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男儿辉煌岁月：《十大王牌师》（精选） [复制链接]

凯旋.


　1958年春天，第67师在第23军编成内撤离朝鲜回国。

　　1958年3月12日上午，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内阁首相金日成及其他领导人，在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给第23军送行，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金日成接见了部门以上首长，然后同英模代表进行座谈，合影留念。

　　欢迎大会上，金日成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共和国政府以及全体人民对志愿军即将返回祖国表示热烈的欢送。并对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在反侵略战争中结成的深厚友谊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同志们留在历史上永远是光芒万丈的丰功伟绩，把无限友爱情谊留在我国人民的心坎里。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团结，将是永远不灭的，并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金日成还亲手把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佩戴在吴瑞山军长、谢福林政委等军、师首长的胸前。

　　随同金日成一起来第23军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等党政军领导人，在志愿军政委王平的陪同下，分别向第23军第69师和第67师广大干部、战士表示热烈欢送，赠送了锦旗、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和朝中友谊章以及大批礼品。

　　第67师在归国途中，一路受到朝鲜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从第一列列车发车起，到最后一列列车止，连续13天的时间里，只要列车一到，他们就把鸡蛋糖果等各种食品送到车厢。在铁路运输中，得到了朝鲜铁道部门的大力帮助，列车全部按计划正点发车、安全运行，顺利凯旋！

　　这是一支历史悠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她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经历了战备训练、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和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的锻炼。

　　这支部队发端于方志敏领导的弋横农民起义武装，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的闽西农民起义武装，王占春等领导的闽南红军游击队。后来的67师的血脉中就流淌有这几支红色武装的血。

　　这支部队的红色种子在白色恐怖中进行艰苦的奋战，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进行浴血战斗，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方志敏等人被俘、英勇牺牲。

　　为了抗日，具有红色种子性质的一部分红军指战员渡过长江北上，面对数万敌军的“围剿”，取得了黄桥之战的重大胜利，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对日伪军作战的胜利。与此同时，这部分红色种子生根发芽，被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的一部，后成为苏皖支队的一部分，之后编入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第3、7团，再后来改编为苏北指挥部第3旅的第7团，第8纵队第64团。

　　在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苏中七战七捷，参加孟良崮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与此同时，后来成为67师骨干部（分）队的抗日力量，逐步扩大，并被先后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1师第1旅、第4纵队第10师，淮海战役之后即1949年春天，第10师改称67师，属23军，第一任师长杜屏、政委李彬山，辖第199、第200、第201团。建国初，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在丁字山战斗中创造奇迹，给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头一棒……

　　第67师的征战历史，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自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歌可泣。直接领导过这支部队或从这支部队走出来的战将有一大批，现略举几位：方志敏、张鼎丞、邓子恢、王占春、粟裕、刘英、卢胜、王胜、曾山、张震、叶道之、廖海涛、陶勇（张道庸）、吴庭真、梅嘉生、张震东、黄才胜、吴载文、李干辉、韩念龙、刘先胜、严昌荣、王澄、阮英平、杜屏、李彬山，等等。在历次战争中，牺牲和幸存的战斗英雄、立功人员数千人，英雄战斗集体几十个。

　　英雄是由无数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牺牲的除方志敏之外，团以上领导有数十人，如团长黄才胜、严昌荣、林少克，政委吴载文、陆骏等，他们用生命书写了英雄的第67师的辉煌历史。

桃树岭大捷

　这是一支以红28军为底子，十多个红军连队为根基而发展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她发祥于大别山、转战于大江南北、黄河东西，南到浙江，北至沈阳、张家口，西到青藏高原，东至抗美援朝的朝鲜半岛，可谓纵横驰骋数十年，战斗足迹遍及数万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61师的根基——红28军及若干红军连队，转战于鄂豫皖及大别山区，往返平汉线，驰骋皖西东，英勇地坚持数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后来成为第61师的经相继改编的新四军第4支队、第2师第4旅、第2纵第4旅开展敌后游击战，创建淮南根据地，粉碎了敌人数百次“清剿”、“扫荡”，歼灭了大量日伪军。解放战争时期，后来成为第61师的第2纵队第4师北上山东，进军淮北，转战山东，决战淮海，南下渡江，歼俘敌数万人。新中国建立初期，第61师参加解放舟山群岛，在浙东沿海剿匪，尔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

　　第61师在数十年的中国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百折不挠，屡建战功。实战证明，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英勇顽强、特别能打胜仗的部队。

　　第61师还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部队。担任过这支部队领导或从这支部队走出来的将领有一大批，如：高敬亭、徐海东、戴季英、张云逸、郑位三、罗成云、方永乐、熊大海、石裕田、吴先元、林维先、谭希林、詹化雨、萧望东、何伟、周业成、朱绍清、高志荣、殷绍礼、张劲夫、王静敏、陈光、王集成、刘保华、李清海、吴华夺、周世忠、叶太清、胡炜、黄光明、彭思忠，等等。

　　第61师的前身——红28军，于1935年2月第3次重组诞生了。领军人物便是高敬亭。当时，高敬亭任军政委，辖第82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及第244团（团长徐贤才、政委徐诚基），手枪团（团长余雄、政委刘远臣）共1400多人。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1901年8月出生在河南光山县（今新县）董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高立祥，排行老六，祖籍湖北黄安，清末因贫困迁移于此。高敬亭也在6个兄弟里排行老六，两岁时母亲去世，靠祖母抚养长大。小时候父亲看他聪颖过人，便勒紧裤带送他上私塾念书，开始读的无非是什么《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一类，后来又学孔孟的“之乎者也”，听老先生讲封神、三国、水浒，6年后实在供不起学费，才不得不辍学种地。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1927年11月，在著名的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的影响推动下，鄂豫皖三省边区第一次建立起了工农革命武装政权。次年春，年满27岁、血气方刚的高敬亭，也积极加入了暴动的洪流，在家乡董店建立了第一个农民自卫队并担任队长。

　　黄麻起义后，还乡团将他家仅够遮风挡雨的几间草房一把火烧光，父亲被活活打死，敌人还到处悬赏他的人头。不忍看到家破人亡，他只有背井离乡，毅然决然踏上了寻求革命的道路。

　　1928年春，黄麻起义军从木兰山打游击来到了光山县，开辟和建立了柴山堡革命根据地，他加入了鄂东特委委派的石生才任书记的光山县弦东区工委的工作，于1929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先后当选为弦东区第一乡苏维埃武装委员、乡苏维埃主席、弦东区政府武装委员。在9月底攻打地主山寨蜂子笼时，他带头冲杀，腿负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战斗胜利结束才被人抬下战场。未等伤口痊愈，又于次年2月率赤卫独立团攻打反动豪绅据点崩河坎，在激战两日未克的情况下，高敬亭急中生智，下令挖暗道，将装满炸药的棺材推到寨门底下，一举炸开寨门全歼了敌人。

　　1930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大别山根据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将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三块根据地连到一起，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6月在光山县王家湾召开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之后，他从政府粮食委员走上了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重要领导岗位，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当时，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猛，高敬亭先后创建的光山县独立团、赤卫师和游击师（后均编入红四方面军），也迅速壮大，他指挥这些部队攻占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土围子8余处。

　1932后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11月重建红军第25军时，高敬亭任第75师政治委员。他与师长姚家芳（前）、丁小乡（后）率部转战鄂东北、皖西北，参加反“清剿”中的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长岭岗等战斗。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2月，红28军第82师师长刘德利阵亡，他又继任师长，9月任中共皖西北党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

　　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的红218团和鄂东北独立团等部于1935年2月再次合编为红28军，高敬亭任军政委。

　　红28军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处于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中，日复一日，饱受煎熬，犹如万顷波涛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敌人一茬接一茬与我打疲劳战，如影随形，有时在同一片树林小憩，有时隔着一条河，一道岭，甚至有时朦朦胧胧以为对方是自己的队伍，跟着走了小半夜。

　　国民党那边，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在与红28军近3个月的交手中连吃败仗，花去大把银子、损兵折将不说，单是南京方面一封封不热不冷的电令，就着实让他心如乱麻，坐卧不宁。眼看3个月的限期将满，可高敬亭依然神出鬼没，不是金蝉脱壳，就是杀个“回马枪”，吞掉他近千人马。进入4月份以来，他命令王牌第32师所属第95旅死死盯住红28军，企图一举全歼。

　　红28军在敌人数日形影不离的跟踪下，处境极为艰难。这时，高敬亭与方永乐等军、师领导商量道：“敌人之所以步步紧追，是因为没有受到重创。正如兵法所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们扰其全线倒不如斩其一段！”随后，高敬亭调林维先（曾任红82师师长，受肃反扩大化影响被降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为特务营营长，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4月20日，红28军突破敌人数次堵截，迅速攀上汤池东北的桃树岭。敌第95旅第190团穷追不舍，进至汤池畈附近。高敬亭环顾四周，发现桃树岭山高坡陡，通往山顶那唯一的天然通道，狭窄崎岖，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最高峰桃树岭上，松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坳口东西两侧，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他对一旁的方永乐说：“此地真是个伏击敌人的好战场，只要把敌人引进口袋……”说看，他用粗大有力的双手猛然合击，哈哈大笑。方永乐心领神会，高政委这一招叫“双风灌耳”！

　　红28军自泥头店整编后，高敬亭按照朱毛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具体提出了“伤亡过大不打，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缴获不多不打”的“四不打”原则。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红28军连续多日基本上是遇敌即走，现在机会终于到来，指战员们个个摩拳擦掌，求战心切，受领任务后，不顾多日奔波之疲劳，立即投入临战准备。

　　敌第190团团长是个反共老手，邀功心切，根本就没把我军大刀梭镖放在眼里，不等后续部队到来，便急不可耐地令先头部队成后三角队形向桃树岭发起猛烈攻击。当敌第1、第2营先头部队进到坳口南侧我前沿阵地时，“恭候”多时的我军官兵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以压制火力把敌人困在半山腰，给这些狂傲的不速之客来了个下马威。

　　敌原以为我还是打一阵就跑的老战法，因而以更加密集的队形发起冲击，当连续3次攻击均被我击退时，敌人方才恍然大悟，立即调整了战术。敌第1、第2营的后续梯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发起第4次进攻，并以一部兵力迂回到坳口东侧高地，对我侧后构成威胁。

　　“同志们，杀啊！”关键时刻，特务营营长林维先挽起袖子率先扑向敌人，战士们如泄闸的潮水紧跟其后纷纷杀入敌阵，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军战士怀着满腔的愤怒，前面的用枪打，后面的用刀砍，军政委高敬亭不顾刀光剑影的厮杀，亲自督战，并及时令师政委方永乐率第244团和手枪团，沿桃岭冲西北侧山凹部向敌侧后迂回，一部兵力插至桃岭冲及其西南侧，断敌前面两个营的退路，阻敌后续部队增援；主力则插向桃岭冲及其东南侧，将敌分割成数段，攻击敌后。

　山上，我军的枪声渐渐平息下来。这时，敌团长嚎叫着：“‘共匪’子弹打光了，上山给我抓活的，老子有重赏！”敌一窝蜂似的争着往山上冲，一时间狭窄的山道上堵满了黑压压的敌群，赤裸裸地暴露在我军眼皮底下。突然，震耳欲聋的喊杀声骤然响起，如同晴天霹雳，震得桃树岭瑟瑟发抖，方永乐指挥主力从两翼杀过来了。正面阵地的我军将士端着土枪大刀，拿着石块棍子，也一起朝敌人围拢过去。我军关起门来打狗，敌人如同瓮中之鳖，鬼哭狼嚎，扔下一大堆尸体慌忙逃命。

　　“狗日的哪里逃！”特务营战士恶狠狠地骂道，一起向敌猛烈出击，逃敌纷纷毙命，无一脱逃。此战，敌第190团第1、第2营被全歼，敌营长乜士信被击毙，后卫营被我击溃。待敌第192团赶来增援时，我已胜利撤出战斗。不幸的是，244团团长徐贤才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桃树岭战斗是红28军第3次重组以来的第一个大仗，也是继梓树坪、界岭之后的又一次胜利。梁冠英的来势汹汹的“清剿”大军在近1个月里，已有3个整营和1个营的大部，共计2000余人被我歼灭，这极大地鼓舞了红28军官兵的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继续坚持大别山区游击斗争的信心，英勇的红28军终于迫使蒋介石3个月内消灭红28军的阴谋宣告破产。

坚持在鄂豫皖边区


　桃树岭“国军”再度失利的消息4月24日才传到南京，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娘希匹，统统是草包！”他连夜给梁冠英发去急电，呵斥道：

　　查鄂、豫、皖边区残匪，迭令肃清，现匪流窜如故，日见猖獗。若不迅与扑灭，遗患无穷，特限令剿灭。否则，以纵匪论罪。

　　看罢电报，梁冠英直冒虚汗，他连夜急召各路人马，又部署了以潜山、太湖、舒城、霍山为重点，实施分片划区“驻剿”和组织强大机动兵力“追剿”、“堵剿”相结合的2个月“清剿”计划。为此，蒋介石再度调兵遣将，投入13个师、1个独立旅共61个团的兵力，向鄂豫皖边区席卷而来。

　　再说高敬亭，一连数日眉头紧锁，彻夜难眠，只是吧嗒吧嗒不停地抽着旱烟。他像断乳多日的婴儿盼望母亲乳汁般急切地盼望着党中央的指示信，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好啊！他甚至做梦也在盼着红25军从天而降。然而眼前的鄂豫皖边区一片白色恐怖，数十倍于己之敌变本加厉地围、追、堵、截，势单力薄的红28军该向何处去？

　　一筹莫展的高敬亭，无意中从一位老和尚那里获悉红25军已经在陕南建立了根据地的消息。这一丝无法证实的线索再次点燃了高敬亭心中的希望。他为了保存有限的革命力量，尽早摆脱敌人重兵“围剿”，打算去陕南寻找红25军，并在霍山县黄尾河召开会议，作出主力部队离开皖西，西进豫南桐柏山区；北向陕南，留第246团在皖西坚持斗争的决定。

　　会后，高敬亭率红28军主力经过一段时间辗转，钻山洞，入密林，披荆斩棘，硬是从梁冠英布下的天罗地网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在罗山县长岗的白石山与鄂东北道委会合。高敬亭向道委的同志传达了黄尾河会议的精神，指示其继续坚持该地区的斗争，并将第2次组建的鄂东北独立团和特务第1、第2营大部编入红28军，分别任命梁从学（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张生先为第244团团长、政委，率部继续西闯平汉铁路向桐柏山进发。

　　当梁冠英得知高敬亭不但跳出了大别山，还西闯平汉铁路，气急败坏，匆忙令独立第5旅编为两个“追剿”支队，跟踪追击；令骑6师和第105师骑兵团沿泌阳、唐河方向疾进，探踪迎截；抽调第120师第656团紧急赶往随县境内准备阻击。

　　5月28日晚，高敬亭在河南泌阳县五道岭附近一个大庙里，紧急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部队次日离开桐柏山区，快速通过近300里宽的南阳大平原，与陕南红25军会合。

　　第二天拂晓，红28军便悄悄从大庙出发。刚出山坳口，就发现平原大路上尘土飞扬，询问当地群众，听说前面有：“奉军”（东北军），可侦察员误听为“红军”，以为是红25军派人来联系，心里很高兴，直到担任侦察任务的手枪团1分队与敌人搜索连交火，方才知道是东北军。从俘虏口中得知，东北军两个师早已堵住我军去路，高敬亭遂令部队急速后撤。

　　前有拦路虎，后有独5旅，红28军进退维谷，生死攸关！傍晚，高敬亭又在五道岭主持召开会议，大家就红28军的去向，展开了激烈争论，有的说：“敌人前后夹击，我们要想通过300里的南阳大平川，除非插上翅膀。”有的持反对意见：“无论风险多大，我们都要与红25军会合！”

　　窗外，漆黑的夜漫无边际地笼罩着五道岭，阴森、恐怖。高敬亭抽着闷烟沉思着，一想到红25军转移时那封指示信，他似乎又听到党中央的声音：“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想到这里，高敬亭敲了敲烟锅，冷静地分析道：“同志们，大敌当前，要去陕南寻找红25军困难重重。向前走，敌情不明，人地两生，尤其是平原作战，人长我短，凶多吉少；而返回大别山区，尽管少不了一路恶战。但大别山层峦叠嶂，沟深林密，进可攻，退可守，尚有一些基层组织和基本群众，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再说鄂豫皖边区正好处在蒋介石集团的心脏地带，濒临长江，扼南京之咽喉，我军在此地的斗争，犹如一把钢刀插在蒋介石的心脏上。若离开皖西北入陕南就等于拔掉了蒋介石心脏上的钢刀，还会把十几万敌人引向陕南，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离开鄂豫皖边区，必须与根据地人民群众一起坚持游击战争，这把钢刀绝不能拔！”

　五道岭会议是红28军历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转折点，是高敬亭在战争实践中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红28军上下统一并坚定了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对以后紧紧依靠大别山建党、建军，开展多种形式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棺材沟成了独5旅的棺材


　1935年5月底，当高敬亭率领红军28军进至河南的随县桃花山时，敌独立第5旅第614团和第613团第2营便接踵而至，企图找我主力决战。据手枪团侦察，敌人正从东往西向桃花山运动。

　　高敬亭、方永乐慎重分析了当面敌情：我军虽处于前后受敌的不利态势，但是独5旅长途跋涉，已是强弩之末；东北军虽有2个师驻防，但并不完全服从梁冠英指挥。

　　而我军连续打胜仗，装备有所改善，建制完整，士气高昂。为给东进皖西和返回鄂豫皖边区创造有利条件，高敬亭决定利用桃花山棺材沟三面环山、两侧悬崖峭壁、山上草木葱茏的有利地形歼击敌人。高敬亭不无幽默地给方永乐说：“好！就让棺材沟作为独5旅的棺材吧！”

　　翌日拂晓，我部署停当，即派小分队在周围虚张声势，引敌尖兵排进入了伏击圈。突然，一排手榴弹从树丛内飞出，在敌群中接二连三地炸开了，接着密集的枪弹给敌人后续部队的两个连以致命打击，敌大部被歼。

　　这是第244团第1营的官兵们送给敌人的“见面礼”。而后，第1营边打边撤，向团主力靠拢，把敌人诱向纵深。敌1个连在炮火掩护下，沿西南侧向桃花山攀登，一个连从东南侧向758高地进攻。

　　当敌人搭人梯、攀悬崖，企图偷袭我军时，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石头急雨般飞向敌人，刚刚爬到半山腰的敌人既无力还击，又无处藏身，被砸得哭爹喊娘，纷纷坠落山谷。这是第244团第2、第3营的官兵的土办法。

　　敌连续3次进攻被我打垮后，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凭借炮火掩护向758高地进攻。

　　当敌进至758高地东北侧平坦地时，特务营和手枪团一部投入战斗，向敌两翼出击，以猛烈火力打乱敌作战队形。师政委方永乐率先跃出掩体，高声喊道：“消灭敌人的时机到了，冲啊！”顿时，各团火力一齐向敌人发射，第244团团长梁从学一连甩出十几枚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

　　善于近战的手枪团战士们，一齐杀向敌群，展开白刃肉搏。

　　黄昏时分，疲惫不堪的敌人被压到谷底，再也无力组织反扑。

　　此时，嘹亮的冲锋号吹响，红军大喊缴枪不杀，一起冲出树林，残敌插翅难逃，纷纷举手投降。

　　此战，毙伤敌60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0余支，子弹1.5余发，棺材沟成了独5旅名副其实的棺材。

“红福”又回来了

　红28军西进桐柏，东返皖西，往返平汉铁路，历时约2个月，行程700余公里，于1935年7月2日，在太湖县店前河与皖西北特委、第246团和赤南区委的地方武装第1路游击师，以及由赤南区委书记石裕田率领的商北大队会合。根据地人民日夜惦念的“红福”又回来了，消息迅速传遍了大别山数十个县。官兵们又一次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土，大别山的涧水清泉又一次洗涤掉了官兵身上的征尘。

　　再说梁冠英为了对付我手枪团和地方便衣队，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一个别动队，配有全新的长短枪和自动步枪。

　　这个消息一传到手枪团，指战员们反而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可有新武器用了！”有的战士三天两头向手枪团团长余雄打听：“啥时候去打别动队？”有的“小鬼”还急切地建议：“我们下个战书给别动队吧！”

　　就在红28军官兵“惦记”着别动队的时候，他们却主动送上门来。1935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高敬亭带领部队来到太湖冶溪河附近，准备天黑前闯过敌人封锁线。这时，侦察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报告，冶溪河驻有敌人1个旅。看来，原打算从这里越过封锁线已经不可能了。高敬亭带领手枪团团长余雄和副团长詹化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勘察地形后认为：向北，是一陡坡，很难攀登，又易被冶溪河敌人发现；向南，是一道三四里长的山坡，跨过一道山涧便可到达对面山上。于是，高敬亭令手枪团一边开路，一边掩护部队向南前进。团长余雄令手枪团第2分队监视冶溪河之敌动向，令副团长詹化雨带领第1、第3分队担任前卫，化装成敌第96旅追剿队，顺着南坡前进，万一遇敌，尽可能与其纠缠，拖延时间，或相机歼灭。

　　詹化雨带第1、第3分队走到一个半山坡，突然路边树丛里“砰砰”两声枪响，隐蔽在树丛里的敌哨兵嚎叫：“站住！哪一部分的？”詹化雨不理睬，继续朝哨兵逼近。“再不站住就开枪啦！”敌哨兵急了。在这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身经百战，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少将的詹化雨沉着冷静，一个箭步冲到哨兵面前：“他妈的，谁叫你随便打枪？”说着用手指指胸前的符号，“你连自家人都不认识，还站什么哨？你睁眼看看老子是哪一部分的？”这时，手枪团一个大个子班长冲了上来怒骂道：“妈的，你朝老子开枪，八成是红军冒充的！”不由分说，缴了两个哨兵的械。经审问，才知道山脚下的敌人是第32师的别动队，有百十号人。

　　一听是别动队，大伙高兴了：“总算被老子碰上了！”这时，团长余雄赶来了，了解情况后，他令第1分队做好应急准备，迅速向山下前进，半路上，第1分队碰到两个神色慌张的敌士兵，他们用同样的方法缴了敌人的枪。原来别动队队长听到两声枪响后，便派这两个士兵前来看看怎么回事。情况危急，刻不容缓，如果别动队把情况告诉冶溪河之敌，我军就难以越过封锁线。詹化雨令第1分队战士快步下山迎击别动队。走到村庄西头时，村口的敌人大声问道：“哪一部分的？”“25路军96旅追剿队！”詹化雨应道。当时敌人内部有通知，追剿队不受地域限制，到哪里，哪里就要全力协助，因此詹化雨故意把“追剿队”这几个字喊得特别响。

　　这时，村子里又窜出几个敌人，枪栓拉得哗哗响，一齐叫道：“站住，再往前走就开枪！”

　　詹化雨急忙抢前一步，向村口敌人打招呼：“不要误会，都是自家人，叫你们长官出来答话。”

　　这时，一个小官模样的家伙狡猾地喊道：“你们先派一人来联络，其他人不许动，动一动我就开枪！”说着令两挺机枪架在大门口。

　　詹化雨一看这架势，提高嗓门喊道：“你们派人过来联络，误了追剿队的时间，总指挥饶不了你们！”敌人从对话中看不出破绽，又见这些人来势汹汹，穿的服装和佩戴的符号与他们的一样，疑云渐消，空气稍稍缓和了些，但狡猾的敌人仍不肯轻易放我军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