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搏男人的二期楼盘——孙武的开发商 [复制链接]

　　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奇异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和观念陷入混乱，他们集体率先堕落，并为社会普遍的精神崩溃提供理论支持。

　　

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具体体现者，而在90年代，知识分子显然也在急剧地商业化。大学管理层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家拨款，向学生收费，富丽堂皇的大楼，被视为最伟大的政绩。大学教授则可以一人带四五十个博士生，这些博士成为教授批量生产专著、论文或完成项目的廉价劳动力。当然，博士生们也乐于风险，由此可以活动进身之阶，至于是否获得知识，谁还在乎？年轻教师们在一起谈论的是项目收入和女研究生的色相。每到傍晚，高级轿车到外院门口接女生，早已经成为各地的一道独特风景。

可以说，信仰、道德、伦理的崩溃在知识分子那里最为彻底。因为，知识分子刻意地追求这种结果。理论给了他们自己以堕落的勇气，也让他们充满自信地为精神的下滑提供论证。社会学家呼唤性解放，每个人自由地运用自己的身体追求快乐，木子美被认为是个性解放的象征，离婚率上升也曾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经济学家运用现代福利经济学论证说，卖淫嫖娼既可以解决妓女的生计问题，也可以增进嫖客的福利，更可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这样的理论深得地方政府官员之心。研究制度的学者则说，贪污腐败是必要的，可以有力地推进经济增长。至于一些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则不遗余力地批判传统文化，对于任何试图认真对待传统的努力，都群起而攻之。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彻底摧毁中国传统，中国人就不可能获得自由。这些知识分子塑造了不少民众的观念，从而使他们将精神的虚无误认作思想、个性的自由。

没有传统和规范约束、没有道德指引的知识是可怕的。一个偏僻地方的农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按照传统道德生活，而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却可能有意识地过一种反道德的生活，并且对所有人宣称，这是一种自由。现代知识分子要对中国人的精神失落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人的精神确实处于巨大的混乱和虚无之中，但不管怎样，政府权力所控制的范围和力度在逐渐地收缩，而市场及社会在逐渐地发育。每个人、每个家庭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在不断扩大。在这个私人空间中，他可以不必信奉官方的意识形态，追寻自己的按身立命之所。他无法再将责任推托给他人，而必须直面自己的良知，而在良知的指引下生活，风险似乎也没有以前那样大了。

同时，在社会上，逐渐可以形成一些自愿性组织，使人们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自我治理，在这些自我治理的群体中，逐渐形成了某种职业伦理，约束群体成员的活动向着良性方向演进。信息的开放，也使人们可以更真实地理解外部世界，从而可以作出更为理性的判断。他要维护自己的财产，因而，他逐渐具有了公民精神。人们也有一定的余力，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同胞。

权力的收缩、市场与社会的发育，为中国人的精神重建提供了一定条件。从前面那些精神重建的故事中，我们已依稀看到中国人重建自己精神世界的希望。这希望其实就在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深处。每个人都希望给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希望在家庭、社区中过一种平和、宁静的生活，希望帮助他人或者在自己有危难时得到他人慷慨的帮助。

当下所需要的，乃是全社会形成一种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的自觉意识。中国人需要具有充盈的心灵。在经历了百年的心灵飘泊、精神虚无、因而也是"野蛮化"之后，中国人需要重建精神，从而实现一次"再文明化"。所谓的精神，包括我们赖以安身立命、解决生活意义问题的宗教信仰，我们对待亲人、邻居、同胞的伦理道德，我们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理性精神，以及我们的文化自信。缺了这些精神因素，则多的财富，也不能使这个社会安宁而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