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风格切换
 
  • 72788阅读
  • 297回复

60年代的来这里聊聊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只看该作者 168楼 发表于: 2006-07-11
[zt]中国危机或现端倪作者

闲言 发表在:百灵社区 www.blsq.com

在刚性体制的压抑下,中国社会一直潜伏着危机。人们关心的是:危机会不会被引爆?它会以何种形式爆发?当前,危机的可能引发方式似乎已现端倪,其具体表现就是遍布全国、层出不穷的政令不行、有法不依,中央为此焦头烂额,却似乎又无可奈何,只能一再要求各地方、各部门“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国是个政治社会,全社会的有序、有效运行,端赖于政治系统的效率。近年来从宏观调控步履维艰,到违法用地愈禁愈烈、房价顶风逆长;从矿难频仍、对事故的瞒报屡禁不止,到助学贷款只打雷不下雨、违规贷款如失闸之洪、单笔个人房贷竟然高达4亿,无不显示出这架机器已经出现问题,最典型的症侯就是上令不能下行,上下各行其是。

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下,下级不可能公开挑战上级权威,最经典的做法是阳奉阴违。阳奉阴违并非新鲜事,它与现行体制如影随形,从1949年以来即一直存在。以毛泽东之无上权威,对此也捉襟见肘,最后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于是乃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事与愿违,上下同历浩劫。毛后,从邓小平到江 泽民、胡锦涛,权威逐代递减,凭籍个人威望从上而下施压以期上下一心已越来越不可能。邓小平的高明在于,他敏锐地看到了“以力服人”不可持久,于是代之以“驱之以利”,即顺应人性、将中央目标与地方乃至官员个人利益调节到同一方向上,以利益来调动个人积极性。这是法家管仲的治理精髓,即顺人性之流而导之。自邓小平开始,利益导向就取代政治权威与思想道德教育成了中共高层驱使整个官僚系统有效运转的主要手段,其它如自上而下的纪律约束,等等,都只是辅助手段。这是共产党政权由神性回归世俗的标志,也应该是改革20多年来,官僚利益快速膨胀、官僚阶层成为最大获利阶层的主因。

“驱之以利”奏效的前提是有利可驱,并且能够将个人的牟利冲动调节到与中央政府目标一致的方向上。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权让利”,恰好能做到这点。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这一目标在放权让利的背景下又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利益,同时为官员个人权力的设租、寻租创造条件。这样,中央、地方、个人三方积极性汇合于“发展经济”这一方向上,对中国经济形成强大驱动力,乃至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多年的“中国奇迹”。无论是外出招商引资,还是在地区内部为投资者提供税收、金融、地价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直至压制劳工,为投资者清除阻力、优化环境,地方官方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官员个人的积极性比政府部门高、地方的积极性比中央高,中央基本上实现了管子所描述的“顺流而下”治理境界,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乃至而今高烧难退的主要原因。

当下危机的产生,是因为有两方面的原因迫使中央目标发生了变化,从而与地方及官员个人的利益要求发生偏离。一是国外对“中国制造”的接纳已近限度,外向型道路越来越难走,中国经济只能调转目光向内,变单纯的GDP增长为强调“科学发展观”;二是国内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已近极限,建立在劳动力低成本基础上的增长方式已经危及社会稳定,公共政策必须更多兼顾公平。无论是强调环保、节约资源的科学发展观,还是重视公平与社会保障底线的和谐社会论,都是对原来经济增长方式的修正,都会损及原来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这种新的调整方向上,中央目标与地方及官员个人的利益发生分歧,三种力量不再作用于同一方向,这是近年来由中央到地方“政令不畅”现象凸显的主要原因。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曾在大会上怒斥下属地区瞒报矿难死伤人数、甚至毁尸灭迹,但与此同时,并未见山西相关官员因瞒报而遭惩罚。可见瞒报不但符合下属官员的利益,也符合同为地方官员的山西省委书记的利益:张宝顺其词若有憾焉,其心或实喜之。

政策调整必然带来利益调整,包括官僚体系内部利益格局的调整。在此轮调整中,自身利益能够与中央目标保持一致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诸如审计、环保、国土、生产安全等垂直监管部门,这是近年来上述部门能够不断扩权的主因。在新的利益格局下,监管部门及其官员是中央政策调整的主要支持者,而地方政府及其下官员则依托中央不可能放弃的“经济发展”目标与前者相博弈、相抗衡——中央调整的只是增长方式,作为支撑政权稳定的主要手段,经济增长这一目标不会改变。

由此可见,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中国政权体系内部的利益格局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或许将导致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变化,直至成为中国社会进程的分水岭。

一,由于政权体系内部不再目标趋同、上下一心,中央需要同时兼顾相互冲突的多重目标,而地方与部门也分别在不同目标上与中央或保持一致或发生对抗。每一目标都有体系内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支持与阻挠方在大多数时候都难以取得压倒性优势,政治较量与利益博弈将在不同层面、不同问题上反复进行。

二,官僚体系内部的利益分歧很可能成为软化政权效率的慢性毒药。当“驱之以利”的法宝不但不能导向上下齐心反而导致利益冲突时,官僚体系的内部整合就失去了最有力的手段。从历史经验看,这很有可能成为中央政府由强势政府沦落为弱势政府的分水岭。中国未必没有可能重新回到昔日一盘散沙的状况,这也是当下许多亚非拉国家的现状。

三,这种趋势当然会表现在政权机器的整体效率上。正如人们看到的,当前的政策调整进展极不顺利,与追求GDP增长时的上下协力不可同日而语。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经着手的调整又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无论是政策调整还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目标,两方面都不如人意。

四,“驱之以利”策略的后果之一是官僚阶层的利益膨胀,在社会分配中切去最大一块,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造成实质性伤害;由于权力缺少制衡,这种利益膨胀与伤害且呈日渐扩展之势。在这种深压重负下,社会之所以还能维持基本稳定,没有引发危机,完全是因为经济保持了一定增长。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纵然大量经济增长成果被官僚所攫取,其他群体仍然有可能分得一杯羹;政府也因此可以有更多手段来缓解最棘手的矛盾。但利益分歧将使政府效率降低,使中国经济的这一最强助跑器丧失动力,政策调整前途未卜,中国经济很可能不再能保持近20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势头。一旦经济增长减速或停滞,各种被经济增长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浮出水面,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也会削弱,中国前景堪虞。

五,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根据历史经验,强势集团必然要利用种种优势转嫁损失,最终使损失大部分由最无力承担的弱势群体来承担。苦难之不能承受,必然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社会可能因此崩盘。要避免这种绝境,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的调节功能。但当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调节能力有限,中央政府有两条生命线,即社会稳定与财政税收。社会稳定关系政权基础,财政税收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油,没有税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权机器运转不起来。这两条生命线都有一端握在地方政府的手中,成为中央的软肋、地方的撒手锏。只要祭起此二个法宝,地方及其官员就能官冕堂皇地阻挡来自中央的利益调整要求。

利益博弈并未影响政权系统形式上的运转,它只是影响其运行效率。这种利益博弈甚至不会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因为中央政府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对于中央一些要员来说,个人羽翼的丰满比中央政令的畅通更重要;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阳奉阴违不仅意味着更多利益,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升迁机会。在资源有限、且多个施政目标相互牵制的条件下,真正“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可能意味着一事无成、捉襟见肘,阳奉阴违反而有可能在某方面有所建树。纵然这种建树未必有利于社会,但绝对有利于个人的考核、升迁。

综上所述,如果说经济增长的停滞将标志着社会危机的开始,那么政权内部的政令不通或许就是经济效率下降的前奏。中国危机,已现端倪。
只看该作者 169楼 发表于: 2006-07-11
[zt]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兵的豪言壮语
文章提交者:第四野战军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老子来填!”
  ——孙连仲(第2集团军总司令)  
  【在台儿庄战役中,防守庄内的第31师损失惨重,师长向孙连仲请求把部队撤出庄子的时候,后者这样回答。】
  
  “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
  ——周同(腾县县长)
  【台儿庄会战前期,防守腾县的122师官兵损失殆尽,师长王铭章阵亡的消息传到后,周同登上城墙坠城自尽。】
  
  “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同古。”
  ——戴安澜(中国远征军第200机械化师师长)
  【戴安澜的出征誓言。三个月后,他在缅北丛林中壮烈殉国。他的部下一直抬着他的遗体在丛山峻岭中跋涉了1个月,终于帮他完成了“魂归故国”的愿望。】
  
  “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
  “我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
  “弟兄们!大家要杀敌报国啊!”
  ——张自忠(第33集团军总司令)
  
  “中国无被俘之空军。”
  ——阎海文(空军第5大队第25队战斗机飞行员)
  【1937年8月17日,奉命轰炸上海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完成任务后,不幸被高炮击中,被迫跳伞降落到敌人的阵地上,被数千人包围。敌人喊话逼他投降,阎海文击毙日军数人后,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
  
  “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杨森(四川省主席)
  【这是杨森对即将出征的川军官兵的战前动员。】
  
  “男儿欲报国恩重,沙场捐躯是正道!”
  ——李家钰(第36集团军总司令)
  【这句诗是在他上前线的时候写给其妻子的信件中,表明已抱ㄎ??揖枨?木鲂?944年5月21日,他在豫中会战中阵亡。】

  “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
  ——孙立人(新38师师长)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38师在缅北展开反攻。当部下请示如何处理73名日军俘虏的时候,孙立人下达了这个命令。日军第18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当然在劫难逃。据美国某机构统计,在新1军抗战的整个过程中,保守估计至少有1200名日军战俘被处决。】

  “为争取最后的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
  ——郝梦龄(第9军军长)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杀敌报国,此其时矣。”
  ——冯安邦(第42军军长)
  
  “吾向以老母在而有所虑,今大事已了,此身当为国有,誓与中条山共存亡。”
  ——唐淮源(第3军军长)
  
  “拼到底,不成功,便成仁。”
  ——武士敏(第98军军长)

  “你们去吧,继续与敌拼命,不要管我,我死在这里很痛快!中华民族万岁!”
  ——王铭章(第122师师长)
  
  “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
  ——寸性奇(第12师师长)
  
  “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此何恨焉!”
  ——彭士量(第73军暂编第5师师长)
  
  “弟此次出发抗日,不成功则成仁,成功则到老家相见,成仁则到九泉相见!”
  ——刘桂五(骑兵6师师长)

  “弹尽人亡,城已破,友军观望不前。刻大街小巷混战成一团。职率副师长参谋长死守中央银行,我军高呼七十四军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职余程万谨叩。”
  ——余程万(第57师师长)
  【1943年12月2日,常德城破后,余程万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发出的最后一电。第57师坚守常德十六昼夜,全师官兵8315人除83人生还外,其余全部战死殉国。】

  此前,余程万在11月29日也曾发过一封电报(因其流传甚广,许多人误以为是“最后一电”,特此更正),这封电报原文如下: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第七十四军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请注意,那些阵亡者当中,大部分在生前就具有少将以上军衔。




孙立人将军
[ 此贴被hwxinjiren在2006-07-11 13:48 ]
只看该作者 170楼 发表于: 2006-07-11
抗战将士的六十条决死宣言!
文章提交者:2ndbowl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01.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时任第19路军副总指挥)
  
     “卑军守土有则,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
  
     背景:淞沪抗战爆发之后,蒋光鼐、蔡廷锴等向全国发出如上通电,十九路军全军三万官兵奋起反抗日军七八万人的猛攻,从1月28日至3月1日坚守上海,与敌血战33天,死伤约万人。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创,死伤万余名,四度更换指挥官。
  
  
  02.陈诚(1898~1965,浙江青田人,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背景:武汉会战前夕,陈诚视察户口要塞炮台,发表了战前宣言,称“湖口要塞,是武汉门户,官兵必须树立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 ,全体官兵高呼“誓与倭寇决一死战,誓死守卫湖口要塞。”后炮台阵地均被敌机和敌大炮摧毁,将士绝大部分壮烈殉国。
  
  
  03.陈怀民(1916~1938,江苏镇江人,时任第4航空大队第21中队飞行员)
  
     “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背景:在1938年武汉“4.29空战”中,陈怀民的战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5架敌机围攻,他的飞机油箱着火。当时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猛拉操纵杆,战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向上翻转了180度,撞向从后面扑来的敌机,与日本吹嘘的所谓“红武士”高桥宪一同归于尽。
  
  
  04.陈文杞(1904~1941,福建莆田人,时任24师少将高参)
  
     “有我无敌,有敌无我!”
  
     背景:中条山之战,陈文杞率部在闻喜,夏县等地与敌激战。日军向守军阵地施放毒气,我军死亡惨重。后该师余部转移至台寨村附近,遭日机狂轰滥炸时,陈文杞身先士卒,不顾生命危险,穿梭于枪林弹雨,指挥官兵坚守阵地。在最危急的时刻,陈振臂大呼上述口号。后不幸壮烈殉国,终年仅37岁。
  
  
  05.寸性奇(1895~1941,云南腾冲人,时任第3军12师师长)
  
     “我腿已断,不必管我。我决心殉国,以保全国格人格。”
  
     背景:中条山之战,鬼子集中重兵攻击12师,寸性奇师长在接受军长的命令率部突围后,发现军部未能突围,寸又率部冲入重围营救军部,后身中八弹,拔刀自杀,这是临终前的遗言。其父寸大进老先生恨自己已经88岁高龄,已经无力报国,遂绝食而亡,死后双目不瞑。
  
  06.戴安澜(1904~1942,安徽无为人,时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
  
     “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背景:1942年初,戴安澜率所部200师万余人赴缅参战。在东瓜保卫战前,他留给妻子上述遗书。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安澜号令全军:“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戴安澜部击毙敌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后在孟关激战中以身殉国,终年38岁。
  
  
  07.邓锡侯(1889~1964,四川营山人,时任川军第一纵队司令,第45军军长)
  
     “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背景:1937年9月5日,四川举行约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如上讲话。邓锡侯还说:“我们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前赴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后邓参加了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战功卓著。
  
  
  08.佟麟阁(1892~1937,河北高阳人,时任29军副军长)
  
     “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
  
     背景:南苑之战爆发前夕,宋哲元已经下令,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佟麟阁应首先撤离,此时夫人恰好送来书信,称父亲病重,佟执意不撤,回信道“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并诏所部曰:“此杀敌报国时也!”后终于以身殉国。
  
  09.杜聿明(1904~1981,陕西米脂人,时任第5军军长)
  
     “督促本部官兵奋勇向前,不惜一切代价,全歼小日本钢军,夺回昆仑关,打出第5军的威风来!”
  
     背景:1939年11月,日军攻陷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为了夺回昆仑关。杜聿明向所属各师下达如此作战命令。他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成功地包围了昆仑关之敌。日军被击毙4000人,被俘1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被打死。取得了著名的昆仑关大捷。
  
  
  10.范筑先(1882~1938,山东馆陶人,时任山东第六区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肝脑涂地,亦所不惜”
  
     背景: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两次要范筑先率部南撤,范向全国发出如此通电。他的次子范树民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他强忍悲痛说:“民儿为国家民族战死疆场,是死得其所。”后聊城失守,范筑先身受重伤,不愿被俘,举枪自戕,壮烈殉国,终年56岁。
    
  11.冯治安(1896~1954,河北故城人,时任河北省主席、29军代军长)
  
     “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
  
     背景: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我驻军第219团第三营拒绝,日方即调动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包围了宛平城。当地驻军向冯治安请示,冯当即做出以上指示。之后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我军当即自卫还击。当天击退日军三次进攻,用鲜血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
  
  12.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人,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
  
     “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背景:1936年10月,蒙古分裂分子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傅作义召集所部进行军事部署。傅作义通告全军:“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并表示了上述抗日决心。后指挥百灵庙大捷,击毙日军千余人,俘敌200余人,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13.高志航(1907~1937,吉林通化人,时任空军第四大队中校大队长)
  
     “家仇国恨,等待何时!日机炸我同胞,向其讨还血债!”
  
     背景:凇沪抗战爆发,日木更津航空队百架轰炸机开始轰炸江、浙,8月14日,敌机八架进入杭州市区上空轰炸。航委会当时命令不抵抗,而高志航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于是他下令起飞,并首开第一炮,击落日领队机。此战击落敌机六架,两架负伤逃跑。后高被日空军炸死。
  
  14.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人,时任第9军军长)
  
     “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背景:1937年忻口会战爆发之前,郝梦龄如此鼓励官兵。战争打到白热化阶段,他亲自到前线督战,告诫官兵,“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我军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15.黄樵松(1901~1948,河南尉氏人,时任第68军第143师)
  
     背景:“南阳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各位好友来生再见!”
  
     1945年3月18日,日军三路大军进攻南阳。黄樵松受命死守,横下一条心,誓与南阳共存亡。与好友握别时他发出如此悲壮言辞。黄还派人赶做一口棺材,搁置在师部门口,亲笔写上:“黄樵松之灵柩。” 后日军猛攻,黄亲临前线指挥,随身卫士全被打死,他只身到前沿阵地督战,阵地最终力保不失。
  
  16.黄启东(1891~1938,湖南平江人,时任第23师少将参谋长)
  
     “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背景:徐州会战爆发后,23师奉命从鲁西南移驻郓城、菏泽,日军土肥原率精锐师团猛攻菏泽,该师官兵奋起抵抗,与敌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师长李必蕃殉职后,黄启东亲率余部冲锋10余次,头部中弹,仍唤卫士背着他指挥战斗。野战医院院长李少甫劝他上担架,他坚决拒绝,颤抖着说出上述话,最后壮烈牺牲。
  
  17.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时任国民党总裁、委员长)
  
     “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
  
     背景: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直接指挥,并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这极其悲壮的讲话。武汉会战历时4个多月,造成日军10多万人伤亡,中国军民付出40万人伤亡的代价,但粉碎了日军一战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18.蒋光鼐(1887~1967,广东东莞人,时任第19路军总指挥)
  
     “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背景: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当时驻守上海的为第19路军,蒋光鼐担任最高指挥官。全体将士决心抗击日寇,保卫上海。日军兵分5路进攻闸北,19路军奋勇抵抗,当即予以迎头痛击。日军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累万。在战争最惨烈的时候,蒋光鼐这样表达他的抗战决心
  
  19.姜玉贞(1893~1937,山东菏泽人,时任66军65师196旅旅长)
  
     “有我姜玉贞在,就有原平在,我姜玉贞誓与原平共存亡!”
  
     背景:1937年,日军7万人直扑太原,姜玉贞奉命死守原平等待援兵。他和5000官兵下定决心,血战到底。与日军在此血战十日,反复进行拉锯战,姜玉贞亲自率领敢死队冲锋。后阵地上只剩下二三百人,姜玉贞奉命突围,但在突围途中中弹牺牲。原平死守为忻口会战歼敌2万赢得了时间。
  
  
  20.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人,时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背景:1932年4月,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1933年5月,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击,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军驱出察境。后被国民党亲日派杀害。

  21.阚维雍(1900~1944,广西柳州人,时任31军131师师长)
  
     “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背景:1944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八个师团十余万人猛攻桂林,阚维雍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打退了日军多次疯狂进攻,双方损失惨重。日军使用了毒气,6000抗日将士被残害于岩洞中。在中正桥主阵地被日军突破后阚维雍将军亲自指挥敢死队,奋勇逆袭夺回阵地。后桂林陷落,阚维雍自杀殉国。
  
  22.李宗仁(1890~1969,广西临桂人,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汤兵团正在南进,很快就会进庄,你们不能后退半步,组织敢死队,发动反攻!”
  
     背景:台儿庄战役最惨烈时,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3个师基本打光,孙来电哽咽着请求“撤到运河南岸去吧,给我们留点种子吧!感谢长官大恩大德”,李宗仁做出如上答复。孙连仲悲壮地说:“绝对服从命令,直到整个兵团打完为止!”
  
  
  23.李必蕃(1892~1938,湖南嘉禾人,时任第23师师长)
  
     “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敌。”
  
     背景:1938年5月9日,日军十六师团进攻郓城,李必蕃令69旅死守。该旅守城不力,郓城失陷。后日军重兵临菏泽城下,他率部迎战,获胜后兵分两翼作钳形追击。日援军赶到,进行疯狂反击,他率师直属部队与敌军肉搏,后菏泽沦陷。他在城郊腹部中弹,临终前用军用地图反盖于胸,上有如上字样。
  
  
  24.李家钰(1890~1944,四川蒲江人,时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兼47军军长)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背景:1941年2月,四川省各界抗战前线慰劳团来灵宝县李部驻地劳军,李家钰亲笔书写如此字幅。1944年5月21日,李率集团军总部官兵左右冲突,卒在秦家坡陷入日军伏击圈。在敌寇密集火力射击下,总部官兵200余人全部殉难,李家钰头额及左腋被子弹和枪榴弹破片击中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25.刘湘(1889~1938,四川大邑县人,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23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背景:“七七事变”爆发次日,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呼吁“一致抗日”。刘湘准备带病出征,部下多劝他不必出川亲征,他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刘湘最终在前线吐血病发,死前留下如上遗嘱。
  
  26.刘茂恩(1898~1983,河南巩义人,时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
  
     “我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
  
     背景:中条山战役,刘茂恩率部被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色如此答复。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被侍从死死拉住。刘茂恩和残余官兵已弹尽粮绝,已做好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所幸风雨狂作,山洪滚滚,刘终于趁机脱险。
  
  
  27.罗芳珪(1907~1938,湖南衡东人,时任第89师529团团长)
  
     “今日之战有进无退,有我无敌,后顾者必杀之!”
  
     背景:台儿庄血战打响后,双方反复拉锯战,汤恩伯军团快速驰援,89师罗芳珪团冲杀在前,以上述话号召官兵。全团上下土气大振,连克敌阵地三处,杀进台儿庄。在敌从台儿庄溃退的时候,罗芳珪头部和胸部中弹,临死前还以微弱的声音说: “我死不足惜,你们要杀敌前进……”年仅3l岁。
  
  
  
  28.马占山(1885~1950,河北丰润人,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我马占山心意已决,就是要和日本拼命!要是我打错了,给国家惹下乱子来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中央领罪。”
  
     背景:“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致使日军轻易攻陷辽、吉,后又进犯黑龙江。日军在嫩江江桥制造事端,并向马占山下达武力通谍。马召集军政绅商人士开会商讨对策,面对部分下属的软弱,他拍案说出上述话,并表示“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之地沦为异族。”
  
  
  29.马本斋(1901~1944,河北献县人,时任回民支队司令)
  
     “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定继承母志,与日本人血战到底!”
  
     背景:为了招降马本斋,消灭回民支队。日本人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日军对马母威逼利诱,让她写劝降信说服儿子“归顺皇军”,享受“荣华富贵”,但马母坚贞不屈,并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争,最后光荣牺牲。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马本斋强忍悲痛写下上面的话。
  
  30.马玉仁(1875~1940,江苏建湖人,时任苏鲁战区第一路游击司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将自己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
  背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玉仁拉部队抗日,他的幕僚劝他保存实力,抗日不如降日。他大为震怒,下令溺死他,称“谁当汉奸,我就打死谁!”1940年1月,他的部队与日军血战,被其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马玉仁见状,热血上涌,手持冲锋枪,从战壕中一跃而起,带头冲上敌军阵地。他边冲边喊:“子弹不打有福的孩子!”战斗中,马玉仁腹部中弹,壮烈牺牲,终年65岁。

  31.彭士量(1904~1943,湖南浏阳人,时任73军暂五师师长)
  
  “余献身革命……早具牺牲决心,以报国家。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憾。”
  
  背景:1943年底常德血战,73军被四面包围,军长汪之斌命暂编第五师留下坚守石门阵地,军主力向西突围。彭士量率部从14日夜晚到15日黄昏激战一天一夜,后敌机飞来,投下重磅炸弹,并用机枪扫射,年仅38岁的彭士量身中数弹,永远地倒下了。部下在装殓他的遗体时发现上述遗言。
  
  32.齐学启(1900~1945,湖南宁乡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38师副师长)
  
  “昔日成功,今日成仁,此其时矣,弹尽各自裁。”
  
  背景:在缅甸卡萨之战前,齐学启向部下叮嘱。后他身负重伤被俘 ,他决心以一死报国,拒绝换药和进食,敌旅团长询问有关情况,他说:“中国军人可杀不可辱!”并猛力向前夺刀自刺。两年以后,汪伪政权派陆军部长叶蓬等前去劝降,他怒斥叶蓬等“认贼作父,不知人间羞耻事”。后伤重去世。
  
  33.饶国华(1894~1937,四川资阳人,时任川军145师师长)
  
  “现在正是军人报国的时候,我们要为国争光,流尽最后一滴血!”
  
  背景:1937年11月,145师师长饶国华受命固守安徽广德以拱卫南京,他亲率435旅刘儒斋团据守广德前五里阵地,在阵前振臂高呼此宣言。但孤军奋战,几被全歼,广德失守。遂挥泪写下绝命书,称“驱敌出境,复我国魂!今自决于城,虽死无恨。”然后开枪自戕,慷慨成仁。
  
  
  34.萨师俊(1895~1938,福建闽侯人,时任中山舰舰长)
  
  “诸人尽可离舰就医,惟我身任舰长,职资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
    
  背景:1938年10月,中山舰奉命开赴武汉上游26公里的金口迎敌,遭到日机狂轰滥炸。中山舰重损不可救矣,萨师俊左臂、左腿皆重创,右腿不知所踪,化为一血人。然其继续指挥,不离岗位,部下劝其离舰,萨师俊作此答复,最终与一代名舰共沉江底。
  
  
  35.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时任29军军长)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背景:1933年初,日寇出兵侵占山海关,宋哲元率领军队奋勇投入长城战役。29军将士在喜峰口歼敌3000有余,“喜峰口大捷”轰动了全国。芦沟桥抗战枪声打响之后,宋哲元便命令师长以上的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督战,战斗之激烈,士气之高涨,实属空前。
  
  36.孙连仲(1893~1990,河北雄县人,时任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河,杀无赦!”
  
  背景:在台儿庄进行最惨烈的拉锯战时,死守北门的第31师伤亡惨重,眼看抵挡不住,且援军迟迟不至。师长池峰城来电请示孙连仲准予撤退,孙做出了如此答复。池师长知军令不可违,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后迎来台儿庄大捷。
  
  
  37.孙立人(1900~1990,安徽庐江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38师师长)
  
  “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
  
  背景:1943年10月,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38师连续占领新平洋、于邦。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面前时,他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向参谋下达上述命令。之后他与美军联手,把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打得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孙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 。
  
  
  38.孙明瑾(1905~1943,江苏宿迁人,时任第十军预第10师师长)
  
  “中华儿女要壮烈,不畏死,不贪生,牺牲生命,救国救民,努力杀敌!努力杀敌!”
  
  背景:1943年常德血战,预备第十师伤亡惨重。孙师长亲自操起一挺轻机枪向日寇冲锋。后又用手枪、步枪猛射,最后以刺刀与日军搏斗,刺刀折断!后被日寇机枪击中多弹。卫士抬孙突围,他目瞪卫士,忍痛高呼上述那句话,临终前仍向部署命令“贯彻命令,达成任务!”
  
  
  39.孙蔚如(1896~1979,陕西西安人,时任陕西省主席)
  
  “倘有闻警先逃,不事抵抗者,定以军法从事。”
    
  背景:1938年6月,当日军逼近黄河时,陕甘地区人心惶惶。孙蔚如在西安各界的集会上讲话,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并坚决表示,自己身为陕省主席,绝不生离西安。他主持的省政府也发出了“守土抗战”的通令。从而使主张撤退逃走者惭沮缄默,社会各界也渐趋安定。
  
  
  40.唐淮源(1886~1941,云南江川人,时任第三军军长)
  
  “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
    
  背景:1941年3月,第三军被日军合围中条山,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唐淮源则被困悬山,三次突围受挫,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
    
  41.王铭章(1893~1938,四川新都人,时任第122师师长)
  
  “17日晚,我援军尚未到,敌大部队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作最后血战。”
  
  背景:1838年春,日军猛攻鲁南藤县,王铭章决心死守滕城,命令把南北城门封死,只留东西城门暂作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师部也由西关移进城内。后日军重炮轰城,该师5000余人阵亡。王铭章向22集团军司令孙震发出上述最后电文,后不久拔枪自杀殉国。藤县死战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时间。
  
  
  42.王禹九(1902~1939,浙江黄岩市宁溪人,时任第79军少将参谋长)
  
  “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我身为军人,为国捐躯,份所应是。”
  
  背景:淞沪会战爆发后,王禹九赴嘉定前线,路过南京,在遗嘱中写给妻子的话。1939年3月20日,79军参加南昌会战,激战3天,79军伤亡过半,军部在虬岭陷入重围。3月27日晨,王禹九率仅存特务连掩护军部突围,浴血苦战至中午,未能成功,王禹九多处中弹牺牲,年38岁。
  
  
  43.武士敏(1892~1941,河北怀安人,时任第98军军长)
  
  “拼到底,不成功,便成仁!”
    
  在1941年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驻守在中条山一带的国民党20万军队面对日军的威胁,纷纷撤退到黄河以南,武士敏则率领98军将士浴血奋战。在中条山战役中,他亲临马头山前线指挥,与敌人拼搏冲杀,阵地几易其手,伤亡极为惨重。武士敏将军宁死不屈,最终英勇为国捐躯。
  
  
  44.吴奇伟(1891~1953,广东大埔,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小鬼子,你干不死我,我就干死你!”
  
  武汉会战之万家岭战役,身为战役总指挥的吴奇伟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有次他正与第四军军长欧震通电话,敌机俯冲扫射,他毫不理会,敌机机枪扫射竟电话机打碎,惹得吴将军破口大骂。另一次,他和参谋长策划作战事宜,猛遭敌机轰炸,指挥部房子被炸飞半头,另半头塌下来,将他和参谋人员埋在下面。
  
  
  45.仵德厚(1910~ ,陕西三原人,时任台儿庄大捷敢死队队长)
  
  “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
  
  背景:仵德厚当时任30师88旅176团3营营长,于1938年3月下旬奉命增援台儿庄。当时日寇已从西北城角窜进城内,团长命令他率领全营从西门冲进去援助友军。这位中校军官组成40人敢死队,手抡大片刀,腰束手榴弹,一马当先冲进台儿庄西门与日军血战一夜,后40人只幸存3人。
  
  46.谢晋元(1905~1941,广东蕉岭人,时任第524团团长)
  
  “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日寇周旋到底。”
    
  背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企图切断闸北、江湾中国军队的后路。谢晋元受命率第524团官兵411人(谢对外诈称800人)留守闸北,掩护大部队撤退。他坚守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三天三夜,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四行仓库巍然屹立,为国内外瞩目,百姓赞誉他们为“八百壮士”。
  
  
  47.解固基(1897~1937,四川崇宁人,时任川军43军26师152团团长)
  
  “后退半步,格杀勿论!”
  
  背景:淞沪会战战事正激烈之时,152团四连连长正向团长解固基汇报本连情况,忽听友邻团团长大叫:“解团长,你的四连退下来了!”解气愤之极,拔枪便向四连长开了一枪,四连长中弹后,仍举手敬礼向后转身,走了两三步后才倒地,解挥枪大喝如上口号。之后解固基和两个营长阵亡。
  
  
  48.肖山令(1892~1937,湖南益阳人,时任南京市市长、宪兵司令)
  
  “誓死捍卫南京,与中山陵同在!”
  
  背景:上海沦陷之后,日军重兵逼近南京。肖山令牢记革命军人守土卫民之责,临危不惧,组织南京军民与日寇血战了26个昼夜。后数千日军水陆夹击,肖山令带领将士与日军展开肉搏血战,激战5小时,终因众寡悬殊,背水无援,数千将士壮烈牺牲。肖山令也大义凛然,举枪殉国,时年仅45岁。
  
  
  49.薛岳(1896~1998,广东乐昌人,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
    
  背景:日军前两次攻占长沙均未得逞,1941年12月23日,以第40师团主力第三次进攻长沙,薛岳在战前向所部下达了这个手令。并严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亲往前线指挥,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结果取得长沙大捷,歼灭日军5万余人,薛岳被日本人誉为“长沙之虎”。
  
  
  50.许国璋(1898~1943,四川成都人,时任第150师师长)
  
  “军人应战死在沙场,你们要送我过江,是在害我呀!”
  
  背景:1943年常德会战,许国璋的150师受命固守常德的门户陬市,上司命令不许退过沅江。但150师根本抵不住日军第116师团的猛攻,全师几乎全军覆没,许师长重伤昏迷,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警卫抬过沅江,他大为震憾,担架上痛斥左右误己,之后夺过身边卫士佩枪自尽。
   51.杨靖宇(1905~1940,河南确山人,时任东北抗联司令)
  
  “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二的意志(指抗日到底)不会动摇。”
  
  背景:1938年下半年,日军调集重兵对抗联进行“围剿”,并以万元重金悬赏杨靖宇头颅。1940年初的50多天里,抗联陷入困境,几乎弹尽粮绝,战士们只好以草根、树皮充饥,甚至将衣中棉絮掏出来吞咽。日军曾千方百计诱其投降,杨靖宇做出了上述表态,不久后壮烈牺牲。
  
  
  52.杨虎城(1892~1949,陕西蒲城人,时任17路军总指挥)
  
  “拿出铁和血的牺牲精神,领导我们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背景:西安事变爆发之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就是剩了一兵一卒,必用在抗日的疆场上,虎城就是这个决心,只要民族能够争得生存,为功为罪,虎城是不计较的。希望全国同胞们以后不时指导,使虎城在抗日的战线上,不致有什么错误,虎城是十二分的感谢。
  
  
  53.余程万(1902~1955,广东台山人,第57师师长)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背景:1943年常德会战最惨烈的时候,常德城区已成一片焦土,日机不分日夜狂投烧夷弹,城内大火蔽天,余程万师长仍率残部死据城西南一角,拉锯搏斗。余师长此时已知援军不可能如期抵达,决意全师战死常德。这是他给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文,孙当即泪如雨下。
  
  
  54.张自忠(1891~1940,山东临清人,时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
  
  “吾一日不死,必尽我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
    
  背景:这是他写给弟弟张自明的信。在枣宜会战牺牲的前夕,他从宜城东渡襄河督战,仅率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临行前留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的绝笔信中说,“本着我们最终之目标(为国牺牲)向北迈进。以后公私,均请我弟负责。从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55.张学良(1901~2001,辽宁海城人,曾任东北军总司令)
  
  “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
  
  背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并同共产党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但张不久后即被蒋介石软禁,不能亲自带兵参加抗战。张学良多次通过探望他的宋子文、张治中向蒋介石表达抗日的决心。
  
  56.张灵甫(1903~1947,陕西长安人,时任74军5l师305团团长)
  
  “兄弟们,不怕死的给我冲,小鬼子也没有两条命!”
  
  背景:淞沪会战恶战嘉定,日军自持装备先进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之后的武汉会战,张灵甫率敢死队血战五天五夜,夺取张古山,为万家岭大捷奠定基础。
  
  
  57.张发奎(1896~1980,广东始兴人,时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
  
  “尽最后一分力,流最后一滴血!”
    
  背景:“七.七”事变后,张发奎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张任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指挥所部在浦东击败日军数十次进攻并亲自指挥炮兵轰击日军司令部。撤出上海后,张发奎向部署作此宣誓。
  
  
  58.赵登禹(1898~1937,山东菏泽人,时任29军132师师长)
  
  “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请副军长予以照顾。”
    
  背景:“七七”事变后,赵登禹率部北上。7月28日晨,日军在飞机数十架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猛攻,赵右臂中弹负伤,部属劝其退出战斗,执意不肯。后奉命率部向城南大红门集结,不幸被日军伏兵开枪击中胸部,壮烈殉国。这是临死前让部署转告给副军长佟麟阁的话。
  
  
  59.郑洞国(1903~1990,湖南石门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1军军长)
  
  “集中炮火,给我狠狠地轰,把密支那炸成碎片……要死的不要活的。”
  
  背景:1943年春,新一军猛攻日军缅北作战的大本营密支那,日军借此坚固工事拼死抵抗。郑洞国亲临前线,采取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的办法,并指挥部下对敌进行地毯式轰炸。最终导致日军全线崩溃,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切腹自杀,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从此土崩瓦解。
  
  
  60.周同(?~1938,河南省开封人  
  
  “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吾愿开此先例。”
    
  背景:周同就任藤县县长近3个月后,日军就开始猛攻藤县,他不分昼夜地发动民众组织抵抗,协助王铭章师守卫城池。王铭章战死后,他抚尸大哭,对身边的人说:“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不会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敌人屈服的!”说完突然纵身一跳从城上坠下,以身殉国
[ 此贴被hwxinjiren在2006-07-11 13:00 ]
只看该作者 171楼 发表于: 2006-07-11
中国需要重写抗战史

文章提交者:jioutshx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 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 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 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 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 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只看该作者 172楼 发表于: 2006-07-11
遭遇北京的哥  
[转贴 2006-07-11 12:58:09 | 发表者: 西西弗斯]  
http://www.bolaa.com.cn/opinion/societyfocus/09291410458.htm

您就别管那带子了,系不系没啥关系,没人查这个。警察要拦你只会是因为没钱花,想找点外快,您就是系了带子该挨还得挨。我前两天就挨了一票,愣说我速度太快罚了几百块。速度表?警察有速度表?没听说过。他们又不开车哪来速度表?拿在手上的?法律规定要出示当证据?这是什麽时候实行的?我咋没听说?要有这法律就好了,我得打听打听去。奥(口奥),您说的是美国?您是美国来的,咋穿的这麽土?不瞒您说,您上车那会儿我还当您是盲流呢!您说您是国际盲流?您真会开玩笑,我怎麽会担心您给不出车钱来呢?哪能呢!

我看见那车了,您别一惊一咋地影响我。凭什麽我要给他让路?我要等干道上的车,这辈子就别想挪窝了。什麽?不等就只有这半辈子的命了?您这话可不吉利,出门人没这麽乱讲话的。对对,我知道您福大命大,美国来的贵人嘛。这不,咱们愣挤进来屁事没有,全托您的福。是我的技术好?别介,还是您的福气大,不过就是胆子小些。您没怎麽坐过吧?美国不是车多吗?没这麽乱开的?咳,您大概出去时间长了,忘了国情了。这麽多的人,谁还顾得了那麽多!美国电影上不都是乱开车吗?还有在单行道上愣开对头车的。那是电影?假的?哦,跟咱们这儿一样,全演的假事儿。

您刚才说的那个法律倒挺实在的,美国的警察执不执行?那是司机的权力?司机还有权力?这没钱没势的有啥权力?法律保障的?法律还管这个?法律不就是整人的吗?哪有胳膊向外拐的?警察也不能犯法?法律不就是捏在他们手里吗?你犯不犯法得看你钱多不多。眼下这世道您说是咋回事,杀个人交几万也就没事儿了。就算是有您说的那速度表,人家说是多少就是多少,要做做手脚还不容易?老百姓都能拨电表水表,这玩意儿有什麽难的?咱们中国人聪明著呢!您没见满街的假货?别说您,就我这地头蛇还断不了老上当。丫的不要命了,愣往这儿蹭!小子,你长眼没长?!狗X巴X的!让你回头就钻大卡车底下去!!!什麽?您说我刚才也这麽干来著?咳!这都哪跟哪啊!您没见不是我刹的快就撞上去了?他什麽车我什麽车?这撞了谁坑谁?要撞了可就麻烦了,不让警察知道还没多少事儿,私了各修各的车就完了,顶多误几天工。要是让警察来解决,得,那就是无底洞了。先把你的证扣了,捞够钱再说。告?往哪儿告去?不想活了我还知道去跳井呢,谁敢去惹那些太岁?

您问我是不是个体户?哎,也算也不算。这车是我的,可咱们得挂靠个单位,您没见这儿的证和门上印的公司的名字?每个季度得给公司交两千。公司怎麽会管你修车的事儿!他们就管收钱,别的啥事儿不管。交钱干嘛?交钱买那张证啊,您刚才没看见?呶,就那张证。不交钱就收你的证,你就别想再开了,有车也没用。劳保?公司不管这些,有病你自个掏钱。这年头什麽都能有,千万不能有病。医院就知道黑了心讹钱。上次我妈生病,也没什麽大病,就是哮喘,一过冬就犯。那些大夫专给她开好药,一天开出一千多块。一个礼拜算一次账,交不出钱来立马拔针管,你就是给他们叩头下跪也不行。老太太没公费,咱们家五兄弟合著扛了一个来月实在受不了了,只得给老太太说明了:这院咱们住不起,不是咱们没孝心,请她老人家多多包涵。还算菩萨保佑,出了院老太太没打针没吃药自己倒好了。隔壁那张床害“费心病”的女的可就惨了。人家是外地来求医的,旅费先不先就去了一大笔。敢情这病费心更费钱,咱家老太太还坚持了个把月,人家的药比咱的还贵,没到两星期就花得光光的。医生护士来赶出院,跟撵叫化子似的。那女的爱人五尺高的大老爷们眼泪四条四条地淌,爬地下就咚咚磕头。最后还不是只有背著病人出了院,那女的脸黑的跟包老爷似的,只有出的气没进的气。您说那些大夫咋就这忍心?我知道他们的奖金是靠开药,按药费提成,所以药开的越贵他们也就越发。不过这发的也够蝎虎的了,您说对不对?发这种丧德昧心财现世不报来世报!

我当然迷信。这年头靠山山崩,靠地地陷,我不信菩萨还信谁?您看我一无劳保,二无医疗,病了交不出给公司的钱就得借根粗线把喉管扎起来。干咱这行又得图个清吉平安,所以我家里供了菩萨天天烧香。人家款爷供财神是图发财,咱们是图个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叫各有所图──咱们没人家的命嘛。您别说这还真管用,您看,过去两年除了我妈生病还真没什麽破财的事儿。您说警察罚的款?咳,那算什麽!人家不就是指著咱们挣俩钱吗?那是正常开支。

不,我挂的毛主席象不是当菩萨供的。我不象那些傻瓣儿,拿他老人家当锺馗,疯过劲去就收起来了。我是崇拜他老人家。他老人家要是还在,这世道就不会这麽狗皮倒灶。我半夜拉的那些款爷,从舞厅里出来跟醉猫似的,搂著个娘们就在后排干那事儿,您说晦气不晦气?我是忍了又忍,拳头都捏出水来了。不过人家是大款,给的钱多,只有过后烧点草,贴个符章辟辟邪。您说那些娘们咋就那下贱?二十不到给个能当爹的人干,还贱声贱气卖弄骚劲。唉,也不知道她们的爹妈知道不知道,一把尿一把屎地拉扯大的心肝宝贝儿就干这辱没祖宗的事儿!谁不是娘身上掉下的一块肉?谁不是老娘怀胎十月担惊受怕养活的?终不成怀她们的时候就想著将来生出来,长大了,就送给那些畜生糟踏?

我看咱们中国就缺个毛主席。您没听人家说:毛主席给咱们个金饭碗,邓小平把它打碎了,李鹏想补没能补起来?咱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谁是明君谁是昏君咱们清清楚楚。您说我算是工薪阶层的贵族,这话没错,我是混得比当年的哥儿们强。我当初是瞅准了咱们那个厂子没什麽戏了,赶快办留职停薪出来想办法。这先走一步可真是走对了。现在那个厂倒闭了,工人全下岗,八仙过海自己想办法。好多老婆在别的单位没下岗的离了婚,男人只得打光棍。脑子灵活的还有点戏,练个摊啊什麽的。不过这玩意儿现在也不行了,干的人太多。我有个同事跑到农村去给人家当长工,领导阶级成了贫下中农。怪不得人家说:“工人老大哥,农民老大爷。”有的娘们活不下去也有干那事儿的,您没听说:“下岗女工别掉泪,大胆走进夜总会。挺起胸,露出背,不挣工资挣小费。自己动手养自己,不给国家添累赘。谁说咱妇女不是人?呸!那是万恶的旧社会!”不过其实干这事的也不多,年纪大了,卖不出去。现在多半是那些小年轻,东北来的多,也有大学生干这行的,您说怎麽跟人家竞争去?脑子差点的可就惨了。我有个同事就自杀了,是从厂里的水塔上大头冲下跳下去的。那脑浆满地涂得跟石灰似的。我没去看,是听人家说的,我一个开车的,去看这些事不吉利。


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是还在,第一不会有工人下岗。第二不会有大款。第三我不会给那些孙子当车夫。咱们是领导阶级,还有谁比咱们高的?谁敢来我的车里干那事儿?就连臭老九都得乖乖的,咱叫他们站著他们不敢坐著。您别打断我的话。什麽?您说我太年轻不知道那时的事儿?我比您是年轻,可也四十大几的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的事儿我知道的清清楚楚!嗯,您说的也倒是,那时除了高干,没谁有小车。嗯,您说的有道理,农民养个鸡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割尾巴,我那时要有车恐怕得给斗死了。这算是托改革开放的福。可您怎麽知道咱们搞下去就不会人人都有车?您怎麽知道毛主席就不会改革开放?呃?改革开放就非得砸了咱们的金饭碗?就得让年轻姑娘让那些孙子糟踏?就得让工人大头冲下地从水塔顶上往下跳?谁不是爹生父母养?谁比谁又多长了个那玩意儿?凭什麽有的人就富得拿钱当柴火烧,有的人就得求爷爷告奶奶满街化缘去?

我跟您说吧,什麽叫改革?改革就是把个人搞富,把企业搞垮!我们厂垮了,可厂领导发了。人家早在外头用厂里的钱开公司,名义上是个人承包,其实所有的钱都是公家的。公司年年贴本,厂里年年往里贴钱,领导年年往自个家里搂钱。到最后公司把厂拖垮了,领导拍拍屁股走人,开自己的公司,当款爷去了。您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要在,能出这种事吗?刚才我没说完就给您打断了。我说到第几点了?哦,第三点。第三,中国不会让美国鬼子欺负。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咱们打败了美国鬼子,打败了印度人,打败了苏联人,打败了越南人,咱们那会儿国际地位有多高!什麽尼克松、田中一个个乖乖地上门来求见。您看看现在,尽挨美国鬼子欺负,连使馆都给炸了,咱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总理、主席还上门去求见!要是毛主席知道,不知道他老人家有多伤心!他老人家要是活著,咱们早跟美国鬼子干仗了!不过他老人家要是还在,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来炸咱们的使馆!下面是第几点了?第五点?不对,是第四点。第四,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是还活著,台湾早就解放了!当初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给咱们消灭了,别说现在陈水扁那几十万军队。一个李登辉,一个陈水扁都收拾不下来,还得看美国鬼子的脸色办事,跟个小媳妇似的。要是毛主席还在,大军早就开过去了!

您说的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活不过来了。不过我跟您说,这人是投胎转世的。象毛主席那样的大救星,一定会再投胎到中国来的。他老人家不在的那年是哪年?对,76年,86,96,都24年了,没准他老人家现在都24岁了呢!等他老人家再领导中国来一次革命,咱们中国就有希望了。除了这条路,我看没辙,我仔细想过了。

说著说著就到了。东西给您拿下来,别客气。您走好了,回见!
只看该作者 173楼 发表于: 2006-07-14
[zt]军阀吴佩孚的三个批示
http://www.warea.net/xq/bgtj/200602/20060211122447.html
吴佩孚,祖籍山东蓬莱,文化程度秀才,未曾入过什么党,活跃于清末民初,官至直鲁豫巡阅使。时称吴大帅。后被国民党军歼灭。

  吴佩孚批示过的公文中,至少有三件值得一提――

  一是某先生曾在别处为官,名声不怎么样,得知吴佩孚主政直鲁豫,便托关系欲到河南谋个官职。报告呈上,吴佩孚批曰:“豫民何辜?”意思是俺河南老百姓有什么过错,竟要这样的人来当官,承受因他当官而带来的祸害――因为为官一任,可造福一方,也可祸害一方。吴佩孚不买推荐者的账,也不用官话套话挡驾,仅以老百姓的利益为由凛然拒绝,义正辞严。

  二是某“下岗”军佐,获悉吴佩孚帐下有一旅长出缺,经政要介绍拟了自荐书,里面大谈理想抱负志向然后言归正传,最后是“愿为前驱功成解甲退居故里植树造林福泽桑梓”云云。吴佩孚批示:“且先种树。”对这等志大才疏、夸夸其谈的跑官者,吴佩孚的批示很有针对性――既然你有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先回乡种种树再说。

  第三件实际上不是公文。当时德国驻华公使的千金正值妙龄,对吴佩孚无限仰慕,相思无门,径直写信向吴佩孚求婚(这洋妞也真够开放)。吴佩孚不识德文,吩咐秘书译出呈上,那情书便成了公函。吴佩孚依例挥毫阅示――“老妻尚在!”以老妻拒洋妞,是否可令当今包“二奶”、“三奶”者羞惭?




吴佩孚 (1924)
只看该作者 174楼 发表于: 2006-07-14
[zt]吴佩孚其人

慕容真

http://www.kdnet.net


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领军大获成功的例子,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无疑,民国初年的吴佩孚也算其一。
    北洋军人多不读书,所以,吴的秀才出身就成了很让人羡慕的履历。吴佩孚成为威风八面的“孚威上将军”后,军政界多当面以“玉帅”、“吴二哥”恭维之,背后却全起哄叫他“吴秀才”,他也欣然默认了。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显然也看重这个北洋军人的文化背景,干脆称吴为“学者军阀”。
  
    南北战争中的吴佩孚
    民国初期,“吴佩孚”这三个字是无法擦掉的,报章上隔三岔五地就会出现这个名字。
    想当年,吴佩孚是何等威风!他率部南征,出直隶而河南而湖北而湖南,势如破竹,一气逼近广东。
    本来,袁世凯已经凭武力统一了中国,但老袁的“帝制自为”又惹恼各路军阀,西南遂竞起割据政权。老袁死后,段祺瑞领衔内阁,迭令各省取消独立服从中央,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段祺瑞便下令大军南征。北军南下,气壮山河,而其中最锐者,即吴佩孚的陆军第三师。谁都明白,只要这位中将师长一声令下,他军纪严明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捷报频传之际,吴佩孚却突然按兵不动了,他开始匪夷所思地与占领区的军政首脑、士绅终日饮酒赋诗,不再言战!
    老段急得亲往前线劳军,并破格授予保定速成学堂测量科学生出身的吴佩孚以“孚威将军”的殊荣和勋位,以励其一鼓作气扫平两广进而统一中华。可是,吴佩孚愣是不买账!过了段时间,竟擅自撤军,把北洋军打下的大片江山拱手送还南方!
    说实话,没有吴佩孚的罢兵,一部民国史怎么落笔,还真的挺难说哩!
    吴佩孚息兵衡阳的日子里,博得了极好的声誉,因为他罢兵的理由是呼吁和平,所谓“罢兵主和”是也。为什么这样做呢?“阋墙煮豆,何敢言功?”“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吴佩孚通电语),所以,俺不干了!
    老段气得直蹦:“秀才造反啦!”
    其实朝野都明白,战功赫赫的吴秀才理应被任命为湖南省督军或省长。老段却安排了别人,这才惹得秀才造了反。
    也许,段祺瑞不论功行赏,是怕性情刚毅的吴佩孚坐大不能羁縻吧?正在北京政府为吴的罢兵猜测不已之际,湖南那边又传来吴氏的“四不主义”:
    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
    果然,他吴佩孚一生没破此“四戒”。在那个纷纷借重洋人的时代,敢公然向国人作出这样承诺者,绝无仅有。
  
    
  支持五四运动  
  就在吴佩孚与政府大打通电战时,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拒签出让青岛的《巴黎和约》,游行途中示威者捣毁并焚烧了卖国官员的私宅。军警逮捕了三十来个“暴徒”。不曾想,却于次日激起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
    呼吁拒签的,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统治集团内部怕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接受这一条约。关键之时,远在南岳衡山之下的吴佩孚发言了,这个“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区区师长,在湖南驻地公开越过好多级,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一纸电文搅扰了中国政坛上的死水。
    5月9日孚威将军的通电曰: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数日后,他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政府签约:
    顷接京电,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鞭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
    决不许出卖祖国的主权!不能让强敌将我山东家乡当肉吃!身为山东籍的军人,我愿对日本背水一战!看看吧,这就是“五四”运动时吴佩孚的态度。
    那一场爱国运动的胜利,是知识阶级的胜利,也是爱国军人们的胜利。现在,人们说起那场全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往往只顾上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捎带着也夸夸蔡元培们,若再多说几句,就提提商界、工人的罢市罢工,却惟独对军界的良好表现不置一辞。其实,运动一爆发,吴佩孚就站在了潮头上,而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军、省长们,不管皖系还是直系,不管南军还是北军,也大都致电政府,措词强硬地要求拒签“和约”。
    在影响当政者决策国是方面,军界诸侯的表态往往比北大学生的游行和教授的演讲更有分量。不信?有案可稽,焦虑中的大总统徐世昌就曾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
  
    
  直系主脑人物
    享有一时盛誉的吴佩孚,在上司曹锟的暗中支持下,不仅不听老段的话,反而主动找总理的茬儿。当他得知政府不惜举外债以求武力统一的意图后,通电全国,嬉笑怒骂,令政府好不尴尬,而读者莫不赏心悦目。
    是嘛,本来就理直气壮,加上又有文化,所以政府的电文总说不过他。且看他抨击段祺瑞和拥戴老段的安福俱乐部(亦称安福党)的一个通电,真是令人叫绝:
  
    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
    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
    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
  
    真叫“稳、准、狠”!
    在皖系政客们的怂恿下,段祺瑞恼羞成怒,下令将曹锟与吴佩孚免职查办。岂料,摩拳擦掌的吴佩孚早就想化通电战为枪炮战了。于是,1920年7月,第一次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一马当先,率直军主力大打闪电战,只四天即击溃比自己更为强大的皖军,俘获其前线司令官、早年保定学堂的老师曲同丰将军,并差一点生擒昔日的段校长。
    皖军实力大损,从此一蹶不振。
    如日中天的吴佩孚,一跃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第一人。他虽仅是直系的一员骁将,但人人皆知:继冯国璋之后任直系领袖的布贩子曹锟并无治国之才,蓬莱秀才吴子玉(佩孚字)才是出面收拾江山的真正人物。
    被簇拥着进了京城的胜利者,在报纸上刊登了他的“心得体会”:
    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
    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咳!这样一个明白人,怎么就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
    我想说的是,吴佩孚为何不留在北京出任陆军总长?总统黎元洪已经给他留下了这个内阁中最为重要的位子,哪怕他执意不愿呆在北京也可以,只需在洛阳的“直鲁豫副巡阅使公署”里遥领此衔即可。谁都知道,内阁里若有了吴佩孚,则直系内阁就有了真正的灵魂。
    吴佩孚只在北京落了落脚,拂了拂征尘,即引兵回到了洛阳。
    一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望着吴佩孚的背影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叫铃木贞一的大特务写道:
    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
    一个传统思想哺养的军人,能在众望所归之际战胜自己的权力欲,舍名利而不取,实在不易!北洋时代,这样的人绝无仅有;即使漫漫数千年中国史,又有几位胜利者能舍弃近在眼前的权力巅峰而不登?
    倒不是吴佩孚只会打仗不晓政治,这位初登政坛的军人的政治主张当时亦博得广泛喝彩:他主张,立即举行“国民大会”———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吴氏的“国民大会说”赢得了在野政治势力的热烈赞同,从当任的黎元洪总统到南方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都多次公开表示拥护“国民大会”的召开。吴佩孚的“治国策”既像西方的民选制度,又颇具中国特色,按说该大得人心并大行其道呀!
    书生气的吴秀才没有料到,被专制大水淹了几千年的中华湖底,不是一块净土,而是一湾深不可测的泥淖,所有的理想化的东西陷进去都要变样,每每还使立志澄清其污者陷进去不能自拔,只好共同龌龊,否则便遭灭顶之灾。
    他的政治纲领遭到了包括直系军人在内的各路大小军阀的非议:国民说了算,他们就得下课;若让他们下课,岂不过于天真?所以,吴佩孚就落寞,就没法儿留在京城。
    那时,他忠心不贰的老上级曹锟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非要坐到大总统的宝座上过过瘾。尽管吴佩孚极力反对,但老曹还是以行贿议员的卑劣手段当选新一任总统。远在洛阳的吴大帅忍看刚有新气象的北京政坛再度衰败下去,却一筹莫展。
  
    苏联的青睐与二七惨案  
   吴佩孚虽远避豫西,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就当然引起了苏联的青睐,以为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有望,因为吴不惟抗日,且主张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国民大会。中国...人就曾奉“远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之命与之联络——李大钊曾数次充任过使者。正因此,“劳工神圣”的旗帜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游走在直系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若不是“二七惨案”的发生,吴秀才还一直被革命党引以为同盟呢!
    吴佩孚何以从革命党人的同情者变成了陌路人?权威的教科书似乎没为我们讲清底蕴,只说他早先容忍工农运动是“伪装开明”,到后来举起屠刀则是“暴露了其反动本质”。由宽容到不容,从首肯到弹压,一定有没被说透的原因吧?
    颇能为我解惑的,是近年出版的一套极有价值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这一从前苏联解密的国家档案里翻译过来的丛书,让我对20世纪初的中国政局,有了全新的理解。令我大为惊奇的是,原来,苏联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吴佩孚!
    越飞,这个被苏联政府派往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谁知道,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第一封信。
    且看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将军先生:
    ……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俄国人往死里捧了吴佩孚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与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送斯大林(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吴军的强大实力使俄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
    即使到了1925年,俄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与奉系开战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失利,冯本人不得不宣布下野,他的部下通电表示“迎吴讨奉”,而吴佩孚正雄心勃勃地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了。只是,老吴倔强,最恨叛徒,“奉”是照讨,但“冯”之背叛,决不原谅!
    冯玉祥难受,但苏联人不难受。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中国局势,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上能计算出来,俄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
    从此,吴佩孚更加仇视俄人了。二七惨案的发生,便是分道扬镳的表示。
  
    
  通电保护故宫
    读过四书五经的吴佩孚,不独对外立场坚定,对内也爱憎分明。知道吗?让我们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故宫得以保全,竟与吴氏的一声断喝有关——若不是他旗帜鲜明的反对,紫禁城里最精华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怕早被所谓的西式议会大厦所取代!
    那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现为新华社内部小会场,近代中国议会政治的肇始之地)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简直昏了头,居然要拆除紫禁城三大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
    话说当年,洛阳吴大帅惊闻此讯,立马直接把一封电报拍给了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四位,而偏偏不给当事者———参众两院院长!
    电文依然是掷地有声的吴氏风格:……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
    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的威严号令让始作俑者噤若寒蝉,故宫三大殿方幸免一劫——“大地百国之瑰宝”与“世界遗产”实为同一个词。
  北平沦陷后,吴佩孚一直是日方拉拢的重点对象。日方利用这幅吴氏家庭合影,大造舆论
  
  
    
  失败也要“坚持原则”
    吴佩孚最终成为悲剧人物,表面看来,是部将冯玉祥害苦了他,冯于阵前的反戈一击令吴猝不及防应声落马,随之遭乱蹄践踏以致终身亦未能复元;但更深一层原因,是曹锟连累了他,曹锟的贿选致使中国政坛更加纷乱,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人神共愤,终使直系功败垂成,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中国之梦也成为泡影。
    吴佩孚太固执于头脑里的封建传统观念了!
    无论主公如何无能,他不取而代之——老上司曹锟那么不受人爱戴,登上总统宝座后只知道整日寻欢作乐,他却宁肯躲得远远的也不愿“犯上作乱”;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不改弦更张———当初惊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叛变、本军形势危急之际,他的日本顾问焦急地请其与昔日的老师段祺瑞携手应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做违背四千年“成文宪章”的事;无论叛将如何讨饶,他不宽恕容纳———冯氏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便通电要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并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却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愣是把送上门来的大礼掷出门外,生生逼得国民军变成一块又砸回来的石头;
    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也不稍加利用———外国人都没住声儿地拉拢他,都想赔本武装他的部队,但被他一概拒绝(在这一点上,他既不如蒋介石,也不如冯玉祥,人家是借了老毛子的资金壮大了自己,然后,再翻脸不认人)。
    只要他不那么“坚持原则”,只要他稍微通融一下,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都极可能因而改变。
    从这一点来看,他吴子玉至少又晚生了两千来年!即使在春秋时期,这种“君子做派”就已经成为社会的笑柄了:那个“仗义”得非得等敌国的军队上岸列好阵后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个例子?随着前苏联关于中国问题档案的解密,我对吴佩孚有了更深的疑惑:也许,在那样一个纷乱而贫穷的时代,不管是谁走上政治舞台中心,不依靠某一强国,就真的不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就真是必然要走向灭亡?
    莫非,这就是吴佩孚人生悲剧产生的原因之一?
  
    
  吴佩孚之拒日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其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身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敌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不对付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请这两位强人出任傀儡政权的头儿,则亡华春梦便可变现矣。
    尽管汪精卫终于答应“合作”,从重庆逃到了河内,但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任冷落多时的什锦花园突然冠盖聚集说客盈门,却统统无补费精神!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后来当了汪精卫伪政权军事首领的齐燮元,更有战后被国际法庭绞死的甲等战犯、日本驻华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天长日久,院里松柏本色不凋。
    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寓厚望的。且读一份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
    当时(1938年———引者注)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其实吴佩孚也答应过“出山”,条件也极简单,只一条:请日本人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而且,他也确实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改编成了“皇协军”,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过兵,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回归重庆军建制”(日本人语)人们才知道了吴氏的初衷。
    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
    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
  
  
  
  
  吴佩孚之死  
   就在这时,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被一块掺在饺子馅儿里的骨碴硌伤了牙,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耐。于是,华北伪政权的军事首领齐燮元和一位担当特务机关长的少将(一直尊吴为老师)带日本军医处长、护士急匆匆赶来,对他进行了治疗……
    是为1939年12月4日。从突患牙病到蹊跷辞世,只有短短的10天。
    在日本人与汉奸的假惺惺的鳄鱼泪里,在蒋介石的悲切的吊唁声中,在家人与部下号啕哭别声中,北洋集团里的惟一儒将、性情倔强的吴佩孚魂归蓬莱仙山,惟余他手书的那幅长联在这故宅正堂的墙上瑟瑟而泣: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噩耗传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吴佩孚之死,一直有三种说法。
    一是被日本人害死说,这也是内地和台湾都认同的一种说法。
    一是被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投毒致死说,这是当时汉奸报纸上的说法。
    还有一种,即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说,这是参与“吴佩孚工作”的日本高级间谍的说法。
    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
    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陪都的报纸上,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当时驻重庆的..元老董必武也对记者发表谈话说: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起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中国在民国时期有两个对总统权利不是那么贪婪的.
  第一是吴佩孚,第二是孙中山.
  也就是能成为华盛顿这样人物的人,也只有这两个人.
  古今中外,第一把手一般都是小人.所以啊,像吴佩孚这样的英雄,等待他的只有悲剧.话说回来了,是民族悲剧,而不是他吴佩孚的悲剧.因为吴佩孚好象从来也没想做第一把手.
只看该作者 175楼 发表于: 2006-07-14
[zt]:“民国军人尽紫袍,为何不与民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红烛烧残万户膏。天落泪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世人谩道民生苦,苦害生灵是尔曹"

by song108

http://www.kdnet.net

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也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37年6月,卢沟桥的枪声即将响起,报人张慧剑在北平采访了早已过气的大军阀吴佩孚,写了一篇采访记:“他说他笺注春秋左传,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他大骂杜注,他夸奖着这部书在军人教育上的作用,我知道他是自比关岳的,我听他批评左传的许多幼稚的见解,不免惊奇,然而同时却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安慰:以如此理解支持着自己的人生的吴佩孚,总不会屈膝事虏的吧?……吴氏给我的友谊的款待,颇使我流连而不忍去。以后我是静听吴氏发挥其三教同源的新学说,至于四十分钟之久。我压制着我的感情,不再说一句刺激吴氏的话。”

  此时,张慧剑看到的已经不是一个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但比硝烟中那个吴佩孚还要真实,有血肉;一个古老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一个乱世中投笔从戎、曾经高处不胜寒的成功者,一个被滚滚潮流抛弃的老人。遥想“五四”当年,我们还是要记起吴佩孚领衔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的通电,时在1919年6月9日,吴佩孚只是陆军第三师的师长,远在打内战的前线。但是他知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即天心也”、“士气即民气也”。他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自古以来,学生干预时政,从东汉到宋代的太学生,“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他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因此他要大声疾呼:“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这篇传世的文言电文中透着一点豪情,一点正气,甚至一点书卷气。正是这个吴佩孚,先是拒绝苏联扶植他为中国统治者的提议,后又断然拒绝日本人请他“出山”做傀儡的要求。

吴佩孚的拒宴诗
  1927年6月19日,吴佩孚离开田营南行至构林关。当地团总杨星如和联保主任马汉亭闻吴大帅过境,置办了丰盛的酒宴,为他接风洗尘。吴佩孚面对满桌酒肉,回想几个月来战乱,沿途所过之处,百姓贫困如洗,感触很深。他拒绝入席,说道:“战火连绵,祸及百姓,他们食不果腹,你们备下这许多菜,我一口也咽不下。”遂让乡绅撤下酒肉分给围观的穷苦百姓,只用四样小菜就餐。
  饭后,乡绅备下笔砚请吴大帅留下墨宝。在众人盛情之下,吴将连日所思之情流露纸上,题七律一首:“民国军人尽紫袍,为何不与民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红烛烧残万户膏。天落泪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世人谩道民生苦,苦害生灵是尔曹".

比今天的"四菜一汤"如何?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友情提醒:您的回复代表了您的形象。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