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与子
2000年8月11日 天气:阴
母亲跟我同属相,大我三匝,36岁那年生的我。
以常人和小说家选择的标准,母亲的一生应算是风云变幻,历经坎坷的,但我作为她的儿子,却几乎从没感受到母亲对此有所表示,家庭生活受到什么影响,她只是极平和地与我二姐生活在一起,以她自己的方式。
过去我一直以为我身上绝大多数的气质来自父亲的遗传,像那种对环境的适应、对知识的领悟、和军人般对痛苦的承受力,但病痛折磨之下,我却越发明显地感受母亲给我的种种,像隐性的基因,在关键时候显现。
母亲一生的前二十多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小姐,她的父亲既是上海帮会里有一定辈份的黑道人物,也是上海众多白手起家的商人之一,虽然他同时有几房妻子,但母亲大小姐的地位倒是无可憾动。
我的外公四兄弟在本世纪初就跑到上海了,那时上海的消防车是用马拉的。外公是老二,老大就是我前文提及的那个活了105岁的可敬的老人。那个年代的上海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而发生了什么连母亲都一无所知。反正外公在上海买地置业,有不少的买卖,与黄金荣等黑道大亨过从甚密,还能说流利的英文、日文,而来上海之前,他是个文盲。
母亲很平和地做她的大小姐,读了一点书,能看会写,但除此之外,并未留下什么痕迹,唯有一点就是母亲从没有像其他上海妇女那样成为理家高手,很多家务活她是在退休以后学会的。
解放了,肃反了,外公跑去了台湾,昔日的大小姐一下子变成了衣食无着的社会青年。她平和面对,不像我的舅舅们要承受放弃德国狼狗和兰羚自行车的痛苦。母亲去街上扭了一阵子秧歌,便投入寻找工作的人流中。
挎着枪回到家乡的父亲与母亲结了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庇护了这个家庭,母亲也找到了正式工作。
但平静的生活没维持多久,母亲又开始为父亲的健康担忧和奔忙了。看着妻为我天天忙碌,我不难想象那时母亲的艰辛,拖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做饭用煤炉,出门无车,买菜跟抢似的,还要承受纺织厂三班制的工作。
我几乎没有听到过母亲关于这段生活的回忆,倒是听说了她打了无数个入党报告,但没有如愿,即使她光荣地当上了上海市劳模,原因简单:成份不好。
台湾的外公不停地寄信来,每到这样的时刻,我就听到父母亲在半夜里争执:“这是家信”
父亲:“现在是家信,运动来了,谁知道是什么?我不缺钱,查无此人,退回去。”
外公每次寄的信里都有照片或几百港币,但他一定失望了很多次,因为我在箱子里看见一大堆退信退款的凭证。
几十年前,做一个中国的母亲真是不易啊,要用短缺的供应维持家庭的美满;要在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送他去当一个农民;要在读书人抱头鼠窜的世道里让孩子们好好念书;要在紧绷绷的日子里留出一小段松驰的时光,叫做过年……
好不容易这一切眼看着过去了,父亲又在预言中走了,母亲要独自负担念大学的儿子,好在那时柴米不如现在的贵,泡女朋友也不用去酒吧,母亲堪堪可能负担念师范的我。
很多事情是我现在才想起和体会到的,因为母亲平和的处世态度,使我们很少在当时就感受到那份艰辛和痛楚。
现在母亲不再承受生活的压力,除了我的病,她还是很安祥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极认真地参加老年大学、读报小组,对各种健身方法都很迷恋及精通,尤其是脚底按摩,母亲为我做过几次,我感觉十分专业。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子必如其母。
我真的感谢母亲给了我平和的处世哲学,让我能够从容面对如此凶险的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