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将此故事献给世上一切空巢的父母和离家远行的儿女
何田田最近两年里连续回了三趟国，趟趟都是为了父亲何淳安。
第一趟回去是为了给父亲请保姆。第二趟多少也是。第三趟虽然不是为了请保姆，却也与保姆有关。
何淳安是个退了休的教书先生，从前在京城一所大学里教授英美文学。妻子李延安也曾在同一所学校的图书馆工作。夫妇俩育有一子一女。儿子何元元远在广州，是一家很出名的合资企业的销售部经理。女儿何田田走得就更远了，五年前移民来到多伦多，现在加拿大道明银行的商业信贷部供职。何家的两个子女岁数上只相差了十六个月，经历上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元元和田田在大学里学的都是商，后来的工作也多少与商有关。都忙。都结了婚，又都离了婚。都没有子女。现在都在单身和不单身的那个灰色地带生活。
田田是离完了婚才决定出国的———当然是从头过起的意思。田田离婚的过程像一场漫长的高潮迭起的戏剧，整整演了三年。这三年里田田就住在父母身边。娘家成了田田歇脚的窝，睡觉的枕头，揩眼泪的帕子，装气话的竹篓。一场婚离下来，父母就老了。
父母是在田田的眼皮底下老的，田田却浑然不知。犹如一个常住河边看惯了河水的人，是看不出今日之水原来不同于昨日之水的，等田田意识到父母的老时，事情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死圈。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母亲是早就有迹象的。母亲爱掏父亲的衣服口袋，母亲爱翻父亲的文稿，母亲爱拆父亲的信，母亲爱偷听父亲的电话。年轻时很有些英武豪爽之气的母亲，五十岁过后却渐渐地变得敏感和爱猜疑起来。田田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父亲日益上升的社会地位的一种危机感，直到后来在一位加拿大同事家里偶然翻到一本医学杂志，才恍然大悟这其实是老年痴呆症的一些症状。只是从前母亲在操着太多人的心，母亲的这些蛛丝马迹，散落在太多太纷繁的生活内容里，如沙滩底下浅浅地埋着的石子，被人在忙乱之中混混沌沌地错过了。待到元元去了广州，田田出了国，母亲的生活天幕突然变成了一片硕大的空白，她那些反常的举止才日渐清晰地浮到了表层。
父亲也不知道母亲有病，父亲以为母亲只是太寂寞了，于是父亲在过了六十五岁生日之后就刻不容缓地办了退休手续。当时父亲还带着几名研究生，手头还有几篇论文尚未完成。像父亲这样多少算有些贡献的资深教授，其实完全可以延续几年才退的，可是父亲想多在家里陪陪母亲———母亲没有高级职称，退休得早。
然而没有用。
父亲的日日相守，田田隔天一个的越洋电话，元元三个月一次的探亲假，都没有把母亲从那条越走越窄的暗路上扯回来。母亲还是执意地走了那样的极端。
母亲的事，田田是过后一个月才知道的———是元元刻意对她隐瞒了的。后来元元再也瞒不下去了，才百般无奈地打电话来多伦多搬救兵。田田接到元元的电话，第二天就坐上飞机飞回了北京。
田田进了门，一眼就看见客厅正墙上母亲的那张放大照片。照片是母亲略微年轻时拍的，衣装发式都有些过时。母亲的笑容似乎刚刚展开，就被快门骤然切断，眼角眉梢便有了微微一丝的惊讶神情。照片上的那个黑框如同一张大嘴，将田田一口嘬了进去。田田没顺过气来，身子一矮，就瘫坐在沙发上，喉咙里涌上一团咸涩，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回去，哽噎之中，眼泪便汹涌地流了出来。
何淳安看着女儿倾金山倒玉柱地哭，只将两手在膝盖上磨来磨去，干裂的手掌在裤子上咝啦咝啦地钩出一条条细丝。
“谁想得到呢？谁想得到呢？”何淳安一遍又一遍地说。每说一遍，气就短了一截。说到后来，那声音便如炎夏午后的蝇子，有气无力嘤嘤嗡嗡地飞撞在田田的耳膜上。
李延安出事的那一天，实在和任何其他一天没有太大区别。早上起来，何淳安照例去公园练太极拳，李延安照例去小区的菜市场买小菜。等何淳安练完太极拳回家，李延安也正好热完了早餐。两人面对面地坐在厨房的小餐桌上，一边喝豆浆，一边看报纸。何淳安看的是《晨报》，李延安看的是《健康报》。一碗豆浆喝得见了底的时候，报纸也就翻得差不多了。何淳安擦过了嘴，站起来，说要去学校一趟，取几封信。走到门口，听见李延安在厨房里异常响亮地笑了一声，说：“眼花儿不来，你就急了吧？”
李延安嘴里的“眼花儿”，泛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所有的女同事女学生；特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的得意门生颜华。颜华博士毕业后留了校，和何淳安在一个教研室里工作，先前是师生，后来是同事，来往算是比较密切的。平日在家里李延安也时不时地拿“眼花儿”说事，时而泛指，时而特指，何淳安一味地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并不计较。那天也不知碰着了哪根筋，心里有一股无名火噌地蹿上来，便忍不住回了一句“急了又怎么着”，便夺门而去。
何淳安到了学校，见着了几个多日未见的同事，说了些系里的飞短流长，一时聊得兴起，几个人就在学校的餐厅吃了顿午饭，喝了几盏小酒，回家就晚了。脸红耳热地进了门，一叠声地喊李延安：“晚上早点吃饭，周教授给了两张戏票，小百花越剧团的《碧玉簪》”———早把先前的口角忘了个一干二净。
走到卧室门口，觉得脚底有些黏，低头一看，脚上像踩了一泡西红柿酱。冲进屋里，只见满地的腥红，浓浓稠稠半干未干的，在墙角门后流成大团大团的花。床铺看上去却是平平的，不像是有人的样子。何淳安哆哆嗦嗦地掀开被褥来，才看见了一片扁平如纸的身子———那是流完了血缩了形的李延安。李延安用的一把钝刀，腕上的伤痕如锯齿般参差不齐。这个在延安窑洞里出生，在马背上度过最初童年的女子，就这样将她世袭的军人般的刚烈演绎到了极致。
何淳安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冲到楼下，蹲在门口的大槐树下，哇地吐了一地。酒和肉的腐臭随着风在街上飞得很远，蝇子在秽物上黑压压地围了一圈。撕心裂肺地吐完了，扶着树身站起来，抬头看天，只见天上一颗鲜血淋漓的太阳，朝着自己正正地飞坠过来。想躲，却没躲过，就被咚的一声砸倒在地上。
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三天中他的生活里发生了很多事。当他的意识还在沉睡和苏醒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飘浮时，他的妻子李延安已经火化入葬了。他的儿子何元元从广州赶回来，雇人将他的房子彻底地清理打扫了一番，并将家具都重新摆置过了。所有关于李延安的痕迹，都被小心翼翼地掩藏了起来。
何淳安出院回来，像走进了别人的家，惶惶不安，手足无措。他在屋里频繁地进进出出，不停地打开抽屉柜橱的门，仿佛在寻找什么，却又仿佛什么也没有找到。何元元的担心，几乎完全是多余的，何淳安没有问及李延安，一句也没有。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元元原先准备了多种可能性，都是用来对付父亲的记忆的。元元唯一没有准备到的，是父亲的失忆。记得是一种痛，不记得也是一种痛，只是这两种痛却是无法抵消取代的，都得一一痛过。
元元悄悄去医院咨询过心理医生，医生说经历过这样巨大的刺激之后，暂时失去记忆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恢复记忆就是痊愈的一个迹象。
两个星期之后，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元元把饭菜都摆上了桌，一边拔筷子，一边貌似无意地说了一句：“妈妈做的菜比街上买的好吃多了。”
何淳安很久没有说话。元元转过身来，发现父亲的人中上流着一条清鼻涕，目光死死地盯在墙上，仿佛要把墙看出一个洞来。
“工作证。”后来何淳安喃喃地说。
“什么工作证？”元元不解。
“上面的那张照片，你拿了，放大，挂墙上。”
元元这才知道父亲这么多天一直在找母亲的照片，一颗心方稍稍地落到了些实处。
办完母亲的丧事，元元要带父亲去广州住一阵子，也算是换个环境，散散心的意思。何淳安执意不肯，说你妈回来找不着人呢。元元说妈现在是灰是烟，你到哪里她就跟你去哪里。那原本是一句劝解的话，老头听了，却像是受了惊骇，竟泥塑木雕般地呆坐了半天，连饭也不肯吃了。元元无奈，只好说要不你跟田田去加拿大住几个月，反正你听得懂英文。老头连连摇头，说她拖了我这么个老油瓶在身边，更没有人敢娶她了。
请保姆的事就这样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何淳安在家务事上基本算是个低能儿。从买菜做饭到洗衣扫地，从前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李延安一手包办的，何淳安甚至连银行密码都懒得去记。李延安骤然一撒手，现在何淳安连洗衣机都不知怎么使，烧茶坐水也得从头学起。
可是何淳安坚决不同意请保姆，说家里来个生人不习惯也不安全。其实真正的理由何淳安却没有告诉儿子。妻子是因为一群莫须有的女人而死的。自己虽然是清白的，可是再大的清白在妻子的刚烈里走过了一遭，就像一张搓揉过的纸，多少就有了印记。印记的存留，只在一念之差。而洗刷这个印记的过程，可能就是他的余生了。他行在街上，前胸背后似乎都贴满了芒刺般的眼光。在这样的眼光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安然享受另外一个不是妻子的女人带给他的安逸。六十六岁的退休教授何淳安，已经被这样一个突兀的人生变故吓破了胆了。
元元一转眼就在父亲身边呆了一个来月。广州的公司来了最后通牒，说再不回来上班就要另请人顶替他了。何淳安就催儿子走，说你管得了我一时，还能管得了我一世？我终究得学会自己生活的。元元临行前，去超市买了一冰箱的面包饺子速食面，不厌其烦地教父亲如何烧水煮食。又给父亲系里要好的同事学生一一打了电话，让时时关照父亲。谁知刚回广州三天，就接到了邻居的电话，说父亲将一锅开水打翻在地上，烫伤了脚，住进了医院。元元再也抽不出假期了，只好星夜打电话给远在多伦多的妹妹田田，让她火速回来一趟。
诚聘家庭助理，照顾一位知识老人。精通家务，有耐心，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月薪绝对高出市价。其他优惠面议。
田田一到家，就起草了一则聘人广告。吸取了元元前次的教训，田田这次采用的是强硬高压手段，何淳安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广告就在晨报和晚报上白纸黑字地登了出来。
后来的几天里，倒是陆陆续续地来了好些电话。有几个在电话上听起来就不是那块料的，田田面也不见就给拒了。剩下的几个听起来还算顺耳的，等约来了一见，竟没有一个看上去略微顺眼些的。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进门先把家电厨厕设备都巡视了一遍，才肯坐下来说话。每送走一个，田田的眉心就多了个结子。到后来沮丧之极，忍不住感叹善良淳朴的中国劳动妇女都到哪里去了，夜总会招人，来的也不过如此。
何淳安坐在沙发上，闭了眼睛冷笑：“祥林嫂出国了，四凤经商了，陈白露倒还是有，只是你老爸敢要吗？”
田田听了啼笑皆非。
后来电话就渐渐稀少了。
田田正打算调整战略目标，朝钟点工的方向转移，有一天早上，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找“何老师”。正逢何淳安到医院换药去了，田田以为是爸爸的学生，就问人家要名字电话号码。那人顿了顿，才说自己叫赵春枝，没有电话，是借了公用电话打的，就想问问何老师家里找着人了吗？田田这才明白又是一个找工作的。这么多个人里头，也只有这个女人管父亲叫何老师，田田心里便有了一丝好感。
就问女人是哪里人，女人说是温州藻溪乡人。田田吃了一惊，因为父亲的老家就在浙南那一带。虽然父亲离家五十多年了，老家也早已没有什么亲属，可父亲这几年老了，话语里常有些怀乡的意思。田田心想这说不定是个好彩头呢，就笑，说只听见你们温州人到处找保姆的，哪还有温州人出来给人做保姆的？女人也笑了，说再富的地方也有穷人，各人有各人的命呗。女人的笑声哑哑的，有几分认命的无奈，也有几分不认命的刚倔，田田的心不由得动了一动，当下就决定约女人见面。这次多长了个心眼，没把女人约到家里来。
当天下午，田田约了这个叫赵春枝的女人在离家不远的一家茶室见面。女人准时到了，点了一杯菊花茶，小口小口地喝着。茶渐渐地浅了下去，却死活不肯再添。女人出乎意料的瘦弱纤细，剪了一头齐齐的短发，穿了一件洗了很多水的浅蓝衬衫，一条同样洗了很多水的深蓝裤子，虽是旧了，却异常的干净平整，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五六十年代黑白照片里的女学生。女人的脸上脖子上到处都是汗，头发在额上湿成一个个小卷———田田猜测女人大概没舍得坐车，是一路走过来的。
就大致问了问女人的情况。
女人三十八岁，念过高中，离了婚，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儿，在老家跟着外婆生活。女人在京城做了四年的保姆，前一个东家刚去世，正在找新东家。
“为什么离的婚？”
田田知道这不是她该问的问题，可是田田知道她给的工资让女人没法拒绝，所以她把目光定定地放在女人脸上，神情自若地问了这个问题。
“不学好。”女人说。
“怎么个不学好？”
女人低了头，掏出一块手帕，一下一下地擦着脸上的汗。半晌，才轻轻地说：“大姐你该操心的事很多，我那点事，不值得你操心。”
女人回答得不卑不亢，田田却问不下去了，只好换了个话题，问女人有什么要求。女人说没要求，什么样的老人她都伺候得了。
于是田田就领着女人往家去见父亲。其实这时田田已经拿定了主意要留下这个女人，父亲的过目如同英国女王在国家文件上的签名一样，只是一个必要的形式。
田田将女人带进家，对父亲说：“这是赵春枝。春枝先前工作过的那家，也是老师。”
父亲正在剪指甲。父亲的老花镜度数浅了，父亲剪起指甲来就有些吃力。父亲把手伸得远远的，眼睛眯得细细的，鼻子在眼镜底下蹙成一个皱纹深刻的肉团。父亲看了一眼女人，便又低了头，继续修剪指甲，指甲剪在静默中哔哔剥剥地响得闹心。
“把剪子给我。”女人说。
指甲剪的声音突然安静了下来。父亲把女人的话翻来覆去地咀嚼了几次，才渐渐明白过来那是乡音。父亲抬起头来，呆呆地看着女人。父亲的目光穿过女人，穿过女人身后的墙壁，遥遥地散落在半空中。父亲的眼中，就有了些水汽。
女人趁着空当，拿过父亲手中的指甲剪，帮父亲剪起指甲来。父亲起先有些扭捏，可是女人神情凛凛，把父亲的扭捏瞬间碾灭在萌芽状态。女人正着剪，反着修，先左手，再右手。父亲的十根手指在女人粗粝的掌心走过一遭，如同抛了一次光，就有些平整光洁起来。田田坐在边上看着，眼皮渐渐黏耷起来。走失了多日的睡意，在这个平淡无奇的下午骤然回归，方明白自己的担子大约是可以卸下一些了。
“春枝你今天就住下，剩下的行李我明天找人帮你取回来。”田田吩咐女人。
“谁答应的？我说过家里不住生人。”何淳安突然站了起来，一把拂开女人，指甲剪咚地掉在茶几的铁角上，溅起一片嘤嗡。
女人怔了一怔，不语，却弯下腰来捡剪子。
“熟人也是生人过来的嘛。春枝是同乡，总比完全不知根底的人好。”田田耐着性子，细声细气地劝着父亲。
“她白天可以来帮忙，晚上自己找地方住。这是我开的条件，她接受就来，不接受就走。”何淳安脸朝着田田，话却是对春枝说的。
春枝拿起搁在墙角的背包，头也不回就往门外走去。“你给我付房租，我就住在外边。这是我开的条件，你答应了我就来，你不答应我就走。”
田田追出去，女人已经走远了。女人走路的时候脚紧紧地贴着路边，身上的布衫在风里一鼓一颤的，如同没能飞起来的鹞子。田田跑了半条街才追上了，气喘嘘嘘地对女人说：“学校的宿舍，我给你找一间。两三个人一起住，明天就来，行不？”
女人停下来，叹了一口气：“大姐，如今上哪儿找你这样的女儿。”
田田也叹了一口气，说：“你比我大，别大姐大姐的，叫名字就好。人老了，就是孩子，只能哄着些。你这脾气，能行吗？”
女人说：“我们乡下人就这么称呼的，改不过来。大姐你书读得比我多，外边的事也懂得多，可我见过的老人却比你多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哄，什么时候不该哄。”
田田觉得女人的话有些道理，就不吭声了，一路送女人去了汽车站。前一班车刚走，后一班车还没来，两人都有些累了，就斜靠在站台柱子上等。红云沉尽了，天渐渐地暗了下来。路灯一盏一盏地点过去，从街头亮到街尾，像一串藏过了年代的老珠子，黄黄地坠在街市的胸脯上。归家的鸽子低低地飞过，暮色里到处是翅膀的划痕。
“大姐，你孩子多大了？”女人问。
田田摇头，说没孩子也没老公———离了。
“为什么离的？”
田田看着女人，一字一顿地说：
“不学好。”
两人的眼睛对上了，就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女人笑的时候，颊上有两个若隐若现的浅坑。那浅坑一路乱颤着，使得女人的表情瞬间里清朗生动起来。
车终于来了。女人上去了，挑了个窗边的位置坐下，从窗缝里钻出头来，说：“何老师我来管，大姐你安心回去，再找一个合适的。”
田田两眼热了一热，搜肠刮肚，想跟女人说一句略微亲近些的话，话没出口，车就启动了。女人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蓝点，消失在一街的轻尘里。
这时田田提包里的手机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是秦阳。
“找着合适的人了？”
隔着一汪大洋，秦阳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田田算了算时差，这会儿正是多伦多的凌晨。秦阳午夜才下班，到这时才睡了三四个小时。田田就问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秦阳笑了笑，说小姐我压根还没上床，拨了几个小时的电话了，线路都不通。田田说你就不会明天再打吗？秦阳说你是想让我一夜不睡呢，还是两夜？田田吃吃地笑了起来———秦阳总是能把话说到人的心尖子上。
“找了一个，看上去还算老实。也只有这一个，是我爸点了头的。”
“老头子，情绪还好吗？”
“好得了吗？整天对着那张照片……”田田说了半截，眼泪就毫无防备地流了下来。这几天一直在忙父亲的事，倒没有时间来好好想一想母亲。此刻关于母亲的记忆突然混混杂杂地涌了上来，按捺不住地堆挤在喉咙和鼻腔中间的那个狭窄空间里。眼泪被夜风瞬间吹干了，可是眼泪爬过的痕迹却久久地刺痒着。
“秦阳，我没，没有娘了。”
那头是一片短暂的沉默。后来秦阳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说田田，你总还是有我的。
在多伦多田田的朋友圈子里，很多人都不知道秦阳这个名字。可是你若说起田田的“后备役”，几乎人人皆知，甚至连田田自己，也不十分忌讳。确切地说，“后备役”这个名词，其实最早还是田田自己发明的。那天田田第一次带了秦阳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晚会，众人私下里拉了田田问那个男人是谁，田田怎么都不承认是男朋友，后来逼得紧了，才说是后备役———若到了四十岁还没有着落，再考虑嫁给他。当时美国正在伊拉克开战，报纸电视电台上到处是军事用语。田田随口抓了一句来用，没想到用得如此到位，后来竟流传得如此之广。当这个称呼在朋友圈子里流传过好几圈，又重新流回到田田耳边的时候，田田觉得有些陌生走味了。仿佛她泼出去的原是一杯水，过些时候流回来的，却成了一碗茶。茶原是从水来的，可茶却又不完全是水。
秦阳是田田办公楼旁边一家咖啡馆的侍应生。田田午休时去那里喝咖啡，听秦阳和顾客讲了两三句瘪脚英文，就听出是同胞，便长驱直入肆无忌惮地和秦阳讲起了中文。田田是一个人过日子，秦阳也是一个人过日子。一个人过日子当然会有许多空闲的时间，尤其在多伦多这样冬季无比寒冷漫长的都市里。于是两人就自然而然地凑在一起，来规划填补那些空闲出来的时间。秦阳中午上班，一直工作到午夜，做两天歇一天，而田田是规规矩矩的朝九晚五。遇到秦阳上班的日子，两人就趁午休的时候在咖啡馆里见面，田田特意把午休安排到下午两点咖啡馆生意清闲一些的时候。在秦阳不上班的日子里，秦阳就在唐人街买好了菜，等着田田回家一起做饭吃———两人是极少到外边餐馆吃饭的。田田是个年薪七万的白领丽人，而秦阳的收入却接近于最低工资线。最初田田提出来回家做饭吃，是为了不让秦阳窘迫。到后来成了习惯，却发现在家吃饭有诸多的好处，就再也不愿意出去吃了。
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喝酒，而不用考虑酒后驾车。
秦阳手脚麻利，做得一手好菜。等菜上了桌，两人跟前各摆了一只酒杯，就开始轻斟浅饮。秦阳从不沾啤酒葡萄酒，只喝白酒，而且是唐人街超市里走私进口的最便宜的北京二锅头。田田渐渐也跟着喝起了白酒，不知不觉间，田田发现自己有了酒量。两人喝得很慢，一杯酒能喝上大半个夜晚。酒是一滴一滴地滚落到肚肠里的，那样的喝法只够溅起颧上一两片惊心动魄的潮红，却是不能掀动心里的大风大浪的。两人喝到身子像卸成无数碎片，脑子还浑然一体的时候，就停了。歪在沙发上看几眼电视，便昏昏地睡了过去。再醒来，大概就是半夜了。田田在家穿的是最随意的便装，人在酒里梦里揉过一遭，满嘴生臭，蓬头垢面，状如女鬼———在秦阳面前却没有丝毫羞涩之态。
酒半醒的时候，欲望就生出来了。所有都市男女单独相处时想做该做的事，他们也都做，而且做得甚是凶猛。在婚姻的烂泥淖里走过一遭的田田，自然是轻车熟路，尽管秦阳不是她先前的车先前的路，这一点田田从一开始就知道了。秦阳的路曲里拐弯，每一道弯里都蕴藏着一些无法预测的惊喜、娴熟和温存仿佛出自毕生不懈的练习。
遇到天气暖和一些的时候，两人就下楼，到公寓边上的街心公园坐一坐，听流浪艺人远远地吹些凄凄惶惶的曲子，撕几片面包来喂满地行走的鸽子。然后再步行到唐人街的中国剧院看一部晚场电影，大都是粤语片国语字幕的———秦阳英文不好，看不太懂英文片。然后秦阳就送田田回家，然后秦阳再开车回到他自己的住处。有一天秦阳送田田到了公寓门口，自己钻进了车子，却又探出头来，说田田还是我搬过来住吧，天天赶过来赶回去的，多累啊。秦阳说这话的时候微微有些结巴，田田却没吭声。看着秦阳的二手牛车咣当咣当地撞进一街浓密的夜色里，田田的心情突然复杂了起来。
在那个夜晚之前田田对秦阳的感觉是异常简单的———一种权宜，一些方便，一段过渡。秦阳比田田小四岁。秦阳没有上过正式大学。秦阳没有正式移民身份。秦阳在顶着别人的工卡打黑工。秦阳一个月的收入除了房租伙食汽车开销之外，大概只够买几瓶二锅头。秦阳的糟糕不仅在于他的一无所有，而且在于他不具备任何峰回路转的潜质。秦阳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给田田这类人作注解的。在那些充斥着华埠报章的成功移民故事中，田田是那个套红的标题，而秦阳却是那个衬托标题的参照物。除了年龄以外，秦阳和田田之间没有可比性。而年龄的反差，使得田田对秦阳的想法越发地简单了起来———田田从来没有对秦阳有过第二种想法。
直到那个夜晚，秦阳说出了那句话，田田便想起平日闲聊时，秦阳提起过要开咖啡馆的事情。秦阳这几年在咖啡馆里打工，虽然辛苦，却也学了几个挣钱的绝招。就想自己去开一家———在大办公楼底层，做早餐午餐，客流量大营业时间短的那一种。秦阳对咖啡馆的想法很具体细致。秦阳想到了食品的种类，装修的格调，员工的配置。秦阳甚至把名字都想好了，就叫“龙塔”———龙塔是英文long time的谐音，取的是天长地久的意思。秦阳考虑到了塔身塔尖的每一个细节，秦阳却唯独没有提到塔的地基———资金和一张移民纸。没有这两样东西，秦阳的塔设想得再仔细再具体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然而秦阳恰恰就是没有这两样东西。
可是田田有。
田田早已拿到了加拿大公民身份。田田手头可以活动的现款虽然不多，田田却完全可以利用工作之便申请到银行的商用贷款。
如果田田拥有的也能成为秦阳的，那么秦阳的龙塔就可以坚实美丽地竖立起来了。
田田被这样的联想吃了一惊，回过头来看，似乎秦阳的每一道目光每一个举止都铺垫了一层急切。从那天开始，田田就刻意疏远了秦阳。借口开会，借口出差，借口家里有客人，田田和秦阳见面的机会就渐渐少了，田田当然也不再去秦阳工作的那家咖啡馆吃午饭了。
没有秦阳的日子里，时间突然就多得没了章法。下班回家，走进那个空落落的公寓房间，隔宿的寂寞如一张柔软却无所不在的网，将田田兜头罩住。任凭田田拳脚交加，也凿不透一个小小的口子。这时她就想起了秦阳的种种好处。秦阳的温和细致，秦阳的幽默，秦阳对生活的热情和活力，秦阳恰到好处的逢迎。在和秦阳的交往中，他给她的距离始终是适宜的，再近一分就有可能让她感到窒息，再退一分就会让她失去了安全感。无论是进是退，他很少乱过阵脚，失过方寸。于是田田很是怀念起秦阳来，有几次甚至已经拿起了电话，要拨那串熟记在心的数字。然而秦阳的每一个好处也同时让田田惊骇———这些好处似乎是古今中外所有吃软饭的男人都具备的。女人的欢心就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天。田田虽然愿意被男人哄着捧着，可是田田却从没想过做男人的饭碗男人的天。
于是她最终还是慌乱地放下了电话。
后来田田就找到了别的方法来打发那些过也过不完的长夜。田田开始整宿整宿地在网上和陌生人聊天，田田也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交友俱乐部。交过几个男人，心热过一阵，又凉过一阵。期望高高地飞到了云间，却又低低地落到泥里土里。只是热凉起落都是需要耗费心神的，渐渐地，田田发觉自己心里关于秦阳的念想就给磨薄了。
田田和秦阳的故事其实完全可以在此处画上一个干脆利落的句号的，可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田田出了一件事。这件事使得这个句号一滑，带出一个小小的尾巴，变成了逗号。于是这个故事像一棵几近枯竭的树又意外地长出了一条新枝。
那一天田田下班回家，把车开进了地下停车场，刚要下车，突然间两耳一阵轰鸣，犹如千百只秋蝉在飞舞碰撞，屋顶上的灯变成流星雨，一阵一阵飞旋着向她洒落下来。她两脚一软，便倒了下去。
醒来时，模模糊糊地看见眼前有一个花圈，花圈上挂着一朵朵花。花很大，花蕊蠕动着，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过了一会儿，眼神渐渐清朗起来，才看出那些花原来都是人头。后来花渐渐都散去了，只剩了一朵，近近地贴在她脸畔。
“算你命大，车开到家才出事。”
那朵花是秦阳。
田田吃了一大惊，问你怎么来了？秦阳看了田田一眼，一字一顿地说：“召之即来。”田田这才隐隐记起来，自己昏过去之前似乎拨过一个手机号码。那个号码大概一直浅浅地埋在潜意识里，只需轻轻一扫，就随时浮到了表层。想起自己这些日子里对秦阳的刻意疏远，脸上不禁就浮起些斑驳的臊意。
“你到底还是把我想起来了。没听人说吗，铁不铁，就看你生病了想的是谁。”
秦阳依旧是没心没肺的，田田听了却是一怔，一时竟是无话。
田田得的是美尼尔综合症。发病时症状凶猛，医生下令暂时吊销驾驶执照半年。田田的住处离公车线有一段距离，早上赶车太急，秦阳就来接田田上班。接了几天，田田说你不如就在这儿住吧，省得天天起得这么早。
第二天秦阳果真就搬了进来。从此就没有再搬回去。
田田临回加拿大之前，在父亲的学校里给赵春枝找了一间房子暂且住下———是学校办外语培训班时给外地学员准备的宿舍。春枝和三个外地女学员一起住。房管处知道何淳安教授家里出了事，多少有些可怜老头子，便睁只眼闭只眼，由着去了。田田又去买了辆女式自行车，作为春枝在校园和家之间的交通工具。等拿着了房门钥匙和自行车钥匙，保姆赵春枝就正式走马上任了。
春枝早上骑车到何淳安教授家里，去小菜场买好一天的菜，准备早中晚三顿饭食，收拾整理房间，清洗被褥衣物。何教授身体基本健康，行动方便，也极少挑口。何家的这一点简单家务，春枝弹琴似的顺过一遍，还没来得及调动所有的指头，就完成了。于是，春枝手里就剩下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春枝使用空闲时间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绣花。
春枝不绣寻常的花草鸳鸯，春枝绣的是西洋油画。春枝的绣花绷子很大，大得像一幅画。春枝把印刷品的油画贴在布上，就直接按着画上的颜色上针，深的上深色，浅的上浅色。不过春枝有时也不完全跟着画谱走，比方说，绣到房顶时，春枝用了很多金黄色的丝线。绣到树梢时明明应该用绿色，春枝却偏偏用了粉白。那黄的和白的乍看起来像是半空落下来的鸟屎，出跳而别扭地粘在屋顶和树枝之间。等到一幅画都绣完了，远远地挂在墙上，眯了眼睛细细地去品味，才发现那黄和那白的使得原本幽暗的景致里突然涌现出一片片瀑布似的阳光。
何淳安看了，愣了很久，才轻轻说了一声“没想到”。
春枝把剪子线团咚地一声扔回针线包里，笑了一笑，说没想到什么呢？没想到我们乡下人也有点艺术细胞，是不是？田田在京的那几天，春枝说话还有些顾忌。待田田一走，春枝就露出了真性情，想什么说什么，口无遮拦。何淳安辩解不得，只好呵呵地傻笑。
其实何淳安也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何淳安现在极少去学校。何淳安见不得众人那躲躲闪闪半是怜悯半是猜测的目光。那些目光如春日挂在树梢上的一抹飞丝，拿手指头轻轻一挑就断了。断在手上，看是看不见了，却缠缠绕绕总也感觉不甚清爽。
何淳安空闲的时候，就爱看书。何淳安看起书来，全然不是市井闲散之辈的那种看法，何淳安对看书的准备和姿势实在是很挑剔的。首先，茶是必备的。上好的毛尖，二遍茶———第一遍是要过滤倒掉的。其次，老花镜要仔仔细细地呵气擦拭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云雾。再者，躺椅的倾斜角度也是一个定数，要调到头颈和身子大致成四十五度角的那个位置。这些姿势排场都做过了，何淳安才能静下心来看书。心是静下来了，书却依旧看不下去。书里的字像是一块块黝黑的岩石，成团结伙地阻拦着何淳安的思绪。何淳安看懂了每一块岩石，何淳安却没有看懂山。何淳安的目光在岩石之间惶乱地走过几遭，就很是疲乏起来，睡意翩然而至，书咚地落到了地上。
春枝捡起书来，撩起衣襟擦了擦何淳安落在书上的口涎，看见封面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眉黑目深的高鼻梁西洋女人。女人的笑意很浅，嘴唇抿得紧紧的，神情有些寂寥。翻了翻书的内容，通篇上下竟没有一个中文字。正惊异间，突然想起老头子是教英文出身的，才忍不住咕的一声笑出声来。
这一笑，就把何淳安惊醒了。坐起来，一时不知身为何处。懵懵懂懂之间，突然叫了一声“延安”。叫完了，人就完全醒了。愣愣地呆了一会儿，才慢慢起身去了厕所。
嗒的一声，门从里边锁上了。一阵之后，就有了些叮咚的水声，接着就是哗哗的水声。再后来，就是一片长久的凝固不化的静寂。春枝听说过李延安是怎么死的，这时突然有些心悸，忍不住悄悄地走过去，把耳朵贴在门上，屏着气听。谁知人还没有站稳，门却骤然开了，春枝身子一歪，几乎跌倒。何淳安扶住了春枝，叹了一口气，说：“她糊涂，我哪能也跟着她一般糊涂。”
春枝的心方咚地落到了实处，也叹了一口气，说：“别人说她糊涂，是不明白她，连你也跟着说。她哪是糊涂呢，她这明明是病。她病得这般苦，你既不能替她受这个苦，还不让她痛快地走。她走了，对你来说是舍不得，那是你的自私，她却是解放了呢。让你试试看，这样的病，苦得没个尽头没个解救的，放在你身上你受得了？”
何淳安却是从没听过别人这样劝解自己的。突然间，黑隧道般阴稠的心里，窄窄地流进了一线光亮，光亮之下，有纤尘细细地扬起。沉实了多日的心，开始有了第一丝的松动。
两人回到客厅，绣花的依旧绣花，看书的依旧看书。春枝将一根线头在嘴里含了半天，才吐出来，朝着何淳安手里的那本书努了努，问：“何老师，那个沃尔芙，文章写得好吗？”
何淳安吃了一惊，问你看得懂英文？春枝将脸涨红了，说就认得几个字而已。从前做事的那户人家，爱看录像带。有个电影，就是讲这个沃尔芙的，说是个有名的英国作家，投河死的。
“你说的那个电影叫《时光》，说的是沃尔芙死前的那一段。其实人家活着的时候就出大名了，倒是死了，却没怎么着。那年我去伦敦访问，下着大雨撑着把破伞去戈登广场找沃尔芙故居。找着了，连个牌子都没有。旁边那座房子，倒挂了个大牌子，说是某某某，赞助过沃尔芙的。连英国也这样，只记得阔佬，却不记得秀才。”
春枝扑哧笑了一声，说怎么不记得？何老师你看的是谁的书呢？阔佬有书留下来么？没听说人阔了就想买学位吗？可见秀才还是比阔佬稀罕些呢。
何淳安被春枝逗乐了，也跟着笑，说是呀是呀，那个沃尔芙，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人都得读她的书呀。她倒是很替你们女人说话的。就是她说的，女人想写书，首先得有自己的房间，再得有五百英镑的年收入。她是说女人当自立———那都是女权主义的最初意识呢。春枝撇了撇嘴，说女不女权的，我是不懂的，我只知道那女人长得倒是挺灵秀的。可是心里冷着呢，一条路黑冷到底，多好的男人都暖她不过来呢。
何淳安没有说话。过了好久，春枝抬起头来，才看见了老头颊上斑驳的泪痕
李延安心里大约也是那样一条路黑冷到底，再也没有人可以暖她过来，才决定走了那样的极端吧？
可是，李延安年轻的时候，却是一枝火把，一盏灯，站在最暗的路口，也能毫不费力地照着自己照着别人。
何淳安认识李延安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好几年了。他留校在外文系教欧美小说，她才刚刚分配进学校的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他偶然从别人嘴里听说了她父亲原来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才开始对她有了星点的好奇。在他那个人生阶段里，用“星点”来形容他对她的好奇，实在是恰到好处的。
那时他早已不是一张白纸了。
何淳安从小在教会学校里学的英文，口音里带着一丝牛津校园味，文章更是写得地道典雅。自小就将一应欧美名著看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时常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是外文系理所当然的业务尖子，却又没有洋文教授通常有的虚浮轻佻，行事为人很是稳重厚道，自然是讨女孩子欢喜的。在认识李延安之前，他曾有过两次恋爱经历，一次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另一次是他朋友的妹妹。然而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两个女人都却步了。他是侨乡来的，身世充满了故事，有许多近亲远亲在海外，所以他在系里，无论是提职还是提薪，都是落在最后的。他的两任女朋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离他而去的。
那两个女人，也绝非浅薄低俗之类，都是人中的尖子，花中的花。她们都很懂得他的优点。可是他的优点仿佛是伞，而他的身世却是雨。伞再好，也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雨。所以她们后来都选择了不需要伞的晴天。
这两次恋爱，他都爱得死去活来。到分手时，他觉得已经耗尽了他的心神。在那个凡事讲究简单纯洁的年代里，他的感情经历就算是复杂得有些可疑了。在那之后他再见到适婚的年轻女子，便有了尚未得到就已经害怕失去的焦虑。这份焦虑最初是隐隐约约，似有似无地藏在心中最深处的那个角落的，后来被年岁搅动着，零零星星地浮现上来，积在眼角眉梢鬓脚唇边，直到有一天，他在公共浴室的镜子前擦头发时，突然就发现自己已经有了第一缕的落魄和沧桑。
那天是何淳安二十五岁生日。他从学校的澡堂洗完澡出来，拎了一网兜换下来的脏衣服，行走在校园四月的暖春里，湿润的头发被风随意扬起，像一株盛开的蒲公英。而他那天的心境，也恰恰符合了蒲公英的比喻———从盛开到凋零，似乎只需要一阵风。二十五岁仿佛是一道坎，二十五岁之前，他有些不知不觉。过了二十五岁，他突然就感觉到了风的存在。
可是那天的李延安还是一叠白纸。十九页，页页雪白平整，毫无印记折皱。
那时李延安的父母已经结束了多年的戎马生涯，渐渐适应了安定的城市生活。当父母终于意识到子女的存在时，李延安己经像一根石头缝里的小草，自说自话地长成了一棵结实的小树。最好的学校最称职的老师都无济于事，李延安已经无可救药地失去了对读书的兴趣。李延安留了一年级，才勉强初中毕业，却无论如何考不上高中，就在一家工厂里做了几年车床操作工。李延安虽然很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一块读书的材料，却一直憧憬着在读书人的环境里工作。出于对女儿的内疚，李延安的父亲做了一生中唯一一件利用职权的事———把李延安安排进了大学的图书馆工作。然而李延安父亲的特权只行使到了图书馆门外，门内的一切，却是看李延安自己的造化了。李延安进入图书馆之后，名义上是管理员，很长的时间里其实都在做一个小工的事———搬运存书，清理书架，打扫卫生。数年以后，馆里来了更年轻的新人，她才调到了编目室工作。
那天何淳安洗完澡，就去学校的食堂吃了顿晚饭，又回宿舍翻了几页哈代的小说。终是无心无绪，便决定去图书馆找一本英国湖畔诗人的诗集。在过道上，他被一辆装满了书的手推车撞上了。车轮上的铁片直直地割进了他的脚踝，当时他只觉出了酥麻———疼痛是后来的事。他身子一矮，布袋似的软在了地上，手紧紧地捂住了脚踝。推车的女人连忙停下车来扶他，他却不肯松手。过了一会儿，就有液体从他的指缝里慢慢渗出，将他的袜子染成一幅紫红色的图画。旁边围观的人开始惊叫起来。女人拨开了他的手，一把扯下他的袜子，在他的脚踝上扎了个死死的结，就架着他去了学校的医务室。女人身量不高，他得倾斜着身体才能靠在她的肩上，可是那天他感觉仿佛是靠在一堵矮而结实的砖墙上，他竟放心踏实地在上面放上了自己的重量。
一直到处理完了伤口，他才有机会看了女人一眼。这一看，就看出很多意外来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她竟是那样年轻，年轻得几乎还不能称之为女人，衣妆发式眼神身架没有一处不在昭著地显示着未解风情的木然。他问她叫什么名字，以前怎么没在图书馆见过？她说她叫李延安，是新来的，才上了三天班。她回答他的问题时态度很老实，甚至有些怯场，几乎完全没有做任何延伸和说明，和她刚才处理事故的大胆老辣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她的脸上有些脏———大约是搬书的缘故，汗水在灰尘中间流出一道道树影一样斑驳的印记，潮湿的鬓发在额角蜷成一个个小小的圆圈。她和他以往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同，她使得那些女人显得苍白病态贫瘠做作。
突然间他对她就有了好感。
他问她怎么一点都不怕血？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这回她只笑了笑，却没有回答。
真正的答案是他渐渐熟知了她的童年之后才得到的。
李延安出生在延安。和当时的大部分延安子女一样，她一出生就被送到了当地老乡家里抚养。断了奶，就进了保育院。父母也许到保育院看过她，也许没有。六岁以前，除了知道父亲姓李，李延安对自己的双亲几乎毫无印象。
保育院常常迁移，李延安很快就适应了在马背上睡去在马背上醒来的生活。有一次她睡得太死，从马背上掉了下来，竟无人发觉。等到第二天她被晨露冻醒，才知道马队早已走远。她沿着若隐若现的马蹄和马粪痕迹，走了整整三天的路，终于追上了大队人马。那天保育院的阿姨去井边打水，看见井边躺了一条脏狗，随脚一踢，踢出声来，才知是人。提了油灯来照，照见是李延安。李延安走丢了一只鞋，那只光脚磨得脓血模糊，脚踝被石头扎破，伤口深得几乎看见了骨头。阿姨来清洗伤口，一根一根地挑脚板上的刺。挑出来的不像是刺，倒像是血针，叮当有声地落了一盘子。阿姨挑着挑着就红了眼圈，李延安却一直没哭，只是反反复复地对阿姨说下次睡着了你就掐我。
那年李延安大约是五岁半———和保育院大部分孩子一样，李延安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
那之后没多久，李延安就和保育院的其他孩子一样，和他们各自的父母亲团聚了。孩子们对局势的变化是一知半解的，只知道要离开保育院进城了。进城的第二天，李延安被人领着走进一个灰砖大院，院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大人和三个比她更小的孩子。领她进来的那个人拉着她的手，让她管那两个大人叫爸爸妈妈，又让那几个孩子叫她姐姐。她没叫，也没应。那天刮着大风，满天飞着脏雪似的柳絮，太阳仿佛是一只黄土捏就的大碗，蔫蔫地扣在尘土厚重的屋顶上。一个被战争离散了的家庭和四个互不相识的孩子在那个颜色和情绪都很灰暗的下午草草地会合在一起。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磨合的过程却持续了后来的半生。
几年以后，李延安才从大院其他孩子口中得知，那个她称呼为妈妈的女人，其实并不是她的母亲。她的生母走出了雪山，走出了草地，却病死在进城的路上。后来和父亲一起走进城里的，是一个文工团的女兵。
不过这对李延安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李延安的父亲和继母都是从马背上下来就直接走进了办公楼的。城里有太多新奇的事情，他们要学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子女。照顾孩子们日常起居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保姆。在李延安看来，她不过是从一家保育院搬到了另一家保育院。她沿袭了保育院里大孩子照顾小孩子的作风，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照顾弟妹的任务。很快，那支只有三个士兵的部队在她的调教之下秩序井然。在这个新秩序里，大人只是若隐若现无关紧要的背景。李延安从来没有童年的感受。婴孩的第一声啼哭过去了，她仿佛就担负起了作为一个成人的职责，照顾着自己也照顾着别人。
这种感觉，如一根筋脉，始终贯穿在她和何淳安的关系中。
她和他认识以后，几乎没有任何交接转换过渡，她立即进入了她惯常的角色。她像一只硕健的母鸡，张开丰满的翅膀，将他全然覆盖。虽然他比她年长六岁，她却成了他的长姊，他的母亲。她照顾着他的一切需要。他的世界顷刻就小了，小得只有一翼之地。在那一翼之地里，四季只剩了一季，那是恒常的春。在恒常的春里他可以接近于放肆地伸展他的四肢和灵魂，只是，不知不觉中，他对付其他季节的功能却渐渐萎缩退化了。
他们结婚第三年，那场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史研究专题的风暴铺天盖地刮进了校园。何淳安在外文系里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当权派的红人，个性本来逍遥，树敌也不多，又有老将军岳父这一层遮挡，便相对平安地度过了最初的那个阶段。
后来，系里的头面人物相继下马，成为死老虎。工宣队入驻，新班子逐渐成形。厮杀声安静下来时，众人突然发觉他们已经失去了新的斗争目标。用当今政坛上的时髦用语来解释当时的情形，就是外文系处在了一个缺乏政绩的真空阶段。于是，新班子成员的视线，就渐渐地转向了何淳安。
工宣队找何淳安谈了一次话。
那天晚上李延安回家比平常晚了一些。图书馆的风声也很紧，有人交代了李延安父亲把女儿安插进馆的事，于是李延安毫无准备地被踢到了前台。幸好李延安在馆里只是一名勤杂工人，不占干部的编制。在那个知识分子成堆的环境里，李延安的初中文凭和档案袋里不满一页纸的简单身世，使得批她的人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词，草草地训斥了几句之后，李延安就被打发回家了。
李延安进了门，屋里一片漆黑。她以为丈夫还没回家，就开灯准备生火做饭。弯腰量米的时候，突然发现何淳安捧着头泥塑木雕般地坐在地板上，就大吃一惊。问了，却不说话；再问，才说头疼。
李延安将丈夫扶到床上躺下了，就开始淘米洗菜炒菜。火一热，油锅的味道熏过来，喉咙口就涌上一团酸水。还来不及找个脸盆，就蹲在门坎上哇哇地吐了一地。中午没吃饭，吐出来的只是苦胆。那时李延安已经怀孕七个半月，妊娠反应却一直没有消失。何淳安在床上听见妻子吐得死去活来，只翻来覆去地叹气，说你挑了个什么时候来么，你。李延安知道丈夫在说腹中的这个孩子，便忍不住回了一句：“这是我一个人挑的吗？那你说什么时候是个好时候？”
两人不声不响地吃了一顿饭，饭和菜都只轻轻地挑了几挑，便都放回了碗橱里。李延安收拾碗筷的时候，听见丈夫在身后又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元元，就叫元元吧，就是一个的意思。李延安听了心里咯噔了一下，半晌，才笑着说：你可别给我定数，高兴了我还能生一打呢，我就喜欢家里人多热闹。却暗暗地长了个心眼，仔细地盯着何淳安的一举一动。
夜里李延安躺下了，却不敢睡。窗外秋虫咬得惊天动地，腹中孩子踢得甚是凶猛，仿佛要将肚子踢出一个洞来。怕吵着何淳安，李延安一直不敢翻身。身子在一个姿势上僵着，每一处关节每一块肉都酸痒难熬。到了后半夜，实在扛不住，才迷糊了过去。糊糊涂涂地做了个梦，梦见何淳安穿了一件雪白的仿绸对襟大褂，一路风吹杨柳似的走过来。她伸出手来抓他，抓来抓去都是空的。他仿佛变了烟变了气在她的指缝里溜过来溜过去。她一急，就醒了。一摸身边是空的，就咚地下了地，赤着脚跌跌撞撞地摸到了外屋。夜正浓，月悬在窗口，照得一屋水似的亮，青砖地上树影如鬼魅游走。她一把扯亮了灯，只见墙脚站着个人，正慌慌地端了个水杯往嘴里送水。她狼似的扑上去，狠狠地掴过一掌。那人不备，手里的杯子嚯啷一声掉了下来，白色的药丸滚了一地。
这一掌掴得过于凶猛，她身子一歪，就麻袋似的跌坐在地上。胳膊闪了，顿时肿成一个肉球，疼得满眼是泪。他过来扶，她捂着胳膊，却朝他猛踹了一脚。他一个趔趄，撞到了脸盆架。脸盆翻落下来，一路嘤嗡地滚到墙边，才咣的一声停了下来。宿舍楼道的灯啪啪地亮了起来，有人开窗探看。他急急地捂了她的嘴，半架半搡地扶着她回到了床上。
躺是躺下了，睡意却早没了。蒙着被子，她咬牙切齿地对他说：“我爸爸一趟雪山草地走过来，丢了一条腿，一个老婆，两个儿子，如今是个什么下场？他没说委屈，你倒委屈起来了？你过过一天苦日子吗，你？”
这一骂，倒把何淳安给骂醒了。仔细想想，竟无一句可回嘴的。渐渐地，心里有了些愧意，就嘿嘿地笑，说老婆你是一盏灯，你往我心里一照，就再也没有黑角落了。李延安呸了一声，说再亮的灯，照了路易十几，也是白照。何淳安没听懂，问什么路易十几的？李延安狠狠地掐了他一把，说就是那个我死了拉倒，洪水滔天也行的，跟你一个德行。何淳安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平常备课的材料，李延安原来也看的。两人相拥着，不再说话，看着窗外那一轮月亮渐渐地坠落下去，天边隐隐地有了潮红，恍恍然，仿佛已若隔世。
从那以后，何淳安的脸皮就慢慢地厚了起来，由着世界轰轰烈烈地上演着诸般的曲目，有人上台，有人下台，自己却始终只做一个不动声色的观众。先是隔离审查了一阵，后来下放劳动了一阵，再后来又随着大流调回了外文系。心情虽有涨落的时候，却再也不曾生过寻死的心了。
可是李延安这盏灯，是什么时候熄灭的呢？
其实李延安的灯，并不是瞬间熄灭的。从明亮到陨灭，中间经历了一个暗淡的过程。暗淡的过程是渐进的，身在其中的人并没有觉察，所有的迹象都是事后才醒悟的。
“文革”过后，何淳安是学校里第一批提升为教授，第一批批准带研究生，也是第一批选派国外短期进修的老师。何淳安的生命，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冬眠期，在中年的时候突然复苏。这一苏醒，就醒出了许多意外的景致。李延安发现何淳安渐渐地不再需要她的照明了，因为他已经成了他自己的灯。他岂止是他自己的灯，他甚至也成了她的灯。他又岂止是她一个人的灯，他的灯还照着许许多多的别人，包括他的同事和他的学生。她多年为他战战兢兢地操持着的心，就渐渐地放松了下来。当然，她当时并不知道，最适合她的一种生存状态，其实就是紧张。在紧张的时刻她是一张满弓，捏在手里是暗暗一把的力气，送出箭来铮然有声，直奔靶心。松弛下来，她就如泼洒在地上的一摊水，随意地顺着地面的缝隙游走。虽然依旧走着，却不再是有目的有劲道地奔走，不过是走到哪里是哪里的认命和无奈了。
在所有的神经都松弛下来的时候，却只有一根神经，突然地绷紧了。李延安的眼睛和耳朵，对一些景物一些声音，异常地敏感了起来。何淳安的学生越来越多，何淳安在系里的职责也越来越重。李延安的目光如雷达漠然地扫过丈夫繁忙的生活天地，大部分的内容都被过滤为无关紧要的背景，荧光屏上剩下的只是几个细点。可是那几个细点却如砂粒，在李延安的眼中磨来磨去，磨得她寝食难安。
那些沙子就是何淳安的女学生女同事。
李延安监听何淳安的电话，闯进何淳安的办公室偷看何淳安的信件，四下打听何淳安在系里的一举一动。渐渐地，外文系的女同事见了何淳安，轻易不敢说笑了。何淳安为了撇清自己，也不敢和女学生单独相处了，更不敢邀请女同事女同学到家里来坐。上帝跟何淳安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上帝打开了何淳安的眼界，让他看到了大千世界的诸般可能性，可是在那个无限广袤的天地里，他可以拥有的，反而是一扇比从前更加狭窄了的窗口。
李延安的视线，已经被沙粒蒙蔽。李延安的灯，也渐渐地昏暗起来，她走失在多年走惯了的路上。开始时，何淳安不停地帮助妻子刷洗着那些沙粒，到后来，何淳安发现他刷洗得越努力，沙粒堆积得越快。
他只好选择了沉默。
李延安终于走进了万劫不复的阴暗之中。没有人可以暖她过来，没有人可以照亮她的路。即使是儿女，即使是丈夫，也只能看着她孤独地一步一步地渐行渐远。
何田田回到多伦多之后，关于保姆赵春枝在父亲身边的表现，她零零星星地听到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报告。
第一个报告来自父亲的学生颜华。
李延安的自杀事件像一块石头，在外文系这潭深不见底的水里砸了一个大洞。洞很快平复了，涟漪却持续了很久。流言如树梢的风，看不见，摸不着，却顺着门缝墙缝窗棂格缝溜进来，悄无痕迹地爬到饭桌床头，又带着积攒的灰尘，越滚越大地爬入邻家。何淳安的女学生们，多多少少都知道自己是那些沸沸扬扬的花边新闻中的一段花边。而颜华，更知道自己是师母口中的那个“眼花儿”，是所有花边传闻中镶在最明处的那段花边。也明白我虽未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道理，所以很是敛声收气了一阵子。过了些时日，待流言略微安静了些，颜华难免不想起从前导师对自己的种种关照，便忍不住去了何教授家里探望。
颜华去的那天是个星期六，早上十点左右。她挑了这个时候，是因为何教授应该锻炼完了身体，正是读书看报的时候。颜华抱了一束白色的菊花走过层层楼梯，每一层过道上都有好奇的眼睛。当她最终敲响何淳安教授的门时，她的背已经被重重叠叠的目光压出了汗。
来开门的是赵春枝。
那天赵春枝穿了一件桃红色的毛衣，浅米色的西裤，脖子上系了一条白色的丝巾。虽都是旧衣物，却洗熨得极是干净平整，看上去不像是保姆，倒像是在别人家里作客的女眷。颜华微微吃了一惊，就问何教授在吗？赵春枝点点头，引着颜华进了屋。颜华走过客厅，一眼就看见何淳安卷着衣袖，正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洗衣服。板凳很矮，何淳安的个子高，坐下去，就把凳子盖没了，仿佛坐到了地上。何淳安在笨拙地搓着一件衬衫，搓衣板在他的膝盖之间滑来滑去，脑勺上有一绺没有梳理平伏的头发，顺着身体的走势来回耸动着。颜华的一句“何教授”在舌尖滚了好几个来回，吐出来时已是支离破碎了。何淳安抬起头来，意外地看见了来客，眼神渐渐地混浊了起来———自李延安出事以后，颜华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来探望自己的女学生。
何淳安擦干手，来到了客厅坐下。颜华向春枝要了一个大水杯，将菊花插上。花是满满一捧的雪白，只有花蕊是一抹一抹若有若无的浅绿，沾了水，立刻得了些生气，衬得一屋洁净生辉。颜华把花放在那张镶着黑框的照片下面，两人久久无语。半晌，何淳安才叹了一口气，说：“其实，你师母脑子清醒的时候，也常夸你。”颜华的眼泪汹涌地流了下来，是委屈，是伤感，也是无奈。为自己，为导师，也为师母。那一念之差中走出去的一步，竟是那样一条永远无法填补的鸿沟。沟这边和沟那边，遥遥相望，已是隔世。
何淳安看着颜华哭，却不知怎么劝，搓了搓手，就进厨房去泡茶。颜华听见厨房里杯盏叮当地响了一阵子，又听见春枝咕咕地笑：“何老师，那么大一个壶，饮驴哪？一个客人，用那个红花小壶就够了。”何淳安也笑，说骂我是驴也罢了，可不许骂我的客人。又问用哪种茶叶？春枝说二层柜子左手边那个铁罐里是茉莉花茶，招待女客正好。何淳安就搬了张凳子爬上去，开了柜子取茶叶罐。颜华听着，只觉得这个保姆嘴有些厉害，手有些懒，听上去不像个下人，倒更像个主子。过了十来分钟，只见何淳安一人颤颤地捧了一壶茶出来，春枝并没有跟出来。何淳安把滚烫的茶壶放下了，颜华赶紧起身自己将茶斟了，先给老师，再给自己。
两人喝着茶，闲闲地说了些学校里系里的事，颜华就忍不住问何教授你怎么自己洗衣服呢？何淳安说不是自己洗，是先将领子袖口的脏处搓一搓，再放洗衣机里洗的。颜华原本问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朝厨房撇了撇嘴，放低了声音：怎么不让她洗？何淳安笑笑，说春枝在教我做家务呢，我教她学英文，两下相抵，谁也不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