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种部队档案》－－作者：雷·邦得斯 [复制链接]

序言(2)

　　1997年一年间，美国特种部队解决了17次危机、194 次反毒品行动，在11个国家进行人道主义排雷。除了这些任务，特种部队还有大量的训练计划，在世界各地91个国家，他们共参与了224 个联合训练项目。通过这些和平时期广泛的接触，特种部队帮助东道主国家加强防御力量，促进地区合作，保证美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准入，显示出特种部队是一支民主社会的专业化军队。
　　美国特别行动部队不仅要对各种局势做出反应，更重要的是，它要帮助形成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正是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重要宗旨，它致力于促进国家安全，保证国家稳定的未来。
　　因为美军强大的军事优势，因此无论来自于国家还是地区，我们的敌人和对手，比如恐怖分子、叛乱分子和新的不可预测的极端分子，他们不会选择与美军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相反，他们会采取不对称威胁手段，如大规模杀伤武器、信息战、恐怖主义、袭击城市等，或使用我们意想不到的高科技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军事优势，甚至直接威胁美国本土，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在常规军事冲突中，我们的对手也可以使用这些手段，以获得暂时或局部的不对称优势。
　　目前，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的不对称威胁，是数量不断增长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国防部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95年5 月，它授予特别行动部队一些特别任务：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量生产。
　　今天，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CP）是美国特种部队司令部的首要任务。CP行动包括定位、识别、查获销毁和安全转移。特种部队司令部正在实施几个方案以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包括与地区总司令密切合作，决定如何不断提高特种部队的能力，以适应CP任务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应对包括核武器、生化武器在内的各种大规模杀伤武器，司令部不断完善CP行动的战略、技术和程序，使行动部队在行动中可选择的方法更多。
　　另一个严重的不对称威胁是信息冲突。当今世界，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自身、我们的敌人对信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在军事领域，这意味着新的攻击点和新的机会。过去，信息战在冲突的“语法”中只是一些“标点”，表示“施加军事、外交和政治影响”。现今，军队中这样的呼声越来越高：信息控制力已经是国家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标点”的作用已经变成了“支持、强调和权威”，这样一些强有力的字句。
　　信息时代的到来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它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机会、无止境的可能性和重大的攻击点。面对这一发展，美国特种部队司令部努力建立新的体系，以增加作战部队的能力，确保信息传送永远畅通。同时，削弱对手使用信息的能力，使他们因信息不畅、中断而无法完成任务。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我们的对应能力是多方面的，包括被动防御、心理战、准确打击敌人信息中枢等。
　　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我们改变美国特种部队的组织理念乃至行动方式。比如，在未来的信息战中，我们需要雇用CNN 工作人员，组建一些特别分队，形成一个信息网络，确保各种信息能畅通地传送到卫星、互联网、电视、广播以及其他媒体。
　　同时，商务信息技术的发展，恐怖组织、国际犯罪集团、贩毒集团等有可能组织和计划敌对行动，从世界各地不同的地区同时袭击我们。他们与邪恶国家、腐败政府和商业组织相勾结，形成跨国敌对力量，他们有能力攻击许多重要的基层单位（商业中心、航管系统、电站、网络中心等）、美国军事力量和美国平民。
　　这种不同团伙、组织相勾结的行动，他们制造出的“分散”威胁和冲突，使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了。面对这种新的威胁，美国特种部队在行动中，要在贯彻上级命令的前提下增加更大的灵活性，依靠司令部和地区指挥中心、高科技技术、信息公路等，使用计算机或机械武器，有效识别、打压分散在各处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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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谁在信息利用和信息技术上领先，谁就会占有先机和主动权，这方面的重要性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但是，技术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必须抓住信息战的“艺术性”，技术所带来的“真实控制”，每一天我们都能看到，只要看看好莱坞和麦迪逊大道是如何在广告宣传中“狂轰滥炸”的。
　　为了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信息战以及应对跨国威胁、不对称威胁，我们必须从多方面提高我们的能力，在有些情形下，我们要依靠不断进行的技术革命。
　　为应对这些明确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威胁，不断发展、改进我们的政策也同样非常重要。这些努力，对特种部队的继续发展十分关键，为解决任何形式的冲突，我们需要新的资源和尖端能力。在这些领域，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
　　特种部队司令部面临的现实是：复杂地区局势的快速变化、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不断增加的威胁、有限的资源和新的挑战。这些因素促使我们转变思维、更新观念，积极应对新的变化，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依然沿用旧的习惯性思维方式，无法应对和解决未来的跨国威胁和不对称威胁。
　　一个僵硬老化的组织，不可能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及时调整自身，美国特种部队司令部绝不是那样的组织。以洞察、远见、实现目标为指导思想，我们必须不断改进我们的机构，不断精简人员，提高行动效率，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用制度防止机制僵化和官僚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永远不变的只有我们的核心价值，其他的一切包括组织、结构、装备和任务，全都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以应对新的挑战，保持制胜优势。
　　着眼未来，特种部队司令部必须不断进行改革，随时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做出反应。司令部要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出预想，而不是在意外出现之后，才在意外面前做出应急反应。当新的威胁出现时，司令部必须进行全面思考，决定现有的力量哪些可以保留、哪些要改进，对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果断撤消。
　　特种部队目前的关注点，是应对这些新的威胁，我们常规的力量是否足够，或者是否用一些小而高精尖的分队更有效。对这些可能的威胁，我们要进行认真的评估，提出战略计划、资源配制和主动行动方案，提出我们的有效解决方法。有一点很重要，为了把战斗资源更好地应用于关键、特别的行动中，我们有必要把我们常规担负的一些任务移交给兄弟部队。
　　特种部队必须成为一支“全天候”的军事力量，它能全面代表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这意味着，无论威胁来自科技含量不高的对手，还是来自和SOF 一样全副武装的敌人，它都有能力予以应对和解决。在行动中，特种部队仍然必须与其他军事力量联合、协同作战，但是他们必须要超越传统部队，成为美国政治、军事、经济、才智、技术和文化力量的象征，以全面应对未来的挑战，因此特种部队要涉及众多的领域，如商业信息技术、空间利用、环境科学、机器人制造、人员组织、商业调查与发展等。
　　作为21世纪特种部队的战士，所有官兵都是自愿加入SOF ，他们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具有成熟的心理，经过了艰苦卓绝的训练，他们是一切任务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些军队必须具有特别的能力，既要对他们的身体进行训练，更要对他们的精神进行磨炼。特种兵必须具备全面的素质，包括理解和贯彻战术思想、精通其他语言、理解地区文化和政治特征，以及有应用“信息时代”高科技技术的能力。
　　特种部队官兵还必须拥有活跃的创新思想，有能力解决模棱两可的问题，有能力为地区总司令或行动指挥提出连贯一致的方法和建议，要像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孙子，而不是西方的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因此，在训练特种兵时，我们的关注点是教会他们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对高精尖的武器装备，特种兵要学会选择有限的几种武器以取得胜利。因为谁也无法对未来发生的每个问题都做到事先预测，也不可能把装备库里所有的武器都带在身上，所以，特种兵要学会在关键时刻，发挥武器装备的杠杆作用，以尽快取得优势。
　　对正在出现的新技术，特别是那些有可能显著提高人的潜能的技术，特种部队必须尽快掌握，那些具有隐蔽性能的技术、人性化的武器、大范围精准武器和信息技术，都在我们的特别关注之中。
　　那些能够提高人的潜能的新技术，将促进特种兵的各种能力，包括生存、行动、转移以及获取和使用相关信息的能力。
　　在形成新的组织形式之前，新技术所带来的利益还不能被人们完全认识。美国特种部队的组织机构改革，与武器系统的改革同等重要。结构不改变，仅仅改变武器装备是没有用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记：武器是服务于人的，而不是人服务于武器。
　　特种部队的官兵永远是力量的源泉，技术和武器装备仅能起到帮助他们完成任务的作用。美国特种部队的未来毫无疑问在这些勇士身上，他们具有勇气、热情和良好的判断力，每一个个人，都体现着坚强的法律、道德和国家精神，他们是取得胜利的惟一保证。
　　进入21世纪，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正在不断改革，以适应未来的挑战，同时继续保持现在拥有的相对优势。关于如何评价和发展所属人员，司令部已经在酝酿新的改革方案，正在讨论特种部队的学说、角色、任务和结构，积极准备投入资金以实现部队的现代化，满足主要的要求，并探索未来情况下的行动理念。特种部队司令部作为这一改革蓝图的设计者，参谋人员必须实现思想转变，由传统思维模式转为“信息时代”空间，司令部的机构要成为“矩阵”一样的核心组织，更灵活、更有效、更好地援助、支持在全球活动的美国特种兵。
　　我们无法确定未来的敌人是谁，也无法确定未来会对美国特种部队提出什么样的新要求。但是，现在是不确定与机遇共存的时期，对美国来说，特别行动部队将永远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我们将永远致力于维护美国的利益，促进世界和平，推进民主思想。

总序

　　【美】亚瑟·伯恩利尔
　　本丛书是描述近代以来著名的“特种机构”、神秘组织历史的图文总集。
　　我们预期的读者，注定是那些醉心于意志、力量，并崇尚野性和草莽精神的人。丛书所涉及的人类组织，具有钢铁般的笨重、凌锐的形式与性质，从黑手党到国际刑警组织，从中情局到联邦调查局，这些令人生畏的名字，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在利益斗争的沙场上扮演着主角。
　　凯撒曾说：“我的意志从不曾指望别人的心悦诚服，我的意志依靠的是盾的坚韧、矛的凌锐、棍棒的粗砺。”几千年来，不论是庞大的国家机器还是民间的秘密力量，都是沿循着这条钢铁般的暴力链条来维持其时运永祚的。
　　本丛书的主色调使人联想到的是中世纪秘密宗教信徒在月夜里长袍飘逸的背影，想到的是曾活跃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贝鲁特大街上的长枪党，它的阴郁甚至令我们联想到爱丁堡监狱的夹道和枪械上的钢蓝。总之，这是一种沉郁的、充满力量的色彩，是人性之中冷峭、果忍的另一面的象征，是在复杂组织中转动的齿轮间发出的寒光。
　　从侠客罗宾汉和阿拉贡的佐罗时代开始，有关秩序与反秩序的故事就构成了人类传奇的一部分。对于上述故事，我们不能评判它是否正义。因为人类历史蓝与黑之争，亦是与压迫和反压迫的大背景密切相关的。我们注意到，在著名的苏格兰场的名侦探们成为流行故事的光荣主角之前，官府、衙役和法官一直被作家们描写成专横和逐利之徒，是可憎的奴役的化身，而秘密社会的犯罪之举反而被视做“制暴”义举，受到民粹主义者的喝彩——只要想一想20世纪著名的伦敦火车大劫案，想一想民众对那群无法无天的歹徒施以怎样的深厚同情，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人类精神历史曾经历过怎样的罗曼蒂克时代。对这类传奇，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它是一种颠倒。
　　这是一个千年命题——
　　人类的处境因罪恶而变得悲苦，然而人类又通过制造罪恶而获得解放。
　　只要这世界继续制造着怨恨和短衫党人，这种悖论就会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当现代恐怖主义继续通过暴力来实现其乌托邦之梦时，全世界仿佛一夜之间结束了浪漫主义情思，对“蓝与黑”主题的评判似乎也朝着另一个角度急遽发展。我们开始从情感上厌恶一切简单的、对立的、激烈的、短视的异端价值观。然而当北欧的社会主义者、英伦的新教徒和绿党异口同声地谴责绝望的暴力行动时，我们有必要重温“国家之恶”与“民粹之恶”的历史，《蓝与黑》系列正是这样一部展示人类之“恶”与生命之轻真相的画廊。
　　《奥义书》如是说：“欲行伟大之事者，必经伟大之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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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套讲述人的迷失与寻踪的书，书中介绍的世界知名的特殊组织，仅仅是千年命题中的一个分支。它似乎离我们很远，但一旦我们陷入一种破解过程的撕掳痛感时，我们无法拒绝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即我们每个人都在进行着一场从无序到有序的自我争斗。崇高与卑微、勇敢和怯懦竟然在同一个时刻折磨着我们！当我们阅读本丛书时，血液里涌流着梅里美“科西嘉式复仇”的原始冲动；我们仔细审视中情局的徽标，对自由和公正的怀疑油然而生……我们每个人都会涌出面对皇家骑警的不安的感受，我们的灵魂面临拷问：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不经法官批准的逮捕和离奇失踪时，当这个世界的公民尚未实现免于恐惧的自由时，我们能够轻松地说：人类在解除痛苦实现自由的旅程中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晨曦吗？
　　在这套精彩的丛书里，作者对当代历史中著名的公案进行了有趣的探讨，肯尼迪家族的死亡之链、卢森堡夫妇审判的“毒树之果”真相、纽约的火并、连环谋杀……阅读本丛书，读者会透过生活的平庸表相而感知到心灵的不稳定性。本书涉及到我们时代最典型的痛苦的故事，但本书生气勃勃的生态会使哪怕最脆弱的读者都感到勇气在周围萦绕。

前言(1)

　　冷战结束后，美军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军事力量，新千年伊始，我们有必要对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给予更多的关注。
　　展望不确定的未来，地区不稳定、跨国危险、不对称威胁等因素，对美国的利益形成了多元威胁，这些因素会导致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使用常规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对付这些意外事件。
　　为迎接这些挑战，我们必须最大可能地发挥美军的能力和潜力，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为了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佳目的，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整合、优化、协调我们的军事力量，高效、快速地对付这些挑战，美国特别行动部队（SOF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987年，根据国防授权法《努- 考安修正案》，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USSOCOM)正式成立，训练有素、反应迅捷的美国特种部队活跃在世界各地，他们在解决地区冲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国防部、地区总司令和美国驻各国大使都有权要求美国特种部队采取行动。
　　1997年，美国特种部队在144 个国家进行了行动，平均每周有4760名美国特种兵在行动，比1991年增长了3 倍。美国特种部队编制46000 人，包括作战人员和后勤人员，它由陆军、海军和空军组成：
　　组成
　　*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第75游骑兵团，第160 特别行动航空大队，心理战部队和民间事务部队；
　　* 美国海军陆海空三栖特种部队（又称“海豹部队”），包括特别艇部队和运送部队；
　　* 美国空军特别行动中队（固定翼和旋转翼），特别战术中队，国外协防中队和作战气象中队。
　　人们一般用英文缩写SOF 来代表这个世界级的组织，实际上它由上面这些不同的单位组成，每个单位都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具有各自的光荣传统，共同组成了这支具有世界声望的军事组织。
　　成立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立法，同时规定了美国特别行动部队的行动范围，规定了司令部的权力和责任，它的任务包括：
　　任务
　　* 统合不同行动计划，负责美国特别行动部队特殊要求的经费预算；
　　* 领导研究、发展有特殊要求的项目；
　　* 发展SOF 军事理论、战略策略、行动方法和程序；
　　* 指导SOF 特殊的训练课程；
　　* 训练作战人员，保证相互协调性；
　　* 监控、决策SOF 的行动过程；
　　* 监控所有SOF 成员的专业发展。
　　因为所肩负的第一、第二项任务，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在训练、武器装备和人员使用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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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是应用军事力量保证国家的安全、维护稳定的国际环境、解决任何危机，并为未来战争做好准备。在“秩序、反映、着眼未来”的军事战略中，美国特种部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具有战术选择灵活、作战成本合理、有能力解决不同复杂地区冲突的特点，特别是针对跨国界和不对称威胁，它的作用更加明显。
　　对国家作战指挥权（NCA ）和地区总司令来说，SOF 意味着更广泛的选择，特别是在保持完全外交主动、避免使用大规模作战部队的情况下，SOF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此它的任务不断增加，无论是较大规模的作战还是范围较小的人道主义援助，无论进行什么形式和方式的行动，SOF 都是一个积极的选择。
　　因为有SOF ，面对突发事件，决策者可以灵活地决定美国所应做出的反应，采取有伤亡或无伤亡的行动方式，尽可能避免使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因此，对需要立即做出反应的突发事件，或者在使用常规军事力量之前，SOF 是最佳选择。比如，1996年，SOF 组织2115名非战斗人员从利比里亚撤出，没有造成一例死亡。
　　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效率方面，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可能是最好的，它善于创造不同的战略优势。比如，在和平时期，美国陆军特别行动部队（SF）的作战预备队常规地分散在世界各地，积极阻止发生各种冲突，保存作战资源。
　　SF对所在国家的军队进行训练，帮助他们加强国家安全，同时介入当地民间事务、实施心理战，加强当地政府的基层组织，以促进地区稳定，有效阻止地区问题对国际安全的威胁。一旦出现冲突，这些“地区侦察机”可以快速投入作战行动，赢得胜利。此外，美国特别行动部队也参加和平时期的行动，因此可以当之无愧地把他们称为“勇士”。
　　冲突出现后，特别行动部队所担负的战略行动任务，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联合部队司令的作战计划。在作战过程中，特别行动部队活跃在整个战区，他们往往去进攻那些难度大、时间紧急的目标，为迅速到达的在陆地、海上、空中及其他作战空间的部队提供强有力的援助。特别行动部队还进行信息战，训练本土的军事力量，对战区里传统的民间武装进行援助，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装备，使他们能尽快投入行动，提高整体作战的优势。
　　当冲突得到控制后，以介入民间事务和心理宣传相结合，美国特别行动部队的活动，能帮助当地尽快恢复正常状态，使当地传统的军事力量尽快控制局势。在和平行动中，美国特别行动部队也具有同样的作用，比如在海地和波斯尼亚，美国特种部队就曾经及时扑灭了冲突的“导火索”，向地区司令提供最真实准确的情报，有效地控制冲突双方的历史仇恨。
　　无论是什么特殊情况、特殊形式的任务要求，美国特种部队都能够胜任。因为灵活的组织，因此在避免浪费时间、使用大部队和大量武器装备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帮助地区作战司令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即使在最严峻的情形下，美国特种部队也能够在24小时内采取全面行动，进入极其危险和复杂的区域，化解恐怖行动，扼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 ），准确打击关键的目标。
　　虽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组织，但美国特种部队常常不诉诸武力而完成任务。特种部队的训练内容包括熟练使用不同语言、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历史以及当地的政治现实，因此美国特种部队对所执行的任务具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们被誉为“外交战士”，对这一美誉，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因为具有多种能力，他们面对不同的情形、不同的环境时，能够“量体裁衣”，采取最有效的行动。
　　因为这些独特能力，特种部队能帮助美国驻各国大使和地区总司令，对当前和潜在的同盟者做出不同的反应，使局势朝向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前言(2)

　　1997年一年间，美国特种部队解决了17次危机、194 次反毒品行动，在11个国家进行人道主义排雷。除了这些任务，特种部队还有大量的训练计划，在世界各地91个国家，他们共参与了224 个联合训练项目。通过这些和平时期广泛的接触，特种部队帮助东道主国家加强防御力量，促进地区合作，保证美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准入，显示出特种部队是一支民主社会的专业化军队。
　　美国特别行动部队不仅要对各种局势做出反应，更重要的是，它要帮助形成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正是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重要宗旨，它致力于促进国家安全，保证国家稳定的未来。
　　因为美军强大的军事优势，因此无论来自于国家还是地区，我们的敌人和对手，比如恐怖分子、叛乱分子和新的不可预测的极端分子，他们不会选择与美军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相反，他们会采取不对称威胁手段，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信息战、恐怖主义、袭击城市等，或使用我们意想不到的高科技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军事优势，甚至直接威胁美国本土，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在常规军事冲突中，我们的对手也可以使用这些手段，以获得暂时或局部的不对称优势。
　　目前，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的不对称威胁，是数量不断增长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国防部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95年5 月，它授予特别行动部队一些特别任务：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量生产。
　　今天，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CP）是美国特种部队司令部的首要任务。CP行动包括定位、识别、查获销毁和安全转移。特种部队司令部正在实施几个方案以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包括与地区总司令密切合作，决定如何不断提高特种部队的能力，以适应CP任务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应对包括核武器、生化武器在内的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司令部不断完善CP行动的战略、技术和程序，使行动部队在行动中可选择的方法更多。
　　另一个严重的不对称威胁是信息冲突。当今世界，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自身、我们的敌人对信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在军事领域，这意味着新的攻击点和新的机会。过去，信息战在冲突的“语法”中只是一些“标点”，表示“施加军事、外交和政治影响”。现今，军队中这样的呼声越来越高：信息控制力已经是国家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标点”的作用已经变成了“支持、强调和权威”，这样一些强有力的字句。
　　信息时代的到来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它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机会、无止境的可能性和重大的攻击点。面对这一发展，美国特种部队司令部努力建立新的体系，以增加作战部队的能力，确保信息传送永远畅通。同时，削弱对手使用信息的能力，使他们因信息不畅、中断而无法完成任务。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我们的对应能力是多方面的，包括被动防御、心理战、准确打击敌人信息中枢等。
　　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我们改变美国特种部队的组织理念乃至行动方式。比如，在未来的信息战中，我们需要雇用CNN ①工作人员，组建一些特别分队，形成一个信息网络，确保各种信息能畅通地传送到卫星、互联网、电视、广播以及其他媒体。
　　同时，商务信息技术的发展，恐怖组织、国际犯罪集团、贩毒集团等有可能组织和计划敌对行动，从世界各地不同的地区同时袭击我们。他们与邪恶国家、腐败政府和商业组织相勾结，形成跨国敌对力量，他们有能力攻击许多重要的基层单位（商业中心、航管系统、电站、网络中心等）、美国军事力量和美国平民。
　　这种不同团伙、组织相勾结的行动，他们制造出的“分散”威胁和冲突，使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了。面对这种新的威胁，美国特种部队在行动中，要在贯彻上级命令的前提下增加更大的灵活性，依靠司令部和地区指挥中心、高科技技术、信息公路等，使用计算机或机械武器，有效识别、打压分散在各处的目标。
　　mpanel(1);
　　很显然，谁在信息利用和信息技术上领先，谁就会占有先机和主动权，这方面的重要性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但是，技术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必须抓住信息战的“艺术性”，技术所带来的“真实控制”，每一天我们都能看到，只要看看好莱坞和麦迪逊大道是如何在广告宣传中“狂轰滥炸”的。
　　为了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信息战以及应对跨国威胁、不对称威胁，我们必须从多方面提高我们的能力，在有些情形下，我们要依靠不断进行的技术革命。
　　为应对这些明确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威胁，不断发展、改进我们的政策也同样非常重要。这些努力，对特种部队的继续发展十分关键，为解决任何形式的冲突，我们需要新的资源和尖端能力。在这些领域，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
　　特种部队司令部面临的现实是：复杂地区局势的快速变化、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不断增加的威胁、有限的资源和新的挑战。这些因素促使我们转变思维、更新观念，积极应对新的变化，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依然沿用旧的习惯性思维方式，无法应对和解决未来的跨国威胁和不对称威胁。
　　一个僵硬老化的组织，不可能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及时调整自身，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绝不是那样的组织。以洞察、远见、实现目标为指导思想，我们必须不断改进我们的机构，不断精简人员，提高行动效率，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用制度防止机制僵化和官僚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永远不变的只有我们的核心价值，其他的一切包括组织、结构、装备和任务，全都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以应对新的挑战，保持制胜优势。
　　着眼未来，特种部队司令部必须不断进行改革，随时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做出反应。司令部要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出预想，而不是在意外出现之后，才在意外面前做出应急反应。当新的威胁出现时，司令部必须进行全面思考，决定现有的力量哪些可以保留、哪些要改进，对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果断撤消。
　　特种部队目前的关注点，是应对这些新的威胁，我们常规的力量是否足够，或者是否用一些小而高精尖的分队更有效。对这些可能的威胁，我们要进行认真的评估，提出战略计划、资源配制和主动行动方案，提出我们的有效解决方法。有一点很重要，为了把战斗资源更好地应用于关键、特别的行动中，我们有必要把我们常规担负的一些任务移交给兄弟部队。
　　特种部队必须成为一支“全天候”的军事力量，它能全面代表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这意味着，无论威胁来自科技含量不高的对手，还是来自和SOF 一样全副武装的敌人，它都有能力予以应对和解决。在行动中，特种部队仍然必须与其他军事力量联合、协同作战，但是他们必须要超越传统部队，成为美国政治、军事、经济、才智、技术和文化力量的象征，以全面应对未来的挑战，因此特种部队要涉及众多的领域，如商业信息技术、空间利用、环境科学、机器人制造、人员组织、商业调查与发展等。
　　作为21世纪特种部队的战士，所有官兵都是自愿加入SOF ，他们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具有成熟的心理，经过了艰苦卓绝的训练，他们是一切任务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些军队必须具有特别的能力，既要对他们的身体进行训练，更要对他们的精神进行磨练。特种兵必须具备全面的素质，包括理解和贯彻战术思想、精通其他语言、理解地区文化和政治特征，以及有应用“信息时代”高科技技术的能力。
　　特种部队官兵还必须拥有活跃的创新思想，有能力解决模棱两可的问题，有能力为地区总司令或行动指挥提出连贯一致的方法和建议，要像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孙子，而不是西方的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因此，在训练特种兵时，我们的关注点是教会他们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对高精尖的武器装备，特种兵要学会选择有限的几种武器以取得胜利。因为谁也无法对未来发生的每个问题都做到事先预测，也不可能把装备库里所有的武器都带在身上，所以，特种兵要学会在关键时刻，发挥武器装备的杠杆作用，以尽快取得优势。
　　对正在出现的新技术，特别是那些有可能显著提高人的潜能的技术，特种部队必须尽快掌握，那些具有隐蔽性能的技术、人性化的武器、大范围精准武器和信息技术，都在我们的特别关注之中。
　　那些能够提高人的潜能的新技术，将促进特种兵的各种能力，包括生存、行动、转移以及获取和使用相关信息的能力。
　　在形成新的组织形式之前，新技术所带来的利益还不能被人们完全认识。美国特种部队的组织机构改革，与武器系统的改革同等重要。结构不改变，仅仅改变武器装备是没有用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记：武器是服务于人的，而不是人服务于武器。
　　特种部队的官兵永远是力量的源泉，技术和武器装备仅能起到帮助他们完成任务的作用。美国特种部队的未来毫无疑问在这些勇士身上，他们具有勇气、热情和良好的判断力，每一个个人，都体现着坚强的法律、道德和国家精神，他们是取得胜利的惟一保证。
　　进入21世纪，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正在不断改革，以适应未来的挑战，同时继续保持现在拥有的相对优势。关于如何评价和发展所属人员，司令部已经在酝酿新的改革方案，正在讨论特种部队的学说、角色、任务和结构，积极准备投入资金以实现部队的现代化，满足主要的要求，并探索未来情况下的行动理念。特种部队司令部作为这一改革蓝图的设计者，参谋人员必须实现思想转变，由传统思维模式转为“信息时代”空间，司令部的机构要成为“矩阵”一样的核心组织，更灵活、更有效、更好地援助、支持在全球活动的美国特种兵。
　　我们无法确定未来的敌人是谁，也无法确定未来会对美国特种部队提出什么样的新要求。但是，现在是不确定与机遇共存的时期，对美国来说，特别行动部队将永远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我们将永远致力于维护美国的利益，促进世界和平，推进民主思想。

美国特别行动部队的历史(1)

　　在美国，军队采取特别行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存在。那次战争中，每次行动之前，美军都派出特别行动小队，前往侦察敌人的薄弱环节。执行这些任务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特别能力的军人。
　　1952年4 月10日，美国在布拉格基地成立了心理战中心，同时正式建立了现代特别行动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从事心理战的部门并不是传统的军队机构，它最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疯狂的比尔”多纳万将军建立的。
　　20世纪50年代早期，特别行动部队再次开始活跃。1952年6 月20日，陆军第10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1953年9 月25日，又成立了第77特别行动部队（两个番号没有特定的意义和规律）。1957年，第1 特别行动部队在冲绳成立，就在那一年，这支部队派出一支小队前往南越，在那里训练58名南越军人，由此开始了美国特种部队和越南共和国之间的长期联系。1961年9 月21日，第5 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它移师越南，负责越南境内所有的特别行动。
　　约翰·肯尼迪总统对特别行动部队十分感兴趣，1961年，他参观了布拉格基地，将绿色贝雷帽正式定为特种部队的军帽，它此后成为美国特种部队的象征。肯尼迪总统访问基地的另一个结果，是在1961年11月，第一支特种部队被派到了越南。
　　关于特种部队的作用，最初的理念是，在传统战争中可以用它对敌人的正规军发动游击战。但是，越南的现实很快对这个理念做出了否定回答：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敌人正是游击队，因此特种部队不得不改变最初的战略设想。新的行动包括组建和训练地方民间防卫队（CIDG），1961年到1965年，特种部队在越南建立了80多个民间防卫队。
　　在越南，美国特种部队扮演了几个不同的角色，有些角色至今不为世人所知。他们和越南军队有大量的秘密交易，与其他美军相比，他们与山地居民的来往十分密切。这些山民有的因为英勇行为或突出贡献被授予勋章，但大部分人只能默默无闻。他们与美军上级保持单线联系，这种联系往往十分脆弱，在行动中伴随他们的多是不信任和猜疑，对从事秘密活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在多年以后，才被发现是为美国特种部队工作的。
　　1971年4 月，最后一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离开了南越，同时，这也预示着美国特种部队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消沉时期。越战结束以后，美国特种部队受到许多责难，其他兵种对它缺乏信任，特种部队的军费开支被大幅削减。
　　在这个时期，特种部队营救在伊朗的52名美国人质行动失败，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严重削弱了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心。1980年4 月24日，就在当时的总统卡特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正式批准停止“沙漠1 号”行动计划的前几分钟，悲剧发生了，两架执行这一任务的直升机在空中撞毁，8 名特种兵罹难。
　　“沙漠1 号”的空难发生后，国防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小组由前海军参谋长阿德米诺·詹姆斯·哈罗威将军领导，哈罗威小组的报告呈交到国防部后，促使国防部成立了反恐特别行动小组，制定了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
　　“沙漠1 号”灾难，使国防部下决心对特别行动部队进行改革。绰号“害羞的米勒”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米勒将军呼吁重振特种部队的雄风，尽管他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形成共识。1982年，他在陆军特种部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陆军第一特战司令部，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
　　到1983年，美国国会意识到了美军需要进行改革，持这一观点的议员不断增加。当年6 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巴瑞·高华德议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有关军队改革的研究，其中包括改革特别行动部队的构想。1983年，两起事件使改革的呼声变得更高，一起是恐怖分子在黎巴嫩制造的爆炸，另一起是入侵格林纳达。死于爆炸的237 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和在格林纳达出现的联络和控制方面的问题，使国会不得不正视不断增加的低度冲突所带来的威胁和进行地区控制时对特种部队的使用问题。1984年1 月1 日，在国会山的关注下，国防部正式成立了特种作战机构联席会，但是，它对各兵种的特种部队既无使用权也没有领导权，因此，它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无法系统全面地解决特种部队的问题。在国防部，几个人是特种部队坚定的支持者，比如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诺尔·考其和他的助理莱纳·瑞兰德，都是特种部队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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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国会山的几位“空想家”决心“大修”特种部队，这些人包括参议员山姆·努和威廉·考安，两人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主席丹·丹尼尔等。国会议员丹尼尔确信，现有的组织和结构不利于特种部队的发展，应该有专业部门来指挥和控制特种部队。参议员努和考安也强烈地感到，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国防部没有充分的准备。努对特种部队有限的军费预算越来越不满。考安认为，为应对低度冲突，有必要成立一个职能清晰的组织来负责指挥特别行动。
　　1985年10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正式出版了报告《国防组织：改革势在必行》，内容是关于长达两年的对美军结构的研究观点。该书的主要作者詹姆斯·洛科分析了过去的特别行动，详尽地提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这个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1986年出台的《高华德- 尼可斯重组法案》。
　　1986年春天，一个有关特别行动部队的议案出现在参、众两院。5 月15日，参议员考安介绍了参议院的议案，它由参议员努及其他人共同发起，主张在国防部为特种部队成立一个联合军事组织，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适当的保障，以指挥特别行动，应对低度冲突。丹尼尔的方案走得更远，他主张成立一个由文职人员领导的国家特别代理机构，其文职领导不隶属于首长联席会议；而直接归国防部长领导，这样，特种部队的军费预算就可以不经过首长联席会，而直接由国防部长批准。
　　1986年夏天，国会听取了这两个议案。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安德迈·威廉·J·考文为代表的五角大楼反对这两个议案，他们提出了一个折中意见：成立一个由三星上将领导的特别行动司令部。国会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为了尽快推动新机构的建立，国会希望由一名四星上将作为领导。一些退休的将军和军官也认为，改革势在必行。
　　已退休的陆军少将理查德·史考兹的理由最具说服力。史考兹曾任美军在格林纳达的联合特别行动司令，他回忆在格林纳达的行动中，因为传统的部队领导不能正确使用特别行动部队，不允许他们使用特别手段，造成了特种部队较高的伤亡。他正式提交了一份报告，还私下里与几个参议员进行了会谈，向他们仔细讲述了在格林纳达出现的问题。
　　参、众两院各通过了改革特种部队的议案，组成了专门委员会对两个议案进行协调。与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特别作战司令部，由一名四星上将任司令；设一名特别行动和低度冲突国防部长助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同级别的低度冲突部；并制定一个专门针对特种部队的财政计划（MFP-11，被称为“特种部队支票簿”）。关于由文职人员领导的代理机构方案，众议院勉强作了让步，但坚持MEP-11财政方案，以保障特种部队的军费开支。最后的议案，作为1987年国防授权法案的附本，以《高华德- 尼可斯重组法案》的修正案写进了法律。
　　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国会要求总统成立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国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迫使国防部和内阁正视过去失败的事实和新的威胁，迫使国防部和内阁执行新的法律，国会随后又通过了两个附加法案，以确保新的法律能正确实施。
　　新的立法确保在几个方面加强特种部队。一经实施，MFP-11财政计划保证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特种部队具有较充分的财政自决权。此外，由一个司令指挥各兵种的特种部队，将极大地增强特种部队间的相互协作性。最终，一名四星上将和一名特别行动与低度冲突国防部长助理，使特种部队在国防部最高级别的首长联席会议上有了一席之地。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组建颇具传奇性。为了尽快解决人员和场地问题，国防部决定撤消一个当时的司令部。美国作战准备司令部在早期是一个常常被误解的部门，根据《高华德- 尼可斯重组法案》，它原有的任务已不复存在，而且它的总司令詹姆斯·林德塞有一些指挥特别行动的经验。1987年1 月23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正式向国防部提议，将作战准备司令部改建为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
　　1987年4 月13日，罗纳德·里根总统批准成立新司令部。4 月16日，国防部宣布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成立，并向参议院提名林塞德将军为第一任总司令，参议员对这一提名没有任何异议。
　　1987年6 月1 日，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举行了庆祝成立大会。国防部长助理威廉·塔夫特和安德迈·威廉·J ·考文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这两个人当初对《努- 考安修正案》的态度截然相反。在讲话中，安德迈·威廉建议林德塞将军的新司令部与军队的主流保持一致，他说：“在特种部队和其他部队之间，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隔阂，有些人希望这些隔阂变得更深，现在，我们首先是要打破它们，其次，要教育所有官兵，要使他们认识并理解到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和这样做的重要性。每一支部队都要竭尽全力，以提高美军的作战能力。”林德塞将军知道，鉴于国防部此前对建立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态度，采纳这一建议将会是一个挑战。

美国特别行动部队的历史(2)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历任总司令：1987年，从首任总司令林德塞将军开始，迄今已有7 任总司令：詹姆斯·J ·林德塞（1987年4 月16日～1990年6 月27日）；卡尔·W ·史延纳（1990年6 月27日～1993年5 月20日）；华纳·A ·唐宁（1993年5 月20日～1996年2 月29日）；亨利·H ·萨通（1996年2 月29日～1997年9 月25日）；彼德·J ·斯古梅克（1997年11月5 日～2000年10月20日）；查尔斯·霍兰德（2000年11月至今）。每一任总司令在任期内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机遇。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自成立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前苏联解体、美军缩编、出现新的敌对国家、地区不稳定因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数量增加等等，特种部队担负着越来越艰巨的任务，常规部队、美国驻各国大使和其他国家部门越来越多地使用特种部队。
　　任务和组织：
　　按1987年《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手册》71～81页所描述，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职责，是完成所担负的常规任务，在总统和国防部长的直接授权下，计划和领导特别行动。主要任务是：
　　最后两项任务，“根据MFP-11财政计划，提出、落实预算计划”和“发展、实现特殊行动所需装备、材料、供给和服务保障”，使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比其他任何一个联合司令部都特殊，在承担责任的同时，它拥有相应的权力。国会赋予特种部队司令部异乎寻常的权威，它能够独立控制特种部队的结构、装备和资源。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结构，是首任总司令林德塞将军建立的，它沿用了典型的“联合首长”制。1988年6 月，他对这一结构做了两处调整：J8（资源）首长负责执行MEP-11财政计划，增设J9首长，负责心理战和民间事务。
　　对司令部任务的陈述，涉及地理政治学的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对特种部队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反映出特种部队大量参加维和与人道主义援助的新特点，1993年，唐宁将军修订了特种部队司令部的行动纲领：“在和平时期和战时，随时有效地在世界范围内领导特别行动、民间事务和心理战行动，服务于地区作战司令、美国大使及所在国家军队和其他政府机构。”
　　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中还增加了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信息战和控制冲突，加强了防御措施，增加了反恐怖主义的任务。
　　为了更有效地使用特种部队，萨通将军继续对司令部的任务、目标和前景进行了修订，1996年10月，他对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做了较小的变动：“在和平时期和战时，为国家总指挥权、地区作战司令、美国驻各国大使及所在国家军队提供特别行动部队，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领导特别行动、民间事务和心理战行动。”
　　1997年10月1 日，萨通将军荣升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新当选的总司令斯古梅克将军继续了对行动纲领的修订，他为特别行动部队提出了新目标：“要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有能力、适应性最强的特别行动部队，立志拥有最卓越的官兵和最高的专业水准。”
　　尽管不断修订，行动纲领的本质是保持不变的。但对于司令部总部的结构，斯古梅克将军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的前任在机构改革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尝试，如合并职能相似的部门、实现流线型办事程序和重组人力资源等。作为一个前下属部队的司令，斯古梅克将军认识到司令部总部没有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关键的部门，而那些被忽视的部门才是特种部队的核心所在。他大胆撤消了传统的“J-首长联席制”，将作战与后勤部门合并为5 个“完美中心”，每个中心各由一名一般军官、高级军官或高级文职执行官负责。重组保证了司令部总部的工作以战略作战为中心。
　　J3和J5处合并为行动、计划和政策中心（SOOP）；作战模拟和准备处（J7）与计划和审计处合并为军事结构、准备、资源和战略评估中心；情报和信息行动中心（SOIO）包括命令、控制、通讯、计算机和资讯系统处（J6）、情报处（J2）和信息行动处（J3）；准备中心和后勤处组成了特别行动后勤采购中心（SOAL）；指挥服务中心包括人事处（J1）和特别参谋办公室。重组后的司令部总部确保各种资源的合理应用，使它能更好地为特种部队、地区总司令和美国驻各国大使服务。mpanel(1);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下属部队：
　　要使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真正发挥作用，它下面要有所属部队，这是无可争议的。组建司令部的有关法律这样规定：“除国防部长的指令外，所有驻扎在美国的现役和预备役特种部队，都接受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领导。”当时的国防部长肯斯帕·温伯格签署了命令，确定了他下属的三个司令部和大部分部队：驻扎在佛罗里达赫尔伯特的第23航空军、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的海军特别作战司令部和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基地的陆军第一军。1987年8 月14日，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成立之后，温伯格又签署命令成立了联合特别行动司令部，此后，它变成了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下属的一个部门。
　　划归到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时，第一军是负责美国陆军所有特别行动的部队。它的任务是准备、提供、支持陆军的特种部队，领导对外协助防御、非常规作战、特别情报、心理战、突击行动以及其他相关的特别行动。它的下属部队包括第1 、第7 和第10特别行动队、第4 心理战队、第96民间事务部队、第75游骑兵团、第160特别行动航空大队、预备役部队的国防军部队以及约翰·肯尼迪特别作战中心和学校。
　　但是，这些单位并非全部归属到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温伯格部长保留了心理战和民间事务部队。1987年年初，国防部长办公室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级别低于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联合司令部，专门负责心理战和民间事务。和其他特种部队的遭遇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心理战和民间事务特种部队被大大削弱，因此一些支持者担心，把这两个单位并于特别行动司令部，将不利于它的发展。林德塞将军反对这个计划，他认为将其划归特别行动司令部，有利于保护特种部队的资产和资源，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阿德迈·科隆同意他的意见。1987年10月15日，温伯格部长签署命令：包括现役部队和预备役，所有陆军、空军的心理战和民间事务特种部队，都划归特别行动司令部领导。
　　但是，温伯格部长的决定并没有完全解决心理战和民间事务部队的问题。在史廷纳将军的任期内，他解决了另一个有关这两支部队归属的长期存在的问题。国防军的领导人认为，这两支部队只有在战时才归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领导，而平时应归属国防军领导。史廷纳将军经过艰苦努力，促使国防部1993年3 月通过了一项决议，正式明确了这两支部队的归属问题。这一决定确保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在和平时期同样有权力指挥和使用这两支部队，司令部全权负责它们的军费开支、训练、装备和组织。
　　1987年4 月16日，海军创建了海军特别作战司令部，它的下属单位仅有海军特别作战中心（训练司令部）。海军第1 特别作战队和第2 特别作战队（海陆空三栖特种部队即海豹部队及特种艇部队）没有划归到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因为海军方面认为这两个部门和下属部队分别属于太平洋和大西洋舰队，因此不可能划归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指挥。海军部长詹姆斯·韦伯和海军的高级将领们都认为，那样做的结果会使海军特战部队失去与舰队的密切联系。
　　林德塞将军坚持认为这些驻扎在美国本土的部队应该归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领导。他提出的理由是，海军特别行动部队与舰队的联系，不同于它们与专业特别作战机构相联系，特种部队司令部能够更好地发挥这些部队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和其他的特种部队协同作战。1987年10月23日，温伯格部长把天平倾向了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一边，他签署命令：从1988年3 月1 日起，海陆空三栖特种部队（海豹部队）、特种艇部队和海军特别作战部队全部移交给海军特别作战司令部，到1988年10月1 日，这些部队由特种部队司令部全权负责。
　　空军23军是一个很特别的组织，它承担着两个不同但相互联系的任务：它归军事空运司令部（MAC ）领导，又作为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下属的空军单位。温伯格部长只把23军的特别行动部及下属部队划归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包括它的后备国防军和空军特别行动学校。23军依然承担着MAC 的一些任务（比如医药空运、营救、气象侦察及其他紧急空运任务）。林德塞将军希望所有的下属单位都是同级别的指挥部门，因此这种设置就带来了一些问题。
　　最初，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希望23军只担负纯粹的特别行动任务，MAC 同意这个要求。林德塞将军最关注的是：他调整改革23军的计划必须通过MAC 才能实施，目前的行政隶属关系，对建立国会所要求的指挥司令部是一个阻碍。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将23军升格为空军作战指挥部，空军参谋长兰瑞·威尔士同意了这个方案，1990年5 月22日，空军23军成为空军特别行动司令部（AFSOC ）。

美国特别行动部队的历史(3)

　　军费预算和项目发展：对国会和林德塞将军来说，MFP-11财政计划意味着特种部队在军费预算上拥有特权。尽管《努- 考安修正案》所催生的MFP-11财政计划是专门针对特种部队的军费预算，但对法律条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国防部的一些办公室认为，新的司令部不应该有自己的计划项目备忘录。林德塞将军和其他一些人持相反的意见，经过艰苦的努力，司令部终于争得了做预算和计划项目备忘录的权力。
　　但争论一直在继续，直到1988年9 月，参议员努和考安对国会的意图做了阐述：法律明确表明，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司令有权单独制定项目计划备忘录。同月，国会颁布了《公共法100-456 》，明确规定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总司令直接向国防部长提交计划项目备忘录。
　　1989年1 月24日，国防部长助理威廉·达福特签署备忘录，使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拥有基于MFP-11的预算权。随后，1990年10月1 日，国防部长办公室将MFP-11的选择权授予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1991年10月，又授予其对MFP-11的全部权力，至此，在美军历史上，一个兵种的总司令首次有权做出军费预算和计划项目备忘录。
　　为了做出全部所属特种部队的预算和项目计划备忘录，司令部要建立一套项目计划和预算的系统。即使有国会的授权，司令部发现要运行MFP-11非常困难。因为参谋力量不足，为完成这些任务，司令部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计划项目备忘录是第一步，1998年，空军完成、提交了第一份备忘录。1990年10月，根据达福特的指示，司令部开始执行预算权。1991年，司令部开始全面负责实施计划项目备忘录，司令部能够自主地根据特种部队的任务要求和发展需要，来制定计划项目备忘录并予以实施。MFP-11的建立，使司令部能自行决定如何在特别行动的要求和计划方案之间寻找平衡点。
　　为了最有效地分配司令部的资源，唐宁将军建立了《战略计划步骤》，在萨通将军和斯古梅克将军的任期内，依然沿用这个分配资源的先后顺序。随后，由于资金越来越有限，司令部必须做出重大的调整，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首先，由于资金短缺，斯古梅克将军将司令部机关与其下属单位合并，这样做的结果，保证了特种部队总司令和下属部队司令（被称为“董事会”）共同决定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在下属司令部执行的过程中不会发生改变。其次，由总司令主管资源分配能确保实施过程中的“忠诚度”，军事结构、准备、资源和战略评估中心制定了专门的程序，以监控预算是否按“董事会”的决定实施的。通过这些措施，斯古梅克将军确保把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采购系统和部队现代化：
　　建立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队的主要动因，是加速特种部队的现代化过程。司令部成立之后，国会依然在关注它的发展情况，1987年11月17日，国会在一次会议报告中批评国防部在“SOF-特别装备”方面几乎裹足不前。1987年11月4 日，国会颁布了一个附加法案，确定特种部队总司令作为“代理首脑”，有权制定、实施特种部队的采购计划，而这一权力通常是属于文职部长的。
　　1990年12月10日，国防部批准成立特别行动调查、发展和采购中心，这对特种部队司令部是重要的一步。1991年年初，采购中心首先在资源处（J8）开始组织采购工作。1992年，萨通将军在采购代办机构下新设了一个处，以加强司令部对采购和合同的管理。为履行采购职责，司令部着眼于其下属部队装备的系统化，坚持流线型的采购过程。司令部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改善现有的武器与购买“顶级武器”相结合，以便快速、经济地提高特种部队的行动能力。
　　自1987年以来，司令部几乎对特种部队武器装备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改善或更新。其中有些装备和技术十分引人注目，比如MC-130H “战爪”Ⅱ远程飞机和SOCRATES激光探测跟踪系统，在“沙漠风暴”的行动中这两者都发挥了作用，还有“旋风”系列海岸级巡逻舰等。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采购，如MH-47E“切努克”中程直升机，它能在任何天气情况下进行行动，AC-130U “幻影”武装直升机，用于空中作战和侦察，“马克V ”特别行动艇，它的作战性能极佳，可以被C-5 运输机运送到不同的战区。1997年，采购中心的“海军NSW-RIB 采购计划”，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海豹部队作战艇的运送问题，大大提高了作战艇的运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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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突发事件中，司令部多次使用其采购权，使特别部队能立即获得最先进的武器，或加快改善装备的进程。比如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部队进入伊拉克前，司令部首先对“切努克”直升机上的救生装备做了改进。在特种部队出发前往波斯尼亚前，司令部已经为部队配备了适应寒冷天气的齿轮。
　　1988年，斯古梅克将军将几个采购计划定为“旗舰系统”，之所以用这样的名称，是因为这些计划关乎特种部队的未来。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必须保证一些关键的项目，必要时可以牺牲其他的项目。在“旗舰系统”中，名列第一、第二位的分别是CV-22 飞机计划和海军海豹部队的运送系统计划。
　　行动速度和人员素质：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成立以后，特种部队任务量持续增加，无论是行动次数，还是进入不同国家的次数，两个数字都在飞升。20世纪90年代在不同时期，特别行动、心理战和民间事务行动面临的最大特点是“高要求，低强度”。在这种情况下，国防部越来越关注这种冲突特点所带来的长期影响。1993年，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平均每周有2036人次在行动，到1996年，这个数字达到4316人次，是1993年的两倍，而1999年，这个数字已达到5141人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前苏联解体后，冷战宣告结束，它带来的结果是（用林德塞将军的话）“残暴的和平”，地区不稳定、新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断增加等新因素成为和平的主要威胁，正是由于这一变化，特别行动部队更适应国家军事战略的要求。
　　为什么特别行动部队常常是国家政策的一个有效手段呢？因为它具有全面、快速、独特的行动能力，因此它能够在任何政治、军事情况下采取行动，它具有极其熟练、突出的训练外军、协助他国防御和国家援助的能力。特别是有些情况下，由于政治上的因素而无法使用常规军队，特别行动部队更是极佳的选择。冲突发生时，特种部队领导特别侦察、指挥行动、联络各部队，它的作用可以使军力数倍地增加。而在和平时期，特种兵分布在每一块大陆上，服务于地区作战总司令的军事战略，完成常规部队无法完成的任务。
　　此外，地区作战总司令和他们的参谋人员要充分认识到特种部队的能力和作用。为了促进对特种部队更深刻的理解，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一直在积极努力，他们参与地区总司令的行动计划和对联合行动的分析，根据MFP-11财政计划的规定，参与其所属特种部队的军费预算和人事变动。对地区作战总司令来说，在许多情形下，特种部队都是最佳选择，如反毒品、排雷训练、协助防御、救护演习、非作战撤退或处理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比如1996年的“太平洋港口行动”，民间事务和心理战部队帮助库尔德难民移民到达美国。在维和行动和小范围的偶发事件中，特种部队同样是地区司令部的首选部队。
　　特种兵是在民间征募的，他们自愿加入特种部队。首先他们要经受严酷的训练，要掌握进行特别行动的技能，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战士外交官”。特种兵大多被派到偏远艰苦的地区执行任务，在那里他们可能是惟一的一名美军，因此在东道主国家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眼中，他们既是执行军事任务的军人，又兼有外交的职责。一旦出现冲突，特种兵往往深入敌后，比如进行特殊侦察、进行“调转枪口”的瓦解敌军工作等。
　　唐宁将军在特别行动部队《真理》中这样定义特种兵：
　　唐宁将军和斯古梅克将军都对特种部队的《真理》进行了概括。为了确保部队的专业化，斯古梅克将军制定了“训练提高能力，教育提高素质”的原则。特种兵常常要面对一些不确定的情形，而他们如何行动往往会对战略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行动中特种兵不仅要有灵活性、成熟的判断力，而且要有诚实正直的品性。
　　斯古梅克将军论述了特种兵的成熟个人素质，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是当之无愧的“地球侦察机”。一旦出现冲突，因为他们对当地文化具有良好的理解，熟悉环境，因此他们可以做出紧急快速的反应，捍卫美国的利益。在许多行动中都能看到“地球侦察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1996年商务部长布朗乘坐的CT-43A运输机在波黑地区的山里撞毁，SOF 立即派出营救部队，1997年SOF 帮助美国公民撤离塞拉利昂，1999年援助越南洪水灾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