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日，我到北京后海北沿拜访诗人田间的夫人葛文老人。老太太今年已经85岁了，个子不高，看起来很瘦弱，但是精神非常好。我曾在今年5月份的一个座谈会上，见过老人一次。再次见到她，觉得十分亲切。听老人家用那种淡淡的语调，慢慢地回忆那些不平凡的陈年往事，我的心也仿佛和她一起回到了那“大风沙里”的惊心动魄的年代……
今年是田间诞辰90周年，葛文老人告诉我，前不久她应河北一家报纸的邀请，赶写了一篇5000字的长文纪念先生。她补充说：“其实也没什么，都是我们曾一起经历过的事情，谈谈自己的真实感受。”说完这句话，老太太陷入了沉思，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的念叨：“他走了21年了，我很少到墓地去看他，去了又有什么用呢？他一句话也不会跟我说了！”那语气一直都是缓缓地，神情一直都是淡淡的，却让人品味出一种说不出的伤感。
一 小四合院
田间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工作和写作，1954年用稿费买得后海北沿38号小院，才从文研所搬了出来。他在这里生活、工作，直至1985年8月逝世。
在甘露胡同的路口，我向几个正在闲谈的老爷子打听老太太家的门牌号，马上有人告诉我：门口堆沙石的那家就是。
迈进很具老北京格调的小四合院，迎面的影壁墙上嵌着一块二尺见方的黑色大理石，上面镌刻着田间的手迹，是《忆回舍》中的四句诗：“滹沱河上柳，高枝悬北斗。军民一家人，鱼水情不朽。”走进院子，最显眼的是东侧的一棵枝繁叶茂的核桃树，树上累累的果子一个挨着一个，相互挤撞着，坠弯了枝条。甚至不得不用一个个小木棍在下面支撑着。
老太太笑着告诉我：今年结的果子比往年都要多，你要是晚来些天，就能吃上核桃了。随后她指着西侧的一丛苍翠的青竹和几乎高过屋顶的月季，介绍说：“我们家以前种过一棵樱花树，文革时死了；田间种的那棵大山楂树，去年也死了，为此专门请农学院的人来看过，也没救活。倒是我们种下的这些竹子，长得还很茂盛。”
五间正房正在雇人修缮，不大的四合院里，满是堆积的砖瓦和木架子，显得有些零乱。因为头一天刚下过一场大雨，院子里的地上也是一片泥泞。这所老宅子是一所清代建筑。跟主人一起经历过众多的悲欢、坎坷和磨难，也承载和见证了过多的风霜雨雪。
二“你们还是开除我吧！”
来修房的民工来自曲阳、阜平老区，老太太战争年代曾经在那里工作和战斗过。说起这些，她的语气就有些激动。
无知的我冒昧地问她：“您是什么地方人？”老太太呵呵一笑，说：“原来你还不知道我老家是哪里啊。我给你读一首诗吧，听完了你就会知道的！”然后她轻声吟诵了起来：“云开横岭翠屏生，鹿泉水涌若珠倾，雨过海山石柏现，抱犊奇峰驻大兵。”当听我报出“河北鹿泉”时，老人微笑着轻轻点了点头。 她告诉我：“我的家里一直保存着你们老家束鹿（现在的河北辛集市）农民社员在合作社时期编印的文学小报，现在我已经把它们都分类别、分地区地进行整理封存了起来。”
原来，葛家当年是石家庄一带有名的大财主，她祖父经营煤、粮生意，买卖很大。家里有好多好多间房子，都是一个小院接一个小院的。这些房子里租住着正太铁路工人，他们都是有组织的，解放后做过山西省领导的陶鲁笳，当时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头儿。葛文受他们影响，很早就倾向革命。
上世纪30年代中期，葛文来到北平北长街的女一中读书。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还担任学校民先活动的负责人，每个礼拜去北长街42号与地下党组织秘密接头。至今她都记得其中有一个姓孟的联络员，高高的个子，只是不知后来这个同志去了哪里。
每次接头，都要事先通知接头人的长相、穿什么衣服、手拿什么东西等等。虽然每一次都很小心，但有一次因为秘密交通员违反规则，还是出了事故。他把上级给葛文的信交给了学校收发。葛文却并不知道。结果全校忽然紧急集合训话，只有她所在的班级借口考试没有参加。结果下课后，一位外班姓王的同学匆匆跑过来告诉她：“今天大礼堂点你的名了！”没多长时间，校长、训育主任和教育主任“三大头”就把她传到办公室里。
因为那封信上有“17名民先队员的交费收到了”的句子，所以他们首先盘问：“那17名队员都有谁。”
葛文回答：“17个人都是我！”
“难道你不怕开除吗？”
“开除我也不能开除我的中国国籍。谁不抗日就反对谁，谁抗日就拥护谁！”
“只要你保证门门功课都考98分以上就不开除你，并且礼拜天不许出门！”
“那我可做不到，你们还是开除我吧！”
说起这些的时候，老太太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结果，还没等到学校开除，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华北形势紧张，学生纷纷离校。学校只是给她家里发去了一个家长通知，就解散了。
三“你们年轻的走吧，逃命去吧！”
葛文家里比较开明，祖父并不阻止她参加革命。祖父对她说：“国家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老了不能抗日了，你们年轻的走吧，逃命去吧！”
这样，1937年夏天，她跟随陶鲁笳等人去了太原参加抗日组织牺盟会。会员每一个人发给一支枪，都是自制的土枪，很沉，瘦小的葛文背不动。那时她的祖父带领全家在阳泉一个村的朋友家避难。陶鲁笳建议葛文到阳泉那个村子里看看家，顺便从家里带出点钱。谁知葛文找到祖父后的当天晚上，日本人就来到了阳泉，她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她回忆说：“于是我从阳泉找到石家庄，又从石家庄找到了北平，才找到了地下党组织，开始做秘密工作。有一次我在电车上发现有人盯梢儿，没坐到站就提前下了车，装作到小饭馆去买烧饼吃，甩掉了特务的追踪。那时接头都是单线联系，联系人之一有原中联部部长张志祥（音）的爱人伊之。”
因为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需要有文化的同志，于是一批一批的人员被党组织从城市里秘密派出去。葛文于是离开北平，来到抗日前线。由于不是武工队员，没有枪，每人发一颗手榴弹带在身上。后来她又到了华北联大，学习政治军事和文艺等课程，当时都是军事编制，有指导员、参谋长等。命令一来，要求三分钟打好背包，五分钟打好裹腿出发。刚开始，裹腿打不好，行军途中有的人走着走着，裹腿噗噗啦拉就开了。还有时刚行军出发，有人才想起要上厕所，指导员就“发布”命令“原地蹲下，就地解决。”老太太说到这里，笑了：“那时的生活虽然紧张，但是很有意思，当然也很艰苦，一年就发一双布袜子，由于长期行军，袜子常常被穿的补丁摞着补丁。尽管如此，人们抗日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
四“他有没有给您写过爱情诗？”
说到与田间的相识相知，老太太好像已经沉浸到了对往事的回忆里：“我是1941年在华北联大学习时与田间相识的。田间作为新华社记者，曾在平山土岸村的大树下，给我们讲过新闻报告文学的课。听课的我们很自然地议论起他的诗、他的诗风、他的作为一个战地记者的风采。同学们坐在背来的背包上，以树冠作教室，听田间和孙犁、何洛等讲文学方面的问题。那时上课的方式不是像现在这样搬着书本讲一些大道理，而是在实践当中讨论。田间平时最怕和女同志讲话，常常还没张口脸就先红了，就是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话也是极少的。可是当谈起他的诗歌来，他却能紧紧抓住你，有时甚至一口气讲三个多小时。大概是我不懂诗的缘故吧，我一生只和他共同参加过一次小小的关于诗的座谈会，有过一次享受，那是1983年11月在机关，当时我都有点震惊了，这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他。”
“田间前辈写了那么多动人的诗篇，他有没有给您写过爱情诗？”趁葛老喝水的空当，我提出心中的疑问。
“没有，那种年代，我们都各忙各的，很少谈个人感情。倒是后来他到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写过一些关于爱情的诗篇，都很美。”老太太回答我。
“听说田老的诗在朝、日、保、俄等国都有译本，在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您有没有做过统计，田老一生出版了多少本书？”
“具体没算过，大概有三十多本吧。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10月份要出一套当代文集，其中有一本是《田间诗选》，选了田间的180首诗歌。”
五“田间和胡风的关系怎样？”
说到田间的诗歌，就想到那首著名的《给战斗者》。说到这首诗，就想到了艾青，接着就想到了胡风。1937年，田间把这首诗的手稿给艾青看，艾青说：“你马上送到《七月》去，胡风在汉口主编的！”很快，这首诗在人们中传诵起来。
有人说“知田间者，胡风也！”但是,葛文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她说：“田间刚一写诗时，胡风对他的诗的确评价很高。胡风说是一种新的创造。可是由于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的不同，导致他们的文艺观也存在了分歧。特别是在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上，田间和胡风对诗歌的形式、内容各抒己见，田间坚持的诗歌要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恰恰与胡风是不同的，他们针锋相对，争论得十分厉害。”
据葛文回忆：“胡风刚开始不愿意到北京工作，田间还是从团结出发给他写信，不断的宽慰胡风，跟胡风解释：不要因为文艺上的争论，友谊就不存在了。后来胡风终于从四川来到了北京，我和田间还到位于地安门往西太平街的家中去看望过他。”
“胡风案平反之后，田间和胡风的关系怎样？”
“田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跟谁都没有太多的联系，不论是与自己观点对立的还是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他集中精力搞诗。”
六 那段特殊时期曾经自杀过
“听说田间前辈在那段特殊时期曾经自杀过，有没有这件事？”我小心翼翼地问。
“有！不过不是在‘文革’时期，而是在肃反运动中，让他交待与胡风的关系的时候。当时我没在家，在张家口接到作协同志的通知，就赶快回到了北京。我当时任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处长，正在下乡，突然叫我回来，说：田间出问题啦。当时作协的工作由郭小川主持。”老太太直言不讳地答道： “事情就发生在现在这个院子里。田间拿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但他的手枪没子弹。子弹事先被我收起放在别处。这把手枪，还是从延安过黄河时贺龙同志亲手送给他的。他和贺龙关系很好。这份珍贵的纪念，寄寓着贺龙同志对田间热切的关怀与期望。田间对解放军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他的诗有很多是为解放军写的。”
她说：贺龙后来还送过田间一件大衣，那是在1939年9月间，田间作为特派记者，奉邓拓之命，到120师采访、学习。陈庄战斗结束后，田间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去一军分区。贺龙师长见田间衣单被简，便叫通讯兵从战利品中拣来一件短了一只袖筒子的军用皮大衣送给田间，羊皮上有一大片血迹。大衣后来转送给赴延安的孙犁同志，延安发大水，冲坏了他的窑洞，把大衣卷进洪流中去了。
七“您是什么时间第一次见到艾青？”
“田间跟艾青相识较早。您是什么时间第一次见到艾青？”
“田间跟艾青是好朋友、好弟兄。不过，我跟艾青第一次见面却不是跟田间一起。那是1949年春天，我作为察哈尔省女工部部长，到天津参加由刘少奇、李立三主持的华北工代会，路过北京的时候，我按事先的约定去看望艾青，他和当时的夫人韦瑩还请我在北京饭店吃了顿饭。”
葛文回忆说：“我在散文《一夜之间》曾写到一个姑娘和田间一起夜渡长江，有人以为那位姑娘是我，其实写的不是我自己，是韦瑩。”
“韦瑩现在还在天津吗？”
“有人以为她一直住在天津。其实她现在在北京居住。她后来的丈夫曾任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所以一起搬到北京来了。去年她还送了我两本新出的小说。”
“田间前辈去世后，您跟艾青还有过联系吗？”
“1989年我到莫斯科去，有位苏联朋友托我捎书给艾青。我回国后专程到过他家，把书给他送了过去。那时他的身体看起来还很不错，见我去了还说赶紧准备饭菜，今天就在这吃吧。我后来还是没有在他那里吃饭。”
八 丁玲企图分裂中国作协？
我们谈到丁玲，老太太说：“我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一期学习的时候，丁玲是我们的所长。我认为她是五四时代以后女作家里最值得敬佩的一个。虽然她的生活经历很坎坷，但是她努力找方向、找党。首先她到前方去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老太太回忆说，反“丁陈”的时候，周扬到后海北沿这所院子里找田间，说：“作协党组扩大会都开了12次了，你一次也没有发过言。你想一想，丁玲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田间没有乱咬过人，他在家也从来不谈别人的闲话。在周扬面前，他想了半天，还是说没有，后来又随口说：“丁玲跟葛文闲谈时，说作家协会乱哄哄的，她想退出。”
周扬马上站了起来对葛文说：“好，作协再开会时，你去，就上台说这一句话！”
之后，周扬、严文井等就把这作为丁玲企图分裂中国作协的一条“证据”。再后来，丁玲就去了北大荒。其实丁玲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文艺做法上的分歧。
葛文回忆说：“丁玲后来回到北京后，我和田间去看望过她。田间说，今天我请客。丁玲说，别，咱今天就在家里吃。我们一块儿在她家里吃了饭，还照了像。对过去的事，谁也不再提。”
九“绝对都说自己不对。”
“文革”期间，田间曾蹲过八年“牛棚”。出来以后，他在河北文学界担任领导职务。上世纪70年代末，《河北文艺》曾经发表过一篇《歌德与缺德》，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的作者当时也在河北省石家庄工作，发表前曾让田间看，田间说有的地方不妥。但作者没改就送到编辑部发表了。随后，田间曾受到一些明的责难和暗的攻击。该文章既非他写的，又非他策划的。但，田间以他一颗赤子之心，承担了作为一个省的文联负责人应负的责任。
老太太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说：“田间遇到问题不说别人的过错，绝对都说自己不对。”这场争论后来胡耀邦出面开过一次座谈会，平息了。会议共开了三天，参加会的有田间、梁斌和那篇文章的作者，有林默涵、陈荒煤、冯牧、李季等共20余人。
十“对重生好一点”
老太太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写作计划，就是要写写关于精神病人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与理解。我想把自己这么多年照顾女儿的经验与体会写出来，让大家了解精神病人的世界，体会一个精神病人的思维方式。”
她说：“我的大女儿田重生，‘文革’开始时正在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读书，功课一直很好，造反派强迫她改变思维，要她承认父亲莫须有的罪行。我们原来保存着日本人拍摄的一些烧杀中国人的资料，还有阎锡山发布的一张通告。文革期间成了我们被打成反革命、叛徒的证据，挨打、受批判，被抄家三次。田重生跟那些人拍了桌子，竟遭通令缉捕，后来就精神失常了。田间去世时，曾流着泪嘱咐我：‘以后，你们对重生要好些！’”
田重生原来在北京一家工厂上班，国家对她很照顾。现在她只要病情稍稳定，依旧会打电脑、念英语，让自己充实地度过每一天。她不犯病时，跟正常人一样，但这条街上的人都知道，她是病人。
葛文平静地说：“现在家里正在翻修房子，人一多她的心一乱，就会犯病，犯病了就打我。前天我只好叫了警察，又把她送进了北京平安医院。这种病欺负的都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她心里总有一种痛苦得不到解决。我到医院去看她，不犯病时，她一看到我就会高兴地说：妈妈来了。她儿子今年也27岁了，跟我一起住，在北京一家电脑销售部任经理。”
随后她又向我介绍了她的家庭成员情况：“二女儿田春生，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主任，我们常常像朋友一样谈论政治、经济。儿子田长生与人合办一个公司，做画家曾经是他幼时的梦想，可生不逢时，这个梦被文革给打碎了。他还曾经为爸爸画了一张油画头像，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十一 田间去世后
田间去世后，中国现代文学馆曾经委派陈雷同志协助她整理田间的书信集，后来没有找到出版社出版，将二十余万字的抄件却丢失了，至今她也记不清是寄到了天津还是寄往了河南。现在这些书信的原件虽然还在她手里，可是，她“已经没有力气整理了”。
据她介绍，当年，《新文学史料》杂志曾经连载过《田间自述》，因为是自述，有他自己的风格。但是书还没有写完，他就走了，后面只写了提纲。文艺界有许多斗争，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大概说不清。另外，田间是唯一一个参加过板门店谈判的作家，写过《板门店纪事》，我想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出一本《田间自述》。
她表示：还想以家乡为题材写一些小说。她说：“我不是为钱活着，我缺的是怎样报答国家、报答党，报答人民对我的关怀和培育。我常给不认识的缺钱的人寄些钱去。我生活很简单，身上这几件衣服都是孙子、孙女穿过的。”
别看老人年事已高，还有精力帮一些业余作者看一些稿子。她告诉我，前两天，有个叫许焕英的同志就拿来厚厚的一摞诗稿，叫给她看看。这位同志原来在这附近的街道办事处工作，后来调到崇文区街道办事处。葛文说：“其实我也不懂诗，不过我觉得，能用一个词可以说清，就不要混同，诗讲究简洁、意境和情感，我觉得写小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