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一切就原谅了一切
——英国谚语
一
旗袍垂挂在衣架上与我默默地对视。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我仍没有睡意。台灯昏黄的光笼罩着书桌，窗外是呼呼的风，稿纸铺在桌上，几个小时了，那上面没有出现一个字，我的笔端凝结着滞重，重得我的心也在朝下坠。我不知道手中这篇文章该怎样写，写下去会是什么……
精致的水绿滚边缎旗袍柔软的质地在灯光的映射下泛出幽幽的暗彩，闪烁而流动，溢出无限轻柔，让人想起轻云薄遮、碎如残雪的月光来。旗袍是那种四十年代末、北平流行的低领连袖圆摆旗袍，古朴典雅，清丽流畅，与现今时兴的。与服务小姐们身上为多见的上袖大开衩旗袍有着天壤之别。
其实，这件旗袍的诞生不过是昨日的事情，与那四十年代，与那悠远的北平全没有关系，它出自一位叫做张顺针的老裁缝之手。老裁缝今年六十六了，六十六岁老眼昏花的裁缝用自己的心缝制出了这件旗袍自然是无可挑剔的上品，是他五十年裁缝生涯的精华集结，是一曲悠长慢板结尾的响亮高腔。
这一切都送给了我。
这是我的荣幸和造化。
今天下午，他让他的儿子把衣服送了过来。他的儿子是有名的服装设计师，是道出名来就让人如雷贯耳的人物。如雷贯耳的人物来到我这即将拆迁的寒酸院落难免有着降贵纡尊的委屈，有着勉为其难的被动。从他那淡漠的表情，那极为刻薄的言语中我感到了彼此的距离，感到了被俯视的不自在。
儿子将衣服搁在我的床上时说，你这件旗袍让我们家老爷子费了忒大功夫，真不明白你是用什么招数打动他的。我听清楚了，儿子跟我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你，而不是您。这让我反感，让我有种说不出的厌恶！
那儿子说，我父亲已经有两年多没摸针了，他有青光眼你知道不？你们这些人，往往为了自个儿的漂亮，不惜损害别人的健康，自私极了。 我看了那儿子一眼，将衣服包默默地打开，旗袍水一样地滑落出来，我为它的质地。色彩、做工而震惊。
绝品！
儿子不甘地说，你给了我们家老爷子多少工钱？
我用眼睛直视着那儿子，实在是懒得理他。儿子见了我这模样说，我知道我们家的老爷子又上了一回当。
我说，多少钱，你回家问问你的父亲吧！
那儿子已经走到门口，出门前回过身来郑重地说道，奉劝您一句，以后您再不要上我们家了，我父亲不是干活收钱、摆摊挂牌的小裁缝。就为您这件袍子，看来我还得买房搬趟家。
这回来人终于用了“您”，但这个“您”字里边，有着显而易见的挖苦和讽刺，噎得人喘不过气来。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听着气愤的远去的脚步声，我想，谁能相信这就是在电视上常露脸的名设计师，镜头前的那高贵、那矜持、那艺术、那清雅都到哪里去了？一旦伪装的面纱撕下，他也不过就是街上挂牌摆摊的小裁缝，那一脸的小家子气模样，甚至连小裁缝都不如。一个人的艺术水平到了一定境界以后拼的是文化积累、人格锤炼和道德修养，我料定此君的艺术前程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绝做不出他父亲这样的旗袍。
旗袍在衣架上与我默默地对视。
那剪裁是增之一分太阔，减之一分太狭的恰如其分。其实老裁缝只是用眼神不济的目光淡淡地瞄了我两眼，并没有说给我做衣服，也没有给我量体，而只那一眼便将一切深深地印在心底了，像熟悉他自己一样地熟悉我，这一切令我感动。
顺针——舜针
我的六兄，谢家的六儿。
本该是一个人的两个人。
二
在金家的大宅院里，父亲有过一个叫做舜针的儿子，那个孩子在我的众多兄弟中排行为六，出自我的第二个母亲，安徽桐城的张氏。据说这个老六生时便与众不同，横出，胎衣蔽体，只这便险些要了张氏母亲的命，使他的母亲从此元气大伤，一项不振。这也还罢了，更奇的是他头上生角，左右一边一个，就如那鹿的犄角一般。我小时间过父亲，老六头上的犄角究竟有多大，父亲说，枝枝杈杈有二尺多高。我说，那不跟龙一样吗，不知老六身上有没有鳞。父亲说老六没有鳞，有癣，浑身永远的瘙痒难耐，一层一层地脱皮。我说那其实就是龙了，龙眼蛇一样，也是要脱皮的，要不它长不大。父亲说，童言无忌，以后再不许出去胡说，你溥大爷还活着，让他知道了你这是犯上……父亲说的“溥大爷”指的是已经被关押在国外的溥仪，尽管他早已不是皇上了，父亲对他还是充满了敬畏，明明溥仪比父亲辈分还低，年龄还小，父亲仍是将他称为“溥大爷”。皇上是真龙，我们要再出一条龙那就是篡位造反，犯忌！所以，我们家的老六真就是龙，也不能说他是龙。
于是，我将有角的老六想得非常奇特，想象他顶着一双怎样的大犄角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想象他怎样痛苦地蜕皮，那角是不断地长，那皮是不停地蜕，总之，那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天，我在床上跟我的母亲探讨老六睡觉是不是像蟒一样地盘在炕上这一问题，我认为老六是应该盘着睡而不是像我一样在被窝里伸得直直地睡。母亲说，你怎么知道老六不是直直的？我说，大凡长虫一类，只要一伸直就是死了。咱家槐树上的“吊死鬼”被我捉在手里，从来都是翻卷着挣扎，跟蛇一样的，拿我阿玛的放大镜在太阳下头一照，吱的一声，那虫儿就焦了，就挺了，挺了就是死了。母亲听了将我一下推得老远，说难怪我身上老有一股焦臭的腥味儿，让人恶心极了。我说，您搂着我还嫌恶心，我到底还是一个小丫丫，我二娘搂着老六都没嫌恶心，老六可是一条长癣的癞龙，那精湿溜滑的龙味想必不会比槐树上的“吊死鬼”好闻。母亲还是不想靠近我，于是我就用头去抵母亲，企望我的脑袋上也能长出一对美丽的、梅花鹿一样的犄角。母亲闪过我那乱糟糟的脑袋说其实老六头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大角，只不过他的头顶骨有两个突起的核罢了，摸起来像两个未钻出的犄角，就是到死，也未见那两个犄角长出来。我愣了半晌，对“未长出的犄角”很遗憾，想象老六要是再多活几年，长到我父亲那般年纪，一定能生出很木错的角来。人和鹿是一样的，小鹿是不生角的，鹿到了成年才会生出犄角，西城沁贝勒家园子里养的鹿就是如此。
我们家有关老六的话题虽然不多但都很精彩，传说老六落生时眼目大开，哭声深沉，遍身黑鳞，异相昭著。他是在偏院的北屋降生的，说是生时浓云密布，雷声轰隆，众人在其生母的昏厥中惴惴不安，不知这驾着雷霆而来的麟儿，预示着这个家族的何种命运。我们家舅姥爷私下说，看这天相，所来的料不是个等闲人物。金家是天皇贵胄，龙脉相延，该是不错的，然龙生九种，九种各一，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孽种，但愿不要应在了这个老六身上。
老六身上的那层鳞苦苦折磨着他，使他痛苦不堪，需时时地将他浸泡在水盆里才能使他安静下来。听说那鳞乌黑发亮，有花纹斑点，时常成片脱落，很是吓人。二娘抱着老六去医院看过，老六这身皮把那些护土吓得躲得远远的，不敢近前。医院给开了不少药水，抹了只是杀得疼，根本不管用。舅姥爷说，不必治了，凡有成勋长誉者，必附以怪异。我父与曾国藩曾文正公同朝共事，知那文正公也是终身癣疥如蛇附，每天用两双手抓挠，必脱下一把皮屑，这实则是贵人之相。
老六两岁的时候，有一天白云观的武老道来我们家找父亲聊天，父亲着人将老六抱出来让老道着。老六一见老道，立时在老妈子身上翻滚打挺，大哭不止，一刻也不能消停。武老道站着胡子坐在太师椅上冷冷地看，一口一口地喝茶，并不理睬闹得地覆天翻的老六。父亲只好让人把哭泣的老六抱走，那一路哭声直响到后院深处，许久不能止。父亲请老道对孩子的未来给予提示，老道说，四爷的茶很好，是上等的君山银毫……
武老道在京城不是寻常人物，据云能过阴阳，通声气，更兼有点金之术，奔走者争集其门。武老道论命相堪称奇验，京师某王爷曾微服请相，所示为光绪和宣统的八字，武老道看过后说，先者论命当穷饿以终，后者则有破家之祸。众人皆服。今老道对老六的前程既不肯点明，父亲也不便多问，愈发觉得六儿子的神秘不可测。老道喝透了茶，才款款说道，令公子有胎衣包养，生虽有惊而命大，日主有火，盛则足智多谋，欠则懦弱胆怯，大堤财旺，若生在贫贱之家当责不可言。父亲问如今生在金家又当如何，老道说，水一、大二、木三、金四、土五，戊见甲，当在三、八岁。父亲问三、八岁当怎样。老道说，四爷这条没味儿了……
事后父亲将武老道的话学给老大的母亲听，二娘说，一个孩子家，三、八岁能怎么样呢，咱们的六儿眼瞅着虚岁过了三周，也没见有什么不好，他一个花老道，故弄玄虚地瞎说罢了。父亲说，还是要留神些才好。二娘说，留神自要留神，家里的孩子们咱们哪个又不留神了，只是不要看得太神圣娇贵了才好。小孩子推得中和才能健康成长，旺不得也弱不得，旺则不能任，弱则不能禁，只待至十五成人，才可以分别贵贱，现在抱在怀里就论前程实实的是有些荒诞了。话是这样说，但父亲对这个生有异禀的儿子仍是情有独钟，常常将老大抱在膝上，抚弄着他那一对硬硬的角说些“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屁话。彼时，家中的老七舜控已经出世，而父亲对他那个弱得像猫一样的七儿子是连看也不看的。
老大不负父望，果然生得聪慧伶俐，讨人喜欢，特别是那对角更是提神，不知被多少好奇的人摸过。亲戚朋友谁都知道，金家养了一条龙。那时虽已进入了民国，可在那些前清遗老遗少们的心目中，何尝不盼着北京东城金家的宅院再像醇王府一样，成为又一座潜龙邸。
老大进出都随着父亲，他可以跟着父亲吃小灶，食物的精美远远超过了他兄弟姐妹们的淡饭粗茶。他还可以坐父亲的马车，并且也。要永远的一个人占据正座，让父亲打偏。他一个小人儿，坐在车上的威严神气，让所有的人看了吃惊，似乎他早已就这样坐过，连父亲也显得暗淡无光，形质惭愧了。于是就有了舜针是德宗转世再生的说法，神乎其神，跟真的似的。对此，父亲不予解释，在他的心里大概乐于人们这样说道。他的讳莫如深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推波助澜，在他的默认下，老六不是龙也变成了龙。持坚决反对观点的是二娘，她不允许人们这样糟蹋她的儿子。她说儿子就是儿子，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你们不要毁他。二娘是汉人，对一个汉族小老婆的话，人们尽可不听，娘们儿家就知道傻疼孩子，懂个屁。就这样，我们的老六有了不少干爹干妈，谁都希望能沾点龙的光。在龙还没有腾起来的时候他们是爹和妈，一旦真龙成了气候，封王封候，那简单的爹妈岂能打发得了？未雨绸缪是必要的，临渴掘井是傻瓜干的事情，早期的投资是精明远见的体现。很难说在老六那些“爹”、“妈”的思维中，没有今日期货买卖的成分在其中。
“爹”、“妈”们送的钱财、物件大概够老六吃一辈子的。
玉软香温、锦衣玉食中的老六，因了他的相貌，因了众人的推崇惯纵，在金家变得各色而怪戾，落落寡欢地不合群，这使他的母亲时时处在哀愁之中。她虽然不相信武老道的胡诌，但却牢牢记着：“这孩子应该生在贫贱之家”的断语。这个断语在她的心里是个时刻挥不去的阴影，她总预感到要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
民国十年，我们的父亲漂洋过海去周游列国，北京城留下他的三个妻子和子女们。对于父亲的远游金家人谁也不以为然，因为这个家里有他没他是一切照常的。父亲在我们家里从本质来说就是个尊贵的客人，不理财，不拿事；他所熟悉的就是吃喝、会友，起着门面的作用。父亲走了，孩子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放松，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所感到失落的是老六，失了依赖的老六有种终身无托的恐惧和孤独，他的心只系着父亲。没有别人。每每父亲来信，信中所关注的也只有老六，仿佛他的其他儿子们都是无足轻重的陪衬。当然，儿子们对父亲的来信也从来不闻不问。老六则不然，老六要让他的母亲把父亲的信一遍一遍地读，不厌其烦地听得很认真。这使人感到，老六与父亲的关系在父子之外又添加了某种说不清的情债，不能细想，细想让人害怕。 春天的一个上午，天气晴好，金家的孩子们要在看门的老张的带领下到齐化门外东大桥去放风筝。孩子们托举着风筝，纠缠着线绳，你喊我叫，闹哄哄打狼似的涌出了二门。出门时被站在台阶上的二娘叫住了，二娘由屋里拽出了满脸不痛快的老六，将他推进孩子群中，让他和大家一块儿去放风筝。老六不想去，转过身就往屋里走，被矮他一头的老七一把拉住，老七刚封上开裆裤没有两年，却小大人儿似的很能体恤人。老七说，六哥别走，我带着你。二娘说，让小的说出这样的话来，老六你羞不羞。老六低头不语，二娘说，到野地去，让风吹吹，把一身懒筋抻抻，是件再好不过的事了，你怎的还不愿去？说着二娘向老张使了个眼色，老张就将一个沙燕风筝塞给老六，连推带操地护着金家的小爷儿们出了门，奔东而去。
二娘在廊下深深地叹了口气。
依着二娘的意思是有意将老六混在金家的哥儿们中间摔打摔打，目前她的这个儿子过于细腻软弱了。这不是金家人的性情，也不是她的愿望，在她的思想深处，很怕真应了老六是德宗转世的说法。她嘴上说不信，心里也难免不在打鼓，把她的儿子和那个窝囊又悲惨的光绪皇帝连在一起，她这个做母亲的何以能心甘情愿！为此她希望她的儿子能粗糙一些，能随和一些，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她没有给人说过，夜深人静之时，她常常用手使劲地按压老六头上那两个突起的部位，她惟恐那两个地方会生长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来。
那天，放风筝的一千人等热气腾腾地回来了，刘妈站在门口挥着个布掸子挨着个儿地拍打。拍哪个，哪个的身上尘上冒烟，呛得刘妈捏着鼻子不敢喘气儿。刘妈说，这哪儿是去放风筝，明明地是去拉套了，瞧瞧这一身的臭汗，夹扶都湿透了。末了，刘妈拽过冻得直流青鼻涕、浑身瑟瑟发抖的老六，拍打了半天，没见一丝土星。刘妈笑着说，敢情这是个坐车的，没出力。老张说，这小子有点儿打蔫儿，那帮驴们在河滩里疯跑，就他一个人在大桥桥头上傻坐着，喊也喊不下来。刘妈摸了摸老大的脑袋说，有点儿烧，得给他再吃两丸至宝锭。
金家虽是大宅门，对孩子却是养得糙，从不娇惯，这大概也是从祖上沿袭下来的习惯。全家的子弟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老辈儿们崇尚的是武功，讲的是勇猛精进，志愿无倦。到了我们的阿玛这儿还能舞双剑，拉硬弓，骑马撂跤。祖辈的精神自然是希望干秋万代地传下来，不颓废，不走样，发扬光大直至永远。这个历经征战，在铁马金戈中发展起来的家族，自然要求他的子弟也要勇武强壮，经得起风吹雨打。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们从小都很皮实，都有着顽强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谁有头疼脑热多是凭自己的体力硬扛，很少请过大夫。遇有病情严重的，特殊的照顾只是一碗冲藕粉，病人喝了藕粉也就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到了极点，再没有躺下去的必要，该好了。下人刘妈充任着我们的保健医师的角色，刘妈带过的孩子多，经验丰富，她对小儿科疾病的治疗方法往往比医院的大夫还奏效。我们每一个孩子出生后，都穿过她用老年下人们的旧衣裤改制的儿衣。她认为，下贱才能健康，才能长寿，越是富贵家的孩子越应如此。她还认为，有钱人家的父母都是锦衣玉食，所以生下的小孩子百分之百内火大，不泄火就要生事，就要出毛病。为此，她天天早晨要给我们家的大小孩子吃至宝锭，一边喂一边念叨：至宝锭，至宝锭，吃了往下挺。至宝锭的形状像大耗子屎一般，上面有银色的戳迹，以同仁堂的为最佳。同仁堂的至宝锭化成汤喝到最后有明显的朱砂，那是药的精华，刘妈必定要监视着我们将那个红珠珠一般的东西一点不剩地吞下去，还要将药盏舔净。如没有红珠，刘妈就要向管事的发脾气，说他弄虚作假，买的不是同仁堂的正宗货。
放风筝回来的老六在刘妈的安排下吃了两丸至宝锭，晚饭也没吃就睡去了，半夜就发起高热，浑身烧得像火炭一般。第二天，喝过了藕粉也没见退烧，人已经开始昏迷，说胡话，叽叽咕咕，如怨如诉，还哀哀地哭。刘妈说，这孩子该不是撞克了什么，东大桥那儿是什么地方，那儿是北京城的刑场，是处决犯人的地方。这个六儿他不比别的孩子，他太弱……二娘听了就让老张拎着两刀纸拿到东大桥烧了，想的是真有鬼魅，给些通融，让它且饶过我们家六儿。纸烧过，并不见老六病情有所好转，反倒从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响。二娘害怕了，让人请来胡同口中药铺坐堂的大夫为老六看病。大夫看过后说老六寸脉洪而溢，君火与相火均旺，旺火遇冷风热结于喉，是为喉痹，民间又叫闹嗓子的便是，不是什么大病。大夫开了当归、川芎、黄柏一类滋阴除火的方子，说煎两服吃下去就好了。两服药吃下，老六并不见起色，咽喉症状继续加剧，常常喘不过气，憋得一张脸青紫，脖子的皮肤也被抓得鲜血淋淋。家里先后又请了几个大夫，各样方法使了不少，老六的病只是一日重似一日。二娘急得没办法，托人给在欧洲的父亲打电报，那人回来说联系不上，说那边朋友回电说，四爷上个月在法兰西，这个月又去了英吉利，漂漂泊泊毫无定踪，下半年能转回德意志也说不定。
老六病得在炕上抽搐，翻白眼；二娘急得在屋里一圈圈转磨，如今是想灌藕粉也灌不下去了。
舅姥爷来家，二娘向舅姥爷求主意，舅姥爷见了老六摇头说怕是不好。二娘说孩子阿玛不在家，无论如何也得舅姥爷做主，这是他阿玛最喜欢的一个，真有什么闪失怎么得了。舅姥爷说，再喜欢也不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打针吃药，救得了病却救不了命，这都是有定数的。二娘说，真就没办法了么？舅姥爷说，容我算算看。说罢摸出一大把麻钱儿，在桌上一把撒开，上为艮，下为坤，合而为剥卦。二娘也是懂得易经的人，一见这卦象脸就白了，眼泪扑籁籁往下直淌。舅姥爷说，你也看见了，这是天意，老天爷要收他回去，谁也没办法，挡也挡不住。二娘说，舅姥爷是高人，万望想个变通的法子，救您外甥一命。舅姥爷说我有什么法子，你看这卦，艮为山为止，坤为地为顺，顺从而止，上实下空，是困顿危厄之象；从卦上看，鬼在本宫，外方得病，更在上三爻，必是外感风邪。外官也有暗鬼，伺机而动，上下有鬼，内伤兼外感，是为杂症。鬼动卦中，药力也难扶持，虽良医也不能救。天行也，有生有灭乃自然的法则，谁也违背不了的。
舅姥爷说得没错，那天没过半夜，老六就被那二鬼夹持着奔了黄泉之路。
老六生生是被憋死的，临死前，他在炕上辗转反侧，怪声号响，整如一条喝了雄黄的大长虫，几个人也按捺不住。那时金家的孩子们个个敏声屏气，缩在自己的房内不敢出来，静听着偏院里发出的长一声短一声的哀嚎。老六折腾到夜里，渐渐地没了气息，挺了。直到偏院传出信说，六少爷走了，大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金家宅门里没有老六才是正常的。
二娘抚着僵了的老六尸身哇哇大哭，说了许多没法儿向孩子父亲交代的话，大家劝也劝不住。第二天，二娘让老张去白云观访武道长派几个道士过来做法事。老张去了又回来了，说老道没派来道士却让带回一张画得花里胡哨的符，让贴在偏院的门口。老张传达老道的话说，什么法事也不要做，金家这个老六从根上来说就不是什么正经东西。老道没有道破他的来龙去脉就已经是很给他面子了，让他知趣一点儿，赶快上他该去的地方，别再祸害人了。亲戚们此时谁也不再说什么“贵人自有天相”的话了，舅姥爷说，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没落住终不能算这个家里的人，给他一副薄棺材高底葬了就是，也算他没白到世上走了一遭。
那副寒碜的白皮棺材抬进院来的时候，二娘见了几乎心疼得昏了过去。她说从没见过这么破烂穷酸的棺材，连漆也不上一道，用这样的棺材来装殓她的儿子，让她何以能心安！我母亲也说，这棺材太差了点儿，装街上冻饿而死的倒卧还差不多，装金枝玉叶的哥儿忒不合适，于金家的身份也不相称。二娘让管事的去换，被刘妈拦了，刘妈说，太太糊涂了，哪儿有空棺材抬进又抬出的道理。舅姥爷的主意没错，太太忘了哥儿“应该长在贫贱之家”的话么，命中注定就是命中注定的。还哥儿一个舒坦自在吧，让他顺顺当当地托生，比什么都好。
二娘不再坚持，眼瞅着四个杠夫抬着那口薄棺材吱吱扭扭地出了门。
老六死的那年是八岁，他没能过了阴历冬月初十他的九岁生日。
应了武老道“三、八岁”的预言，父亲当年还问过人家“三、八岁当怎样”，当怎样呢，就当这样，老道没有直着说罢了，天机不可泄露。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家老六的死因当是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搁今天，配以抗生素治疗绝不致引起死亡，就是到了老六最终的窒息阶段，只需将气管切开也不是没救。可在七十多年前，医疗条件有限，老六就那么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地走了，想来让人遗憾。 最遗憾的是我的父亲。据我母亲说，父亲从国外回来以后知道了老六的事情大病了一场。经过那场病，父亲的头发全部脱光，终目迷茫恍惚，走路打晃，得两个人架着才能从屋里北炕走到南炕。对父亲这场很著名的病，北京的小报上有过报道，说他老人家因为失子悲伤过甚，得了伤寒。我后来想，伤寒的确是个很可怕的传染病，它是由伤寒杆菌而传染的，跟老六怕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那时候的人把伤寒跟老六挂在一块儿，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了。
三
我在这个家里长成一个浑沌的小丫头的时候，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就是我们家最小的男孩老七舜铨，也进入了青壮年的行列，成了京师名画家。随着时间的消磨，人们对老六的传说已经淡而又淡了，金家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那个忧郁的、早逝的男孩儿。
偏偏我是个爱幻想的孩子，在孩童时候，想象在我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成分，我常想的人物就是那个神奇的、半人半龙的老六。他和母亲给我说的老马猴子，和大家时常谈论的院里的狐仙，和我所向往的一切神神怪怪一起，活跃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一回，父亲领着我去一个叫做“桥儿胡同”的所在，以我粗通文字的水平，已经能认出胡同口墙上的蓝色搪瓷标牌，是“雀儿胡同”，不是“桥儿胡同”。而父亲偏说是“桥儿胡同”，让我回家对母亲也务必要说是“桥儿”，不能说是“雀儿”，否则以后就再不带我出来遛弯儿。在北京人的发音中，“桥儿”和“雀儿”实在没有什么不同，前者是二声，后者是三声，往往说快了就“桥”、“雀”不分了。但父亲则嘱咐我一定要将两个字分清楚，万不可弄含混了。
父亲去桥儿胡同没坐他那辆马车，他坐的是三轮。我坐在父亲身边，听着身底下链条的喇喇响声，从小洞里看着车夫一弯一弯的背影，只感到困倦，想睡觉。父亲拍着我的肩说，别睡啊，留神着凉。我唔了一声，并没有多少清醒。父亲说，马上就到你谢娘家了，你要听话，别淘，跟你六哥好好玩儿。我问哪个六哥……父亲说当然就是那个长犄角的六哥，还能有谁！我听了一激灵，困意全消，我说，真是咱们家的老六吗？父亲说，当然。
胡同很小，没有雀也没有桥，只有一堆堆的烂布，臭气熏天地堆在各家的房前、门口，让人恶心。事后我才知道，这些破布都是从脏土堆捡来的，洗净晾晒干了，用糨子打成袼褙，卖给做鞋的鞋场。一块袼褙能卖八大枚，八大枚能买一斤杂面。这片地面，家家都打袼褙，家家都吃杂面汤，成了“桥儿”的一道风景。
父亲领着我来到一个略微干净的小院里，院里北房三间，东房塌了，南面是一溜儿墙，有棵歪斜的枣树，死眉瞪眼地戳在那里。树底下有个半大小于在撕铺陈（铺陈，老北京话，是指破烂的布头，或制作衣物的下脚料。），往板子上抹糨子，将那些烂布一块块贴上去。墙下一排打好的袼褙，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着亮光，冒着腾腾的水汽，显得很有点儿朝气蓬勃。小子见我们进来了，头也没抬，一双沾满了糨子的手，依旧灵巧地在那块板上抹来抹去，没受到丝毫影响。
父亲叫了一声六儿，半大小子“嗯哪”了一声，没有显出热情。
这时，从北屋里闪出个四十岁左右的白净妇人来，脑后挽了个元宝鬏，穿了件蓝夹袄，打着黑绑腿带，一双蓝底蓝花的绣花鞋，浑身上下透着那么干净利落，透着那么精神。
父亲让我管她叫谢娘，我叫了，谢娘把我揽在怀里，夸我是个懂事的丫儿。谢娘身上有股好闻的胰子味儿，跟我母亲身上的“双妹”牌花露水绝不相同；相比较，还是这胰子味儿显得更平淡，更家常，更随和一些。我喜欢这种味道。
我们被谢娘让进屋里，屋里跟谢娘一样，收拾得一尘不染。炕上铺着白毡子，被窝垛垛得整整齐齐，八仙桌上有座钟，墙上有美人画，茶壶茶碗虽是粗瓷，也擦抹得亮晶晶的，东西归置得很是地方，摆设安置得也很到位，谢娘是个很能干的人。从谢娘和父亲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她对我们家里的情况相当熟悉，对我几个母亲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的。我还听出来了，谢家搬到这儿的时间并不长，是父亲给找的房，谢娘还跟我父亲商量要把塌了的东厢房盖起来，说六儿大了，该有他自己的屋子了。谢娘说这些的时候，完全是把父亲当做了这家的主人，那份柔情，那份依赖和她对父亲的那份神态，是我几个母亲都没有的。父亲很舒坦地喝着一种叫做“高末儿”的茶，所谓的“高末儿”，就是茶叶铺将卖剩的各类茶的渣子归拢在一起，一种极便宜的茶。父亲喝着这种茶，和谢娘说着话，所谈均离不开柴米油盐，离不开东家长西家短。父亲对这院房，对谢家的投入精神令我吃惊。在我的眼中，这完全是另一个父亲，一个陌生的，我从不了解的父亲。在金家，谁都知道父亲是个不管不顾的大爷，他搞不清我们院有几间房，搞不清他到底有多少财产，更搞不清他十四个孩子的排列顺序和生日。人们说四爷真是出世的散仙，洒脱得可以，言外之意是“四爷真是糊涂得可以”。“糊涂”的父亲索性以糊涂装糊涂，很充分地利用了“大智若愚”这个词儿。
见我很注意他们的谈话，谢娘显得有些不自在了。她将院里的半大小子喊进来，推到父亲跟前，让那小子管父亲叫“四爹”！
小子很不情愿地看了他妈一眼，嘴唇动了动，终没张嘴。
谢娘说，叫呀，没你四爹能有这个家吗？
那小子被逼不过，闷声闷气地蹦出一个“四爹”来，连我也听得出，这个“四爹”叫得勉强极了，被动极了，很大程度他是冲着他的母亲叫的。我毕竟年纪小，对这个“爹”的含义相当的模糊，在我们家里，没有人管父亲叫爹，我们都叫阿玛，现在桥儿胡同有人管父亲叫“四爹”，我只是觉得新奇。
被叫了四爹的父亲很激动，他把那个叫做六儿的小子拉到跟前，很动情地细细打量着。我敢说，我的父亲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用过这种眼光，都没有透出过这种温情，单单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小子身上，流露出了这么多的爱，让人不能不嫉妒了。
父亲让我管他叫六哥。
我说，我得摸摸他的那两只角！
父亲就让六儿弯下身来让我摸，六儿低下头的时候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才不管他高兴不高兴，一双巴掌毫不犹豫地伸向了那个长得并不周正的脑袋。
在粗硬的头发中间，我摸到了一左一右两个突起，尖而硬，有半拉枣那么大。我很兴奋，用手捏着那两个硬疙瘩使劲地掐，六儿很粗鲁地用胳膊把我搪开了。我恼了，我说明明还没有摸好，他就这样，这次不算，我得重摸！
谢娘嗔怪六儿不懂事，说小格格要摸你就让她摸摸怎的了，也摸不坏。又说六儿多着一双糨子手，也不洗干净了就进来，一股馊臭的味道，留神把格格熏坏了。谢娘说这些话的时候，六儿就愣愣地站着，一副傻相。谢娘对父亲说，不让他打袼褙，他偏要打，拦也拦不住，这都是受了近处街坊的影响，跟着什么就学什么。父亲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还是得念书。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理，无以立。学而优则仕，要想将来能出人头地，学问是第一的。说罢让谢娘明日打听附近有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校，送他去念书。
六儿说，我不念书。
谢娘说，你这叫不识抬举！
六儿说，我不让人抬举。
谢娘说，是你四爹让你念的，你四爹能害你！
六儿不说话了。
谢娘让我继续摸六儿头上的两只角，我说不想摸了。
我对六儿脑袋上的两个硬包已经失去了兴趣。
父亲打发我和六儿出去玩儿，谢娘让六儿带我到小摊儿上买些酸枣面、铁蚕豆什么的零食。特意嘱咐他，别让街上那些野孩子们欺负我。
我跟着六儿出了北屋，他并没有带我去买酸枣面的意思，依旧蹲在南墙根打他的袼褙，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向往着那酸枣面和铁蚕豆，心里就对他充满怨恨，一个又臭又穷的烂小子，有什么了不起呢，就是我们家的小狗巴儿也比他懂事，比他会讨人喜欢。
呸——我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
他没理我，将一块块破布抹平整了，贴在抹了糨糊的板子上，一层又一层。
北屋的窗帘拉上了。
六儿的脸更阴了，他把手里的糨糊摔得啪啪响。
我想看看父亲和那个谢娘在窗帘的遮挡下在做什么。孩子的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悄悄向那窗户还回过去。
就在我刚刚贴近窗户，把舌头伸出来，要舔那窗户纸的时候，我的辫子被人揪住了。一双黏糊糊的手，毫不留情地拽着我的小辫，直把我拉到南墙。我疼得龇牙咧嘴，对脸色铁青的六儿喊道：你要干吗！
六儿压低声音恶狠狠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操、你、妈！
在金家，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人对我有过这样憎恶的态度，这些令我惊奇。特别对“操你妈”意思的理解，作为一个大宅门里的小丫丫来说还十分欠缺，我说，我有三个妈你操哪个？
六儿说，我都操！
从他那猥亵无耻的神态里，我推断出这不是一句好话，就一脚踢翻了他的糨子盆，将那些没有眉眼的破布攘得满院都是。发脾气是大宅门孩子的专利，我们家的孩子不会“操你妈”，但我们家的孩子都会发脾气，我们要发起脾气来，能让天塌下来。
我呼呼地喘着气，掀倒了晾在墙根的所有袼褙，我在那些袼褙上使劲儿踩，又把那棵树踹得哗哗响。六儿叉着腰，冷冷地看着我在院里折腾。当我掂起半块砖，准备向着北屋的玻璃砸过去的时候，六儿过来干涉了。他拧住了我的胳膊，把我的手使劲往后背。砖是扔不出去了，我伸出空着的手，冲着六儿那张讨厌的脸，自上而下，狠狠地来了一下子，立时，那张脸花狸虎般，出现了几道血印儿。六儿不吱声，提着我的脖领子将我拎出大街门……
父亲和谢娘走出北屋的时候我已经安静地坐在树底下剥铁蚕豆了。谢娘看着六儿脸上的伤问是怎么了，六儿没言语，我说是我抓的。父亲看着撒了一地的糨子说，你这个丫儿又犯浑了，这儿可不是你闹腾的地方。谢娘说，小格格倒是憨直得可爱，是我们六儿太古怪了。父亲指着我对谢娘说，你不知道这孩子的脾气，跟王八一样拗。家里任谁都怵她，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不过我有时还真爱看这丫头犯浑的样子，能忽子似的。谢娘听了就妹妹地笑。
那天我们在谢家吃的是炸酱面，跟我们家的香蘑菇小鸽子肉炸酱不同，谢家的酱是用虾米皮炸的，面码儿是一碟萝卜丝，一碟煮黄豆。面是杂面，捞在碗里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勾得人馋虫往上翻。六儿捞了一大碗面蹲在一边去吃了，他不跟我们一起坐，大约是觉得拘束。我看见六儿从缸盖上头揪了一大头蒜，很细心地剥了丢在碗里，白胖胖的蒜瓣晶亮圆润，在面的搅拌下上下翻动，在六儿的嘴里发出嚓嚓的声响……我说我也要吃蒜。谢娘剥了几瓣给我，说这是京东的紫皮蒜，是她留着做腊八蒜用的，留神别把我辣着。我们家也吃蒜，都是厨子老王用小钵将蒜砸了，刮在青瓷小碟里，润上小磨香油，远远地搁在桌角，谁要吃，拿过来用筷子点那么一下就行了，没见有谁捏着蒜瓣张着大嘴咬的。
我也学着六儿的样子狠狠地咬了口蒜，不管不顾地大嚼起来。没嚼两下，一股辣气直冲头顶，连眼泪也下来了，一张嘴已经分明不属于我，谢娘和父亲慌得丢下手里的饭来照顾我这张嘴。在泪眼朦胧中，我看见六儿蹲在门边低着头无动于衷照旧吃他的面，看他那冷漠神情，我恨不得再在那张脸上抓一把。又吃了面，又喝了水，总算将那轰轰烈烈的辣压了下去，谢娘要将剩下的蒜拿走，我说，别拿，我还要吃。谢娘说，你不怕辣呀？我看了一眼六儿说不怕。父亲说，我说这孩子拗，她就是拗。瞧，她的王八劲儿又上来了。
蒜的香是无法抗拒的，特别是那辣，更具备了一种挑战的勉力。吃过了这样的蒜，我才知道，我们家饭桌上那碟里的物件简直不能叫做蒜。炸酱面我吃过不少，却从来没有吃得这么酣畅淋漓、荡气回肠过，谢家的炸酱面是勾魂的炸酱面。
走的时候父亲将一卷钱塞给谢娘，谢娘死活不要。我和六儿站在一边看着他们推让，我觉得他们俩的动作很像一出叫《锯大缸》的小戏。六儿大概没有这样的感觉，他咬牙切齿地靠在门框上运气。后来父亲把钱搁在桌上说，眼瞅着就立冬了，你得多备点儿劈柴和硬煤，给六儿添件棉袍，买双棉窝，别把脚冻了。大儿插言道，我冻不死。谢娘狠狠瞪了六儿一眼，六儿一摔门出去了。
谢娘最终当然留下了父亲的钱。
带着满嘴的蒜味儿我跟着父亲坐车回家了。在车上，父亲对我说，回家你娘要问你吃了什么，你千万别说炸酱面。我说，不说炸酱面说什么呢？父亲说，你就说在隆福寺后头吃的灌肠。父亲又说，也别提桥儿胡同这家人，省得你娘犯病。我说我绝不会提，我提他们干什么。父亲说，这就对了，要是这样，以后我就常带你出去玩儿，你想上哪儿咱们就上哪儿。想及六儿的嘴脸，我对父亲说，谢家这个六儿不是东西，他比咱们家的老六差远了。父亲说，你怎说他不是老六，他就是咱们家的老六托生来的，你没看他的眉眼、神态、性情跟咱家的老六整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差分毫。他也有角，比老六强的是他生在了贫贱之家，占了个好生日，咱们家那个死了的老六不傻，他是算计好了日子才托出来的。我问六儿的生日怎的好。父亲说，他是二月二呀，是龙抬头的日子，龙春分而升天，秋分而入川，这是顺。咱家的老六，生在冬月，时候不对，他不弯回去等什么！
这个六儿是我们家老六托生来的，他与老六是一个人，这事让我不能接受。
我问父亲，六儿也是您的孩子么？
父亲说，你说呢？
我说不知道。
父亲说，我也不知道。
那天回家，母亲在二门里接了我和父亲，母亲唤怪父亲带着孩子一走走一天，让她在家里惦记。父亲只是用梯子掸土，不说话。刘妈摸着我的辫子说，我的小姑奶奶，您哪儿弄来这一脑袋糨子呀？我说是六儿抓的。母亲间六儿是谁，没等我张嘴，父亲接过来说，是东单裱画铺的学徒。刘妈说，他一个裱画儿的，裱我们孩子的脑袋干什么，真是的。母亲说，准是丫淘气了。父亲说，让你说着了。父亲说完冲着我笑了笑，看父亲“演戏”，我觉得挺有意思。
四
以后我常和父亲到桥儿胡同谢家去。谢家院里东房三间已经盖起来了，一抹青灰的小厦房，由六儿住着。树上的枣也给了，微小而丑陋，个个儿像是没长大就红了，急着赶着要去办什么事情似的。
我很快熟悉了我的角色，父亲之所以把他的隐秘毫无保留地袒露给我，是对我的信任，他把我当成了出门幌子，当成了障眼法。他带着我出去，我母亲能不放心吗！其实我母亲很傻，她就没想到我和父亲是穿一条裤子的，我早已被父亲所收买，成了他的死党。父亲收买我的条件也很低廉，几个糖豆大酸枣就封住了我的嘴。这使我从小就相信：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到谢家去的次数多了，慢慢的，我对他们的情况也多少有了些了解，谢家当家的叫谢子安，死了有些年头了。听说活着的时候做得一手好针线，是宫里内务府广储司衣作的裁缝匠。广储司衣作是司下属七作之一，七作是染、铜、银、绣、衣、花、皮，应承着皇宫内部和主要宗室的衣物首饰。慈禧时期衣作最繁盛，有匠役三百余人；到了溥仪的小朝廷，承职的也有二三十。我们家瓜尔佳母亲穿的蟒纹四爪命妇朝服，就是出自广储司的衣作。据我母亲说，谢子安本人是个很活络的人，聪明而善解人意。凭着别人不能比的手艺，他时常走动于大宅门之间，受到了宅门里夫人、小姐们的欢迎和喜爱。请谢子安做衣服的人都是有根有底的人家，图的是他做工的精致，名气大。当然，人们也不乏有想了解一点乾清门里的服装流向，诸如逊了位的皇上每天穿西装还是穿马褂，皇后衣服上的缘子兴的是什么花样等等。随同谢子安出入大宅门的还有他的妻子，一个被大家称为谢娘的美丽小媳妇。谢子安之所以带着媳妇，是为了跟女眷打交道方便，避嫌。有做不过来的活计，谢娘也搭着手做。我父亲出门常穿的兜边镶着刚钻的外国缎一字襟坎肩和二蓝宁春绸央抱，就是出自谢娘之手。相比之下，谢娘和家里的母亲们似乎更熟，往来也更密切。
是皇上被赶出紫禁城的前一年，宫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早晨，天阴欲雪，北风正紧，溥仪的贴身太监伺候溥仪起床。因为变天，要将贴里的小衣换作绒布小褂。太监将衣服在烘炉上烤热了，将小褂趁热恭进，为缩在被窝里的溥仪穿上。溥仪将手伸进袖筒，被什么蜇了一样，呀的一声，猛然坐起。抽出胳膊一看，胳膊上已经划出了长长的一道血印儿。太监吓得立即翻检衣服，发现衣服的袖口别着一根缝衣针。这本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搁溥仪这儿就成了了不得的大事。生性多疑的溥仪说这是有人刻意要谋害他，责令追查，严加惩办。追查的结果，就追到了裁缝谢子安的身上。算溥仅开思，没要了谢子安的命，就这也受到鞭打一百，枷号一个月的惩罚。时值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天气，身受重伤的谢子安，在大牢里羞愤交加，没出十天就咽了气。
谢娘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为了生计，照旧走动于大宅门之间，揽些针线活。毕竟不如她丈夫手艺精湛，所承接的活计便渐渐有限；又因为丈夫横死，有人将此视为不吉，对她也就冷淡了许多。她所能走动的人家，到最后也就剩下东城的两三家，我们家是其中之一。
我母亲们的衣服都是由谢娘承包的，谢娘给我的母亲们做活就住在我们家后园的小屋里，有时一住能住半年，因为我母亲们要做的衣服实在太多。谢娘很懂得大宅门的规矩，在我们家做衣服的时候从来不出后园一步，也不跟我们家的男人招讪，低眉敛目，只是一人飞针走线。谁瞅着这个小媳妇都觉得怪可怜的，我母亲问过她有没有再往前走的想法，谢娘直摇头，眼圈也红了说，太太您再别替我往这儿想了，那死鬼才走，坟上的土还没干呢。我母亲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后来，谢娘到我们家来的次数逐渐减少，慢慢的竟变得杳无音信了。母亲们说，多半是嫁了人，一个年轻小媳妇，怎能长期守着？能寻个人家儿终归是好事，没人再来做衣服就没人吧………
我跟父亲到谢家的时候谢娘已经不是什么小媳妇了，从相貌上看，她比我母亲还显老。我想父亲之所以肯和她亲近，愿意到桥儿胡同来，大概图的就是谢娘的温馨可人，图的就是类似虾米皮炸酱这种小门小户的小日子，这种氛围是大宅门的爷儿们渴望享受又难以享受到的。已经拥有三个妻子、十四个子女的父亲，还要将精力偷偷摸摸地倾泄在桥儿胡同这座小院里，倾泄在并不出色的谢娘和她那拧种般的儿子身上，究竟为了什么，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在金家什么心不操的父亲，在谢家却成了事无巨细都要管的当家人，连桌上的座钟打点不准，他都要认真给予纠正。我看着他在谢家的窗台下，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地帮着谢娘和泥、搪炉子，谢娘亲见地替他摘掉脖颈上的头发，我就想，这人是我阿玛吗？是金家大院里那个威严肃整的阿玛吗？
但是父亲很快活。
谢娘也很快活。
我当然更快活。
父亲在回家的车里常摇头晃脑地对我念：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我马上会接上一句：贤哉回也。
父女相视一笑。
金家知道父亲这个秘密的还有厨子老王，他常常禀承父亲的旨意给谢家送东西。老王是父亲的心腹，嘴很严，山东人，很讲义气。老王在我跟前从来没提过谢家半个字。我、父亲和老王对谢家的关系，用后来很著名的样板戏上的一句词是“单线联系”。能与某个人共同保守一个秘密是很刺激、很幸福的事情，那种心照不宣的感觉让我快乐，让我时时地处于兴奋状态。
谢家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袼褙。打袼褙是件近似游戏的轻松活，首先要将那些烂布用水喷湿，第一层尽量挑选整块的，用水粘在板子上，以便将来干了好往下揭。第二层才开始抹糨子，然后像拼七巧板一样，将那些颜色不一、形状纷杂的小布块儿往一起拼。要拼得平整而恰到好处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往往要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和设计。一张袼褙要打三层才算成功，这个过程是个很有意思的过程。通过自己的手，将那一堆脏而烂的破布变成一块块硬展展的袼褙，揭下来一张张摞在屋里的炕上，最终变成一斤斤香喷喷的杂面，伴着大蒜瓣吃进肚里，想想真不可思议，神奇极了。
我对这个工作很着迷，开始是蹲在六儿跟前看他操作，后来是给他打下手，将布淋湿，将那些缝纫的布边撕去，后来慢慢从形状上挑选出合适的递给他，供他使用。六儿对我的参与呈不合作态度，常常是我递过去一块，他却将它漫不经心地扔在一边。自己在烂布堆里重新翻找，另找出一块补上去。开始我以为他是成心气我，渐渐的我窥出端倪，他是在挑选色彩。也就是说，六儿不光要形状合适，还要色彩搭配，藏蓝对嫩粉，鹅黄配水绿，一些烂七八糟的破烂经六儿这一调整，就变得有了内容，有了变化，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
六儿的袼褙打得空前绝后。
六儿的书念得一塌糊涂。
六儿都十五了，还背不出“床前明月光”，他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永远地念成“举头望明月，低头撕裤裆”。父亲纠正了他几次，均改不过来，看来是有意为之。
谢娘从附近收揽些外线活，以维持家用。穷杂之地的针线活毕竟有限，加之谢娘的眼神已然不济，花得厉害，做不了细活了，所从事的也不过是为些拉车的、送煤的、赶脚的单身汉做些缝缝补补的简单活计或是给某家的老人做做装裹什么的，收入可想而知。谢家之所以还能经常吃到虾米皮炸酱面，这多与父亲的资助有关。至于这院房与父亲究竟有什么关联，我说不清楚。六儿拼命地打格措，其中难免没有摆脱虾米皮炸酱面的笼罩成分在其中。他要自立，他要挣脱出这难堪与尴尬，就必须苦苦地劳作，将希望寄托在那些袼褙上。毕竟是能力有限，毕竟是太难了。他很无奈，焦急而忧郁，命运的安排是如此的残酷无情，这是他与我注定不能融洽相处、不能平等相待的原因。
我那时不懂，后来就懂了。
我老觉得我很聪明，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聪明比起我的母亲差远了。
我身上常常出现的糨子嘎巴儿和那不甚好闻的气息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一天我和母亲在老七舜铨房里，母亲摸着我那被糨糊粘得发亮的袖口说，又跟你阿玛去裱画了么？我说是的。母亲问，都裱了些什么画呀，是不是老七画的那些啊？老七舜铨正在纸上画鸭子，他一边画一边说，我是不会把我的画拿出去让我阿玛糟蹋的，您看看丫丫身上的糨子，您闻闻这股馊臭的糨子味儿，料不是什么上档次的裱画铺。母亲说，你上回说的那个叫六儿的，他们家哥儿几个呀？我说哥儿一个。母亲说，哥儿一个怎么会叫六儿呢？我说，因为他像咱们家的老六，他脑袋上也长了角。舜铨突然停了画，惊奇地看着我，一脸严肃。母亲问，那个六儿在哪儿住哇？我牢记着父亲的嘱咐，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朗声答道：桥儿胡同。我特别注意了“桥”的发音，让它尽量与“雀”远离。母亲说，是雀儿胡同啊，那是在南城了。我慌忙辩道，您摘错了，是桥儿不是雀儿。母亲笑了笑说，上回你阿玛不是说六儿在东单么，怎么又到了雀儿胡同呢？我急赤白脸地争辩道，是桥儿，不是雀儿！我们家人都说老七傻，其实我比老七还傻，老七在旁边都听出破绽来了，直冲我瞪眼，我却还没心倒肺地嚷嚷什么桥、雀儿。母亲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算了，你别跟我争了，我早看出来了，你是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算是白疼你了。我说，我怎么是白眼狼了，怎么是白眼狼了？
母亲叹了口气，神情黯然，歪过脸再不理我。我还要跟母亲论理“白眼狼”的问题，老七从后头把我拦腰抱起，三步两步出了屋，我在老七身上踢打哭闹，让他把我送回母亲身边去。老七舜铨不听，我就往他的袍子上抹了一把又一把鼻涕，唾了一口又一口唾沫，直到老七把我夹到后园亭子里，狠狠地撂在石头地上。
老七点着我的鼻子说，你胡说了些什么！我说，我怎胡说了，我什么也没说。老七说，你个缺心眼子的二百五，你还嫌这个家里不乱么！老七说“家里乱”是有原因的，不久前，他的媳妇柳四咪刚跟着我们家的老大金舜钻跑了，他心里烦，气儿不顺。我说，你媳妇跟着老大跑了，你去找老大呀，夹持我干什么。老七听了我这话气得脸也白了，嘴唇直哆嗦，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看老七没了词儿，越发来劲。我说，连自个儿媳妇都看不住，还有脸说我呢。老七舜铨想了一会儿，终于伸出手来，“啪”地抽了我一个嘴巴子。
真挨了打我反倒不哭了，我学着六儿的样子，显出一副无耻与无赖相，也像六儿那样一字一顿地说：我、操、你、妈！
老七愣了，他像不认识一样地看了我半天，结结巴巴地说，你说……说……什么……我妈她……怎么你了？
我很得意，我觉得六儿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创造的这句箴言可以降服我们家任何一个老几，我的那些虾米皮炸酱面可真是没有白吃。
我把发呆卖傻的老七扔在园子里，自己晃晃悠悠转到西院厨房来。厨房里，大笼屉冒着热气，那里面传出了肉包子的香味儿。老王正在熬红小豆粥，豆还没烂，他坐在小凳上剥核桃仁。我在核桃仁碗前蹲下来，老王把碗端开了。
我说，刚才老七打我了。
老王没言语，也没有表情。
我说，老七打了我一个嘴巴。
老王将一个硕大而美丽的核桃仁丢进碗里。
我说，这事我跟老七没完。他说我给家里添乱……
老王说，小格格您到前头玩儿去吧，您也甭给我这儿添乱了。
我说，老王你客气什么，咱们谁跟谁呀？
老王说，不是客气，是怕太太们怪罪。不管怎么着，我老王也是下人，是伺候人的人。
我说，老王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生分，咱们俩平时的关系可是不错。
老王一边把我往外推一边说，谁敢跟您不错呀，您是《捉放曹》里的曹操，我是里头的陈宫，我不跟着您跑啦，我改辙啦。
我傻乎乎地问，我是曹操，那谁是吕伯奢，我把谁杀啦？
老王说，你把你阿玛杀啦。
我说，我阿玛跟老三上琉璃厂看古玩去了，他活得好好儿的。
老王说，今儿晚上他就好好儿不成了，你等着吧，有场好闹呢。
我说老王是替古人操心，说完瞅着空当，抓了一把核桃仁，撒腿就跑。
老王追出厨房跳着脚地嚷嚷：我大半天的工夫，让你一把抓投了！
那天，我一个人在院里进进出出，却没一个人理我，使我感到我很不是只好鸟。
晚上，并没有老王说的“好闹”，父亲从琉璃厂买回来一个会闹鬼的洋钟，一到点，两个小鬼轮番出来打鼓，挤眉弄眼的，还会扭屁股。父亲说这是从宫里流散出来的物件，因为钟背后有英吉利敬献孝和睿皇太后的字样，推算起来该是道光时候的东西。母亲似乎也很高兴，让那俩鬼打了一遍又一遍鼓，还说其中的一个长得像厨子老王。
我没心思看鬼打鼓，我为肚子里的三个包子两碗粥一盘白肉而折腾，愁眉苦脸地弯在炕桌边上，没完没了地哼哼。刘妈说，这孩子今儿是吃撑着了，让老王给她彻碗起子水喝吧。母亲说行，又说以后我吃饭不能跟着大人们在一起混，得给我单拨出来，否则没数，我像这样的撑着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刘妈说的“起子”，其实就是苏打，发面用的。她让我肚子里的包子们像面一样地起泡发酵，这招儿真是绝得不能再绝了，也就是刘妈想得出来。
喝了那又苦又涩的起子水，我回去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