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孩子书包减负先治“教辅之乱”
“教辅之泛滥，已成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拦路虎！”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提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一些代表委员对此热议不断。
教辅成为教师和学生离不开的“拐杖”？
“每张课桌上都堆着厚厚的教辅，甚至淹没了学生的脑袋。”罗崇敏代表说，他赴京前曾经到云南一些学校进行调研，发现许多学生课桌上都堆满了各种教辅资料，有的在课桌下面也摆着一堆。这种现象在初中、高中毕业班尤为严重。
罗崇敏代表估算，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平均购买教辅费用与教科书费基本持平，一名小学生一年就需要100多元。“在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的基础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今年秋季起还将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教科书不花钱了，但一些学校和老师却要求甚至指定学生购买品种繁多的教辅，这抵消了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效应。”罗崇敏代表说。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4个楼层中教辅占了接近整整1层。各种宝典、大全堆满了书架，初中英语仅单词类教辅就不下30种，而语文作文教辅更达上百种之多。罗崇敏代表说，他在图书大厦看到，有的教辅粗制滥造，装帧十分简单。一名购书的学生告诉他，教辅用多了，经常碰到“似曾相识”的内容，甚至一本教辅中同一道题目多次出现。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冈中学校长陈鼎常说，市场上有许多“黄冈秘卷”之类的教辅，都是“傍名牌”，与黄冈中学并无关联。出版商为避免吃官司，不敢印上“黄冈中学编制”，而通常冠以黄冈地区教研室、黄冈教师联合体等虚名。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教育厅厅长路钢也认为，教辅市场混乱确是事实。但考试制度下最直接的需求就是各种教学辅导材料，在应试教育机制下，减少“教辅”难以有实质性进展。
教辅之害，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
多年在教育领域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说，教辅没有纳入指定书目，不需要教育部专家委员会审核，其编写、出版和发行等完全走市场化道路。许多出版商、个体书商看好这一块的丰厚利润，纷纷投资开发教辅，许多内容编写者并不专业。
罗崇敏代表认为，教辅过于泛滥带来了三大害处：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导致学生书包越来越重，精神压力也过重；给贫困学生家庭带来新的经济负担，许多贫困学生家庭不堪重负；带来了一些不良社会现象，确有少数学校通过定购教辅获取“回扣”，容易引发腐败行为。
但事实上，完全不用教辅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教师到家长乃至学生，都对教辅有了“依赖性”。罗崇敏代表表示，云南省教育系统曾经发文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各中小学校不得统一定购教辅，但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而现在很多地方是轰轰烈烈讲“素质教育”，扎扎实实搞“应试教育”。教辅泛滥是应试教育的体现，学生在“题海”中沉浮，一切只为了升学考试，这与素质教育的要求背道而驰。
标本兼治，“堵”与“疏”相结合
治理教辅之滥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审核机制，从教辅开发源头开展治理。周洪宇代表建议，我国应成立独立于教育行政部门之外的中小学教辅评定专家委员会，由教育学会等中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成员组成，由它来定期公布经过审核的、质量比较高的教学辅助材料。
“不管是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材编写委员会专家，还是参与编写教学辅导材料的专家，都应采取回避制度。”周洪宇代表说，还应成立家长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邀请媒体参与，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多方监管教辅市场的机制。
周洪宇代表说，教育行政部门自身应规范行为，与出版发行渠道要脱钩，把自己的省市级教研室管好。
有人把教师推荐教辅拿回扣的现象归咎于教师待遇低，周洪宇代表并不赞同。他认为这是教师职业道德问题，实际上有些地方教师工资高，但管理不规范仍会出现“收回扣”的现象。一些地区教师工资低，只是加剧了推荐教辅的行为。
罗崇敏代表则认为，要解决教辅过多的问题，落实总理报告中提出的“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必须从以下4个方面努力：
第一，改革考试制度，完善学生综合评价机制。评价学生不能“唯分数论”，尤其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考试分数和排名不宜看得过重，应增加对学生行为品德等方面的评价内容。
第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管理监督，明确学校购买教辅要限于一定数量。完全不用教辅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数量上要控制，质量上要把好关。
第三，积极引导学生和家长，减少自行购买教辅的数量。
第四，加强对教辅市场的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