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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18日
100多名日伪军把拒绝为日修建沧石公路的南吕村包围，枪杀群众4名，抢走所有财物，又把1800多间房屋烧成一片废墟，在束鹿制造了第二次大惨案。 

国画大师叶浅予与南吕村
1959年在束鹿县南吕村，我代表美院实习队上台，以顺口溜的形式向全村父老兄弟表决心，具体内容已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可以想像当时的情绪十分热烈，要和父老兄弟赛一赛干劲。赛什么？当然不是赛种庄稼。难道和诗歌乡的农民赛诗？那怎么赛得过！要赛，只能和农民画的漫画比高低、比多少。我那幅《六臂神农》算得有点新意，却是从敦煌壁画“如意轮观音”那儿抄来的。12开《大跃进诗画册》那个肩挑锄头、头、步枪、算盘、书本的农民，和老玉米塔尖穿破月亮的意象相比，只能甘拜下风。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我们这些带学究式的知识分子，站在高大的农民面前，只得自惭形秽，恨自己的头脑没长出两只想像的翅膀。 

　　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跟着农民疯了一阵，把12开诗画和《六臂神农》当做艺术的浪漫主义自我欣赏一阵。事隔30年，再来追写这段史无前例的疯狂年月，值得回味的东西，除了历史教训，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呢？仔细想想，我们对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到底懂得多少！马克思如果还活着，不笑掉牙才怪呢。不过，话得说回来，在那荒唐岁月里，我从农民那里学到了唱顺口溜，又从唐诗那里学到写五言七言绝句律诗，发现自己除了能画，还有做诗的细胞，岂不是一大收获？现在把南吕村的一首《剪窗花》，作为本篇的结尾： 

　　食堂饭初罢，隔墙笑语哗， 

　　南吕明月夜，八女剪窗花； 

　　一剪蝶恋花，二剪果与瓜， 

　　巧手竞新样，画师频频夸。

国画大师叶浅予与南吕村
那年在束鹿县南吕村实习，看到村干部的试验田，排列在村口一片地里，方方正正，同样大小，一块连一块，每块地头插上标牌，从公社特派员排起，以下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妇女主任、会计、饲养员……总共十来块，每块标牌写明亩产数量。使人奇怪的是，最高产量是特派员，每亩10000斤，大队支书9000斤，大队长8000斤，职务愈小，产量愈少，依次序递减，也就是说，以职务大小而不是以干劲大小定产量。“人定胜天”这句古训，到了大跃进年代，变成了等级制观念。 

　　我问特派员：“为什么全南吕村就你一个人干劲最足，产量最高？” 

　　特派员板着脸回答：“你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吧？请问南吕村谁的胆最大，干劲最足？除了我特派员还有谁？” 

　　我心里想，倒也是，他是由公社党委派来领导大跃进的特派员，要不是胆大干劲足，能领导得了全村的革命大跃进吗？ 

　　我问：“为什么你以下的试验田产量必须一级比一级少呢？这是你规定的吗？” 

　　特派员这才收起严肃的脸变为嬉笑的脸，说：“这叫相互客气，尊重领导，怎能由我规定。” 

　　我问：“到秋后，产量准能达到吗？” 

　　他回答：“产量嘛，多多少少总有点出入，还要靠老天爷帮忙吧！” 

　　我又问：“什么叫‘人定胜天’？” 

　　他说:“牌子上的产量，主要目的在鼓鼓群众的劲，这就叫‘政治’。你连这点都不懂吗？” 

　　我连连说：“懂了，懂了。” 

　　干部试验田的等级制，我们一群书呆子议论了好几天，都说特派员作风不民主，至少他那一万斤产量是说大话。为了这事，争论不休，我怕和村里关系闹得不好，便也学特派员的口气说：“这叫政治！你们连这都不懂，我们下乡来实习是干什么的？是来向农民学习的呀。特派员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我们首先要向他学习，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这一说，果然灵，以后再不议论这一类事了。 

　　第二阶段要画农民，第一个任务是为南吕村画一幅大壁画，画南吕村的远景规划图。如何规划，当然要请示特派员，特派员要我们去找大队长，大队长说，你们见多识广，也熟悉本村情况，由你们去闹吧，该咋闹就咋闹，反正愈红火愈气派愈好。得此信任，就由学生去设计，不几天食堂临街的大墙画满了。乡亲们每天来看热闹，有的说，这也好那也好，缺少一座大礼堂；有的说，只画青年突击队，不画领导，还差点劲；有的说拖拉机只一辆，似乎少了点；有的说“芝麻大如瓜”也该画。这些议论，证明知识分子的头脑不如农民想得周全，想得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