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大家老向
老舍、老向 、凤子
胡风、胡考、龙生
这是茅盾先生巧用文化名人人名撰写的一副对联。联中“老向 ”先生是我的老乡，但乡人对他知之甚少。于是，我写信给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向他求教。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先生很快复信给我，说他正在编“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其中有《老向代表作》一书。随着该书的面世，；老向这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光彩熠熠的“幽默作家”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现代文学的殿堂上，重新坐在了应有的位置上。
老向（1898-1968），名王焕斗，字向辰，号老向。他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北部的宋村。父亲叫王吉星，字耕浓，粗识文字，勤课农耕，是一个殷实人家 。焕斗6岁时，县里兴办新式学堂，他与堂兄一同入了本村小学。教员排着他大哥们的官讳，取了两个学名：焕斗、焕学。他让堂兄先挑，堂兄挑选了“焕斗”这个名字，他自然就叫“焕学”了。谁知过了半个月，他的堂兄说：“娘说这个名字不吉利，叫我跟你换一换。”他也没说什么就换了过来。这样，他就又改叫“焕斗”了。
王焕斗读到小学毕业，再也无钱升学，父亲只好把他叫回家中务农。学堂一位姓丁的先生深爱其才，为其辍学备感惋惜，主动送路费鼓励他继续求学。于是，他与两个十五六岁的小伙伴，到石家庄上了火车，到保定去投考学校。考试结果，名落孙山。他又步行到北京报考北京师范学校，报名时需交四寸的半身相片，于是他来到劝业场照相馆，先交了四角钱，照相馆的老板说“尚欠七十吊钱”，一听这话，吓得焕斗要哭，这七十吊钱按家乡的市价换算，要合大洋二十多块！他自己手里的全部家当也仅有八块钱。回到客店里，愁眉不展，晚饭都没有吃。忽然一个同学说：“这七十吊该不是七百枚铜元吧！”于是他们一起去请教栈房的伙计，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焕斗才高兴起来。焕斗考入北京师范。正是袁世凯的“洪宪元年 ”，他给小学的先生写信，其中有两句话是“皇帝在出，生灵涂炭”，先生立刻回信把他叫训练了一顿。他对先生很尊重，但对先生要他“终身不得作如此等语”确十分反感，如此可以看出，他从小就有着求变的向往，革新的思想 ，叛逆的性格。有一天晚自习，他伏案而眠。学监金任父先生点名，他的同学急忙用胳膊肘撞他。金先生赶紧小声儿阻拦说：“不要叫他，他白天很用功，累了，叫他睡吧！”他偷偷听到这几句话，让他感动不已。
民国六年（1917）暑假，华北闹水灾，焕斗的家乡被大水包围着。这时，他父亲又去世了。西邻家的张老头对焕斗的哥哥说“万世皆由命，半点不由人。你瞧瞧焕斗这个，这不是命里不该念书？”焕斗偏不信命，这几句倒激励他发誓一定要念书，要念好书！
学校开学那几天了，道路不通，后来打听到路上有人能走，他与大哥还有一个长工，分担着行囊，光脚裸腿淌着泥水走了一整天，才到藁城县境内的一个村庄。天晚了，大哥走到几个像样的大户人家去求借宿，起初几家还有人出来挡驾，后来的人家看看快到门前时，便急忙关上大门。焕斗唏嘘不已：事态如此炎凉！看来今晚只能露宿十字街头了。这时，过来一位衣衫破烂的农民，爽快地说：“走，到我家里去！”这个农民也姓王，所谓的家，也只有孤零零的一间小土房儿，一条破土炕，屋里连个灯也没有，就这样挤着摸黑过了一夜。这一夜，同样在焕斗的记忆里留下了磨而不灭的印记。
1919年，焕斗和千百个热血学子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因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遭军阀通缉，被迫逃离北京。待事态平息后才返校，继续读书。同年他加入国民党。师范毕业后，即去一所小学任教，1920年后任校长。因课余做化学实验引起火灾，被免职。1923年他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之等先生在这里辩难真理，从容论道，溶新陈于一炉，作学术之总汇，为世人称道：学习三千，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对焕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23年林语堂从美、德留学归来，被北京大学聘为英文系语言学教授（即第三院）焕斗经常去第三院听林语堂及其太太廖翠凤的英文课。这时，林语堂加入以鲁迅兄弟为首的“雨丝派”，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这一时期，林语堂思想激进，与鲁迅并肩战斗，写下了大量的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文章，如写《讨狗檄文》以支持鲁迅先生倡导的“打狗运动”。而且投入实践斗争，支持学生运动，与反动政府斗争，他在参加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中，用旗杆和砖头与警察相斗，这对焕斗的思想影响很大。“幽默”是林语堂由英文首译之词，这也是他的性格、风度，是他倡导的文学风格与文学创作的特点，因而被人称之为“幽默大师”。焕斗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上清楚的留有林语堂的烙印，被称为“幽默作家”。如他的散文《孙伏园先生》，就是用与瞿菊农（瞿秋白之叔父，曾任定县平教会平民文学部主任，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教授）、黎季纯（解放后在中央教育部工作）、孙伏园（解放后任文化部出版总署图书馆馆长）对话、谈笑的形式，以调侃诙谐幽默的语言，刻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1926年春，王向辰中断学业，与何容（笔名老谈，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一起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7年4月19日，他们在大雨滂沱中，在武昌南湖举行了二次北伐誓师大会，4月24日，随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第十师（师长蔡廷锴）自武汉挥师北上，向中原追击，焕斗在师政治部任政治指导员，上尉衔，何容任三十团某连政治指导员，何容开玩笑称焕斗为“革命上尉（尚未）成功”。向辰除做宣传民众、书写标语、张贴告示、号房筹粮、采办零食这些事情外，还采写文稿。现存有其1927年6月3日撰写的第十师政治部前方工作通讯之三，记述了（一）六月一日入开封城。（二）临颍之役。（三）西华（县名)之捷。另有《前线通信——平汉线见闻之二》，其中深情生动的记述了抗日士兵渴望读到能哼能常带韵文的文艺作品和冯玉祥将军与抗日军民在一起的球星。1928年向辰随军赴南京，在国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做课员。1929年重返北京大学学习，第二年毕业后先后在青岛大学、吉林大学任教职员，后定居北平。王向辰一度在束鹿同乡田野之叔任校长的扶绥镜小学任办事员（后乡谊顾影伯、魏隐儒亦任其职），其夫人孟小云也在此校任教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由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来到远离北京四百里地的河北定县平教会工作。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批民谣、故事、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展现了向辰写通俗文学的才干。据不完全统计，仅写于定县的就有长篇小说《庶务日记》，短篇小说12片，散文6片，还有一些说唱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发表在由他的北大语文老师林语堂出版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上。其《庶务日记》以幽默的笔调，辛辣地讽刺了当时腐败的“政府官僚机构”。1936年，因时局动荡，他随平教会南撤至湖南，仍做平民教育工作。在这一时段，他以其字“向辰”取笔名“老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向随爱国将领冯玉祥去南京，1938年撤退到武汉，住在千家街福音堂，在冯将军的“研究所”工作。与老向同时来这里的还有老舍、老谈（何容）,冯玉祥将军把这三“老”知名作家召集在一起，探讨时局，纵论文学，十分投机。当时，国民党中有人投降，有人求和，有人骑墙，而冯玉祥将军却坚决主张抗日到底。于是他们商定办一个宣传抗日的通俗文字期刊，名字定为《抗到底》，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国共合作，抗日到底的决心，老向在《发刊词》中写到“倡言妥协的假抗日者是准汉奸，真正抗日者必要抗到底。”政治方向十分明确，艺术上公开宣称《抗到底》以发表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为主，“用民间文艺的体裁写民众读物。目的是为民众，为士兵。”《抗到底》所刊作品文字浅显，明白+如话，力求“初识文字的看得懂，不识文字的听得懂”。深受大后方老百姓和前线士兵的喜爱。
《抗到底》由冯玉祥将军提供资金，每半月出刊一期。由冯玉祥出资创办的“三户印刷厂”负责印刷。这个印刷厂的名字是冯玉祥将军精心考虑后取的，出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冯将军说：“我们立下三户亡秦的教训，小日本又算得了什么？”接着，冯将军出资创办了《抗战画刊》，每10天出勇气。画刊由老向的同乡、著名画家赵望云主编，高龙生、汪子美、张文元、秋农为编辑。在冯将军的寓所里，北屋里编《抗战画刊》，南屋里编通俗文学刊物《抗到底》。这两个刊物积极宣传抗日，相映成辉。两个刊物的编辑们志同道合，同桌吃饭，一起讨论。作家们为《抗战画刊》撰写文章，画家们为《抗到底》设计封面，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老向为能与赵望云这个同乡共同为冯将军领导的抗战宣传服务，更是欣喜异常。
1938年3月27日，老向与阳翰笙、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周恩来在文协成立大会上着重指出：“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最主要的任务。”茅盾认为：“我们的大众化问题，简单地说，应该是两句话：一是文艺大众化起来，二是用各地大众的方言，大众的文艺形式（通俗文学形式）来写作品。”老舍提倡“文艺家到民间去”。同时郭沫若主张“文化与大众握手”。于是，文协提出了“文学下乡”、“文学入伍”的口号。老向在平教会的工作经历已积淀了深厚的通俗文学功底，又适逢这“大众化”的际遇，他找到了用武之地。为开展抗战通俗文艺运动，文协之下成立了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老向是委员。文协举办了“通俗文艺讲习会”，老向担任讲师。他与老舍合编了《通俗文学五讲》。除主编《抗到底》外，老向还协助《民众文章》和“通俗读物编刊社”作编辑工作，提供稿件，推荐作品，编辑出版了大量通俗文艺小册子。老向是文艺创作的多面手，通俗小说、故事、歌谣、各种民间说唱形式他写来都能得心应手。他又是异常勤奋多产的高手，人们经常能在《抗战文艺》、《文艺月刊》和《抗到底》、《弹花》、《民众文章》等刊物上读到他的作品。老向的说唱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有歌唱抗日英雄的，有反映大后方人民战时生活的等；表现形式有小曲、场次、快板、相声、大鼓词等。老向作品的共同特点是语言通俗，便于说唱，内容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憎恨和对人民大众的无比热爱，洋溢着爱国主义乐观精神，充分体现了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他的作品中，鲜明地反映了反对消极抗战，反对“亡国论”，反对投降主义和汉奸行为的思想倾向。他的作品，抗战大后方的民间艺人找来到处演唱，真正做到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老向不计个人得失，只要老百姓喜欢的他就写。《抗到底》出到第四期的时候，老向觉得与许多其它的杂志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要给士兵看，而士兵看不懂；要给民众看，民众又不能看，也就是说这个刊物办得还不够“通俗”。于是老向将第五期办成了“抗日通俗文专号”，在这一期上，老向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写出了《抗日三字经》。此文一经刊出，三个月内有十几家争相翻印、转载。其中有成都商务印书馆等大书店，有各行政机关，有各省的民众团体，总份数在五十万册以上。老向自己出资印刷的这个小册子，在一个月内也销售近五万册。抗战时期经济十分困难，一般文艺作品只能印几百册，或两三千册，达到5000册就很难。因为《抗日三字经》的销路不错，在抗战军民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朋友们自然就谈起《百家姓》与《千字文》，大家鼓励老向接着编写《抗日千字文》。关于《千字文》的写作有两种传说：一说是一进京举子在街上闲步，误入皇宫被捉入狱。举子一夜功夫写成《千字文》显示其才学，遂邀开释。另一说是一个狱囚，十年铁窗写成《千字文》。诚然，用1000个不同的字连缀成文，确有一定难度，而且还要押韵上口，还要有抗日内容就更难了。1938年5月，老向在汉口大董家巷一弄二号开始写《抗日千字文》，相当入迷，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只要想起一个新点儿的意思，可以按上几个生字的，立即记下来，半夜没电灯，就划一根火柴照亮。他费了整整一个月的工夫，易稿不下百次。帮着他推敲的由于右任、邵力子、陈立夫、张道藩、徐旭生、老舍、何容（老谈）等名流政要。写完后，老向大发感慨：“一生心血都用尽，千字文章作不通！”其“不通”是觉得自己写的还是不够“通俗”。1939年，《抗日千字文》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非常时期民众经营措施印成小册子。老向的通俗作品，农民、士兵和城市平民都非常喜爱。文艺界有人赞赏通俗文艺，认为抗战文艺如果没有民间文艺形式的作品，就不能深入广大民间。但是，也有人轻视它、贬低它。老向对毁誉置之脑后，依然乐此不疲地做着通俗文艺工作。他曾写下一首诗表明心迹：
文艺下乡然腾腾，
化解万民怀似冰。
由其市上讥和捧，
作家努力具真诚。
老向真诚地为“文艺下乡”苦干实干，不计个人名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种爱国为民的精神诚为难能可贵！
老向与老舍、老谈共事多年，交往甚密，三人同为开拓现代通俗文学的先驱。在抗战初期发起的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中，老舍是主将，老向是得力助手,是实干家.他们为普及通俗文艺,宣传和鼓动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老舍、老向、老谈是当时抗战文坛上有名的“三老”，他们文章的共同点是“幽默、通俗、有乡土味儿”。他们的文笔通俗严谨，符合文法，使用白话文写作，使文字和语言相得益彰。但三个人又各有各的性格，几十杯黄酒下肚，“老舍哭，老谈骂，而独老向笑。”他们以各自的表达方式，袒露着北方汉子肝胆相照、嫉恶如仇的性格。
武汉沦陷后，他们撤退到战时陪都重庆，仍然与冯玉祥一家住在一起，地点是重庆的两路口巴县知县，老向主编的《抗到底》杂志在这里复刊了。这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初负责为后方的中小学编辑教科书外，还附设有青年读物组、民众读物组，老向被聘为民众读物组主任。民众读物组先设在上清寺，后迁成渝公路边上的青木关，继迁至北碚。约两年后，编委会与国立编辑馆合并，设在白沙的编译馆也迁来北碚合并，名为编译馆。老向原来负责的民众读物组与戏剧组合并，1978年梁实秋先生回国观光，在其《北碚旧游》回忆录中，专门对老向有一段评述：“社会组是由原来的民众读物组与戏剧组合并成立的。这一组人才济济。在民众读物方面首先应推王向辰先生……向辰曾在定县平教会工作，对于劳苦民众的生活极为熟悉，他具有热忱，撰写民众读物总是全力以赴。编辑馆出版民众读物，分门别类，或 激发爱国情绪，或阐述一般常识，或叙说名人轶事，或介绍科学新知，达数百小册，向辰策划之功不可没。”
1940年7月，老向的妻子在日军空袭的爆炸声中要分娩了，为躲避钻防空洞之苦，他把妻子送到距北碚3里许的郭家沱姚蓬子家。刚至姚家，警报又响，看来这里同样不安全。原来为夫人产后养息，老向已在缙云山石华寺预定一间房，遂辞姚家，径去了深山古寺。不几日，林语堂全家也上山小住，与老向比邻而居。16日上午，老向去办公室公干，其妻一人去了距家三四里外的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下午，妻子生下了一个小男孩。他给小家伙起名叫“冀”，取不忘祖籍之意；缙云寺僧友法舫法师为其取名“奇”，字“遇时”，感叹这个小生命在此时此地来到人间；老舍来信说是叫“缙石”以示不忘避难之所；隔壁的林语堂先生说是叫“山河”、字“还我”不错；而林师母廖翠凤径呼“阿抗”，林家三妹也说是这个名字好，有“抗战”的意义。于是，就取了“抗抗”这个名，大名即为“王亢” 。
这个时期里，素有来往的资金梁实秋调侃来信说：“贵地保定府（束路向属保定）可有什么名产？”老向自豪地说：“当然有！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等有机会我一定向你献宝，让你见识见识。”抗战胜利后老向还乡探亲，后经保定回北京，特意带了一对铁球、一篓酱菜去看望梁实秋。这篓酱菜，触发了梁实秋的灵感，他由此升发开去，写了一篇小品文《酱菜》，文中比较了保定酱菜与北京酱菜的优劣，最后一句，“日本的酱菜，太咸太甜，吾所不取。”颇有新意。
在与老舍的交往中，有一桩事被同仁们誉为“义举”。那是1943年秋天某日，老舍的挚友老向突然出现在胡絜青面前，他说是专程从四川来北平接他们母子4人去重庆的。胡絜青非常高兴。七七事变后不久，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就与爱妻娇子分布，只身辗转去了重庆。而夫人胡絜青带着3个孩子，回到北京侍奉老舍的母亲，直到1942年夏天老母去世。她多么想去重庆与老舍团聚啊！但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山隔水阻，关卡重重，很难成行，十分令人焦虑！老向的到来，终于可以了却自己的心愿了。于是，在老向的带领下，她带上3个孩子和一大堆行李南下了。一路上遭受到无数次的盘查，他们都以巧妙的回答通过了。在空袭、恐惧、危险的时时威胁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到了重庆。
老向和老舍的心是相通的，但这次“千里送京娘”事先并没有和老舍商量，是老向自作主张秘密进行的。于是到重庆后，他还是找人先到北碚，去问老舍想不想马上与妻子儿女相聚？这时候，老舍正吃馄饨，听到这一消息，他手中的筷子微微抖了一下，略略思考了一会儿，平静地说：“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过来吧。”声音虽不高，但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不久，胡絜青也在国立编译馆谋到一份儿临时差事。
老向曾任国立编译馆副总编纂，抗战胜利后复员随馆返南京，继续任其职。同时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省议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曾参与北平国剧学会的恢复和修订国剧剧本，记录民间艺人高元钧曲目的工作。解放前夕，他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要挟纠缠，辗转跑到四川，解放后入革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文化局，搞戏曲改革工作，写出了川剧剧本《柴市节》等，并任通俗文艺编辑。1958年被划为“右派”，调重庆市艺术馆戏曲改革工作委员会管理资料，后并入重庆市川剧院，潜心整理老艺人李树成、张德成等的舞台艺术资料。“文革”中惨遭批斗，不幸于1968年8月2日离开了人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沉冤终得昭雪。 。
老向长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编辑和创作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庶务日记》、《寻心》，短篇小说集《黄土泥》、《民间集》，散文集《巴山夜雨》等 。1989年由林默涵主编的巨型文学史料丛书《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通俗文学”卷中，收录了老向的5篇作品；在现代文学史通俗文学篇中，肯定了他的功绩和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印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中，收有老向小传。《香港文学》总编辑、著名作家刘以鬯在《评〈村儿辍学记〉》一文中写道：老向作品的重要性，为史家所忽视是一件必须引以为憾的事情。《论语》时期，写幽默文章最受注意的是“ 三堂”——语堂、知堂（周作人）、鼎堂（郭沫若）。论幽默“三堂”似不及“两老”——老舍与老向。“两老”走的文学道路颇多相似之处，得到评价却不同。老舍声闻遐迩，老向则一直受到不公平的漠视。从30年代到40年代，老向写过不少优秀的小说与散文，尤其是在抗战时期，老向在曲艺方面所作的努力，即使不超过老舍，最低限度也有同样的成就。在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能竭力摆脱西洋文学的影响的，老向是极少数中间的一个。他的作品，民族风格显明，不太有洋葱味。刘以鬯先生对老向的评论，一语中的，是多么中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