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是兖州人。作为古九州之一的名城，历代有重视文化人的传统。但说唐先生是文化人，大概很多见过他的人都不会相信。
大家去过兖州火车站吧？那可是个客流量很大的站，一年之中除了冬天，三季都能见到戴皮帽子的东北旅客，一年四季也都能见到穿得花花绿绿的男人——香港或广州人。至于外国人中的大胖子，大个子，还有巅上巅下的大奶子，更是来来往往，熙熙不断。
唐先生就在火车站不远处，常常坐着个小凳子，或用右手拦着左腿，或用左手抱着右腿，在那儿悠哉悠哉地东看看西瞅瞅。
唐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
出门在外的人，都知道火车站、码头一类的地方是个混乱场所，兖州火车站又是大站，自然也不例外。但无论是蹬三轮车的大嫂或开出租车的司机；无论是街痞、警察还是要饭的，只要在兖州火车站呆时间长的，没有不认识唐先生的。
同志，打扰一下，见唐老先生了吗。
算卦的老唐？
是啊。
北边。那不，太阳底下蹲着呢。
这是近二三年，我去兖州时常常上演的一幕。
要是再早上几年，问唐先生在那儿，他们会反问我，是补鞋的老唐吧？我说是，他们才指给我唐先生在哪儿。
我认识唐先生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在大队里担任副业院的头头，有三百亩的果园，有两架榨油机，还有弹棉花的大机器，又有一排牲口院儿，里边有骡子有马，好像还有驴。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很穷，在十几岁的我看来，副业院该是很阔气的地方了——他们竟然隔三差五地喝顿咸汤，里边还有白面做成的疙瘩，还有油，还有葱花味儿。喝上它一碗，那真叫香。
我是在去果园蹭汤喝时认识老唐的。一个留着光脑袋的大个子，正坐在树下的阴凉里，摇头晃脑地讲故事，周围围着不少的人，走近了，才看到一个大箱子，周围胡乱堆着马车上用的皮革什么的，还有一堆儿臭胶鞋。那鞋，一律解放牌，一看就是青年队的那伙子人穿的，只只呲牙咧嘴，仿佛能看到又黑又眩眼的脚丫子从里边伸出来似的。唐先生，那时候被称为老唐的人，边拿着一只鞋补着，边和周围的人讲雷公子投亲的故事。讲着讲着，他把鞋一挥，用左手打鞋底，还唱了起来，有板有眼有凄凉，是我们这一带流行的“柳琴戏”，也叫着瞎腔。唱这种戏的，大都是瞎子，而这老头却目光炯炯，英气逼人，而他一仰头眯缝起眼来时，却又显得陶醉和遥远，好像是那些故事、那些故事里的人，都进了他的眼皮里，只有他自己才看得见。
我便感到这老头的周身都有了一股或仙或神的东西，那东西高不可视，远不可见，一直等他喊我爷们时，我才醒过神来。周围一看，人们都上工去了。偌大的白杨树下，空空的打麦场上，只剩下了我们俩。
我和唐大爷便成了好朋友。
放学后，只要有空儿，我就往苹果园子里跑，那些在苹果园干活的人，吃了饭也到唐大爷这儿来。他们一来就说：接着来，接着来。
唐大爷便接着来。
讲完《雷公子投亲》，又讲〈杨家将〉，讲完〈杨家将〉，好像还讲了“姜太公封神”。那是文革后期，我爹经常严肃地批评那些喜欢听唐大爷讲故事的人，要他们注意，不能光听，要批判，要批判着听，别中了毒。
唐大爷也笑哈哈地警告他们：不能中毒呵哈，可不能中毒。咱一块批判，要多批判，很批判。
大伙儿也就哈哈笑着说批判、批判，明天咱再接着批判。
我爹和唐大爷有私交，有几个晚上，父亲还约唐大爷到我们家喝酒，东一家西一铺的，一说就是半宿。
从父亲那儿得知，唐大爷家是有钱人家出身，兖州城北，世代书香，也是望族。但唐大爷却不爱读书，上了不到五年的私塾，他便偷跑出来，跟着几个说书唱戏的戏班子跑了，把全家人气得四处乱找。找回来关起来，还是跑，一直跑到十七八岁。家里人说，这孩子，没治了。就由着他吧！
结果，他便成了民间艺人。
解放后，戏班子解散，他被迫回家，地里的活又不会干，城里边当了工人，好象也不大走运。有领导就专门治他，据说让他去要饭。
唐大爷笑嘻嘻地拿着竹板去要饭。
“竹板一打叭叭叭，
婶子大娘可在家，
门口来了讨饭的，
发发善心给点吃的吧！”
整个把人逗得哈哈直乐。
又有人看不下去，总觉得他活的太自在，就不许他要饭，要他“自谋生路”。想这阔宅门里里出来的少爷，自谋取生路还不得饿死？谁料唐大爷却做起糖葫芦来卖。
“咱姓唐，咱的糖葫芦儿也姓唐，谁的糖也不如咱的糖多。”
他的吆喝，比别人都揽生意。
于是，那些人更气不过，不许他卖糖葫芦，非要他“自食其力、自谋生路“不可。而且干脆就告诉他，补鞋！你只能给贫下中农衬鞋！
这鞋，唐大爷一补就补了三十多年，把当时谁非要让他补鞋的人是谁，都让他老人家给补忘了。
唐大爷补鞋的手艺，一直不断练习，练到在文革后期，他老人家怕是连中等水平也算不上。父亲常常笑着对他说：老哥，您别给补结实了，你这回补结实了，到下回生意可就少了。唐大爷就笑哈哈地回答：“就是，就是。都想让咱补结实点，补结实了，谁还给咱包子钱？他们说的我不能听。我，就听俺兄弟的吧！”
父亲在大队副业院当了三年多的领导。每年，唐大爷都在副业院呆上两三个月，补骡马用的皮具，补补胶轮车的带子，再给青年队的人补补鞋，这冬天也就快来了。平时，唐大爷就住到副业院里，一旦打道回府时，父亲除了给他结算工钱外，还送他点豆油或小麦什么的。逢这时候，唐大爷便哈哈一笑，装到车上再回首抱拳，笑哈哈地回城。
唐大爷后来告诉我说，你父亲——我们是老友。你大爷的老友不很多了，你父亲是一个。自从他不再副业院当领导，你们村的苹果园，我一次也没再去过。老友啊——得有很老很老的味才是。为什么苹果园这么多人，我只认一个？
嗨，神交呐。
唐大爷说。
到我高中毕业后又到煤矿工作，事也多了，见的人也多了，慢慢地，唐大爷的印象在我的脑海里却一天比一天清晰起来，他那一耸肩、一抬肘、一抱拳的神态，那亮堂堂的额头，那陶醉而迷恋的表情，时常闪现。那呵呵的直抒胸臆的笑声，不时在耳边响起。
唐大爷，您老还好吗？
记得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夏天，在兖州教育局三楼旁听几位教授的课。课后天色尚早，便骑自行车在兖州转悠，到火车站边的一个阴凉里吃冷饮，刚要推车走时，却发现一个大木箱子上，写着杜甫的诗，乃是刚刚听教授讲过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路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
字是用黄漆写上的，笔锋粗壮厚实，显得很墩实，又是楷体，更显古风。细看，一个大圆头正亮晃晃地闪着，不是唐大爷又会是谁？！
哎哟哟，呵呵，这不是贤侄吗？
唐大爷起身，耸肩、抖肘、抱拳，然后，又弯腰拣起一个小凳子递给我坐。
说了不到三句话。唐大爷便说，收工，收工。今儿的包子钱挣够了，咱爷俩到我家喝酒去。
唐大爷家在兖州东关，两间的正房，一间厨房，正房里除了摆下他补鞋的大木箱子，就只有一张旧桌子，一个大大的用土坯垒成的床，合上大木箱子，二个咸鸭蛋，一盘花生米，还有一大块五香豆腐皮。
我们爷俩便喝起来。
唐大爷问我这几年干啥去了。边喝边说当中，便扯到今天听课，唐诗中才讲到白居易。唐大爷一抿酒，竟然背起《琵琶行》来。不，他不是背，而是唱。老人眯缝起眼，看着远处，一边唱，一边轻轻用右手往左手心里敲着。几百句的琵琶行，他竟完完整整地全唱了下来。
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唐大爷乐了。
唐大爷说，再听我给你背《长恨歌》。
说完，他抿了口酒，又“杨家小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哇，又完整地背了下来。
这下把我震住了。
我把这两年自学古典文学的看字底子掏出来，从建安七子到唐宋八大家，只要我提出人名或一部作品名来，唐大爷均能背出作者的名篇和名句来，不禁将我惹得酒兴大发。一直到鸡叫，唐大爷才呵呵笑着说，睡吧，睡吧，你要想听，啥时候都有时间。
我们挤在躺在床上的时候，唐大爷才告诉我，他的古文底子，也是后来学的，跟着说书艺人跑江湖，他就带着不少诗文选本，闲时就看，虽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倒也记上几遍就记住了，记住了，就不会忘了。
从此后，或到北京鲁院进修，或到上海复旦读书，或到外地出差，从兖州上下车的机会多了，或上车前，找唐先生聊上一阵，请教一番；或下车后和他老人家喝上几杯，总是意犹未尽，仿佛还有很多的话要问要说。
时间长了我才感到，唐先生吸引我的不仅仅是他丰富的诗文知识，更有魅力的是他那丰富飘逸的人格精神。也许，这便是我读古文时所一直所推崇的“品位”吧。试看：周围熙熙攘攘，他用一根针，一根线，针针线线，便给行人缝补好鞋子，满腹的才学，无一为时代所用，无一为世人所知，而他仍然自得自满，自乐自足，居贫困而笑看天下，处俗世而不媚权贵。一个咸鸡蛋、几块豆腐皮、一茶杯酒，咂咂有味，其妙处自感自悟，真有一种地老天荒的辽阔和弘远。
比起那些造假大学文凭当官，为职称哭爹喊娘之辈，唐先生之古风古韵，如青松一样高洁，如古柏一样虬劲。和唐先生的对话，使人有把酒临风之感，观先生之为人，又有与隔世圣贤谈话的酣畅。
到九十年代末，唐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的称呼也随之改为唐老先生。他告诉我，眼花了，认不准针眼了。他便起了个算卦摊，用周易的六爻给南来北往的困惑者解问除疑。至于卦钱嘛，随意。一个早上，曾见有给两元的，也有十元的。收入还比补鞋强得多。
2004年的春天，我又一次来到兖州火车站，几位老人告诉我，唐老先生走了。
唐老先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
一个从来不抱怨生活的人，一个总是笑呵呵的人，一个为天南海北的行者缝缝补补的人，……就这样走了。
我好像看见远古的崇山峻岭中，又有一位衣袖宽大的智者在崇山峻岭中餐风饮露，在他周围我们所熟悉的同类中，有那一啸万山静的孙登，有采菊东篱的陶渊明，……和他们在一起，唐老先生该不会寂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