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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丑陋心态——中国的“告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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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心态——中国的“告密”文化
沙叶新

南汉大宝二年（公元９５９年）秋，１７岁的荒淫皇帝刘鋹正在宫中与赐名“媚猪”的波斯女及嫔妃宫女玩耍嘻乐，突然，宦官许彦真神色紧张地跑进来，他跪伏于地，声称尚书右丞参政事（副宰相）钟允章在外谋反。原来南汉重用宦官，有“太监王朝”之称，钟允章秉政后肃整纲纪，几次奏请诛除几个声名狼藉的宦官，被宦官们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一天，钟允章去南郊巡视祀天的祭坛，他与礼官登坛后，四顾指挥摆设神位，许彦真望见，大呼：“这是谋反！”于是拔剑升坛，钟允章迎头喝叱，许彦真驰走进宫。刘长闻报后，不辨真假，下令将钟允章逮捕入狱，并派礼部尚书薛用丕负责审讯。钟允章与薛用丕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便泣不成声地对他说：“吾今无罪，自诬以死固无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长，公可告之。”没想到薛用丕竟将此话告诉了许彦真，“彦真闻之，骂曰：‘反贼欲使尔子报仇邪？’复入白长，并捕二子系狱，遂族诛之”（《新五代史•南汉世家》），钟允章因朋友的出卖而遭灭门之灾。三年后许彦真也被宦官龚澄枢使人告发“谋反”，全族被诛。

一、“告奸连坐”与“亲亲相隐”

“告密”，又可称为“告发”、“告讦”、“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揭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告密”是为社会上的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但在几千年里却如长了翅膀的瘟疫虐行于大地，催残和折磨着无数人的肉体和心灵。中国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乐土，“告密”成为缠绕中华文化挥斥不去的梦魇。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告密者”是崇侯虎，那是商纣王时代，距今约３１００年。纣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因为不喜淫乐，纣王就把她杀掉，把九侯也剁成肉酱，鄂侯争辩几句，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史记•殷本纪》）。崇侯虎能知道姬昌背后叹息一事，可见他和姬昌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为了讨好纣王，竟干起了出卖朋友的下作事。姬昌心怀宏图大略，被囚七年里忍辱负重，甚至在长子伯邑被纣王杀死、作成肉羹时，“文王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史记》注引《帝王世纪》）以麻痹纣王，另一方面，潜心研究，将伏羲八卦演为十六卦、三百八十四爻，撰成《周易》。同时，姬昌的手下散宜生、闳夭素、姜子牙等人四处活动，“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史记•周本纪》），在中国历史上首创“美人计”。纣王大喜过望，说：“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于是命令放掉西伯，并赐给他弓箭斧钺，让他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纣王还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告诉姬昌：“说你坏话的是崇侯虎这小子！”这有些像斯大林把高岗出卖给毛泽东，因为专制者内心也鄙视告密邀宠者。姬昌后来找了个机会讨伐崇侯虎，将其灭掉。
商鞅变法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国力基础，他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将“告奸”和“连坐”制度化、严密化：“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这一制度建立在“什伍”即里保户籍制基础之上，秦国从此变成了一个大军营、大集中营。这一举措招致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仅在都城“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商鞅采取严厉镇压、无情打击的方法，效果显著，当初的一些反对者改变态度，“有来言令便者”，商鞅却斥之道：“此皆乱化之民也”，把他们尽迁于边城，收到了“其后民莫敢议令”的奇效。商鞅把自商纣王、周历王开始的“钳制民口”、打压“言论自由”的铁血政策发挥到极致。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死后，曾屡受商鞅羞辱的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才悟到其法之“敝”岂不过晚！害人到头终害己，商鞅最后被车裂分尸、满门抄斩。
“告密”，尤其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讦”，其恶果是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受到严重的腐蚀，社会的长治久安终成泡影。先秦时的著名公案“直躬证父”便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争议和有识之士的忧郁。“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怀“博爱”之心，以风俗不同来间接谴责直躬的行为。连身为“法家”的韩非干脆把直躬杀掉了事：“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五蠹》）。吕不韦以秦国公子异人为奇货，赢得了一场政治豪赌，“直躬证羊”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便成了“下智上愚”的游戏：“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所谓“直躬”者竟强词夺理，方圆任情，把个荆王侃得头晕脑胀，只好将他放掉，吕不韦借孔子之口对此行为表示不屑：“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吕氏春秋•当务》）。
随着儒家地位的确立，“父子相隐”的主张为后世接受，汉宣帝地节四年（前６６年）颁布“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
此后“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所遵循，其要有三：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二、告发应相隐的亲属有罪，唐至明清的法律甚至规定，审案时如果命令得相容隐的亲属作证，涉案官员处刑；三、两类罪行例外，一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因为这类罪或直接侵犯皇权，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另一类是亲属互相伤害罪，因为如果不容许告诉，被告人失去自我保护权利，家族关系也难以维护。
东晋元帝时，卫展为晋王大理，他上书反对“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的作法，因为“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晋书•刑法志》）。梁武帝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出庭，作证其母有罪，法官虞僧虬表示：“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景慈宜加罪辟。”（《隋书•刑法志》）景慈被判流放交州。元至治二年，驸马许纳之子苏拉告发说：“臣父谋叛，臣母私从人。”英宗斥之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乃复告讦！”下命杀掉苏拉（《续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元纪十九》）。

二、“告密”大行其道的四个朝代

“亲亲相隐”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大为收敛，但其他人，如乡里、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告发绵绵不绝，在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怂恿放纵下，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浊浪拍天。自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倾家荡产、人亡族灭者数以千、万计。
一次是汉武帝时“告缗”，严格说来，这是一次经济行为。汉武帝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国库为之匮乏。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搜括财富。“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１２０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个人财产必须首先自报，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此即“告缗”。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右内史义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汉书•酷吏传》），汉武帝知道后大怒，以“废格沮事”（即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将义纵弃市。于是全国算缗大行，告缗成风，“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第四下》）。北宋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实行“手实法”，类似于“算缗”和“告缗”，“其法，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宋纪七十》）但因弊端丛生，仅实行一年便停止，中丞邓绾曾指出其危害和废止的原因：“凡民养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商贾通殖货利，交易有无，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即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其势安得不犯！徒使讼者趋赏报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
史称“则天革命”的武氏改朝换代，其完成和巩固的“杀手锏”之一便是“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旧唐书•酷吏传上》）。垂拱二年（６８６年）三月，武则天采纳鱼保宗的建议，设置“铜匦”，类似于现代的“举报箱”。铜匦为方形，铜铸，当时设置了四个不同颜色的铜匦，列于朝堂四方，“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新唐书•百官志二》）。并设立“理匦使”的官职，专门负责开启检验。武则天诏旨地方，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不得询问详情，给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驿马送其尽速来京，“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书•后妃传上》）。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赏，“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新唐书•酷吏传》）。四方告密者蜂拥而起，来京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于途，“于是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磨牙，噬绅缨若狗豚然，至叛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昏”（《新唐书•酷吏传》）。这个索元礼本是胡人，因告密得到武则天的赏识，被任命为游击将军，负责审理案件，死在他手下的达数千人。大臣入朝有时便突遭逮捕，从此音讯绝无，“故每入朝者，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旧唐书•酷吏传上》）一般军民亦难幸免，据《朝野佥载》，公元６８４年某日，十几个侍卫军士在客店饮酒作乐，一个人开玩笑说：“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这个“庐陵王”就是已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有一个人趁大家不注意离席走出，去向上司呈文告发，酒席还没散，羽林军已破门而入，把他们全部抓获，经审问属实，告发者授五品官衔，说那句话的人处斩，其余在场的人属于”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太平广记卷二六三•无赖一》）。
明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抢了侄儿建文帝的天下，他将方孝儒的十族（九族加门生朋友），共八百七十三人，当着方孝儒的面逐个处死，把方孝儒千刀万剐，随后“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抗违者既尽杀戮，惧人窃议之，疾诽谤特甚”。山阳平民丁钰告密其乡亲出语诽谤，因此而获罪者达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明史•刑法志二》），告密成为“晋身”的捷径。朱棣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彼此告讦，恢复朱元璋时已废罢的锦衣卫，并于永乐十八年（１４７７年）设立东厂，从此厂卫合势，特务横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据史载，朝野内外均以刺探臣民隐私为乐事，“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在天启朝魏忠贤专权时，有四人深夜饮酒于密室，一人喝得兴起，谩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吓得不敢出声，骂声未落，已有人冲入密室，立刻将四人押至魏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刑法志三》）。满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华，为维持和巩固统治，在残酷镇压各地反抗的同时，大兴文字狱，在入关后的第五年（１６４８年）便发生毛重倬等仿刻《制艺序》案，其后愈演愈烈，仅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里文字狱多达百起，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则无年不有，而在乾隆四十三年竟达十起之多。皇帝事务繁杂，绝无可能遍览天下诗书，所以“文字狱”大都由告发而起，如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清史稿•文苑传一》），两年后康熙下令将戴名世处斩，方孝标戮尸，是案牵连数百人。赵申乔身为都御史，疏参本为职责所在，但此事仍仍遭到指责，“申乔有清节，惟兴此狱获世讥云”，一世清誉毁于一旦。
进入二十世纪，推翻了皇权专制，建立了民主共和，谁承想血雨腥风仍弥漫神州，如仅因“舒芜献书（信）”一事而最终酿成的胡风案，遭难者便达一千多人，“大革文化命”更是史无前例，现在血仍未凝，风犹在耳，不需我来多言。
分析告密的原因，大致有四种：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因而大义灭亲；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出的选择；与被告者有私怨，借机报复；完全是利欲熏心。除第一种情形外，告密者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
告密者出卖他人隐私，同时也付出了自己作人的尊严。能置亲朋挚友于死地的人，可以想见其内心已经猥琐龌龊到何等地步。最典型的是唐代的宋之问，其一生可用八个字概括：“才华盖世，无耻之尤”。据史载，“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旧唐书•文苑传中》），他在诗律方面成就尤大，“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全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新唐书•文艺传中》）。俗话说“文如其人”，但宋之问却是个例外。他曾给武则天当面首，为张易之持溺器（即便壶），在张氏兄弟被诛后，他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次年春逃回洛阳，友人张仲之出手救援，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张仲之忠于唐室，与王同皎（中宗之女安定公主附马）等人密谋除掉武三思，因为他们把宋之问视为知己，疏于戒备，被宋之问得知，他竟指使其弟宋之逊的儿子宋昙暗中向武三思告密，导致王同皎等被斩首弃市，宋之问则“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睿宗即位，以“狯险盈恶”将宋之问流放钦州，随后赐死，“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决。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诀。’使者许之，而之问荒悸不能处家事。”死到临头吓得屁滚尿流，不知所措。就是这么一个无耻无行的家伙，居然还曾作诗自诩说：”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题张老松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其“礼义廉耻”、“忠孝仁义”的伦理思想与告密行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告密也受到官方（至少是表面上）的谴责和抵制。
秦以暴政亡国的历史教训引起后世统治者的警觉，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汉书•刑法志》），之后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初实行无为而治，萧规曹随，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到汉文帝时，更废除连坐、肉刑等，贾谊屡次上疏，分析秦亡的原因之一：“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汉书•贾谊传》），这代表了多数朝臣的看法和主张，“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汉书•刑法志》）。
在唐太宗时期，侍御史权万纪与李仁发二人均以告讦而得到唐太宗的宠信，由是诸大臣数被谴怒，魏征进谏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征一针见血，揭穿了君主利用小人的心理，即“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尤其是最后两句话说得很重，太宗不以为杵，认为言之有理，赏赐魏征绢五百匹，“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
宋王朝虽然没有统一中国，而且在军事上疲惫无力，但它铲除了贵族门阀制度，统治阶层几乎全由寒门士大夫充当，儒者受到礼遇和重用，宋朝几乎成了中国知识群体的乐园。翻检史书可以发现，宋代是对“告密”行为打击最力的时代。
皇佑元年（１０４９年），监察御史陈旭等上言：“比岁臣僚有缴奏交亲往还简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圣时成告讦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顺，毋得缴简尺以闻；其官司请求非法，自论如律。”仁宗从之（《续资治通鉴卷五十•宋纪五十》）。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次指斥缴纳私人往来信件、并以之定罪，而且严禁此类行为。皇佑四年（１０５２年）林献可修书一封，叫他儿子送交谏官韩绛（后为宰相），信中“多斥中外大臣过失”，韩绛不敢隐瞒，告知皇帝，但仁宗却说：“朕不欲留中，恐开告讦之路。第持归焚之”（《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三•宋纪五十三》），叫他拿回家去烧掉。嘉佑五年（１０６０年），殿中侍御史吕诲上书：“比来中外臣僚多告讦人罪，既非职分，实亦侵官；甚者诋斥平素之缺，暴扬暖昧之事，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惩革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九•宋纪五十九》）。高宗于绍兴二十五年（１１５５年）十一月下诏：“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恃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置于法。”（《续资治通鉴卷一三０•宋纪一三０》）次日三省枢密院令刑部开具告讦者姓名，议加黜罚：“倾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相习成风，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取书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况其间固有暖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恶之风，莫此为甚！”十二天后，刑部开具出一个九人名单，这些人均被革职惩处。
即使在满清文字狱正炽期间，亦有人仗义执言，指斥其非，如曹一士（官至御史、给事中）在乾隆初年便上疏，“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他指出：“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因此建议“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清史稿列传九十三•曹一士传》）。据说“上亦如其议”，事实上乾隆口是心非，只是虚与委蛇，照样我行我素，屠糜天下。曹一士“在言官未一岁，而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传诵。闻其卒，皆重惜之”，受到世人的敬重。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伦理规范，如古代中国的儒家体系，现代社会的人权理念；社会的有效运转，或曰“长治久安”，均建立在对这些伦理规范的维护和支持之上，如果对其粗暴践踏或慢性腐蚀，最终将导致“亡国灭种”，此即古人所阐释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史记•管晏列传》）的道理。
“告密”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蚀剂，如果任其风行，人人自危，搞到“亲朋挚友亦须防”的地步，像《红楼梦》中探春冷笑着说的：“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其结果必然是正人君子侧目，小人无赖扬眉，那实在是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哀，遑论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两岸和统的历史机遇是如何被错失的
文章提交者：三百门渔夫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法新社纽约十三日电）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场外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双边会谈。胡锦涛表示，「适当处理」台湾议题攸关中美关系的未来。
胡锦涛透过口译人员表示：「适当处理台湾问题，攸关中美 关系健全稳定成长。我希望美国与中国一同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反对所谓台独。」


历史机遇：一国两制下的错失
　　
　　一、大陆的两岸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大陆的对台政策，以1978军10月8日，邓小平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为标记。此前大陆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解放台湾”，此后和平统一提到议事日程。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并提出三通，两岸结束战争状态。
　　1981年，叶剑英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当时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提出叶九条，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邓六条，开始了一国两制、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构想。叶、邓分别阐述大陆对台政策，敦促两岸进行交流，呼吁第三次国共合作，主张由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两党谈判。但叶九条和郑六条，设定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谈判的前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把“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捆绑在一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1、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3、中央政府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台湾方面的解读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既定的条件，否则了民主统一的原则，否则了对等的原则，中央政府只给台湾留出名额的实质是坚持一个中国只能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原则。对此，蒋经国的回应是：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
　　
　　二、历史的机遇：打开两岸谈判的大门
　　八十年代，蒋经国领导下的国民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一是国际上与中华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小，国际生存空间受到压挤；二是国际社会要求台湾进行民主改革，而台湾的专制体制，成了民主国家批评国民党政府，进而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道义述说；三是岛内民主运动（即党外运动）的兴起。党外运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在台湾实行民主，摧生了民主进步党。党外运动受到岛内民众、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支持。许信良等一些党外运动和民进党领导人还与大陆互动，得到暗地里的支持或资助。
　　在外穷于应付国际社会的压力，在内承受着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民主运动的冲击，处于困境中的国民党，不可能而不敢与共产党进行党对党谈判。这一时期，台湾方面在两岸统一的问题是被动的，故蒋经国的策略是坚持三不，以拖待变。
　　进入九十年代，李登辉掌控台湾政权后，在中国武力威胁和岛内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的双重压力下，进行旨在结束一党专政的民主改革，实现民主宪政，故此也不可能接受并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超越宪政的党对党谈判。
　　但这个年代，存在着进行交流谈判的最佳机会。
　　机会的出现，首先就是台湾面临经济转型，面临传统制造业必须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转移从而提高竞争力的压力。而经济开放后的大陆，以没夺农民的非权利分配，以及调整压低农产品价格为手段，降低农业劳动的平均工资，从而为全世界工业转移提供极为低廉且大量供应的低成本劳动力。台湾制造业向大陆地区转让及此后争占大陆市场，使台湾社会不得不面对两岸经贸交流和两岸统一问题。
　　其次，九十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冲击。由于世界主要的国家均没有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台湾当局和工商企业界均强烈感觉到面对全球化时的危机，迫切需要在外交层次，对台湾企业越来越依赖国际工商、技术、人员交流活动，提供政治、经济、人身的安全保护，拓展生存空间。因此台湾不得不面对或是统一，或是独立的问题。
　　第三，当时台湾社会、海外华人和大陆知识精英普遍有一种期待，期待以“邦联”的形式实现民主、和平的统一。
　　李登辉1988年l月开始执政，4月即以通邮为起点，渐次开放双岸交流。1990年10月7日，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李登辉亲任主任委员；同年底，成立名义是民间，实为官方性质的海峡交流基金会。1991年2月23日，制订《国家统一纲领》，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主张中国的统一，“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建议“在国家统一的目标下，为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大陆地区应积极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地区则应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建立均富社会”。
　　海基会１９９１年３月９日开始运作，与大陆进行名为民间，实为官方的两岸谈判。11月4日，派秘书长陈长文到北京，因大陆海协会未成立，与当时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唐树备商谈交流。可见，是李登辉开启了两岸交流和谈判的大门，当时李登辉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大陆方面则拖至1991年底才成立对应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并于1992年开始两会谈判。
　　
　　三、九二共识：各说各的的“共识 ”
　　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两会第一次协商于1992年3月23日开始，在香港举行，第一次协商的议题是：文书公证和挂号信函遗失的查询、补偿。
　　两方虽声称是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谈判。但第一项议题就涉及到两岸邮件是国内邮件还是援引国家间通邮的做法，两岸文书公证是国内文书公证还是比照国家间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做法来处理公证文书。因此，大陆提出台湾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协商的前提。
　　在香港协商时，台湾以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为由，拒绝接受和协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回到台湾后，海基会与台湾陆委员商议，鉴于台湾当局已制定《国家统一统领》，主张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中国”。因此，台湾行政院陆委会授权海基会：“改采机动方式主动说明《国家统一纲领》所揭示‘一个中国’之原则，并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的立场”，同时要求大陆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台湾海基会主动接受“一个中国”，并根据《国家统一纲领》，表确“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要求大陆也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一下子还真难为了大陆海协会，因为大陆当时乃至今日，始终没有制订过关于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统一的纲领性文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见诸于领导人谈话。此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将“一个中国”和“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捆绑在一起，重在“原则”，而不在“一个中国”。
　　这种话语模式用于宣传非常有效，使绝大多数人至今搞不明白“一个中国”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有什么区别，以为是一回事。但用于政治谈判，显然不灵，当谈判对手要求澄清“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时，只能拒绝。大陆海协会的立场就是：“海协历来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与大陆拒绝讨论和解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的态度相反，1992年8月1日，李登辉主持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主动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决议，其要点是：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份，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份。中华民国已制订了《国家统一纲领》，揭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为达至此目标，开展国家统一的步伐。
　　而海协会拒绝表述 “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却一再要求台湾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以此作为达成协议和继续协商的条件。1992年10月27日至29日，海协会与海基会在香港进行工作性商谈时，提出五种表述方案，均要求海基会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
　　为了避免陷入僵局，海基会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改为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并建议对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为此，海基会代表先后拿出八种各自表述“一个中国”的方案(五种书面表述方案、三种口头表述方案)。其中第八种（口头）表述方案：“在海峡两岸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基会代表称此案为台方的底线，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
　　1992年11月16日，海协致函海基会：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现将我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函告贵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并“以附件的方式，将海基会在香港提出的第八个表述方案附在这封函中，作为双方彼此接受的共识内容”（引自大陆海协会文章：《两会商谈与对话情况概述》）。这就是“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来龙。
　　此后，当大陆在1995年抨击李登辉“一国两府” 时，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苏起首先对外透露"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大陆先是说“九二共识”只限于两会事务性协商，跟着于1997年则否认存在"九二共识"，最后宣称"九二共识"是：两岸各自口头承认“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如此反复，为2000年后，李登辉、陈水扁否认”九二共识”埋下了伏笔。，这种各说各的的共识，连存异求同都说不上，实在不配称之为“共识”。
　　
　　四、理念差异：渐行渐远
　　与两会协商和《国家统一纲领》相呼应，李登辉于1992年提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份；既而提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的现状是“一国两府”。马上受到大陆官方和舆论工具的猛烈抨击，给李登辉的邦联建构，自由、民主、均富的统一纲领迎头一盆冷水。
　　2005年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作客强国论坛，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咱当时为什么不和台湾讨论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吗？”时，回答：“大陆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种观点，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觉得也有不少遗憾。但历史不能重复，我们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
　　按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的说法，大陆对台湾问题，对一个中国的要求有先后和高低之分。
　　大陆曾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盟友和敌对国，不可能不知道苏联是十几个共和国的联合；不可能不清楚现在的俄罗斯联邦也是由21个共和国、49个州、6个边疆区组成的联邦；当时中国支持南斯拉夫联盟也是几个国家、几个政府共同组成的统一的国家。因此，把李登辉提出“一国两府”、“一中两国”，猛烈抨击为“台独”、“分裂祖国”，并报以武力威慑，显然不是大陆“专家”、“学者”事后解说的“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那么简单。
　　是两岸不同的政治理念使中国的统一错过了“历史机遇”；是“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与“一个中国、一国两制”的理念冲突割裂“一个中国”。
　　把“一国两制”与“一个中国”捆绑在一起，演绎出“一个中国的原则”，演绎的变异是反对“一国两制”，就是反对“一个中国”，就是鼓吹台湾独立；扩大后的变异成了，主张大陆民主化，就是反对中共的领导，就是反对“一国两制”这一原则，就是反对“一个中国”，就是鼓吹台湾独立。
　　所以，在九十年代，“苏东波”巨变，第三次民主浪潮在全球掀起，当李登辉推出“一国两府”，强调是两岸对等政治实体，并批评大陆不民主，拒绝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企图建构联帮制的“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时，大陆海协会于1995年6月16日致函海基会，宣布中止了两岸谈判。
　　当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是这样声明的：最近，李登辉和美国反华势力相互利用，不惜耗费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财，斥巨资进行沟通，以达到其以赴美进行所谓“私人访问”的目的，公然从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李登辉在近期的讲话中对祖国大陆进行恶毒攻击、谩骂，鼓吹国家分裂，宣扬“两个中国”。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连续举行针对祖国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蓄意制造两岸关系紧张气氛。李登辉及台湾当局的上述作为，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肆意毒化两岸关系气氛，破坏两岸关系发展，阻挠中国统一，激起了海内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极大义愤和强烈谴责。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汪辜会谈已不能按原计划进行，这完全是由台湾方面一手造成的。
　　把“台湾当局还连续举行针对祖国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也作为中止第二次汪辜会谈的理条，给人的感觉是为中止两岸会谈找个“借口”而已。海协会单方面终止两会协商后，大陆开始以台湾为目标的大规模导弹演习和海陆空登陆作战演习。台湾的政治气氛也随之大变，本土意识和“台独”意识滋生，并逐渐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
　　然而，台湾当局并没有放弃，海基会分别于1997年11月7日和1998年1月19日，主动致函海协会，敦促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会协商；与此同时，提出两岸协商结束敌对，缔结和平条约的政治主张。
　　大陆方面由海协会秘书长唐树备于1998年1月26日发表谈话，预以回应，唐树备说：台湾方面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说法是不合实际的。两会在 l992年达成的共识是：两会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承认海峡两岸都是一个中国就可以了，不去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这样一个原则现在同样适用于两会就政治谈判进行的程序性商谈。在这一商谈中，不必马上谈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
　　大陆海协会则于1998年2月24日复函：“我会一贯主张应进行两岸政治谈判以为真正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创造条件。我会愿意接受有关方面授权，与贵会协商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事宜，并随之着手安排重开经济性、事务性议题商谈。我会还主张，在上述协商开始前，应进一步扩大两会交流与接触，以加强彼此沟通。交流的具体层级和项目，我会愿与贵会协商作出安排”。
　　两会随后于1997年4月22日在北京恢复协商，促成辜振甫访问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并会见大陆领导人。此次协商两岸分歧更大，一方面是大陆否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坚持“九二共识”是“双方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协商必须是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台湾方面则提出对“九二共识” 的诚信问题，坚持必须承认目前两岸分治的现实，不能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并正式提出大陆民主化问题，强调大陆民主化是未来和平统一的关键。就这样，辜振甫把“一国两制”、“一党专制”与“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两种不可协调的政治理念抬上两岸谈判桌上。辜振甫先后会见陈云林、钱其琛和江泽民，宣扬台湾的民主经验，强调台湾的民主经验可以供大陆民主化借鉴，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
　　1999年7月9日，即将离任的李登辉，在两岸问题上摊牌，他与德国自由之声记者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特殊国与国关系”，而非“合法政府”与“叛乱团体”或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二是坚决拒绝大陆“一国两制”的构想，追求民主统一，以台湾“自由、民主、均富”的经验统一中国。
　　7月10月，辜振甫表示两岸之现实就是存在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将两岸会谈称为国与国会谈。
　　7月12日，汪道涵要求辜振甫澄清。7月30日，海基会以“辜董事长谈话稿”的书面稿寄给海协会，表示“特殊国与国关系”是台湾方面对“九二共识”即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表述现式，“特殊关系”的说法，基本上是为了奠定两岸对等的基础，以提升对话的层次，进而建立民主和平机制，追求中国未来在民主、自由、均富下统一的既定政策。
　　大陆海协会即时以负责人谈会方式指责辜振甫：“谈话稿”别有用心的将1992年两会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口头共识歪曲为“一个中国口头上各自表述”，这是枉费心机的。
　　1999年7月31日，海协会致电海基会：贵会今日（7月30日）下午2：00来函及“谈话稿”，严重违背了1992年贵我两会关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我会不予接收，现予退回。随后大陆海协会又一次单方宣布中止与台湾海基会协商。
　　
　　五、台湾问题国际化：明智的试尝
　　与1995年6月第一次单方面宣布中止两岸协商后采取的行动相同，1999年8月第二次单方面宣布中止两岸协商后，大陆在文宣上对“特殊国与国关系”和李登辉个人进行批判、声讨和人身攻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以大规模军事演习和战争宣传进行战争威胁，台海局势立即处于十分紧张状态大陆媒体和官方的言辞，使很多人以为战争马立要爆发。然而，主张“台独”的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反而赢得总统选举。
　　陈水扁执政后，其两岸政治路线与李登辉一脉相承。事实是，早在1996年，李登辉将两岸关系定位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时，民进党就解释说：这“指的就是两个对等国家的关系”。陈水扁执政后，提出 “一个中国”是个问题，是一个未来的问题，把大陆民主化作为解决“一个中国”问题的前提条件；提出在大陆没有民主化之前，不具备解决“一个中国”问题的时候，“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必须承认台湾的主权地位。其两岸政策的立足点基本上是本土主义、渐进式台独和大陆民主化。
　　值得指出的是，在战争威慑下当选的陈水扁，执政后却大力削减台湾的国防预算，首先是延期执行国民党执政时确定的一揽子军购计划。尽管2000年以后，大陆不断加大军事投入，军工企业迎来了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景气，但陈水扁政府却不断地削减台湾的军事预算，把国防开支从占GPD的4%逐步削减到占GPD的 2.5%，说明除了渲染和利用大陆的军事威胁谋取政治利益外，陈水扁政府并未把大陆的武力威慑放在眼里。
　　中止两会协商机制，两岸失去交流及交换的管道，意味大陆也失去通过协商、规劝、互让的方式，缓和或阻止台湾走向实质性独立的一条管道。
　　中断已经六年了，两岸之所以至今不能恢复协商机制，在于专制政权从来视自由民主为洪水猛兽。当两岸协商进入政治性谈判阶段，基于正义原则，专制政治相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没有对等竞争的本钱，缺乏谈判或交易的政治筹码。设置把“一个中国”和“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捆绑在一起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为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的前提，实质就是拒谈。保持现状、维护两岸和平稳定，能够避免民主的洪流，维护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因而成为大陆目前唯一的诉求。必须正视，台湾独立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现状能维持多久，取决于大陆及国际社会能否给台湾执政当局、政治精英和台湾民众施加多大的压力，进而影响他们的决心和选择。而其中能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美国，事实也证明，几次陈水扁要突破现状时，是美国的规劝和压力让陈水扁收敛和退缩。
　　台湾问题国际化就在这样的背影下突显出来。 2004年9月，中国外长李肇星把台湾问题搬上联合国大会，李肇星在联大发言说：中国政府希望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当前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认清台湾当局进行分裂中国活动对台海稳定和亚太和平的严重危害, 继续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所作的努力, 共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以促进台海稳定和世界和平。
　　同年11月20日，胡锦涛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就向布什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共同的问题”。当时，香港信报的林行止等一些海外学者就敏锐地捕捉到：大陆不再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2005年9月13日，胡锦涛与布什在纽约会谈时，对布什说希望美国与中国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长期以来，两岸在台海问题的搏奕中，大陆始终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容许外力介入；而台湾方面，似乎一直有意地要将台湾问题国际化。我认为，李肇星2004年联大讲话，胡锦涛去年11月和今年9月向美国两次主动呼吁，表明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和态度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可能已经认识到，独自无力解决台湾问题或者说无力阻止台湾独立，不得不承认，维持现状必须借助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力量，诉诸于美国和亚太国家的共同的利益，从而主动试探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此次大陆试尝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不是以主权为诉求、以统一为目标，而是的台海和平稳定为诉求、以维持现状为目标是比较明智的。
　　九十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的价值观趋向于是把人权置于不低于主权的地位，国际社会的道德主体和权利主权已不仅仅限于主权国家，而是包含了个人和群体。这时，主权诉求与以市场引诱和暴力威慑下对和平稳定的诉求相比，以和平稳定的求，诉诸于共同私利或许更有吸收力，能收一时之效。
　　
　　六、现状的脆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把遏制台独，保持现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诉诸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必须尊崇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和行为规则。民主和平论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政治更加符合美国国家的长远利益，是美国外交的长远目标。与其说海峡两岸维持现状符合美国利益，不如说大陆民主化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台湾的诉求。在这一点上，美国与台湾更容易合流。因而，当胡锦涛向布什说“希望美国与中国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时，布什的回应是美国的一贯立场，大陆必须与台湾民选政府直接谈判。跟着，陈水扁于今年9月底立即呼应：台湾政府愿意不设任何前提条件与大陆政府直接对话。
　　对美国寄予太大的希望是不切合实际的，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决定：美国政府可以对台湾执政当局暗中施加影响，但美国政府不可能拒绝台湾通走民主途径作出的选择。魁北克独立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可以反对魁此克独立，但在魁北克独立投票前，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不论投票结果如何，美国只能接受。
　　台海问题，之所以能维持现状，美国固然起一定的作用，关键的因素，是台岛的政治格局：朝小野大。主张渐进台独的执政党小、主张维持现状的在野党大，从而，主张维持现状的在野党对陈水扁政府形成强力的制约。这种现状有其脆弱的一面。民主政治是选举政治，选举结果和选举策略都深深地影响现状脆弱的平衡，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不知道会从那个方位飘然落下。第一、任何改变这种的政治格局的变化都会打破台海现状；第二、在这种政治局格下，面临大选时，选举的搏奕也有可能打破台海现状。
　　可能的拐点将出现在2007年，制造拐点的人将是马英九。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后，除试图述说国民党与本土主义的联结和一句空白的“新中间路线”外，以“不贴锅”的态度，至今不宣示其大陆政策。在2008年总统选举活动开始前，估计马英九还会继续这种“不贴补”策略。而最迟2007中，马英九必须宣示其大陆政策。
　　基于选举需要，马英九将宣示的大陆政策，不可能背离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陈水扁不敢取消李登辉时代国民党主导的《国家统一纲领》，马英九也不会超越《国家统一纲领》，其两岸政治路线就其内容而言，与李登辉、陈水扁不会相差太远，有分别的，将仅仅是步伐。
　　李登辉与大陆交恶，在于“急统”，急于以“自由、民主、均富中国”的理念统一中国，急于邦联的建构，犯了大陆“井水不犯河水”的大忌。当大陆表示不可能与台湾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时，他却急于召开国家统一委员会会议，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政涵义》；当大陆表示先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进行协商，他却急于指示，“开展统一的步伐”。所以，他提出的“一国两府”、“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特殊国与国关系”等邦联要素，无不被扣上“台独”的帽子，并成为后继的民进党政府先独后统的正确性的不证自明的活生生例子，而最终不得不与之合流。陈水扁与大陆交恶，在于先独后统，把大陆民主化当做衡量统独的游标，企图打破现有的秩序和平衡。不能不提的是，马英九是当今台湾政治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公开宣示“反共”的人，期待他不要比李登辉走得更远就不错了，期望他维持现状是一种阿Q式的自慰，就如他当上国民党主席后，大陆网络炒作邀请他参加今年大陆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一样幼稚。
　　我之所以对马英九将标榜的新中间路线不抱希望，在大陆“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下，马英九没有挪腾的空间，如果他能当选，只能是李登辉第二，如果落选，一旦宣示了两岸政策，就没有回头的余地，最终也只能与民进党合流，或者把民进党挤到急独的一边。
　　
　　七：“一国两制”的困惑：寻找腾挪的空间
　　两岸统一关乎十几亿中国人的福祉，李登辉从打开两岸协商的大门、急于“开展统一的步伐”，到“台独教父”，大陆应该进行反思，如王建民研究员所说：“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而不是一味地进行人身攻击和漫骂。
　　2001年4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是这样写的：先说李登辉的病，一向固执己见、工于心计的李登辉，一辈子算来算去，弄出点心脏毛病并不奇怪，卸任后的李登辉不甘心失败，为了搞"台独"，对抗大陆，可谓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在祖国大陆反分裂斗争和全球华人反"独"促统的声势面前，李登辉没有捞到什么便宜，一旦嗅到一点自认为有利的气息，就兴奋莫名，甚至赤膊上阵，说起来也可怜，李登辉明知搞"台独"的本钱不多，就连自己的老本也搭上了，"病情"也利用上了，这只能说明"台独"势力已是穷途末路，在做最后的挣扎。
　　堂堂党报，把此种文革式文章刊行于海外，是一种毒药，于打击台独无补，于两岸统一有害。越是对李登辉和陈水扁所进行超越理性的漫骂和丑化，越是增强台湾民众对大陆和统一的负面影响，加大了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因而，他们批评大陆二十几年来，僵化地抱住“一国两制”不放，施行文化霸权主义，为一党一私，抗拒民主潮流，越能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同。
　　当然，对一党一私，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前所长、资深研究员、著名中国台湾问题专家李家泉教授是这样看的：就两岸关系来说，“以民为本”和“以权为本” 是截然不同的，以民为本，必然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因为它代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而以权为本者，必然要以分裂中国为目的，核心是保护其一党一私的利益，必然要在两岸同胞之间制造仇恨和对抗，牺牲多数人利益来保护极少数人利益。
　　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两岸政策的制订者或者执行者，不能行鸵鸟政策，把台湾社会基本上已经民主化当成看不见，而声称代表台湾同胞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一国两府”之所以能在香港、澳门实施，中国政府是与殖民地的宗主国谈判达成协议。而台湾的统一，必须与台湾民选政府谈判，而且必定要通过台湾全民共决才能决定。台湾民众不选择“一国两制”，一个原因，实力处于弱势的民主社会对著实力强大的专制社会，台湾社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刚从一党专制中摆脱出来台湾人，不可能选择任何他们认为可能会回到过去的政治体制。尽管大陆一再声称台湾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的台湾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吗？那怕仅仅是臆想的潜在的威胁，台湾民众都难以接受。不安全感往往出自于潜意识，这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抵制。台湾民众不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政治精英就没有选择它的可能和协商的余地。
　　威权政治的当局者可以自以为是地设计一个方案，并宣称代表民众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民主政治必须诉诸民意，民主政体的政治精英需要腾挪的空间，多种理性选择的方案。这个空间，只能由大陆提供。
　　

顶楼上的。。呵呵

刘亚洲新说法：诉诸战争反让台独坐大

消息来源：世界日报　http://www.popyard.org　八阕编辑：2005-07-29


八阕 http://www.popyard.org 【八阕】解放军空军副政委、前中国大陆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中将，日前在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撰文指出，大陆「收复」台湾，最终要靠「整合」而非「征服」，大陆自己首先要搞好政治改革，诉诸战争手段反而会让台独坐大。

他并建议考虑以「一国两治」的理念，代替「一国两制」，让台湾多一些国际生存空间。


刘亚洲说，台独的性质和东突（疆独）、藏独一样，是敌对势力，台独问题不能等，要解决，但要有好办法；如果马上用战争的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则会对中华民族造成更大的危害，「战争不一定会消灭台独，反而可能让台独坐大」。


刘亚洲认为，要解决台湾问题，就要争取民心，既要争取美国的民心，更要争取台湾的民心，「是以实质统一反击实质台独的问题」。争取民心应当做三件事：搞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处理好香港问题、用「整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刘亚洲表示，「欲不战而胜必先自胜」，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吸引力，而中国大陆的现代文明显然不具备这种吸引力，因此欲解决台湾问题，就要搞好大陆政治体制改革。刘亚洲强调，用征服实现统一，无助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反而可能成为民族复兴的包袱，要坚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争取人心。譬如，是否可以把「一国两制」的理念改换为「一国两治」；又如，可否提出新的统一模式？如「分而不离，合而不并」；再如，是否考虑可以让台湾多一些国际生存空间？


刘亚洲并指出，美国在亚洲的头号敌人是日本，而非中国大陆，因此美国的亚洲战略是以中制日，以日制中。北京要把对日战略放在对美战略的大框架上思考，日本的强大，必将使美国和俄罗斯更加依赖大陆去牵制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也不要把美、日、台毫无区别地推在一起，这样正中台独和美国下怀。

引用第55楼言多必失于2006-01-16 15:34发表的“”:
六十年代的人呦
  社区中年网友群-----12829059，近日已开通。叶子36大姐命我在人气最旺的《大话辛集》广而告之。遂提笔浮想联翩，一气呵成打油一首。只有思想文字的粗糙，绝不敢有矫柔造作，无病呻吟的恶心。至于格律平仄，水平所限，定有错误。还望各位网友老师批评指正。
.......

我很感动!!

据说邢质斌要退休了 因而想起了杜宪

http://www.meetone.com/meet/showpage.php?id=1119963518

空谷幽兰，心如皓月——我们心中永远的杜宪

杜宪和薛飞都曾是面对１１亿大陆百姓（计有９亿电视观众）的中央电视台首席新闻主播。他俩的声音与脸孔，在XXXX的大时代中成为中国人民“良心”的一架衡器和“有声有色”的形象标志。所以，笔者在此为杜宪这位公众人物撰写一篇“外传”--倘若流于皮相之谈，敬请读者不吝批评。 　

门头沟的炊事员

　 杜宪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为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教授，她日后在荧屏上端庄大方的气质，与其家风不无关系。杜宪１６岁初中毕业，正值文革乱世，高中是没的读了。本来她也难逃“上山下乡”的命运，那同代人铁定的人生之路。但是杜宪恰巧碰上了一个“招工”机会，进入了北京人民轴承厂。不过这和当知青实在也相差无几：该厂位于燕山山脉的一个褶皱里--门头沟，举目尽是石多林稀的群峰叠嶂，蜿蜒的山梁间或点缀著颓然倾圮的前朝城堞。它离北京已不近，离杜宪家住的清华园就更远了。当时恰是“备战备 荒”的非常年代，这座山沟里的工厂实行准军事化，已不再分车间，而是划成一个一个连 队。杜宪被分配到后勤连--即是解决一千多职工“民生”°问题的大食堂。杜宪在伙房里一干就是七年，从揉面烙饼蒸馒头到切肉剁馅掌勺，十八般厨艺都上过手。但杜宪的看家本领是往本应煎或炒的大锅菜里加一瓢水--“这样不容易糊锅，”她解释说。菜之色香味虽因此而欠佳，但在公共食堂，这显然不如“炒糊锅”的过失那么重大。经过大伙房“ 粗放”-准则的熏染，杜宪后来的“家政”并不十分过关，及格而已。当然，她在食堂七年，毕竟“·当灶”的次数少而“凭窗”的时候多。山沟里没有别的饭馆，职工们一天三顿都 得到食堂的多个窗口排队。不知不觉地，杜宪当值的窗口，队排得总是最长。杜宪一直以 为是自己卖饭菜的手脚比别人麻利，殊不知在这荒野中之大工厂的男人世界里，“可餐”的东西实在太少，而杜宪的脸蛋嵌在售饭窗口中，本身就是一幅赏心悦目的作品。




空谷幽兰的命运转变

１９７７年“文革”宣布结束，并恢复全国高考。极偶然地，北京广播学院在门头沟有个招生点。杜宪这株“空谷幽兰”抱著姑且一试的心情，报名参加了初试。当年在门头沟招摄影、播音两个专业。十年蹉跎，人才积压了一大堆，“叹时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小小的招生点变成了人头攒动的大庙会，许多来者技艺压身。单说播音专业，应试的大都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四乡的人民公社广播站播音员。他们的发音久经毛语录、党报社论、革命大批判文章的锤炼，简直有著刺刀的锋利、斧头的力度，更如枪膛里来复线一般严谨精确，挟著“毛式话语”¨那居高临下、挡我者死的势能 。

　 口试内容是一篇少数民族战士“?贾贾哈古”所写的参加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文章。杜宪听人家抑扬顿挫的朗诵，自己的气先虚了。文章本身并不拗口，都是当时耳熟能详的“党八股”，但作者的名字真够刁钻的，杜宪总是念不顺，才读了一半，就被打断--“行了，别念了。”

　 说来也巧，其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播音班子严重地青黄不接，资深播音员李娟, 吕大渝亲自到考场试图直接挑人，不知怎的，当时就看中了杜宪，并劝说她这就到电视台工作 ，别再赶高考这科场”了。她们说：“后面还有文化考试，你不一定行”¨那时，电视很不普及，杜宪并不很清楚这是个什么行当，她倒是应承了。但等到中央电视台去门头沟调她的档案时，档案已被招生办调走了。原来，杜宪刚过了合格线，后来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了。

　 中央电视台只好临时发掘了一位“新秀”，此人面相倒是端正朴实，一副“红五类”气质，只是念新闻稿老念大白字。当时的北京电视观众总记不住她的名字，干脆直呼其绰号--“水赖”。只因当时电视节目乏善可陈，《动物世界》的收视率几乎是最高的。一 次这位新秀于众目睽睽之下把水獭（音“塔”）果断地念成“水赖”，并在近二十分钟的节目中，重复多次，该绰号便从此一夜上身！

　 杜宪的在校学习成绩远比她当初的考试成绩为好，甫毕业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新闻主播。随著她们这批新人的荧屏亮相，“水赖”也就从此消失了。

中国的脸谱与末代皇帝

　 杜宪才一出道，即成为中国大陆老百姓的偶象--这不能不说是奇迹！新闻播音员并无演技可言，与西方的头牌主播和“名嘴”-们相比，拘谨的中国同行绝无潇洒轻松、幽默 逗笑等收放自如的发挥空间。然而能在一个有限的平面中显出雍容大方、端庄贤淑来，唯杜宪一人耳！

　 象她这般有“观众缘”的主播，不但空前，而且欲再觅一个恐怕也很不容易了。事实正是如此，杜宪被迫退出荧屏后，观众至今未能释怀，视网膜上那一片空缺竟无后来者所能取代。

　 她的脸庞简直就是被数亿老百姓认同的中国的脸谱。

那时，人们还不大晓得她的丈夫陈道明，直到他成功地饰演了电视剧集《末代皇帝》里的溥仪之后，才名扬天下，第一次从中国女性的“完美”形象的光晕背后凸现出来。

　 陈道明是天津人，在北京没房子。杜宪直到生下了女儿，仍未分到宿舍，只好各处“ 打游”。丈夫没日没夜地赶著排戏，女儿格格（满语“公主”之意，显然源自《末代皇帝》）要“-面圣”也极为不易。直到杜宪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房子才分到手。

　 杜宪“贵”为政协委员，倒是比那些尸位素餐的花瓶委员们更关心天下大事。１９８９年，XX大潮迭起，杜宪、薛飞、张宏民等一群广播学院科班出身的一线播音员均义无反顾地支持XX。那些资深播音员如赵忠祥、李娟、邢质斌等其实也持同样立场，只不过多了几分世故罢了。但倘无他们的心理支持乃至《新闻联播》组当班官员的默许或佯作不知，杜宪、薛飞等人又怎能在历史的瞬间镜头里成为中国人民良心的象征？

荣辱不惊

　“XX”以后，杜宪、薛飞、张宏民都领受了一纸停止出镜播音的“组织决定 ”。中央电视台高层迅速换马，由军方人士接管。对播音员也实行“掺沙子”，由来自军队广播电台的现役军人共同负责《新闻联播》，军方播音员的素质果然过硬，其铿锵有力的发音使人想起文革时期的高音喇叭 .......

　 其后，处于“-准军管”a状态下的中央电视台要与每个播音员个别“谈话""。张宏民已接到了通知。杜宪正在发愁怎样应付这场""甄别""式的谈话，倒是薛飞的一个电话令她如释重负--“你甭著急了，谈话没有我们俩的份！”

　 杜宪的主播生涯就此结束了。她的家政水平因此而突飞猛进，每天挎著菜篮子逛农贸市场，于厨艺上渐有心得。日常除了学英语，就是相夫教子。陈道明得意地对旁人说：“ 我们家杜宪呀，大家风范，荣辱不惊！”

　 投闲置散的杜宪终于接到一纸“组织决定”：调离播音组，去经济部作幕后编辑工作。她到经济部报到时，该部全体同人离座起立欢迎，鼓掌长达数分钟，令杜宪热泪盈眶，不知所措这则花絮成了上峰为之皱眉的“·新动向”后来当薛飞调到社教部时，电视台高层特别指示：不得搞任何欢迎仪式类的“小动作”。但据目击者说，薛飞报到那天，仍受到了“热情而不过份”的欢迎。

　后来，薛飞决然辞职，远走匈牙利。杜宪有全国政协委员之头衔，多少还有点保护伞，但也因此而不能“封金挂印”，象薛飞那样一走了事。她在经济部工作了三年，作编辑但不许打出自己的名字，只好在节目的工作人员表上用个化名--皓月。

　 我心如皓月。襟怀坦荡的杜宪开始钻研经济，又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干部管理学院的经济管理研究生班进修。从电视主播到经济部的编辑，她仍是出类拔萃，连年评""先进""，她总榜上有名，同事们也从心眼里喜欢她。１９９１年经济部拍电视片《老区行》，深入大别山区采访。某夜同事请她过去。杜宪一走进那间小屋，灯就熄了，一小片烛光亮起，映照著同事们为杜宪特制的生日蛋糕杜宪哭了。

魅力不堕的大众偶像

　 杜宪几年来“-音容俱渺”，知名度反而更高，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有关她的市井传闻，始终是众口相传的“热点”。

　 有一以讹传讹的小道消息：“末代皇帝”陈道明要和杜宪闹离婚了！向来热血澎湃的北京人听罢怒不可遏，嚷嚷道：丫的陈道明他敢，咱哥们儿抄家伙把他给废了！幸而陈道明和老婆的关系“铁”得很，这才免去被大卸八块的厄运。

　 政协大会的电视报道一向甚为无聊，但很多人为了杜宪可能的瞬间上镜而专注于荧屏。

　 杜宪不断收到国外寄来的访问、讲学、交流等邀请。但中央电视台高层均不予放行。１９９２年，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邀请她访问，台里仍然拒放，她终于递交了第一份请调报告。此后这类报告写了一大叠，三天两头往上递还未有回音，恰好国际新闻广播电视交流中心（“梅地亚”）正式邀请她出任大型电视片集《中国小城镇》的主持人。杜宪欣然同意--她毕竟对电视专业魂牵梦萦。

　１９９２年，摄制组行经云、贵、陕、川、藏，所到之处都掀起了“§杜宪狂热” 。在 “鬼城”酆都，百姓如睹观音现身一般将她团团围住；在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姐妹都把杜宪往屋里拉；在拉萨，西藏自治区最高行政长官设家宴款待她，并献上洁白的哈达。

　 杜宪还是往日的杜宪，风采依旧，只是摄制组里的年轻人已毕恭毕敬地尊称她为 “杜老师”了。她既是整个８０年代中国电视的象征符号，亦以自己的浮沉为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划出了一条良心的底线。

　《中国小城镇》拍得到底怎样，又另当别论。这套片集在第四届上海电视交易会上是所有中国电视片中卖得最好的。日本ＮＨＫ电视网、香港无线、台湾良世集团更不用说国内的各地方电视台了。这是杜宪几年来第一次正式出镜--就凭这还怕没有买主?

杜宪夫妇与《北京人在纽约》

　 杜宪终于继薛飞之后离开了中央电视台，与“梅地亚”签了５年的合约。“铁饭碗”ˉ砸碎了，她成了一位“合同工”。

　 杜宪如愿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访问，丈夫也一并同行。不久他俩就接到了来自纽约的电话，力邀杜宪出演《北京人在纽约》中“郭燕”这个角色。

　 原来，紧锣密鼓中的《北》剧组对“郭燕”一角选了多人仍不合眼，最后一转脑筋--这角色本身与杜宪气质挺接近，而且她人在美国，连护照和签证手续都省了。再说有陈道明这“大老倌”给她说戏，怎么也砸不了。当然，算盘上最关键的那粒珠是--有杜宪的名气垫底，将来的收视率就等于买了双保险。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冯小刚、李晓明是名满电视界的“¨侃爷”，风魔神州的《渴望》就是一轮胡侃侃出来的。他们先冲著陈道明长传急攻：“我们在戏里给郭燕办一场婚礼，让她风风光光地嫁给你。你们当年没这气派吧？这回补办，留个盛装纪念照！”

　 陈道明先到纽约，看过剧本，对有关郭燕的情节多有不满。《北》剧组居然二话不说 ，立马就改。一切都为了杜宪这尊活观音降世而让路。杜宪只得去了。她进入剧组后不久 ，各种坏消息就追杀而至。原来，《北京人在纽约》一剧未拍已先造势，国内相当关注。而今最不利于剧组的就是杜宪其人--她能有限度地出镜和获准来美，并不意味著她的政治旧案已经了结。她居然从一个被解职的电视主播成为一个为大众引颈企盼的剧集的红角儿，这对官方的意识形态防线是一种恼人的撩拨。所以有传闻说，有杜宪入戏，将来《北》剧的播出就有数不清的麻烦。真要那样，剧组上下一帮铁哥们儿就白折腾了，１５０万美元的贷款也白扔到大西洋里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还可能因此而破产关门。左右权衡，大局为重，杜宪夫妇退出了剧组。

""下海”-风波""

　 杜宪回国，继续履行她与“梅地亚”电视中心的合同。一次，她与同事们到常州高技术开发区一行。地主曲意款待，还提出，如果大名鼎鼎的杜宪有意“下海”办公司，常州方面愿提供一切便利。一间刚成立的中外合资“今日新闻广告有限公司”也力邀她加盟，该公司主事的本来就是她的朋友。

　 杜宪“下海”了。她正式辞去了“梅地亚”的职位，赔偿了５００元的合同费，从此成了“今日新闻广告有限公司”的艺术总监和“常州先奇影视制作中心”的董事长。

　 “今日”公司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在北京的繁华地段设立起一面１００平方米的广告大屏幕。而先奇中心的第一部制作，就是号称“千集巨片”的《明天穿什么》，１９９３年秋已正式开拍。

　 这套以花样翻新的时装为焦点的片集，在招聘时装模特时却遇到了阻碍。刊登招聘广告，哪家报纸不乐于坐收广告费？唯独中央广播电视部官办的《中国电视报》拒绝刊登。理由无它，在于广告中触目的一行字：“总编导、主持人--杜宪”。对于这样一个能唤起老百姓许多敏感记忆的符号式人物，当然要予以封杀，岂能再为她张目？

　 温文尔雅的杜宪１９８９年那股底气翻上来了。她奋起抗争，从《中国电视报》的广告科起，一级级往上质询：凭什么？公司合法、经营合法、广告手续俱全、有工商局批准。如果你们的理由是杜宪的名字“不合法”，不予刊登，我就起诉你们这份报纸，状告你们损害他人名誉！

　 权力向公理屈服了，广告登出了。这是前首席电视新闻主播的名字四年来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电视报》上。然而，区区一份官办报纸又怎能使她的名字被１１亿中国百姓忘记呢？ 而今，杜宪已非昔时之杜宪。 明天，杜宪还是昨日之杜宪。

杏林山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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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资料重贴(秦.都.黄.兰) [145272:158610], 09:24:40 04/0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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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
时间：2006年3月4日上午9点
地点：杏林山庄综合楼六层会议室

迟福林：各位早上好，在“两会”正在召开之际，当前各方面对改革比较关注，
在改革攻坚处在很关键的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邀请在座的各位利用周
六的一天时间就当前改革的形势和改革中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讨论，目的是我们
能够就当前的改革形势做一些客观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能够集中在座各位的一
些观点、意见，争取通过这次会议能够形成一些有参考价值、一些建议、一些观
点。

今天上午的会议由我来主持，上午我们做了两个单元的安排，9：00到10：30就
宏观改革形势进行讨论；第二单元是做“农民土地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今
天请高尚全会长就当前宏观改革形势做一个重点发言，大家欢迎。

高尚全：同志们，早上好！我先抛砖引玉，谈一下对当前改革形势的看法和建议
。首先讲一下对改革形势的判断。当前对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反驳，我
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也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过去有争论，现在也有
争论，以后还会有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一元主体多元化，也带来思想多元化，
所以各种思想就反映出来，我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是改革的成果。如果没有改
革开放，有这样的局面？没有。前天找到马威同志，说天气那么冷还不戴帽子，
他说帽子太多了，以前戴说是右倾主义。不要戴帽子，这样不好。对当前的形势
有两个基本的判断，归纳起来，第一种判断，总体是上好的。主要有三点：一是
改革形势认为符合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精神，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善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达瓦斯会议现在也在中
国举行。不仅是在冬天举行会议，夏天也要举行会议，会议就在中国北京。为什
么有这样的变化？因为中国的实力增强了，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了，没有改革，有
这样的进步吗？没有。二是前进中的问题、矛盾、体制性障碍确实不少。比如说
贫富的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公、腐败等等，产生这些问题要做具体的分析，有的
人认为改革不到位，有的人认为假改革造成的。这些问题需要改革和发展的办法
来解决，靠运动来解决呢？靠反右能解决吗？靠批判私有化然后上升到市场化，
能解决问题吗？所以，中央在“十一五”建议当中强调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靠改革
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和政府的重视，最近一系列的措
施、一系列的会议都是解决这些问题。三是对今后的方向和重点，“十一五”建
议当中讲得很清楚，提出要下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改革，这句话讲的很好，方向
很明确，所以这是一种判断。另外一种判断，认为形势早得很，为什么？认为改
革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违反了《宪法》，说国务院36条是违宪了。最近物权
法某一位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现在又搁浅了，为什么搁浅了？不是物权法本身
的问题，人大常委会的主任跟我讲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向出
现了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是搞私有化了。所以现在保护私人的汽车一样来保
护是不行了。二是认为作为90年代以后选择一个破坏社会条件的道路，90年代确
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了；三是认为市场化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房改之后老百姓住不起房，以来之后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之后小孩子上不起学
。四是改革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来指导，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应，因为他们希
望和平演变，改革实现了和平演变，所以内应了，这些问题都有。这次争论跟过
去几次争论比较起来，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纲上线比过去上得好。过
去姓资姓社，现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在继续，这次争论同新自由主义改写，说中国
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来设计，所以新自由主义怎么回事？我想知道的人不会
太多，在改革当中看新自由主义也不多，主要是实践。广东渔业也没有了，因为
价格管得太死。后来价格放开了，放开后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了，广东不是按照
新自由主义搞的，而是按照实践来搞的。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小平理论怎样评价
？所以改革走上私有化的道路，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新自由主义，到底是怎么
一回事？前几天总参国际战略部长熊光凯请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北京饭店一起吃
饭，我问他现在人家批评新自由主义，能否讲一下新自由主义怎么回事？他说不
知道个。他说新保守主义知道，他对新自由主义也说不上来。新自由主义概念都
没有弄清楚就批了。外国领导说要解决新自由主义，因为是不好的，所以要批，
所以新自由主义要改，这样的话，价格非乱不可。第二是煽动性比较大，利用群
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这方面的压力也是挺大的，而且否定党的
历来的建议。比如关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党对它已经做了明确的结论
。当然，还是出了一两奇文，一篇是说“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无产
阶级革命必须搞文化大革命”，还有一批是“人民公社解体给我们的歧视，歌颂
人民公社是伟大的尝试”，为什么说是伟大的尝试呢？在共同劳动中，农民思想
从小农思想斗争中潜移默化地慢慢改变，通过人们公社集体的劳动来改造小农思
想，所以说是人民公社伟大的尝试。第三个范围广影响很深，过去外研书，是少
数人写，少数人看。现在通过网络向全国、向世界都传播了。而且现在许多年轻
人都参加进来。为什么网上对郎咸平的支持率那么高，支持率达到36%，国内的大
概达不到10%，超过10%的只有两个，为什么支持率那么高？因为青年不了解。而
且网上出现北大19岁的旁听生叫“周子星”坚决否定产权制度改革，他说“国有
企业被一帮别有用心的披着学者话的骗子、帮派们不遗余力的仇杀、扼杀，过去
面临着任人宰割的格局”。改革这样的舆论，今天在网上还有人支持，说周子星
及时组织经营，政误国的理论，实现了改革的本来面貌。第四是缺乏理性，以骂
人为昭示，不是以平等的进行学术改革，而是断章取义，耸人听闻，好象是骂人
的越多越好，谁讲改革开放就骂谁。黄埔批的一篇文章出来以后，说改革不可动
摇，遭到了网上一片骂声，给他扣了六顶帽子，尤其原来的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
写了一篇文章，马上遭到了舆论。不能讲改革的正面，只能讲改革的错误。景伦
同志在50论论坛当中讲到改革的四大缺陷，等于是承诺了错误。另外还要看到改
革的这种声音，出现这种声音，我觉得不可避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改革的
成绩。但是这种声音需要我们要取得共识，否则改革就没有办法搞下去了。一个
人一封信就会耽误好多事，一个人一句话就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改革的合法
性受到了争议，现在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能不能说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
这样的关键时期？所以，这是我第一点讲的。第二点讲三个建议：第一，建议中
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出来讲话，讲什么？不要讲很多，主要讲号召全党、全国人
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
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我想过去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来看，过去面临
着这样的关键时期比如说90年代初搞计划和市场争论的时候，姓资姓社争论的时
候，小平同志出来讲话：第一讲了不要争论，我们要依靠无“三个有利于”标准
来判断是非；二是计划和市场多一种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这样把这场姓资姓社的争论一下子瓶颈下来。到90年代中期，我记得“十五大”
报告的时候，外研书不断往中央送，我们参加起草的同志有的担心是否听了以后
就软了，认为改革不好弄了，但是江泽民同志说了，不要动摇，要有理论的勇气
，所以“十五大”在改革方面有很多新的理论，因为有了理论的东西。现在能否
在关键时期如果争论下去，我认为有四个不利于：一是不利于和谐社会；二是不
利于改革开放；三是不利于发展；四是不利于团结。我们研究会也开了会，我们
应该抱有什么态度：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二是不希望有争论，不希望扩大，因为
扩大以后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这是我们在会上一致的意见
。我今天不是要批判谁，因为确实有这种形势摆出来，这是第一条建议。 第二个
建议是更加关注困难群体，使他们不断地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1.是基尼系数很高了，贫富之间的差距、不同地区的差距，不同贫富差距成为了
扩大趋势，这些扩大趋势怎样解决呢？所以中央进一步说用了缓解扩大趋势，而
没有用消除扩大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消除是不可能的，扩大是在一定的时期
、一定范围不可避免的。现在要素很多，掌握要素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就是
瓶颈主义了。所以现在要缓解，缓解主要是在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来缓解，当然
一次分配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2.我们要弄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贫困人
口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据统计，改革开放以前
绝对贫困人口是二亿五千万，贫困人口当时是四亿，占四分之一，到2003年绝对
贫困人口是三千万，占了十三亿人口的十四分之一，这说明改革开放能够减少绝
对贫困，而不是增加了，这个数字我相信还是比较可靠的。3.加大政府对困难群
体的支持力度。比如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中，要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投
入，要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更多的支持力度，我想这一条政府也是这样做的
，也采取了措施。二是土地增值收益应该留给农民，因为农村改革的难点是土地
问题。失地农民是最大的困难群体，从农村来说，城市可能是下岗职工那些，他
们种地无地，就业无岗，处于这样的困难。所以一是要提高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
。第二是要缩小征地的范围。第三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比如以土地入股的方式，
农村的土地不是一次性买断，而是每年可以分享发展的成果，这就需要探索。第
四要改变城乡分配的二元结构，建议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我想对于
这个困难群体要加强，还有政府和社会都要支持。第三个建议，建立调解为核心
的社会整合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立利益表达和对话协商体制
，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的、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的诉求，要改变只靠网上回
帖的办法，网上有的用的是日本的名字，太随便了，不负责任。要从政策上开辟
一个渠道，让大家来参与，大家来参与各种改革的方案。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扩大公民依法有序地参加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
当中，形成新的和谐关系。我想这也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在这方面应该
加强改进，包括现在的立法。立法现在已经征求了一万多条意见，已经经过反复
几次了，但因为某个教授的一封信，这件事被影响了立法的正常程序。我就先开
这么一个头作为开场白，因为今天没有媒体在，所以可以放开一点，也不要去传
某某讲了什么，这样对大家畅所欲言也有了一个空间。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迟福林：高尚全会长对当前改革形势和下一步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开了个头。
下面请石小敏副会长做一个重点发言，大家欢迎。

石小敏：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发言，我想这场争论，从观察来看这场争论是不
可避免的，如果争论停止不了怎么办？能不能够因势利导，把争论引导为建设性
的方向上去。为什么争论起来呢？要有几个条件：一是正赶上中央高层战略包括
一些方针在调整过程中。自从前两年提出统筹协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有
一个调整的过程开始，而这两年对外开放继续往前走，对内逐渐的开明，有这样
一个背景，这样的背景是争论起来很重要的源头。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发展
有力度，我们积极的同学，毕业的那年，社会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的人总共，连前
辈七老八十算起来是五六百万，现在是七千万，这个社会刷新得很厉害，网络的
发展，近年来媒体的变化，我们的年轻人十年前入网的时候是网上聊天、玩游戏
，现在他们开始关心公共事业，他们自身的发展、创业、就业，都遇到了这样的
问题。光关心自我不行了，得关系他物，得关心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有一点感
觉，就像现在的天气，三月份了，各种生命活动都起来了，草也长起来了，花也
开了，挡不住，怎么办？怎么引导？他们都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可能很偏激。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的时候，一方面是重大的战
略机遇，另一方面是风险的出现。最高层加了一句话“多年积累的问题不可回避
，多少问题层层的在涌现”。仅仅像一个矿难、一个上访，次数之多，每一件事
情的份量之大，是多年积累的。所以，它有一些因素，我们这场讨论是在这种种
的背景下产生的，怎么引导？我想有一个面对的争论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形成
具有建设性的共识，我认为很重要。国外有华盛顿共识，那是多少年前为了解决
全球问题而出的，这两年媒体在说有北京共识，看来北京共识并没有形成。前两
年有点味道，所谓北京共识是对20年改革的总体肯定，现在又讨论出来了。真的
共识是要面对未来，而不是总结过去。未来20年，中国怎么走？这个共识现在好
象还不清晰。所以，这次讨论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高主任很担忧，第一个层面
是在旗帜的层面，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是新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
义还是资本主义？第二个层面是在具体的改革上诸多的领域，国企改革、医疗卫
生、教育、科技等诸多改革上都产生了意见的争论。第三个层面，这些改革都开
始向某些最关键的环节，并且在今后三到五年当中必须集中解决，政府改革怎么
办？政府方方面面的改革，一个现代政府的治理结构，一个适应未来发展的叫法
治国家、责任政府、公民社会这样指向的现代政府的治理应该怎么做？现在还没
有。政府多年的改革是适应经济的开放、经济的改革，基本上是单打一的进行机
构改革、公务员体系，现在连公务员怎么涨工资也处在多难的境地。我想有这么
三个层次，过去20几年前，打倒四人帮以后一场大争论，最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旗帜下把大家团结起来往前走，我们现在意识形态在旗号上的创造的需求
也紧迫起来。我想这三个层次的讨论，怎么引导？我想共识非常之重要，而共识
说到底是和官产学媒，不但喜欢用中产阶级，也不大喜欢用经营阶层，或者叫中
坚阶层，对这个国家富有责任感、终极关怀，承担着一定力量的阶层，他们能否
形成公式。官产学媒，对眼下、对中期的前进方向的具体操作慢慢的，这是中国
非常需要的。这是我们一个大民族在中间转型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如果这场争论
不能很好停下来，挡也挡不下来，我们都有一个责任。通过思考，通过理论和现
实的思考，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来把它深化，我想这是一个。最后，因为中国的
改革方方面面都在展开，总体上来讲，我们处于一种深刻的二元结构的社会，还
有城乡二元、内外二元，我们外需这块机制和体制与内需的这块机制和体制有重
大的差距，还有垄断的二元，说到底还有政府和经济的二元，这些二元结构影响
到我们的方方面面。比如像土地就带有二元性，成立国有企业的土地，最后企业
不行了，可以卖掉，给职工买保险，农村农民的土地，种粮食可以，种农作物可
以，但把土地卖掉给农民卖保险，这个问题就要打疑问。我们要分析现状，光靠
国外的认识是不行的，光靠传统的和过去的理论是不行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创新
才行。我们理论界也好，学者界也好，官员也好，这次讨论都是对我们的考量，
对经济学家的一种批评，其实也是对官员的批评，也是对整个学者界的批评。

迟福林：小敏提出了怎样思考当前改革的问题，昨天我看了张维迎写的文章，请
张维迎接着发言。

张维迎：文章匆匆忙忙写完，具体的文章内容就不讲，我提出一个概念，理性思
考中国改革。理性思考，我理解为四点含义，第一个是必须要有超脱的环节要换
位思考，不是穷人就从穷人角度考虑，富人就从富人角度考虑，但我认为作为政
府来讲应该整体来考虑。第二，你不能在没有可行性的环节考虑问题；第三，你
在讨论时必须讲清逻辑与事实，现在很多判断多于分析，这是很容易误导了。第
四是要向前看，整个改革不能向后看，世界成功的经验都是这样的，改革当前的
问题，我们目的是为了将来活得更好，而不是往过去看。高主任谈到一个意思，
就是收入分配。我最近做了一些研究，现在大家谈起和谐社会，收入分配是很重
要的方面。但是现在网上炒得更多的是平均主义的和谐社会，我们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了就有和谐，没有发展就没有和谐。我这
有资料分析，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来进行分析的话，26年当中，就平均而言，经
济增长最快的那些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那些地区，恰恰是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另外，我们也发现，原来是国有企业解决的问题，城市
就业人口当中国有企业占的比例越高的地方，牵涉到的基尼系数越高的地方。另
外我们发现财政的支出目前来讲并没有用于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如果各个地区
政府的支出，像本地区GDP的比例，比例越高，基尼系数也越高，这说明发展是硬
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以发展为核心
的和谐社会。第二，靠过去的国有企业是解决不了收入问分配的问题，尤其是贫
困问题，刚才讲到2.5亿绝对贫困人口减到现在2600万贫困人口，这没有发展是不
可能的，特别是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第三，靠财政解决分配问题，需
要更多的有效手段，不是简单的说国家财政比例增加了，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其
实大家如果放眼从世界看的话，公立大学一个教授做了非常好的研究，1980年到
1998年，全世界范围来看，收入分配的差异是降低了。而这个降低相当一部分的
贡献是来自中国人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全世界的基尼系数降低了。另外，如果我
们看地区差距，实际上国外有人算过，全国基尼系数上升里面有30%-50%的因素是
与地区差距相关的，就是由于各地的发展水平不一样。如果你进一步看，大部分
的，比如2001、2002，有全面数据的年份，我们会发现分省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
下，甚至在0.3以下，0.35，都比较低，而一到全国就超过了0.4，这说明很大问
题，如果每个地方是绝对平均主义，如果一些地方大的话，一加起来，基尼系数
就很高，这是我们认识的一个现象。如果这个是对的，我们很大分配问题就是缩
小地区差距，中国地区差距为什么有差异？无非是体制改革速度的差异，企业家
精神的差异，还有国有企业比例的差异，那些越是落后的地方，牵涉到体制改革
越慢，企业家精神越缺乏，或者是企业家创业环境越不好，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
大，是这样一些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要解决问题，只能是这些
地方创造更好的环境才可以。第三点，我想谈一下，我们现在看中国的问题必须
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讲，简单地来说，中华民族本身在全球的竞争力，这是我们
考虑问题的一个前提，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关起门来讨论中国的问题。我说这个是
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的任何一个政策，比如贫富差距的政策，损害到中国政府的
竞争力，实际上就损害到中华民族的竞争力，损害到国家在未来的竞争力，我们
有一部分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是来自于全球化带来的。我们看一些系数，高级白领
的工资年薪达到一百万，他就是一个劳动者，工薪阶层，达到了一百万，甚至更
高的。普通的一个劳动者制造业一年还不到一万，相当于一百倍，而其他国家，
世界深很少有这种情况，这也是因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怎
么办？我们用税收的办法把高层的压下来，另外一种办法可以把低层的抬上去。
但是全球化以后为什么形成这么大的差距，越是高技能的劳动力流动性越强，它
是一个全球市场，他要拿到全球的工资，越是低技能的，越是地方性的，流动性
越少，因为拿的是地方的工资。中国高技能工人、高素质工人的工资是美国的三
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甚至更高，但是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美国的四十分之一
，这个差距是必然的。如果我们用税收的办法把高技能的人压下来，人家跑了，
不呆在这，因为可以移民，有很多办法，中国还是搞不好。如果我们用了法律的
办法，要求不断地最低工资提到非常高，不是一年一万，而是二十万，企业就垮
了，外资企业也跑到其他国家了。我想作为民企老板可以移民，但中国的农民不
能移民，所以最后对谁的损害最大，所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昨天我
和韩国一位教授谈话，他谈到韩国人也是这样经过三四十年，但是韩国为了国家
的生存发展，很多东西有困难要忍着点，意思是中国能不能过这个槛，如果过早
地介入这些内部问题争论，你们可能就完蛋了。我们韩国是经过了40年，现在才
能回过头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对收入分配和其他社会问题，关起门来还是
封闭经济，封闭经济就平均主义也行，全国人民都高兴，就共同贫富，但现在共
同贫富都不可能。英国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英国的工会主义在国际上没办法走下
去，没有日本人的话，英国的工人可以生活得很好，但由于有了日本，所以改变
了。所以，要提到一个高度的精神，这次改革的争论，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关
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发展，而不是像过去那种环境下再讨论问题。

迟福林：刚才维迎谈到从国际事业看中国改革。前些日子我在印度呆了十天，这
十天我接触到一些中央部委说到农村看一看，我总的感觉，我们国内的一些宣传
与印度的实际有一定的差距。印度的改革起步比中国晚了十年，而印度高层来看
，印度的发展与中国相比相差15年左右，国际组织的一些代表认为至少在七到八
年，我自己看可能要有个十年左右。但是中国的改革，这个差距正好和改革起步
的时间是比较一致的，我就不谈了。我们谈到国际视野，春霖来谈。

张春霖：如果说国际视野，刚才高主任和维迎都到减贫的问题，世界银行也做过
很多研究，消除贫困最主要的手段是什么？应该说世界银行几十年有这样的共识
，经济增长是减贫的最主要的推动性。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推动减贫，全世界最
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我在几个场合利用了这个数字，国际的数字和中国的数字
不太一样，因为用的是国际贫困人口的数字，每天消费一美元。按照每天消费一
美元的标准，大概从1980年到2001年，在二十年当中中国贫困人口减少4个亿，全
世界20年期间减贫一共减了3.6个亿，上次有同志说数子不对，怎么全世界3.6个
亿，而中国4亿呢？因为撒哈拉的贫困人口是减低的，最后算出全世界20年期间一
共减少3.6个亿，而中国减少了4个亿，相当于拉美国家和非洲贫困人口的总合。
把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减少的大量数据放在一起回归，最后算出经济增
长的减贫弹性，什么概念呢？在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话，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
会加快0.24个百分点，也就是GDP增长加快1个百分点，这个国家的贫困人口减少
的速度，按概率来说，贫困人口的减少会加快0.24个百分点。所以，应该说邓小
平这句话“发展是硬道理”，不仅仅是理论推断，而有着非常坚实的数据证明的
，也是最近几十年全世界减贫事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经验。所以，我想这是补充
的或者复议刚才高主任和维迎的观点。第二，刚才谈到怎么看待这场争论。我昨
天看到张曙光老师的文章，说经济学家当了冤大头，把腐败的问扣到经济学家头
上，认为经济学家是罪魁祸首。讲到理性思考的四点准则啊，我还是觉得经济学
家是否太书生气了一点，这场争论本身就不是学术讨论，这件事不像经济学家坐
在一起反思改革，这场讨论是关于公共政策的一种讨论，所以它本身不是按照学
术利益出台的，我觉得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比如网上的情绪化的骂人，或者是各
种各样的言论，这种东西永远是这样的。包括发达国家的穷人也是这样的，只要
是社会有贫富差距，总会有一些人使用这样的逻辑、使用这样的办法来发表他们
的意见。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按照这种规则来进行讨论这样的公共政策的讨
论当中，经济学家的角色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怎样介入到这个讨论当中，或者
像石小敏讲的引导这场讨论，我们不能指望媒体的评论家们隔三差五写一个评论
，如果指望评论家写的评论用我们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都是言之有理、词之有据
的，这也不太现实。另外，左翼的意见，比如对贫富差距的控诉、对富人的控诉
、对社会不公的控诉，如果翻翻历史，几百年都是这样的，你翻翻十五世纪、十
六世纪空想主义控诉现在社会也是一样，这是社会阶层的一个本质特征，包括文
化大革命的时候，不可能改变，不能劝着他们说学着理性的说法，讲道理、摆事
实，这个事情也做不到，在这种环境下这场讨论会走到什么地步，这是我刚才想
到的。迟福林：下面请李罗力同志讲。
李罗力：本来我们从地处一隅，在深圳，很偏的地方，这次来想来学习一下，昨
天我们早到，高主任找了一些同志座谈了一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刚才高主任
和石小敏也都讲了，我谈一些体会，有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现在的这场争论
，争论也好，或者社会的反弹也好，其实说到底，就是那么几个主要矛盾，我认
为现在我们一定要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我认为就是要解决当前民众最关心的
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主要解决城市的下岗工人
和农民工的问题，现在看得很清楚。第二个问题，就是教育改革的问题。教育改
革的问题，我觉得教育的一种市场化的趋向，不能没错，但是完全搞市场化的教
育改革，忽视了教育公益性的理念是错误的，是扭曲了。所以在教育中间如何解
决群众的弱势群体的这些子女教育的问题，也就是公益性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
医疗问题，跟教育问题也是一样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农村农民问题。农民、农民
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失地农民，对失地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
间怎样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二是对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大财政的投入，
农村的公共服务事业怎么建设起来。我认为这四个问题是争论最激烈，大家最关
心，对改革批评最多的四个问题，我认为在当前应该集中精力解决，从我们的政
策上，从我们的改革方案上，要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第二个观点
，昨天晚上王德培讲了一些观点，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现在在北京讨论，往往
没有这个声音，就是重视地方政府的作用，不能妖魔化地方政府。现在北京普遍
的声音是妖魔化地方政府，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引起地方政府引起的，地方政府和
官商勾结，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勾结，侵占农民土地。大家想想中国的农村改革，
先从安徽开始，小岗村，然后推向全国。中国的开放也是从地方开始，比如先从
深圳作为试点，从广东珠三角推向改革。中国的主战场应该在地方，真正20年推
向改革的很多措施、办法都在地方政府产生，然后中央政府予以承认、推广。我
认为解决现在社会矛盾也应该依靠地方政府，这里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是一个
差异化的问题。刚才维迎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不同的地方遇到的改革阶段不同，
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群众要解决的问题、最关心的利益也不同，中央不重视
地方政府，想“一刀切”，想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出“一揽子”的方案，把所有
问题都解决，不可能。你在解决沿海地区问题的时候，落后地区可能因为你一刀
切的政策就受到损伤。为什么中央政策很多贯不下去呢？因为不符合地方的实际
，在地方不能做，做不下去。从改革的思路，解决现在当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要
依靠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制订大的游戏规则，把大的原则制订下来，然后给地方
政府充分的事权、财权、法律制订权，然后把这些问题纳入地方政府考核的指标
，地方政府有办法。你让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发挥两个积极性，现在在北京听
到声音就是一个积极性，总想中央政府出台一个政策，包罗万象，解决饲料问题
的一个药方，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声音，重视地方政府，一方面扭
曲了，一方面纠偏，错误了要考核，每个地方政府出台本地的情况出台政策，大
原则出来以后他来解决，包括法律、包括政策，把事权、财权来让来定，而现在
出问题板子都打到地方政府身上。你不给他实权、财权和法律制订权。中国这么
大，想一个政策就把所有问题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我是从地方来的，我能体会
到，所以一定要发挥地方积极性。第三个观点，刚才大家都谈论到这个问题，这
次讨论我们再上一个台阶看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社会进入网络时代，进入网络时
代以后，我们整个的民意的表达，反映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形势。现在包括中央政
府，包括党的机构，用传统的手段压制、控制、封杀，最可笑的，我们在深圳，
广东台时不时就凤凰台给盖了，动不动就封杀，广东封杀得很厉害。用传统的办
法对待新形势下的舆论非常愚笨，共产党过去夺取政权是靠民主，是反独裁、要
民主，这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方法，现在怎么怕民主。现在关键的问题，刚才维
迎等几个人都讲到了，我们怎样应对现在新的一种社会群体表达的方式，其实高
主任已经讲到了。我们用什么方式？一方面怎样开辟一个正规的让他参与的渠道
。另一方面，怎样因势利导，刚才小敏讲了。说到底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是我
们党和政府怎么样面对新形势下的网络时代、信息时代来用一种正确的办法，我
认为包括这场争论，我刚才很同意春霖讲的，你说理性化，你让他理性化，情绪
化也好，偏激很正常，他就是要搞，我认为主要是从大的问题、根本问题解决我
们面对网络化时代的争论。第四个观点，真的要成立综合改革部门。现在改革为
什么扭曲，从跟上来讲，就是部门利益趋向改革，每一个部门都要改革，改革的
目标都是保住自己的利益、改别人的利益。我们说到底，看看这个问题都是这样
。所以，如果不解决，现在以部门利益为趋向的改革，改革就永远扭曲。这个部
门改革了，可能就伤了另外一个部门、另外一个领域或者另外一部分相当群众的
利益。所以，确实应该建立综合改革部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现在北京经
常讲到的在国家层面上建立综合改革部门，比如发改委、体改委等。还有一种办
法是地方推动，现在深圳已经成立了改革办，恢复了，改革办现在是设，没有设
为政局级单位，只是发改局的一个副局长，但是作为发改局的副局长作为改革办
主任又是市委局长和正局长，我认为其实还可以地方成立改革，把改革办恢复起
来，恢复起来以后，把地方的改革通过一个综合部门来统筹这个地方，这也是一
个办法，从底下再巩固上面，现在到了综合配套改革的时候了，以某一个部门来
操作改革，我认为这肯定是不行的。第五个观点，政府的改革。政府的改革，其
实说了这么多，还是要靠政府改革，所以政府的改革，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我觉得政府改革有几方面：一是政府公开运行的公开、透明，这在技术层面可
以解决。二是要在政府的运作上增加民主参议和社会监督。靠内部自己监督自己
是不行的，怎样用一种比较好的，现在有网上的愤青式的我们不应该，但给民主
参与和民主监督的好形式，也能因势利导化解网上非理性的争论讨论。三是确实
要解决政府改革，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法律权应该放在改革的
“一揽子”考虑当中。四是要把解决社会问题纳入到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原来GDP不
对了，单纯GDP，现在讲绿色GDP，科学发展观，转变生产方式，这也纳入了，我
认为解决社会问题，也应该纳入到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中。

迟福林：刚才罗力讲的三个问题，利益表达、利益需求讲的非常好，下面请孙立
平讲。

孙立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还是接着春霖的话来讲，如何看待这场争论，我非
常同意他刚才的表达。这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利益冲突、利益关系而上的一场关于
公共政策的争论，我认为定位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现在我看到了这样一场争
论，产生了一个表象，就是一个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需要继续来分析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再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决定一切的时
代，进入利益时代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没有跟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利益的时代，尤其像利益关系，发生公共政策冲突的时候，
对应的一点可能都是对的，不存在对和错的问题。比如饿的人认为吃饭最重要，
渴的人认为喝水最重要，想睡觉的人认为睡觉最重要，你说这个哪一个最重要，
哪个对哪个错，可能没有对错是非。我们过去过于强调对错，但又把对错的问题
和路线的问题、方向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就很容易导致争论，很容易使它意识形
态化。所以，要使得这样一个争论能够尽量的、更多的到一个理性层面，而是更
多的增添理性的色彩，我觉得需要去认识这样一个争论发生的最基本的背景和基
础。当一个时代变革的时候，语言和思维也需要变化。我们的理论基础，也需要
相应的理论色彩和程序来说就利益的机制，相反的归结，要使利益的问题鲜明，
好象只有把它意识形态化，我觉得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形，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和
这个因素有关系。第二个原因，和结构因素有关系。结构的因素，我前几天概括
为这个社会越来是上头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我觉得有点超前，我同意更多只能
当成趋势来看，形成这样一种结构有它独特的原因，所以这样一种争论发生了这
样一种上层和下层相当对立，而且上头越来越寡头，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专横，
下层越来越民粹化，我觉得对立情绪争论可是不小的，现在上层对下层，包括在
讨论的时候也是不自觉的就是体制的一种态度，上层对下层不能说是恨之入骨，
至少感情不是很好，上层出点丑闻，下层非常的高兴，网上一片欢呼，就像一个
节日一样，所以这跟结构的背景也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不在，春霖讲的我都赞成
，但是有一点不同意，归结为老百姓，我不这么看待，我们这些精英、学者有责
任，我认为弄成这样的意识形态有责任，现在左和右都有责任，如果不用左和右
来分的话，左一直在讲某种程度上来说，别看荒谬的左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它有合理的因素，我把它叫正当利益的荒谬式的表达，就是说你仅仅看到这种
荒谬其实是不够的，表达出来的东西回到旧体制，回到市场方向等等，表达上可
能是这样。但是，你不能去忽视掉它背后作为基础是有政党的利益要求，或者这
种东西有这种背景。但是它采取了这样一种表达的方式，结果把意识形态弄偏了
。所谓的右也是如此，基于正当的某些利益形成的这种右的表达方式，它更多是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跟你这个是反对改革，像黄普平这篇文章就很明显的
表达出这一点，黄普平可能到现在也不太明白，90年代写的文章和这篇文章的调
子是一样的，为什么在90年代受到人们普遍的赞同，而这次挨了那么多骂，因为
时代不一样，在90年代的时候，写的是由于中国的走向，所以这篇文章使得如何
走向正确的方向上去，这次背景不一样了，这次主要是利益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
，你说改革不重要，另外一边理解为你还要改，包括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造成很大
损害的改革，你仍然要坚持，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对我这样一种利益的表
达，你完全是不屑一顾，完全是这样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这里知识分子有责任
，学者有责任，我们不能把意识形态化，因为老百姓没有别的语言，而知识分子
本身又往往推动了意识形态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也好
，精英也好，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尽量考虑理性的因素。同时，在这个基础上
形成新的共识，我认为是必要的。现在来看，看起来分歧很大，甚至人民把情绪
表达起来的时候，对立很严重，其实我认为对立没这么严重，相反这种争论当中
，互相的抨击当中也存在很大的共识，就是大家对现状的不满，要求社会进行变
革。但是这里我想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提出来，积极推动改革者应当
把对改革的反思抓到手，应当拿到主动权，而不是说把对改革的反思与推给在意
识形态上很少的一部分人将来意识形态层面上来符合改革的人，我觉得这是第一
个大的问题。第二个大的问题，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争论，其实背后有一个结
，什么结呢？我认为就是左和右的结，就是怎样来看左和右的结的问题。因为这
20年的讨论，包括我们去想问题的基本方式，我们都是用一个两分法去想，左和
右，再分配和市场，国家和民间等等，我们都是这样一系列的两分法。这两分法
把它重叠起来，好象一端代表了旧体制，另外一端代表了新体制，我们要从旧体
制走到新体制。昨天在讨论当中我也讲到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有了很大
的变化。我简单地把这个过程回顾一下，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马克
思主义的对立，一个说不平等是市场造成的，一个说不平等是权利和市场造成的
，最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最基本的观点说不平等不是权利和市场固有的特征，
而是说看它的位置，任何社会都有权再分配和市场，关键是看谁是老大，老大那
个肯定是推动不平等，老二肯定是弥补不平等，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说法，
就是在中国走顺了，这是在不公平新制度里面来看，第一位的和第二位的经济整
合机制，市场或者再分配，作用和方向一定是相反，一个造成不平等，一个来弥
补不平等，但是中国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这两个东西走到一
个方向去了，就像走路走顺一样，本来胳膊和腿是两个方向，但走到一个方向了
。所以，世行97年报告当中讲，15年当中一个国家由平均主义国家成为不平等的
国家，这在世界没有过，为什么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不平等的状况急剧地恶
化，就是这两个重要的机制共同地推动不平等的扩大。这也就给我们一个启示，
我们现在很多争论，包括国际上很多看法，或者几十年来很多看法的一个基础，
就是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是此消彼涨的东西，是很多理论
背后的假设。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所以，有时候
我开玩笑的说，现在在中国，原来人们眼中两个人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
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这样使得背后理论的很多假设可能有问题了，所以
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合到了一起，合到一起就出现了人们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或
者这个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这个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有
一句话，我理解的意思，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过去的领导干部的的权利是绝对
的，市场情况下受到限制，所以受到利益损害。我这不完全同意，过去的权利虽
然很绝对，很强，但行使的场所和范围很少，恰恰市场出现了，使得权力有了更
大的行使的机会和场所，所以这时候，这个权力就能卖出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
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过去的组合
又有了一个说法就有了很大问题，过去一直讲三句话，现在讲第四句话，原来第
一句现在是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和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第二句话是这种结合是
一种最愚蠢的结合，为什么？用左的政治意识形态去作上层建筑，用右的社会政
策去作老百姓。第三句话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向左转，上层建筑向右转，第四句话
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都往左走。简单的就是把某个集团概括为左和右，
可能太简单了。我们认识到一个问题以后，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涉及到我们
究竟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选择是什么？它也涉及到我们应当
或者不应当为什么付出代价。如果这两个东西不是结合在一起，又有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不付出代价。但问题是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了，结合在一起后，究竟
是作为过度的阶段还是定型化成为一个独特的体制，现在还不敢说。假如按照过
去的思路，我们可能是这样的，一方面把现在的问题可以归咎为市场，解决的用
权力参与市场，解决校正市场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把现在的问题归结为权力
，就要用市场尽量地去冲击权力，这是过去一个对立的基础，或者两个基本的思
路。但是如果把这两个东西，如果现在结合起来的话，面对的问题可能不是这样
，面对是什么问题？面对的是需要如何对这两者各自进行规范，而且防止两者结
合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我们一个过去大的思路、左的思路、右的思路、市
场的思路、国家管制的思路可能不一样，我想左右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立和这
个基础是有关的。第三个大问题，昨天讨论到城市和不平等的问题。城市毕竟是
社会的中心，我个人有一个判断，现在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在城市当中的问题
，过去由于城市当中的改革和发展本身的逻辑所造成的问题的这个阶段已经基本
走到了最高点。也就是说，包括改革本身造成的问题，包括它对弱势群体的一些
伤害问题都已经做到了进一步走会朝好的方向走。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在
去年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一个人和美国外交关系学院的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
他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比如十年、二十年，可能中国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农村问题向城市转移，或者城乡关系问题，在城市当中进行。这样，我们可能面
临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迟福林：下面请张晓山说一下。前一段刚刚给政治局讲过课。

张晓山：会议之前，小敏跟我说的是一个命题作文，就是农村土地问题和农民工
问题。当然，因为原来看材料讲，2005年改革年最后变成了改革反思年，2005年
整个的改革一些大的举动恐怕是乏善可陈的。但是，2005年在农村这方面的改革
步伐比较大，关键的是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这个改革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
革，关于取消农业税我个人以前也讲过，取消农业税所解决的问题没有它引发和
凸显的问题多，但是这是一个好事。取消农业税，一下子把很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而且摆到议事日程上来，逼着在农村和各方面改革是势在必行的。所以，现在
中央讲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深化改革，“十一五”提出
来的是巩固农村的改革成果，全面推进农村该改革，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
务教育和县乡管理体制改革。这不是我今天说的范围。但是，无论是乡镇机构的
改革和县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涉及到宏观的改革、宏观经济政治和宏观改革，
涉及到整个格局问题，涉及到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这方面农村的深化入改革又
遇到和整个的宏观改革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下一步农村改革能否进一步发展
和深入的一个基本的前途和制约因素。我下面用十几分钟时间讲一下关于农村的
土地问题。去年的改革论坛有过专门的论题，我今天不讲了。通过税费改革之后
，尤其在地方财政，以中西部地区、落后地区，农业大省和农业集中的产区，农
业税取消之后，相应的财力的使各方更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无论是农户
、村、社、地方政府，各方面都把眼光盯着老百姓的地，改变土地应用以及借地
生财，这是很多的地方困境。这些行为对农村带来很大的隐患。2005年很多的地
方的农民群体的冲突部分，60%集中在土地问题，关键是征地的分剖问题、土地出
让金的问题，这些造成了恶性的事件，这样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和不安。2005年
引起政策关注的问题是广东省的举措，2005连11月发布了广东省使用权流转的办
法，这个办法我们原来介绍过，这方面不再多说。实际上是对现行的1998年实行
的《土地管理法》的很多方面的突破。《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建
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当然说，兴办的乡镇企业，村民
住宅经依法使用，经济体制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等等除外，土地法的管理
有些东西是有一定的弹性，但是怎么理解，我们现在讲广东的出台的东西和以前
的国土资源部搞的芜湖的试点等等，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建设用地，农民对土地
的使用，使用权的实现形式做了一些探索。另外，关于土地出让金的这方面也在
进行一些探索。包括国土资源部正在研究农村集体非切实用地的市场扭转问题。
一号文件讲的土地出让金一部分用于农村农业土地的开发和监督，另外加快征地
制度的改革，这是2006年的1号文件都讲了。文件方面都有一些探索，实践中也有
一些探索，包括广东的南海以及芜湖等等其他的一些地方。但是有两个问题，前
一段包括学界比较多的就是农地转成非农用地争夺比较多，这块的收益基本由政
府和企业各方面的地方政府企业瓜分，政府作为第二部分生财。然后农村在转值
用地的过程中没有得到收益，这是比较突出的观点。包括在改革这么多年，我们
有几万亿的收益，从农民那里拿去的。这部分，国土资源部的领导有一些不同的
意见，认为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归于国家不用于社会，这是世界各国
普遍采取的原则，包括提到当前国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土地收为国家所有。这
里包括国家为了公共意义就是把土地收为国家所有。但是，国家社会本身是一个
比较虚的，就是说增值税到底归谁？现在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包括公共利益怎么
界定，公共利益背后谁是代表公共利益，这里面往往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原来我
看老孙写了一篇，现在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现在属于国家和社会，最后落实
到部门和集团。所谓的公共利益，我们原来讲过，所谓的公共利益的土地开发很
多最后真正收益的是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农民讲的很清楚，国家为了要
征地，建高速公路，我们好像很低价的把土地给你们，开发之后最后给公司手里
，公司拿到土地是作为公司的自己的利益。所以，农民就不干了，觉得在这方面
吃亏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利益问题。所以，以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为名，
实际上使用的是既得利益的集团之实，这个问题导致了我们现在很多的冲突。这
是第一。第二，增值收益。目前看到的很多这方面的观点，没有说所有的增值收
益都归农民，只是在增值收益中给农民补偿，包括土地保障，没有土地给新的生
产饲料和就业机会这方面谈的比较多。包括土地换社保，给失地农民生存权、发
展权，这块谈的比较多。并不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给留给农民，而且留给哪一
部分，不可能说把土地增值留给成交的农民，使他们暴富生活，这也不符合社会
的公共原则。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和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一些观点。第三，就
是集体建设用地进入一级市场，这是很多的学者呼吁的无问题。农村的集体建设
用地，能够进入土地市场使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的收益。实际上也是
修改土地管理法中禁止农民的建设用地出租转让的条款，制订规范农民集体建设
用地的法律，这是一种学界的观点。当然，另外一种观点国土资源部讲的，应该
由政府垄断城镇土地一级市场，认为有它的合理性如果没有垄断，既不可能控制
投放数量就不可能产生租金，就不可能有偿使用。单个农户不可能垄断土地市场
，如果政府不能严格控制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数量，土地势必贱买，不仅不能筹
集城市建设的资金，而且会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所以这是比较一种有代表性的
观点。垄断是为了产生租金，有偿使用，最后能够保证土地增值收益。如果不垄
断的话，就会严重损害人们的利益。所以，我想，政府的垄断最后实际上垄断的
收益到底归谁？这还是刚才讲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农民的集体建设用
地进入市场，谁来代替集体？显然不是一个单个的农民进入，而是一个集体的问
题。所以，涉及到理论和现实的问题，宪法讲的土地归集体所有，谁是集体，谁
代表集体行使权利，集体对土地所有权的实现行使怎么体现。我们现在讲集体，
都是讲干部，温家宝讲，集体经济之所以溃败，就是集体经济沦为干部经济，谁
是集体的代表，这是一个问题。包括现在，有一次一个领导提出问题，就是说农
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一个是集体转为非农业用地，还有就是农民种地的时候，这
个集体的所有权怎么行使？怎么体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
果我们承认集体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在经济权的实现形式就是地租，就是集体向
农民收地租，但是集体由农民组成，农民就是向自己收地租，或者作为集体的代
表，把一部分地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没有承包费了
，村里的运作靠谁？怎么搞？是不是收取地租了？有这么一个理论实践问题。这
里我们考虑，因为现在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在世界上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独特
，或者是国有或者是私有，对集体所有怎么实现，这里设计到很多理论实践的操
作问题，包括农地专为非农用地，是不是能够进入一级市场？谁来运作，我们讲
很多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等等，这是一个。另外，农民自己种地的时候，这个集体
的所有权怎么体现，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是保护农民的承包经营权，但是集体的
所有权怎么体现，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第一点，关于农村土地的问题。第
二，关于城市化和农民工的问题。刚才前面讲了，实际上罗力也好、老孙也好，
讲到农民工的问题，讲到城市这块已经到了谷底，下面可以往上走，但是农民工
尽力了，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又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联系在一起，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各方面的热点，但是有不同的意见，典型的意见认为新农
村建设的反映的思路是城乡割裂，城市人率先现代化，农村人就地城市化，所以
，有的观点认为是不是从农村做起，而是从城市做起。头二十年要解决农民工在
城市中不再回去的问题，所以，建设新农村的问题的主战场在城市，先要城市是
的空间改造为开放的结果，门槛降低，让农民浸得来，住得来，再来谈农民工的
问题，这个新农村建设是随着城市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福利等等形成的。2005年
出来的政策，1号文件我不多讲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原来讲注重二次分配、
三次分配，但是有一种观点，初次分配如果扭曲比较高的话，二次分配和三次分
配也不可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初次分配是劳动者原始占的份额，农民工和城市的
职工，在2004年之前，差别是将近一万块钱，78年到2004年城镇职工的货币工资
是765元到16204多元，原来是五千到六千元，农民工经常说二十年前自己挣多少
工资，现在还是挣这么多工资，城市的工人的工资上去了，但是农民工没有涨，
所以，这样考虑一下，低价的农民工给城市补了5000多亿的资本，他们可以用这
部分钱补充家庭的活动。所以，有初次分配扭曲的问题。这里有几个不同的观点
，一个是劳动力价格扭曲，恐怕不能说，因为市场调节，工资由市场决定，这是
公平。第二，我们讲到很多的欠薪、讨薪，农民工跳楼的问题，这是法律供给不
足，不能说市场扭曲。因为法律不执行，尽管有这么多的问题，还有这么多人来
，农民工说我没有什么本事，只能干这个活，只能拿这么低的工资。第三是国际
竞争力，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低工资有关，如果提高农民工的问题，势必削弱我
国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几方面的典型的观点。这方面相应的一些分析我认为，一
是初次分配的扭曲和市场的扭曲是两回事，因为在初次分配当中，劳动者的原始
收入包括三部分，一个是劳动者收入，福利资金和津贴补贴其他收入。根据劳动
法，根据参照比例是八千，企业社会责任，劳动争议，应该说收入，比如说工资
按照市场决定，但是社会的福利，包括劳动条件待遇这些方面很多都是处于被积
压的状态。所以初步分配的扭曲应该从这方面理解，等于农民工没有基本的保障
，如果农民工断了胳膊就回家了，回到家就成为农村的负担，吃救济等等，这样
农民工一生当中最好的几年，他的光阴、智慧都在城市里用完成了渣子或者半废
，回到农村成了农村的包袱，所以，初次分配的扭曲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二，初
步分配的扭曲来自于二元结构，和行政机构和干部考核机制的错误定位，这里是
权力和基本的结盟，官商的结合，包括山西煤矿等等，看得很清楚。最终，社会
政策把最底层的老百姓给惹了。上面的左的意识形态把精英给惹了，实际上把农
民工给惹了，农民工一个是自行收入再分配，或者走入极端，有一些恶性的事件
或者过激的抗争，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是基本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要
解决农民工，所以说主战场在城市，解决农民工主战场在城市，这个观念我不赞
同，因为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两块政府要做的，社会福利的问题，劳动条件的问
题，这都应该是怎样来做的。但是工资的问题，还是由供求决定的。供求决定的
关键是劳动力的素质问题，农民工从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有限供给的是哪部分
，是素质比较高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的，这部分人是缺的，有一定的所谓的熟练
工人。非熟练工人岁数大一点，识字比较少，只能写字的工人，那部分的工人很
多，但是，这部分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不对称，原因就是劳动力素质低下，本身
就在于农村没有提供一个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本提升，本身的能力能够得到
发展的机会。为什么？我们讲农村的整个的社会事业各方面的滞后。这又最终涉
及到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的调整，公共事业、社会事业更多的向农村倾斜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农村解决，真正的使农民工本身的工资待遇提高，相应的支付在城
市定居的成本，这样才是真正所说的04年43%的所谓城市化变成真正的城市化，使
这部分的边缘性的亚城市人口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所以，主战场在城市，而不
在农村。应该是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农民工问题和农村的发展，应该是并行不
悖的，彼此是良性的互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