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白中的永恒
我来莫斯科，正值俄罗斯隆冬时节。一下飞机，迎接我的就是漫天的风雪。
俄罗斯的冬天特别长，日照又特别短。12月底的莫斯科，早晨9点天还是灰蒙蒙的，下午4点刚过，天色已经暗淡。上午的一半都快过去了，可四周还是静悄悄的。人们的活动，诸如商店营业、机关办公、学生上学等等，似乎都压缩在白天那短暂的七八个小时里。过惯了阳光灿烂的生活的人来到冬日的莫斯科，还有一点很难适应，那就是终日阴霾的天空，很难见到碧空万里的日子。不过，当踩着“嘎吱”作响的雪地、迎着漫天飞舞的风雪走在大街上，望着被厚厚的白雪勾勒出鲜明轮廓的建筑、雕塑、树木和教堂金顶时，谁都不会否认只有这样的景色才最能体现俄罗斯的特色。
冰封的河面、皑皑的白雪、挺拔的雪松、落叶的白桦、凛冽而又清新的空气……白雪把一切杂乱污浊的东西都掩盖了，大地异常洁净。当我独自在名人故居、纪念雕像、古老的建筑和教堂前驻足时，我总觉得正因为有这样的冬景的映衬，这些名胜古迹才显得格外高洁动人。
我曾经徘徊在新圣母公墓，凭吊先贤。那天气温低于摄氏零下20度，是莫斯科最寒冷的一天，但天气晴朗。公墓里肃默宁静，来的人不多。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积雪的小道上走着，仔细寻觅着心仪已久的俄罗斯著名作家和其他文化名人的墓地。
那是果戈理的墓地，阳光正打在他高高耸起的胸像上。他双肩披雪，目光安祥地注视着远方，仿佛还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艺术世界之中；那是契诃夫的墓地，在围着圆形花纹的铁栅栏中，小屋状的墓碑顶上盖满了白雪，这位净化庸俗的大师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那是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墓地，墓碑上镌刻着这位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作家斜卧床榻的浮雕像，积雪将这幅本来就很出色的浮雕勾勒得尤为生动，我至今记得在我少年时代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带来的情感冲击；那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墓地，远远就能见到在一整块红色的大理石映衬下的作家雕像，瘦削的脸庞、蓬松的头发、圆睁的怒目，诗人似乎依然没有放下他那枝涤荡污浊的笔，一束鲜花放在墓地上，鲜红的花朵在白雪中显得格外夺目；那是布尔加科夫的墓地，在一片晶莹闪光的雪地上，有人轻轻地扒开了一角，露出一块几乎是平放着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墓碑，上面写着作家的名字和生卒年代，如此简朴，差点让人失之交臂，但生命就是在这样的简朴中变成了永恒……
节日红场剪影
我到莫斯科时已近年末，赶上了一连串节日：圣诞节、元旦、东正教圣诞节、俄历新年……
12月25日的圣诞节不是俄罗斯独有的节日，相比之下，1月7日的东正教圣诞节则要隆重得多。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独立的派系，已有将近十个世纪的历史。由于拜占庭帝国是东正教的摇篮，因此东正教又称拜占庭派系。不过，东正教中心早已移至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宗教热，许多地方不惜功本地重修和新建教堂。最典型的莫过于在与克里姆林宫遥遥相望的市中心重修了俄罗斯最大的教堂——救世主大教堂，1999年才完工，耗资4亿美金。2002年1月6日下午，在这个教堂里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普京总统出席，电视实况转播。
当然，俄罗斯的大节是元旦新年。这个节日在俄罗斯几经变故，初为俄历9月1日，彼得大帝时改为俄历1月1日(公历1月13日)，十月革命后又改为公历1月1日。由于俄罗斯地域辽阔，俄各地的人们往往要在当地时间和莫斯科时间两度迎接新年的到来。
就如我们国内过春节一样，元旦前夕，俄罗斯的家庭也要采买年货，打扫卫生。我注意了一下莫斯科的市场，物品相当丰富，可以说应有尽有。商场、超市、仓储式大卖场和形形色色的便利店，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市场繁荣，购物的人很踊跃。走进莫斯科最大的商店“古姆”，尤如走进了一个商品大世界，其规模不亚于我们国内都市中的大商场，而且它位于莫斯科的心脏——红场。“古姆”建成于19世纪末，整个建筑外表很有气势，围住了整个红场的东部，开阔、华美；内部设施同样很漂亮，三排游廊式的多层商场错落有致。
在迎接新年来到的那一刻，随着斯巴斯克塔钟楼上零点钟声的响起，人头攒动的红场上，顿时欢声雷动，冰封的莫斯科河上空升起五彩的焰花，探照灯打出2002年的字样。此时，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内向俄国人民祝贺新年。普京执政两年来，在改善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这两年俄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分别达到8%和5.5%，工业开始复苏，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固定投资分别增长17%和8%，居民人均收入两年增长13%以上，这一切使普京在俄国民众中的支持率居高不下。今年我在红场与俄罗斯人民一起欢度新年时，真切地感受到了在国家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人们愉快的心境和对未来的企盼。
在通向红场的复活门前，我曾诧异地发现不少人围拢在一起，居于人群中心的一个人满脸笑容地在转着圈，而后另一个人又进入人群中心，快乐地转圈。有的人在转完圈后还蹲下来摸一摸地上画着的黄色的圆圈。原来，这是人们在祈祷来年好运。
俄罗斯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走向复苏，许多方面有非常扎实的基础，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都曾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以莫斯科的城市和文化建设为例，莫斯科市区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但人们可以通过便捷的交通迅速抵达市区的各个角落，由11条线构成的全长200多公里的地铁网络四通八达(每天运送乘客的人次达700～900万人)，加上其他完善的公共交通和150万辆私人轿车(路人可伸手拦车，兼作出租)，以及宽敞的布局合理的道路，诺大一个世界级大都市的路面一点也不显拥挤；莫斯科有“森林城市”的称号，绿化面积高达40%以上，城区内处处可见成片的高大的林地，有的规模还相当可观，市内有森林公园11个，其他大大小小的公园和林地600多个，出了中心城区后更是连绵不绝的森林和湖泊，让人叹为观止，相比上海那一块块捉襟见肘的绿地和楼房挤挤挨挨的小区，那气度不可同日而语；莫斯科的住房以高层和小高层为主，这几年住房建设仍在进行，人均面积已超过20平米；文化生活相当丰富，博物馆、画廊、名人故居等文化设施中举办的固定展览达190个，剧院里每天都有精彩的演出，经典的或现代的各取所需，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芭蕾、话剧、音乐会等令人陶醉；市民的文化素质总体水平较高，爱好读书，喜爱艺术，遵守社会公德，在公共场合少有大声喧哗的，以至初到这个大都市的人会有“静悄悄的莫斯科”的感觉……
俄罗斯也有2002年是马年一说，对于俄罗斯马年的前景，人们众说纷纭，如今的俄罗斯是个充满着矛盾的国家，不同观点的人都能就此发表自己的种种看法。友人在红场附近的亚历山大花园拍了一张照片：主景是四匹腾飞的骏马雕像，背景是克里姆林宫的塔楼。题为：马年的俄罗斯能腾飞吗？
冬日里的中国情
冬日的一天傍晚，我与几位朋友一起前往位于老阿尔巴特街的普希金故居纪念馆参加一场室内音乐会。出了斯摩棱斯克地铁站，途经地下通道中的一家小音像书店时，我们被陈列的由文学名著改编的音像制品所吸引，停住了脚步。购买后正待起身时，有人在边上轻轻地用不流利的中国话说了声：“你们好！”我们转过身子，发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俄国男子在朝我们微笑。于是，我们就一边走一边与他聊了起来。原来，这位男子因为与沈阳的一家汽车制造厂有业务联系，去年到过中国。中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使他惊讶，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友好使他感动。他一再表示，中国人好，中国伟大，俄国应该向中国学习。我们在向这位俄罗斯人表示感谢的同时，一种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淳朴的俄国民众普遍将中国人民视为自己的朋友。在远行的列车上，一位外出探亲的俄罗斯老人听说我们是中国人，拿出点心和巧克力，一定要我们收下，她说自己没有到过中国，但亲戚朋友去过中国，都说中国好。在一个文学博物馆内，馆长出面热情接待我们，陪我们参观，请我们题词留念，并多次表示：“我非常喜欢中国！”在一个车站的售货亭前，我们问路，售货员热心地为我们指路，告别时大声说道：“向中国致敬！”同时举手致意……而那些近年来到过中国的俄国人则往往对中国赞口不绝。有位刚去过中国的俄科学院院士甚至说，如果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能放下大国的架子，向中国学习，向邓小平先生求教，俄国也会少走些弯路。当然，大部分俄国人对中国的深入了解还是不多，俄国的媒体很少全面报道有关中国的情况，但是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对于邓小平的名字，俄国人是不陌生的，甚至有时还能见到有关他的俄文书籍。有一天，我走过红场边上的马涅什广场，看到一个露天书摊，由于下着小雪，摊主用塑料布铺在所陈列的书籍上。透过散落的雪花，我发现其中一本书的封面是彩色的邓小平像，非常醒目。走近一看，原来是新出版的俄文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
毫无疑问，汉学家是对中国感情较深的群体之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是俄国汉学家比较集中的一个研究机构。走进该所的大门，在宽敞的电梯大厅的两侧，醒目地垂直张贴着两幅高大的中文条幅，上面书写的是孔子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每次来到这里，读到这两句名言时，总感到十分亲切。一次，我在该所的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看到图书馆的墙上张贴着由“爱中国的俱乐部”出的一则活动通知，其中“爱中国的俱乐部”几个字还是用中文写的。我半开玩笑地对身旁的一位俄国朋友说，这个俱乐部好，以后我也来参加，不过我建议你们的俱乐部改动一下名称，去掉中间的一个“的”字，这不会影响俱乐部的性质，但会使名称显得更简洁些。他笑着表示同意。就在这个研究所里，有一部分汉学家一直在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并对中俄目前所进行的改革进行比较。该所每年都出版一本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年鉴。前些年，该所还推出过一本大型论文集，书名为《在现代化与改革道路上奋进的中国》，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
我曾经走访过莫大教授华克生博士。老人今年已75岁，但精神矍铄。他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已经半个多世纪。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曾在北京大学进修，导师是吴祖湘先生。1959年，他翻译出版了俄文版的《儒林外史》，这也是该书首次被译成外文。此后，他在中国明清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出了许多成果，同时也译介了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华克生教授就是一位努力促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成就卓著的文化使者。他多次来过中国，最近的一次是三年前。他对中国的快速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再次来中国看看。尽管已经高龄，但他仍在莫斯科大学执教，笔耕不辍。他说，他觉得他所做的一切虽然辛苦，但充满乐趣，因为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他的青春、事业，乃至一生都是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的。
华克生教授的一家堪称汉学之家。老人的岳父是鄂山荫。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鄂山荫就是蜚声苏联汉学界的学术权威，著有和主编有《论汉语词类》、《汉语教科书》、《汉语口语教科书》、《华俄词典》和《汉俄大词典》等，其中《汉俄大词典》收词25万条，影响巨大。老人还自豪地告诉我，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一名出色的汉学家。他儿子的中文名字叫华可胜，今年41岁，已经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出版了多部研究中俄关系的专著。当老人捧出儿子关于中国的博士论文时，我看出了老人内心的喜悦和深深的期待。
在与老人交谈时，我还不时环顾书房内的陈设：精美的中国茶具、鲜艳的中国结、别致的京剧脸谱、满架的中国书籍，以及各种各样的中国工艺品。老人拿出了作家王蒙写给他的信，信中谈的是与译介王蒙小说有关的事情；他还拿出一幅中国扇面，这是李准率中国作家代表团来访时赠送的，上面书有李白的诗：“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在他的寓所里，我们品着中国龙井，聊了将近三个小时还欲罢不能。室外寒风凛洌，室内却温暖如春。老人为能与中国学者作这样的交流而高兴，我也深为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的这份真情所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