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日本对国民党加强了政治诱降,用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作为诱饵,企图实行其“以华制华”的目的。而英美对日采取绥靖政策,极欲作为调停者,不惜以牺牲中国抗战的代价来维持所谓和平。在此气候下,国民党开始转向。亲日派汪精卫公开投敌,而英美派蒋介石则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 共的道路。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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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防共、溶共、限共、反 共”的方针。到了39年11月的五届六中全会上,国民党进而从“政治限共为主” 转变为“军事限共为主”,并发出了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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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日军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主要进行局部的有限进攻,实施“政治和战略上”的压制性作战。每次作战通常在一个月之内,且往往在到达预定地区后即行停止或撤回。国民党军队则始终在战略上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缺乏对敌军的主动进攻,因此在南昌、随枣、枣宜、豫南、上高、长沙等一系列会战中,尽管广大爱国官兵不乏英勇抗敌,壮烈牺牲,却往往不能打破日军的作战企图。 `MD%VHQ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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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确保在中国的占领区,使之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和基地,对敌后根据地实施了更加残酷的大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对国民党则继续执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当日军使用在华总兵力的72%对敌后根据地进行以“三光”政策闻名的最惨无人道的大扫荡时,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反而沉寂了下来。 sVT:1 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