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怪才王小村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另一个转学的学生王小村，可以说是一个怪才，关于他，还有一段既使我为难又使我感到骄傲的故事。
他原是历史系77级学生，不安心本专业学习，却执著地对神农架的野人感兴趣，他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他说，如果不允许他转学，也许他会成“野人”。经过生物系教授对他的考察，他的确掌握了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同意他转入了生物系。但是，他不太重视课堂学习，主要精力放在野外考察和业余科学研究上，可是，到了毕业时，他有两门必修课不及格，按学籍管理规定，只能发给他大学结业文凭，而不能颁发毕业文凭，更不能授予学士学位。对此，他并不服气，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找我，他问道：
“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
“两者都重要，不过一般来说，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
“校长，你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学生自认为符合校长提出的要求。因此,希望校长特批，准予给我颁发合格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
多么聪明的学生！他以我之矛攻我之盾，以达到看似不合法但又是合理的目的。当然，我很欣赏他的才华，于是，作为特例，我批准给他颁发了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我任校长8年中惟一的一次破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癌肿研究所工作，应当说这是很符合他的特长的。
两年以后，王小村带着他新发表的论文，再一次找到我，提出了使我更加为难的问题，他说：
“校长，癌肿研究所对我不太合适，我希望调回母校工作，以利于我今后的发展。”
“你要调回学校工作，必须要征得生物系领导的意见，由于你当年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们对破例给你颁发毕业文凭一直持反对态度，因此，你要回生物系工作可能很困难。不过，我可以试一试，不知能否说服他们。”
武汉大学科研工作一直薄弱，王小村科学研究能力强，有创新精神，从内心说，我是同意调他回来的。但是，在征求生物系领导意见时，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一致拒绝接收，并说：
“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把他调回来当教师，也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那只能是误人子弟。”
顶牛很厉害，经过多次商量，我没有说服生物系的领导，受爱才之心的驱使，最
后我还是决心把王小村调回来，并约请生物系的领导作了一次交谈，我说：
“我们在对待王小村的评价上，的确存在不同的看法，尽管你们不同意，但我还是要把他调回来，你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至于王小村是不是一个人才，我们暂不作结论，让我们观察他5年，如果他的确是一个人才，那是母校的幸事；假若他成不了才，那只当在我们2200个教师队伍之中又增添了一个不合格的教师，你们可以惟我是问，我也愿意就此向你们检讨。”
由于我的固执，王小村于1984年调回到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工作。颇为争气的是，次年他参加了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第14届肿瘤学术大会，宣读了他的学术论文，获得较好的评价。会后，他被聘请为英国皇家化学会的会员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海外评审委员。1987年，一个险些连学士学位也拿不到的他，居然被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邀请去做博士研究生，于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被英国牛津大学脑科学研究所聘为客座教授，现为美国法摩康公司总裁。
我校转学制度在报纸上披露以后，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时人才有如“孔雀东南飞”一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