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事业生涯里,爸妈的影响无比巨大。
大学毕业,我开始打天下。
上班第一年春节回家,我得意洋洋地递过去1000元过节费,老妈的神情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欢喜,过几天好像是闲聊着说起:“黎叔叔家的女儿,过年回来给了家里8000元呢。”
我愣住,歪着脑袋半天没言语,妈哎,您儿子拿您与上海的富妈妈比较,您高不高兴?
第二年,我上交的过节费增加一倍(为此搁浅迫在眉睫的电脑计划),又买了烟酒茶,谁知老爸又哈哈:“谁还抽‘白沙’呢?现在都流行抽‘黄鹤楼’,你表哥送的‘黄鹤楼’200多块钱一条呢。”我听了,再次愣住。
那时爸妈都年轻,50出头,街道安排个早点摊问做不做,老两口把手卷在袖子里说:“有儿子呢,有儿子呢,儿子在大上海一个月挣3500。”没错,月挣3500块,但除去房租水电交通费只剩一千多块结余,这点钱只够我在大上海辛苦生存。我很省很省地花钱,在光线黑暗的办公室做小职员,每次打电话都报喜不报忧———今天买什么吃了?———吃肉了。实际上吃土豆青菜的日子占多数。
儿子进化成懂事的人,爹妈还在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