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中国卓行奇语考录：《历史的棱角》 [复制链接]

暗杀时代

1905年9月24日上午，清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正式出洋考察。革命党人吴樾抱炸弹登上五大臣的专车，谋炸五大臣。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炸弹爆炸而事败，吴樾当场粉身碎骨，年仅24岁。

　　在此前一天，吴樾由随同五大臣一同出国考察卧底的杨笃生那里得知了详细的出行计划，与同志张榕在安徽会馆设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间慷慨悲歌，举止豪放，有人不解其义，问之，云不日将有所图，人皆赞之。吴樾刺五大臣的事迹迅述传遍天下，同盟会的《天讨》号增刊把他的遗著全部发表，追认他为盟友。

　　吴樾字梦侠，后改孟侠，皖北桐城人。 幼好古文，诸子百家之说均有涉猎。犹好古诗文，但极恶八股之术，不愿入仕。20岁又东游浙江沪一带，目睹江南“开化之风”。后又由堂叔大儒吴汝纶推荐与1902年入保定高等学堂就读，广阅革命书籍，如《革命军》、《警钟报》、《自由血》、《黄帝魂》、《杨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等，思想为之一变，由立宪转向光复，并自此广结志士。结交湘人陈天华、杨笃生，苏人赵声，鲁人张榕，浙人蔡元培、章炳麟、秋瑾，皖人陈独秀，每每与之相遇则必“深谈午庚夜而不寐”。吴樾在赵声、杨笃生的介绍下，由杨监誓与马鸿亮等加入革命组织“北方暗杀团”任支部长，并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

　　吴樾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吴樾临行前曾与与赵声（伯先）、陈干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吴樾草拟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

　　行刺之前，吴樾曾驰书未婚妻，容论述生死大义。函中要求未婚妻学习法国罗兰夫人，并有“吾之意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象耳”之语。其未婚妻夫人亦赋诗三绝以壮其行。事发后陈独秀有诗曰：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民国后，吴樾之弟询其遗体以公葬，蔡元培主祭。

　　后，其未婚妻不能为其守节，交白楚香，白氏本亦党人。此事出，为同辈所鄙，蔡陈诸先生皆与之绝交，延至抗战，该逆夫妇果投敌，为军统毙于津门。时主事之军统站长恰为吴君之侄。

我老彭收功弹丸



　　1912年1月12日， 清皇室贵族分子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被称为"宗社党"。成员胸前刺有二龙图案，满文姓名为标志，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企图夺回袁世凯的内阁总理职权，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并强烈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

　　对此，京津同盟会专设北方暗杀部，由彭家珍、赵铁桥领导，在北京西河沿设置办事机关，旨在诛杀元凶巨憝。清禁卫军第一协统军咨使满人良弼被选为第一个暗杀目标。彭认为"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因此，彭家珍自告奋勇担起暗杀良粥的重任。因良弼与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的关系密切，彭即以崇恭代表的名义由津赴京。彭家珍在奉天时已熟悉崇恭的举止习性，便决定装扮崇恭去见良弼。彭制作了崇恭的名片、军服、佩带，又预习崇恭的声音笑貌。同年1月25日晨，家珍写好遗嘱藏于皮包内。26日(辛亥腊月初八)晚，家珍探知良弼等亲贵将于次日去内廷，借领受腊八喇嘛恩粥赏赐为名，密议镇压南方革命的军事行动。家珍对镜化装，取出炸弹二枚，分藏于外套的两个口袋中，手枪一支插在腰间。

　　彭驱车前去良弼的红罗厂新宅，到前门后，恐良弼去军咨府或回旧宅，便前往两处询问，均答未见。一门房说："良大人一般是回红罗厂新宅住宿。"家珍又驱车向红罗厂。良弼家守门人告以未归，并说"请崇大人客厅稍候。"家珍入客厅久待不晤，便又决定乘车前迎。当他出门不远，即望见军咨使的灯笼在前，知良弼已返，即令回车。彭在良弼住宅门口下车，立于两马石中间挡住进门的路。良弼车到，家珍拦车上前行礼，仆人将其名片呈上。礼毕，彭将右手伸入外套右衣袋中，这时，良弼右脚已下车。弼于灯光下审视家珍，觉得不全像崇恭，顿生疑虑，急欲躲避。彭家珍已将一枚二号炸弹掷出，左手又急插入左侧衣袋，炸弹触地而裂，一声霹雳腾空，良弼左膝立断，只有筋皮连接，周身俱伤，扑地昏厥。彭家珍不幸被一块弹片从下马石弹回击中后脑，当场牺牲，年仅25岁。

　　两天以后,良弼死去。"同时殒命者有良弼卫兵八人,马弁一人"。据传,良弼临死前哀叹:"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事后，清廷为之震恐，宗社党人作鸟兽散。1912年2月13日，清帝被迫宣布退位。彭家珍以身殉国，为辛亥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孙中山赞为"我老彭收功弹丸"，并授予"大将军"荣衔，准"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崇祀忠烈祠"。彭家珍牺牲后，其未婚妻王清贞过门守节终身。

民国第一冤案

1912年8月15日，张振武在六国饭店宴请湖北老乡和军政要人，饭后各自归去，张乘马车出城，行至前门附近，被拘捕，其随行官员方维在所住旅馆也被抓捕。当晚，二人被送至军政执法处，以“谋叛罪”就地枪决。张被枪决的方式说法也不同，有说被绑在一个柱子上，身中六枪；有说张要上厕所，在厕所被就地枪决。事后，黎元洪发来电报，列举了张的十五条罪状，袁世凯具此公布。 次日，袁世凯在金台旅馆门前张贴布告，除照录黎请求处理张的原电外，并准照上将例赐恤。张、方之死，全国震惊，舆论哗然，参议员提出弹劾，黄兴及各界人士纷纷函电质问。袁诿之于黎，黎不得已多次通电申辩。8月27日，张的灵柩由京抵汉，数千人迎扛，厝于武昌抱冰堂。次日黎元洪亲往祭奠，送挽联曰："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不负故人。"

　　张振武之死，被认为是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冤案，被列为袁世凯恶行之第一案。记录此案件的相关史料很多，案件过程基本一致，罪魁祸首皆聚焦在袁世凯与黎元洪身上，有言黎借袁之手杀张，或言袁借黎之意杀张云云，各种说法不一。从各家言说里，都提到了张振武的性格，褒之词以“豪侠仗义”，贬之以“粗鲁跋扈”，其最终被杀，和他的个性不无关系。

　　张振武（1877-1912）原名纯锦，号尧鑫，字春山，竹山县茅塔镇人。自幼思维敏捷，忌受拘束，性情暴躁，爱打抱不平。1900年，游学武汉考入省师范学校，受业师时象晋熏陶，进步思想开始萌发。因深感民族危机日亟，遂变卖部分家产于1904年私费东渡日本人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1905年加入同盟会。张被认为是武昌起义的功臣之一，武昌起义后，张出任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在推举黎元洪任军政府都督一事上，据说，因黎百般推辞，张拿枪顶着黎的脑袋，逼其就范。张振武性格暴烈，时常与黎元洪发生冲突，凡黎遇事不决，张即掏出枪来，顶在他的脑门上逼其决断，这也是被传为黎借袁之手杀之的原因。

　　张振武虽是粗率之人，却因功自傲，心性高远，黎元洪以其“发展前景”计，将他推荐给袁世凯，由袁安排处置。1912年8月15日，张振武带着手下将官十数人到京。袁世凯对张振武等一行的吃喝住行，都是按照功臣的待遇，并委任张为总统府顾问。当时的湖北议员哈汉章经常为袁世凯办理一些和湖北相关的事情，给张振武的顾问委任令就是他送去的。哈汉章叙述了当时的情形：张振武看了委任令后大怒，当场就把委任令给撕毁了，然后将袁世凯骂了一通，最后提出的要求是，在东北或者西北给他一块地方屯垦，并为练兵拨巨款。袁世凯答应了屯垦的要求，又下了“西北屯垦使”的委任令，仍然令哈汉章送交。在此期间，张振武见过袁世凯两次，傲气十足，根本没把袁放在眼里。

　　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说袁世凯杀张振武，证据不足。

刺陶

　1912年1月陶成章因病疗养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刺客狙击，弹中胸部。1月14日，因医治无效而卒，年仅35岁。

　　关于刺客到底是谁？李敖与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中列举了四条证据来证明蒋介石参与了谋杀。其一，吴敬恒于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书，有"公怒杀之"的记载；其二，"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其三，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记录了蒋介石杀陶的借口，并有"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的语句；其四，"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李敖等并不只是想证明蒋介石杀没杀陶成章，而是推理出孙中山是背后的主谋。理由就是孙中山在筹划革命的时候拿了日本的钱，这个内幕作为把柄被陶成章抓到了。其实，这个理由根本不成立，孙中山一直接受日本政府和民间的各种支持，在当时就早被人熟知。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会稽人。1900年，图谋暗杀西太后，未果。1904年10月，在上海与蔡元培等人创立光复会。1906年，四处联络，准备起义，自任苏浙皖闽赣五省大都督。1907年1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留日会员浙江分会会长。后来，因与孙中山不合，1910年在东京又成立光复会，推章太炎为会长，自任副会长。武昌起义后，从南洋回到上海，筹划光复杭州。浙江光复后被推举为省临时参议会议长。著作有《浙案纪略》、《中华民族力务消长史》等。

　　在被暗杀之前，光复会会员杨镇毅去医院看望过他。杨镇毅就刺杀的过程是这样描述的："广慈医院围墙很低，辛亥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31日)深夜，两个刺客从矮墙跳进来，用手枪向他射击，陶猝不及防，身中数弹，当场牺牲了。这一夜月色微明，刺客跳出去，医院里有人亲眼见两个黑影，逃得很快，转眼就不知去向了。"他的口述结论是："这件凶杀案，当时广慈医院曾有详细记录，事后总司令部侦知凶手，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是湖州人(姓名记不起来)，凶杀谋主光复会方面咸指为沪军都督陈其美，但后来却不了了之。那个湖州人后来被总部捕获，判处死刑。陶案发生后，孙中山即电陈其美，令其保护章太炎。时太炎住哈同花园。" 杨镇毅的口述有几点疑问：首先是日期，《蒋介石评传》说，刺杀行动的时间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深夜二时，《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2年1月14日条目也有记载，"光复会首要陶成章在上海被刺死(翌日孙总统电唁并缉凶)"，可见杨镇毅的记忆有误；其二，"身中数弹"的说法也没有根据，孙中山在1月15日致陈其美电中说，"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死"，而在陶被刺的第二日，杨镇毅又去医院看望陶，得知了事件经过，也应该知道陶中弹的具体情况；其三，"事后总司令部侦知凶手，一个是蒋介石"的说法没有任何举证。蹊跷的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即辞职东渡日本。蒋未必真是刺客，但一定参与了谋划。说孙中山指使陈其美杀陶也没有真凭实据。1916年8月，孙中山亲自莅临绍兴东湖陶社祭奠，称陶"奔走革命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题"气壮山河"匾额。

好人政治


　　“好人政治”一直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政治抱负。在三、四十年代，蒋介石的确在表面上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第一次是1935年的所谓“人才内阁”，蒋介石有意搜罗一些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如吸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在此机构挂牌的有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皆为一时俊杰。从这时起，胡适已从体制外的批评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但胡适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此时国民党有意拉胡适出任政府部长级职务，包括行政院长的职务，胡适均推辞，最后于抗战期间(1937－1942)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自称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其任务是为国民党争取美援并促成美国对日作战。

　　第二次机会就是1948年的所谓“行宪国大”。在此之前，胡适曾致书毛泽东，重弹他的改良主义老调，劝毛泽东“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此时国民党正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但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失利，连援助国民党的美国也大感失望。于是蒋介石想出一个召开伪国民大会的把戏。主要为了向美国表示自己是搞民主的，蒋一度设想由胡适出任总统，自任握实权的行政院长，并遣王世杰探询胡适意见，希望胡适能够出山，其时胡适正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毫不客气地写了自己的小传送了上去，作竞选总统用。 但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场故作姿态的骗局。 其后，胡适一直没什么行政职位，一直到1958年4月才从美国回到台北，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

　　好人没好报，好人政治不可能有好结果。

置射钩而使管仲相

　鹿钟麟回忆，西安事变后，作为审判张学良“罪行”的主审官李烈钧一直有保护张的意图。李曾问鹿：“瑞伯！这件事您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才好？”鹿答：“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一边点头，一边称是。

　　1936年，“在高等军法会审的前一日，即十二月三十日，李烈钧为此特往谒蒋介石请示，据李述当时情况：蒋见李至即先开口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坦率提出他个人的意见，说道：‘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图，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至此李又逼进一步，说道：‘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恒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而蒋听后的态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见话不投机，不得要领，忙把话头转过来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谈到这里，李便乘机辞出。”李在此用了《左传》齐桓公和晋文公的对追杀者不计前嫌的两个典故。其实，管仲和寺人披是齐桓、晋文的敌人，本不是部下，后来也得到了重用。李在这里实际上是给足了张的面子。

　　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又名协和，字侠如，号侠黄，武宁县。 自幼学文习武，爱好击剑，尤喜书法。稍长，广交游，豪放不羁。1901年，李烈钧以身材魁梧、性格爽直，被武宁彭县令录取选送江西武备学堂。在日留学期间，他与黄兴等共同组织了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的“攘白团”。旋入同盟会。

　　武昌起义胜利后， 李烈钧回到九江，军政分府总参谋长蒋群真诚相让，李烈钧无法推辞，遂于三国名将周瑜的衙署设总参谋长办公处，正式就职。李烈钧任安徽都督不久，黎元洪任命李烈钧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使冯国璋不敢越过长江，武昌得以转危为安。李烈钧主赣期间，大力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改革。使江西成为军事、政治、经济巩固的省份。“二次革命”时，李是与蔡锷齐名的虎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参与抬棺。1946年2月20日，李烈钧因病在重庆逝世，终年64岁。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曾亲往吊唁。国民政府下令给予国葬。

　　李烈钧能文善诗，尤擅书法，庐山仙人洞所题“常乐我净”，石松上所题“纵览云飞”均是李烈钧的手笔。著有《孙大元帅戡乱记》、《李烈钧将军自传》、《李烈钧出巡记》、《李烈钧言论集》、《李烈钧、杨赓笙诗选》等。

猜笨谜

　学术之争一旦演变为政治立场的争执就不算纯粹的学术问题了。胡适当年以“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的原则，以坚实的考证结果，宣告他所最敬爱的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是“猜笨谜”；并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 “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当时蔡元培先生非但没有嫉恨这年轻教授，反而更加器重他。因而蔡胡之争是以一段难得的佳话载入学术史册的。在红学研究史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批判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被目为红学上的一场革命。其实，对《红楼梦》的索隐，早在乾隆時期已经开始流传，如赵烈文《能静居笔記》說乾隆皇帝曾說：“此尽为明珠家作也”。然而真正形成学术论著的形式则是1914年发表的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1916年出版了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9年又出版了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三部索隐派著作。

　　蔡元培先生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事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蔡先生认为林黛玉影朱竹坨，史湘云影陈其年，妙玉影姜西溟，薛宝钗影高士奇。胡适当然要讥刺蔡元培的'索隐'是在猜笨谜，认为蔡先生的影射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胡适的贡献在于让“红学”变成了“曹学”。在胡适的"自传说"的引导下，红学的研究获得很大的成绩，弄清楚了曹雪芹家族很多情况。但是在按'自传说'路子研究了很多年后，俞平伯先生却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试想一想，何以说宝玉影射胤礽、顺治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则非笨伯？"

　　蔡元培的写作《〈石头记〉索隐》是有其政治诉求的，可以说已经不算是一本学术专著。这本书就算在索引派也不算高明之作。正如鲁迅讽刺说关于《红楼梦》这本书，“道学家看见“淫”、经学家看见《易》、流言家看见“宫帏秘事”，革命家看见“排满”……"

　　那么，胡适为何一定要拿蔡先生这本书来说事呢？1916年，正是胡适史学思想的成熟期，就像他以后花了大力气研究《水经注》一样，不拿当时很热的红学下刀，无法显示他考据上的硬功夫。而拿《〈石头记〉索隐》下手，以蔡元培的肚量不会跟他计较什么。但事实证明，胡适从“曹学”一路走下去，的确多有斩获。

　　利用小说，或者研究小说的方式来说事是一大发明，比如 “1954年评红运动”。再比如，把“红学”搞成“秦学”的刘心武。

阜昌天子颇能诗

陈寅恪先生1944年在燕京大学，有诗："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题下注："甲申冬作时卧成都存仁医院。"诗后有"编者注"："此诗吴宓甲申年录稿，第五句作'千秋读史心难论'，第七、八句作'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和《诗集》分别出版于1997年和1993年，如果不看出版于1997年的《吴宓日记》，一般人很难知道陈寅恪先生这首诗的所指。李廷华考证《吴宓日记》第九册第379页记述了1944年12月17日吴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陈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公权"系指萧公权，陈寅恪和吴宓的诗友。《吴宓日记》在记录此诗时，在诗行间有注，"阜昌"后注："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注："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有了吴宓日记的出版，我们才能明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阜昌"诗是挽汪精卫的。从"阜昌"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刘豫是相提并论的。陈寅恪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立场是坚定的。"七、七"事变之后，陈寅恪先生的父亲散原老人在重病中惨死，陈先生和全家仓惶南逃。因为要往英国医治病目，陈寅恪先生曾经留滞于香港，在这期间，日本人曾经以重金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相诱惑，要陈寅恪先生出面办"东亚文化学院"，当然遭到拒绝。《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5日还有这样的记载："聆寅恪述前年在港居一千门万户、曲折回环，而多复室密隧之巨宅(电影《白云仙乡》所取景)，日军及台湾兵来避扰，幸获脱免事。及拒绝汉奸诱入东亚文化之团体，并名人某某辈，实已甘心作贼，且奔竞求职情形。"

　　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又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陈寅恪和吴宓先生在政治上都不是革命派，即使对辛亥革命，他们也并没有热情赞颂过，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曾经明白地表示过他对清王朝的怀念，在这一点上，陈寅恪、王国维、吴宓有同戚焉。在1944年的时候，陈寅恪先生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已经不是封建与共和的选择，而是亡国灭种的危急。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骂了汪精卫一辈子。他以为汪精卫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汪兆镛先汪兆铭而死，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对一个人的评价，盖棺尚不一定有定论。自己的民族气节是一回事，对历史的认识又是一回事。认识历史有时候甚至比舍生取义更难。从《吴宓日记》中间的多处记叙可以看到：陈寅恪和他对抗日战争的前途并不乐观。早在"七、七"事变之后不久，陈寅恪就曾经对吴宓讲："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系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