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大于法”的治理生态下，环境污染难以根治的困境具有深刻制度性根源，这种权力与法治的失衡体现在以下几个关键层面：
一、地方保护主义消解法律效力
1.经济优先的畸形政绩观
地方政府常将GDP增长置于环境保护之上，形成“选择性执法”机制。如湖南临湘市政府曾公然对违法排污企业实施“挂牌重点保护” ，甘肃徽县环保部门甚至协助污染企业通过ISO14000认证 ，这种制度性包庇使环境法沦为摆设。数据显示，某些资源型城市污染企业贡献35%-60%的财税收入，而环境治理投入不足0.5% 。
2.权力干预司法与执法
江西资溪县案例中，副县长直接指挥多部门强拆合法建筑，法制办主任直言“说到法治就觉得好笑” ；沱江污染事故中，司法局发文禁止律师代理受害者诉讼 。这类“权力黑箱”直接架空环境司法救济功能。
二、法律执行体系的系统性失效
1.监管链条的多重断裂
企业违法成本长期偏低，即便新《环保法 》引入按日计罚、刑拘等刚性措施 ，但在执行中仍存在数据造假（如篡改监测数据）、责任虚化（仅19%的市县实现全天候污染监控） 。安徽某化工园区长期违法排污，地方环保部门却未履行环评审批职责 。
2.司法救济渠道受阻
松花江污染事故竟无一起诉讼被法院受理 ，暴露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依附性。即便如全国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董某伟案），污染企业赔偿后仍获缓刑 ，惩罚力度与生态损害不成正比。
三、制度性漏洞与博弈失衡
1.环境权责配置错位
现行法律虽明确“企业主体责任”，但中小企业83%存在监测盲区 ，而政府担责机制缺失。浙江某金属公司污染案中，企业仅赔偿48万元生态损失，却造成8.4亩农田永久性损害 ，凸显环境修复成本转嫁机制缺失。
2.技术监管与法治脱节
尽管已建立排污许可、自动监测等制度，但重点企业在线监测覆盖率仅67% ，数据造假率高达18.7%。江苏某化工园区通过暗管排污逃避监管，直至中央督导组介入才被查处 。
四、破解路径的深层重构
1.构建权力制衡新机制
推行环境信用体系，将企业违法信息纳入央行征信，某试点省份实施后环境违法复发率下降61% 。建立“纪检监察+检察监督”双轨追责，对包庇纵容者终身追责 。
2.司法独立性与专业化改革
借鉴安徽五河县法院在董某伟案中的创新，将行政机关应急处置费用纳入赔偿范围 ，并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实现生态修复 。需强化环境法庭专业审判能力，建立跨行政区划司法管辖。
3.技术赋能公众参与
浙江“环保大脑”系统通过10.2万个物联设备实现全民监督 ，江苏推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责任险”模式 ，这种“智慧监管+市场机制”组合可突破地方保护主义壁垒。
环境污染治理本质上是权力与法治关系的试金石。唯有通过司法独立化改革破除“权法捆绑”，以技术穿透性监管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构建全民参与的法治生态，才能实现从“权力主导”向“法治主导”的治理范式转型。正如新《环保法》确立的多元共治原则所示 ，环境正义的实现需要法治利剑与制度笼子的双重锻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