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作者:刘道玉 [复制链接]

第一部分
教育部的“临时工”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4月初，一天，我突然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要要借调我去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间多长，没有说明。

　　4月15日，我忐忑不安地到教育部报到。我被安排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下来，室内有一张3尺宽的木板床和一套卧具，一个办公桌，一套普通双人沙发，一个文件柜，一个书架，一个洗脸架和面盆，两个热水瓶。这就是全部的家当，这既是我的办公室、会客室，也是我的寝室，我的两年“临时工”生涯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事前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也无人给我打招呼。我大呼上了“借调”的当。但是我也不得不认认真真地干起了“临时工”。

　　那时，教育部党组成员9人，正副部长6人，除我以外，其他人都没接触过大学里的工作。因此，凡是涉及到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一律压到了我的肩上。

　　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因此，这次座谈会，无论是对于邓小平本人还是对于灾难深重的科学和教育战线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会议于8月2日至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邹承鲁等；教育系统有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苏步青、唐敖庆、史绍熙等。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

　　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大好局面。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发言更是踊跃，纷纷列举大量事实，对“四人帮”破坏教育的罪行进行批判。

　　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4日晚上，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连日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十六字”招生方针，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读书风尚。于是，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

　　 5日上午，武汉大学的这位代表首先发言。他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

　　“‘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就这样，一个阻碍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拦路虎被铲除了。这次座谈是在这场压轴戏的高潮中胜利结束的。

　　会后，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后来，外界只知道恢复了高考，77级新生推迟到春季入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人们并不知道围绕着推倒“十六字”方针所发生的这个动人故事。

第一部分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时值盛夏酷暑，各种媒体以火辣的调子报道了这一消息。

　　对于这次任命，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我的任命却是反向操作的，首先是新闻披露出去的，然后湖北省委文教办公室和省委组织部才找我谈话，最后才召开大会宣布。说实话，在接受这一任命时，我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我在想，武汉大学是名牌老校，前14任校长，不是学术贤达就是政界名流，他们要么有雄厚的学术资本，要么有坚强的靠山。然而，这一切我都没有，论年龄我尚不到“知天命”之年，论级别我是个21级干部，论职称，由于评定职称停止了20多年

　　，我还是一个小小的讲师。看一看，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重点大学，他们的校长都是留学归国的博士，是一级教授、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与他们相比，我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外界怎么看呢？是武汉大学没有高学术水平的校长人选吗？如果以大学校长的学术地位来衡量学校的地位，武汉大学会不会吃亏呢？每思及此，我总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甚至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如果不太谦虚的话，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我崇尚勤奋刻苦的精神不怕吃苦，其次我不想当官，也不怕丢官，敢想敢干、敢于负责，从不摆官架子，能够与广大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再次，我崇尚创造，励志改革，热爱教育，办事求新，这是办好大学十分重要的条件。最后，我既做过基层干部，也做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熟悉教育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领导管理工作经验。

　　至于选拔著名学者或院士当校长，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用人制度，这既不符合“专家治学、教育家治校”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原则，也不是世界各大学选拔校长的通例。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了许多，信心也树立起来了。

　　48岁的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但是媒体仍把我当作最年轻的校长，这只是相对而言的。我心想：既然我被冠以年轻的校长，那就应当表现得像个年轻的校长样子，干出一番一个年轻校长应当干出的成绩来。我作为一校之长，就是武汉大学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角，应当胸怀全局，提出振兴武汉大学的方略来。

　　在被任命为校长的头一个月内，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调查研究上，调查的问题主要是三个：（1）作为一所著名老校，在历史上，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和学者们，在办学和治学方面，有哪些主要的经验？（2）解放以后，武汉大学急剧滑坡的原因是什么？（3）如何振兴武汉大学，应当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突破口应如何选择？

　　我们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家访，真心诚意地登门求教，对象是老年教师和健在的过去的领导人。我们家访的约60多人，连同参加座谈的共有100多人。他们之中，有前几任校长的亲属或助手，有数学、生物、法学和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有中文系健在的“五老八中”（指在学术界有名望的五个老教授和八个学有所成的中年教师），有50年代的“三大才子”，有留苏归国的副博士，有来自全国其他重点大学等校入盟的教师，有过去与我观点不一致甚至反对过我的干部和教师等等。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不仅与广大的教师交流了思想，建立了感情，而且征集到260多条办学的问题与建议。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坚持改革，勇于开拓，大胆创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把武汉大学办成以中国3~9世纪传统文化（文史哲），国际问题（经济、法律、国际关系），信息科学技术（图书、情报、计算机），空间物理，功能材料（生物活性高分子），能源（电化学）和病毒学为重点的，涵盖文、法、理、技、信、管六大类的新型综合大学。”

第一部分
“卧薪尝胆，十年雪耻”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讲到“耻”字，还牵扯出了一个使我终生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故事。

　　那是1966年的3月，国家前高教部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了一个直属院校科学研究成果展览会。作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教师，一个科研组的小头目，我当然很关心本校的展品。我们一行人，找了很久，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最后在一个展台的旮旯里，找到一个像晶体管收音机大小的展品，它是化学系物化教研室研制的空气电池。据统计，在这次科研成果展览中，武汉大学排名第22名，是高教部直属23所院校中的倒数第2名！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又是多么强烈的刺激呀！我们不约而同偷偷地摘下了校徽，生怕人家认出我们是武汉大学的代表。

　　1979年5月，我辞去了高教司司长之职，一方面是确实不想当京官，另一方面也有不服气的思想。回校后，我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实际上主持了党政的常务工作。从那一刻起，我就立下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愿，“不信东风唤不回”。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武汉大学衰落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首先，是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左”的政治运动又是与大批判紧紧连在一起的，而搞科研的人，也就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对象。搞基础研究的，被批判为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至上、搞唯心主义；凡是刻苦钻研的人，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为个人奋斗；凡是发表论文著书立说的，被批判为有“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个人主义者。于是，很多教师认为教学保险、搞科研危险，宁愿当个教书匠。其恶果是，不少教师不写论文，但却写了一大摞检讨书。

　　其次，学术思想保守。大学以教学为中心，把它看成是单纯的教学机构，老师就是单纯的教书，这仍然是武汉大学教师中流行的观点。把重点大学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这是被世界著名大学久已证明的经验，但在那时的武汉大学，却不为多数的教师所接受，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纠偏。还有少数保守的教授，他们固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观点。他们自己不作研究，而又反对别人作；小的课题他们看不起，大的课题又搞不了；自己没有成果，对别人的成果又评头论足，这是学术上十足的保守思想的表现。

　　再次，学校领导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中，没有人分管科学研究工作，没有规划，没有强有力的支持系统。

　　怎样才能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呢？我提出了很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

　　要坚持“两个中心”的办学思想，教学与科研并重坚决停止一切政治运动，杜绝政治大批判，保护每个教师自由研究的权力。

　　要制订科学研究规划，突出重点，形成特色。据此，首批成立10个研究所和若干研究室，它们是：中国3至9世纪传统文化研究所，美国与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环境法研究所，法国问题研究所，数学研究所，计算机软件研究所，空间物理研究所，仿生化学研究所，病毒学研究所等。

　　要制订政策，要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那次会上，我对教师提出了一个硬性指标，凡在职的正教授、副教授，5年之内必须培养出3至5个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理论或应用），出版一本著作。我甚至用激将法提出：如果5年写不出一部专著，那就出版一本教材，再不行就写一本科普书，实在还做不到，那就出版一本“小人书”。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也达不到，将通过学术职称评定委员会免去教授或副教授职务，学校决不搞大锅饭，也决不保护落后！

　　会后，孙祥钟教授对我说：“我在武汉大学工作50多年了，像这样抓科研还是头一次。应当动真格的了，否则真的会被取消重点大学的资格。”

第二部分
“不拘一格降人才”(上)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武汉大学科学研究落后，除了思想认识、政策等因素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师资问题，缺少学有专长、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学术带头人，特别是大师级的科学家。因此，要振兴武汉大学，必须从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做起，特别是要千万百计地物色和培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大师级的人物。

　　当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物色和培养国际水准的学术大师，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从国内名牌大学或科研机构，聘请优秀的学术骨干，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在物色人才时，还应当解放思想，不拘一格，不应忽视那些受到压抑或埋没的人才，以及确有才华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同时，要真正地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优越的条件，特别是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惟有如此，才能物色和引进人才，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学术带头作用。

　　根据武汉大学与法国教育交流协议，武汉大学要把法语专业升格为法语系，新建法国问题研究所，创办《法国研究》杂志。但是，本来法语专业的老师力量就十分薄弱，于是物色高水平的骨干教师就成了当务之急。

　　通过有关渠道，我了解到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法语老师叶汝琏，由于特殊的原因有意想调离北京大学。于是，1980年5月初，我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乘公共汽车到北京大学校园，对叶汝琏老师进行家访。按照地址，我好不容易在一栋“筒子楼式”集体宿舍，找到了他的“家”。说得准确一些，这不是他的家而仅仅是个住处而已,因为虽然他已55岁，但仍孑然一身，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室内除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和一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的家什了。

　　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一再称赞我礼贤下士的举动。他自我介绍道：“我是安徽人，1946年毕业于中法大学，专长于法国诗歌研究。然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解放后，工作一直积极，要求进步，还担任了系工会主席，但是1957年仍没有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后来，离了婚，被迫接受劳动改造。现在，虽然平反了，也恢复了工作，但是同前妻在一个系里工作，彼此都觉不甚方便，所以我想离开北京大学。如果你们不弃，我愿意去武汉大学，我知道那是一所很好的、很美丽的学校。”

　　“叶先生，我是真心实意来求贤的，武汉大学虽然没有北京大学的名望高，但是它有中法两国政府建立的学术交流中心，相信你去以后，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同时，我们是开明的，你可以转户口，也可不转户口；你可以一人去，也可以带助手；你可以长期在那里工作，也可以是短期的；如果生活不习惯，可以随时回北京，一切尊重先生意愿。”

　　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聘请。当我辞行时，他送我到门口，向我拱手说道：“一言为定，义无反顾，后会有期，振兴武大！”

　　回校后，我请学校人事处以最快的速度将叶先生调来我校。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很快他被晋升为教授，担任了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和《法国研究》杂志主编。后来，他培养了10多名研究生，翻译和撰写了多本学术著作，多次主办了全国和中法两国的学术研究研讨会。鉴于他在法国文学研究上的成就和对促进中法教育交流的贡献，曾荣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棕榈奖章（教育贡献奖章）。

　　继叶汝琏之后，我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挖来了郑克鲁。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清朝实业家、维新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之孙。他是北京大学法语研究生毕业，在法国进修多年，译著颇丰。由于他和叶汝琏的调入，大大地加强了我校法语系力量，获得了法国方面的称赞，使武汉大学成了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

第二部分
“不拘一格降人才”（下）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84年我校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以培养大批的经济管理类人才。但是，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学尚不能输送这方面的人才。于是，从实际工作部门和留学生中招聘人才就成了一项重要措施。

　　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问题不仅大学存在，在科学研究单位表现得也很突出。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80年试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研究人员。我了解到，在他们录取的人员中，有一名叫杨小凯的人，是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非常有才华。由于他和妻女的进京户口解决不了，所以他没有被录用。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立即派人到湖南，在征得杨小凯本人和所在单位同意后，很快把他和妻子吴小娟及女儿调到了武汉大学。

　　调入时，他已发表30多篇论文，翻译出版了一本书，据此，我们给他评定为讲师。他是自学成才的，而且经历是很坎坷的。他的父亲是杨弟甫，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第五号人物。“文化革命”中，他又被批斗，其母自杀身亡。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判刑10年。从17岁到27岁，在狱中，他自学了高等数学、《资本论》和英语，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狱中完成的。

　　他调入我校之前，由中央组织部门出面，通过湖南省委为他父亲和他彻底平反。他十分感谢武汉大学对他的信任，也很珍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条件，愿意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才华和成果，引起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量经济学权威邹致庄教授的注意，发来邀请信和录取通知，接受他做博士研究生。但是，在研究和批准他出国时，却遇到了阻力，学校领导内有人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不能让其出国。我认为，既然彻底平反了，就说明没有问题，应当享受公民的权利。于是，我顶着压力，批准他于1983年赴美，次年又批准他妻女团聚。

　　实践证明，杨小凯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后又被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评为终身教授。1996年，他当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国的20多万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他后来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只要我当武汉大学校长，他一定回国支持我的工作。由于我已早已免去了校长职务，他也感到心灰意冷，当然也不会再回来了。十分可惜的是他患了不治之症，于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病逝。我发去唁电，写了三首诗悼念他。

　　毛咏计，是我校管理学院通过竞争从国外留学生中聘任的一位优秀人才。他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分配在贵州一个工厂工作，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并由该校公费派往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工商硕士（MBA）学位。学成回国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他的母校四川大学都力争聘请他去工作，并许诺了工作条件。但是，他从媒体了解到武汉大学教育改革搞得好，领导开明，学风自由民主，有意来校任教。他从北京给我写了一封信，表明了他的意向。我立即给他亲笔写了回信，明确表示热烈欢迎他来校任教。为了有助于他作出最后的决定，我以学校的名义邀请他来校讲学和参观访问，一切费用由我校负担。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后我请他向管理学院的师生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同时借以向他表示欢迎。我向他保证说：“如果你同意到武大来，将破格提升你为副教授，提供万元的科研经费，分配三室一厅住房，一个月内把你的妻子和孩子调到学校来。”听后他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改革精神，改革的速度。因此，我决定接受贵校的聘请，保证10天内到校履职。”

　　我们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来后，很快承担了国家计量经济重点科研任务，担任了工商行政管理系主任，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来担任了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

　　由于师生力量不断加强，教学、科研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咨询服务工作也十分活

　　跃，当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被公认为全国5所最好的经济管理学院之一。

第二部分
韩德培“晶核”之再生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武汉大学法学院是学校的一张王牌，有过很多骄人的记录：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曾有多位法学家担任校长或校务委员会的主任，如王世杰、杨端六、皮宗石、周鲠生等；曾有几名教授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解放后，全国法学界有“两培”之说：北京外交部的李浩培，是周恩来总理的国际法顾问，他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南方是韩德培，一直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系主任。

　　然而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法学教育统统被斥之为培养资产阶级的“大染缸”。1957年反右以后，武汉大学法律系被合并到省属湖北大学法律系，基本上是一锅端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敏锐地觉察到，一个依法治国的形势必将很快出现，必然会出现法学人才奇缺的局面。于是，在我脑子里立即形成了恢复法律系的想法。

　　1979年春，我从教育部回到学校，立即抓恢复法律系的工作。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师资又从哪里来呢？

　　真是因祸得福。1958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合并到湖北大学时，当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法律系教师，如著名国际私法教授韩德培，国际经济法教授姚梅镇，以及刑法教师马克昌、宪法教师何华辉和法理教师张泉林等，都留在了武汉大学。据说，这是当时合系的条件之一，凡右派分子对方不要，留在武汉大学改造，自己消化。的确是“坏事”变好事，当年的包袱，现在成了财富，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主要依靠骨干。

　　主意已定，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党委书记纪辉，他表示完全支持。于是，1979年3月，学校党委正式开会研究恢复法律系的问题。在会议上，我说：“在历史上，法律系是我校的王牌系，是武汉大学的骄傲。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已经被打破了。但是，所幸的是，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

　　既然恢复法律系是重铸金牌工程，那么就应当把它列入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打破常规，采取特事特办的办法，要争时间、抢速度，要以力争第一的思想来办法律系。为此，我宣布了三条措施：第一，要把物色和调配教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只要物色到符合条件的教师，人事处要以最快的速度办理调动手续；第二，鉴于法律系的图书资料也一起被合并到外校去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法律图书资料建设，采用购、调、复制和交流的方法，把图书资料室建设起来，以满足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所需经费，由学校拨给，专款专用；第三，凡是办不通的事，可以直接找我，不允许搞“中梗阻”。

　　法律系的重建工作是顺利的，速度是超前的，1980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并同时招收研究生。正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我校恢复法律系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同时，多年流失和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希望聚集在韩德培这面大旗下，其中不少是我校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果然不出所料，到1984年，法律系恢复5周年之际，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拥有两系：法律系，国际法学系；此外还有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这时，法学院的教师已从最初的5人增加到70人，成为全国重点法学院，承担了多项重点科研任务，为国家起草了几个法律文件，代表国家参加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法大会——的确，在韩德培这个晶核周围，长出了一块透明的大水晶来了！

第二部分
学分制一炮打响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从一开始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就是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学校的路子。

　　我国高等学校现行的学制分为专科和本科，

　　专科学习年限为2至3年，本科学习年限一般为4年，少数特殊类型的学校，学习年

　　限也有5年或6年的。据我调查发现，现行学制最大的弊端是，全班学生同灶吃饭，有的吃不饱，而另一些人可能吃不了，从而挫伤了这些学生的积极性。在不改变现行学制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克服这个矛盾呢？有，它就是西方国家大学早已实行的学分制。

　　武汉大学学分制的试验工作，实际上是从1980年开始的。为了防止冒进，我们还是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使改革稳扎稳打地进行。我们选定历史系和物理系作为试点，分别摸索文科和理科实行学分制的方法、问题和经验，我本人具体抓物理系的试点工作。

　　学分制（The Credit System）是伴随着选科制产生的，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些大学实行选科制，1914年哈佛大学正式实行了学分制。

　　学分制的优越性是什么？在1981年10月召开的学分制的座谈会上，我说：“学分制的优点是，让‘腿子长的跑得快，让肚皮大的吃得饱’”。经济系学生傅红春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院长）听后说：“校长，你的说法虽说没有错

　　，而且也很形象，但我觉得你没有点出学分制的本质。”

　　“那你认为学分制的本质是什么？”

　　“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学分制的本质就在于合理地组成了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1981年秋，学校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对各系的教学进行了大检查，特别是对历史系和物理系试行学分制的情况进行总结。通过对比发现，在这两个系进行的学分制试点基本上取得了成功。与没有实行学分制的系相比，十分明显的变化是：学生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学习兴趣广泛了，知识面也拓宽了，教师开设新的选修课的积极性也增加了，并且由于学生的自由选课而导致了教师们的积极竞争。

　　基于学分制显示出了诸多的优越性，于是学校决定：自1982年秋季起，在全校全面推行学分制。这是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经过试点而全面实行学分制的学校，所以备受世人注目。

　　实行学分制是“虚放一枪”抑或是“真刀真枪”地干？所谓“虚放一枪”，是指仅仅把它作为一种选课制度，起到扩大学生知识面的作用。而“真刀真枪”地搞学分制，除了体现自由选课以外，更重要的是兑现为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分配工作，这是与西方国家不包学生分配不同的。但是，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仅学校没有分配工作的权力，而且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所属的专业不同，毕业的人数不同，毕业的时间也不相同，势必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我认为，既然我们决心要搞学分制，那就应当“真刀真枪”地搞，困难和麻烦不应当成为不兑现分配学生工作的理由。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改变工作方法，要从整齐划一的统一毕业一次分配转变到在动态中毕业和多次分配的机制上来。根据这个原则，到1983年暑假前，在首批实行学分制的学生中，已有28名学生提前毕业，提前的时间有半年或1年不等，提前最多的是计算机系学生张汉涛，他以两年半的时间修满了学分。毕业后，他赴法国留学，由于他研究工作成果突出，又被他的导师推荐到美国学习，成为计算机方面的杰出人才。其他提前毕业的学生，经过双向选择，也都分配到重要部门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用人单位的好评，使武汉大学的学分制一炮打响。

第二部分
闯红灯创立转学制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粉碎“四人帮”以后，尽管许多的教育学家、科学家不断呼吁实施通才教育，但由于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专才”教育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教育部最终未能下决心改革这种教学体制。

　　武汉大学由于实行了教学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制的实施，在学生中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涌现了大批横向成才的先进典型。例如，学历史的，有多人成了报业领导人；学哲学的，许多人成了企业家；学外语的，有多人成了国际法专家和司法部门高级领导人；学数学的，有一些人成了经济学家和亚洲银行的高级雇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教学制度的实施，这些优秀的人才，要么被埋没，要么学非所用，造成人才上的极大浪费。

　　尊重学生的志趣，这是一条被公认的教育原则，但是在传统的教育制度下，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例如，在统一高考升学时，学生填报专业志愿时，要么奉父母之命，要么由班主任包办代替，即便是自愿填写的，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一旦进入大学以后，就犹如嫁出的姑娘、泼出的水，是永远再不能改变的了，这还被美其名曰“坚持国家招生计划的严肃性”。

　　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能否根据自己的兴趣而转换系科和专业呢？在计划经济相应的教育体制下，这是一个禁区，那时是没有人敢于闯这个红灯的。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那么大的勇气，居然在没有领导部门的批准下，从1981年起，在校内实行转学制度。

　　我是如何萌发创立转学制度的想法呢？这要得益于我和大学生之间的沟通，一般来说，我们之间没有代沟，他们不仅把我看作一校之长，而且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来不称呼我的衔职，而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除了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他们写给我的信件，其中有批评、有建议，也有他们的烦恼与要求。对我震动最大的是当时生物系的1979级的学生田贞见的一封信，他写道：

　　“亲爱的校长：当我写这封信时，我简直苦恼到了极点！我自幼喜爱文学，做梦

　　都想当一名作家。然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却把我录取到了生物系，尽管生命

　　科学是当前的热门，可是我对它却没有一点兴趣。每当我学习解剖课时，我想我

　　也是一只兔子，现在不也是被放在砧板上，被人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宰割吗？校

　　长，请你救救我，不要把我再当作兔子……”

　　看了这封信，我的心情难受极了，难道我们的教育就这样的残忍吗？为什么要强迫学生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专业，又为什么不允许人们选学他们喜爱的专业呢？我切身体会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这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禁区一定要打破。于是，我批准田贞见转入中文系学习，他如鱼得水，学得生动活泼，他不再是一只被解剖的兔子，而成了驰骋千里的“千里马”。

　　转学制度一推出，立即得到广大学生们的拥护，他们把它称作是学习的解放运动。我校实行的转学制度，是广义上的转学制度，在尊重和保护学生兴趣的前提下，允许学生不仅在系内各专业之间转换，而且还允许学生在系与系之间、文理科之间，甚至是校际之间转学。例如，中文系78级学生徐传毅对数学有着特别的爱好，他转入数学系以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录取为研究生，别人需要5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而他5年却拿到了应用数学和物理学两个博士学位。更为荣幸的是，他毕业后立即被斯坦福大学数学系聘为副教授，这不能不认为是他的实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