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宋丹丹自传<<幸福深处>> [复制链接]

　连载:幸福深处   作者：宋丹丹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前言

　　宋丹丹一直想写一本书，在她彻底弄明白“人生”的时候。但她发现5年前的她比10年前明白，现在的她又比5年前明白……原来人永远生活在“此刻”。于是她提起了笔，不写昨天和明天，只写今天的所悲所喜、所忆所思。
　　她回忆生命中绽放过的爱情，得失不过是随缘聚散；上天赐她最好的儿子，她一想起他心就化作一汪清水；她有一个温暖的家，丈夫给她相濡以沫的感情和深深的理解；她的演艺生涯几番起落，她梦想过“奥斯卡”却又对沧桑老人一往情深……幸福和感动毫无保留，辛酸与伤痛亦毫不掩饰。文字中洋溢着才情，充盈着睿智，回味着浓情后的余甘。
　　读过她的故事，我们仍难读懂人生，却看到风雨过后，太阳照在通往幸福深处的道路上。
年轮·幸福深处(1)

　　童年时
　　放学了，我家院子门口聚着一群小男孩儿，齐声喊：
　　黄毛丫头去赶集，
　　买个萝卜当鸭梨。
　　咬一口，死辣的，
　　叫你黄毛丫头挑大的！
　　起哄声中，一个黄头发的小女孩“嗖”地撒丫子朝家里跑去。那就是我。
　　我小时候有两个外号，“金丝猴”和“罗马尼亚人”。因为我头发金黄，皮肤煞白，还长了一个大鼻子。我痛恨这两个外号，痛恨自己，为什么长得和别人不一样。
　　我妈告诉我：“等到18岁你的头发就变黑了。”因为她的一头金发就是18岁那年变黑的，小时候抚养她的大娘还给她吃过乌鸦肉。我妈是河南人。据说河南开封在宋朝时进来过一支犹太人，世代繁衍同化了，所以在河南有许多黄头发、白皮肤的后代。我想我有可能是其中一个。
　　少女时
　　我长成了一个胖姑娘，“穿上显瘦”是我对衣服唯一的审美标准。五楼住着一个漂亮纤细的女孩小红是我的好朋友，每天放学回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仰着脖子喊她下来玩儿。所有的男孩都看着她，围着她，仰慕她，而我也那么愿意和她在一起，这便注定了我将成为一个不会嫉妒的人。
　　在人艺学员班里排《西施》时，我最好的朋友罗历歌演女主角西施，王姬演宫女甲，有大段独白。剧本里，在她的大段独白后面有一个括号，括号里写着“宫女乙惊恐状”。我就是宫女乙，整个剧本里只有这6个字属于我。但我一点儿也不介意这些。
　　青春时
　　我从人艺学员班毕业后，参演了话剧《红白喜事》，获得文化部的一个大奖。获奖者中年轻女演员只有我一个，得了奖金，提了级别。跟我同在一个化妆室有个四十多岁的女演员，她那天当着我的面“问”我的同学：“哎，你们班这次提级的都是那种特会拍马屁、特虚伪的人吧？”
　　我听了这话，眼泪流下来，我当时“恨”死了这个每天毕恭毕敬喊她“老师”的女人。我暗下决心明天一定要扎她的自行车胎。她这样心胸狭隘的人，一定会被气疯的。
　　但是第二天我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第三天和后来几天也一样没想起来。
　　挺长时间以后，我又遇见她。她慈眉善目，拉着我的手问：“丹丹你好吗？你在忙什么？”
　　我发现我其实从来也不恨她。我不会恨人，所以总是很快乐。
　　中年时
　　有一天爸爸打电话叮嘱我说：“丹丹，女人啊，千万不能太厉害。”
　　痛定思痛，我想过去的确是我太能干了，太霸道了，表现得太“聪明”了，我爸说的“厉害”指的正是这些。爱一个人，要长久地像宠孩子一样宠着他，任由他去做喜欢的事，高兴的事，让他生活得轻松自在，让他一想起我就笑。
　　有时候先生和他的朋友出去吃饭，或在外面玩到很晚，我一定不打电话去追问。我会给他发个短信：“门给你留着，灯给你开着，千万不要考虑我，我睡了。”
　　很快，他的短信便回来：“大妮儿是我永远的、完整的最爱。”
　　人到中年，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
　　我和先生谈话时从不避讳我们从前失败的婚姻，在不断地追溯中我渐渐明白，那些曾令我忿忿不平，以为“不可原谅”的人与事，其实自有它存在的情理。我理解了英达，他在我心里仍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好人。如果说他的性格并不完美，是因为他在童年吃了太多苦，他的父母在“文革”中都进了监狱。他没有成年人的保护，也没有得到爱。我也理解了其他给我带来伤害的人。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接触的人不同，性格不同，运气不同，你无法要求每个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都善良和充满理性。
　　除了需要法律介入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原谅的。
　　现在时
　　这天早上，我刚一开机便收到一条短信：“我是邮局，给我回电话。”我立刻把电话拨过去，并报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问他：“您有什么事？”
　　“你家地址告诉我！”电话那一端一个男人没好气地说。
　　“您要地址有什么用吗？”我依然和颜悦色。
　　“有人给你寄快件，把你家地址给我！”他越来越凶，我也越发不明白。
　　“寄快件的人难道没有写地址吗？”
　　“你给不给？你给不给？我给你家送快件管你要地址你到底给不给！不给算了！”“啪”地一声电话断了。
　　我丝毫没有生气，只是心里对这人充满同情。大清早，对待一个好脾气的顾客，他的态度如此恶劣，他心里该有多么不快乐？该有多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讨厌他？他真的很可怜。我从心底里不怨他。
　　宽容了他人，解放的便是自己。
　　那天我发高烧，同时抗生素吃多了过敏，头疼，恶心，稍微一动就想吐。
　　我两个姐姐在超市里给我打电话：“丹丹你想吃点什么？”
　　“咸……菜……”我已经气若游丝，却听见她俩在电话里乐。
　　“哈哈，她就想吃口

咸菜！咱上六必居给她买去！”
　　没挂电话，我听她们在那边吵吵：“买哪个？你说买哪个？哎我跟你说这个好吃，丹丹爱吃这个！”
　　“这不行！她现在胃不好不能吃辣的！”
　　“哎售货员，这榨菜丝儿多少钱一斤？啊？6块？”
　　……
　　我躺在床上紧闭双眼，她们的声音一会儿远一会儿近。我想她们可真有精神啊，真有兴致啊，真有体力啊。我琢磨着：什么是幸福呢？这就是幸福吧。
初恋，时间已经送走一切(1)
　　不记得是谁说过：“你不能既拥有青春又拥有青春的知识。”这句话只有当我进入中年的时候才明白它多么深刻。
　　19岁那年，我初恋了。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两年，许多已经不是学生的青年走回中学校门，和我们这些应届生一起复习高考。有一天下雨，我到教室门口才回身合上手里的雨伞。就在转身的那一瞬间，我看见靠窗子那排的倒数第二个座位上有一个陌生人。我没再抬头，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他就是袁钢，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一个身高1.84米、挺英俊的转业军人，我们学校已经去美国探亲的语文孙老师的儿子。现在回想起来，我是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因为他长得比我们班任何一个同学都高大一圈儿。从那一眼开始，我的学习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前5名，一直到高考落榜。
　　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在第二天。教室门口一个陌生的女孩问我：“袁钢在吗？”
　　我说：“谁是袁钢？”
　　“你们班新来的，孙老师的儿子。你能帮我把他叫出来吗？”那女孩很有礼貌。
　　“行！”我转身回教室向他走去。
　　我知道我的脸红了。我那时候特别爱脸红。我的心“扑嗵嗵”地跳着。
　　那天下午，上帝给了我一个机遇，让我有借口向他发出信号。
　　课间我到楼下上厕所。楼道很黑，刚下一个台阶，我就看到他往上走来。就在他与我擦身而过的一刹那，我脚下一滑，朝楼下摔去。
　　“哎！”他大叫一声，一把抓住我的衣袖。
　　“刺啦”一声，我掉了3个扣子，但我站住了。我的右胳膊被他抓着，左手本能地迅速抓住衣襟。
　　“小心点！”他看着我，那一眼看得很长。我忘了我是否道了谢，反正我没上厕所，因为我必须得向同学借别针，我的衣服不能遮体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给他写了个字条，本能地使用了前人总结出的恋爱法则：我将离去法。
　　“我恨你。因为你‘救’了我。我必须转学了，因为我什么都学不进去！”
　　这张字条很奏效，一个小时后我接到了一封长达3页的信，流畅而清秀的连笔字。信上他告诉我应该好好读书，但在结尾却约我当天傍晚在北海公园见面。
　　我放学回家先换上了我认为最漂亮的衣服，但我却无法去掉天天挂在我脸蛋儿上的两疙瘩红。十八九的年龄，女孩子发育得结实丰满，两疙瘩红又热又硬。我恨我自己，我羡慕死瘦弱的皮肤苍白的同学了。
　　我们在北海散步聊天，谈的大概都是些无聊的事情，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但在准备回家的路上，北海公园后门的河边，他吻了我的脸。
　　毫不奇怪地我高考落榜了，他考上了

北京大学法律系。我一直以为自己会和他结婚，因为在与他相处的那些年里，大街上走着的和我周围的男孩子都不值得我一看！
　　与初恋情人结婚在现代社会所占的比例极小。命里注定我们不能做夫妻。
　　1983年的一天，我和他父母坐在一起吃饭。我们已经相爱了5年，这5年中他大哥、姐姐和二哥相继到美国去了。我从未想过他会走，因为他从未对我说过。我们那天依旧吃着他爸爸做的一大锅土豆炖牛肉。记得他爸爸常常会在肉里面放几个鸡蛋。鸡蛋在肉锅里炖久了，味道特别丰富。我们可以一人分到一个，吃得热火朝天。在我把鸡蛋刚刚放进嘴里没咬的时候，他妈妈说：“小钢，明天用你刚办的护照去友谊商店买瓶色拉油吧。”
　　那时候北京最高级的商店就是友谊商店，只许外宾进，而中国人持护照才许进。街上的商店里还没有进口商品，中国还不生产色拉油。无法想象我那口鸡蛋是怎样咽下的。我只记得不听话的泪水扑簌簌流下来。我没说话，离开座位到别的房间去了。
　　那一天我才突然明白，他从来没把我们的命运看成是在一起的，他从未想和我一起走人生的道路。于是，我决定分手。我知道不能犹豫，我要他看到我多么坚强，因为我觉得我受了“骗”。那时候出国太难了，去美国就意味着泥牛入海。
　　我脑子里一直幻想着他将来回国时的情景。当然应该是老年，白发苍苍，无论什么季节都应该穿西装，衣锦还乡走在北京杂乱的胡同里，摘下金丝眼镜找门牌号码，问有没有个叫“宋丹丹”的老太太，原先住在这院。当然，我应该已经是满脸皱纹，梳着髻，牙齿一个都没了，坐在路边晒着太阳。我们应该对视很久，彼此寻找着熟悉的痕迹，空气里应该飘着电影《第二次握手》的主旋律……
　　我给他写了绝交信，告诉他我不能再见他了。他曾说过我心狠，他也为我哭过。
　　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他1994年回来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名演员”。有一天在中央台做节目，我遇到了我俩共同的朋友孙淳，他告诉了我袁钢的电话号码。
　　我们约在中国大饭店的咖啡厅见面，老远见他晃晃悠悠走过来，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回初恋的感觉。我们像朋友一样聊天，谈论彼此的情况，时不时地哈哈大笑。我们心里明白，时间已经把一切都送走了。
　　无论你经历了多么美丽的情感，虽然你也许认为“这次太不同了！”“肯定永远不会分开了，因为我会活不下去。”……只有你到了中年，或许到了晚年，才明白时间是多么残酷的东西，它把曾让你心碎让你失眠、让你坚定不移地确信永不更改的生活变成一个个梦，似真似幻，遥远而模糊，而人永远生活在今天，今天才是现实。

为他守口如瓶(1)
　　对任何人，我都不曾透露过那段往事的印记，因为我答应他绝口不提。
　　结束了初恋以后，我为了摆脱阴影，很快和另外一个认识了很久的男孩走到一起，恋爱3个月后闪电结婚。那年我24岁。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我们就分手了。办完离婚手续我们一起看了场电影，吃了顿饭。在饭桌上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丹丹，我跟你结过婚，娶过你做我的老婆，已经很幸福了。但是有一件事你要答应我。”
　　“什么？”我看着他。
　　“将来如果你有名了，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永远别提我的名字。”
　　二十多年过去，我一直履行着承诺。直到今天，我不想再守口如瓶。因为我尊重他，尊重那段短暂的历史。并且我相信假如我们还能重逢，他也将不再执守年轻时的意愿。
　　那一年我们甜蜜得发腻。每天晚上，如果我先到家，没看见他，就沿着他回家的路去迎他。反之他也会去迎我。丝毫不觉累，更一点儿不嫌麻烦，只要能早一分钟看见对方，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他很憨厚。在他心里我聪明绝顶。
　　那年他在读夜大，一天早上临上班前，他惊呼一声：“哟，坏了！下午语文课老师让交一篇作文，我忘写了！”
　　我觉得他太大惊小怪，“什么题目？我在家帮你写一篇，你拿去交差不就行了？”
　　他告诉我题目叫做《秋天》，于是整个上午，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奋笔疾书。我一直感谢爸爸把文学修养遗传给了我，这类文章我向来驾轻就熟。
　　中午，我急急忙忙把写好的作文拿给他，他一边吃饭一边心不在焉地誊抄下来。
　　等到第二周的这一天，他们的语文老师——一位北大中文系教授在课堂上点评作文。
　　“在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的作文达到了可以发表的水平。他写的是自己在秋天里怀念一位老师……”
　　老师讲了很多文章中可圈可点的细节，他却一脸茫然，心想这是丹丹写的那一篇吗？
　　“我在北大教过这么多学生，还没有人写出这么好的文章。我给他打了96分。”
　　等到作文发下来，他看到稿纸右上角果然写着一个鲜红的“96”，先是一阵狂喜，很快就又发起愁来，愁的是既然老师对他如此印象深刻，将来的作文他是没法自己写了。
　　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北京晚报》，真的发表了。我用了一个笔名叫做“小舟”。一来“舟”里包含着一个“丹”字，二来“舟”与他的姓氏“周”同音。那时候做任何事都一定要留两个人的痕迹在一起。
　　后来我们之所以分手，大概是因为再没有更多的缘分让我们继续共度更长的时光。现在想来每恋爱一次就建立一次婚姻并不太明智，但在那个年代、那个年纪，我能作出的选择无外乎此。因为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自己的床，自己的桌子，我想白天黑夜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不被打扰，无需躲藏，不必为了几天一次的见面仓惶等待。
　　分手以后他便消失了。各种机缘巧合让我遇见小学同学，遇见儿时邻居，遇见聚会时偶然相识的朋友，甚至胡同口卖冰棍的大嫂，唯独没能再遇见他。
　　不知他将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离婚后一年多，我遇见了英达。在我的三次婚姻中，英达这一段总好像不可触碰。然而既要写我所经历的过往，与他共同走过的10年便无法回避。他比我大49天，我们27岁相爱，37岁分手，共同度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光阴，从浪漫无忧的青年走到心事重重的中年。
　　分手时我曾经试图出一本书纪念那段旅程，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今天，当我同意了出版社的约稿，便又将那些尘封近10年的手稿找了出来。
　　重温以后我惊讶无比：时间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东西！太多的往事，太多的心情，我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假如当初没有记录下来，那段婚姻在记忆中将只余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所以我庆幸我写过并留下了这些文字。
　　但面对这真实得让人有些“难以接受”的历史，我又犹豫了。无论初恋，还是第一次不为人知的婚姻，想来我已十分淡然。而与英达共同生活的这一段却因当时正沉浸其中，色彩显得格外浓烈。如今我们已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出太远，再没有任何重合的足迹，翻回旧的一页是否仍有必要？是否会打扰别人的生活？更何况，即使一起走过的日子，他的记忆和我的记忆又能完全一样吗？
　　我不知道我应该仅仅留下那些故事，淡然地叙述，筛去彼时心情，还是应该保留既然已经保留下来的一切。我不知道应该将它们留给自己看，让自己记住曾经走过那样一段路，那么温馨那么动感情，还是应该说给别人听，告诉别人现在我早已不疼了，不在乎了。
　　最后我决定尊重历史，将逝去的那一段复原。所以现在的有关英达的文字大部分仍是出自10年前的我之手。
　　当然，在我们各自度过了又一个10年后回头看，37岁还是太年轻，那时的心境极端而热烈，红太红，黑太黑。于是只有到了一切都已平静的今天再去回首那段往事，冷静地，客观地，泰然地，看到的才是它本来的面目——没有是非对错，没有其他可能，海可枯石可烂，抑或新人笑旧人哭，其实不过是一个“缘”字。

智慧女人，很可爱。

每一次爱都是惊心动魄的(1)
　　我和英达的相爱是在1987年，那年1月他母亲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奔丧。正好剧院要排一个新戏《纵火犯》，由林兆华导演，英达任副导演算作实习，也为将来能留在剧院做准备。我在里面演一个戏份很少的黑人小女仆。演出时我给自己梳了一脑袋小辫儿，满脸满手的黑油彩和一个大而厚的嘴唇，用尖而快的怯生生的声音讲话，可笑极了。那出戏演的场次不多，在我的艺术道路上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它却改变了我的生活。
　　建组的那天，在会议室讨论剧本，大家围坐在大桌子四周，我和英达挨着。我排戏从来不带水，因为我觉得无论坐下来谈什么都先倒上一杯茶那是老年人的习惯。英达的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杯，满满的香喷喷的茶水。导演正在谈剧本构想，我渴得要命又不好讲话，就在纸上写了句：“我能喝你的水吗？我没病。”他笑了一下，在下面写：“当然能。但我有，AIDS（爱滋）。”
　　他就是这样一个机敏

幽默的人，不认识他的人与他的第一次谈话都会很难忘。他的聪明，他的博学，他的狂放和不可一世，让喜欢他的人一见钟情，让讨厌他的人不能容忍。
　　“有什么了不起！”常常有人会这么说，“不就是英若诚的儿子嘛，不就是去过美国嘛。”
　　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排戏后大概两星期。有一天早晨他进排练厅直接走近我，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我的手上，松开是一个被他的手捂热了的煮鸡蛋。我笑着把鸡蛋磕开，连蛋清儿都还是水。
　　“你的手根本没把它焐熟！”我大笑起来。
　　然后是我请他在一个叫“白桦林”的小西餐厅吃饭。
　　然后是我接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一定要娶你！我一定会娶你的！”
　　“咱们得好好谈谈。”我说。因为我发现问题有点儿严重。
　　“好啊！我有套单元房，在水碓子13号楼，你来吧！”他的表情特别真诚。
　　约好下午5点见面，差5分钟5点我就到了。刚上楼梯我就听见有人在鼓掌，爬上来看见他换上了干净的白衬衫。
　　“我妈说女孩子跟人约会应该迟到。可我在大街上耗了半天还是早了5分钟。真够露怯的！”我说。
　　他笑起来。我说什么他都笑，他好像特别爱听我说话。
　　我们相爱了，像两个18岁的少年。每天在剧院见面我们都大喘着气。中午休息时我们跑到新侨饭店吃饭，整顿饭他都在教我唱英文歌。我那会儿一句英文都不会，靠死记硬背我的发音居然还特别准。4年后我第一次去美国时给美国人唱过那些歌，有个美国人无论如何不相信我根本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意思，他简直不能想象我那时不会说英文。
　　我不是那种把爱情一点儿一点儿给出去的人，我不在乎也不考虑是否自己像个傻瓜，我完全缺少女孩子的疑虑和谨慎。一旦爱上了就全心全意。爱会使我的理智消失，智商为“零”。人们常说：“真正的爱只有一次”。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每一次爱都是“真正”的和“惊心动魄”的。
　　热恋时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英达在看报纸。电视里演的是“世界

名模大赛”。每一个模特走出来我都惊呼一声，然后我说：“快看呀英达，太漂亮了！这些女人真是‘上帝的宠儿’！”英达漫不经心地抬了一下眼皮，嘟囔了一句：“比你还差得远啦！”
　　能想象我的智商吗？不撒谎，当时体重近130斤的我差一点儿就相信了他的话！
　　他还告诉我，我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儿。“大学里的那些女孩子可能会读书，但她们绝大多数都没你‘聪明’，‘聪明’不一定会读书，就像有文化不一定灵魂高贵一样，你经常会看到一个

文化人有一个小市民的灵魂，而你是既聪明又灵魂高贵。”
　　这些话我听了心里可太舒服了！我深深地把它记了10年。
　　后来他回美国继续读他的学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他的信。他还给我写了好多特棒的“情诗”。他说他写的诗老在“韵”上，他不会不押韵，而在“韵”上就不能算好诗。我自视为文学青年，同样以诗回赠给他，同样地每一句收尾都
　　穿一件雪白的毛线衣，
　　拿一张正方的小纸躲在角落里，
　　用诉不尽的思念折一只纸鸟寄给远方的你。
　　我把纸鸟放在唇边装进无数的吻，
　　又轻轻搂在怀里装进我心中的秘密，
　　带着我的嘱托，
　　带着我潮湿的梦，
　　带着那一段无声的乐曲……
　　飞吧，飞吧，
　　但千万不要歌唱，
　　记住啊，
　　做我和他的使者，
　　你要默默地，
　　默默地。

嫁给英达
　　英达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国读满了学分。1989年7月13日，我们终于在东城区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了。
　　我真正走进了那个家，卷起衣袖开始做“家庭主妇”。我首先打开壁橱，将英达的母亲生前存放多年的“宝贝”都翻了出来：大捆的布匹、大叠的口罩，以及许多永远不会再用的，每一个经历过“困难时期”的母亲都会保留下来的生活用品。我把它们分送给邻居和亲戚。
　　然后，我作出一个更为惊人的举动：我铺开了那张虽已购买多年却依然如新的仿古地毯。那是一张漂亮的地毯，是英达的父亲托朋友买的。它常年卷在沙发根处。从前只有来了重要客人他母亲才会把它打开，然后命令所有的人光脚。
　　我打开它的时候，英达的父亲还在看报纸。他吃惊地看着我，愣了半晌才问：“天天都铺着啦？”
　　“啊！”我坚定地，头都没抬。
　　“脏了怎么办？”他小声地说。
　　“洗！”我说。
　　“坏了怎么办？”他声音渐高。
　　“再买一个！”我动作麻利地收拾着。
　　“倒也是！”他嘟囔了一句，再没说话。
　　我把家里一个最大的黑衣柜里所有的东西清理出来，然后从街上叫来了收购旧家具的小贩。
　　“能卖多少钱？”我问。
　　他敲了敲木头，摇了摇头：“不要。”
　　“5块钱你拿走。”我着急地说。
　　他还是摇头：“都是三合板，卖不出价。”
　　“不要钱。”我狠狠心，“送给你了！你拉下去吧。”
　　他还是不要，他走了。这个衣柜根本没有后挡板，多年来它直接靠在墙上，里面的衣服都会蹭上白灰。我把它抬下楼，扔在了垃圾箱旁边。
　　8月底，我正准备接一部由滕文骥导演的电影《黄河谣》。我演女主角，英达当时还没有工作，就跟我一起去了西安，准备做那部戏的副导演。我们在西安为剧本的丰富出了一些主意。修改剧本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北京，就在那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要这个孩子吗？”我问英达。
　　“要吧！”英达坚定地说，“反正早晚得要。”
　　“戏怎么办呢？挺好的机会，我应该再演几年。”
　　“也是，”英达说，“那就别要了。”
　　“为什么你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我盯着他，“为什么你想杀了它？”我开始无理取闹，开始有了做母亲的恐慌，开始撒娇和找理由哭。英达哄了我很久，我们决定生，并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滕文骥。
　　我非常兴奋地准备做母亲。八九月份北京还很热，我穿上宽松的孕妇服，每天都在毫无顾忌地大吃。终于可以不担心发胖了。我以最快的速度在长肉，并且十分得意地每天下午在楼下晒太阳。
　　“丹丹怀孕啦？”楼里的邻居见我穿着孕妇服都在问。
　　“当然！”我自豪地回答。
　　“多久了？”人家看我挺着肚子。
　　“1个多月了！”我努力控制着幸福的表情。每一个听见我回答的人都放声大笑，因为此时孩子大约只有一颗黄豆那么大，而我的肚子已经不小了。
　　就这样，我在家里准备做母亲，英达在陕西拍《黄河谣》继续做他的副导演。戏还没有拍完，英达就回来了，说滕导让他先回来写下一个戏的剧本。英达果真在写了，而且非常认真，然后很快发现人家只是找了个借口把他撤了。从来没人要用他写的东西。我想他第一次进摄制组，一定工作特别“认真”，一定显得特别“聪明”，一定给不少人提了不少意见，一定有滕导老班底的人问：“哪儿来个不知深浅的，跑这儿来指手划脚。他不走，我们走！”一定是滕导没招了，怕戏拍不下去，就想了个不伤英达自尊心的办法，把他先发配回来了。尽管情理上是这样，我还是像一个孩子被人欺负了的母亲一样被激怒了。我对后来到我家来给英达送稿费的制片主任说：“请你转告滕文骥，宋丹丹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
　　我不知道那个制片主任是怎样转告滕导的，没过多久我们收到了一封滕文骥的来信，字迹很工整，两页纸，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君子分手不带脏字儿”。
　　那时候英达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从中学、大学到出去留学他都没有走出过校门，没有接触过社会。他常常会喋喋不休地显示他的记忆力和他那些“无用的知识”。如果一群人在谈论一个观点，他一定会找出一个人来争论。我永远为他捏把汗，因为最终他的观点常常是正确的，而对方会很下不来台。如果一大桌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我常常会踩他的脚或掐他的腿。
　　“你为什么不能闭上嘴呢？”回家的路上我总在抱怨，“为什么你就不允许别人‘聪明’一次？”
　　“我不行！”他说，“我不能眼看着那个人企图踩着梯子和我一边高。”
　　当我深知自己不可能去改变他的时候，我就改变了策略：“英达没有社会经验，他不大会为人处世，但他人特别好。”我常常会告诉第一次见他的人。
　　不过几年以后，他经历了许多事，自然成熟了许多。他在

离婚前还经常对我说：“我成熟了吧？现在你不替我捏把汗了吧？”
　　1990年3月20日上午，我被推进了手术室，剖腹产下7斤1两重的儿子。那时候我以为孩子得有个八九斤重，因为我的体重已经180多斤，我胖得谁见了都哈哈大笑。当医生把孩子剖出来，我听见儿子的哭声的时候，我想我的肚子还开着大口子。我用虚弱的声音，忍着疼痛让医生帮我数数孩子的脚趾够不够10个。生一个健全的和别的孩子一样的小人儿是那么不可思议！听我妈说在手术室门口当英达听说果真是儿子的时候，他用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墙。
聪明绝顶的“觉皇”
　　孩子七八个月大的时候，我们搬进了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和一座两层小楼。我从未想过不要孩子和生孩子可能会影响我的工作。在怀他6个月的时候，我演了小品《超生游击队》，一下子大红起来。生下孩子34天，我开始四处奔波忙于演出挣钱，五六天回来一次，每一次孩子都大一圈儿。我把挣来的钱用来装修我们的新家。看着我那样辛苦忙碌，英达曾对我说：“丹丹，我今天花你1分，将来还你1万。”
　　话虽是这样讲的，但他却依旧整天在家里睡觉，自称“觉（教）皇”。每天睡到中午12点起来吃午饭，吃完午饭说：“天那！太困了，我必须去睡一会儿了！”
　　眼看着他一天天胖起来，我十分严肃而气愤地跟他谈了一次话：“我不在乎你是否成名，也不在乎你是否挣钱，但你现在已经做了父亲，你得做事，人不能不工作、不劳动，人不能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他画画儿很好，写东西也不错，我开始逼他写东西。“你小时候都发表过小说，为什么不能接着写呢？”
　　我的话很严厉，他说我像他去世了的妈。然后他下决心写东西。“我必须白天先睡一天，然后我写一夜！”
　　我们的卧室在小楼的二层。早早我就上楼睡了，看见白天睡了一整天的他走进楼下对面的小书房去“创作”。夜里3点，我醒来趴在窗前，看到他书房的灯还亮着，我欣慰极了，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就坚定地认为他聪明绝顶，必成大器。
　　早上8点，我轻轻地走进他的小屋。一进去我就惊呆了！床、桌子和书架都挪了位置，窗明几净。他鼾声如雷。台灯前整整齐齐摆着稿纸，一个字都没有。
　　我把他摇醒，问他的“小说”放哪儿了。“丹丹，”他诚恳地说，“以后你看哪屋脏就让我在哪屋写东西，我保证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因为干什么都比写东西强！”
　　我不能再逼他了，我怕他的压力太大了。他那么聪明，那么可爱，那么懒。我想也许他不适合当作家。
　　一天，我的朋友王领来我家玩。那时候她的儿子秋秋刚从电影学院毕业，还不知会分配到什么地方，他急着想工作。
　　“他太急于去挣钱！”王领说。
　　“把他叫来，”英达故作严肃地，“我得好好给他上上课！这哪儿成啊，怎么这么不懂事！得好好批评批评他！如果他态度虚心，我就给他传授经验：教他怎么能娶到摇钱树。自己挣多累呀！”
　　直到后来他已经套上了工作的“大马车”以后，还总在家里拄着一根同事送给他父亲的拐棍，“我什么时候才能到‘晚年’呀？急死我了！”他常常这样叫唤。
　　我从来没有对他真生气，因为他让我气不起来。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爱你没商量》的导演来请我演女主角周华。我非常喜欢那个剧本。故事发生在一个剧院里，我演的是一个话剧演员，历经坎坷，最终走出了自己。那个故事很动人，我特别懂那个角色，因为我就是话剧演员。
　　虽然我小心翼翼地怕失去这次机会，但我还是对导演说：“你让我演周华我特别乐意。但英达必须演方波。”我没说不让英达演方波我就不去演周华，我还没那么自以为了不起。但我的确非常诚恳地要求导演考虑方波让英达来演。方波在戏开始时是周华的男友。我用许多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这个角色非英达莫属。导演当时犹豫着说等过两天再给回话，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于是，过了几天，我和英达一起兴高采烈地走进了《爱》剧组。
　　客观地说，英达的“方波”演得很精彩，他把知识分子的小聪明、小算计，浪漫而又现实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那时已经演过了《围城》里的赵辛楣，有了一定的表演经验，再加上他天生松弛并有很高的悟性。我是那么以他为荣。
　　拍完《爱你没商量》，我就到美国度假去了，《爱》剧在国内的反映与我们的预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许多报刊杂志批评、嘲笑这个戏。当然，批评最多的是我的表演。
　　“幸亏你不在国内，”英达打长途告诉我，“不然我真担心你受不了。”他因为报刊对我的“不公正”评价气愤至极，他为我四处喊冤，夸奖我并为我的“才能”平反。
　　其实对于观众和记者的批评我并没有感到承受不住。我早就知道演员的艺术道路不可能永远只是鲜花和掌声。我比英达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我在美国度假期间英达和王朔一起见了《我爱我家》的投资商。从我认识英达的那一天起，就知道他一直想拍一种在美国已流行多年的“情景喜剧”，他梦想做导演，导自己的戏。
　　他打国际长途告诉我这事有进展，我没当回事，我对他所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因为他懒。然后他告诉我他和英壮、梁左一起到西山远离“尘嚣”创作去了，当我从美国回来一进家门，他就拿出了几集《我爱我家》的剧本。他不让我自己看，非要念给我听。大概他怕我看不出来那些“包袱”，而念出来会比较逗。
　　《我爱我家》圆了英达的导演梦，并且一炮打响。他人缘好，对工作人员及演员都很尊重，大家都喜欢他。他干上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他的“杂学”派上了用场，自此他不可能再懒下去了。投资商投了钱，摄制组一建起来，每一天的花销都很大，摄制组要以最快的速度运转，否则资金就不够了。
　　英达异常勤奋起来。有一天早上7点，我睡眼矇眬中发现他在擦地！
　　“我睡不着。”他告诉我，“压力太大了。”
　　他摘掉了戴在他头上多年的“觉皇”的帽子。

了不起的勤杂工
　　在英达没什么工作的时候，他有很大一部分注意力在我身上。记得我28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他谎称睡不着，想干点儿事，让我先睡。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我们小小的单元门厅被布置得焕然一新。墙上有一张我的画像，那是他用细水笔画的，上面写着“年方二八”，据说他为此画到了天亮。桌子上摆着他“变”出来的蛋糕。点亮的28根蜡烛上火苗欢快地跳跃着，他的父亲、外婆和保姆小花都坐在桌前等我。我一出现，大家就高声说：“生日快乐！”英达把给我做的纸皇冠戴在了我的头上。无法形容当时的我沉浸在怎样的幸福中。
　　我永远也忘不了英达挣的第一笔大钱。那是《我爱我家》的作曲关峡付给他的分成。那天他和关峡在他的小书房里谈了一会儿，送走关峡他来到客厅。
　　“丹丹，看！噔、噔噔噔（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主题音）……”他嘴里打着拍子，一下解开了棉外衣，里兜儿揣着整整齐齐的6万块钱。他以最快的速度一叠叠地抽出来，撒向空中，有一叠落在了房顶的大吊扇上。大冬天，我们不得不启动它，让“无数张”百元大钞纷纷飘落下来。我们全家都撅着屁股捡，满屋回荡着我们欢快的笑声。
　　英达有名了，能挣钱了。他的事业有成增加了我对他的信任和依赖。我什么事都和他商量，听从他的决定。不可否认在那10年的恋爱及婚姻中我是幸福的，但是也很累。很难想象我竟有如此韧性，长此以往地担当着那个家庭的“顶梁柱”，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那时的英达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生活能力的人，他不会也不愿做属于男人的家务，他的忘性令人发指。他从来不记得我交代他做的事情。如果别人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万不能由他中转，说不准他会随手往哪儿一扔，然后一点儿都想不起来。
　　一次我给他的小书房安窗帘，我把缝制好的布交给他，并给了他一根细长的铁丝，“帮我穿上”。我开始在窗边钉钉子，我们边聊天边干活，很久了我才发现他那根铁丝一点儿都没穿进去。
　　“它老扎出来，这活儿我没法儿干！”他急了。
　　我拿过来，把铁丝头弯回来一点儿，一分钟就穿上了。每到这种情形他都会发怒：“为什么你老想让我感觉自己是个白痴？！”
　　基于他的这些能力，我很少让他或指望他能干什么。家里修灯、修锁、修煤气、修马桶样样都是我。
　　有一天我们的汽车坏在半路动不了了，谁也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英达打算放弃，要叫辆出租回家。
　　我对他说：“把前盖打开。”
　　他笑了：“你什么意思？你想修车？”
　　看着他难以置信的样子我根本不理，挽起袖子就开始瞎碰。请注意，我根本不懂车的构造，我那会儿还不会开车，也丝毫不知道车前盖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散发着热气的东西是什么。但我把它“修”好了，触拨几下车就发动了，我们开车回了家。
　　“你是魔女。”他对我说，“你有一双神手！”
　　我也许天生不该做演员，我其实可以成为了不起的勤杂工！
　　我们在1988年就买了刚才提到的那辆车，墨绿色的、流线型的英国车：Vauxhall。英达说在美国

留学都没开过这么好的车。我们对它心爱极了。
　　

新车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全家兴奋得坐立不安。那天正巧我刚从外地拍戏回来，吃完晚饭大家决定开新车出去兜风。请注意：家里任何一个人都还没有驾照，只是英达和他父亲在美国都曾开过车。那天晚上他父亲喝了许多酒，临出门时揣上了他的“

人大代表证”。
　　“万一出什么事，谁也不能抓我！”他说。
　　我们笑着走下楼，我埋怨他这话说得很不吉利。
　　英达把车开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红领巾公园附近，那里没什么人。他父亲强烈要求“过过瘾”，我们同意了。他坐到了驾驶的位置。先是发动不着，打火的时候发出一阵阵金属摩擦的刺耳的声音，英达在耐心教他。终于发动着了，然后车“噌”地一下就蹿了出去。
　　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车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在飞奔，眼瞅着就冲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去了。那个女的还回头仿佛微笑了一下，她全然不知身后的这辆绿车的驾驶员多么可怕。他喝了许多的威士忌，并且很多年没开过车了。他没驾照，只有兜里的“人大代表证”！
　　我和英达都在大吼，我们疯了一样地喊：“快踩刹车呀！”然后就看见老人家手中的方向盘拐到了一边，只听见“嗵”的一声，车右侧的后视镜在1秒钟之内就没了，“咣”地一声车子撞在了一根电线杆上。
　　车停了，我们谁也没动，那个中年妇女又回了一下头，继续骑走了。我听见车窗外一个老大爷的声音：“镜子在后边那，还不捡去！”
　　我们回去了。把车停在楼下谁也不肯上楼。英达父子俩蹲在单元门口，英达说：“这下可好了，从来没开过这么好的车，一转眼就变破车了。”
　　我们看着车鼻子前面巨大的“酒窝儿”，谁也没埋怨已经吓坏了的“

人大代表”。
　　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父子俩说夜里做的都是撞车的梦，其实我也一样，我的脚在梦里一直使劲儿地在踩刹车。
　　这辆车我们开了不到两年，英达相继弄丢了行车执照和车钥匙。没办法我们只好请了监狱里专干溜门撬锁的小偷把车打开了。他每天出门我都大喊着：“带驾照！”而他比预定的时间晚回来半小时我就坐立不安。最后我坚定不移地把车卖了，要不然我有可能死在这上面。
得心脏病都会快活
　　1993年我到欧洲演出，在意大利给英达买了一双细腻如丝的皮手套。那副手套太漂亮太精致了，花了我一百多美元！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他买的，交给他时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千万别丢了，本来我可以给自己买双皮鞋！”他很郑重地收下了。
　　一天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办事，出家门的时候他第一次戴上了新手套。他们一起走到胡同口叫了辆“面的”，当然他就把那副手套落在了出租车上。他只戴了不到100米，然后，是对那个朋友的一路叮咛：“不许告诉丹丹！”
　　过了一些时候他又要出门，仿佛很随意地对我说：“是不是应该给我买双手套？太冷了！”
　　“你的高级手套呢？”我担心地问。
　　“怎么问我？我哪儿知道，我从来没戴过。你不舍得让我戴，谁知道你又藏哪儿了！”
　　我开始在家里找，急死了。我想我真是老了，什么都记不住。我把箱子柜子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十分歉意地上街又给他买了一副。
　　过了很久那个朋友才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一点儿也没生气，我已经知道他那么怕我唠叨，也已经明白了我不能要求他做“做不到”的事情。我想在接受他的优点的同时接受他的缺点，反正我们在经济上已经不窘迫了。
　　在这儿我还要讲一件事情，为这事儿我差点儿得心脏病。英达的父亲英若诚是一个极其顾家又热爱“科学”的人。很多年前，在别人还没听说过那些新鲜玩意儿的时候，他就把日本出的“换气机”和英国产的“电灭蚊器”搬回了家。插上电源我不知道空气是否被换过了，反正电表的指针老是在“揪”我的心。而我在“电灭蚊器”里没看到过一只蚊子，即便把它放在院子里也一个小虫都没有。
　　有一天，他看见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3800块钱的真空管太阳能使您一年四季24小时享受热水。”于是他决定安装。大卡车拉来了设备，能装几吨水的大锅炉往房顶上扛。我们所谓平房房顶都是斜瓦，我真怕那几个工人掉下来。我们的墙被凿了无数个大洞，直径近1尺的大圆管子从房子的最东头穿到最西头。洗手间的

瓷砖都碰坏了，墙上好几个窟窿连接着错综复杂的电线、好多个水管的开关和电插座。装好以后，我们果真看见房顶的锅炉冒着烟，可以肯定水开了。可是打开我们所有的水笼头，却没有一滴热水。
　　我打了无数次电话请他们来修，他们确实每次都上房顶看看，但丝毫不见成效。我请求老人家让他们把它拆下来，房顶上压着一个盛着几吨开水的大锅炉实在让人害怕！他去了，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人家决定不收我们1分钱，并且把那些“真空管”都送给我们了。后来我发现水不冒烟了，也就没再想这件事。
　　不久后我去了美国，有一次跟英达通长途电话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能想象吗？咱们家两个星期以来一直顺着房顶往下哗哗流水，1秒钟没停过。院子里长出了许多不知名的植物，隔壁残疾人基金会每天都来敲门，因为水也流到他们院子里去了。”我在电话的这一端一下子就懵了，心动过速。
　　我大喊着：“快去找人修呀！”
　　“我不知道找谁！”
　　“快把所有的笼头都关上！”
　　“关上了。”
　　“再把

卫生间所有的插销都拔掉，别挂电话，现在就去，然后告诉我情况！”
　　他放下电话去了，然后气喘嘘嘘跑回来说：“好了，水停了。你快回来吧，家里没你不行。”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能让你得心脏病，而你得心脏病都会快活。
　　1994年我们的四合院准备拆迁。城建公司在方庄给了我们两套单元房。我觉得房子分配得不够到位，就四处奔波上告要求再加一套。
　　“我们家有老人有孩子，我公公和英达都需要书房。如果不多给一套，我们没法生活。”我在相关人士面前喋喋不休。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争取到了3套单元房。这下可有活干了，我开始了漫长而劳累的

装修。
　　所有的装修材料、设备、墙纸、瓷砖、洁具、大理石、花岗岩和热水锅炉都是我挑选并拉回来的。3个单元有3个洗手间、3套洁具、3个锅炉和无数的瓷砖。我一趟趟搬运，往返于城南和城北。历时近1年，房子终于快装好了。有一天我对英达说：“今天抽空来看看新家吧，瞧瞧我的劳动成果。”
　　他来了，一进门看见我正趴在地上给地板打蜡。“你可爱死了！”他对我说，“咱们家真漂亮！”
　　装修花去我太多的心血，几乎每一个钉子我都那么熟悉。我把好多从国外带回来的小饰物挂在墙上，给许多画和证书都配了框子挂起来。整个家看上去是那样整洁典雅。
　　不光是心血，

装修还花去了许多的钱。11间房子，每一个房顶都需要吊灯，6个房间需要空调，添买了新的电视，并购置了很多家具。没有一样不是我一个人买回来的，没有人不为我的“能干”而惊叹。当然，我也总忍不住去炫耀自己的能力，后来我发现为此英达有些不高兴。
　　“你让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做，”他说，“而实际上你什么都不让我做，什么都要按照你的意志。”
　　他说得对，这的确是我的问题。我是那么霸道，那么精力充沛。记得有一年我出国回来，英达为了让我高兴，把家的样子改了，

客厅的家具都挪了位置。我看着别扭极了，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在当天夜里3点钟，我一个人把所有家具又放回了原处。不能想象我是如何挪动那些大柜子和大电视的。我总显得那么力大无比。直至今天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和一个人共有一个家，你要照顾对方的感受。你要与他共同分享一切，包括情感，也包括劳动。
当爱已成往事
　　1991年英达的父亲出现了第一次大吐血。当时血就像水笼头里的水一样从嘴里喷出来，我被那情景吓得一声声尖叫。这样的事情自1994年至1996年又发生过多次。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每每遇到这个局面我都会表现出异常的镇静。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进医院，然后开始漫长的守候。病房允许支床的时候我就支张行军床，不能支床了我就蜷在沙发上，一住几个月。
　　“你去忙吧，”我对英达说，“我一个人行。”
　　老人得的是酒精性肝硬变，吐血前他每天晚上手里都会拿着一杯加了冰块的威士忌，吐血后他连酒酿都不敢吃了。他病得太久了，我已经完全成了“特护”。我借来医书研究肝硬变的病理，我知道如果他发生什么情况该如何抢救，输什么药。我每天用医院的微波炉给他做两顿饭，他需要吃很软很软的食物，正常人吃的米粒可能把他的食管划破。我还负责为他洗脚、擦身、剪指甲……
　　他住在协和

医院。过去“协和”的大部分医护人员都住在医院里，长时间不见阳光，几乎个个脸色苍白，他们自称“协和脸”。有一天，一个护士对我说：“宋丹丹，你也有一张‘协和脸’了。”
　　我曾经因48小时没睡晕倒过。
　　我曾经一连10天吃方便面。
　　没有人问我：“你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也没有人问我：“你是否需要回去洗个澡？”
　　我几乎48小时没合眼的那一次，第三天我出去给老人买饮料。当我提着两大兜饮料走进病房，迎面撞见英达的表弟英宁和他的妻子，我眼前一下子黑了，晕倒在床上。醒来后我大哭，说我需要帮忙，需要有人换班，我要睡觉！
　　英达不是不帮我，首先他特别忙。他不是在给上一部片子做后期，就是在准备下一个戏。并且多年来“丹丹什么都行”“丹丹不需要也不喜欢别人帮助”的概念在他心里已根深蒂固。
　　记得一次老人连续几天高烧、说胡话、出现幻觉，吓得我很久没敢好好休息。终于熬到有一天的后半夜，我躺在用3把椅子搭成的“床”上睡着了。凌晨3点半，我的呼机“嘀”声大作。起身打开一看：
　　感谢你使我没有后顾之忧，我永远都会爱你。
　　英达
　　这就是他，在你需要感情的时候，他随时散发出让你土崩瓦解的温暖。
　　不知道我们的爱情是哪一天悄悄溜走的。那些年我只知道忙于家里家外的活儿。没有一个妻子会像我一样给丈夫更为广泛的自由。我忘了撒娇，忘了受保护，忘了得到应有的温存和体贴。我只是忙着给予，忙着告诉我的亲人们：“没关系，天下太平，再大的困难我一个人就能扛住。”
　　诚实地说，那些年我累苦了，到极限了，要崩溃了。

离婚之后英达还对我说过：“你应该给我点儿预感，让我明白你已经支持不住了。”
　　我像溺水者急于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地急于得到照顾，急于有一个成熟的男人对我说：
　　“你要多休息。”
　　“你不能吃太多。”
　　“你该穿厚些。”
　　我忽略了一个生活中重要的原则：给予比接受更为幸福。我总是忙着给予，忙着让自己幸福。我不会也不太懂得接受，我忽略让他人给予，也就是忽略他人得到幸福的权利。
　　是陈词滥调，也是绝对真理：婚姻需要经营，需要两个人不断地付出。错就错在，我以为，10年的时间能包容一切尚未说开的话，能化解一切来不及疏导的郁结。我还以为10年情缘堪比血缘，不必再修正自己的弱点，反正他已习惯，并且我那些“汗马功劳”足以抵消我做错的一切了。
　　好像是3年前，我从报纸上看到李宗盛和林忆莲分手的消息，难过莫名，有种为他们流泪的冲动。我对一个朋友说：“他们曾经那么相爱，那么多动人的歌都是李宗盛为林忆莲写的，连他们也分手了，爱情这东西真没意思。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我的朋友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丹丹，当年你和英达离婚，我们就是这种感觉。”
　　我愣住了。如果不是我自己为了一对陌生人深感惋惜，我绝不相信我的婚姻破裂竟会影响到、甚至动摇了其他人心中的什么。
　　是的，那个冬天，所有的朋友听说了这消息都表现出极大的震惊，所有的人都在问为什么。
　　必须诚实地说，离婚是我提出来的。那时候我偶然地认识了一个人，迅速堕入“情网”。10年来我有了第一次“婚外遇”。没几天我就打电话给英达：“我有外遇了，咱们离婚吧。”
　　“行。”他说。没有犹豫，也没有挽留。
挨过烫的小孩都躲着火
　　我们是1997年1月2日离的婚。那天早晨我们约在剧院门口见面。
　　之前他对我说：“丹丹，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是模范夫妻，所以分手时也要和和气气、高高兴兴的，这对我们彼此都好。”我说“好吧”。
　　对他的话，我一直由衷地信服。所以那天我们挽着胳膊一同走进了人事处。管人事的同志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你们俩——要离婚？！”
　　“是啊。”我一脸笑容，生怕别人以为我很痛苦，或者为我们惋惜。
　　要想

离婚我们必须带着结婚证。像往常一样，英达把它落在车上了，当然要由我跑到楼下去取。
　　剧院开好了介绍信。我们找能办手续的地方。我们是开我的车去的。一上车英达就对我说：“丹丹，送你一首歌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
　　爱悠悠，恨悠悠
　　为何要到无法挽留
　　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给我关怀，为我解忧
　　为我凭添许多愁
　　在深夜无尽等候
　　独自泪流
　　多想说声真的爱你
　　多想说声对不起你
　　你哭着说情缘已尽
　　难再续，难再续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
　　再多一点点温柔
　　别把一切都带走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
　　再多一点点问候
　　别再让我独自难受
　　我哭成了泪人，没说一句话。
　　我们先去东城区街道办事处，因为结婚登记是在那儿办理的。去了以后才得知离婚在中山公园里面办。随即我们把车停在了公园门口。
　　那天特别冷，地上是厚厚的结了冰的积雪，公园里静极了。英达总怕我滑倒，紧紧地搂着我。我们彼此间掏出了最心底的话，好像不是要去离婚，而是在约会。
　　“英达，我有两个请求。”我说。
　　“你说吧。”
　　“第一，孩子跟你一起生活，但我希望随时可以去看他。”
　　“当然，你是他的妈妈。”
　　“第二，爸爸（英若诚）的病越来越重了，假如有一天老人去世，你要告诉我。”
　　“我一定会告诉你，他是你的亲人。”
　　当他非常肯定地给予我以上答复的时候，我感到很踏实，似乎除了这两样，再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
　　当然离婚不是在中山公园，最后我们到了户口所在地丰台区街道办事处。那天不办离婚，可我们是“名人”，为我们破了例。
　　晚上我们拿着离婚证分手了，10年的姻缘结束。
　　离婚前我还对人说过：“有的人希望自己年轻，回到18岁。而我只爱现在的年龄。因为18岁你还什么都不可知：你该做什么工作？嫁给谁？生孩子疼吗？而我现在已经基本‘功成名就’了。我做着最喜欢的职业，嫁了我最爱的男人，有了最健康的儿子。”这下好了，我的年龄不可能回去，生活却都回到了原点。我又像个刚刚毕业的学生，提着两只箱子，没有家，没有前景。
　　当英格丽?褒曼与罗塞里尼相恋并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时，曾饱受世人非议并被好莱坞拒之门外。萧伯纳对她说：“上帝要成就一个伟大的女演员，必会让她受到挫折。”这句话一直是我前行的力量。
　　一场婚姻的瓦解让我痛苦，更让我醒悟。这不是儿戏，我离开的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还有昨天的整个世界。我打乱的不仅是这个家庭中每一个人的生活，还有他们的整个世界。
　　假如现在你问我：“离婚你后悔吗？”
　　我一定会诚实地回答：“不，我不后悔！”
　　但你如果问我：“如果回到那时再重新选择，你还会离婚吗？”
　　我同样诚实地回答：“不，我不离！”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背十字架的，是要经受一些委曲、忍耐一些寂寞的，是要更多地替别人考虑的。打碎了一个家庭，便无法修补，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夫妻二人，还有彼此共同的亲友和孩子。而要建立起一个更美好的超过从前的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需要太多的运气和缘分。只是我属于特别幸运的一个。
　　我很认真地检点过自己，疏忽了什么以及错过了什么，我得出很多经验，很多教训。但是事情太蹊跷，突如其来，容不得拐弯，容不得再回头。所以关于婚姻，没有谁配得上做谁的楷模，有缘时随便怎样都好，缘尽时一切灰飞烟灭。
　　“挨过烫的小孩都躲着火。”我是挨过烫的。我猜想命运即如此，一定有一些坎坷无法绕过，一定有一些黑暗必须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