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的时候，我学过杨朔的一篇散文，叫做《荔枝蜜》。那篇散文给我的感觉相当恶劣，直到今日重读，依然改变不了它留给我的坏印象。余杰说，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垃圾是文字垃圾。凭良心讲，我觉得杨朔的许多文字就属于这一类。客观地说，他的文笔不算太坏，只是我实在受不了那股虚伪劲，——无论写点什么到最后都要牵扯上一个崇高的理由，比如人民群众伟大，祖国伟大，劳动很崇高，等等。我并不反对崇高，真正崇高的人我还相当佩服，只是光在口头上吹两句赞歌，却无视苦难的真实，也不敢付诸行动的话，这种崇高的真实性就让人怀疑。谭嗣同我很佩服，夏明翰我也佩服，但是光在口上喊喊“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人我一点也不佩服。因为口上吹吹夏明翰的人，未必自己也想做夏明翰，未必自己也敢做夏明翰，甚至还要帮屠杀夏明翰的刽子手们做帮忙和帮闲。
记得当年学《荔枝蜜》时，老师花了几乎一周的时间讲这文章有多么多么好，手法多么多么高明，叫啥子“逐章显志”来着。就是说我要讲什么意思先卖卖关子，以后再告诉你。当时我就对这话相当怀疑。要表达什么意思有人喜欢开门见山直说，有人喜欢回肠九曲慢慢来，未必见得哪个就高明些。如果你说多绕几个弯子能多赚点稿费我倒是能够理解。再说那篇文章，先说自己不喜欢蜜蜂，——然后写蜜蜂酿制荔枝蜜，——结果改变了自己想法（爱上蜜蜂了），最后说自己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凭良心讲，这文章要说有多高明我实在说不上来，要说立意嘛，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上面和下面那几代但凡受过点教育的都能随意搞出比这个还崇高几十倍的立意。
如果诸位不嫌我瞎抄书的话，我还愿意举出些例子，说明杨朔这厮最喜欢从屁大的事里牵扯出个崇高的理由来，——而且往往是在结尾处。先说上面的《荔枝蜜》：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么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
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
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1）
再看《龙马赞》：
“从张家口去蔚县的路上，路过一座堡子，堡子大门的墙上画着幅彩画：一匹宝马驮着极珍贵的财富，四蹄腾空，飞奔向前。题的字是‘龙马驮宝’。我感到画意新鲜，因而写成这篇《龙马赞》，赞颂我们像龙马一样飞奔的人民。”（2）
再看《百花山》：
“这种生活里处处都闪着梁振江的影子，也闪着千千万万的影子。我们不叫上那千千万万人的名字，他们（包括梁振江）却有一个永世不灭的共同的名字——这就是‘人民’。”（3）
《蓬莱仙境》：
“其实是全中国人民正用祖国的大地当素绢，精心密意，共同绣着一幅伟大的杰作。绣的内容不是别的，正是人民千百年梦想着的‘蓬莱仙境’。”（4）
再说下去就没意思了，——说来说去就那两句陈词滥调，由屁大的事想到了祖国和人民。比如说罢，这天啊，杨朔这厮心情好哇，去泰山逛了一遭，结果看到了雄伟的日出。他这爱国之情便毫无悬念地倾泻而出，不可收拾哇，立马吼道：“伟大而光明的祖国啊，愿你永远‘如日之升’！”（5）
……
虚伪的崇高，我们没必要再列举下去了。我想要解释的是，何以杨朔的高调，便是“虚伪”的崇高？何以他的崇高便不真实？因为，他一味肉麻地赞美劳动人民的同时，完全无视劳动人民的苦难。那就是，在他写出这些散文的时候（1959——1961）（6），中华大地上正经历着惨绝人寰的悲剧。我先看谢春涛《大跃进狂澜》里一段记录：
“1959年春天，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饿饭、逃荒、浮肿、甚至死亡等现象。山东省的馆陶县，仅到邯郸一地逃荒的就达13000多人。云南省有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浮肿。情况严重的广东省崖县、南雄、罗定、钦县等地，不但饿肿了10930人（不完全统计），而且还饿死了134人。”（7）
仅广东省的几个县就饿死了134人！比之大跃进饿死的人的总数，这只是九牛之一毛。我特意提出这看起来算是“少数”的“一小撮人”，是想说明：任何个人的生命与自由，都应当受到珍视，而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少数”绝不能成为被“多数”凌辱的理由。再看另一项统计：
“更为严重的是，全国相当一部分农村还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就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一个社就死亡近4000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竟高达30%。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了1000万人。”（8）
仅1960年一年就饿死了1000万人！那么，大跃进时期中国一共饿死了多少人呢？我们先看一个说法：
“人们估计，因缺乏粮食而致死的，全国大约有2000——3000万人。”（9）
这是中共没有公布统计数字之前人们作出的保守估计，也有估计到四千多万的（10）。事隔多年的我们回首历史的往事，必有雾里看花之感，但四十年前的杨朔亲逢其时、亲临其地，怎么会不知道当时遍及中国的人间惨剧？他如何不知道，当时的中国遍地坟头、遍地死尸，甚至已经发生了人吃人、大街上公然卖人肉的惨剧？他闭上眼了，他不管不顾了，他拿起他那支污秽不堪的笔悠闲地粉饰太平了，他抬出他那把卑劣无比的喇叭麻木地歌颂人民了，他又居心叵测地“憧憬”着“祖国的春天”了。当成千上万的百姓四处流亡，当数以千万计的百姓活活饿死，当饿得瘫倒在地的人民无力地伸出索食的手，——他们的眼里透射出希望而又绝望的光芒，他们脸上的皱纹堆在一起像是只苦瓜，杨朔，——他依然不管不顾地歌颂着劳动人民如何如何勤劳、如何如何肯吃苦。我忍不住要压住满腔热血问上一句：杨朔，你还有没有良知？
年幼的时候，父亲跟我讲述他儿时的故事：那时节粮食紧缺，一个人一天只有二两米。四兄弟中，父亲最小，爷爷怕他饿着，每次吃饭都从自己碗里挑出鸡蛋大小一团给父亲吃。于是父亲活了下来，而爷爷饿死了。父亲说，那年头饿死的人成千上万。每当我想起这个故事，我的泪水几乎就要溢出来。可是我每次都告诉自己：我不能哭。哭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造成这些悲剧的根源。年纪稍大了一些，一位跛脚的伯父来我家做客，——他不过五十来岁，头发却全白了。我问他：你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他呵呵笑着说：我们哪有钱，一个月卖菜只有几毛钱。这时与他同行的女儿也跟着呵呵傻笑。如今我回想他的话，明白他所处的村落离乡里的市集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自己种的粮食蔬菜自己够吃就不错了，一个月只赚几毛钱并非虚言。小学的时候，每逢长假我都要去农村里的姨妈家住上一段日子，去田里干干活，放放牛。那时节我认识了好些放牛的孩子，其中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穿得很破烂的小姑娘，唱着很动听的歌。我惟一记得的一句歌词是：“我要去桂林，我要去桂林……”我想她可能很希望去桂林一览秀丽的山水。不过据我说知，她最多能辍学去桂林打工。姨妈对我说，以后你当了作家，要帮我们小百姓说说话，讲讲百姓的日子多么可怜。她又说，以后你要是当了官，有人送你一只鱼，可千万不要把鱼扔了，——一定要把鱼肚子破开，——里面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哇。后来每当我拿起笔的时候，就有些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笔下所写的，并非真实的事情，又或不能代表百姓的心声。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没有任何力量能把它打倒。那就是：一流的作家笔下所抒写的，应该是真实的苦难，而不是麻木的歌颂与虚伪的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