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复制链接]

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没有专门论述过战略决战，只是指出战略决战是战略进攻的高潮，“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但他以战略决战的伟大实践导演出一部中国气派战略决战的壮丽史诗，其时机选择之果断，决战意志之坚定，方向确定之正确，方针制定之科学，阶段区分之清晰，均在战争史上难得一见，从而将中国革命战争的高潮化为新中国诞生前的绚丽朝霞，书写出他军事生涯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十九 因敌施策 横扫残敌

　北京郊区的香山，是毛泽东进入中南海前最后一个落脚点。在这座被称作双清别墅的幽静小院，毛泽东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尾声作战。

　　落脚香山几天后，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宴请了第四野战军师以上指挥员。那一天，毛泽东兴致很高，不善饮酒的他破例端起酒杯，发表了一番豪气冲天的祝酒词：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这是胜利的宣言书，也是进军的动员令。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追击。他所追求的不仅是解放战争的一个圆满句号，他要用胜利迎接中国历史新纪元的灿烂时日。

　　此时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兴致截然相反，因决战失败，他黯然下野，在浙江奉化雪窦山中闭门深思。

　　两年零九个月的战场较量，蒋介石不但输掉了495万军队，更是彻底输掉了民心。但他还不想彻底认输，他手中还有204万军队，还有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他还要与毛泽东作一次最后的较量。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依旧实际操控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他要凭借长江天险，构筑陆海空立体防线，阻止解放军南下，同时着力巩固西南、西北地区，作为在大陆最后的立足点。他又打出“和谈”牌，企图赢得喘息，赢得军事准备的时间。

　　毛泽东很了解这个老对手。在1949年的新年献辞中，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毛泽东说：和谈成功，人民解放军就以文的方式下江南；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就以武的手段下江南。总之，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军江南，而且时间绝不允许无限期拖延，更不允许划江而治、国土分裂的状况出现。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损伤，争取和平建国，毛泽东给了国民党最后的机会。在两党进行的北平谈判中，他亲自会晤和宴请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做说服疏通工作。国民党代表刘斐曾在宴席上试探毛泽东的态度，问毛泽东打麻将喜欢打清一色还是打平和。毛泽东立即回答：“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最终拒绝在双方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彻底关闭了和平之门。4月21日，毛泽东与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共100万人，万船齐发，在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

　　在人民解放军实施渡江战役的时候，英国“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侵入长江的解放军防区，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官兵252人。解放军坚决还击，击伤“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在野党领袖丘吉尔在下院发言，要求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到中国，实行“武力的报复”。英国首相艾德礼也公然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一时间，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战的阴云密布。

　　毛泽东看穿了帝国主义色厉内荏的本质，他亲自起草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声明，义正辞严地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为了防范帝国主义的干涉，在渡江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调第二野战军位于浙赣铁路沿线集结休整，随时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向南京、上海进犯的帝国主义军队。同时以华北第20兵团在秦皇岛、塘沽地区布防，护卫京津地区。这样，就把大进军的战略行动，建立在了应付最困难、最复杂情况的万无一失的基础之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展开了气势磅礴的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人民军队曾经过无数成功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但还从来没有进行过战略追击作战。

　毛泽东对进军部署进行了精心筹划：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第三野战军进军东南沿海，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根据不同战区的不同特点，毛泽东制定了战略追击的不同方针，提出了不同的作战要求。

　　在华东战场上，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联手突击，采取穷追猛打，辅以小迂回、小包围，多路前进，快速分割包围的对策，将从长江防线败退后，尚未来得及重新部署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扯得支离破碎，各个就歼。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

　　在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面对的是国民党军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两大集团。太原解放后，华北军区第18、第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序列。但总体兵力解放军只占相对优势，尚不具备同时与国民党军两大集团进行决战的条件。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等人：钳制两马，先打胡宗南集团。第一野战军发起扶眉战役，歼敌4.4万余人，解放了八百里秦川的大部分地区。

　　由此，胡宗南集团只能龟缩汉中，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则向宁夏、甘肃退却。毛泽东立即将“钳马打胡”改为“钳胡打马”。指示第一野战军以一部兵力钳制胡宗南集团，配合第二野战军即将发起的进军西南作战，主力穷追猛打二马集团，解放大西北。

　　红旗漫卷西风。第一野战军发起大规模追击作战，迫使马步芳集团在兰州决战，聚歼其主力。随后横扫大西北，解放宁夏、甘肃，并和平解放新疆，把红旗插到了祖国的西北边陲。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西北地区与苏联、蒙古毗邻，人稀地贫，交通不便，敌人无处可逃，只能利用当地复杂的民族与宗教因素和各种地形，死守老巢，负隅顽抗。因此，毛泽东在进军西北作战中采取了穷追猛打与小迂回包围相结合、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法，先打残胡宗南集团，然后分路猛追马步芳、马鸿逵集团，迫其陷入绝境而后歼灭之。同样的战法，也运用到了指导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浙江的作战。但在指导进军中南和西南作战中，他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战指导方针。

　　南京、上海解放后，盘踞在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宋希濂集团、胡宗南集团和余汉谋集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解放军进行决战的勇气，各自盘踞一方，静观待变；解放军进攻后，则迅速收缩，向后撤退，并准备撤逃海岛或境外。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解放军的追击作战因此遇到了一个新情况，不怕敌人顽抗，不怕敌人决战，就怕敌人逃跑。如采取正面突击或者浅近纵深的迂回包围战法，很难抓住敌人。而如果让大部敌军逃到海岛或境外，势必增加尔后作战的难度，并给新中国安全留下严重的后患。毛泽东的考虑是将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歼灭在大陆。

　　进军中南的第四野战军与第二野战军一部，在与宋希濂集团、余汉谋集团作战时，进展顺利，但在与白崇禧集团作战时，遇到了麻烦。白崇禧集团的主力是桂系军队，惯于轻装奔袭，擅长山地作战，行动诡诈，动作迅速。白崇禧用兵狡猾阴险、工于心计。第四野战军刚刚大军逼近，白崇禧就以一部佯动，主力迅速后撤。解放军攻入湖北，他率部退入湖南；解放军逼近湘北，他又退往湘南，几次逃脱了解放军的包围。

　　毛泽东的战法更高明，他电示林彪等人：对付白崇禧集团，“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

　　这样，任凭桂系军队和白崇禧如泥鳅般滑溜，最终也摆脱不了人民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第四野战军立即调整部署，在第二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兵分三路，展开规模庞大的追歼战。

　　第15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组成的东路军，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雷州半岛的海路；第13兵团组成的西路军，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云南、贵州的退路，并与东路军合钳，构成了对白崇禧集团的合围；第12兵团组成中路军，发起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4个师，然后穷追猛打，协同东西两路部队，发起了聚歼白崇禧集团的最后作战。在解放军的大迂回、大包围之下，白崇禧集团最终在粤桂边界地区被彻底歼灭。

中南地区解放后，西南成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基地。蒋介石亲自飞抵重庆，召集各路将领开会，确定了确保四川，建立反共基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方针。

　　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的基本防御部署是：以胡宗南集团固守秦岭、大巴山防线，阻止解放军从北面入川；以宋希濂集团守备川东长江沿岸地区，阻止解放军从东面入川；另以西南军阀各部把守各重要通道，构成纵深防御。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民党军的防御重点在四川北面，而东面鄂川黔边方向的防御力量则比较薄弱。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胡宗南集团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部队，“非从南面进军断其后路不可”。他要求部队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割据西南梦，坚决不许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

　　毛泽东勾画出了解放大西南作战的蓝图：以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在贺龙指挥下，佯攻汉中、秦岭，摆出由秦岭古道入川的姿态，抓住胡宗南集团；以第二野战军主力以突然动作，由湘黔边地区直插川南、贵州，采取远距离迂回动作，封闭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南撤云南道路；然后两军协同，南北夹击，将国民党军主力各个歼灭。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这又是一场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与歼灭白崇禧集团作战不同的是，进军大西南作战的关键，是把握好北线第18兵团攻击的时间。攻击过早，则暴露总的企图，使胡宗南集团迅速后撤，会同其他国民党军部队退往云南。所以，毛泽东明确规定：贺龙部队进攻胡宗南集团的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待二野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一线再发起进攻，具体时间由他亲自掌握。

　　为了保证聚歼国民党军主力于四川的作战计划实现，毛泽东巧妙制造战略假象。毛泽东命令贺龙率第18兵团，在第二野战军主力西进时向秦岭地区发动局部攻势，把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川北；第二野战军机关在西进过程中，刘伯承根据毛泽东指示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大张旗鼓地宣布要从陕甘入川；第二野战军途经华中时，正值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期间，使国民党军误认为第二野战军主力也参加中南地区作战。

　　国民党军被毛泽东的战略假象搞得眼花缭乱，犹豫彷徨。就在其决心难下的时候，第二野战军主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数百公里战线上，突然发起进攻作战。第3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密切协同，解放鄂西、川东，突破国民党军川湘鄂防线；第5兵团疾进贵州，突破国民党军黔东防线。随即两军并肩突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川南。

　　蒋介石如梦方醒，急令各路部队收缩后撤，同时令胡宗南集团南撤成都地区。

　　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各路部队迅速前进，抢占要点，堵击逃敌，在南川以北地区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随后抢渡长江，解放重庆；贺龙指挥第18兵团对胡宗南集团紧追不舍，并与第二野战军主力协同，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聚歼于成都地区。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战略追击作战气势如虹，但绝非唯一手段。在毛泽东的战争指导中，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从来都是融为一体的，在力量处于劣势的时候如此，在力量占据压倒优势时也是如此。在战略追击作战中，共有126万国民党军放下武器。起义、投诚或接受解放军改编的部队，超过解放军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大批城市和地区因此兵不血刃地获得解放。

　　从穷追猛打辅以近距离迂回包围，到大迂回、大包围辅以远距离奔袭追击，再加上政治争取的解决方法，毛泽东确定的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作战方针汇成了一股摧枯拉朽的狂飙，席卷千军。蒋介石划江而治和偏安一隅的最后梦想彻底破灭，在成都解放的前夕，匆忙登上飞机，凄凄然地离开了大陆。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礼炮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历史记录下这一过程。沙场较量22年，曾经占尽优势的蒋介石彻底地输了，几乎输得一干二净。而毛泽东赢了，赢得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赢得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二十 彪炳史册 泽被千秋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毛泽东亲自颁发命令，向朱德等人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这个军衔是准备授予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毛泽东的。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可毛泽东坚决地拒绝了。他诚恳地说：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

　　这套精心制作的大元帅服，也就永远躺在了博物馆的展柜中。

　　毛泽东没有军衔，但他的战争功绩彪炳史册，他的用兵如神声震千秋。军事家毛泽东已经化为历史的永恒。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我只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此外还有一点小文章，都是应时的。现在又要打原子战争、洲际导弹，我就不懂了，不像“小米加步枪”。小米吃过，步枪看过，也背过几天。

　　毛泽东指挥一支“小米加步枪”的军队，却在与飞机大炮装备起来的国内外强大敌人较量中创造出战争史上的奇迹。探究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原因，解读毛泽东战争韬略的内涵，不能不成为军事学方面重要的的研究课题与谈论话题。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用兵如神的重要前提是他对事业、对胜利的坚定信念。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时，已是深秋10月。部队下山找粮，遭到反动武装的袭击，退到黄坳时只剩下40多人，人心涣散。危急关头，毛泽东双足并拢、身体笔挺，大喊一声：“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情绪低落的战士们陆续起身，站到了毛泽东身边。

　　就是这支重新站好的小小队伍，最终延伸出人民军队的千军万马，发展成为无坚不摧的铁甲雄师，而毛泽东，始终领导和引领着这支队伍。任凭浊浪排空，他的胜利信念始终没有动摇。挑战越是严峻，他的情绪越是高亢。他的信条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在对敌战争过程中出神入化的指挥，使他总能从战争的特点和情势出发，以科学方法观察分析事物，找出规律，得出结论，因而他对战争的指导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

　　1947年7月，还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时，毛泽东就对解放战争进程作了一个预测：从1946年算起，以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的预测是基于解放战争第一年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一是解放军共歼敌150万人，据此推算，5年可歼灭国民党军750万余人；二是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补充了100万，损失与补充为三比二，依此推算，至第五年国民党军总兵力将下降到200万左右；三是解放军总兵力平均每年增加80万人，不到五年就可达到500万。500万对200万，解放军稳操胜券。

　　毛泽东强调预见，但他从来不迷信预见，而是一再强调：战争的预见只能说出进程的大致趋势和方向，必须根据战争实践不断予以校正，方能更加贴近战争实际。

　　1948年11月，辽沈决战胜利，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首次超过国民党军，达到300余万人。毛泽东欣然修正了早先的预见，宣布：“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五年设想，三年实现。

　　科学的战争预见，使得毛泽东的战争指导总是从容不迫，成竹在胸，把握全局，抓住枢纽。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国民党军紧追不舍，聚集5个师沿葫芦河、洛河构筑封锁线，企图南进北堵，将红军消灭在立足未稳之际。

　　毛泽东分析敌情，勘察地形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粉碎敌人的进攻，关键在于抓住葫芦河这一战略枢纽。而要实现战役意图，则要抓住葫芦河畔的直罗镇这个战役枢纽。

　他在直罗镇布下战场，一举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第109师，击毙师长牛元峰。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而且“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是毛泽东用兵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所谓枢纽，是指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性的关节。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中的抓枢纽本领，鲜有人及。

　　西安事变后，他抓国共合作；七七事变后，他抓游击战争；解放战争初期进军东北；战略进攻挺进大别山，这是从战略指导上抓枢纽。辽沈战役打锦州，淮海战役打宿县和围歼黄百韬兵团，平津战役围攻新保安和天津，则是抓住战役枢纽的范例。正因为善于抓住枢纽，毛泽东走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这盘大棋，始终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准确地抓住枢纽，既需要穿透战争迷雾，鉴别事物真伪的敏锐洞察力，更需要宽广的全局观念。作为战场指挥员，毛泽东的全局观使他能够有机整合各种作战力量，衔接不同作战阶段，将战役战斗演绎得顺畅自然。而作为全军统帅，他的全局观则引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走向胜利。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说：“指挥全局的人，最紧要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别的次要的问题，那就要吃亏了。”他要求各级指挥员都要树立全局观。他说：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小的东西是要占大的东西的地位的，如同鼻子，你能把它安在背上吗？

　　这种全局观运用到战争指导中，使毛泽东总能审时度势，准确确定作战的中心，将主要战略方向与次要战略方向，内线与外线、进攻与防御、突击与牵制等相互关联的作战行动有机融为一体。解放军的作战因此变成了全局一盘棋，一军出击，三军配合；一方行动，四方策应。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山西的解放军部队就发起晋南攻势；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晋冀鲁豫野战军就发起豫北攻势。战略进攻作战，刘邓、陈粟、 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西北野战军和山东兵团就在内线将国民党军主力两翼拉开，死死拖住。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是各自为战，而解放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是相互协同。所以国民党军虽然占有兵力优势，但却处处受制，难抵解放军的整体作战。

　　毛泽东的统帅素质的确高人一筹，但他用兵传奇传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泽东周围集中了一大批军事家，将帅协谋，使得他的用兵方略不但能够得到创造性的发挥，而且可以不断地丰富发展。

　　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与毛泽东并肩统帅红军。朱毛一体，德高望重的朱德既是三军总司令，也是毛泽东所倚重的搭档。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早期的军事领导人，后来成了毛泽东得力的助手。毛泽东确定的大政方略，周恩来总是能够心领神会，创造性地部署实施。风雨同舟，心心相印，共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

　　还有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毅、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粟裕、陈赓等等。毛泽东的麾下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军事将领。毛泽东的统将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将能而君不御。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战略决战期间，蒋介石东奔西走，亲自确定每一个作战方案，直接指挥到了师、团的行动。而毛泽东在确定战役方针后，只要下级每日或每两三日将前线情况报告一次，作战指挥全部交给前线指挥员。在淮海战役最紧要的关头，他竟然能够好整以暇，抽出时间给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复信，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毛泽东的气定神闲，与蒋介石的手忙脚乱，本身就决定了战役的胜负。

毛泽东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神话，他的用兵如神，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军的敬仰，而且也折服了他的对手。曾与毛泽东沙场较量二十几年的蒋介石败退台湾岛后，曾经对国共两党军队的作战思想做了一番绝妙的对比，他说：“共匪自江西以来，因为兵员缺乏，武器寡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求奇正虚实，讲求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之能事。故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的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于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头脑先入主观，门户各不相上下，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的军事哲学抛弃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

　　蒋介石的话有些道理，但他没有搞清的是，毛泽东指导战争，最坚实的基础是人民战争，所有用兵韬略都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毛泽东最关注的是人心所属。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向来鄙视英雄史观，因而把中国革命战争定性为人民战争，更准确地说，基本上或者说主要是农民的战争。他说：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割掉四个，用一个指头去打帝国主义，无产阶级就会孤立，变成无军司令。

　　毛泽东把红军和革命战争的根扎到了农村，走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胜利之路。农村成为滋养中国革命战争的沃土，农民的支持也支撑起了人民军队的脊梁。

　　王幸生（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利益要求，进而发动农民投身革命战争，则是毛泽东须臾都不放松的事情。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如此，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土改运动在解放区轰轰烈烈展开，砸碎了千百年来束缚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分得土地的农民掀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

　　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参战兵力60万，在其身后是来自山东解放区和其他解放区的数百万人民群众！陈毅元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就是毛泽东所绘就的人民战争壮丽画卷。

　　毛泽东悟出了战争制胜最深刻的因素，也找到了动员人民支持战争的最有效的手段。有了人民作为靠山，毛泽东不惧怕任何敌人，也有信心战胜任何敌人。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也历来不畏强暴、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这就是他所领导的军队无往而不胜，他所指导的战争无敌而不克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所指导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毛泽东的用兵韬略已经成为经典。岁月流逝，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30年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变得样式全新，信息化战争正向我们扑面而来。各种各样新奇的战争理论竞相出台，让人目不暇接。毛泽东的用兵韬略是否依旧适用于现代作战，这是一个时代的课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这样评价他所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时代的发展，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课题，不断地回答与解决新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创新发展的永恒动力。

　　1949年确定国歌时，有人建议改写一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毛泽东说：“现在帝国主义包围还很厉害，唱一句‘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坏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