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海边亲戚狗娃教我用灯诱捕螃蟹，一张网平铺在湿软的泥滩上，网中央摆上光芒四射的马灯，等螃蟹成群结队自投罗网。捕多了我就懒得起网，伏在那儿看花花哨哨的螃蟹脚印，直等到狗娃大喊大叫，说奶奶等着做螃蟹酱，我才恋恋不舍地提起网，花花哨哨的脚印消失，花花哨哨的各种螃蟹又兜了两大桶。
再次到海边，我是为局长搜罗螃蟹酱的。
局长是我下乡的同伴，知青队长。局长最爱吃螃蟹酱。下乡时我们有过君子协定：我让狗娃为他供应螃蟹酱，他在年终评工分时给评个10分。10个工分，乃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招工招干推荐上学要过的第一关。知青队里数我和队长农活儿拿手，堆草垛码稻墩是这里的绝活，我和队长码堆的连老农都交口称赞。可这工分不看农活看政治。一沾政治二字我就没辙，倒不是我爷我爹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坑了我，我根正苗红，家庭出生属工人阶级。可就是嘴漏，言语不慎，自己坑自己。队副农活儿不行、嘴上了得，讲用会参加了无数次，因此全队就数他政治觉悟最高，我却不识时务，常与之耍嘴皮子。他对我循循善诱：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嘛，要扎根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我打断他，套用样板戏一句唱腔唱道：这队副倒是一杆爱岛牌汽枪。“什么意思？”他翻了脸，而我涎着脸：“没什么意思，队副说多了嘴酸，来点幽默轻松轻松。”然后又马上盯着他说：“队副，您真的要干一辈子啊？！我看有机会还是走吧，人家要都招工上学了，您真给留在这里了，那可怎么办？”“嘴漏！”队副狠狠剜我一眼，队长却在一旁微微地笑。这一年我评10个工分。我说螃蟹酱真管用，队友们却说管用的是你的嘴。那意思我懂，队长与队副龌龊，我当了大炮。我暗自给这嘴两巴掌，还踢翻一钵螃蟹酱。
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市文化局，党支部书记竟是队副，我的嘴漏又给招惹不少麻烦。欣闻队长提拔为商业局局长，便想起他那一笑，便找他，局长大人前缘未忘垂青于我。我跳槽成功，感激得不行，让狗娃又给捎来螃蟹酱，局长拍拍我肩膀说：
“难为你记得我的嗜好。不过我肠胃不好，现在不吃它了……有时倒吃点毛蟹红壳青蟹……”
天啊——青壳蟹1斤 15元，活毛蟹1斤 40元，红壳青蟹1斤 50元。天啊——当时我月工资也就56元啊！
不过，后来我还是不得不让可怜的工资变成毛蟹红壳青蟹往局长大人家里爬，三十好几岁的人，连个股级都不是，我得让螃蟹给爬出个人样来。当然看着工资变成螃蟹是很令人心疼的事。很心疼有时就很失态，有一次又提一串毛蟹上局长家，局长不在，局长夫人笑盈盈地开门。正脱鞋换鞋时，我愣了，鞋里行间有不少未干透的泥点，一看便知是花里花哨的螃蟹脚印，我忙仔细打量提着的毛蟹，直到确认我的毛蟹不曾脱落不曾逃进具鞋大阵时才愣愣地又看那些脚印。
“你看什么？”局长夫人问。
“脚印。”
“脚印？”
“螃蟹脚印。”
局长夫人的狐疑使我一惊，我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看她，嘿嘿笑着说我刚才脱落一只螃蟹，脚印把几双鞋和干净的地板弄脏了，又要劳您洗鞋刷地，真不好意思，干脆我来代您干，我也打点短工啊。局长夫人脸色难看，但还是轻轻一笑；“嘴漏！名不虚传呀。”
我仍旧没混上个股级，是否与嘴漏有关，我不知道。
后来，局长病退在家，没有了森严等级的心理压力，不再心疼工资变成螃蟹，不甚担心嘴漏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自是一种轻松，加之局长也愈显平易近人，我们便常一起叙叙旧。
一日，我又过局长家，局长拉着我的手，好有几分推心置腹地说：“晓杰，我不会回去工作啦，有什么困难你给他们提出来，领导会尽力安排的。”我听得脸热，但我努力稳住情绪，仍无言以对。
“不谈这些，不谈。晓杰，近来没胃口，就想吃你的螃蟹酱……”
他有些尴尬，话题一转，脸上露出的是央求的神色。这许多年，我还没有见过他的这种表情，心里不觉涌起一丝快慰和辛酸。我真诚地想，我会再想办法去弄一回螃蟹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