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他纯洁的热情：周恩来初恋情人张若名(转贴）|大话辛集 - 辛集社区 - 辛集聊天室|辛集同学录|辛集交友|辛集生活|辛集论坛，尽在辛集社区！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05-11-10

从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妇女到第一个留法女博士，无论在二十世纪的学生运动史或者是妇女运动史上，都应该留有张若名这个名字。
在张若名的人生中，有三位男人占重要地位。
周恩来——张若名革命时期的密友，但因革命态度不同而分道扬镳；
杨堃——中国民族学的创立者，张若名和他结成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
杨在道——张若名之子，母亲将儿子送进监狱，最终儿子为母亲的平凡而奔波；
张若名一生犹如大起大落的电视剧。当年她答应周恩来保守党的秘密，她的丈夫一直不知道妻子早年的辉煌。

“中国革命在二十世纪发展得如火如荼。当时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在这重要时刻作出了贡献。然而，随着时间的消逝，运动结束之后，他们湮没在历史之中，本文描述的是一位小人物－－张若名，她对天津‘五四运动’时期的女权运动和整个学生运动贡献很大。二十年代初期，她曾在法国加入中共，１９２４年退党。继而从事学术研究，成为其中一个最早获得法国博士学位的中国妇女”。
　　　　　　　　　　　　　　　
　　　　　　　　　
　　１９３１年１月４日，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风尘扑扑地走出北平车站，他们是乘火车离开巴黎，途经柏林、莫斯科、西伯利亚，辗转十多天才到北平的。这对夫妇的外表都很普通，女的短发、中等身材，男的戴着眼镜。他们太普通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和经历，但是他们终究是要被写进历史的。
　　女的叫张若名－－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提到她的名字总是ＸＸＸ然而她却是中国第一个著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妇女；她是五四运动和妇女解放的先驱；她是中国第一个留法的女博士（从目前的资料看，也可能是第一个女博士）；她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她还是周恩来早期的亲密战友。
　　她的丈夫杨堃是中国民族学的创始人，还是民俗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他曾担任过国民党旅欧总支部的宣传委员，与邓小平、李富春等旅法人员相识。
　　他们是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
　　２７年后，她投河自尽，死后还要被开批判会；
　　６７年后，他也离开人间，遗嘱是遗体捐献给医院，然而却无医院接收。
　　他们的故事如戏剧，知识分子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政治的悲剧、个人的悲剧。
　　
　　　　　　
　　　　　　
　　有人说张若名的名字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不被提起，是因为涉及到周恩来。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事实上，当时他（周恩来）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不过，这段恋情似乎没有多久便结束了，那位姑娘嫁给了别人。
　　韩素音这段话有误。因为张若名早年退党、后来自杀，她的名字不便被提及；周、张之所以分手也不是因为张若名嫁给别人，张若名在当时算是晚婚，１９３０年嫁给了旅法公费生杨　，此时周恩来已与五年前和邓颖超结婚。
　　
　　张若名与周恩来的相识缘于五四运动，张若名十七岁，周恩来二十一岁。他们都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
　　周恩来１９１７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选择了赴日留学。在日本他没有考上学校，但是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１９１９年４月，国内反对“二十一条”的救国运动传到日本，周恩来立即从日本回到天津，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他担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
　　别看张若名年轻，可她已是“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部部长，主持评议部的会议，很是活跃能干。她还当选了“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庶务科干事，多次奔走于京津之间，组织集会演讲、请愿示威，声援五四运动中被捕的爱国学生。
　　为了斗争的需要，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这四位学生领袖提议创办一个联合组织，将“天津学联”和“女爱会”的骨干联合，出版刊物，宣传真理。这就是觉悟社和《觉悟》杂志的由来。觉悟社有二十位社员，男女各半，最小的社员是十五岁的邓文淑（邓颖超），她是“女爱会”的讲演队长。
　　张若名与周恩来、邓颖超都是觉悟社的骨干，他们三个的友谊应该是同志似的，那时觉悟社里规定社员之间不能恋爱，张若名与周恩来还都抱着为革命要独身的念头。
　　但他们都处在青春妙龄，又都接受了“新鲜事物”，张若名与周恩来感情似乎更接近一些（十六岁的邓颖超还是个女孩），而且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史合适的一对。在１９２０年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中，他俩和郭隆真、于方舟等请愿代表被天津警厅关押了。
　　经过北京爱国律师刘崇佑的精彩辩护，关押近半年的四位代表全部释放，受到天津各界英雄般的迎接，还集体合了张影，张若名与郭隆真坐在前排，周恩来在第四排，是学生中最英俊的。后来周恩来的头像被单独放大，成为大家最熟悉的周恩来学生时代的照片。
　　出狱后，张若名将自己监狱中的日记交给周恩来。
　　日记不仅记录事件，也记录心境，一个年轻姑娘不会把自己的日记轻易交给男人。这表明他们之间互相信任，没有芥蒂。周恩来将其中一段编入自己的《警厅拘留记》，并注名：“张若名的营务处一段日记”。
　　在张若名入狱时，她的父亲张绍文来到天津要女儿承认“错误”，以便提前释放。没想到张若名拒不认错，还向父亲宣传自己的主张，气得父亲对反动官员说：“我不认这个女儿了，你们把她枪毙算了”。如今女儿出狱回家，父亲怕她再参与“惹事生非”的活动，要给她找婆家。在密友郭隆真等的帮助下，张若名设计出逃，声明和家里断绝关系。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十八岁的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战友乘上了法轮“波尔多斯”号，赴法勤工俭学。同船的有一百多学生，后来，张若名是其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妇女，其余不少人都成了本世纪著名的政治人物。
　　在法国，张若名和周恩来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他们仍然见面、交流。周恩来曾经写信给盛成－－后来获得过法国文化骑士勋章，让教张若名和郭隆真法语。
　　英俊有为的周恩来那时虽然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但很多名士看好他。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认为周恩来有宰相之才，曾请校长张伯苓为自己的女儿提亲；为周恩来当辩护律师的刘崇佑也看中了周恩来的才能，要想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周恩来，都被年轻的周恩来拒绝了，因为他不想受控于人。遗憾的是严修、刘崇佑都没看到他们的预言实现，也即周恩来当总理的那一天。
　　周恩来很绅士、有风度、温文尔雅、尊重妇女，作为礼貌，他会掏尽仅有的钱买花给女房东。人人都喜欢他，尤其是女人。
　　邓颖超给远在法国的周恩来写过二百五十封信。在周恩来出国前，十六岁的她给周恩来织了一件毛衣，领口上绣着“给你温暖”。这些革命者除了有为真理不怕杀头的信念外，仍是有着浪漫情怀的。现在听来，依旧使我们亲切和感动。
　　１９２４年，张若名和当时的书记任卓宣（后叛党）在思想观点上有分歧，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她的共产党员的身分也由此暴露，无法继续革命活动。
　　她的思想产生激烈波动。可能她心里认为，她是留学生，到法国就是来读书的。也可能她考虑到要回国干革命有不便之处，因为她和家庭脱离了关系，工作能力和学识都不够强。经过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张若名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组织，安心读书做学问。那时她也不能预料退党一事竟成了日后要她命的武器。
　　周恩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奉命回国，正在筹建的黄埔军校正等待着他。张若名和郭隆真在里昂车站送走了周恩来。
　　由于所选择的人生之路不同，他们的缘分也就在汽笛声中尽了。
　　他们曾经走得很近，但最终还是失之交臂。这一点周恩来没有隐瞒，他不止一次提起过往事。
　　他曾对侄女周秉德说过，他在旅欧初期，曾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她是革命的同情者，“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我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周恩来也曾经说过他后来和张若名的见面，张若名夫妇都已是著名的学者。不过周恩来没有说张若名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后来邓颖超对周秉德说出的。
　　后来周秉德对同事徐泓说起张若名，徐泓写了那篇很轰动的《张若名与周恩来－－一个历史盲点的揭秘》，他们的这段往事才被人渐知。
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也写到周恩来和张若名的往事。
　　在周恩来的回忆中，张若名“长得还不错”。从张若名保存下来的那些照片看，这个河北保定姑娘外表极普通，但她有一双忧郁的眼睛和超人的才华。
　　　　　　
　　１９３０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正在法国里昂大学读书的张若名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她出去一看，竟然是分别了六年的周恩来！
　　他穿一身笔挺的白西服，头戴白色“法国盔”，样子还很英俊。原来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六大以来的工作时（也有说１９２８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时见面的，经考证不准确），取道法国，特意看望了在法国的老朋友们，其中自然也有张若名。
　　他们在一家咖啡馆畅谈。十年前，他们还是并肩做战的学生领袖，十年后走的是不同的路。此时的张若名是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塞贡教授的博士生，她正在准备毕业论文《纪德的态度》；从１９２８年起，周恩来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在上海秘密指挥革命工作。他在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彻底投身革命，准备随时为党牺牲。周恩来已和张若名的另一位战友邓颖超结婚。邓颖超一直从事政治活动，成为受关注的妇女政治家，２２岁就当选国民党二大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可能是最年轻的），２４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
　　周恩来讲述了当年觉悟社社员的近况，有的人仍在艰难从事革命工作，有的人脱离政治，有的人堕落了。他说：这次分手，将来什么时侯能再见很难预料。干革命是他唯一的选择，为了严守秘密，他随身带着烈性毒药……
　　表示无论在任何状况下也严守党的秘密，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对以往的经历守口如瓶。她的丈夫杨竟对妻子的过去一无所知，也没怎么听她讲起过。
　　周恩来、张若名，他们在夜幕中分手了。
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中说，此次相见，周恩来还委托张若名买一块女表。这是邓中夏坐狱积攒的一点钱，他想给妻子买一样纪念品，请周恩来帮忙。周恩来自然想起张若名。张若名买了一块瑞士银质女表，邓中夏的妻子非常满意。在邓中夏牺牲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戴在腕上。
　　据说几年前有一部描写早年周恩来革命活动的电影剧本还写了两人在咖啡馆相见的这场戏，但因种种原因而没能投拍。
　　　　　
　　１９５５年４月８日早上６点半，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派车接张若名夫妇。车东拐西拐，来到昔日云南王龙云的住宅，现在是省委的贵宾招待所。
　　八点钟，会客厅门口出现了一个人，依旧是炯炯有神的眼睛，神采焕发，大步走向他们。这正是周恩来－－他们青年时代的战友，如今的中国总理。
　　虽然曾经是战友，也曾是要好的朋友，但张若名此时有些拘束，声音和手都有些颤抖，“周、周总理”。
　　原来周恩来当时准备出席万隆会议，想了解少数民族问题。杨堃是著名的民族学专家，周恩来在昆明逗留了几天，想藉此对民族问题有所了解。他没有乘原定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这使他幸运地避开了国民党特务对他的那场谋杀。
　　周恩来和杨堃聊起民族学，谈的很热烈。陈毅则和张若名聊着纪德和法国文学，还谈起法国往事。从早上八点聊到中午十二点，意犹未尽。周恩来又留他们夫妇吃了饭。
　　吃完饭，室内只剩下周恩来和张若名夫妇三人了，张若名问周恩来在法国介绍她入党的情况，周恩来简单干脆地说：“你当时入的是团，不是党”。张若名大吃一惊，这和自己还有别人的记忆不一样。后来一想，这可能是周恩来为了保护她才这样说，因为退党的性质比退团严重得多。
　　周恩来问他们夫妇：“你们还愿意回北京吗？”他们夫妇当然是愿意的，但最终没有回去。有的不实传闻，说是受到某种干扰。张若名的大儿子杨在道先生说，他母亲不愿去全国妇联当法文秘书，那是参与妇联和外交部对法国方面的外事活动，做的是翻译和接待工作，张若名觉得工作不理想而没去，决非受到什么人的阻挠。
　　可见有的人凭空想象，还以为合情合理，歪曲了多少历史真相。
　　邓颖超听周恩来讲述和张若名夫妇见面的过程，说怎么没拍照片？她想知道张若名现在与当年有什么变化。
　　提起周恩来、邓颖超，杨在道先生的口气充满敬佩。是邓颖超为母亲平的反。想到母亲一生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刚结束劳教的杨在道给母亲当年的战友邓颖超寄了封信，就是从邮局寄的，写着邓颖超姨妈收，诉说母亲身后还没有结论。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回音，在邓颖超的关怀下，云南大学为张若名平反，做出了这样的政治结论：“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那一年是 1980 年，张若名自尽已经 22 年了。
　　海外一些企图诋悔周恩来的书，涉及到张若名的部分，都是歪曲历史，其用意显而易见。近年来有些人采访杨在道先生都是想探知周、张的关系，对这种挖人隐私的目的，杨先生当然是拒绝的，他对社会上一些捕风捉影的流传表示愤慨。周恩来都不隐讳，邓颖超晚年也对韩素音说起张若名这档事：是的，有这么一回事……不过这并不重要，是不是？
　　我曾多次和青年周恩来的扮演者、总政话剧团演员刘劲讨论将周恩来在法国的这一段经历搬上电影或电视剧，不从写伟人的视野出发，而是从写普通人的角度，写一个有理想、有梦的年轻人，他在人生之路上的追求、迷茫、犹豫、选择，风格应是唯美的、浪漫的。“女主角就是张若名”。刘劲肯定地说。应该是，这是历史。
　　　　　　
　　　　　　　
　　张若名悲剧应该是从她童年就开始了。
　　她的身世并不复杂，１９０２年出生于河北保定清苑县温仁村。说富裕，她家只是村里的首富，有些土地。父亲张绍文毕业于陆军学校（清代有无这样的学校？保定军校是后来才有的。但张若名的儿子杨在道先生这样说，想来也是有依据的），在广西的军队里当过测绘科长一类的小官。
　　张若名的母亲叫张伯英，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张若名是老大。
　　父母结婚不久，父亲就去了广西。父亲慌称未婚，又骗娶了一个女人，还带回家乡，结果原配张伯英受到冷落，如同奴仆，精神上受压抑。张若名目睹母亲的不幸，想到母亲受封建礼教压迫的痛苦，产生了宁可削发为尼，也不受男人气的想法。
　　张若名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二大爷张　仁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天津开医院。他思想开明，主张女子上学念书，把侄女从家乡接到天津，从此，张若名的命运得到改变。不再有烦心的事搅扰她，繁荣的津门使她开阔眼界。
　　１９１６年，张若名考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郭隆真也是该校专修科学员，五四运动中天津女界的杰出人物多出于此校。
　　　　　　　
　　从１８岁起，张若名写了一系列宣传妇女解放的文章，在觉悟社的刊物《觉悟》杂志创刊号上，她以“三六”的署名发表了近七千字的长文《“急先锋”的女子》，提出“女子解放从女子作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女子必得具有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她大胆地说：“革命二字，我们中国人最忌讳，以为提倡革命的人是大逆不道，据我看是极平常的事，因为争真理才有这种精神，人人应当具有的”。
　　有意思的是，她提出，当“先锋”的同志资格有三种，第三条是抱“独身主义”，这恐怕还是母亲不幸的遭遇给她心理留下的阴影吧。
　　在法国时，张若名又给刘清扬、邓颖超等人寄了一篇《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她说“由此可知，压迫妇女的势力与压迫一切民众的是一样东西，就是中国的军阀同欧美的资本家。我们还说什么不问国事，只讲女子解放，这全是自欺而欺人的言语。姐妹们，时机到了，一致反对我们的敌人，反对压迫民众的东西！团结起来啊！……不推翻压迫者，不打破私有制，妇女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
　　张若名之所以１８岁就成为“女权主义者”，想来和她受压抑的童年、少年关系很大。　　　　　　　
　　　　　　　
　　１９２２年，张若名加入周恩来等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早期女共产党员，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周恩来的化名是“伍豪”，张若名的化名是“一峰”，她还是国民党旅欧支部最早的评议委员。
　　张若名和郭隆真在一间环境很差的云母片厂做工，生活艰难。在繁重的劳动和学习之余，张若名给国内的《晨报》写文章，介绍留学生在法国的情况及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业余时间她参加党的学习活动，张若名的法文好，可以阅读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常常担任学习小组的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把自己的讲稿整理成《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等文章，发表在周恩来主持的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半月刊上，并被油印成小册子。1924年夏天，周恩来回国任职黄埔军校时，将这几本小册子带回，在国内铅印出版，这是最早的中国妇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２０岁的张若名还写了《帝国主义浅说》一文。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她的这三篇文章和任弼时的一篇文章被编成《马克思主义浅说》一书出版，这些都使她成为中国最早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妇女。
　　　　　
　　在张若名送走最要好的两个朋友周恩来、郭隆真离开法国后，她远离政治，专心研究学问。她的基础并不比别的留学生好，可是她的刻苦使她成为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妇女。
　　１９３０年，她用法文写成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被评为里昂中法大学最优秀成绩，出版后很受好评。
　　她为什么爱读纪德？她说：“我爱他那无边的孤寂，我爱他那纯洁的热情；我爱他那心灵里隐藏着的悲痛，我尤其爱他那含着辛酸滋味的爱情”。
　　纪德看后回信说：您无法想象，您出色的工作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鼓舞和慰藉……。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由于您的劳作，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
　　的确，张若名的语言如诗一样美。在《他为什么有如此悲哀的命运？》一章中她这样写：
　　“当他孤寂到不能忍受的时侯，他想有一个人在他的身边，然而他并不需要一个女子，他却需要一个朋友，也和他一样，在深夜里感到悲哀得无可奈何，他愿意向他低声蜜语，安慰他，爱他，给他一种足以克服一切悲哀而胜利的快乐！”
　　在《他为什么梦想着这样离奇的恋爱？》一章中，她这样写：
　　“他却渴望着精神的恋爱。他愿意她的灵魂和他的灵魂完全一样，他把他的思想，他的美感，和他的纯洁爱，一滴一滴地灌注到她的心里，当他伏在她的身旁，静悄悄地偷着听到他自己的回音时侯，他即深深感觉到灵魂的交融。
　　灵感的交融说来是非常的空虚，然而这却是人世间极稀少的一种幸福”。
　　以后有不少中外学者介绍这本书。１９８８年５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专题报告《张若名与纪德》，介绍张若名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和她对纪德研究的成就，英文讲稿很快以其它外文在外国杂志发表。１９９４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纪德的态度》，得到好评，三年后又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