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战地记者时的林放
林放老人讲述60年前的难忘经历。
■人物林放原名王根禄，1925年6月2日出生，辛集旧垒头村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参加民众抗日自卫军宣传队(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宣传队)，1942年到晋冀鲁豫陆军中学学习。1944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5年10月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做记者。1946年调到新华社冀中十一支社做记者。1947年10月底，随军参加解放石家庄战役报道。1948年调到《冀中导报》编辑部。曾先后任《河北日报》记者、记者科科长、总编室副主任、编委、总编辑，兼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北省人大常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河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1994年4月离休。
发黄的稿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在没见到林放老人之前，林老写满11页纸的《解放石家庄采访杂忆》已经让我们看到了60年前的那些场景：22岁的战地记者林放，在蜿蜒曲折的战壕中奔波采访，在枪林弹雨中走近石家庄，在飞机扫射的防空洞里记录历史。
“就是怕自己今后忘记，所以特意写了写当时自己看到、听到的各种场景，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能看到。”5月25日，82岁的林老在谈起60年前的记忆时显得激动而热情，他所目睹和经历的那一个个生死的瞬间似乎一一重现，当时有多惊险，记忆就有多深刻。“可惜现在拥有这些记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转眼间，当时和我一起进行战地采访的另外两个记者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才更加觉得应该记下些什么。”说起已故的战友，一直微笑的林老突然有些感伤，思绪也似乎也被拉得更深、更远———那一年的11月，到处是枪炮声；那一年的11月，他和两位战友一起“把脑袋掖在裤腰上”；那一年的11月，他光荣地成为战地记者，完成了记录历史的使命。
林老说，需要记住，是因为那确实是不寻常的半个月。
■从后方采访到战地记者林放本来应该是个军人。1938年春天，年仅13岁的他就和村里的两位同学一起加入了民众抗日自卫军，那时候他做的一直是军人梦：上阵杀敌、参与战争。当1945年被分配到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当记者时，20岁的他在脱下军装的一瞬间突然有了一些失落感，虽然热爱写作，但从来没想过要和自己的军人梦远离。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当上记者后，他总是愿意跟随地方武装，穿插在敌占区、边缘区采访，而目睹了后方人民生活的惨状，他便更加期待能上前线采访。
1947年10月之前的半年时间，我自己已经开始跟随地方武装在石家庄以东的敌占区、边缘区进行采访了，当时看到的都是当地人民被国民党反动派蹂躏的惨状。我所采访的石家庄附近的那些村庄，景象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很多村庄的树木全被敌军砍掉了当作鹿砦封路，沿村的良田被挖成了纵横相通的堑壕，村里所有的砖房、砖地、砖炕都被拆掉用来构筑层层碉堡，街道上、院子里，到处是敌人丢弃的猪、鸡、鸭的碎骨和毛，整个场景就像是被瘟疫席卷过。
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为了防备敌人的骚扰，在敌占区和解放区衔接的赵县、栾城这些边缘地带，每到黄昏的时候，就能看见老百姓们齐家出门，一家老老小小，牵着驴车、带着为数不多的贵重物品，一起躲到野外，睡在潮湿、阴冷的地里，而这个场景当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因此，当1947年10月底，新华社冀中十一支社的领导派我随军参加解放石家庄战役报道的时候，我真的是激动不已。我当过兵，曾经有过军人梦想，也跟随地方武装在石家庄以东的敌占区、边缘区进行了半年的采访，到前线去，是我当时最大的盼望。我记得当时和我一起去战地采访的还有栾城县委通讯干事留心和晋县县委通讯干事赵达，我们三人当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当过兵的，但从这次采访开始，我们变成了真正的战友。
后方的凄凉景象让林放记忆深刻，他在《石东人民迎接解放军》中写道：“……蒋军加给这里人民的灾难是异常的深重：今年夏季小麦刚刚登场，蒋军便以枪炮劫走了千余万斤；秋天，年景不好，蒋军‘扫仓倾罐’的又抢走了五百八十余万斤小米。因此，刚过罢秋，人民又要拿红薯叶掺糠来度日……”
■九死一生的防空壕写作“虽有良剑，不锻砺则不钻；虽有良弓，不排檠则不正”———1947年11月7日，成为战地记者的第一天，部队首长的这句古语更加激励了林放。
就在这一天，本来便满怀盼望的林放和战友留心、赵达立即奔赴前线部队采访。在石家庄东郊的北宋村，林放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在开阔的田野上，冒着敌人的炮火，匍匐着，侧卧着，准备战斗，准备着为人民立功的战士们；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他再一次经历了“九死一生”。
我们报到的第一天，首长就拍板让我们赶赴前线采访。我们到达北宋村时，部队正在利用有限的时间，完成总攻敌军外市沟第一道防线的准备工作。因为了解到整个华北战场形势大好，战士们都显得很兴奋，他们都互表决心，要在这个关键性的战斗中为人民立功。
因为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军事场面，我们几个记者也都很兴奋，当即就开始了战地采访。我们既采访部队的感人事迹，又搜集民兵在前沿改造地形的壮举，十分忙碌。那两天，我们几乎都顾不上吃饭，每当采完一条新闻，就蹲在防空壕里，用膝盖当桌子，弓着腿写稿。虽然条件比任何一次采访都艰苦，但状态却很兴奋。
11月8日上午，我们照例在村外的防空壕里写稿，突然听到一阵阵‘轰轰’声，越来越近，我们还来不及反应，防空壕里就有人急切地喊‘快躲’。就那么一会儿工夫，敌人的飞机就朝我们这疯狂地俯冲，投下的炸弹朝着我们的防空壕飘了过来，穿梭扫射、轰炸。我们迅速地离开了防空壕，刚跑出几十米卧倒时，就听到身后响起了一连串爆炸声，我能感觉到黄土迅速地从我的身上卷过。等稍微清醒点，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这样才确定自己的脑袋还长在身上。
这次是我们成为战地记者后第一次遭遇空袭，这之后，大炮、机关枪的扫射对我们来说就成为平常事了，每次幸运地发现脑袋还是自己的，就拍拍身上的泥土另找隐蔽的地方赶写稿件。当时我们几个记者经常打趣说：‘天将降大任于我们了，因此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外市沟边的战士剪影置生死于度外———在采访参加过解放石家庄战役的军人们时，这几乎是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在采访林老时，这句话再度被谈起。“那真的是超越生死的战场，我看到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前仆后继的精神。”林老感叹，攻打外市沟时，蒋介石所属的第三军继承了日军构筑的内为钢骨水泥、外加电网和壕沟的所谓永久性防御工事，而我们的战士有的就是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精神。
在进攻外市沟之前，我们几个记者也意识到了这次采访的危险性，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战争采访，虽然不是全线跟随前线部队，但在那样的时刻，危险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几个相约要在石家庄街头胜利会师，便进入各自的岗位了。
11月8日下午4点多，我军正式向外市沟第一道防线发动进攻了。首先是炮兵向外市沟的前沿和纵深阵地发起了猛烈轰击，顿时敌人的防御工事就笼罩在硝烟和尘土混合的云雾之中了，突击的战士们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沿着挖掘的交通壕发起冲锋。生死在这一瞬间显得格外淡薄，有的战士推着云梯逼近内市沟时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后来的战士会马上补上，直到把云梯靠在了沟沿上；然后，有战士就开始像猛虎一样登梯，在敌人的扫射下，不断有战士掉下来，又不断会有人补上，直到爬到沟沿投下手榴弹、砍断电网、打开突破口。
那个战争的场面我特别难忘，爆破组、突击组的战士们在浓烟和火光中冲进外市沟的画面我现在还时常能够想起，攻破外市沟的战士们在那一刻特别兴奋，缴枪的、抓流寇的、堵碉堡的……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什么是超越生死的战斗。
■穿越生死的进城路考虑到安全问题，11月10日，在部队攻打内市沟时，林放等战地记者被留在了城外，直到我军主力部队攻破内市沟进入市区后，11日，部队首长才让记者随后勤人员进入内市采访。与石家庄仅仅一步之遥了，但进城路却并不如林放他们想象得那样平坦，范村附近的返乡团等顽固势力仍在垂死挣扎。
我们是在11日晚上进城的，当时因为刚刚攻破内市沟，很多顽固势力仍潜伏在周边，我们只能和后勤人员一起从战前挖筑的通向市内的交通壕进城。因为交通壕的高度都很低，我们当时是弯着腰摸黑行走。开始一切都还比较顺利，当走到范村附近时，交通壕两岸突然传来扑哧扑哧的子弹扫射声，盘踞在范村附近的顽固势力拼命地用步枪扫射我们的通道，交通壕附近到处扬起了黄尘。
当时走在最前边的一位炊事班的战士因为挑着东西，不停地要直腰换肩，一下子就中了流弹，子弹从他的手臂穿过，鲜血一下子就流了下来，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这位战士又和大伙一起在密集的炮弹中突围了。进入市内见到部队首长后，首长半是安慰半是鼓励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些文人墨客不简单啊，在火线采访，闯过了生死关，经过了战争的考验，就成了能文能武的双料记者了。’
11月12日中午，解放石家庄的战斗终于结束了，胜利后的市内热闹非凡，战士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街上，有的呼唤着奔跑，有的对着空中放射五彩缤纷的信号弹，大家都如痴如狂地欢庆胜利，这也是我随军以来看到的最疯狂的时刻。在石家庄的街头，我和留心也顺利会师了，我们当时不约而同地感叹：‘我们终于胜利了！’
胜利的叙述让林老的情绪也喜悦起来，他说，其实在他的记忆中，解放军所到之处总是能带来欢声笑语。在他随晋察冀野战大军西进时，曾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胜利的场景：“沿路村庄张贴着‘毛泽东是人民的救星！’‘欢迎人民解放军！’等标语。街道上遍挂旗帜、灯笼，打扮得村庄如同过年一样美丽。小学生们扭着秧歌，妇女们忙着募集慰劳品，长着胡须的伯伯，站在村西口指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