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有人对奇瑞车很有意见，所以也个贴子让大家看看奇瑞的发展。再非常客观的说一下，奇瑞车没问题！
当尹同耀(奇瑞ceo)还在长江边的一所中学上学时——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个国家的政府正在和德国大众谈判是否能引入一条轿车生产线。很快，少年尹同耀背着行囊从安徽巢湖出发去省会，成了合肥某高校汽车制造专业的学生。毕业时，德国大众与长春一汽的合资公司也成立了，他成为了其中的一员。12年后的1996年，当他离开合资公司时，已经是一汽“十佳杰出青年”，并以总装车间主任的身份主持生产了中国第一辆奥迪车。
那时，在中国市场上，自主品牌轿车还难得一见。
尹同耀离开一汽，直接去了安徽芜湖，在那里芜湖副市长詹夏来正等待着他去主持一个汽车项目。奇瑞就这样，从尹同耀风尘仆仆的行程开始了。
芜湖地方政府想干汽车由来已久。在1992~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芜湖一家村办工厂一年敲敲打打几百台车，就是上亿的产值，这引发了芜湖政府干汽车的决定。年轻的副市长詹夏来敢想敢干，1995年初前脚跑到英国与威尔士一家中间商谈定了一条年产30万台发动机的二手福特生产线，后脚就来到长春一汽参观考察。其实考察是虚，挖人是实。
这一挖，挖到了安徽老乡尹同耀。
詹说：“总是为外国人做事没有出息。你来，我们做中国人自己的车。”就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尹同耀。没有人比他对这句话体会更深刻了。在外方占品牌和技术主导地位的合资厂干了十多年，外国人瞧不起中国汽车工业颐指气使的态度历历在目。更主要的是，外国人赚够了中国人的钱，却并不在技术上帮助中国，这致使民族汽车产业前景黯淡。
多年来尹同耀一直自嘲身处“伪军阵营”，胸中的抱负不言而喻。但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造再多再好的车，心里也痛快不起来。有一种灰暗有一种忧郁一直藏在心底，他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期待不能被满足，而形成的一种压抑。
一个人改变命运的方法，在于改变对待命运的态度。尹同耀不想再压抑自己，他要让自己的整个能量释放出来，释放在中国的阳光下。他终于下定决心迎接命运的挑战。他抛妻别子，与几个事先谈定的志同道合的同事，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辞职，到芜湖去，“做中国人自己的车！”
八个人来到需要从零开始的地方，眼前的一切让他们惊呆了：除了农田荒滩乱草和几间破败的茅屋，什么都没有！一群人仿佛坠入人迹罕至的原始洪荒中，创业艰难可想而知。“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迈出了第一步。租了农民的旧房子做办公室，开始做技术规划，画图，然后一点点招人，搞培训。”面对过去，尹同耀已经很淡定，仿佛说着别人的事。“起步时太艰难了，没钱，没人，没技术，一切都从无到有，连饭都是自己做。有时真觉得，这是不是开玩笑啊？！”
但梦想在前面，就不会退缩。“最重要的是要有初恋般的激情，在我们企业，这叫‘不服输’！”从那时起，奇瑞人什么都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就已深入了组织的基因。而这种冒险精神，正是促使人们进步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一切都悄无声息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时花2980万美元买来的二手发动机生产线，8000多吨重的设备已运到了芜湖港。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又没有够大的仓库，他们就一边将设备拆成8部分存放在芜湖市的8个仓库里，20个人轮番除锈涂油养护，另一边则加紧建厂。
1997年3月，奇瑞公司的前身安徽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汽车项目要成功，发动机生产线更是要尽快运转起来。因为如果发动机生产线安装停滞不前，在潮湿的长江边，设备就会渐渐锈成8000吨废铁！而买这些设备的钱，是贫穷的安徽省“砸锅卖铁的钱，是农村老太太卖鸡蛋的钱”！面对这笔钱，尹同耀对负责发动机的冯武堂说：“如果建厂失败，你就跳进35米深的基坑，把自己埋在里面吧。”
置之死地而后生。基坑上的第一根柱子很快立起来了，工程进度加快。办公桌不够用了，他们就用设备包装板搭成许多简易办公桌，书记市长领着大家围着木板桌在四壁漏风的小草房内召开一项又一项重要会议。没钱，不敢去买空调，冬天技术人员的手冻得连画图的笔都拿不稳……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机器仍在日夜轰鸣，工地一天天艰难扩大，投入的人力越来越多，厂房骨架渐渐有了雏形。就在这时，尹同耀也渐渐开始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不满意了。
原来，为了整个设备安装调试成功，中英双方达成了“交钥匙工程”的协议，由外国人把生产线拆下来，运过来后再装上，调试好再移交给中方。然而中国人渐渐发现这些外国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能干，而且他们慢慢悠悠地上午一杯咖啡，下午一杯咖啡，中午晒晒太阳，晚上跳舞唱歌。中国人耗不起时间，心如火燎地说我们一块干吧。外国人说你们不能干，干了我们不负责任。再后来发现他们是故意拖延时间想让中国人多加钱。
实在不行了，再耗下去整个项目都非常危险。然后，尹同耀与市里主要领导开了三个晚上的会，没人敢做决定，“离开外国人行吗”？
1998年11月26日，又一个晚上，熟悉技术情况的尹同耀咬咬牙说：“我来承担责任吧。让外国人走，我们自己干。”詹夏来面无表情，两眼盯着他：“干不成怎么办?”尹同耀将心一横：“干不成，我跳长江！”
流过汗，流过泪，努力过，坚持过
外国人走了。再硬的骨头自己也要啃下去。
奇瑞人最大极限地发扬他们的创业精神，一是赌博，二要拼搏，三要自己干，四是要承担责任。每个人都靠着这种自立自强、创新创业的拼搏精神，日夜不停地向前冲。到1999年初，生产线终于安装完毕。
其中有说不完的感人故事。
要安装设备了，机器要从八个仓库运到发动机厂房。为了不丢掉一颗螺丝钉，在刺骨的寒风里，工人们三五成群地骑着自行车跟在卡车后，看见掉一颗螺丝钉马上捡起来。因为缺一颗，都得用外汇去买。骑着自行车又要看汽车，又要看地面，很不安全。好几次被交警拦住，结果无不感动放行。
为了完全掌握发动机和生产线技术，一个叫曹玉龙的年轻人肩负着从英国拿回图纸的使命。软盘要拿，但中英两边的计算机很可能不兼容打不开。尹同耀对他说：“这图纸就是你的命！”等了一个月，一百五六十斤重的图纸终于拿到，他匆匆赶到机场，却因为超重无论如何不能通过安检。他知道图纸比什么都重要，一狠心把自己给亲人朋友买的所有贵重细软物品连带自己的行李换洗衣物统统扔在了英国。
最后他背着这箱比人还重的图纸，蓬头垢面筋疲力尽地回到小草房里。生产线装好了，需要用发动机毛坯来钻孔给生产线定位，毛坯只买到了500套，尹同耀又命令必须出500台发动机，这意味着调试过程中一个都不能费。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要调准就得耗费掉几十上百个！
但军令如山。技术人员老赵想出了办法，如果钻孔位置不对，他就用同样大小的铝棒镶进孔内补平又用。一个毛坯这样反反复复用了几十次，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铝棒白色的小点。随后它成了奇瑞的传家宝。
这就是逼出来的自主创新，因为没有钱。不像合资汽车厂，同样是中国人出钱，一投就是近20亿美金，而奇瑞直到汽车下线，总共投了还不到10亿人民币。
火灾发生过，他们靠团队的力量扑灭了大火，救出了掉进火海的队友；水灾发生过，一个接一个人在深夜的电闪雷鸣滂沱大雨中，爬上数十米高没有任何防护的厂房顶，去堵爆裂的大洞……
所有的故事都让人唏嘘不已。他们连死的决心都敢下，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1999年4月27号下午两点，生产发动机的所有配件全到齐了，当夜，第一台发动机顺利下线，点火成功。在场的所有人激动得抱头痛哭。为了这一刻，他们艰苦奋斗了三年。
1999年5月18日，奇瑞正式宣布发动机点火成功。一颗日益强大的汽车的心脏开始跳动起来，中国人的汽车梦想开始有了不竭的动力。
但尹同耀更明白每一个人的汽车梦想都是靠他人来实现的。从决定到芜湖的第一天起，他就没有停止过四处招揽可以一起来实现梦想的人。他坦诚相待，到处“忽悠”人才，用尹同耀自己的话说是“连诱带骗，费尽心机”。到国外考察、谈判，尹同耀常常借上厕所的机会和自己看中的人才搭讪，先要手机号码，再让人去软磨硬泡。来自日本的寺田真二就这样加入了奇瑞。
尹同耀任奇瑞副总多年，总经理职位一直空着，他常对“海龟”说：“你回来，领导我。”尹同耀招兵买马更善于“杀熟”，杀同学、同乡、老同事：“来帮帮我吧，就三个月，项目结束了你就回去。”而一个项目往往三年都完不了，很多人就此留了下来；又熟又在海外的，他就用激将法骂，“民族汽车这样危急，你不回来你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爹娘吗？！”
自主开发“造中国车”的大旗，是中国汽车人最不可抗拒的力量。许多老工程师听到这几个字眼睛就发红，不顾老命要来奇瑞。至今，奇瑞还有一个快80岁的老工程师，做不动事了他就在办公室写《中国汽车发动机史》。他已经成了奇瑞的精神符号。
就这样，随着国内大汽车集团合资后纷纷停止自主研发项目，大量爱国家又深感“无用武之地”的英雄们被尹同耀罗至帐下。在奇瑞的技术团队中，有来自国内三大汽车集团和合资汽车企业大量的技术人员，有20多位清华学子，有上千名大学生、硕士、博士。有的人放弃上百万的年薪来了，有的人百万年薪也挖不走。“奇瑞是一个想干事、能干事的企业。奇瑞给我们提供了舞台，可以让我们实现未曾实现的梦想。许多人还记得，当年尹同耀站在长满荒草的空地上，兴奋地指着远方告诉他们哪里是发动机厂，哪里是研发中心，哪里是整车厂。然后大家一起热血沸腾……
也有人不为所动，比如一个诨名叫大高的人，死活不松口。当尹同耀把他带进工棚，当他走进工棚看到奇瑞样车模型那一瞬，只觉得眼前一亮，大彻大悟，顿感人生的意义不过如此。于是加入了这支当时还只有50多人的团队。
每个人在适合自己能力的位置上把事情做到最好，人生的意义不过如此。人生的意义不过如此
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它的正常运行需要这个庞大的系统协同工作。汽车制造厂的运作更是如此，有了发动机有了人才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整个协作制造系统同时配合。
路在一步一步走，但前面有更大的困难：缺钱、缺人、缺经验、缺技术、缺配套商，也缺用户。为了让车下线，尹同耀带着自己的人才四处寻找配套商，“我们那时候叫‘磕头买’、‘磕头卖’，完全是在求爹爹告奶奶，就差真的磕头了。但是没人愿意提供零部件，因为没有人愿意为初出茅庐弱小无比的奇瑞投资开模具。他们认为奇瑞不能成功，哪怕投入一分钱，也是打水漂。
“我们谈了不知道有多少家企业，他们提出的很多条件都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为了把车做成，我们都答应。即使是这样，最后许多企业还是说，这违反了他们在中国的产品战略，给取消了。”流过汗，流过泪，努力过，坚持过，不放弃，向前走。总会有人看好奇瑞的理想和精神，总会有人愿意给奇瑞配套和奇瑞一起成长，终于有了第一家，然后有了第二家，第三家……
1999年12月18日，第一辆奇瑞风云轿车驶下生产线。33个月，造就一座现代化轿车工厂，这是世界汽车史上的奇迹！
有意思的是，奇瑞曾经叫“成功”。
当尹同耀回答记者，奇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时，他说：“1999年12月18日，当看着自己造的第一辆车亮相时，我们兴奋不已，高兴之余，突然发现还没取名。但取什么名字呢？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老领导说，我们终于成功造出了自己的车，这车就叫‘成功’吧。虽然牌子定了，但我们几个年轻人，总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太直白、太土。于是私底下又倒腾，要改得新奇一些……”
尹同耀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庆祝新车成功下线时，大家欢呼着，叫着“CHEERY——”后来想想，干脆就以这个音译CHERY(奇瑞)为名字，也许更好。CHEERY去掉一个E，象征着永不满足，中文：奇，有出奇制胜、成功的意思；瑞，寓意着吉祥，而且与奇瑞标志也吻合。奇瑞汽车标志的整体是英文字母CAC一种艺术化变形；CAC即英文Chery automobile corporation limited的缩写，中文意思是奇瑞汽车有限公司。最后，尹同耀几个人都觉得奇瑞这个名字好，就一致要求把“成功”改成了“奇瑞”。
这样，中国的汽车自主品牌——奇瑞，正式诞生了。
那一刻，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事业的成就感，造出这样的车，造出比这更好的车，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不过，那时的奇瑞只是一颗刚刚从土里钻出来的嫩芽，随时都面临着未知的生死考验。
生死考验的一刻，随着汽车的下线，也同时摆在了尹同耀们的面前——奇瑞并没有登上国家轿车生产目录，这意味着奇瑞是不被国家允许的“黑车”、“黑户口”，很有可能在襁褓中夭折——这成了尹同耀最大的隐忧——以致于每次庆祝成功他都难以尽情投入。他的责任太大，所有人都看着他。但既然孩子生下来了，就得让他活下去，于是尹同耀悄悄地干活。2000年5月9日，四川捷顺成为奇瑞公司的第一家经销商，首次订购一百辆。从此奇瑞轿车悄无声息正式走向市场。2000年，奇瑞生产了2000多辆汽车。为了让这个没有生产汽车许可证的企业能够生存下去，在安徽省和芜湖市两级政府的帮助下，指定奇瑞汽车为芜湖的出租车用车，并为其上了牌照。
毕竟不合法，很快奇瑞被国家有关部门要求停产。
与此同时，经过国家经贸委等多方努力，奇瑞进行了加入上汽集团的谈判。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全不平等的谈判。最后奇瑞同意将20%的注册资本无偿划到上汽集团的账下，奇瑞则使用上汽的目录。为了完全自主，奇瑞对上汽提出了“四不”原则，即上汽不投资、不参与管理、不承担风险和不分红。同时上汽也给奇瑞提了很多“不”，如上汽的销售网络奇瑞不能使用、上汽管理经验奇瑞不能学习……这一切，有点奇迹。
这一切，原因也很简单，双方还存在着竞争关系。
2001年2月，一身工作服的尹同耀在一间平房里对记者说，“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会做大的。”3月，奇瑞公司获得了国家生产目录，自主研发第一款车“风云”正式上市，立即就以较高的性价比引起市场强烈反响。当年销售了2.8万辆，2002年又销售了5万辆。继2002年风云车获得市场成功后，2003年奇瑞又将QQ、旗云、东方之子3款车投放市场，均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当年销售9万辆，尤其是奇瑞QQ立即在微型轿车领域形成火爆之势，销售独领风骚。
随着奇瑞的出现，中国汽车市场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汽车高价神话的坚冰被打破了”。奇瑞的出现成为中国汽车行业一道标志性的分水岭，从此中低价位的车大量进入市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奇瑞。你可以不买奇瑞，但你不能不知道，正是有了奇瑞，你才可以不必花17万的价格去买一辆老桑塔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