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虽然时间场地不同，但相同的是美方要求中国开放金融业、开放资本市场。
中美开展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前夕，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宣布，全面启动对证券业和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评估工作。较为接近事实的看法是，中国证监会的这一发言是在中美谈判之前做出的战略性开放姿态。
更为实际的开放案例来源于一家新的合资券商公司。中国证监会6月15日宣布，批准由方正证券和瑞士信贷合资成立的瑞信方正证券，暂停3年的合资券商审批业务重新开闸。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行业开放是大势所趋，对此不应存在疑义。最让人担心的是，我国的金融机构(包含证券业与银行业在内)能否抵挡开放后外资咄咄逼人的市场占有能力？
中国资本市场属于倒逼式的开放，美方步步进逼，中方有条件、有原则地步步退让，最终达到双边对等开放的目的。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数据，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不低。除了现有的面向境外投资者的B股市场、允许内地企业到境外上市等政策外，已设立逾30家合资证券公司及基金公司，允许4家境外证券机构的驻华代表处成为沪深交易所特别会员，许可60家境外证券机构在内地直接从事B股交易；已有6家境外证券交易所在华设立代表处。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足以吸引全球资金———严控信贷，经济虽有下滑但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各种大项目上马，刚性的投资需求由于房价与股价下降被抑制，只等政策放松就会发生反弹。在市场低迷时布阵，成为外资的最好选择。
我们应该承认市场力量的不可抗拒。受市场本性驱使，主要资本项目受到严厉管制没有能够阻挡外汇进入中国的脚步。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从去年开始，外汇贷款的增长不断加快。今年一季度，外汇各项贷款增加488亿美元，同比多增462亿美元，增加18倍。德意志银行分析师认为，今年头4个月，中国官方储备增幅为2300亿美元，而实际热钱流入量可能达到3700亿美元。大量外汇的进入，给国际投资者提供了促使中国金融开放的强大动力。而目前国外商业银行、投行、投资机构早已在中国布局，一些合资金融公司也在拟议之中。监管层百密百疏，一旦宣布开放，将有千百家由境外专业人士主导的金融机构像雨后春笋般出现。
应对开放的冲击，有关部门未雨绸缪。
以券商为例。借着上一轮熊市变局，有关方面强力整顿券商，进行行业的大并购大重组，全国100多家券商将被划分为四类，以净资本等为门槛，A类即从事相关创新活动证券公司类，要求综合类券商的净资本要在8亿元以上，经纪类券商的净资本要在1亿元以上，获选A类的券商将在通过审批的前提下有资格从事各项创新活动；又是借壳上市，又是保荐，又是创设创证，吃尽独食。经此轮重组，不消说券商亏损一笔勾销，资本金急剧扩大。不过表面的风光难掩体质的不足，很少有人会否认，我国的券商还处于靠天吃饭阶段，业绩随着资本市场的热度变动，而从创新类券商发行权证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们的责任水准也没有因为重组发生太大的变化。行业门槛的行政设置使不同的牌照拥有不同的溢价权，使券商不费多大的力气就可以获得不菲的收益。
为了在开放之前做大做强我国的国有券商，有关方面花费的成本不低，设想不可谓不周到。只是思路可能需要变一下。能否不在国有控股的前提下通过扶持重点企业做大做强，然后按照扶持之后的门槛给出不同的利润？
大并购大重组，整合资源为国有控股的大企业、大公司服务的思路虽然稳妥，但也有风险。这些大公司在短期内成为全国甚至世界的龙头企业，如在去年股市极盛期，工行的总市值一度超过花旗。但除了市值外，公众关心的还有类似工行这样的大企业的组织架构，创新能力，真实的中间业务能力，以及控制风险的能力。前者能给投资者带来短期收益，而后者则能使中国经济与中国投资者获得一流的金融配置企业。
以资本与优惠政策扶植起来的大企业，一旦真正进入开放时代就会遇到一些挑战。在开放之前，有关方面有必要深入思考中国企业的改革路径，找到国有控股企业的市场化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