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的争论无非也就是像那些一贯的“尼”“佳”之争，那些“头”前“头”后的观点一样，结论往往就是，别把摄影弄得那么严肃和认真，我们“玩”的就是那份高兴和自在，间或也提高了我们的“审美情趣”，可能的话还有益了身心的健康，增加了相互的友谊。
说实在的，摄影打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沦为了中产阶级的娱乐工具和手段，成为中产阶级取悦于他人同时也自娱自乐的媒介。前不久在一本摄影史的书上看到这样一幅描绘19世纪法国摄影的招贴画（见图）。一个寒冷的冬天，三个穿戴齐整、打扮入流的摄影师，各持不同的摄影器材在冰雪满地的大桥上拍摄一个衣衫简陋的拾煤少年，摄影师背后坐着车夫的马车与拾煤少年的独自行走，把当时的摄影时尚描绘得惟妙惟肖。
我不敢说这就是摄影“扫街”的初始，但我敢肯定当年招贴画的作者已经意识到了摄影作为一种新兴小布尔乔亚（也就类似于今天“白领”）的身份炫耀和自我陶醉的工具，已经超越了摄影本身的艺术文化价值。新的技术及与之相生成的消费产品和消费者，正在形成自己的一种“审美”文化，一种以技术和品牌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大众美学”。今天，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在摄影领域也快速孕育了“小白”一族，“无敌兔”的豢养群，某地的“莱卡”帮和车友摄影组合，于是就有了带着模特进山村，扫街寻拍“人文”片，扯着汉语的嗓子高唱着“回到拉萨”的“抒情风光”；于是就有了开着车到油菜田，拍完油菜再“腐败”的周末。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在的摄影群体中绝大部分就是那些辛苦工作并时刻惦念着养房养车的“白领”们。摄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在痛苦中寻求快乐的药引子，也是一种在群体性的“摄影”活动中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标贴。于这样的群体，摄影是一种自我满足的玩物，而无所谓公共意识的认同，如果有公共意识的认同，那也只是对自我在经济价值上的阶层认同。前辈刘同慎在1934年《献给爱好摄影的年轻人们》对于中国摄影的状况和心态就曾质问过：“摄影这种子，在中国发芽以来已有几十年了。试问在这不能说是很短的时间里，对于摄影坛上所贡献的是甚么？唉！还不过是墨守成法，充然自足，其间最上的，无非是偷窃似的模仿而已。就是一辈被称为第一流的先生们，很多是能拍照的，而很少是能明了摄影的。”
笃信“修身养性”的摄影家们，在“扫街”、拍油菜花和车模、裸模的同时，能否也把摄影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媒介作一点深层的思考？虽然这不是作为公民的义务，但应该是一种“白领”的公民意识。当然你爱怎么玩还是怎么玩，“痛并快乐着”也是一种生存的理由，一种小布尔乔亚的自我醉。只不过这样的玩最好还是叫“拍照”，还摄影一个清静。
（陈建中：旅美摄影批评家，现工作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