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说，外国有的，我们都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集在国内外工作生活的切身体验，这里就说一说中国常见，外国不常见的几桩大小事。
在办公室扫地擦桌子
先说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国内的机关学校企业商店，不论蓝领还是白领每天早晨上班开始看报纸之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扫地擦桌子。可不要小看扫地擦桌子，组织上对新职员或者年轻人的考验往往就从这样的小事开始的。有道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所以，几乎有办公室场景的国内影视剧都有男女主角或配角顺手扫地擦桌子打开水的长镜头。读者中哪位谁见过外国影视剧里有类似的场景？我在几个不同国家的机关学校企业都有过工作经历，我倒是见到过同事们早上来了以后先看报纸上网浏览新闻，但是从来不曾见过他们扫地擦桌子。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外机关企业的办公室的门后没有放着一把苕帚更没有擦桌子布。为什么没有苕帚？因为扫地擦桌子有专门的清洁员负责，一般是在下班时间以后开始打扫办公室，所以不会影响机关工作。如果哪位职员自己动手扫地擦桌子，那么清洁工们一定会感到很纳闷很郁闷。各司其责，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各尽所能，不越雷池一步，这是生活和工作的最基本准则。想起我八十年代初刚到法国念书的时候，每次课间都要为法国教授擦黑板，引起法国同学侧目。多年后自己在国外当了老师才意识到，擦黑板是老师的事，因为擦布擦、擦什么不擦什么、什么时候擦，只有老师自己清楚。
六十之前耳顺
说来惭愧，我在国外大学工作没有升到教授，在官僚机构也没有当处长，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叫我“教授”、“处长”。我当老师的时候，是Assistant Professor，同事们叫我自然是直呼其名，学生们叫我尊称我“博士”，只有国内访客来了学校才叫我“教授”，而且容不得我解释。后来到了当了国际公务员，虽然算是高级专业职称，但决不是处长，连副处长也不是，因为没有副处长这个位子。可是来了国内访客，他们一定叫我“处长”。这次有一个解释，照我的资历，在国内好歹也是个副处长。国内不是讲同等学历嘛，这叫同等官历。如果相当于副处长，就可以按惯例叫处长。国内的官，除了姓“付”的，就再没有被称为副什么的官儿了，不管正副，党内外一律称处长、局长、司长、部长甚至更高的职位。叫的人透着尊敬，听的人感觉舒服，这叫六十之前耳顺。也是，不在退休之前过把瘾，到了六十退休了还能有耳顺的机会吗？记得几年前的一次人大会议朱总理作了报告，随后开分组会议讨论。温家宝副总理到河北代表团列席作了讲话，随后就有代表说“听了温总理的讲话”如何如何，当时在场的外国记者如获至宝，认为温家宝政治行情大涨。至于歪打正着，纯属巧合，已是后话。难怪外国人误会，在西方的机关和企业里面，下级一般不会叫自己上级的职称，所以也不存在隐去“副”字的问题。只要是相互间认识，一般都是直呼其名，连姓都不必叫。不信，你有机会结识盖茨，尊称他为“董事长先生”，八成他会说：Call me Bill（叫我“比尔”吧）。
大山现象
说到电视，不能不提到中央电视台的“外国人才艺大赛”和“同乐五洲”节目，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看到。在这些节目里，在中国的外国人用熟练或不熟练的中国话唱歌、演小品、说相声甚至当主持人，节目收视率长盛不衰。为什么中国观众会喜欢这样的节目呢？我琢磨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如鲁迅所言，“中国人或把外国人当成鬼，或把外国人当成神，鲜有将其视为同类者”。第一个原因就是把外国人当成小鬼子了，看他们在台上出的洋相，就像京剧里的丑角，所以感到很可乐很开心。第二是把外国人当成神了，连神都来学说我们的语言，说明我们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所以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其实老外们既不是鬼，也不是神。像大山这样的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不是国际主义精神，更不是共产主义精神，其实就是因为在中国好挣钱。老外们看准了中国人的上述两种心态，说相声，演小品，拍广告，你想听什么就说什么，随时可以伸出大拇指，连声说OK，只要你给钱。我把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归纳为“大山现象”，决非贬低我们的大山兄弟，只是想告诉国人：大山现象，只有中国有。我在国外二十余年，曾在亚、非、欧四个国家长期生活，会说两门外语，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才艺大赛”，也没看见任何一个因为会说当地国家语言而走红了的其他外国艺术家，真的没有。
谁懂了你的“客户”
在海外每天看CCTV-4，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一条公益广告: 孤独的老母亲在家里为儿女准备好了饭菜，这时电话响了，儿子说：“妈！说好今天要回家看您的，可公司要请客户吃饭，新买的微波炉好用吗？家里还缺什么吗？ 母亲说：“什么都不缺。”一会儿孙子和女儿都来电话，有事不回来了。最后母亲自言自语地说：“都忙！忙！忙点好啊! ”这则广告的主旨是“常回家看看”，但我每次看到这条广告的时候都忍不住想替母亲质问儿子一声：“谁是客户？客户是什么？客户比妈妈还重要吗？”我真的搞不懂什么是“客户”，在我出国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词，那时候要么就是进商店现买现卖的“顾客”，要么就是参加广交会的“客商”。不知从那一次回国开始，国内的朋友开始用某种神秘但又分明是神圣的语气使用“客户”这个词，可是谁也不明说客户到底指的是什么，好像大家都心照不宣。忍不住上网Google一下，把“客户”和“小姐”放在一起有600,000个结果；把“客户”和“吃饭”放在一起，有408,000结果；把“客户”和“送礼”放在一起，有108,000个结果。那次回国见了已成了商界大腕的朋友，给老婆打电话熟练地说：“我在陪一个客户，晚点回去。”原来，客户不一定要买东西也不一定要卖东西，我也可以是客户。
一整天不说“你好”、“谢谢”、“对不起”中的任意一句的能力
上次回国，在北京的一辆出租车上我看见这样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ISO9001质量认证。我们必须做到说好五句话：您好，请问您去哪儿，请带好您的物品，谢谢，再见！”我觉得这段文字很有意思，所以特意用数码照相机照了下来留念。一路上司机谈天说地嘴就没有停过，可就是没有说上面那五句话。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能力，可能算不上“才艺”，不好去特别展示，但是明眼的老外不可能不注意到：那就是可以在一天之内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内不说“你好”、“谢谢”、“对不起”等礼貌用语中的任何一句，而不会感到任何不适或者不妥。和我合著《十二亿火星人、六千万火鸡人》的法国人伯纳.圣—若弘（中国名“大恩”）这样写道：如果你和中国人说：“谢谢！”那么标准回答是：“别客气”、“不要客气！”或者“用不着客气”。 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讲究礼貌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不是说“不要客气”吗，说得太对了，中国人完全是按这四各字的本义严格照章行事。中文字典里有些词似乎完全是给外国人预备的，除了外国人谁介意向收款员说一声“谢谢”？除了刚到中国的外国人，谁会不识相地向火车售票员问一句“你好”？如果中国盲人听见有人说“你好”、“谢谢”、“对不起”、“请”这些词，那一定是撞见“鬼”（香港人对外国人的称呼）了。
胆敢和女同事说荤段子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死活说不出“你好”、“谢谢”、“对不起”这类的礼貌用语，却能一口气说出好几个荤段子。中国人讲荤段子历史悠久，《笑林广记》里面就有不少荤段子。经过与时俱进发扬光大，现在已是满城争说荤段子。在中国，说荤段子不分年龄阶层，白领说，蓝领说，知识分子说，劳动人民说，领导干部也说；而且也不分时间场合，上班的时候说，上网的时候说，有饭局的时候说，下班了发个短信接着说。荤段子在国内流传之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我在国外都收到过国内辗转发来的荤段子：“窗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看来中国的荤段子的影响超出了国界，不仅为国内电信运营商赚钱，而且还顺便让国外电信捞一把。说黄色笑话本是世人通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外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中国男人竟然敢于而且专门喜欢在女同事面前说荤段子，却是举世无双。在中国男人看来，讲荤段子是男人幽默智慧的体现，还美其名曰：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殊不知，按照西方国外大公司关于Sexual Harassment的定义，在女同事面前说荤笑话100%属于性骚扰。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富有同情心的外国男人一定会对中国男人大声疾呼：就算丢得起人，你们付得起性骚扰的赔偿金吗？哥们，你危险了！
扎堆情结
为什么中国人说荤段子不怕被诉性骚扰呢？因为人人都说荤段子，法不责众。这就涉及中国人的“扎堆情结”。中国人自古以来好扎堆，不仅市井中的家庭妇女如此，而且饱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们也未能免俗。这是有史可证的，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名士“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畅叙幽情，品头论足，即席赋诗。然而，这次聚会的诗作没有流传下来几首，但记述这次扎堆的《兰亭序》却因为王羲之的书法而流传至今。中国人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不管是什么层次的中国人，只要出了国以后就往中国人堆里扎，说好听点这叫“凝聚力”强。吃饭扎堆，结婚扎堆，买房扎堆，做买卖扎堆，不管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搞出一个唐人街，出国二十年也不会说流利的外语。扎堆的另一个外在表现就是凑热闹，而且越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就越关心，“外行看热闹”嘛。在国内，假如一个人蹲在地上看蚂蚁，很快就会有人围观，围成一圈又一圈。鲁迅有一篇专写看客围观的小说（《彷徨》一书中的《示众》），写的是北京西城一条马路上，有一个犯人被巡警拉出来示众，很快就围了四层人观看。在这篇作品中，被鲁迅拉出来示众的其实并不是这个犯人，而是那些麻木不仁的围观者。但是，中国人扎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聚得快，散得也快。围观的人群中只要有一个人大叫一声跑走，余下的人也会跟着作鸟兽散，不知道刚才在看什么，也不明白现在为什么又要跑走，这是因为中国人就怕孤独，跑慢了就剩下自己最后一个多难看。所以外国警察在唐人街办案很头疼，明明案发现场有那么多看热闹的华人，可是到该找证人指证的时候，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再没有人挺身而出，搞不懂啊。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快乐
台湾作家龙应台写过一篇流传甚广的小文，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这样说自然有她的道理，所以她在文章的末尾呼吁读者说：“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但我总觉得，中国人不是不生气，而是不快乐，很不快乐。在国外，上了出租车司机会和你说说：What a lovely day!（多好的天！）而到了北京，出租车司机会这样和你打招呼：“今天真冷（热）啊！”中国人从根子上说是个忧心忡忡的民族，用外国人的话说就是扑克脸孔，不苟言笑。国际上多次进行快乐指数调查，无论怎样定义快乐指数，中国老百姓都是排在最后的“老不幸”。2001年有一家对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和泰国的青少年作了调查，结果发现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华人青少年自我感觉快乐的比例分别排在倒数一、二、三位，远远低于高居榜首的菲律宾人。难怪年年春节联欢会笑星们用尽浑身解数，观众就是不能开怀大笑。想想也是，中国人怎么笑得出来呢？从小就听老人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即使少壮努了力了，长大后又听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虽然人生不满百，却要常怀千岁忧。中国人的忧心忡忡，还表现在神经非常敏感，感情特别容易受到伤害，最怕外人嘲笑自己。前一阵子章子怡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对华人来说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只因为她英文讲得不够流利，让很多国人感到丢了面子，所以很不开心。也许有读者会说，中国人那么喜欢听荤段子，每每哄堂大笑，不证明中国人也懂得幽默吗？我认为，荤段子在中国的超常规流行，恰恰反映出了中国人的长期压抑感，借荤段子发泄一下而已。当然能够这样也很好，只要是不惹她人不快，我真的希望国人能够说：“你受够了，你很快乐！你一定要很大声地笑”。
最后一桩事情是……
我虽然模仿龙应台文章的结尾大声地呼吁国人“大声地笑”，但却还不是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因为你数一下，前面列举的中国常见外国不常见的大小事情，总共才说了九桩，怎么也得凑他一个“十大中国常见外国不常见的事”才像话嘛。这“十大”正是我要说的最后一桩事情，在国外除了年底各大通讯社评选当年十大新闻和书店里面的十大畅销书以外，一般来说有几桩事情就说几桩事情，而在中国则不论什么事情一定要凑他个“十大”才舒畅。说来这“十大”也是由来已久，所谓“例不十不立，例不十不破”。早在武王伐纣、楚汉相争的时候都不忘给对手扣上“十大罪状”，以便师出有名。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杭州雷锋塔倒掉，西湖十景少了一景，多少人为之唏嘘不已，只有文化旗手鲁迅却拍手称快。盛世之下，雷锋塔得以重建的同时，“十大”之风也愈演愈烈，充斥各类媒体。有“十大体育热点”、“十大高校”、“十大汽车”、“十大风景名胜”、“十大男歌手”、“十大女歌手”、“十大软件”、“十大富豪”、“校园十大美女”、“十大杰出青年”、“十大流行语”、“十大风景”、“十大猛片之十大败笔”、“十大文化遗产”、“大学十大怪像”、“十大经典菜色”等等，甚至还有人关注“男人撒娇十大关键词”。对于这类的“十大”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看法，只是偶尔琢磨怎么什么事情都能正好凑成十件呢。再想想又觉得自己未免天真，就像幼时想不清楚为什么昨天发生的事情正好可以在半个小时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内播完。前年有十四万多人参与的“二十世纪十大文化偶像”评选揭晓，结果曾经讽刺过“十大”的鲁迅先生高踞榜首，一同入榜的还有作家金庸、钱钟书、巴金、老舍，核物理学家钱学森，表演艺术家张国荣、梅兰芳、王菲，以及雷锋式的革命战士—雷锋本人。数一数，刚好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