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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07-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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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将军身边的两个束鹿文人

被誉为“布衣将军”的冯玉祥身边，曾聚集着一批文化人。其中，有两位河北束鹿县（今辛集市）的“布衣文人”——平民画家赵望云和通俗文学作家老向。
赵望云（1906•9•30～1977•3•9），原名新国，出生于直隶束鹿县的一个小村周家庄。小学毕业后，母亲要他进入父亲生前与人合股的辛集镇恒盛皮店当学徒。从小就喜欢涂鸦的他，工余即泼墨作画。因不满民国社会落后和生活艰辛，时常透过陋室的小窗望云兴叹，因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望云”。1925年秋，望云在姨表兄王西渠的资助下来到北平，先入私立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继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选科。待升正科时，因没有中等学业文凭而被拒之门外。他没有正式拜过师，不合中国画“师徒授受”、“粉本相传”的传统。又没能正式进入美术的高等学府深造，可谓无凭无藉、无门无派。没能“登堂入室”的赵望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中，找到了迷失了的自我，他决心冲出传统保守势力的樊笼，致力于国画的革故鼎新。他采用中国画的笔墨形式，直接描绘劳苦民众苦难生活。以传统艺术形式表现社会现实和人生，他的这一创举，给传统的中国画创作以极大的冲击，被誉为“苍头特起”之艺术前锋。
被进步学者王森然誉为“群众画家”的赵望云，他的平民画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932年底，他被天津《大公报》聘为特约旅行写生记者。旋由北平出发，回到他的出生地束鹿县。春节过后，枣强、冀县、宁晋、赵县、高邑、柏乡、尧山、巨鹿、南宫、新河、广宗、威县、清河等十八个县的城镇市井、茅屋小院，都曾留下赵望云高大的身影。他或步撵，或坐牛车，夜宿鸡毛小店，日行阡陌小径，沿途作农村写生，以绘画的方式对社会现实生活予以真实报道。他用随身携带的毛笔、墨盒，记录下农民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真实情景。每画出十多幅，他就从附近的邮局寄往天津。在《大公报》开辟的“赵望云农村旅行写生”专栏上发表。从1933年2月12日至6月28日分15辑连载，共130幅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民生苦难，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受到当时因与蒋介石政见不一、以养病为由隐居泰山的爱国将领冯玉祥的特别赞赏。冯玉祥将军每天将《大公报》上发表的赵望云作品，剪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时时翻阅。并用四个月的时间，为每一幅画配上白话诗。将军特派侍从室主任赴天津送上他的诗作，并邀请赵望云上山。之所以如此，冯将军所看重的，一是从内容上说，它所反映的都是社会现实，是平民生活。二从形式上看，它突破了中国画的旧框框，改变旧有的画风，敢于表現現实生活，贴近現实生活，努力使老百姓看得懂。“布衣将军”与“平民画家”找到了契合点，志趣相投。10月25日，赵望云应邀赴泰山拜会冯玉祥将军。
《大公报》的“赵望云农村旅行写生”专栏深受各界欢迎，应读者要求，《大公报》社于 9月1日出版了《赵望云农村写生集》，读者争相抢购。 11月19日，《赵望云农村写生集》再版时，冯玉祥将军为之作序，并编入冯玉祥将军的白话诗。如“由北平至束鹿途中之六：沧石路上果木林之雪”，画上是一乡村老者冒雪策杖走在果树林旁，一个骑小毛驴的在远处颠簸着，画面上绝没有了锦袍环帔，释道古刹，或排雪宴，或踏雪景的痕迹。冯将军对这幅画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写诗道：大雪翩翩舞，／漫天皆云雾；／果木林，被雪盖，／
仿佛穿了一件白大衫。／远远一个行旅客，／骑着小驴独挣扎。／茫茫天涯路，／不知何处是归宿。

　末句对人生归宿的发问，不正反映了将军当时忧国忧民、难施抱负的无奈！
《赵望云农村写生集》诗画相映成趣，浑然一体，使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再次引起轰动，人们仍然争相抢购，一时“洛阳纸贵”，很快销售一空，以至再版五次，印数达数万册，成为当时新闻出版界的一大奇观。
　　1934年春，赵望云第二次应《大公报》之约，与文字记者杨汝泉一道，从唐山出发，至玉田、遵化，冒险通过日军占领区罗文峪、喜峰口，又经蓟县、古北口、八达岭，顺京绥线到张家口、张北、无镇，然后从大同北上内蒙古大草原，历时三个月左右。《大公报》从4月19日至7月24日分15辑连载其写生作品99幅。作品描绘了国土沦陷后穷苦百姓的种种生活状况，刻画了矿工生活的悲惨景况，以及农民辛勤劳作却衣不盖体、食不果腹的真实情形。冯玉祥将军对这些画图有着深刻的理解：“赵君这次百幅的图画，描写国土沦亡后处在水深火热横暴淫威之下的父老兄弟姊妹的种种生活状况，道尽屏障尽撤的国防空虚造成的华北各省领土的危机，刻画出帝国资本压榨下的我们矿工的生活惨状……这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危机。但这个危机还不能停止在这个程度上：现在人家正在那里经营和设计，实行着集团的统治经济，并且预定在最近完成铁路交通网。这种经营和设计，一方面固然是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另一方面就是向着中华民族步步紧逼的进攻……至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有沦为亡国奴的可能”。冯玉祥将军又为每一幅画配写了白话诗。12月，这本由“冯玉祥题诗、杨汝泉说明”的《赵望云塞上写生集》又在《大公报》社出版了，画、诗、文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1935年至1937年间，“布衣将军”与“平民画家”再度合作，创作了在中国画史上、中国诗史上乃至中国石刻史上影响深远的“泰山社会写生石刻诗画”。画，其原稿由赵望云用毛笔画在纸上，为便于石刻，画家用白描语汇，以流畅的线条进行创作；诗，其原稿由冯玉祥将军亲自用隶书写成，自然、古朴、大方。这套诗画是上世纪３０年代泰山农民生活的一部画卷，如《施肥》、《打柴》、《锄地》、《石灰窑》、《割谷》、《浇园》、《泥瓦匠》、《玉黍地头》、《高粱地》、《石工》、《运石》、《耕地》、《打场》、《秋收》、《播种》等碑，从多方面记录了当时泰山附近农民的生产过程；《五口之家》、《采野菜的妇女》、《洗衣妇》、《新年的郊野》、《担水的老人》、《牧羊人》、《石碾》等碑反映了民间的日常生活；还有反映泰安民俗和祭祀的诗画碑，如《上山烧香》、《娶亲》、《求佑的一群》、《测字摊》、《穷人家的年节》、《庙会的市面》、《元宝铺》、《和尚诵经》等；《小学生的家》则反映了冯玉祥在泰山兴办泰山武训小学的情景。在《开垦》中，则把一家四口开垦山地的艰辛描绘的入木三分，同时对地主压迫剥削佃农的实质进行了揭露，发出了“耕者皆当有其田，努力实现救民生”的呐喊：荒地一片近家门，／砂石堵塞不可耕。／不可耕种真可惜，／商量地主代开垦。／儿与媳，祖和孙，／一家正四口，／勤劳实可敬。／小女往来搬石头，／大妇锄铲不消停。／老翁年迈力已竭，／倚锄气喘汗涔涔。／无奈砂石多于土，／顽石磊磊入地深。／一朝开辟成好地，／收得谷麦给他人。／乐与苦，富和贫，／土地分配不平均。／耕者皆当有其田，／努力实现救民生。
为了让这些历史的记录教育后人，传之久远，将军决定把“诗、画”镌刻在石碑上，并委托赵望云一手经办此事。诗画碑原刻石均高96厘米，宽70厘米，共48通，每通一画一诗，画刻在上半部，诗刻在下半部。1937年上半年48通诗画碑全部完工后，放置在将军创办的泰山科学馆内，供人观赏。
不幸的是，诗画碑展出时间不长，即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大举入侵华北，到处狂轰滥炸，48通诗画碑毁于日寇的炮火中。原物虽然荡然无存，但在石刻竣工之初，赵望云已将诗画碑一一拓了下来。1938年初，将军在痛惜之余，为了不使仅存的拓片再遭劫难，他毅然决定将拓片出版。2月，他把这些拓片结集为《泰山社会写生石刻诗画集》，用米色道林纸，在武汉“三户印刷厂”印刷出版。冯玉祥请著名作家老舍为之作序，老舍先生说：“冯先生心中却另有一座泰山——泰山是老百姓的，老百姓缺衣缺食，穷困无知，便是泰山之耻；古迹怎样多，风景怎样美，都在其次；百姓不富不强，连国家也难保住，何况泰山！……不幸，泰山也遭受了敌人的轰炸……现在，他把这些刻石的拓片，制成版，订成册……由这么去看，这本影拓便自有它的意义。若以为这是卖弄高雅，保存诗画，你算猜错，全不相干。”
1936年9月21日，冯玉祥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邀请赵望云随部队做宣传工作。1937年11月30日赵望云随冯玉祥来到武汉，将军借住在武昌千户街福音堂堂区的一座住宅。这座院子是1926年由英国人建成的，建筑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属于罗马建筑风格的建筑，两层砖木结构，南面都有走马廊，是休闲、会客的地方。在武汉，由冯玉祥出资创办了“三户”图书印刷社。这个印刷社的名字是冯玉祥将军精心考虑后取的，出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冯将军说：“我们立下三户亡秦的决心，小日本又算得了什么？” 1938年1月，为了宣传抗战，冯将军出资创办了《抗战画刊》，任务就是宣传抗战，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唤起民众的救国救亡意识，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广泛联络后方画家，以笔当枪，积极宣传鼓动抗日。《抗战画刊》每10天出一期,由赵望云主编，他邀来高龙生、汪子美、张文元、黄秋农等几个青年画家为编辑。特约撰稿人有：冯玉祥、老舍、田汉、吴组湘、张仃、张乐平、刘清扬、老向、何容、叶浅予等21人。
被抗战形势所迫，《抗战画刊》由武汉至长沙，再转桂林到重庆，走过了三年多艰苦曲折的历程。但赵望云不改初衷，苦心经营《抗战画刊》。1939年到重庆后，《抗战画刊》改为月刊。《抗战画刊》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抗战宣传工作，很受欢迎。每出一期，很快售罄。不仅在抗战前线、后方广泛流传，甚至在延安也能看到它的身影。1941年，因时势艰难，《抗战画刊》的生存遇到危机，在出版30余期后不得不停刊。
与《抗战画刊》交相辉映的通俗文学刊物《抗到底》也于1938年1月1日创刊，主编是赵望云的同乡老向。
老向（1898-1968），名王焕斗，字向辰，号老向。他出生于直隶束鹿县(今辛集市）北部的宋村。是从读私塾直接考入北京师范学校的，那一年正是袁世凯的“洪宪元年 ”。1919年，他和千百个热血学子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因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遭军阀通缉，被迫逃离北京。待事态平息后才返校，继续读书。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师范毕业后，即去一所小学任教。1923年他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26年春，王向辰中断学业，与何容（河北深泽县人，原名何兆熊，字子祥，又名何容，字谈易，号老谈）一起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二次北伐。1929年重返北京大学学习，第二年毕业后先后在青岛大学、吉林大学任教职员，后定居北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由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平教会作民众教育工作，任景慧学校校长。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批民谣、故事、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展现了向辰写通俗文学的才干。据不完全统计，仅写于定县的就有长篇小说《庶务日记》，短篇小说12篇，散文6篇，还有一些说唱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发表在由林语堂出版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上。其《庶务日记》以幽默的笔调，辛辣地讽刺了当时腐败的“政府官僚机构”。
老向的通俗文学创作，受到布衣将军冯玉祥的瞩目。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向随爱国将领冯玉祥来到南京，1937年11月30日撤退到武汉，在冯将军的“研究所”工作。与老向同时来这里的还有老舍、老谈（何容）,冯玉祥将军把这三“老”知名作家召集在一起，探讨时局，纵论文学，十分投机。当时，国民党中有人投降，有人求和，有人骑墙，而冯玉祥将军却坚决主张抗日到底。于是他们商定办一个宣传抗日的通俗文字期刊，名字定为《抗到底》，旗帜鲜明地表示坚持国共合作、抗日到底的决心。老向、老谈负责编辑工作，老舍是主要撰稿人。老向在《发刊词》中写道：“倡言妥协的假抗日者是准汉奸，真正抗日者必要抗到底。”政治方向十分明确。艺术上公开宣称《抗到底》以发表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为主，“用民间文艺的体裁写民众读物。目的是为民众，为士兵。”《抗到底》所刊作品文字浅显，明白如话，力求“初识文字的看得懂，不识文字的听得懂”。深受大后方老百姓和前线士兵的喜爱。
《抗到底》由冯玉祥将军提供资金，每半月出刊一期。《抗到底》出到第四期的时候，老向觉得与许多其它的杂志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要给士兵看，而士兵看不懂；要给民众看，民众又不能看，也就是说这个刊物办得还不够“通俗”。于是老向将第五期办成了“抗日通俗文专号”，在这一期上，老向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写出了《抗日三字经》。此文一经刊出，三个月内有十几家争相翻印、转载。其中有成都商务印书馆等大书店，有各行政机关，有各省的民众团体，总份数在五十万册以上。老向自己出资印刷的这个小册子，在一个月内也销售近五万册。抗战时期经济十分困难，一般文艺作品只能印几百册，或两三千册，达到5000册就很难。由此足以看出《抗日三字经》在当时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近年来，北京、山西、安徽怀宁、陕西合阳、广东中山及文物市场，相继发现《抗日三字经》。文物收藏家王金淦在北京发现的《抗日三字经》，封底印有“精忠报国”的图画，是1938年出版、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部政训部油印的。小册子为32开本，共20页，760句。或许是《抗日三字经》的历史作用太大了，它的作者，有冠以黎锦晖、张自忠大名的，有说是“八路军政治部编写的”，有谓之“范文澜的战教团自编的通俗读物”。更有一篇文章，言之凿凿地説：“赵树理当了通俗读物的编辑，他编撰了一套《抗日三字经》和《抗日千字文》，木版刻字印刷，销路很广。”因为《抗日三字经》在抗战军民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老向接着又编写了《抗日千字文》。他易稿不下百次，于右任、邵力子、陈立夫、张道藩、徐旭生、老舍、何容等名流政要，也都热情的提出修改意见。1939年5月31日定稿，发表在《抗到底》上。
在冯将军的寓所里，北屋里编《抗战画刊》，南屋里编通俗文学刊物《抗到底》。这两个刊物积极宣传抗日，相映成辉。两个刊物的编辑们志同道合，同桌吃饭，一起讨论。作家们为《抗战画刊》撰写文章，为画配诗；画家们为《抗到底》设计封面，创作插图，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时间不长，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1938年8月，赵望云、老向相继从形势岌岌可危的武汉撤退到重庆，仍然与冯玉祥一家住在一起，地点是重庆的两路口巴县知县，老向主编的《抗到底》和赵望云主编的《抗战画刊》杂志在这里先后复刊了，由于资金不继，《抗战画刊》只得由旬刊改为月刊了。
冯玉祥将军在政治上迭遭排挤，经济上又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抗战画刊》和《抗到底》这双根植于民众间的姊妹花，终究逃不脱枯萎的命运。但“布衣将军”与两个束鹿“平民文人”的友谊，及他们与民众刊物的情结，却传之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