇，“唔唔”地哼。据说大画家都是这样哼的。
每经过这么一次，条子就像大病了一场，刀削似的越来越细，头发乱得像鸡窝，衣服沾满了厚厚的油彩。众人提醒他，小心不要让人把他本人当作了西方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代表作。这样努力的结果，居然参加了一次专区画展。那幅画的标题是《护苗》，构思是安老师的：一位老贫农在手把手教一个知青给小树苗浇水———水都浇在根上。寓意是老贫农从根本上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画所以入选，就是靠的这寓意。这样的画画多了，连条子自己都觉得寡淡无味。
条子出名是因为“红海洋”，当时他是镇中的红卫兵，带着一帮战友在镇上画出了三层楼高的领袖像。这使他免去了接受“再教育”。
条子的画室而今是个作坊。只要做完站里交代的事，就做在外面接来的业务，画广告，写招牌，布置橱窗，装潢门面。而今做这脚事，虽然没有外快，总还能隔三差五混口油水润润肠子，跟干部们“口里没有味，开个现场会”是一样的。
条子的自尊心本来极强，但现在遇到对方负责人一面拗着椅腿，一面慢慢呷茶，眼睛越过茶杯俯视他，也会垂着手，憨憨地笑迎人家的脸。
“就是一泡屎也要吃下去，”每次事后，他都说，“计较什么，要紧的是油水。”
技术上他又总是快人一步。别人不惜工本把字画裱得崭新发亮的时候，他已经晓得用茶水漂宣纸，用县剧团的烂戏袍当绫子，把自己的笔墨搞得像古字画，许多从大城市到乡镇来淘古董的行家都给他骗过。
“我们绘画就像鸟儿啼鸣。”
条子说这是一个外国画家的名言。他的条子脸一天天宽阔光滑起来，不再操心什么鸟省展国展。安老师偶尔问他：不想当大画家了？他说：“当了又怎样？省里那些留过洋的不也为一块商店橱窗争得你死我活？”
有一天，一个乡下人走进条子的画室。条子瞪了半天才一下跳起来：
“疤子！”
大热天，疤子衬衣上所有的扣子都紧扣着，领口紧箍着粗壮的脖子，裤子又肥又短。
“看你一身土。”
“搭拖拉机来的。”
“进城来办事？”
“伢儿大了，老屋不够住，要加间屋。想托你在镇上设法买点便宜砖瓦，拆旧房子的也要得。”
“没有问题。”条子连忙说。
“那就好。”疤子走向靠墙的几幅画，“听说你很出名了。”
“有什么看头，瞎涂的。”条子忽然谨慎起来。
文化站那年要一个美工，就在画领袖像的几个红卫兵里选。实际就是在条子和疤子中选一个。那帮伢子中，除了他们两个捏画笔，其他都是打下手的。画到交稿那天的天亮前，一帮人都熬不过瞌困横七竖八地在架子下困死了。
天亮时候的光线痒痒地照到脸上。
条子看见疤子正从架子上下来，昨天夜里来不及画完的部分现在已经完成了。
疤子后来对来验收的人说画是条子最后完成的。怕条子不过意，又说：
“你留下来吧。你画画比我有出场。我比你有力气，做田能搞到饭吃。”
结果是疤子回乡，条子留在文化站。
“早晓得你心思不在画上，当初还不如我留下来。”
疤子叹了口气。
疤子不肯吃夜饭，执意走了。条子在画架前坐下来，斜斜地眯着画架上的那张白纸，他想，还是应该从基本功练起。
条子有事没事就开始画站里的人：劳碌快活的罗姨；一团和气的老冷；俊朗严肃的安老师；总跟人过不去的老胡；过街老鼠似的洪艺兵。有一次，偷偷画了趾高气扬的郑晶晶，没有想到给郑晶晶发现了，竟老半天看着他，两眼发直。
郑晶晶真的成了条子的专职模特。一有空，两个人就关上条子的房门，躲在里面，一磨蹭就是老半天。站里个个都睁只眼闭只眼，只瞒过了郑书记两口子。郑书记老婆有一回在床头翻到郑晶晶的画像，猜疑起来，问女儿，女儿说：“关你什么事！”郑书记是领导，了解下情是工作，经常在下班前后突然出现在站里。每次他来，就有人赶紧上楼通风报信，郑晶晶就赶紧躲到顶层上面的阁楼里。郑书记晓得那是洪艺兵住的地方，从不过问。洪艺兵根本就没有被嫌疑的资格。
郑书记一头撞进门来的时候，大家都不奇怪，只是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心思都在安老师那里。
“还在开会？”
郑书记一边跺脚，拍着身上的雪，一边眼睛闪闪地睃着屋里。
“就散就散。”
老冷中断跟安老师的通话，含含糊糊地说着，指指自己起身接电话后空出的椅子，表示让座。论算起来他的资格比郑书记老。
“我来找条子，”
郑书记说着，直接就往楼梯那边走，“他上次答应给县委会议室画幅画，我来看画好了没有。”
“这还用亲自来？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老冷说：
“我陪你上去。”
又仰面对楼上喊：
“条子，郑书记来看你了！”
洪艺兵
沙河街镇两条平行的窄窄的街屋，沿着沙河的一边河岸蜿蜒。街很窄，从高处往下看，是一条缝；抬起头，是一线天。路面中间是青石条，便于独轮推车，两边是卵石，以外是流水潺潺的明渠。先前的店铺脸面，年深月久的老字号清晰可辨。许多人家的中堂上，还保留着字迹斑驳的“不求金玉贵但愿儿孙贤”之类木刻对联。即便有日头的日子，街市也总是阴凉着。参差错落又浑然一体的青瓦灰墙之间，流贯的是一片悠然韵致。因为是南北向，东晒西晒都照不进，不到正午，街上就莫想见阳光。细雨天气，长街若一弯蒙蒙轻烟。弦索之响似有若无，蜿蜒曲折之间，偶尔花伞一现，便有了丝丝缕缕的芳馨，令人疑在一个遥遥的旧梦。
只有县文化站这幢楼，高出了镇上所有的屋子，站在顶层，可以俯视全镇，这才能整天见到在镇上的屋瓦上、镇外的河上和田地上纵情撒野的阳光。论说起来，这幢楼跟站里打杂的洪艺兵关系最直接：他老娘的娘家是山里的大户，在镇上开了最显摆的一家店铺。土改时候他们划了工商业兼地主，这幢楼就归了公。镇政府、县政府都先后在里面挤过。后来它们各自盖了办公楼，就把这里交给了文化站。这来历洪艺兵自己从来没有讲过，别人偶尔提起，一旦给他听到，他马上就会脸色发白，连声说“罪过罪过”。大家笑道：“你有什么罪过，又不是你的屋。”洪艺兵稍稍松口气，说：“对对，是剥削阶级的老窝，是魔窟！”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哪有你讲的那么可怕，这么好的楼！”
楼其实说不上什么“好”，早老朽了。只是地方选得好：穿堂而过，后门临河。楼与河之间是一方小院，藏在一片森然的古樟环抱中，古樟或如驼背老者，或如伏地卧龙，或连理耸立，或华盖蔽日。有宽宽长长的青石台阶浅浅伸到河水里，上面是桶粗的樟树枝干，拱门似的弯过。弯曲清澈的河上，人字形木桥迤逦横过，对岸良田美畴，青山葱翠。而今，所有这些，都被茫茫大雪盖住了。
洪艺兵先前叫洪一鸣，现在的名字是“文革”开始改的，为了谐“红色文艺兵”的音。他给人的感觉是一只弹簧，总在长长短短、高高低低地伸缩。有时近视眼镜被水汽蒙住，只要见到人影，他就点头哈腰微笑，即便是一个正在破口骂街的泼妇，他也照样恭恭敬敬。跟人说话，不管对方说什么，听清没听清，他的回答永远是“是的是的……”有人问路，或打听事，他也是只顾“是的是的……”别人以为他敷衍，不高兴。他一旦发觉，大惊失色，连连顿足捶胸，搞得对方不知所措。他主动开口的时候很少。一旦开口，往往是检讨，又往往过分。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广告颜料，他马上就连说：“浪费有罪，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说得声咽气绝，直到别人反过来劝他，再三说明打翻了半瓶广告颜料绝不算犯罪，更不该死一万次，革命领导和革命群众完全可以谅解，他才逐渐平静，别人也于是安生。在站里从端茶倒水、扫地抹灰，到刻蜡纸写标语，他样样都做。平日，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没有不答应的。修锁、伞、钟表，补套鞋、皮鞋……有求必应。哪怕你甩块尿布给他，他也会马上就洗，决不迟疑。做了，总是他感激人家；若是觉得人家有可能不满意，就坐立不安。有回安老师请他修一只半导体，因为缺零件耽搁了几天，他一见安老师就说“做了对不住你的事”，安老师自己倒忘了，问“什么事”，他沉痛说“半导体哟，到现在还没有弄好，害你一个星期听不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声音了。”“毛主席去年就逝世了。”安老师有点哭笑不得，他愕一下又没头没脑说，“是红色电波，红色电波。”
洪艺兵是个临时工，一直没法转正。原因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没有老子，跟着母亲过。母亲小时候随开店铺的大人在镇上念中学，有一回学校组织进城远足，被一个城里人拐跑，一去没有音讯，土改时忽然带回一个上十岁的儿子。问她的男人，说是死了，再没有二话。不好回山里的娘家，便留在镇上给人洗衣浆衫。关于洪艺兵老子，传说是伪官吏，逃跑时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尽管如此，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文化站。这主要因为他们母子在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十几年来，他们蜷在曾经是他们的祖屋的柴禾间里，无声无息。洪艺兵母亲从来都是见人矮三分。洪艺兵上高中的时候母亲死了，留给他的最大遗产就是这份做人的小心周到。
却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惹出这样的杀身大祸：
老冷又弄到一笔维修费，把站里上上下下整理了一遍，今天下午，各人搬回了各自的办公室，集中来搬会议室。洪艺兵本来在摆桌子椅子，见到会议室门外几个人吃力地抬着领袖半身塑像进不来———领袖塑像很高，肩部以上被门头挡着，他赶紧丢落手上的事跑过去，一面全力托着塑像，一面连声喊着“放倒放倒”，让大家把塑像仰起，平躺着抬进来。等他忽然意识到什么，一切已经晚了，所有人都静静地看定他，他听得见自己的也听得见各个人的心跳。通身的热汗刹那间冰冷，冷得彻骨。
“放倒”是沙河镇的土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打倒”。
打破静默的是安老师，他站在塑像后面，两只手扶着塑像的肩膀，说：“对对，放平。”
大家跟着一阵七手八脚的忙乱，再不看洪艺兵。
洪艺兵住在顶层上面的阁楼，是老冷让他从柴禾间搬上来的，柴禾间改成了食堂的厨房。每回罗姨喊开饭，他总是最早一个响应，不只是因为饿，更多的是因为服从的习惯。但是现在他无动于衷。认罪书写了一桌子，连他自己都觉得怎样“认罪”都无法宽大。便站起来，推开阁楼窗户，随近夜刮骨的风吹着，看看积着雪的远处的山，看看萧瑟灰暗的村野，看看瓦檐下地缝似的镇街，六神无主。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当时何必要跑去呢？跑去就跑去了，又何必要多嘴呢？多嘴又怎样不会像安老师那样讲“放平”呢？老冷今日不追究，不等于明日不追究；别人今日不做声，不等于明日不会做声。就是这些人放过了他，郑书记也绝对不会放过他。抬塑像的时候，偏偏郑晶晶也在。单位上有一个人犯下滔天大罪，她会不告诉老子？郑书记这个人很厉害，看他的时候眼睛就像刀子。他有过好几次转正的机会，就是郑书记不肯批准。
罪肯定是死罪，就是不死也要塌层皮。莫说他这种出身，隔壁小吃铺的长生几代贫农，那年就是因为糊里糊涂喊错了口号给弄得七死八活，好歹捡回一条命。与其麻烦别人，不如自己解决。本来也是自找的。
好在这世上他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了。他暗里喜欢县剧团拉手风琴的周燕。周燕的母亲在城里离婚，带着周燕到镇上来，嫁了县中学的一个老师。周燕拉手风琴就是这个继父教会的，她也就因为这个特长进了县剧团。她在整个沙河镇是长得最惹眼的一个。她自己总是不声不响，一个人安安静静拉琴。进县剧团之前，她跟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跟文化站紧挨着，只隔一层板壁，洪艺兵落脚的办公室那一边，正好是周燕睡觉的屋子。周燕的继父就经常在那里教她拉琴。忽然有一天，洪艺兵听出隔壁的响动有些异样：琴声停了，然后是静默，然后是周燕很细很轻的挣扎声。好多年过去，这声音一直常像刀子一样割他，使他一旦想起，就立刻浑身冰冷。周燕那一年刚进初中，还不满十四岁，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到镇外，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镇上人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好女人不会把结婚当菜园子，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兵。洪艺兵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那天听到的声音。他跟她们共守一个秘密，又都被人看不起，这让他有了一种对她们的说不清道不白的亲近。但也就只是这种暗中的感觉，多一点他也不敢妄想。她们一点也不知道，她们也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好意。
郑晶晶没有敲门，一阵风就扑进来了。背靠着反身关上的阁楼门，蓬头散发，手上搂着一堆衣服，不知是冷得还是吓得，脸色煞白，直打哆嗦。
洪艺兵回头看见差不多光着的郑晶晶，差一点晕过去。
郑晶晶做着很凶恶的怪像，伸出一根指头，不准他乱说乱动。
门外传来楼板下的动静：先是含混不清的说话声，脚步声，老旧的木楼梯的“空哐”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然后在一个平面上停下来，盘桓着，盘桓着，似乎永远不想消失。终于又移动起来，这回是挨着墙壁往下掉，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听不见。
郑晶晶拍拍胸口，长出了口气，忽然对洪艺兵说：
“看什么看，转过身去！”
洪艺兵再转身的时候，郑晶晶已经穿戴得头齐脚齐，又神气活现了，正在看他的认罪书：
“认罪？认什么罪？”
“晶晶，”洪艺兵死死盯着郑晶晶的脸，“求你个事。”
“说吧。”
“下午的事……”
“下午有什么事？”
“我说错了话……”
“说错了什么话？”
郑晶晶一直在看洪艺兵的认罪书：
“你是说‘放倒’吗？我怎么没听见？”
“你听见的是什么？”
“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放平’。”
“什么‘好像’，就是‘放平’。”
老冷陪郑书记审查了条子给县委会议室画的那幅已经完成“正准备送出”的画，然后跟条子一起送郑书记下了楼，看着郑书记的背影在大雪里模糊，赶紧回屋，重又爬上阁楼。安老师的电话说的是两件事：一，请示老冷，有没有可能，设法给那个作者搞个“农转非”指标，如果有，他这次是不是就给他们一个许诺？二，他忽然记起来，下午搬完领袖像之后，洪艺兵的脸色很难看，千万莫又出事！
“我真说的是‘放平’？”
洪艺兵眼睛睁得跟牛眼一样，看看老冷，又看看郑晶晶。
“我听的是。”老冷肯定地说。
“我听的也是。”
郑晶晶是女孩子，习惯干净，顺手就把桌上乱纷纷的字纸一张张收拢。老冷又把那叠纸从她手上接过来，一把一把地扯烂，走到阁楼窗户那儿，一扬手撒出去。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碎纸卷了进去，立刻就看不分明。
这顿夜饭吃得比往常已经晚了许多，除安老师出差之外，人都来齐了，老胡还是迟迟没有出现，一个人在磨磨蹭蹭地拨弄火盆：冬天每天下班之前，他都要把各个办公室的火盆没有烧透的炭埋进炭灰，口里说是小心火烛和二天生火方便，其实是心疼那点没有烧透的炭。
站里最喜欢戳骂老胡的是条子：老胡啊，守财奴！
“守财奴？老胡会过日子。”
听到对老胡的议论，罗姨就会挺身而出。
“会过日子？那你跟他过！”
众人起哄。
没有想到刚进食堂的老胡竟鼻头发红，结巴起来：“瞎扯什么，瞎扯什么！”罗姨也低了头，扭转身子佯装没有听见。
老冷和安老师已经在私下撮合两个做老伴，两个都中意。
罗姨喊吃饭，老胡总是最后一个进食堂。大家都说是故意的。又说，罗姨哪里是喊我们，她喊的是老胡，是“叫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