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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外迁路线图
车间里的工人伸出胜利手势，但工厂搬迁损失的往往是工人。本报记者陈以怀摄
昨天下午3时，深圳洲际大酒店。一场名为“大鹏展翅翱翔春城”的昆明深圳工业园宣传推介新闻发布会正热烈举行。会上，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张宁毫不掩饰地说：“承接深圳市的产业转移，将使我省面临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
招商引资无可厚非，但稍稍梳理，却不难发现，前来深圳招商引资已成国内城市的一种大势，湖南、贵州、江西、山东……不约而同，蜂拥而至。
深圳产业升级及土地、环境等“硬”环境的制约，使一大批深圳企业有了“迁徙”的欲望，是外地招商团纷至沓来的根本原因。但值得警惕的是，在这场迁徙大潮中，除了深圳希望迁走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低端产业，一些高科技企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也在流出。
“儿子大了不能老窝在家里，但也不能让一些支柱企业流失而影响到了整个产业……”有识之士担心，深圳产业升级面临着诸多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的隐忧。
企业外迁问题的严峻性，已经摆在了桌面上……直面，是深圳惟一的选择。
“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没有办法。”11月2日，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机床工具专业委员会主任范虹急促的语气里透出明显的无奈。由于不能再扩大厂房，订购的机器只能安静地躺在厂家。深圳这边，买家催货又太急。“难道你能告诉买家，因为没有场地，机器到不了位，不能如期交货吗？”
扩大再生产，没有地可用，这其实不是一个企业的现实。“在深圳，在我们行业这是一个普遍存在问题。再加上用电紧张，出走成了惟一出路。”范虹口里的“出走”，其实就是在惠州惠东县大岭镇找了一块200多万平方米的地，建立惠州（深圳）机械先进装备产业基地，由协会牵头，企业出资建设。范虹粗略统计了一下，说：“有意搬迁过去的企业30多家，其中一半以上年工业总产值都达过亿元。没有人愿意离开深圳，但没有办法。”
规模外迁
“工业企业外迁已不仅仅是少数行业个别企业的自发行为，而是呈现有组织、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出走深圳，已不是个别现象。去年6月，由深圳贸工局牵头展开的一项企业外迁调查表明，深圳市共有119家工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90亿元。其中，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情况，其中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四个行业外迁企业数量较多，合计占外迁企业总数的58%.迁往地点省内集中在东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省外则多往湖南、江西、江苏等地迁徙。今年6月，最新的调研显示，到今年6月，仅罗湖、南山、宝安和龙岗四区，已经和计划外迁的企业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的499家。
“工业企业外迁已不仅仅是少数行业个别企业的自发行为，而是呈现有组织、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深圳市贸工局副局长殷勇说。这种“有规模、有组织外迁”的直接体现是，今年上半年，由深圳六区政府、行业协会及部分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在异地签约设立的“深圳产业转移园”共有20多个。
去年10月，深圳市贸工局曾就企业外迁形成一份详细报告，并提出企业外迁“总体情况尚不太严重，对我市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在1%以下”。今年7月，最新的一份调研报告则认为，外迁趋势不断扩大，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初步测算，近期企业外迁对深圳工业增速的影响在2个百分点左右。
据数据显示，今年1―5月，深圳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了3个百分点。在全国大中城市里，深圳工业增长水平倒列第二位，仅高于上海。统计表明，2006年1-9月深圳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17.2%.到今年，1―9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2182.28亿元，增长15.2%，增幅较去年回落了2个百分点。企业外迁的影响，似乎已经明显地反映在成绩单上了。
挥泪出走
“深圳如果有地，我们再回来。我们有太多东西留在深圳了……”
“这些企业都是挥泪‘东迁’啊，其实都不愿意走……”深圳市仪器仪表与自动化行业协会会长杜如彬的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从2004年-2006年6月，规模生产以上的仪器仪表企业共有9家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8亿元。杜口里的“东迁”，即迁往东莞。
鲜为人知的是，深圳在仪器仪表行业素有“世界数字万用电表王国”和“中国南方仪表仪器生产及研发基地”的美誉。深圳市贸工局资料显示，深圳仪器仪表经营企业近400家，从业人员5万人，2005年工业总产值为208亿元，进出口总额13.5亿元。据统计，深圳年生产数字万用电表840万台，行销9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数字万用电表产品数量的80%，出口率高达70%.预计今年深圳万用电表产值可突破30亿元，比去年增长50%左右。
手掌大小的数字万用电表，在深圳，做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大产业”。
在已经整体搬迁的仪器仪表企业中，世界上两家最大的万用表生产企业深圳华谊仪表有限公司和优利德国际有限公司，已经整体搬迁至东莞。此前不久，华谊仪表刚刚荣获“广东省名牌产品”称号，只不过它的前缀不再是“深圳”，而是“东莞”。华谊仪表总经理田军颇为无奈：“这个荣誉本来是属于深圳的……”
杜如彬介绍，中国仪器仪表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5%，“深圳华谊一家就差不多占30%多，公认的中国仪器仪表行业的老大。优利德也差不多。”叫顺口了，杜如彬还是叫“深圳华谊”。
在深圳，机械行业是仅次于电子信息产业的第二大产业，也是外迁企业最多的一个产业。目前，深圳全市机械经营企业超过1万家，从业人员65万人，2005年工业总产值达1500亿元。调查显示，到去年6月，机械行业共有26家外迁企业，涉及工业总产值21.3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达上亿元的企业有7家。如今，机械行业的外迁并没有停滞的迹象，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深圳如果有地，我们再回来。”华谊仪表总经理田军说，“我们有太多东西留在深圳了……”话语中不难看出对深圳的眷恋情怀。田军回忆，华谊1987年在深圳创办企业，当初只有9个人，现在员工已超过了500人。“五年来，我们与优利德等企业都在研发新产品，从最初的中低端向高端发展，这一高端部分一定要留在深圳。”田军介绍，如今公司一年销售的仪器仪表已达250万台，销售额1亿多元，仅增值税就多达300多万元。
现在，华谊仪表在深圳只剩一个二三百平方米的办公室。出于对深圳的情感，他们又在深圳注册了一家公司，“但面积太小，根本不够用……”田军说。
支柱随流？
但深圳不愿看到也没有预见的一个结果是，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也纷纷加入这场外迁大潮
工业企业纷纷外流，其实是深圳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从建市开始，深圳就不停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的迁出与迁入，按理说不值得大惊小怪。
经过27年的发展，深圳工业发展有一条明显的曲线。1980年―1985年，是深圳“铺摊子”起步阶段，工业以“三来一补”为主要方式，以电子、服装、纺织、皮革等行业为重点，形成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结构。1985年―1990年，是深圳工业蓄势阶段，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并重，初步形成了“产业以电子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的外向型格局。1990年―1995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崭露头角，支柱产业逐步形成，1995年深圳工业总产值达900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226亿元。从1995年起，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第一增长点，至2000年，工业总产值达2586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1065亿元。
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深圳工业迅速实现了三大转变：从来料加工到自主生产的转变，从小型、分散生产经营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转变，从传统产业为主导到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转变，从而初步建立了区域经济特色比较鲜明的现代化工业体系。2002年11月，深圳发布《深圳工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细化和升级。如今，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摒弃附加值低、高污染产业已成为深圳上下共识。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市场无情，也是自然生存法则。随着深圳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一大批通过高污染和低廉劳动力价格水平谋利的低端制造业，不得不另寻出路。这是深圳愿意看见的一个结果。统计表明，外迁企业中“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数量所占比重较高，二者合计为69%.
但深圳方面不愿看到也没有预见的一个结果是，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也纷纷加入这场外迁大潮。而这些企业当中，一些还是行业的佼佼者甚至领头羊。
在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华为一口气在那里“啃”下50万平方米的用地，分一、二期建设，每期投资20亿元，建成之后将把散落在深圳南山、坂田等地的一些生产线搬迁过去，主要用来生产交换机等。目前一期项目已经完成了地下工程部分，预计年内全部完工。
华为松山湖项目总投资将达到40亿元，项目包括建4栋厂房、1栋办公楼、1栋食堂、1栋机房，明年七八月份一期建成将投入使用，一期人员包括生产和管理人员在内，可达到4000多人。
“将总部留在深圳，工厂搬到外地，是正常的，也是深圳欢迎的。”深圳一位高层如此评价。但对于华为的生产线直接带来的经济效益，让这位高层难免耿耿于怀。根据华为的规划设计，华为在东莞松山湖一、二期工程将形成600亿―700亿元的生产能力。
“对于华为这样的项目，深圳应该是能够想办法解决的。”一项很简单的算术题，4000多名员工每年形成600亿―700亿的生产能力，人均年生产能力可达到0.125―0.175亿元，“有多少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均产值能达到如此规模？”
此外，连续11年获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名的中国名牌内衣企业深圳安莉芳公司已将生产基地和主要经营业务迁往山东济南；比亚迪在惠州设立手机和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投资达60亿元；世界最大的两家数字万用表生产企业深圳华谊公司和优利德公司全部搬迁至东莞，它们是深圳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尽管从主观上，深圳更希望将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生产环节和有污染的企业转移出去，但是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和内地所瞄准的却是深圳有一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先进制造业。”深圳市贸工局最新的调研报告如此陈述。据悉，南京雨花石区就多次抵深，成功地将华为、中兴、比克等知名高科技企业吸引过去设立研发中心。
土地掣肘“没有梧桐树，留不住金凤凰。在深圳没有发展余地了，只能搬出去了，而现在只是开了一个头”
企业外迁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显而易见，工业用地短缺。去年10月出台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工业总产值上亿元的32家外迁企业中，外迁原因排在首位的是“在深圳用地需求无法满足”，选择该项的企业有20家，占62.5%；排在第二位的为“深圳的房地产价格/厂房租金太贵”，选择该项的企业有16家，占50%.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秘书长黄少萍介绍，很多企业都面临着一个困境，房价上涨，房租也水涨船高，出租房由于想获取更高的出租费用，经常会骚扰租方：“你们什么时候搬走啊？”
深圳总面积1953平方公里，除去一些山地及生态用地，可供开发土地总面积约为700多平方公里，目前已开发土地500多平方公里，剩余可供开发土地不足200平方公里，如果按照每年开发10平方公里的速度，再过二三十年，深圳可能将落到无地可用的尴尬境地。在2005年1月13日深圳市委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所担心的四大“难以为继”中，土地制约首当其冲。
“主要是深圳没有地了，市里也开了很多次会，但没有整块的地，当时生产任务也很重，就搬过来了。”华为一位负责市场营运的高层介绍，其他在用地的价格、用电以及优惠政策上，东莞松山湖与深圳没有太大区别。
“没有梧桐树，留不住金凤凰。在深圳没有发展余地了，只能搬出去了。”杜如彬认为，现在企业外迁已成了一个大趋势，而现在“只是开了一个头”。
服务“软肋”
在政府服务上，深圳这个曾以高效闻名的经济发达城市，如今效率反成了“软肋”
土地制约是客观因素，是硬条件。那么，在政府服务这一软环境上，深圳这个曾以高效闻名的经济发达城市，如今效率反成了“软肋”。
“从申请到给地，要花半年左右时间。从拿到地再到动工，要花一年半的时间。基础开工要一年多时间，现在电还没有用，因为和深圳一样都是通过省网供电，估计价格也差不多。”华为一营运高层数列了东莞松山湖项目的进度，并与深圳比较，得出结论是：从时间上来看差别不大。作为大型企业，华为在深圳政府部门办理相关业务能走绿色通道。“但在松山湖这边，我们只需要同松山湖管委会打交道就可以了，其他相关事宜由管委会再与东莞市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而在深圳，则会麻烦很多，时间差不多，但要与很多不同的部门打交道，归口管理有所不同。”
“企业外迁，政府服务跟不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秘书长黄少萍举例说，深圳模具产业集聚基地从2002年开始提出申请，耗时长达四五年之久，直到去年8月才批准动工。如今，落户宝安区公明、占地约162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正在兴建当中，有望在2008年底投入使用。知情人士分析认为，除了土地限制，市、区、街道之间的协调不力，是项目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今年6月26日和28日，深圳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张思平花了两天时间去东莞和惠州进行企业外迁专题调研。在与外迁企业座谈时，有些企业对深圳政府部门的评价是：在办事规范方面一流，但办事效率却不敢恭维。调研过后，张思平坦言：“政府职能转变和效率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杜如彬介绍，目前深圳市仪器仪表与自动化行业协会正牵头向深圳市政府提出在特区内建设行业总部基地的建议，总部名称都想好了，名为“深圳仪器仪表大厦”或“深圳仪器仪表总部大厦”，简称“深仪大厦”。“我们要求不高，不像别的行业，动辄就要几十万平方米，我们总部大厦只要1万平方米就可以，工业园20万平方米就差不多了。”根据杜的设想，深仪大厦一旦建立，将能集中40―50家优势企业，形成集团效应，从整体上提升深圳仪器仪表行业的实力和对外形象。初步估算，届时行业总部基地每年产值将达到30亿―40亿元，能给深圳财政带来3亿―5亿元的税收。
另一良机是，现在哈尔滨的国家电工仪器仪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为了贴近市场，更好地为企业服务，近期有意迁往深圳或上海。“如果我们能够提供几千平方米的地方，将这家国内惟一的国家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迁到深圳，我们将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一所配备有国际先进水准的检测仪器与设备、具备国内一流水平的实验室。”
对于深仪大厦最终是否能如愿落成，杜如彬的看法是：“再难的事，如果想解决，肯定能解决。如果政府不想解决，再容易的事也解决不了。”
另外，用电高峰期的停电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企业正常生产。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黄少萍对此有过亲身体验：“我们曾走进一些厂房，里头黑抹抹的一片，工厂自己发电成本太高，根本就不现实，一周停三天的电，你说如何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