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来这里聊聊 [复制链接]

越共改革对中国的启示zt

刚刚结束的越共十大显得非常热闹，开会之前爆出交通部部长的贪污案甚至牵扯到了越共的最高领导人农德孟，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越南共产党控制下的越南媒体显示了出人意料的开放，不仅对高级领导的腐败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甚至一些媒体暗示要追究领导人的责任。

另一方面，十大上越共的党员们对他们的总书记投票进行差额选举，这在世界范围内共产党执政历史中是非常罕见的。很多媒体因此把这些现象看成是越南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信号。

在目前全世界的五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越南是唯一一个紧跟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国家，而中国和越南这两个接纳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前两位国家。

外界，包括中国人甚至很多越南人都把越南的"革新政策"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翻版，越南也一直称为是中国的"好学生"。

但是现在来看，这种评价似乎只适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因为在政治领域的很多方面越南无疑走在中国的前面，而两者的差别也很少被人关注。

例如自从越南在1986年进行"革新"以来，越南的最高领导层（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也被称作"三驾马车"）的更替都是非常有规律，基本上每五年更换一次。这次越共十大上农德孟成为越南近20年来唯一一位获得连任的总书记，但是他恰恰是在越共第一次总书记差额选举中获得连任的，而不是依靠政治强权。

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更替在江泽民卸任的时候开始出现规律化的趋势，但是他们好像更希望每一代领导人的任期持续10年，即两个任期。

中共的每一代领导人也更加重视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扩编到中共的指导思想之中去，从第一代的毛泽东思想，到第二代的邓小平理论，再到第三代的三个代表，最近胡锦涛总书记也基本上完成了和谐理论的框架建设。

这也使得现在中共在论述自己的指导思想时，至少在言词上已经显得非常复杂。而越南共产党现在的指导思想只有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而且后者也是在1989年苏东巨变之后才加上去的。

越共从中共的文革中吸取教训

领导人的规律性更替很大程度上可以防止个别领导人的独断专行，越共内部对这一点似乎非常在意，因为他们对于40年前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记忆犹新，尽管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把那次运动定义为"文化革命"，但是最后它也成为了一场政治斗争，甚至诸如刘少奇这样的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竟未能保持住基本的人格尊严。

越南的一些学者认为，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之后之所以没有选择北方近邻中国作为自己依靠的盟友，而是选择了遥远的苏联，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文革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越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出现过文革这样惨烈的历史。这也与越南自从胡志明之后，就不再有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享有绝对独裁地位的领导人有关。 越共内部也经常被一些研究者划分成改革派、保守派或者南方派、北方派，但是各派都比较重视达成各种力量的均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越共八大的时候，因为各派力量对于越共总书记人选一直不能达成共识，使得这次领导层交接推迟了一年，这也是越共改革20年历史中唯一一次领导层交接被推迟。

最后作为妥协，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军方将领黎可飘被选为越共总书记。但是黎上任后也很注意平衡左右力量，而并没有采取极左的方针，他甚至试图取消越共中央顾问委员的制度，至今很多人认为正是这个做法触动了越共一些政治大老的利益，而直接导致了他的下台。

不过越共与中共一样，现在同样面临着政治改革的困境。特别是1989年苏东巨变，以及1991年苏联的解体，对这两个国家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冲击，也使得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于以自由民主为取向的政治改革变得更为谨慎。

经济与政治不同步

1991年的越共七大上，越共领导人坚定地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转而模仿邓小平式的改革模式，这也被认为是一种单向进行经济改革，而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道路。

越南目前正在非常积极地与美国这个几十年前的仇敌进行谈判，他们希望能够在近期加入WTO，正如中国在几年前做的那样。但是这并不代表越南已经将美国作为自己的朋友，确切地说，美国是越南要保持经济增长而不得不合作的一个对象。

越南国内也对于政府的这一做法有很大的争论，很多人认为要保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越南就必须进一步融入这个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如何抵御这种融入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挑战，不少越南人都认为美国驻越南的外交官员正在从事着对越南进行和平演变的工作。

这种矛盾的心态非常具有代表性。经济改革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也成为现在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合法性来源，但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随着经济的增长暴露出来，官员的腐败、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以及社会思潮越来越多元，这些在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挑战着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面对这些具体问题，中共新的领导人提出了"和谐"理论，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更加积极地寻求其他各种方法应对这些挑战，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而越南共产党至今并没有系统的对策出台。

2005年，胡锦涛第一次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出访越南的时候说，中越两国是"理想相同"，并提到了越共已故领导人胡志明所说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现在很难说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让两国走得更近，还是经济贸易的原因，但是毕竟中越两国确实都面临着因为同样的原因带来的同样的难题，这两个目前世界上最为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何去何从，无论他们选择的未来发展道路是否相同，都将成为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play007


我在朝鲜的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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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001andywei 提交日期：2006-5-13 01:59:00

??004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跟随《世界粮食组织》组织的科教文援助考察小组，从吉林组队，在辽宁丹东出发，途经新义洲，龙川，宣川等地，最后到达平壤，开始了我的近两个月的朝鲜之旅。我在这里想把我的经历给大家分享。
　　先说路途上，我们之前听说朝鲜物资奇缺，随团的世界粮食组织官员斯利芬。劳（下面简称团长）拉是一位常年奔波在诸如伊朗，巴基斯坦，巴勒斯坦的传奇女性，她能说8个国家的语言，汉语也很流利，他很和蔼，看不出来已经年过50，而且她和我们调侃的时候还半开玩笑地跟我们说，她以前是是被派来中国的间谍（汗！），团长告诉我们，在去之前，大家都要准备好充足的物资，团里给了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下面是我自己预备的物资清单：
　　方便面：福满多 20箱（看清楚！！！20箱！！！500袋以上，不是骗你们）
　　电池：新华5号，3小盒（后来证明没有用），大号的3号电池，6盒（很有用）。
　　袜子：10圆4双的批发外贸货，纯棉的（吉林物价便宜呀）50双，
　　换洗衣服若干，球鞋4双（后来证明带少了。）
　　皮鞋，西装各两套，运动鞋（李宁2双、ADIDAS1双）
　　胶卷：柯达10卷（不够）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在集合的第一天，我们将一些路途上的物品装在随身的背包里，其他的物品，两个人，两个人地分别装到了一个1。4米*1米的联合国标记的铝合金箱子里，方便面之类的统一装木箱。
　　我们由吉林出发，开赴丹东。
　　后来我们在丹东呆了一天，晚上自由活动的时候，在驻地的酒店上看朝鲜，对面黑麻麻的一片，和丹东的灯火辉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好象对面是没有改革开放前的祖国，而我们这里是香港一样，朝鲜对面只有那时不时闪烁一下的灯塔在向我们表示，那是另外 的一个国度。
　　出发了。
　　进入朝鲜要在丹东这边过关，因为我们是联合国粮食组织，所以集体经特别通道通关，在走过了几重检测门后，我们就算正式开赴了。
　　到朝鲜要先坐我们的火车经过铁桥（就是鸭绿江上面的），我们在火车上面可以清晰的看见对面朝鲜的房子上的巨大标语（后来才知道是：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还有就是在火车上可以清晰地欣赏右手边的断桥（这个可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呢）。
　　过了鸭绿江，就算进入朝鲜境内了，我们要在那里换乘朝鲜的火车，首先还得通一次关，
　　朝鲜的房子肯上去很老旧，而且我们所在的车站（不知道名字，也不敢议论）旁边全被用围墙和高大的树木所遮盖，只有面向祖国的方向风景是敞开的，车站距离鸭绿江说远也不远，团长说，我们在这个车站不能随便议论，因为这里大多数人都能听懂得中国话和英语，我们甚至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谈天的时候，旁边总会有意无意地靠近某些佩带金正日像章的人，在我们旁边不远的地方或站立。或蹲下，鬼都知道他们干什么。
　　我们上厕所的时候，一般都是有人无意地跟在后面，而且厕所外面有守卫，一次能进去最多5个人，而且每当我们进去方便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朝鲜人“恰巧”也来方便。
　　车站的2楼是通关的地方，通关时候，我们一个个将自己的背包放在检测传送带上，过机器，然后拿着自己的身份文件，过两道安检门，再给一个拿了检测仪器的朝鲜军人上下扫个遍，就下楼上车了。
　　朝鲜的火车是非常非常老款式的那一种，墙壁是木头镶嵌的，已经看不清楚年代了，坐椅硬邦邦的，还有一股不知名的怪味道，窗子可以打开，车速也不快，每个车厢上面都挂了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图象，没有卧铺，我们就三三两两地坐着，团长说，我们可以浏览外面的风景，要是看到有机会也可以拍照，但是不要被发现，因为朝鲜方面有规定，不能拍他们国家不好的地方，因为影响不好（靠，他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好的地方？）。
　　朝鲜的山很容易地就可以看出贫瘠的色彩，真的，只有真正的去到那里的就知道，那种山是带有一种苍凉和昏黄的味道的，而且给我们一种面瘦饥黄的感觉，山大多数都开垦了，上面种植了一些不高的植物（后来才知道，那看上去不到1米高的植物，居然是玉米。。。。。）
　　我们的中方领队叫张正，是一个很亲切的中年人，个子很高，达到了190多，脾气非常好，他一般和团长在各个车厢走来走去照顾学生和其他人员（我们一共60多人呢）。
　　不知道开到了哪个地方，停了一下（将近30分钟），就听见领队说：吃饭了。
　　午饭是朝鲜方面提供的，味道不好，有半个煮鸡蛋，一点点咸菜，一点青瓜片，几两米饭，和一点肉段，不知道是真地饭菜不好还是怎么地，大家都没有食欲，几乎都剩了（团长吩咐剩的留当晚餐，不能浪费，要不我们还挂世界粮食组织的名头来干什么：）），倒是团长居然吃的很开心，她跟我们说：她以前在刚果，被反政府武装抢劫了，丢到沙漠里，他们居然连腐烂的动物都吃过。我们正聊着，忽然一个朝鲜的工作人员进到我们车厢里，领队就马上站起来说：“大家赶紧拿照相机，往你们窗子外面拍照做记录了（这个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此时才发现，窗子外面的景色居然有让我回到国内的感觉，一片盖的象别墅的农舍矗立在苍凉的大地上，当我们拍完照片后，朝鲜方面人走了，领队骂了一句：赔，面子工程，里面住的人都是装的，奉命去的。团长对领队说：不要计较这些，一个国家看待问题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走了多久，快到了晚上，终于到了平壤。。。。。。。。。
　　下了车，感觉，这个城市很干净，
　　出了站口，高楼大厦的不少，还可以看见出租车，是那种日本产的旧车，我不知道上面有没有计价器；）在火车站旁边停了好几辆朝鲜政府用车，居然是奔驰，团长说，朝鲜的公务用车是奔驰（比我们还牛，我们只是奥迪。）不过奔驰是很旧的款式了，老的190，我们集中在车站又边的特别通道，车站里面满是标语，挂的整整齐齐，还有老金和小金的照片，距离我们20多米的地方，是一个朝鲜老百姓的普通进站口和出站口，老百姓的火车拥挤程度比我们春节回家的农民工与学生专列还可怕，几乎是从车窗上下了，老百姓的衣着破旧，但是很干净。
　　老百姓盯我们的眼神十分警觉，无论大人小孩都一样。我又些感叹。
　　我们上了两辆朝鲜政府接待车，车子很新，国内的那种普通大吧，但是在这里已经显得奇货可居了，我们就朝驻地开赴。
　　平壤道路很宽，在金日成广场那里的一段路面宽度居然达到了100多米，印象深刻的就是那高高的主体思想塔和柳京饭店（105层+地下共108层，盖了近20年，典型的烂尾楼，盖到最后地基下沉了，远看象个金字塔，很雄伟。）。满大街随处可见大金和小金的标语塔，样式就好象我们小学的黑板报的标语栏一样，只不过大了7~8倍，上面小金或者老金在中间，旁边是一些马屁标语，团长告诉我们，其实要是把这样的标语塔的砖头拿来盖房子，不知道能住多少老百姓呢。
　　朝鲜平壤绿化还可以，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看不见住在楼里面的老百姓在阳台上晒衣服，问了领队，领队说：按照朝鲜的话，勤劳的朝鲜人民有自古在家里阴干衣服的习惯，说白了，就是小金怕影响市容不让挂，靠


我们的驻地靠近金日成综合大学，我们此行的主要活动地点也在这里，我们统一住在一排平房里，可以烧炕的，不是朝鲜通用的地热，我们每个房子住6个人，被褥是我们自带的（后来走了送了），每个屋子给我们配备了2个生活委员，我们的那两个，一个叫朴文一，一个叫金光（精光，我们后来都这样调侃他。）和我们差不多年纪，但是汉语少有地流利，不奇怪，不流利怎么监视我们，我们平时走动的时候，他们必须得有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大队活动除外。）
　　方便面等食品让朝鲜海关克扣了3分之一，我为此骂了好几次，精光在一旁边开始听了很尴尬，说一定会向上面反映，还再三表示这些是个别现象（个别个屁~全团这么扣下来，接近1吨的食物就被海关给扣了，我靠，还个别！）


朴和精光两个人永远是一身白衬衣+蓝裤子的装束，还有就是那坐胸口上方的小金像章，开始的时候，卫生都是我们自己打扫，直到了我们称之为‘方便面事件’的事情。
　　方便面，在祖国是一个很普通的食品，我们平时是实在不行了，才去吃他，但是在平壤，这里朝鲜政府除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金日成综合大学的礼堂里组织了一个比较可以的欢迎餐会后，给我们配发的食物我们就从来没有吃好过（饱倒算饱，但是朝鲜的饭菜太难吃了）但是相对我们算好的了，给我们单独开了个食堂，吃小灶，朝鲜的学生不让进。。方便面就成了我们调剂口味的食品，我们隔三差五地吃点，在到了平壤一周后，一天我们又不去吃饭，朴和精光就来管我们要饭票（饭票通用），正开门的时候就看见了我们在吃面，精光机灵，首先就问我们，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说的，你们问问不出结果，干脆自己尝试有一下，他们连推辞，说，这个不和规定，但是我们已经看出来，其实他们是很想吃一点的，我就说了：这个是交流的需要啊，增加感情。后来他们也就不说话了，跑回去拿了自己的饭缸来，我一看他们的饭缸，靠，那是饭缸吗！整个一洗脸盆，同学问他们，你们平时吃这么多吗？这个问题有些唐突，他们很不好意思，后来才跟我们说，因为我们的饭票是小灶的，可以在大食堂打多一倍的饭，他们很少吃的这么饱过。
　　鉴于他们这么说，我就给他们泡了4包（一个人4包~~~~~）面，他们感觉我们的泡面方法很神气，面居然不用煮就可以吃了，开始他们还不相信，泡面一般不是3分钟就可以吃了吗，他们居然等了10多分钟，怕是不熟，到开吃的时候，面条已经由于吸水膨胀的不行了，足足膨胀了近一倍的分量，我看了都想吐了，但是他们才让我感到惊讶呢，不到10分钟，那一盆面就没了。。。。。。。。。。

他们两个人的吃法让我没了食欲，但是他们却表示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面条。。。。。。。。自从那以后，他们有事情没有事情就来帮我们打扫卫生，烧开水，一般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屋子里面了，我们也不怕丢东西，他们也不会偷，这点很好，我们就给他们泡上几包面（我的方便面就是这么耗费了的！！！！！！！！！！）当做酬劳，每次他们嘴里都说不好意思，但是吃的比谁都快，诸如这样的还有巧克力，百事可乐，蒙牛牛奶。。。。。。。。。。

我们平时就是在他们观察员的陪同下做课题，一般是将世界粮食组织原先的援助数据整理，检查，并且和他们交流谈判，探讨问题（说明白了就是他们向世界粮食组织讨饭，而我们想给，但是又不想给那么多，大家讨价还价），我们学生的工作主要是交流学习，和他们一起生活，共享社会主义美好~~~~~~~~~~~~~~~~~~~~~我们没有出平壤，也没有随大部队去农村视察，因为团长说怕我们这些心理不成熟的去了，承受不起，他们去的地方可是真正的反映了朝鲜的真实景象的，用领队的话说，苦的你看了毛骨悚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不敢想，但是我倒是听领队说，他们以前去的时候，我们祖国国内最破最破的山路，就相当于朝鲜的2级公路，他们每走一次都要颠簸很长时间，成年人也承受不了那个道路，破的不成样子

平时的我们可以随便在平壤市区行走，但是晚上一般宵禁，也没有灯光，我们哪也去不了，还有就是无处不在的便衣特工和军人，他们不干什么，就是罚款，你要是拿相机拍了他们，罚款，晚上出来，罚款，看不顺眼，罚款，一次50圆人民币，靠，朝鲜的货币和祖国的是100：1，他们朝鲜人一个月才300朝币的收入，我罚款一次就够吃一个月了，我在那2个月的时间里，在精光等人和大部队的带领下去了很多地方，拍了很多照片，罚款被罚了10多次，去了500多，还有就是我们拍的这些照片居然得一律在朝鲜冲洗，然后由他们筛选，合适的才能给我们，数码相机在那里用不了，一 要是一个游客还可以，一天两天的 不成问题，但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你上哪里去找充电的地方去，平壤停电很频繁，但是时间都不算长，他们说是为了分配电力用，我们的区算好的，不缺多少点，听说居民区那边经常几天几天停电，首都还这样，更别提其他地方了。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朝鲜的国家图书馆，很大，有人民大会堂的样式，估计是仿造的，去的人也很多，还有在那里上课的大学生，书很齐全，但是几乎全是朝鲜文字，我在那里居然还发现了几台老款的486电脑，居然可以上网，不过只能上他们国内的‘太阳网”机器慢的不行，多开一个网页也要等半天，全是朝鲜文字，看不明白，但是网站标题上醒目的标语还是认识的。图书馆里很安静，不知道怎么地，朝鲜好象一个没有声音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行人没有说笑和打闹的，无论到哪个地方，绝对没有单独的超过6个以上的朝鲜人单独聚集在一起的，只有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瞻仰老金的铜象时才看见大部分的人。他们对老金很崇拜，老金的一个高20多米的铜象就树立在广场上，叉腰伸手做一个类似打车的造型，每个走过他旁边，不，甚至是他这个方向正前方，不管多远的人，都会主动地面对他鞠躬，远是这样，近也是这样。我看了有些别扭。
　　我们也去瞻仰了，而且不能用手指着他的雕象，得伸出手掌做礼貌示意，


朝鲜分几个大区，有专门工业的，分轻工重工，居民区的，大学区的，政府区的，还有体育区，特别是体育区，朝鲜的运动员全是军人，享受国家待遇，就是能和我们一样吃小灶，这个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体育区很大，但是锻炼的人很少，因为很多人都吃不饱，哪里有力气锻炼呀，我们还去了著名的那个五角星形状的体育场，这个是亚洲最大的体育场，可以坐15万人，我们在电视上看见的 朝鲜大型团体操就是在那里排练的，这个体育场坐落在一个小岛上，他身后几公里外就是朝鲜有名的 特级饭店，羊角岛饭店，领队调侃，这个饭店是平壤少数能叫“小姐”的饭店，我们问他去过吗？他笑着回答，SB去呀，100欧员一次，他没去怎么那么清楚呢？


我们在这个体育场看了著名的团体操表演，那些队员们一天要表演4次这样，平均几个小时一次，一周绝对不会重复，体育场气温很高，但是他们都是盛装打扮，不知道会不会很热，他们的动作好象是机器人的一样，整齐的有点可怕，而且每当他们表演完了以后，就会统一地排队到体育场一个角落，那里有几十个国内机关食堂里面以前很常见的很大的那些保温的大壶，前面开有水龙头的，他们就分别到那里喝水，但是据说他们喝水也有定量，就是为了防止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尿急，大壶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通道，可以通到表演人员专用的卫生间，他们喝水小便很有效率，好象经过特别训练一样，跑步去厕所小便到回来，一队一队地去，绝对不会超过五分钟，我猜，要是他们当中有人吃坏肚子怎么样呢。我问了领队，领队没了笑容，他告诉我，这个对他们而言，就代表没有了小灶的待遇，而且利马有人填补上来。
　　体育馆划分成了几个区，我们不能乱走，有很大一面是他们自己专用的，我们不能和表演团体操的队员交流，也交流不到，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安全人员隔离了很长的距离，上面用各种颜色的扳子造了隔离带，远看，是一个很好看的图岸，象是穗带一样，这个也是团体操固定不变的图案了。我们观看的时候不能拍照和摄象，也不敢，因为安全人员要是觉得你的数码相机呀，摄象机也好玩的话，随便找个理由（诸如上面带有帝国主义的英文标志）就可以没收掉，所以我们一般只是拿国内卖几几十块的傻瓜来照，被没收了也不觉得可惜。


我们在平壤的大学里其实不和他们一起上课，我们有专用的教室，你想听他们的课就得事先跟他们打好招呼，然后他们就再装装样子（就好象国内的领导来视察的公开课一样），摆明了忽悠你，有一次两次我们也饭了，而且他们上课的时候，无论是什么课开始都得唱歌来歌颂小金，上课的时候也是用朝鲜文字，我们又听不明白，但是我们有这么一点好，我们平时只要穿上带有联合国粮食组织的T恤，再拿上一个本子，就可以在朴和精光的带领下满校园地走，朝鲜的人个子普遍不高，平均160多的个子，他们的老教授喜欢穿一种想我们国内的妇女穿的高跟鞋，他们好象叫“松糕鞋”，再有，精光家里拿来的朝鲜的本地打糕一点也不好吃，什么味道都没有，上面还油油的，我吃了一个，感觉想吐，但是出于礼貌，还是硬咽了下去。
　　朝鲜说老实话，还是有点漂亮MM的，但是普遍就是个子矮小，身材瘦，我在平壤没有看见胖子，他们的男人皮肤很黑，给我感觉象家乡那边的越南人一样，据说朝鲜以胖为美。可能就是物以稀为贵吧。
　　精光告诉我，他读完大学几得当兵了，这个是他能向我透露的很少的几个私人问题了，我们平时问他诸如一些日常问题的时候，他一开始很警觉，后来才慢慢放松了，看来他已经接纳了我们。
　　朝鲜的男人一般当兵的早，象精光这样能读到大学的很少，他们的学校，小学是义务的，谁都可以读，但是过了初中后，高中，大学几得靠学校和领导的推荐了，说是你就是你，象精光的家里面看的出来，不是使了钱了就是家里有人，再不就是那一种苦了8辈子的贫农，根正苗红嘛，要不你想读大学？朝鲜的男人一般服兵役都是10多20年这样，有些甚至长达30年，精光说他家里面就是有了这曾关系才能读的大学，他对当兵的感觉就好象我们毕业后工作一样，很平常，但是我不禁纳闷，按照这样的比例，朝鲜几钱万人那么就应该有几百万的士兵了，那么小的国家用来干什么呀？养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且我在平壤随处可见无所事事拿着79式步枪的军人，一脸的混子，战斗力能好到哪里去呢？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领队，领队很自然地回答：要不每年中国给他们那么多援助的物资他们用来干什么呀。
　　靠~~~~~~~~~~~~~~是我我才不给呢

我们平时的生活仅仅局限于学校，朝鲜的大学不象我们国内的大学一样，他们的大学有点半封闭的味道，金日成综合大学也一样，但是相对平壤的其他大学，他们已经算的上是很不错的，起码能在看我们这些外来的学生的时候眼光不那么 警视。但是我们平时除开可以随便走动以外，几乎不能和他们交流，要是象在国内你想随便找个人问一下路呀什么的，在那里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我们一开始都发了指导小册子，基本问题能解决。
　　我们在学校还和他们一起进行了几场体育比赛，我爱好的是足球，跟他们踢了几场求，但是这个也是事先商量好了的，他们那天和我们比赛的队员，一看就是练过的，拿球，护球动作流畅，而且他们的脚头都很硬，轻轻一推射的力量都已经相当大了，可是苦了我们这边的人，因为除了我和几个会题点的以外，其他都是面瓜，毕竟我们也不是主要来干这个的呀，比赛的几场，大学里面去了很多人，很有秩序地坐在一起，跟着旁边相隔30多米远就站立的一个好象学生会模样的人在喊着加油的拍子，动作整齐，声音洪亮。
　　我们和他们踢的几场求都以平局告终，不是我们很厉害，而是他们好象把这个当成了某项政治攻关任务，一旦我们和他们打成平局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玩战术，尽量保平就可以了，要不，我们还不知道会输成什么样子呢。
　　每次当我们踢完了球后，精光都会根据我们的表情写一个思想汇报之类的东西交上去，还很关切我们的感受，哎，其实我们平时踢球团长和领队还有其他的实际工作人员根本不去看，纯粹就是我们想运动了，他们想在我们这边公关，说老实话，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帮他们。


我平时在金日成综合大学里面看到的，是一片很忙碌的学习景象，他们的大学其实比我们国内的高中轻松不了多少，但是学习的效率和方式有些值得商榷，我想可能是平时被教导（或者是教条）惯了，有些东西只会按照既定的程序来，一旦遇到变通的问题，就有些茫然了，就拿个比方来说，课本上面教他们怎么解数学题，那些例题他们绝对很熟练，但是只要将数据改了几下，再将题目综合一下，他们的表现就和我们的小学生一样了。
　　但是我想，死记硬背也有死记硬背的好处吧，他们对一些东西，好象单纯的数字什么的记忆力很强，而且在细节的观察上很到位，看看精光就知道，我平时还以为他在望别的地方呢，其实我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在这个大学里，每天晚上，精光他们都要去参加以小组为单位的“思想交流”（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我们也是通过领队才知道，团长与领队还有其他的 专门工作人员我们平时其实见不到几次面，他们有他们要忙的事情。而且，他们在活动方面，说实在话，局限要比我们多得多，按照领队的话说，他们是经常出入这里的人，对这里很熟悉，一旦要是发生战争了，他们就会被当成向导。。。。。。。难道朝鲜人不知道天上的卫星监测吗？
　　在朝鲜，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他们有的东西，才可以出现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但是他们没有或者说不能掌握的东西，绝对不会出现，只有少数相关人员或者高级领导才能懂得，就好比卫星，金日成大学的学生普遍的概念和印象是我们祖国的“东方红”和“风云”一号，其他诸如美国的什么卫星呀航母什么的，他们基本没有一个具体的想象概念，他们平时所接触，认为比较高科技的东西都是我们祖国70~80年代的产品，好比计算器（不是计算机。。。）电子表之类的，更不用说什么CD呀，MD呀什么的，他们不懂得，而且老百姓也用不上。
　　
他们印象中的导弹呀，是我们打越南时候用的那种很旧式样的导弹，但是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他们掌握了这个，就会“保卫世界人民”，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给他们谈论新潮呀，流行的东西，我们要是交流的话，基本前几句话都得采取试探性语言，就是我们先问他们日常的什么什么，完了他们按照官方的描述给我们转达，就算后期朴和精光和我们混的很熟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政治思想是绝对过硬的，我们和领队聊的时候其实也明白，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还不打算放弃朝鲜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打的是朝鲜牌，而美国打的是台湾牌，按照领队的话说，你看看，只要美国敢宣称，不管台湾了，我们中国绝对会放弃朝鲜，这个就叫制衡的道理。
　　我也认为是这样。政治的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必须有一个全局性的考虑。
　　朝鲜最重要的节日叫“太阳日”不知道好似小金还是老金的诞辰，那天是全国规定的假期，热闹程度比的上春节了（我好似这么理解的），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听精光描述过，那天他们都将穿上最好的衣服，拿着丰盛的食物围坐在小金或者老金的标语塔或者雕象下面一起庆祝，一起歌颂。。。。。。
　　这个个人崇拜比老毛还厉害，我在平壤看见一些在建的小金的标语牌旁边总会有一辆上面挂着大喇叭的面包车或者小货车在不停地播放着同样的一首歌（记不得了），噪音很大，在市区里面很远都能听到。
　　精光他们除了会歌颂小金或者老金的歌曲外，一般还会点民歌，他们很喜欢一首朝鲜的民歌，叫《口哨歌》，经常哼哼，但是我却学不会。我们平时专用的教室里面有一抬18寸的老电视机，只能收到1个台还是两个台，主要是介绍朝鲜的风光和一些歌舞节目，还有就是歌颂和介绍小金和老金，刚开始我们还看了点，但是后来觉得实在太无聊了，倒是精光他们两看的很高兴，按照他们的话说：只要当听见歌颂领袖的歌声响起，他们内心都不由自主地汹涌澎湃起来。

我印象中的朝鲜人并不迷信，但是他们相信血统论，他们认为优秀的人的儿子绝对会比普通人的儿子能力强，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小金在朝鲜的地位的原因了，在朝鲜，不能直呼小金或老金的名字，得在前面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XX”之类的，我们这些中国的学生很难区分，因为一旦说错了，他们的表情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尽量避免。在朝鲜不能和他们谈论别的国家，但是却可以跟他们谈谈我们自己的祖国，这点是我们在朝鲜的那么几段日子里面很自豪的一件事情了，当精光他们知道我们一个月的收入居然可以让他们吃好几年的时候（这个是我自己说的，他们绝对不会问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一脸的惊诧，表情是我们没有见过的，领队说，平壤的政治封闭比较厉害，平壤以外的比如和我们祖国接壤的地方就好很多，起码平壤以外的老百姓都能对中国有一个大致大了解。
　　在平壤，你要是有一台自行车，就好比拥有了一辆轿车那样拉风，在金日成综合大学里，要是学生有一辆自行车，那么就好比我们这里的学生开跑车上学了，羡慕的眼光100%，精光无意中告诉我的。
　　领队对此的意见是（他来的多，熟），朝鲜人民家里要是拥有了一台自行车，下班回家，那么无论住的楼多高都要扛上去，基本的朝鲜人民都靠走路，我们当时自己学生去体育区那里玩的时候就是走的去的，很佩服精光他们的走路工夫，他们可以连续走几个小时不累，而我们可能腿就承受不了了。
　　朝鲜平壤高楼很多，在建的也不少，但是我发现，有些楼外面很漂亮，而且年代看起来已经盖了好几年了，却没有人出入的痕迹（就是门口很长时间不见一个人走进走出），我们还发现在这样的楼面前10多米的地方都用黄线或者白线画了一个范围，朝鲜老百姓都不跨进去，我后来和一个同学找了个机会，跟精光说要小便（朝鲜没有露天的公厕，或者是我找不到），他犹豫了一下，慢慢带我们到一个大楼的后面方便，我们就借机凑近了那样的大楼观察，发现外面倒是装修的很好，里面居然墙壁连水泥都没抹，还是砖头墙。哦。我明白了，又是面子工程。盖楼居然是给外面人看的。
　　
朝鲜平壤的街头有很多长不过1米多，高不过两米的一种红色塑料布搭建的小棚子，是专门用来卖东西的小卖部，里面我看了看，有一种矿泉水，几种香烟，我记得一个叫金刚山的牌子，因为名字很好记，还有就是一种饼干，人民币2圆左右就能买一大包，给我们的感觉比国内文革前的那种饼干差不多，口感很不好，感觉是糖精的味道，我们各自吃了一块就实在吃不下了，其他的又不好处理，就送给精光了，在平壤，领队再三告诫我们，不能给当地的小孩送东西，要是让大人看见了，会骂我们，或者招来不不要的麻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看不起他们的表现，但是我看精光他们挺高兴的呀？
　　精光还带我们去参观了百货大楼，是一懂白色的建筑，下面全是玻璃门，有点我们以前供销社的味道，里面光线不好似很明亮，物品也比较全，但是我们要是想买东西的话估计很困难，因为很多朝鲜人一般都是走到柜台前，浏览有一下商品，就抬头问售货员一句话，售货员一般都会以点头或者摇头表示，当地人看是点头或者摇头，要是点头就证明有货，可以买，摇头就利马走人。
　　这些是我偷偷观察到的，其实，不光他们在看我们，我们也在留意他们呀，在平壤，你要观察某一个人，不能直勾勾地望着，得好象漫不经心地扫过去，这个也是领队说的，要是你直望他，他会认为很不礼貌。而且我们在那里算外国人，怕引起麻烦。
　　
我们和领队唯一的一次大型（就是人比较全）的集体活动就是参观老金的纪念堂了，整个锦绣山纪念堂占地很大,装修精美，是毛主席纪念堂的一倍多大，但是华丽程度要高，据说上面的金色（老金的主要标志色）全是黄金装饰的，我们和其他朝鲜人在那里等待进去参观，朝鲜人表情崇敬而肃穆，我们是没有表情地冷漠注视着这个个人崇拜的及至建筑，,我们居然是有限进去参观的,电梯是5上4下的，保养的还可以,锦绣山纪念堂的地下电梯估计是世界上最长的电梯了，目测的话估计得有一两公里，在经过刚来的时候象海关那样的安检门扫描和工作人员探测器的检查，终于接近了在地底下的金日成灵柩，还有印象深刻的是一个门上有24个风筒把你身上的尘土吸和吹干净后,才能进入并看到老金躺在水晶馆里（棺材很厚）;老金好象睡着了一样.，我们能慢慢的看上快一分钟，老金的脸好象是很松弛，嘴巴闭合的样子很别扭（据说死的时候嘴巴是张开的，后来被强行注射药物闭合。）
　　我们6人一排站好在灵柩的正面以及两个侧面给金日成主席的遗体鞠躬3下，老金的棺材房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装满了东西，有老金的坐车奔驰-V12和他身前做过的列车;介绍说明老金身前做火车里程67.4万KM~视察了许多地方,还有各国授予老金的荣誉勋章.
　　我们在里面居然还发现了国内某些公司送给老金的礼物，杂七杂八地和国外领导人的礼物摆放在一起，我们看了很想笑，他的品位太另类了吧。

凯旋门方向是我们能够自由活动的区域。（此凯旋门非彼凯旋门）。
　　平壤有一个高60米凯旋门，高过了巴黎凯旋门的50米，是在金日成70大寿时建成，纪念金日成光复祖国的业绩。门上写1925-1945，是说金日成1925年14岁离开平壤走上革命道路，1945年从此返回平壤光复祖国。门楣上刻着金日成将军之歌。
　　还有就是大使馆了，我们第二天到了平壤就去的，据说中国使馆远离使馆区，占地面积很大，装修和建筑风格一眼就能与周围的区分，尤其是看见了上面的五星红旗。使馆不对外，外面有士兵守护，是中国的，我们就在里面吃了一顿饭，算的上是去平壤之后的最好的一顿饭，但是当时我们都累的不行了，几乎没有多观察使馆的模样，而且也是晚上了，看不清楚，只是记得使馆外面的道路很宽，还有就是我们喝醉了躺在使馆里面树林里的小亭子里，很舒服。
　　
　　中朝友谊塔是后来去的，据说来这里的国人都必须来一下，纪念我们的 先辈，他就建在离中国使馆不远的山坡上,据说是周总理亲自选址。晚上看不见。
　　在这里花了20元人民币献了一束花。纪念塔的基座内有展览室，进去当面就是老金在中央领导全世界人民的画面，还有就是大幅的歌颂志愿军英勇作战和与朝鲜人民血浓于水的场面，我带着敬意鞠躬。。。。。。。展室正中摆放着烈士名簿，第一页上有毛岸英的名字。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都在上面。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军长在那里牺牲了，名字居然叫——李湘（他是牺牲的军衔最大的军官了，放在了第一个，毛岸英是第5个官职是秘书，还有两个副军长和一个参谋长），~~~~~~~~~~~~~~~~~~~~~~~想必是湖南的，

因为我们去的目的不同于其他国内的游客，所以可能见到的和听到的与大家旅游的见闻肯定有偏差，说老实话，我们在平壤的这2个月，几乎都没有去过什么旅游景点，我们平时要做的，就是整理数据，做记录，还有就是帮助团长他们那些工作人员整理他们的语音记录，这个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但是都交给那些英语专业的同学了，我就是纯粹的搞预算的，在我查阅了这么多年以来的援助资料后，发现，祖国每年给朝鲜的供给是一个你们都不能想象得到的巨大数字，因为我们是调查的，所以我想数据应该会很真实，但是上面的援助数据很有趣，根据不同时期，援助也不同，占同期GDP比例很大的是老毛时代，那时供给的相当于1个省份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3年困难时期的6年阶段（就是3年困难的前两年+后1年+3年困难时期）时候这个数值也变的相对比较少，小平同志时代呢，中国给的比例应该是最少的，还不到一个西北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钱还是要比老毛的多，江头的时代呢，初期给的相当于一个省的了，但是这个数值随着后来联合国的介入，变的大大缩水，或者缩水的原因还有别的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96~97年吧的时候，这个援助的数值下降到历史最低点，非常非常地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援助主要是粮食，燃油，电力（这个也有？？？）建材（几乎都是高标水泥，高兆帕钢材），军火没有见过，想必机密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我算了算，要是按照朝鲜人人均算的话，我们供给给他们的粮食（我们祖国和联合国一起），可以供他们全部人什么也不干地活上几乎150天（估算，肯定有出入的），这个就好象我们中国凭空多出来了一个省的人口一样，我们老百姓就这样养着他们吗？我很不理解。江头时期还有一个现象就援助的物资不固定，幅度很大，好象有那么一感觉，我心情好就多给你点，心情差就少给你点。对了，我们援助的物资里面，粮食上面主要的不是大米，而是玉米，主要的供应地是吉林~~~~~~~~~~~~~~~蔬菜和水果的比例很小，而且都分地区来给。
　　因为朝鲜是在向我们讨饭，所以他们给我们的资料上面都将自己写的很潦倒，数据都很震惊，老毛时代到江头时代朝鲜每年都会因为饥荒而饿死人，数值有时候高达上万？真的假的，有意思的是小平时代，就是我说的不知道是97还是98年，或者更早一点，不是说援助最低吗，那个时候居然死的人的比例是相对很少的，真有意思，但是到了江头的时代，每当我们援助少的时候，朝鲜就会饿死很多人，给的多的就会饿死很少人，这个总算是正常了，但是我不禁纳闷，你们朝鲜难道要我们来养着呀，自己不会动手动脚吗？

给大家一段领队的记录：
　　X年X月X日，地点川内。
　　这个是一个坐落在朝鲜大锋山脉以东的海港型城市，沿途山地道路崎岖，90%是土路，下午2点，我们到达。。。。。。。
　　这个是朝鲜方面新提供的考察点，城市的道路破损严重，与平壤相比反差很大，之前已经有其他地区的支农人员到达（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现象，朝鲜城市里面的单位在农忙的时候要派遣单位工作人员到各地去支农），该地区山地较多，植被稀松，降雨量大，规划的开垦地区土地贫瘠，目测基本可以肯定水土流失比例超标，支农人员仍旧是朝鲜普遍的手工劳作，机械化现象在这里得不到应有的普及，人员效费比高。。。。。。。。，在这样的一个海港类型城市，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来源地居然不是海域，而是陆地，这从侧面反映该地区必要工具的缺乏，老百姓早晨大都去海边捡由于潮汐作用而冲到海岸上或附近的海中可食植物，养殖类在这里几乎见不到踪影，海产品由于缺乏大型捕捞工具而被局限于近海，在当地，或者可以就朝鲜这个半岛国家来说，拥有一艘渔船的人家是被平壤以外的城市的老百姓羡慕或者说是妒忌的，他们可以生活的很充裕，甚至有一部分的积蓄，这个表现分两种，靠近中国的方向的，可以利用渔船进行一些小额度的走私或者黑市交易活动，在但是在靠近韩国的地区，渔船是被严格管制的，每一艘渔船的拥有者都被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在靠近韩国的海域，朝鲜海军在半径300公里的地方24小时不停地巡逻，还有无数的水雷，目的是防止朝鲜本国国民偷渡以及其他国家的渗透。

帮忙整理的英文系同学的翻译。。我有点看不明白，但是还是发给大家。
　　团长的：
　　今年又死了人，不过还是相对的？（相对什么？相对好？），朝鲜的官员在我们调查时候一直在不停地赞扬他们的领袖，并且对待我们的语气不平等，命令口吻严重（呵呵，国外的很在乎这个）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等的调查与真实的态度。
　　一切给人看了感觉非常地贫困，但是我们去跟当地人沟通的时候，他们只是惊慌地看着我们身边的朝方陪同人员，我们的考察没有实际进展，一切数据都是由朝鲜方面提供。。。。。。
　　摄象人员KING。皮特：我被限制在了一个看不见的区域里，我们的工作再也不是真实地记录下来，而是被动地被领到一些人民面前，我在记录他们，他们身材瘦弱，衣着破旧，无一例外地对我报有很大的戒心，我想，要我融入他们，这个是很困难的，和我要真实地了解他们一样。。。。。（原话翻译。。老美的理解方式）。
　　安利。朱丽（粮食官员）：我已经尽量和他们沟通，这里的人对待我的态度是不诚恳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我的肤色关系（国外的普遍都以自我为中心，一有情况首先想的是自己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地方去抗议，他们（朝方）在和我们之前的计划里面没有提及很多的东西现在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什么意思？）。。。。。。我们希望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但是我们现在无能为力，一切的数据与现象都是那么地完美，让你不得不相信，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帮助他们，但是我个人感觉，有一定的不和谐因素在里面。
　　还是来看我们领队的：妈的（我+的话）。。。。。。。。这里看来又是一个事先已经做足工作的场景。。。。。
　　领队真叼，看出来了

其实导弹和核弹这个东西朝鲜的老百姓，甚至军人都了解的不深刻，我们从国外的描写其实比他们的消息要丰富的很多，就好象国外来描写我们祖国一样，精光他们仅仅是知道核弹是一个很厉害的炸弹，日本就是被核弹打败的（他们的话），按照他们的话说，只要拥有了核弹就不被欺负，就能保卫世界和平，其实你不知道，在朝鲜，其实核弹是一个算的上是可以讨论的话题（志愿军都没有这样的待遇），为什么，就是进位小金宣传的（我也只能说这么多了，再多地牵扯政治我不想）。至于导弹，你相信我，你去到朝鲜问10个人，能回答你的绝对不会超过3个~~~~~~~~~而且我们和他们交流都是采取试探性的语言，你认为我们孤身一人在这样的国家，应该首先考虑的是安全还是首先考虑求知？你没有到那里的经历，等你感受到那里的静悄悄的气愤，不是一片静悄悄，而是整个国家都这样，可以说阴森的可怕的时候，你也就明白我的感受了

我和精光在对待他们领袖上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平壤随处可见老金和小金的标语牌，当然老金的多点，起码还多个永生塔，老金和小金在全国各地为自己树立的这些墓碑（我认为的）达到了几万座之多，朝鲜人在他们长期的教化之下，将这些当成他们心灵的寄托，精光有思想上的低潮时（一般都是在他们开思想交流会后，由于朝鲜提朝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对人际关系损害很大），就会自己一个人到金日成综合大学主楼前面耸立的“领袖象”下去倾诉，他们觉得这样的现象很正常，我在金日成综合大学里经常看见有人低头矗立在老金的墓碑前，问了精光，才知道，一般是这个人有心事了，无处倾诉，就只好来找老金了，在精光的描述中，我感觉到，在朝鲜这里，由于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存在，大家为了体现他们所谓的进步，想方设法地揭发别人，要是按照一天揭发一件的话，平均一个成年人一辈子几乎要揭发一万二千件的别人的罪行或不足，或者思想上的落后问题，（哪里有那么多问题给他们揭发的），这样就造成了朝鲜人相互彼此之间感情的淡薄，他们人与人之间封闭的很深，不敢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别人，担心一不对就会被别人当作揭发的对象，所以朝鲜人之间的交往真可以称的上是泛泛之交了，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的，除了这个，朝鲜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终身敌人制度”，这个是在平壤普遍的现象，在别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比如说平时不是要求揭发检举别人吗，因为大家内心都封闭不向别人透露，朝鲜人能大范围地乱咬一气，只有将目标对准一个人，一般都是单位的同时或工厂里面的工友，你只要将他选择为了检举斗争的对象，那么在长大几十年的成年人寿命期内，你平时开思想交流会的时候一般就会将他当作攻击的对象，他也不例外，一个人将另外一个人当做了检举对象，别人就不能再将他当做检举对象了，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和人之间过度的交恶，你要是将他当成检举对象，只要在思想交流会上一说他的名字，那个人就会马上明白，我想朝鲜人很敏感也就是由此而来。两人并不是平时相互看不顺眼才能成为相互的检举对象的，往往他们两个之前并没有交往，但是一旦成为敌人后，他们句开始想方设法地搜集对方的黑材料，因为你不揭发他，那么他照样也会揭发你。
　　我问精光，你的“对象”固定了，他告诉我满意班是工作了才叫“对象”，现在的按照他的话说，只能称的上是：实验品，但是他告诉我，他的实验品很不好对付，按照他的话说，平时揭发的内容无非是走过领袖墓碑的时候没有敬礼了，上班的时候打哈欠了之类的无聊问题，他们其实对这些揭发很麻木，一般揭发完了之后就是照本宣科的检讨，，，，，要是有人运气背，当天有诸如迟到的“重大”劣迹被揭发了出来，大家几一起批判他，那个人内心不好受就会到小金或者老金的墓碑去哭诉寻求心灵上的慰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小金或者老金当成心灵上的寄托一样，他们认为只有小金或者老金才是他们的知心人，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局面是谁造成的呢。
　　但是总而言知，他们对小金老金的尊敬演变成为对他们的墓碑爱屋及乌，他们经常自发地去打扫，精光告诉我，有一个小学生，为了打扫落在小金标语牌顶上的落叶（标语牌最低的也有3米），而从上面摔了下来，断了骨头，但是在采访她的时候，小学生动情地说：宁可牺牲我的性命，也不愿看见我们伟大的XXXXX有一点的污渍，我的人生就是奉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的。。。。。。。精光说到这里，眼里含着泪光。。。。。
　　我感到一阵不寒而咧

说说平壤你医疗，在朝鲜，医疗是免费的，但是医疗的免费却没有真正地落实，尤其是80年代过后，在朝鲜，医院的大夫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羡慕的职业，我印象中的朝鲜，只要是医院的工作，没有不令人羡慕的，在朝鲜，“关系”学这个概念与国内比较，我个人感觉更甚，你没有一定的关系，在那里更难生存，你要是有个一般病情，头疼脑热的，朝鲜老百姓一般是干挺或者是采取土医治疗，要是有需要动手术的。。。。。。那么你的运气就不会那么好了，你得层层地找关系，或者就是你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能买到指标。。。。所以，在朝鲜要是有人生病了，不一定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在那里死亡的很多几乎是怀孕妇女，尤其以平壤以外的地区居多，故此我感觉，其实朝鲜缺乏的是医药而不是粮食。
　　我们这些去的，感觉身体普遍没有朝鲜同龄人来的壮实，或者说在抗御疾病方面。我们的体质比不上他们，一来估计是他们硬挺惯了，二来可能是他们长期使用纯天然的农作物的关系，而我们的+了太多的添加剂和化肥。在朝鲜的2个月，我们就因为水土不复，有几个人上吐下泻，我们赴朝前都准备了很多的医药，几乎涵盖了各种基本的疫病，就差手术器械了，后来这些药都留给了精光他们。
　　

朝鲜平壤的医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是他们的素质。。。。我不敢恭维，当然，在平壤，能最后成为医生的，必然算的上是精英中的精英了，但是他们一旦成为了医生后，就会想方设法地敛财，在朝鲜，医生的贪污与受贿是一个公开的现象，但是没有人去过多地国文，一个医生或者护士的职业足以令一个6口之家丰衣足食，朝鲜疾病发生率很高，还有就是传染病流行，老百姓在看病的时候，少不了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或者从黑市上交换来的一块布，一双鞋，或者是一点好的东西，拿去贿赂医生以挽救家人，一般在平壤还好，但是精光告诉我，他一旦要结婚的话，就得早早地开始积攒”储备“了，什么叫储备，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朝鲜没有计划生育，朝鲜鼓励多生以及早婚，一般要是一个妇女生了3个孩子的，全家就可以晚上班一小时，早下班一小时，节假日比别的家庭多配发10%的粮食，所以朝鲜都是3~6口的大家庭居多，当然也有生孩子少的，但是在朝鲜这样一个高出生率的国家里，医疗条件却没有跟上，故此妇女一般在怀孕期营养很难保证，还有就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妇女死亡率很高，（在朝鲜要是发生难产事故，一般都救母亲，孩子处理掉），这样导致一个家庭只能靠走后门来寻求医疗上的保障，所以我觉得朝鲜的医生比我们国内的还黑，精光所说的”储备“，就是因为在朝鲜这样一个物资奇缺的地方，你只能事先预备好点钱呀或者硬通货以备不时之需，要不你一旦遇到类似问题，那么只有眼巴巴地看着，这样很残酷，但是老百姓都麻木了，已经习以为常。
　　而我感觉到的是莫名的悲哀。


在我呆的金日成大学里，有一个部门叫做：宣传鼓动部
　　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反正感觉不是什么好的，要不怎么起这样的名字，但是依照精光的描述，这个部门是精英中的精英呆的地方（并非特务机构），这个部门是可以公开谈论的，精光的意思，好象你在宣传或者文笔方面有过人之处，你很有可能会有机会进入这样的部门，然后你的生活会变的好一点，但是这个就好象我们现在的公务员系统一样，不是说想进就能进的。
　　还有就是提到朝鲜的报刊，他们平时看一种叫《劳动新闻》的报纸，这个报纸在平壤好象发行量很大，但是我看不明白，这个报纸随处可见，但是有一点，不容许把他当做废纸，他们和小金的宣传画一样，都有专门的地方进行回收，不能象咱们国内一样，用看过的报纸拿来垫坐或者是包东西，那样是不容许的。
　　还有就是小金和老金的海报（姑且这么叫）。这个也算是一个耗费品，但是在平壤这个也不能随便处理或者丢弃，单位与家庭都会整齐地将旧的需要更换的整理好，做好记录，然后再有专门的人员进行回收，我想，这个就好象我们文革的时候对待老毛一样吧？？

再来谈谈朝鲜的消费。
　　其实你们不知道，朝鲜的物价方面，卖给本地老百姓的东西几乎和卖给国外游客的差不多价钱，有些甚至还高，但是由于是配给制度，所以老百姓相对而言也不觉得有过多的负担，我在朝鲜的时候，逛过平壤的涉外和不涉外的商店，涉外的商店以工艺品居多，很多是邮票之类的，价钱40多左右，但是据说在丹东这样的邮票居然只要5圆？？老百姓开的商店里，服务员态度明显要比涉外的商店好的多，东西的价钱可以用人民币，或者是用欧元来支付，老百姓也乐意接受外币，只不过他们卖的诸如烟酒类商品的价钱是很高的，平壤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是半对外开放的，里面人还可以，物品也很充足，但是就是有点不卫生，我曾经看见一个老奶奶做了10来碗的盒饭，用一个个小的红塑料碗装着，上面放了点辣白菜和豆芽，还有一点黑黑的根茎类植物，然后就露天地摆放在人来人往的市场口。
　　市场里面什么都有，但是我发现，越是物品齐全的地方，围在那里的人就越少。。。。。。我们国内的游客倒是在那里买的人比较多。我去市场只有一次，还是集体去的，当时去了10读哦个人，每个人身上都挂了一个牌子，就是好象免死金牌一样，到了哪里当地的人一看见那个牌子就不管我们干什么了，但是不管也是相对的，我们还是不能随便拍摄当地的状况，还有不能拍军人，就算是老百姓也必须得征得同意了才拍。
　　
　　其实后来才知道，这个半公开的市场其实并非平壤真正的交易所在，在平壤有几个固定的流动黑市，在那里以交换为主，国内的和日本的一些东西可以在那里流通，象领队说的，只要你运气好，还能遇见数码相机这样的日本货，一般都是劳动党的高干家里“拿”出来的，我没有真实地见过，只能靠心理想象。

平壤的早上一般是7点这样就会有一个类似空袭警报的起床号的声音，在这里传的很远很远，他们的生活很有规律，精光一般都比我们要起的早，在我们起来之前就帮我们把开水打好，我们一般一起吃早饭（泡面），完了之后我们自己洗碗，精光用不习惯我们带去的洗洁净，他说这个味道香的有些呛人，还担心别人说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平壤吃的饭菜几乎是很清淡的梦乡精光他们的饭盆可以直接用手洗，不会有油腻的感觉，但是跟了我们吃了国内带去的油大一点的泡面后，也变的有点难洗了。
　　我们其实活动范围很固定，就是吃完了饭就去教室，我们的教室不是在和他们一样的主楼里，而是离我们的驻地很近，这样也变相地限制了我们的活动范围，但是毕竟我们是年轻人，到处走走是免不了的，这样就苦了精光他们，每天就跟着我们的屁股后面跑，说老实话，金日成综合大学校园里绿化环境是很不错的，有很多的鸟儿在这里的树上筑巢，一到中午就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开始我们很不习惯，但是后来就麻木了，在这里没有午休的习惯，中午12点到1点能给一个多小时的午饭时间，学生会很整齐地到食堂去就餐，因为我们的小食堂是要穿过大食堂长长的大厅，所以在就餐时候我们就好比外星人一样，是很惹眼的，但是每个学生都会很有礼貌地和我们点头打招呼，我们也会微笑还礼，这样长时间了，就有点累，毕竟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学会一进食堂就加快步伐，然后露出笑容，脑袋左右转，也不管看谁，就是保持这样的类似于和别人打招呼（其实不是，就做个样子）穿过食堂。
　　我们在食堂里面吃饭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们被几组屏风给隔起来，起初我们还饶有兴致地将屏风扒开一个小缝来观察朝鲜的学生们，但是后来句不看了，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是很安静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
　　我们的伙食待遇是不错的，有肉有鱼，但是个人感觉蔬菜是很少的，但是我们也理解，毕竟他们已经是按照他们心目中想象的高规格接待我们了，我们是自己去端菜和盛饭的，厨师我们一次也没有见到，做好了饭菜他们句会放在一个长长的桌子上，类似于自助餐的形式，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的是自己的饭盒，吃完了在小食堂外面有一个水房，可以在那里清洗。

平壤的电车是一个很大的特色，电车的开车时间和停车时间不固定，关键我看应该是能源问题，所以很多老百姓选择走路，还有那些出租车我自从在火车站和我们的使馆旁边看见有停的外，其他的就再也没有看见了。平壤的街道，不是主干道的地方残破的厉害，领队说有领导来访问（不用说也知道是哪个国家的领导），要走的路才会修理的很好，其他的是次要的，朝鲜的小金和老金的宣传标语上面的画艺术水平很高，一看就知道画画的人功夫很深，我毕竟学过美术
　　其实，我在朝鲜的时候，接触到了几个金日成综合大学的特别教师。为什么叫他们特别教师呢，因为他们年纪最小的也已经有50多岁到60岁，但是他们却没有教授的头衔，面容表情也很痛苦，在这里他们的待遇还算可以，起码饿不死，这里他们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他们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从国内跑到朝鲜去的人，还有就是文革时候去的，但是后来祖国经济发展了，他们想跑回来，但是祖国拒绝了他们，因为他们相当于当了墙头草了。
　　他们在平壤的生活不尽人意，但是因为去的人很多是知识分子，所以待遇还算不错，但是他们的子女就不是很好了，学生对他们很有礼貌，但是充满了戒备心理，平时仅仅是面子上面的交流。朝鲜当局很有一点残酷的味道，他们容许我们和那些人交流，喜欢看他们痛苦的表情


我接触的一个教师已经50多岁了，他见到我的时候很紧张，现在已经不象以前那样要有监察人员陪同了，精光在旁边就可以，那个教师不能到我们住的地方去，我们只能在食堂或者别的地方公开地交流。
　　教师脸色很低沉，眼光都是在不停地在看自己的鞋子和我的鞋子，他穿着一双蓝边白底的象闲鞋一样的鞋子，洗的有点发白，而我穿的是李宁。
　　我们开始自我介绍了之后，沉默了一段，还是他首先打破僵局的。“你这个鞋子。。。。很好看。”我惊讶他汉语还是这么流利，很大程度上区别于精光他们。
　　“其实，在家里面。我尽量和妻子说普通话”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脸上有一抹羞愧的色彩。
　　“中国现在很好吧？”他的话引起了我的一丝不快，“我的祖国现在很不错。”我这么回答他的。
　　他可能感觉到了我的不满，脸红了。
　　我看着他的样子，消瘦，眼睛里面满是惊恐的神色，又有些不忍。
　　“你现在过的 怎么样？”我这么问他，实在是没有话可以问了。
　　“当时年轻，有些冲动”他一再这么说。
　　“国内还有家人吗？”我问题可能触动了他的心事。他欲言又止，想必是有的，这个问题他没有回答。
　　“那么能联络到吗？”我问。
　　“以前争取过一个指标，到新义洲旁边见过一面。”他说的。
　　“当时很感激帮我的中国交流团，我也是命好，负责接待了他们”
　　他告诉我，他的父母已经去世，还有一个姐姐，他不同于其他投到朝鲜的朝鲜族人，那些人可以靠步行走到新义洲然后靠偷渡去中国找亲人，因为他们原先一般都住的比较近，但是他不一样，他的家在河北，相对而言，太远了。
　　那次见面她姐姐没有来，姐姐的儿子来了，给他带了很多东西，在旁边监视的朝鲜监察官员注视下，他哭的很厉害，姐姐托儿子给了带来的香烟被他用于贿赂了监察的官员，才换取了短暂的独处，还暗地给了他4000美金，这样他回去的生活就好过了一点。
　　“你想过回去吗？”我问的很冒昧。
　　“不敢想了，怕了，也认了。”这句话让我体会到了一个投朝者深深的悔恨与长期的无奈。


我在平壤没有看见过任何在这里做生意的中国人，可能在平壤做生意的中国人一般都是做大买卖的，我们这个级别根本看不见。
　　领队常年朝鲜各地跑，他了解的比较多。
　　朝鲜有3个开发区，靠近中国的就是辽宁的新义洲和吉林延吉的罗津先锋开发区，靠近韩国的是开城开发区。
　　靠近中国的那两个开发区据说有很多中国人在做生意，但是并没有我们想象地那么暴富，很多人在想起现在的朝鲜的时候总会把他们和以前的苏联联系在一起，那是不对的，因为当时苏联仅仅是轻工业缺乏，而重工业高度发达，所以我们可以在满洲里的边境那里干一本万利的买卖（其实到了后来由于商品的大量涌入满洲里和加之俄罗斯经济的复苏，满洲里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而朝鲜却是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极度匮乏，加之那里矿业现在仍旧归国有，所以并非象我所说的那样美好。朝鲜的货币贬值的厉害，所以在那边做生意的一般都是靠外币交易（好歹外币还有黄金储备做保证）。
　　罗津先锋有一个很有名英皇酒店，下面是赌场，叫英皇赌场，就是香港哪个英皇集团开的，领队去过，我没有去过。不知道那里的具体情况，但是据说半径2公里内朝鲜人不得入内，可以想象去那里的都是什么人。据领队说你买够一定的筹码还可以免费居住和送飞机票？那样可以算的上是生意红火了。
　　在新义洲边境呢，领队说那里衣服很好销，还有就是日用品，领队告诉我们，朝鲜的黄金价格比我们的要贵，老百姓一般不换，再有就是拿高丽参来换的，去那里做生意的人免不了要打通层层关系，朝鲜做贸易的官员都很富有，还有据说他们权利很大，在新义洲可以用国内漫游的手机，那样话费是很贵的。
　　我了解的也就这么多，先睡觉了，明天继续
　　
　　
96到97年中国援助朝鲜是最少的几年，但是小金的日子过的还算好，全国在那个阶段居然仅仅因为饥荒饿死了一点点人口，但是到了97年后，朝鲜的危机真正到来了，江头当权了几年，援助了小金几年，但是朝鲜在97年以后面临了一场可能会饿死200万人口的饥荒，当时的数据表明，农田减产导致的饥荒朝鲜一点预期的准备都没有，还是老江头最后救了他们，要不我估计在那个时候小金的政权就应该垮台了吧？
　　为什么小金的政权能存在，我觉得这个也归功于他基础打的好，他们把一切矛盾都归罪于美帝国主义。把遇到的一切困难都归罪于美帝国主义。他们利用这种宣传缓解国内的矛盾，挑起国内人民对美国的愤慨。
　　其实我所接触的朝鲜人读一自己现在的生活存在着一种朦胧的感觉，就是在小金的宣扬下，认为领袖是对的，人人都羡慕他们的生活，但是在内心里面又存在着寻知的渴望，他们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别人过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这个事情，在94年后的几年，开始通过某些能接触到国外的人（首先是高官呀，做贸易的呀），的闲谈中了解，后来就开始一个传一个这样地散播，当中也有被小金收拾的几次，小金也懂得做人，时不时给自己的人民一些渴望。。。。。。大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朝鲜的民众并不抱怨政府。他们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是美国封锁我们，使我们这么困难。
　　其实并非他们愚昧，他们只是被人洗脑了。
　　
　　所以有人说的好：朝鲜这个国家是个外表和实际反差最大的国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你做为一个游客，随组织好的团队到朝鲜做短暂的旅游，那么你所见到的一切都很美好。旅游线路经过的地方，农村的集体农庄住的都是楼房。你下榻的宾馆，服务员会精心热情地为你服务。到学校参观，你会看到天真烂漫的儿童为你表演节目。平壤的整洁的市容，美丽的景色，都会令你惊叹。总之，你所见到的一切都会感觉朝鲜人民很幸福，这真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等你真正深入到了它的内部，你看到的真实情况和那些表面的东西相差甚远。
　　用王朔的话说：看上去很美

1997年以后的三年里，朝鲜因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原因，经济处于频临崩溃的边缘。这段困难时期，朝鲜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最严重的是缺乏粮食，没有市场经济，吃供应粮食的城市居民，居然几个月都领不到供应粮。朝鲜官方封锁一切真实的消息，无从知道那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从熟悉的朝鲜人口中得知，许多地方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
　　这个资料可能也是真的吧？我不敢想象，也觉得恐怖，你们经历过配给就知道了，就是等米下锅，但是一连几个月没米下锅呢？？这个你们敢想吗？？
　　但是朝鲜为什么能熬过来，我回来后仔细想了这个问题，除开小金的政治手腕厉害以外，很大程度上可能要归功于朝鲜无处不在的特务体系。
　　可以说，朝鲜是一个特务站人口比例最多的国家，你看看我们的队伍就知道了60个人的队伍，就给我们配备了近20人的朝鲜方面陪同人员，那么其中有多少是特务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在平壤，户口是不固定的，有很多人可能因为一句话获得平壤的户口，也有可能因为一句话而失去这个户口，在精光他们的记忆力=里，平壤就好象一个封闭的城市一样，他们很少能自由地和外面的亲戚联系，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这样。
　　精光的概念里，领袖就是用来崇拜和保护的，他们这些人就是为了保护小金而聚集在平壤的，按照他的话理解，平壤其实就相当于朝鲜一座最大的兵站，一旦发动战争的话，这里就可以全民皆兵。
　　其实平壤和汉城相隔并不是很远，可能也就几百公里？我估计差不多，这样句可以结实为什么小金会在地下100多米的地方拼命地挖通往汉城的隧道了，据说这个隧道有好几条，从79多米到150多米，被汉城方面封一条，小金就会在更深的地下再挖一条，那样在中国都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何况在朝鲜？领队该不会又忽悠我吧？？


谈谈朝鲜的婚姻。
　　朝鲜的离婚率是极低的，即使有家室的中年人，即便在婚姻上因性格志趣、经济家务、习性情感等出现了裂痕，也是绝对不敢迈出离婚这一步的。 因为整个社会在道德层面上，对“离婚”持强烈的负面评价（朝鲜书报极力宣传“美帝”、“资本主义”的离婚率高，以证实“生活腐朽”）。 个人的离婚理由一旦公开提出，立即就会被戴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标签，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前途。只得以放弃撞开离婚大门为代价，来认同、来维护以强调“主体思想”的权威。
　　在平壤，恋爱是自由的，婚姻得经过组织的审查，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里面也可以看见一对对的男女，但是他们最组过火的表现也仅仅是公开的牵手而已，绝大多数其实就是只能以交流思想的名义走的很近。
　　妇女在朝鲜其实是一个承担了很大部分家庭劳动的角色，妇女在朝鲜的地位并不是很平等，我在金日成综合大学里面就看出来。精光他们只不过好象是为了完成任务，更多的是带有监视成分才会跟我们一起的，我在想，难道是怕朝鲜的MM见我们长的帅跟我们跑了不成？这个推论我们经过认真讨论觉得是正确的。呵呵
　　其实你在平壤，经常可以听见有人在唱歌，大部分是女性，我看他们唱的很不错，声音清脆，比国内的某些歌星那些造作的声音要好的多，而且他们不怕生，你可以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不过我们没有尝试过，我们仅仅是看见其他朝鲜人和他们一起在周日的时候在小金或老金的墓碑下跳舞，真是素未谋面的人就可以加进去的感觉。
　　我们在平壤为什么算的上是优待呢，就从他们给我们提供的饮食上可以看的出来，我们在朝鲜吃的饭菜是热的（比国内的凉一点），喝的水也是热的，他们还给了我们几个暖壶使用，要知道，精光他们一般都喝冷水吃冷饭的，还有就是他们喜欢吃辣的，而给我们的饭菜上面没有加啦，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招待我们算比较高的规格了，能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来安排。
　　
再者，我们其实也没有和一般的民众接触过，来来去去除了精光几个还有就是那些投朝的中国教师，我们就没有再深入地和谁有过交流了，我们能在街道上瞎逛并不代表我们能看见的是真实的，而且我们在那里的教师和驻地距离的很接近，我们活动范围几乎就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区域了，我们就是连给我们做饭的厨师都没见过，哪里谈的上是深入了解呀，我们在朝鲜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做整理数据的工作了。就算我们想要接触，也是没有时间的。

谈谈我对朝鲜人的感受。
　　精光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矛盾综合体。
　　一方面，他们对自己是很有优越感的，因为他们其实是在小金的洗脑下把自己当成了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他们的思想里面一直认为全世界都在等着他们解放。他们现在要做的只是积蓄力量而已。
　　另外一方面，他们缺少象我们祖国这样的忧患意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现在面临着怎么样的困境，这一点上，他们的忧患意识连韩国都不如，当然，这个也是教化的，因为在小金的世界里，没有人真能象韩国那样动不动就大喊大叫地。其实你们不知道，朝鲜人在对待事物方面，很是欺软怕硬，我自我感觉。
　　还有，虽然他们现在是有优越感，但是他们却充满了困惑，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既然全世界都羡慕他们，那么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还是那么困苦呢，这个是他们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结。
　　再次，他们并非是我们祖国宣传还有他们宣称的那样和我们的关系是用鲜血构筑的，其实在朝鲜，他们对待我们的感觉可能说实在话，还不如他们认为的敌人韩国好，这一点从志愿军在朝鲜的地位就能看的出来，他们现在对于志愿军的功绩只字不提，是真正地不提呀，我想要是有到板门店旅游过的人就知道了，领队说，他们去的时候，朝鲜的讲解员将所有的功绩都揽到了老金身上，现在朝鲜小学的课本里还吹嘘着老金用步枪将美国的喷气机一枪干下来的事情，据说当时彭大将军也在场，被他们编的说是彭大将军屁滚尿流，我听了不免有些气恼，是人都可以用脑子想出来，我们的人在怎么样，怎么可能如此不济？？就好象史书是靠人所编撰的，这样往往带了很大一部分的个人意见与评价，但是，评价是主观地，君不见历史书上总记载或提及有勇无谋之辈。
　　虽史书所提及有勇无谋之辈时常是为了衬托主刻画人物，但是我们细想，此人残留于历史之中，怎可能如此不济？国君，主帅怎能如儿戏一般将数万兵马交予此人？
　　战争非儿戏。
　　
精光他们的父辈们更是在中国的问题上报理所当然的应该得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思维里，其实是他们一直在保护着中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现在领队说他们的史书里面仍旧清晰地记载着是他们抗击了美国，搞的美国现在一直被他们压制在境外，而我们中国，就躲在了他们背后享受着，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是靠他们的鲜血来保护的，所以中国感激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给他们送钱送东西，（他们把我们的援助当什么了？），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些得到的理所当然。
　　什么狗屁逻辑？
　　你们不知道，在朝鲜，我没有看见一幅世界地图。可能这个也是宣传的需要吧，要不小金要是给他们看了，可能他们看见中国这么大，他们就该怀疑了。
　　还有就是上个世纪（年代我忘记了）的时候，当时朝鲜不是和我们闹的很僵吗，当时不是据说老毛的儿子的坟墓都让他们给扒了吗，现在朝鲜的老人都在教育精光他们，说是当时的中国背信弃义，怎么怎么样，具体的可以参照我们和苏联的事情。这个就是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你说，要是按照他们对我们的这个思维，你说他们真能是对我们好吗？我觉得不是，只不过他们对我们有要求而已。

在朝鲜呆的那些投朝的教师，并非是项项我们说的都是文革的时候去的，他们有些是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去的，有些是被策反的，他们现在在朝鲜的生活很不尽人意，他们现在几乎都是集中在平壤和开城等几个远离祖国的地方，这样是为了管制他们，他们现在都在后悔，但是后悔没有用，他们其实比朝鲜人更能了解到现在中国的状况，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渠道，但是我了解到，他们其实现在并不能自由地交往，但是根据他们的话，198多年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还是很自由地，但是自从过了97年之后吧，他们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其实他们之前某些人早已经打了无数次地报告，要申请回国探亲，之前还听说有人能去地，这样让他们心中一直存在着希望，幻想能有一天回到祖国，但是自从97后吧，小金一守孝满了之后，就对他们实行了强硬地管制，加之祖国现在对待他们的问题上，不知道怎么地，就好象是对待叛国这一样（这个是他们的话，他们一直没有承认这个称呼，他们只是说他们现在是由于之前的某中原因，滞留在了朝鲜），他们告诉我，早先有回去的，他们都在那个人临走的前一段时间，将自己的名字，原来的地址告诉他，然后希望他回去后能帮自己找到自己的亲人，好来想办法帮他们回去，但是在97后，小金已经不再容许他们这样做了，据说有些人当时还存在侥幸心理，偷偷地传达，但是最后连人带家属一起不见了。
　　据说回去的那些人，有一些还真帮助他们找到了家人，但是我所接触的哪些个没有类似情况地。（我感觉，他们现在想做的，就是想寻找机会去新义洲，他们不止一次地跟我“无意”中提起新义洲的情况，他们听说新义洲现在开发，很多国人来那里做生意，他们都在期盼能有一天遇见自己的亲人，他们现在就是想找个理由，被贬也好，贿赂也好，只要能到新义洲去，那么他们甚至连在平壤的家人也可以不管。）
　　我自我感觉是这样。
　　但是他们却没有拜托过我们，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想，可能他们是信不过我还是根本没有想过我能帮他们找到亲人吧，实在话，我真好似没有能力帮他们找呀，大海捞针的感觉。
　　
朝鲜实在话，我们这里有的一些基本生活品，他们也是有的，不用说在朝鲜使馆区那个韩国人开的网吧了，就是那个10欧元一小时的那个网吧，但是团长并不去那里传资料，美国听说好象在朝鲜也设有办事处？真的假的？领队可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精光他们说在光复大街上有一家电子游戏中心，我问他们是PS吗？他们不知道什么荘S，他们告诉我们是那种接电视上的，用一个卡插来玩的游戏机，我想，可能是我们国家8几年的时候弯的那种红白插卡的游戏机吧？精光他们很喜欢玩，一个小时开始要40，现在已经到了80多朝币了，他们有点承受不了。
　　他们也知道VCD，因为他们在商店里面看见过，学校的电教室也有，他们也都了解，他们说平壤有几家卡拉OK的地方，常常人满为患，里面就是放VCD的，我问过他们一般放什么盘子？他们说都是朝鲜的民歌？我猜想，会不会是从韩国那边拿过来的呢，反正他们通用文字。
　　其实当时我想问的是，他们看过黄碟吗？但是想想这个涉及到了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还是少惹麻烦为好，就没问。
　　精光他们平时上课的时间和我们差不多，40分钟这样休息一会，这个时候他们教师里面的大喇叭就会播放收音，无非是歌颂小金的歌曲和小金的新闻吧，但是有几次是课中的时候几响了起来，好象是传达什么指示吧，学生们都拿笔来记录，据说以后要检查地，还有就是一般传达了这样的指示后，就会有一个班长模样的人站起来，忘记了是伸出左手还是右手了，平伸齐眉，握紧拳头，完了就是一句什么地（可能跟我们的毛主席万岁一样吧）。
　　我这个时候感觉小金象点希特勒了。
其实，在我的印象中，朝鲜的治安是非常好的，我在朝鲜的时候，平壤方面给我提供的资料表示，2002年 03年，朝鲜宣判的死刑每年不过百多件，当然，那些潜逃被处决的绝对不会被记录在案的，就好象国外也说我们国家处决了多少多少人一样，老百姓是不会知道的。
　　但是我就这个问题问过精光，他迟疑了一下，还是回答了我的疑问。
　　“其实，我们对那些走（他特别强调）的人，是很不满的，他们背叛了我们伟大的领袖”精光说到。
　　“那你知道他们回来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吗？”我问。
　　“就是送去接受学习了。”这个是他给我的答案。
　　我心理明白，他不是不清楚有多少朝鲜人逃到了中国、韩国、或者是别的地方，也不是不了解那些被遣送回来的人的命运只有被枪决，但是由于在洗脑的教条下，他们普遍认为背叛祖国，背叛领袖是耻辱的，放弃祖国给他们这样幸福的生活，他们是不理解地。
　　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逃跑呢，精光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思想没有经受住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略，那么我在这里不禁纳闷，朝鲜封闭地这么厉害，特工这么多，老百姓那里能轻易接受他们所说的腐朽思想呢？这个问题不得而知。
　　但是在中朝边境枪决被遣送人员的事实是存在地，精光他们其实我想也明白，朝鲜当局也可能有杀一儆百的心理，他们容许边境的老百姓将看到的消息相互传达，可能想就这样达到威慑国人的目的，以免防止更多的出逃。
　　根据精光所描述，朝鲜现在也在逐步加快生活水平的建设步伐，希望借此能减少出逃的情况，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以前很长时间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安宁在积累力量（就是搞军备了）。将个人忽略了，但是现在他们需要将人民的幸福也考虑在内了。
　　我隐约觉得精光知道我最终必然将会问这个问题。
　　我和领队谈论过这个事情。领队的话很中肯。
　　其实，在你未签证老到朝鲜的时候，朝鲜就对你的身份有所了解，知道你究竟是干什么的，会干出什么事。不要小瞧了精光他们，说不定在他们不起眼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中南海保镖式的人物。
平壤由于满城柳树，所以平壤又称「柳京」。 在平壤，我可以在精光的带领下，瞎逛和发呆，但是还是不能随便拍照，我索性连相机都不拿了，平壤的建筑都是一片片同一一个式样，另外一片片又是另外的式样，看上去比较整齐和和谐，可能就是整体感很强吧，也有相对十分漂亮的建筑，有一栋在位于平壤锦绣山的金日成纪念馆后面不远的双体朱黄色大楼就十分地漂亮，30多层，上面有两个旋转餐厅一样的圆顶。
　　说老实话，我真没有在平壤看见有KFC，可能有，但是真地我没有见过，在平壤，他们都喜欢吃冷面，我是吃不惯的，还有就是喝那个难以入口的海带汤。
　　听领队说，以前，平壤以外的城市，老百姓生病了，就会拿出一点红糖，用开水泡开了喝下去，这样就当做药了，领队在记忆中，并没有在朝鲜见到过养鸡场，我仅仅是在金策综合工业大学旁边的一个游乐场里面看见了栓在一旁的两头面黄肌瘦的牛，还有几只狐狸，和绵羊一只，其他地再也没有见过。
　　
领队的话。
　　黑市~~这是一个事实，其实在平壤谁都知道，除了暗地里的黑市，还有据说中国人和朝鲜高干子弟一起联合开的几处商场，里面据说应有尽有。
　　领队说的，外国媒体曾经报道，在一个好象工厂的仓库里面，集中了成百上千个商贩，他们就在里面交易，钱或者易物都可以，什么都有，电视冰箱都带地。
　　我不禁纳闷？一个朝鲜机关干部平均一个月才300到500的工资，我冲顶算他们一千元朝币，按照黑市上的汇率，1人民币等于100朝币，一台电视机起码也得3~500人民币吧？那么就相当于3~5万朝币了，他们得干多少年呀？会有人买的起吗？
　　领队也不明白，他说，既然存在了，那么就是有理由的。
　　我一直都不明白。
　　他们粮食是配给的，吃饭不愁，这点我明白，但是他们那样几乎都是公有的社会，哪里能有一个老百姓能有那么多钱呀？
　　我所见到的，平壤那个最大的百货大楼的生意并不怎么好，据说这里也有中国人的股份，但是，我明白，经济增长得靠消费拉动呀，钱生钱嘛，但是生意这么不好，那么表示老百姓并不有钱，拉动经济从哪里拉呀？
　　精光告诉我，他们家现在工资已经比原来高很多了，但是再问他，他就不回答了，只是掩饰过去，就是告诉我，现在他们的生活比以前的好很多很多。
　　领队跟说，朝鲜在走中国的老路，想利用他们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来建设一个象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但是我想，要是按照小金这样的思路治国，基本上，很难

平壤的街头，在那满是老金小金的墓碑旁边，时不时会有几个广告牌出现，看的我眼睛一亮，以为自己看错了，仔细看，还真是广告牌，上面虽然摆脱不了类似于我们6~70年代工农兵宣传画样式的影子，但是在这里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
　　精光好象很不满我对此的诧异，他的眼中透露出来的神情好象在说：我们一个全世界都羡慕的国家，难道连广告都没有吗？
　　但是他还是耐心地给我解释了上面的文字，有几个是什么富港会社的，还有是大盛会社的。
　　富港会社据精光说，在朝鲜很有名气，平壤人都想进到这个待遇好的企业去。这个可能跟我们国内的还尔差不多吧？
　　读了，纠正自己的一个错误，我说的那个双体的大楼写错了，他其实是在金日成广场对面江，就是那个象打神鞭一样上面顶着的一个火炬雪糕摸样的主体思想塔的对面。
　　记忆都模糊了~~~~老了哦

金日成综合大学里面有很多地方都种植着一种高大的植物，它的叶子圆圆的并开着粉白色象莲花一样的花朵，精光告诉我，这个是他们的国花：木兰花（我差点问他是不是花木兰：）呵呵）我问，这个就是你们的金达莱吗？，精光告诉我，这个不是，金达莱是另外的花，我说呢，怎么和金日成广场上面的某一个建筑上画的不那么一样。
　　啊耐，哈西米嘎是我能会的仅有的几句朝鲜话之一，意思是你好，而韩剧里面你好，我记得是：啊耐哈塞哟~~~~~，怎么不一样呢，纳闷？
　　还有一句就是他们经常说的“一逆啊疵龙您~~~~XXX~漫菜~~~” 就是伟大的领袖~小金将军~万岁~~~~`我去他的，这个是我经常能听到的了。
　　朝鲜核问题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他们能够炫耀的仅有的几个资本之一，，朝鲜对此态度很强硬，但是民众们却并不了解这个核威慑的真正意义，就好象我之前已经解释过地，他们的了解仍旧停留在基本的蒙昧阶段，平壤犹如此，那么平壤以外的其他地方就更难以想象好似一个怎么样的态度了，但是在平壤，民众"普遍认为这主要是美国的问题，不是我们朝鲜的问题。
　　在他们的概念里，认为朝鲜和资本主义国家永远没有中间线路可言，但是除了韩国之外，他们认为韩国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美国的蒙蔽和历史的原因，在这里不得不提一点，平壤人的历史概念里，普遍的观念是因为我们祖国，中国这个大后方拖累了他们当时统一朝鲜半岛的，根据精光的描述，他们本来已经将帝国主义赶下了大海，但是中国方面苦苦要求说，国家（指我们祖国）已经不能再这样拖累下去了。所以伟大的领袖才不得不考虑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实，要是当初我们能再坚持一年，那么到现在我们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旗帜早已插遍世界每个角落”这个是他老师告诉他的。精光说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语气坚定，惋惜之情自然流露，
　　我去他妈的~~~~~~~~~~~`
　　我在想，要是真如你那样的谬论，你们不也是侵略者吗？但是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绝对不是侵略者，他们自我感觉就好象天生的解放者一样，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他们的血统是世界上最纯正的血统（朝鲜人单一民族），这个就是解放者的证明，这也不难看出为什么朝鲜人信奉血统论了。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句朝鲜这些身高不到160的军队，还有那些我们国家援助的79（已经算很 好的装备了），能和老美的M1A1坦克抗衡？那是扯~~~~~
　　但是，在朝鲜年轻人中，有一种想法很普遍：自1953年"战争胜利"以来，50年过去了，朝鲜想必已经积蓄了足够解放全世界，或者不说全世界，起码是亚洲的力量，。他们普遍想来一场战争，他们的父辈们我不知道有没有向他们描述过类似的概念，我想，上梁不正下梁歪。
　　在平壤，除开城市里面有树木之外，在火车经过的其他地方的山上树木是很稀少地，真地可以算的上是稀少，因为我感觉他们的山地都开发了，

插话 网友回复：作者：longyu028　回复日期：2006-5-15　3:40:48　
 
　　０２年７月去朝鲜看了看．尽管去之前就做好了心里准备，但是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更因为在６月份的时候我刚去韩国看了世界杯．南北朝鲜，天上地下真的是天壤之别．我们的早餐是一个鸡蛋和两个馒头，据说是朝鲜国内部长级别伙食待遇．平壤街道很干净，但车很少只是偶尔看到电车，虽然车少也有交警，站姿很标准感觉很敬业．自行车也是相当的少见．去体育场看了团体操表演，各位别扔砖，我从入场差不多十分钟就睡着了，因为确实太难看了，特别是他的音乐真的很难听．不过表演者也是很认真的．在平壤有ＫＴＶ，消费不贵，我们一行１０多个人那晚上包场了，喝了不少酒，玩的很晚，而且里面还有公关，也很能喝的．最后买单２０００多人民币，其实我们是被宰了，但感觉上还是很值．要是放在国内找一家ＫＴＶ还包场，没几万拿不下来吧．跟ＬＺ的在朝鲜经历不一样，但我们还是跟一些朝鲜人试着交流．他们嘴里就只有老金，而且很自恋，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很好，世界还等着他们去保护．心里最大的感觉：老金和李大哥（法　　轮　　老　　大）有得一比．都能忽悠．
　　　　看了很多网友的评论，其实楼主只是把他看到的听到的和个人感受写出来了，我不知道那些乱骂的人脑子是不是真的有乒乓．我们生活在中国相比朝鲜人民真的太幸福了．每个人都不是上帝更不见得有多清高．可怜的还是朝鲜的平民百姓．感觉朝鲜简直就是一传销帝国，不可能说他们从一生下来就对中国有敌意，只是劳动党的那些弯弯些为了更好的控制他们特别是控制他们的思想而洗脑．在边境丹东从朝鲜过来的政府官员太有钱了．黄赌毒没一样不沾．可怜的朝鲜人民．

使馆区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内部有一个网络中心，团长他们的资料在经过严格的审查后可以到那里去上传，然后再发往世界各地，但是在那里据说有诸多地限制，因为据说上传的文件都要经历过一个中间渠道的审核，然后再由这个中间渠道进行某些必要地修改，将一些麻烦文字修改掉，所以团长其实他们在上传之前，都会将所传的文章内容大致记录下来，这样是一件非常费脑力的工作，所以一般他们尽量都采取简练地文字，但是他们经常是今天记录了，明天又得去考察，工作强度很大。有时候甚至可能会将自己原先的记忆遗忘（团里经常有工作人员抱怨，国外的思维看来是不适合死记硬背地吧？）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对朝鲜这个过度的报道少之又少的原因。
　　朝鲜方面也限制团里上传和记录，他们一般将审核的文件拿去后，很长时间不归还，不归还，自然批准证明就下不来，我们只有干等，期间并没有烦躁或者是频繁地协商，因为好象都已经习以为常。
　　花生在朝鲜。。。。。。没见过。。。。我们喝啤酒是精光去买的，“大同江”，口感比国内的浓，精光好象很乐此不疲，但是他们非常能节制自己，晚上是绝对不会喝的，而且也没有时间喝，我没有去过他们的宿舍，但是经常溜过他们那栋上面是粉红下面是白色的楼，他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和我们坐在远离教学楼的，西北方向的一片草地上，这里有木兰花挡着，他们可以比较开放一点。
　　我一起谈朝鲜的风土人情，品尝过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姑娘辣白菜”（白菜做的，和萝卜做的“小子辣白菜”有分别。）还有辣酱，吃不惯，他们却抱怨我们带去的花生米太硬，口感还可以。

在平壤，我经常可以看见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女学生穿的很好看的民族服装，但是头上顶着一个颜色昏暗破旧的包裹，在我仅有的几次逛街的时候，也能看见这样类似地情况，很多男人穿西服或者是象该良了的中山装一样的工人衣服（因为蓝黑居多），我知道朝鲜是配给制度，所以感觉他们句好象一个模子里面出来地一样，实在话，旧衣服我看见过，破烂的装束我倒是从来没有在平壤的街上见过，难道这个国家没有乞丐吗？或者是因为某些别地什么原因，想必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他们的门户吧，面子工程是必须要做的足地。
　　“三忠于、四无限”这个是对朝鲜人领袖崇拜的一个概括，具体的大家已经都熟悉，精光他们从小就被教导一句话，就是：准备战斗！解放南方！统一祖国！，
　　看来，小金老金在闭关锁国，洗脑教育教育，政治舆论宣传上的成就很成功，我们在北平壤从未看过一张外国报纸，未听到一则外电消息。精光他们的笔记里净是一些：小金接见谁谁谁、小金视察某某工地、小金检阅某某部队的事情，甚至能随意地背诵，感觉比我们的文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青出于蓝而盛于蓝了。
　　我早已经明白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但是当我亲身经历的时候，这种莫名地悲哀感觉还是不由自主地从我内心并发出来，久久感到寒心。
　　其实朝鲜除开劳动党以外，还有几个其他党派，我不了解，就算是他们的人造卫星“光明号”也是后来精光提起的，但是他们其实也不知道多少，或者是不想让我们知道很多，仅仅就是带过了。
　　

其实，你们并不知道，在朝鲜和联合国的对比记录材料里，197多年的时候他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早已经达到了1700多美金。。。。。我当时看的资料第一眼，就吓了一跳，不是170美金呀！！！！1700呀！！比我们祖国现在的还多（人均，人均~~~~~~~~），当时朝鲜最大的贸易国家是苏联，在当时朝鲜向苏联出口的稀有金属就已经占据了很大的贸易份额，但是自从1988年后，朝鲜的贸易量开始大幅度地下降，根据他们的统计，现在苏联竟然还欠他们钱？
　　朝鲜其实在197多年之前，是能自己自足地，但是他们犯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没有处理好增长和积累的问题，朝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同时在对人口的预期上存在偏差，但是又过分地推崇蓄兵论（我自己的词汇，就是尽可能多地生育来防止一旦发生战争而导致地成年兵员的不足），过分地募军导致了消耗地增加，而国家又奉行军事政策，所以对待农业的投入相对次要，矛盾当然不会一时句显现，但是一旦积累到了一定量，那么爆发起来，将是致命地。
　　有朋友问，为什么苏联和中国和朝鲜的制度一样，但是却没有到朝鲜的这个地步？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在朝鲜的时候就已经问过了。团长和领队的说法可能就代表了国内外的基本看法。
　　第一是国际地位的作用，中国和苏联都幅员辽阔，有很多不同地民族，自然在处理问题上必须讲究均衡，更能过多地考虑到大多数人和少部分不同意见者的平衡，就好象祖国的西藏新疆，而苏联的俄罗斯联邦以外地区，这样就会要求领导人在权术和政治上必须有过人之处，但是对于这样的国家，单个单个的领导人的精力是绝对不足以应付这么辽阔的国土的管理地，那么间接地表示其他2号 3号人物甚至100号的人物都非简单之辈，皇帝轮流坐，这些不是1号人物的人更能以一种旁观者清的眼光来看待1号人物在位的时候的所作所为，更能在近距离发现他们的不足，大家要明白，政治家的忍耐和脸皮是非常强地，一旦1号人物死亡或者怎么样了那么2号3号甚至00号人物一上台，就能及时地纠正1号地不足，就好象苏联斯大林死了后的戈尔巴乔夫，老毛的邓小平，但是朝鲜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小国，领导人可以不用过多地考虑其他因素，你们看看现在世界上的古巴、利比亚、不都是这样吗？小国家，却没发展。因为在领导方面，他们已经可以应付有余。
　　第二是国家政策的作用，老毛治国不行，但是却没有将我们变成为一个整天叫嚣的好战的国家，斯大林也一样，因为我们当时都经历了大战争，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朝鲜也一样，但是他却有老毛和苏联输血来供给，所以就能解释他们为什么197多年的时候人均1700多美金了，但是这种输血一旦停止了呢？后果你们也看见了。但是苏联和我们就不一样，我们一直在奉行休养生息政策（虽然修养的过了头。。。。。）而苏联冷战的政策虽然导致了他的解体，但是国家工业基础还在，而且苏联在人口和资源方面根基深厚，打仗打什么，不就打粮草吗？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走一条前期相同，但是后期选择不一样的道路，我们都是通过军事力量起家，开始其实也是在走着一条军国主义道路，这个有助于我们功过我们的成果，打江山靠军国，但是守江山不能靠军国，所以你看看，苏联和我们都在慢慢地进行着一种改良化、宽松化的国家政策的演变，就是第一个领导人是军事强人，但是第2到3个就不是了，后面的开始追求一种宽松的局面利于发展。
　　第三，就是政治的需要和认识的不同，朝鲜小金政治就是神化和军国政治，但是你们看老蒋后面的小蒋，却是民主政治，这个句体现了一个认识问题，同样是二世祖，为什么两个差距这么大？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二战的时候，朝鲜那里比台湾要繁华很多很多，二战的时候，朝鲜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一片歌舞升平，很多日本人移民朝鲜，而台湾是后期才开发地。
　　我觉得关键就在于，他们不想，或者说是领导人或者是当权者不愿意开放。就好象大家都明白发展开放是出路的时候，他们还仍旧闭关锁国。


原作者的这一段最有意思，呵呵。。。






我的文笔是比较通俗化了的，但是也并非某人所说的很烂，要是要我拿出我的专业要求的文笔，那么就可以写新闻联播稿子了，但是要是这样的话，你们认为大家还喜欢看吗？通俗点好，再有，有些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自己很有生活经验和远见的人，请不要再跟我谈什么政治专业或者卖弄什么政治问题并借此来攻击我和攻击其他朋友，也不要认为你的理解很到位，相比你而言，我可以跟你透露一点，我学了四年的专业很大很大一部分，是涉及政治关系分析的。这样的话我拿个通俗的比喻告诉你，你认为踢野球的和职业队员哪个厉害？。。。。。。不多说了。
　　要是有些人不满于现状，认为自己很厉害，认为其实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什么都不是，认为自己要是坐他们的位置会绝对比他们强，那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绝对错了，你知道在中国当的了大官，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告诉你们，就是该是自己的你就好好干，不属于你的工作范围的就不要乱发表评论，要是象你们那样JJYY地满处放炮地乱咬，是绝对讨人嫌的，也是绝对当不了大官的，有作为的人，城府必须得深，哪个象你们这样动不动就把自己的内心想法表露出来的，有作为的人并非是天才，我们很多人都并不缺乏成功的奇迹，却往往缺少了能够承受的坚忍的决心，政治这个东西，并非一朝一夕而修炼出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他背后比我们包含的艰辛更多，我大学里面的第一个学期，也象某些人这样张扬，动不动就胡言乱语一通，但是我的导师告诉我一句话后，我就变了，在这里，我也把这样的话送给那些JJYY的人。
　　领导不是那么好当的，你们要明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虽然他们平时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他们拥有的权利却可以轻易地杀死很多很多人，所以他们在对待问题上，考虑的比我们要谨慎地多的多，因为一不考虑全局，那么一个细节造成的连带反映是非常有影响的，因为他们不象那些JJYY的人一样，他们面对的不光是一个电脑屏幕，而是中国十几亿张吃饭的嘴。
　　我现在几乎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典型的随笔，几乎是未经过考虑的就直接下笔了，我不是光写这个，我是在我写书的同时无聊了。就停下来写这么个几百字千多来字的，我的主业不是这个，毕竟，现在混饭吃不容易。我一晚上得写个1万字左右的文章，我更多是考虑我的主业，对于这个，又不来钱，不是看着有这么多朋友，我才懒得听你JJYY呢。
　　继续我的瞎说。
　　朝鲜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办事效率上，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懒，可能更多的理解是办事效率极度低下，我们可能嘲笑祖国有写单位的多公章制度，就是要办一个项目，就得东跑一个公章西跑一个公章，但是在这里，我发觉，我们国内的效率其实还算很不错了。
　　我临时跟领队去过朝鲜的XX单位（名字不提了，和粮食有关的，你们自己想）。在那不中不苏式的建筑里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办事效率地低下。
　　我是主动要求去长见识的，平时跟他们交流根本用不到我们这些去，因为我们平时的材料得经过他们的审核，筛选，然后再到粮署网络中心发出去，但是资料得我们自己送（其实也不是我们自己送，是他们派来车子，将我们接到目的地，然后我们再等几天，在派车子来接我们去取回来，典型的多此一举）。
　　我们乘坐的车子是一款老式的本田，后面的轮子几乎都陷进了车里，车后屁股快贴地了，我很担心领队那么大的体重坐了进去，结果会不会就象压垮骆驼那那片最后的羽毛一样。
　　好在路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朝鲜的机关大楼不象我们的那样得进一个什么大门和院子，然后得往里面走走很深才到。朝鲜的这个大楼好象祖国的机关一样，但是没有传达室，我们走进了楼被领上2楼，在我们的右手边有一排椅子，上面坐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看见我们近来仅抬头望了一下。我们在1楼的一间房间里被安排坐在那里等候，小金和老金的遗像照旧挂在墙上，沙发是布做的，屎黄色，上面还有手掌面积大小的黄褐色的印记，没有祖国机关那种充满了茶叶的味道，我想站起来出去看看，一个四十多岁穿西服的男人就猛地抬头盯着我（大热天的，穿死他），领队示意我赶紧坐下来，没有跟我解释什么，我耸了耸肩膀。
　　盯着我们的那个男人接过了领队的香烟后才面色有所缓和，领队递了烟后，也不和他说话，干坐着。
　　我忽然想上厕所，但是又担心违反规定，就只好大声地告诉领队：我想去厕所（在平壤，你要是小声地说话，不光是精光，连旁边的人都会怀疑你有问题，所以我们最后都索性大声谈话），领队跟那个干部咕噜了一句，挥手放行了。
　　“记得，一直往前，打头，左手。”我在领队这样的嘱咐下出了门。
　　厕所很老旧，大便的坑位比地面要高两个台阶，有6~7个小间分隔开来，一条便道直通下去，厕所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尿味，很干燥，我怀疑他们上完厕所不冲水，里面有一个干部在小便，看见我进来并没有显得很惊讶，我倒是吃了一惊，那个人尿完了，并没有出去，而是在端详着我，搞的我感觉他好象个“玻璃”，我赶紧小便完事，出去的时候看了看，在厕所外的楼道，男女厕中间挨墙砌的一个水池洗了手，就赶紧往回走。
　　我在回去的过程中，乘机斜眼看了看朝鲜机关单位的样子，每个房间的门，窗子全是开着的，里面的人看上去并不忙碌，有的几乎几是在发呆闲坐着，没有聊天，也没有看什么报纸之类的，一间房子里，两个很瘦的中年男子坐在沙发上，正从一个黑色的老式的皮包里面取出什么东西要交给办公桌前坐着的一个身穿灰色衬衣的微胖男人，看见我后他们都有些吃惊，我快步走过，回去快要进门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朝我回来的方向瞥了一眼，发觉那个跟我在厕所里的人隐约还在那里看着我，其他的人有些将头伸出了门朝我这里看着。
　　领队看见我近来了，又和那个干部咕嘟了一句，就拉我走了出来，干部追了出来，声音大的整个楼都听的见，但是这一次却没有一个人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我隐约明白，没有批准我们不能离开，领队和我只有再次地回去坐下。
　　可能午饭时间已经过了，朝鲜的时间比我们晚一个小时，那个干部还是在那里和我们干耗，我们真无聊呀，终于等到人来接我们了，跟领队说了一通，我们就被领下了楼，在门口我们不能当街道站着，也不能在1楼那里呆，我们就被限制在1楼进门口的两层的门中间，领队估计有脾气了，连烟也不发了，足足等了半小时，终于有车子来接我们走了，还是那辆本田。
　　回到了驻地，一个人跟着我们进去，领队拿了两包烟递给了他。
　　后来隐约了解到，我们送达的记录被他们好象搞丢了，仅此而已，但是他们却要求我们随便再找点东西来补充进去就可以。
　　真是，我感觉不是他们象要饭的了，我们倒象是自己找贱的。这个年头，送东西给人还要看脸色呢。
　　回答某些人的疑问，金日成综合大学方向应该在。。。。。。平壤东北方向吧？（错了就臭大了，）那里有一个象土坡一样的山，金日成综合大学大门有2个，不知道你说哪个？一个进去了就上坡（门口有8个字。其实是七个，第一第2个字其实是金的草书，我就在这里出过一次丑~~~~~~~~~），有一片草地旁边右手是主教学楼1号楼,1楼面对龙南山，。2号楼分在另外一边。，往下走还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特征的主楼，很高很高，米黄色。进里面一直走，在大学校园中心的龙南山顶上矗立着老金的铜像，（这个地方有不成文的规矩，某些时间段是给GGMM门用的，某些时间段是很严肃地。记的应该清楚，对这个比较在意）山的左边是一个小礼堂摸样的，还有就是一个运动场，这里也有一个小门，往铜象后方走右边是，主楼和一号楼中间是图书馆的位置，挨着图书馆的就是一个门很小的单位，据说是出版社，图书馆后面有一个规模不错的印刷厂，还有什么体育馆的是在2号楼那里，再往下面走就是到了宿舍了，宿舍左边是实习的农场，农场后面就有另外的一个门。1号楼右手角有一个食堂和水房，宿舍下面还有一个食堂，还有分有一个大礼堂和几个小的礼堂，进去主搂，在1楼你可以看看左右两边的一些校友照片，我认识上面的一个中文名字，张德江。还有一个外国人。
　　我本来就是瞎说的，无所谓你们怀疑，欢迎大家说我的是瞎说的，我还有几章就结束了，我先整理整理，毕竟我已经把该瞎说的都瞎说了，实在没有再能遍的了~~~~~~~~~~~~~~~~~~~~到时候给你们看两张我在那里的照片，一张是在那个大学里面的党校外面拍的，一个是礼堂外面拍的。
　　以上所写的全部~~~~~~~~~~~~~~~~~~~~其实是吹牛的~~~~~~~~~~~~瞎说的~~~~~~~~~~~~~~~~~~
　　
朝鲜靠近韩国的地方，山地100%都修了工事，建了防空洞，然后在里面放上能射大炮，能打个十几公里？？我不知道，反正是能打过那两公里的军事缓冲区的，我想要是发生战争的话，他们就可以一面放炮一面集结部队了，但是我另外又想，要是他们的测量人员一旦少算了一个方格（1公里1方格）~~~~~~~~~~~~~~大家就废了。
　　朝鲜，或者说小金好象推崇看起来威力大的武器，就好象我在平壤看见的标语牌，上面有很多都是拿着火箭筒呀，炸弹呀什么的，再不有就是拼刺刀的，看来小金在自杀性爆炸方面，跟拉登有一比。其实象他这样的人存在，哪个国家都不觉得是幸福，因为象他这样的人，要不是当了二世祖，要是生在别的国家，要是不能取得正道上的成功，肯定会在黑道上面实现自己的价值。

平壤的凯旋门

在这一刻，让我来书写死亡——写给王强君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6792

　　（文中“王强”系化名）

作者 吴冠军(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学者)


　　没有身体的器官

　　2006年4月18日午夜，墨尔本狂风呼啸。我钻进被窝后，思绪却有如那窗外狂风一般，席扫整个脑海，压得它无法成眠。辗转间，几个小时已逝。骤然发觉胃咕橹得难受，只得起身在厨房架上翻找出一些可以直接啃吃的物事，以填补那个空虚的器官。再倒身床上，天已蒙蒙发亮。迷糊间，却被一阵强烈的呕吐感刺醒，闯进卫生间，耗去全身之力空呕了几十下……九点十三分，再度倒在床上，体内五脏六腑根本不似属于自己，全然无视身体的“统一协调”，仿似它们是从外部刺入体内，专事颠覆那（虚假的）“统一性”：用齐泽克（Slavoj Žižek）那颠倒自德勒兹（Gills Deleuze）的术语来说，它们正是一堆“organs without bodies”，即，没有身体的器官。

　　在这样的时刻，思考“死亡”，也许是最贴近的。当一个人在病榻上感受死亡来临之时刻，也许，正是那样的“organs without bodies”全面接管“身体”的时刻：他/她那原先被体验为统一整体的“我”——那个镜中所表现出的身体协调统一各个部分的“格式塔”（gestalt）影像（即被视作一个整体的“镜中我”），正迅速地分崩离析：每个器官，都开始不服从“整体协调”而“自己”运作，同“身体”的“指挥”对着干……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医学实际上正是以下述方式来阻缓“死亡”：即用各种药物来去除器官的“主权”（内科），或设法摘去那些“不服从”的器官，乃至重新植入（来自别的身体的）“听话”的器官（外科），使整个“身体的统一性”最大程度上得到“重建”。

　　然而，人的必死性，却标示了那“没有身体的器官”在存在论层面上的根本性状况（从对“镜中我”产生反应之前的婴儿状态、到即将逝去的最后时刻）。而“格式塔”式的被体验为整体统一的“身体”，则远非真实的：根据精神分析，这种整体性的“（镜中）我”，根本上是想像性的，乃至符号性的。

　　恐怖的“知识”

　　4月18日下午，友人在MSN上告诉我：“王强病了”……“他2000年得了骨癌，当时切除了，稳定下来；未料今年又查出了胰腺癌，还是晚期”……“他是中科大毕业的，以前做程序员的，后来因想做喜欢的事情，就考了文科研究生，在华师大读书，现在是历史系的博士生”……

　　这几句话，把我整个的思绪，一下子带入到了墨尔本的狂风之中。我与王强君，并不熟悉，甚至并不算认识（印象中只在饭桌上见过面，且未有过直接的对话）。他与我的符号性关系，便是好朋友的好朋友。我深深知道，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一个29岁的博士生突然发现患上晚期癌症的“故事”，并不会引起多少人的关注，除非故事的主角是“名人”、“明星”、“超女”……然而，我在这里所要吁求读者们的，并不是去关注他，而是去变成他——将自己置入到他的情境中去，让自己去无可回避地直面死亡、直面那“大限”将临的时刻……

　　今天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代表人物——对全球化统治与美国政治的一系列批判，实际上隐秘遵循着这样一个逻辑预设：即不需要去做任何深入的分析，只要告诉人们那被媒体所掩盖的事实性“真相”，批判的工作就达成了。然而，今天意识形态运作的方式，实要远为复杂与狡诈。在这里，问题的吊诡便恰恰在于，人们并非总是想要“知道”。比如，今天的许许多多人们，并不想要“知道”太多的政治操作，他们服从性地接受规制、交纳税收；尽管他们很清楚政客们在玩着各种“肮脏游戏”，但具体你们怎么玩，他们并不想“知道”；只要他们自身不受到影响，即国家/国际层面上的那些“脏活儿”没有直接涉及到他们，他们——不仅仅只是在消极的意义上，而是积极地——没有兴趣去关注政治。这就是今天那些左翼“批判”所面临的真正困境：普遍化的政治冷漠，人们并不想“知道”。如果我们再将分析向更深的层次进一步拓展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存在论的层面上，人们并不想“知道”自己具体的“大限”日子。换言之，最恐怖的“知识”，不是存在论上的人的必死性，而是被确切地告知——死亡将于何时具体地降临自身……

　　于是，当知识分子们争相批评那以“无知者无畏”为标榜的“王朔”写作的流氓气和痞子气时，实质上，那种“无知者无畏”的痞子原则，却恰恰正是今天许许多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隐秘奉行的根本性原则：即，通过“无知”来使自己远离那惊骇性的恐怖（从而便“无畏”）。而反过来说，王朔将今天的知识分子们称作为“知道分子”，本身便也是很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并非如这位以“无知者”自冠的作者所以为的那样，那么的想“知道”……

　　灾难的去灾难化

　　我把此处隐秘运作着的意识形态操作，称作为“灾难的去灾难化”操作。在后“9•11”的今天，人们普遍意识到，灾难——归根结底即死亡——并不遥远，且不去说那些癌症、爱滋病等等的“日常绝症”；然而，人们却又都隐秘地深信，那些“并不遥远的灾难”，并不会真的发生在自己头上，那永远是报纸上网络上关于别人的“故事”，是别人在遭受恐怖袭击、是别人在遭遇洪灾海啸、是别的人在感染萨斯禽流感、是别的人在承受肿瘤白血病……而我们，则至多是对他们予以关注、乃至关心（但因为我们也很“忙”，所以……）。

　　在这种“灾难的去灾难化”之隐秘操作下，今天那越来越多的灾难——关于各种灾难的铺天盖地、接踵而来的报道，反而使得人们进一步地在意识形态层面（而非存在论层面）上“去灾难化”，即对（别人的）灾难的日常化平常化。“张海迪”时代的那种“英雄化”的“海迪姐姐”现象，在今天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完全不复有再现的可能。

　　在进一步的考察下，今天那所谓的“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不也恰恰便是这样一种“灾难的去灾难化”操作？一方面，“反恐战争”宣告了一场将会长期延续的战争状态，即一种恒久的非常状态。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恒久的非常状态本身，恰恰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日常的“常态”：除了政府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取得了更强大与绝对的控制力量外（透过红火至今的美剧《24》，这种控制力量之纵深程度便可被洞见一斑），人们还是如平常一样地生活，白天依旧衣冠楚楚地上下班、晚上夜总会照样色彩迷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进行具体的一场场战争之前，这一“反恐战争”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便已经在隐秘地进行着“反-恐”的操作了：即通过有效地将恐怖性的灾难逐渐转化为一种日常的常态，而最大程度地将恐怖不知不觉地去除干净了，而真正实质性地保留下来的，则惟是那政府对社会的空前强大的控制力量（别忘了小布什政府和以前的里根、老布什一样，恰恰是以主张推行“小政府”而上台的）。

　　正是在对抗这种意识形态操作的意义上，我呼唤本文的读者们并不只是关注王强，而更是要去变成王强，即将自身置于他人的灾难之中。告知我王强情况的那位友人，当时给了我一个网址，那是王强发现自己再次患上癌症后在“天涯”论坛发的题为《29岁，博士，胰腺癌晚期，求助》的帖子、以及他对网友的回帖：

　　……这几天查了这种病的资料，确定了目标是：在保证生命质量的情况下，尽量延缓生命。具体说来，在三项条件（“巨痛难忍、无力做事、无药可医”）达到之前，要努力配合医生做各种治疗；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我想放弃治疗，自己进行安乐死。怎么安乐死，倒是需要认真听取各位建议。谢谢了。……不要难过啊，上天对我已经很厚爱了，我的生命质量可以说是相当高，呵呵。……谢谢各位.我查阅过文献，最初的肿瘤90%以上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这不是人力之所及。顺应自然吧。……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奇迹。尤其是2000年第一次生病以后，我还有缘来到师大读书，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我觉得很幸运。……楼上朋友的意见，我也考虑了很久。现在的博弈是：A、不开刀，转而其他治疗，大概在1年之内死掉；B1、开刀，无法切除，元气大伤、耽误了其他治疗的时间，大概在未来3、4个月以后死掉。B2、开刀，可以切除，能够存活1～2年，代价是生活质量的部分下降。而根据目前的信息，出现B2的概率大概是60％。尤其是我的状况越来越差，概率会变小。所以这个时候我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很难说哪种选择是正确的。到了这种时候，也许才是性格决定命运吧。我肯定会根据性格做出自己的选择。……

　　以“关注”的眼光来读它的话，我想，很多朋友会对王强的遭遇充满发自内心的同情；然而，惟有以“变成”的眼光来读这段文字，王强对待“死亡”的崇高态度，才能真正地被感受到（感-同-身-受-到）：借用德勒兹形容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术语，我想将王强的这一态度，称作为“在死亡主义背景上的生命主义”：他完全知道，灾难（死亡）即将降临自身；但他却是积极的、平和的。在他的文字中所透出的那份积极，恰恰来自于：他直面了那最根本性的绝望，即一个彻底没有“希望”的绝境。

　　未知死，焉知生？

　　记得齐泽克曾叙述过美军在越战中的一个小故事：四名美军士兵被指派一个高度危险的任务，他们有两种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可以选择，执行第一种方案，每个人的死亡可能性是50%；而在第二种方案中，某一人选择死亡，但能够以此换得其余三人的生命安全（即死亡率为25%）。结果是，这队士兵最终选择了第一套方案，那是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那确知自己将100%死亡的“未来”。于是，他们情愿选择那多死一人的方案，但至少每人都还抱有“希望”，即“博”自己在那50%存活的行列里……

　　在上述情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灾难的去灾难化”的意识形态操作：那队士兵之所以选择那显然的“糟糕方案”（死亡率增加一倍），正是因为他们心底均隐秘地坚信，那最后死的两个人，将不会是自己……而眼下正在热播的美剧《24》第五季中，有这样一个表面上与之相反的“英雄情境”：反恐单位（CTU）的整个大楼被潜入者施放生物毒气，包括主角在内的十几名CTU人员及时躲入了三间密封室中，然而若不去改变计算机的设置，他们也将在十几分种后死亡；而只有一间密封室，离机房的距离是在憋住一口气能够到达的地方。在电话的商谈中，那间位置最近的密封室中的两个人，最终在其余人的要求下决定自我牺牲。《24》中这“英雄性的”一幕，其实同前面越战中的那一幕并无实质性不同：那两人选择自我牺牲，恰恰是因为：即使不那样选择，自己仍是100%会死亡，而选择牺牲，则至少可以使自己成为拯救那剩下的幸存者们的“英雄”（其中一个牺牲者在电话商谈中还曾质问其余人：“我怎么知道这一切不是你们编好的呢”）。

　　而王强却以一种“死亡主义背景上的生命主义”，彻底穿越了在上述两种情境中隐秘地支配着行动者们的意识形态操作，孑然英雄性地直面那彻底没有“希望”的绝境，平和地谈论着死亡、谈论着“活到现在”的奇迹、谈论着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先贤孔子尝言，“未知生，焉知死？”然而，这句话本身最大的局限，便在于那“在场的中心主义”，即专注于那在场的“生”。而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将这句上古谚语颠倒过来——“未知死，焉知生？”正是那缺席的“死”，结构性地从外围构成了那在场的“生”。更进一步，从拉康（Jacques Lacan）所提出的“ISR”三重结构（即想像、符号、真实）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话，“生”实质上总是符号性的和想像性的，而惟有“死”，才标示着前语言的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非但不应忌讳言“死”，而恰恰应是相反：努力地、英雄性地去直面那根本意义上不可能被“言说”的死亡。不知死日，侈言生耳！

　　于是，一个穿透今天意识形态操作的激进行动便是：追随王强，从“死日”的立足点上来生活。人们总是要等到被“权威专家”人士（如今通常是现代医院里的医生）告知，自己尚有五个月的生命，才骤然开始意识到“死日”。然而，一个被医生“宣判”绝症的人，和另一个“健康”的人之间，实质上只是“还剩百余天”和“还剩万余天”的区别而已。更关键的是，我们于此处所面对的，还并非仅仅是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局面。在今天后“9•11”时代，一个十足反讽性的现象便是：每个人实际上心底都知道，即便坐在家里，死亡都随时可能会降临（更不用提那出门穿马路开车坐飞机等等“寻常风险”）；今天人寿保险业的兴旺，便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人们积极地知道，自己生命的每一刻都处在高风险之中（换言之，每个人都知道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当某人听完关于别人只剩五个月的生命的故事后，第二天自己便丧生于一场在今天并不能引起多少人关注的事故之中）。然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着：仿似他们全然“不知道”（除了到那一刻被专家“通知”）。

　　多少年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一次次地庆祝那无法由自己选择的“生日”，一年一年惶恐地往“上”计算。然而，为什么要等待医生来告诉我们他/她所预期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死日”？为什么要在死后由别人来为我们写上一个“卒于X年X月X日”的记号？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在生活中去采取这样一个激进的行动：即选择一串自己喜欢的数字（如“2058年9月20日”），来为自己设立一个“死日”（或者说“大限”之日），然后每一年倒数性地往“下”迎接这个“死日”？因言说（真实的）死亡之不可能性，所以我们只能符号性地来设立——或被设立——“死日”；而一个激进的追问便是：为什么我们竟从来是如此顺从地接受自己“死日”的“被设立”？

　　这一真正越出今天意识形态坐标的“疯狂”行动（即设立“死日”），使我们将那“灾难的去灾难化”意识形态操作彻底颠倒了过来：不是对那种种“并不遥远的灾难”去作“去灾难化”的意识形态掩盖与自我欺骗，而是去恒久性地直面那根本性的灾难（死亡），时时刻刻在心头对它作着创痛性的咀嚼。“16岁的花季”此时即意味着，（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自己还剩有16年生命；而现在唯一的问题便在于，你该怎样来把握这一“花季”，怎样来感怀那“活到现在”的奇迹，怎样来创造那一生中“更好的时光”？

　　只有遭遇死亡，生命才刚刚开始。谨以此句，与王强君互勉！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三

吴思搞文学出身 转到历史上来 成就够出色。他的本意不是治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关注的与其说是中国历史，不如说是对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解释"。读他写的东西， 一种叫做“明白”的东西透彻人的肺腑.

[转贴]吴思：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文章提交者：铁屋子读书 加帖在 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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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云访谈录

吴思：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人生：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就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发生了

孤云：您的著作流行于世已久，许多读者对你个人却知之甚少。从一般介绍仅能得知，你插过队，当过编辑记者，现为《炎黄春秋》执行主编。能否具体谈谈你的人生经历？

吴思：我1957年生于北京，父亲在军队杂志当编辑，母亲是大学教师。1976年1月高中毕业，3月到山区农村插队。1978年到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下属的中国农民报（后来改名《农民日报》），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

孤云：在《农民日报》呆了几年？

吴思：差不多十年。1993年，我去了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一家刊物，任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在此之前，我曾经准备出国留学。1989年夏天开始，用了半年时间复习英语，考托福。有两所中上等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了我，但是没有奖学金。我付不起到美国的学费。再加上我当时正在忙着写作，也就没有再折腾这方面的事情。

孤云：这么说，毕业后你便在报刊杂志任职，直到现在？

吴思：不是。1993年我去的那家刊物，不久后便由于种种原因停刊。其后我在一家港资控股公司设立在北京的部门编了半年书。还当过半年《东方》杂志筹备复刊的执行主编，炒过两年股票，写过一年小说。除了炒股票，其他事都失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放弃铁饭碗之后失业了。于是借机静心读史。本来也有兴趣读史，但读得三心二意，1996年后心里比较静，大概是折腾够了，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了。

孤云：后来又是怎么到目前单位的呢？

吴思：1996年底，我在《农民日报》工作时的一位老领导拉我去《炎黄春秋》杂志。编这种历史杂志正合我读史的心思，于是就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一晃已经七年了。这七年除了办杂志编稿子之外，写了两本关于历史的随笔，一本是《潜规则》，一本是《血酬定律》。现在，我还看不出读史写史的尽头，兴致正浓，未来数年大概不会有什么变化，说不定这辈子就要全搭进去了。

孤云：上山下乡是你们这代人的独特经历，对你日后的人生选择也有独特的影响。能否谈谈那阶段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否因为这一类事情，引发你对历史的兴趣？

吴思：对我来说，那段时间的生活是由一系列的强烈冲击构成的。当学生的时候，我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到农村接触实际之后，这幅观念中的图景立刻遭遇重创。用我熟悉的教条竟然无法分析甚至无法表达这种重创。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在经济学里找到描述这种情况的逻辑和语言。

譬如，人民公社的样板大寨大队有80户人家，你每刨80镐，才有一镐是自己的。如果偷懒少刨80镐，自己的损失只有一镐，其余79镐可以转嫁给同队的社员。于是，从经济角度看来，人民公社体制所提供的激励，只有自留地或承包田的1/80，如果干部的道德感召力和行政的威慑力不能长期稳定地补足那79分，在效率上，人民公社必定要败于大包干。

这些事实的冲击，这些观念和理论上的失败，迫使我寻找可以解释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新理论和新说法。我找了很久，总想找到可以替我解决疑惑的新教条，找来找去都不够理想，于是被迫自己杜撰，也有了自己杜撰的勇气。

孤云：也就是说，你极力寻找能够解释当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的一套方法，这使你一路寻觅到如今？

吴思：是这样。除了寻找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理论之外，我还在寻觅对人心和人性的解释。我对人性和自身的看法也曾遭到强烈冲击。19岁那年，我当了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个生产队57户人家，每年的工分分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能力和努力，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要由我负责安排。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我勉强胜任了，但是感觉很痛苦，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意识到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惰性，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观。

同时，我在艰难困苦中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原来我并不是自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原来我身上有许多我根本不知道的暗处，原来我的本性与想象中的样子相去甚远。这些看法也影响了我对别人的看法，对一般人性的看法。

上述理论的无力和缺陷，一直是我努力填补或重建的。从上大学到现在，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做这类事情。我关注的与其说是中国历史，不如说是对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解释。我在应对自己的失败，努力在失败和崩溃后重新站起来，重新找到可以把握真实世界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插队生活对我影响非常深远，直到现在，我仍在应对二十多年前的失败，仍在对这个失败做出反应。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的特殊性中，高浓度地包含着普遍性。

孤云：这样的经历，在你们这代人里并不罕见，但你好像得到了更多的感悟。

吴思：自我感觉就是大开眼界，有了理解重大历史变革的感性基础，形成了对重大问题的直觉，因此就有了拿出自己的答案的勇气。看看那些表达我们经历的老词语，就不能不对时代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感到惊讶。从“红卫兵”到“插队落户”，从“人民公社”到“生产队指导员”，我使用的重要概念及其所指，几乎全部消失了，每个概念都需要解释，还要有许多制度性介绍才能被后人或外人理解。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就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发生了，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

□血酬定律：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

孤云：《潜规则》及刚出版的《血酬定律》，正是你多年来对所关注的问题，往中国历史传统探寻的结果吗？你是否认为，中国历史犹如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我们身处的社会的影子，并可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吴思：我独立完成的第一本书是《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那本书直接探讨了学大寨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的原因。如果满足于追究这种失败，对我来说，一本书就够了。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遇到了大量新问题，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需要一个更深广、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需要重新建立一个解释力更强的框架，《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种说法并不错，但是还不够准确。镜子是身外之物，而历史是我们的昨天。昨天没睡觉，对今天是有影响的。小时候没上学，对成年后的生活和处境是有影响的。祖上溺水而死，后代对游泳的态度便与常人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部分。至少，我所关注的历史是这样的历史。

孤云：“潜规则”一词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解读中国社会的新视角，也是一种新工具。通过这么一个高度概括的词语，历史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官场运作规则，有了“明白”的解释，从而形成一套有别于“正史”的新话语模式。这很重要，因为，“潜规则”所指的那些东西，一直不为正统历史学家所重视，或者是有意忽视。你觉得呢？

吴思：确实有“话语模式”的问题。中国的史家前辈对潜规则运行的记录并不少，也做过表达和概括的努力。孟子就说过“非礼之礼，非义之义”这种东西。但是，中国传统的历史理论或社会理论并没有展开这方面的分析。不仅这方面没有展开，比起上个世纪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来，儒家的许多见解都处于混沌未开的阶段，许多萌芽没有长大，许多枝条没有抽出。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也和中国差不多。在这方面，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我们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话语体系，更精致的分析工具，有可能发现一些前人忽视的东西，并给出更透彻的解释。

孤云：那么，何谓“血酬定律”？它体现了你在历史探索中哪些方面的努力？

吴思：人类在拿命换钱的时候，或者在以钱买命的关头，如何评估盈亏得失？这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非常基本的问题。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前辈学人提出并解答这个问题。血酬定律就想揭开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计算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劳动换取的收益叫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争对象的价值。如果拼抢的对象是人本身，譬如绑票，“票”价取决于当事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简明有力地解释历代兴亡。打天下的过程，就是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坐江山的制度，就是用暴力攫取生存资源的制度。这个概念还可以解释那些凭借害人手段榨取的钱财的本质，包括“潜规则”带来的灰色收入的本质。

孤云：与《潜规则》相比，《血酬定律》在哪些方面有进一步的开掘？

吴思：首先是更深入了，我在《血酬定律》中继续追究潜规则所依据的合法伤害权，顺着这条路，追出了血酬，即买命和卖命的钱。其次是宽广了，潜规则处理的主要是官吏、民众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血酬定律又增加了土匪、黑帮之类的暴力集团，同时也更仔细地探讨了在横规矩和潜规则之中的生存策略，探讨了这些生存策略对当事人的身份和性质的影响。

孤云：正如你所说，在《潜规则》中，之所以关注历史上的官吏集团，是因为“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而在《血酬定律》，关于民间（“农工商生产集团”）与底层（“仰仗暴力谋生的非法团体”）的内容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这能否说明，你的关注点由官场规则转移到一般民众的生存之道？

吴思：确实有所扩展。上本书没有谈到的东西，这本书就要多谈一些。但这不是平面移动，我想挖掘得更深入一些，就要扩大挖掘范围，画一个更大的圈子往下挖。

孤云：可否认为，《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乃是从两条不同路径进入历史的核心，由此勾勒出中国社会全景。这便是你在《血酬定律》中提到的“全局性视野”吧？

吴思：《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写法都是剑走偏锋，专攻一路，不顾其它。这两本书，自我感觉都写得比较深入，尤其是血酬定律，我确实有了探入历史核心的感觉。但是，这两本书并没有勾勒出中国社会的全景，深入了，却不够广阔，更说不上完整。我最近比较着迷的问题，恰好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也许以后可以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全景图来。


□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孤云：还应该提到一个新词——元规则。照你的说法，“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这是否意味着，它实际上是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之上的创造性的统领整个历史观的根本原则？

吴思：元规则自然是决定潜规则和其它各种规则的。谁的真实伤害能力强，谁就可以扩展自身的利益疆界。但血酬定律却是元规则的内涵之物，并不是两个东西。血酬定律所讨论的是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元规则说的是暴力决定生存资源的分配规则，增加了一个规则因素，即用鲜血和生命打造生存资源的分配规矩，并且用暴力保护这种规矩。如此行使暴力，用生命换取资源，到底合算还是不合算？赚了还是亏了？这就需要根据血酬定律计算一番了。

元规则可以解释重大的制度变迁，好像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但我不敢说这是最根本的。生产力和暴力哪个更根本？我没有想透彻，回答不好。似乎生产力更重要，暴力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也未必。如果看得更远一些，猴群并不种树，只摘果实，暴力比较强的群体和个体可以获得比较丰富的生存资源，在优胜劣汰中活下来。或许追问最根本的思路就不对，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思路一样不对。有阴有阳，阴阳对应，并无先后之分。

孤云：也许你说得对，阴阳消长乃世界常道。但是，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元规则的核心内涵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话似曾相识，可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又让人感觉焕然一新。我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能否解释其中微妙之处？

吴思：大概是理论彻底的缘故吧。马克思说，理论彻底才能征服人。把一种逻辑贯彻到底，用这种逻辑解释众多的历史现象，而且是互相关联的现象，显然比孤零零的一两句箴言更有力量，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更何况，“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句话并没有被哪套社会历史理论整合进去，至少我不知道有这样的理论。“霍布斯丛林”很有名，其基础却是契约论，大家商量着办，而“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恰好是打你没商量。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苏联所代表的马列主义正统理论视为异端，因为马列主义并不那么抬举暴力。而毛泽东的这句话，也是安置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枪杆子只是上层建筑改朝换代的工具，只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级手段，并不那么具备根本性。

孤云：阅读《血酬定律》，我对其中关于民间与底层部分的内容尤为兴趣。比如《庶人用暗器》，说的是老百姓自有自己的“利害计算”，这个道理正好解释了你上面所提到的当时在大寨所遭遇的困惑。《出售英雄》，更进一步说明正义与“利害计算”之间的较量。历史上相关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吴思：我觉得写“地霸秩序”的那篇也很有意义。这两年，学界在解释黑社会现象的时候，常常提到“西西里化”，这个说法是一个进步，因为提出了一种民间暴力控制社会的模式。缺点是，当代西西里的政治制度与我们不同，黑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策略也随之不同。中国历史如此丰富，如果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中发现民间暴力控制社会的模式，并且把来龙去脉讲清楚，岂不更有解释力？

孤云：还有几篇文章，比如《硬伙企业》与《洋旗的价值》中所提到的，在那个历史阶段企业所需支付的非正常交易成本，这在当下仍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能否谈谈，在完善市场经济方面，这两则故事所能提供的启示？

吴思：这两个故事刻画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中国企业实际上是有等级身份的。按照公开宣称的说法，应该是人人平等，法人也人人平等，但是，如果企业是县太爷的儿子办的，就可以像县太爷一样享受本县百姓根本不能享受的特权。同样道理，皇家企业有皇家特权，黑道企业有黑道人物事实上享受的特权。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身份和相应的权利，最弱的是没有任何硬关系的平民身份。在中国，身份是企业构成的一个要素。

请注意：什么是企业？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说法，企业就是一组合约，关于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约，这组内部合约替代了市场交易。譬如我租两层临街楼开餐馆，雇十几位厨师，几十位小工，再请一位总经理，送他一些管理股，这家企业就是投资者与经理、厨师、小工和房东之间的一组合约。可是，我们在中国企业里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执法官员或黑帮老大的干股干薪，或者，发现了一张谁也不敢欺负，否则就要引起外交纠纷的洋面孔。这些人本来与生产无关，然而，这些欧美国家视为公职、公器或公共安全的东西，却像私人物品一样进入了中式企业合约，他们的身份也随之成为企业特征。试问：这样的企业应该叫什么企业？这样的社会又应该叫什么社会？再追问一句：那些干薪干股，很可能是被迫奉送的，是在送钱或送命的形势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这也能算“合约”吗？企业真是一组合约吗？如此提问，可以逼迫我们正视中国社会的特点，正视中国企业的特点，或许还可以扩大我们对一般企业性质的理解。

科斯对企业的定义仍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的。但是契约关系并不是天生的，就如同所谓的天赋人权其实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契约关系的建立，需要真实而严格的条件，即欺诈或偷窃或暴力之类的手段不合算，不如自由交易合算。在这项条件不具备之前，中国的企业就不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

孤云：在谈论西方思想学术大师的时候，你已经两次提到“以契约论为基础”了，而且很不以为然。那么，你认为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吴思：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历史的方式，更灵活宽广的智慧。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术语和名称，但思路大体是一致的。譬如，阴阳五行，一物降一物的相生相克，这叫什么论？阴阳论？斗法论？还有我们都熟悉的矛盾论，如今正在流行的有博弈论，或者叫对策论，等等，古今中外都有。相比起来，契约论就要狭窄一些。如果斗法的双方可以选择一百种招数，契约论的圈子里只圈进来十种。可以讨价还价，却不许欺诈，不许动刀子，不许砸玻璃，不许开飞机撞大楼。作为一种理想的规范，应该如何如何，以契约论为基础的研究当然不错，但我们的目标是实事求是地解释历史。站在契约论的狭窄基础上，理解社会和解释历史就难免捉襟见肘。

□官司：总要有一个人出头替本行业讨个公道

孤云：据说写陈永贵的那本书后来还惹了一场官司，陈永贵的后人告你侵害名誉权？

吴思：是啊，去年4月《北京青年报》连载那本书，其中提到陈永贵参加过日伪特务外围组织“兴亚会”，当过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陈永贵的夫人和儿子告我和北京青年报侵犯陈永贵的名誉权，说我无中生有，杜撰情节。今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我和《北京青年报》侵权事实成立，责令我赔偿陈永贵亲属精神损失两万元，《北京青年报》社赔偿两千元。但是我们不服，已经向中级法院上诉了。

孤云：你认为，输掉这场官司的原因在哪里？

吴思：法庭认为，我提交的4条证据权威性不足，不足以证明陈永贵参加过兴亚会、当过伪代表是事实。但我认为我的证据是很强的，而且几个证据之间互相支持。最硬的一条证据，来自当时山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谢振华，他也是中共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小组的组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在审查九大代表资格期间，陈永贵曾经向他哭诉，说自己参加过兴亚会，当过伪代表，还说“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另一条证据，来自著名通讯《大寨之路》的一位作者，新华社记者范银怀，他说他奉新华总社之命去查陈永贵的入党时间，因为谁也说不清楚，后来就去县委组织部查档案，查到当时的党员登记表，在参加过何等反动组织一栏里，填着“参加过兴亚会”。范银怀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到此事。还有陈永贵的长子在《我的父亲陈永贵》的文章里写到，他的父亲当过伪代表，他说，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这种行为客观上保护了大家。

还有好多证据，至少可以找七八条，当时我觉得够了，懒得找了，就交上去四条。没想到居然输了。这次二审不敢再掉以轻心，请了名律师莫少平，补充了新证据，其中有县志的材料，还有一份1980年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的文件，《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最后有陈永贵自己签名同意。我书里面提到的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这份文件里都有，而且讲得更具体。

孤云：对此你有何触动？你认为，这对一个研究历史“潜规则”的学者意味着什么？

吴思：输了官司当然不是好事，损失两万元，顶我一年的工资了。再加上律师费，一本书的一半稿费就没了。但我也另有所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对司法系统的了解，对败诉者的心境的真切体验。平常说起来，好多事情我都懂，在道理上懂，对古往今来的潜规则也挺熟悉，但是认识与体验毕竟不一样。当真发生在自己身上，才能体会到非常饱满的情绪、涌动的情感、微妙的心境。

另外，写一件事，历史和新闻写作究竟需要多强的证据才算合法？法律对证据的要求很苛刻，历史和新闻写作对证据要求的强度如果是六七分，法律要求的强度就是九分十分，这是很不一样的。报道远远弱于法律判决。如果按照法律要求的强度去写作，新闻和历史行业恐怕就要被卡死了。如果我的案例对他人也适用，中国的记者和学者面对的职业风险将大幅度提高，这是一个全行业性的标准问题，这本身也是很有意义的。总要有一个人出头替本行业讨个公道，这个责任砸到我头上了，我既不能逃脱，也不想逃脱。

□阅读与研究：重新理解中国历史，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

孤云：除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之外，你还创作过哪些作品？

吴思：我的第一本书是和《农民日报》副总编王太合写的关于中国个体户崛起的调查，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第二本是我牵头翻译的《怎样与你的孩子休战》，1992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三本是《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199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孤云：您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

吴思：读书。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因为学校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阅读嗜好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从那时起，三十多年来，有闲功夫就看书，也算得手不释卷了。中间有几年下围棋上瘾，耽误了读书，后来戒了。

孤云：能不能开个书目，谈谈对你的思想产生影响的书籍？

吴思：第一本，我很不情愿，但是又不得不承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极大。十七岁那年，我就把保尔那段“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的名言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二十岁前后，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经常翻看保尔修铁路的那一段。当时我在山里修路，干的活和保尔差不多，琐碎而艰辛，还吃不饱，很需要用人生意义之类的说法来支撑自己。

可是，六年前我重读此书，竟有不忍卒读的感觉。保尔的褊狭和自负让我大吃一惊。难道这就是我当年的偶像吗？我竟然努力模仿这种人？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不会向我女儿推荐这本书，我以后也不会再读，除非要挑毛病说坏话。

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在主人公安德列、彼尔和列文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句子可以直达我的心底，让我在不同的状态中再生活几遭。

三、《唐诗三百首》。这本书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代表，我已经翻烂了一本，以后还会一读再读。古诗词可以迅速调动起我的人世沧桑感，呼唤出我的“根本性焦虑”。人生短暂，年华易逝，这种感觉让人的心境深远厚重，超越蝇营狗苟，进入造化的幽深，以至言语寥落，欲说还休。古诗十九首、宋词、元曲、《红楼梦》也有类似的功能。

四、贝克尔的《反抗死亡》。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超过各派心理学的作品。这本书，还有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帮助我理解了人心和人性———超越动物的独有特性。10年前读毕此书，叹为观止，从此不再看心理学方面的书。

五、《庄子》。庄子描绘的人生和宇宙图景很精彩，可以把我们拔出自负和局促的泥潭，让我们面对那些最要紧的问题，同时又不至于沉溺太深，忘记自己在天地中的真实位置。

六、微观经济学，任意一本。尽管书中分析的是市场，但是理性清明，分析精巧，对我理解人心的一般状态和人际关系的均衡状态大有助益。读后有散光眼配了眼镜之感。

七、制度经济学，任意一本。用微观经济学的清明理性来分析制度变迁，这是一门历史学可以借用的好手艺，一旦领会了这种思路，想忘掉不用都难。

八、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此书，便生出历史还可以这么写的感慨。数年后我也转向历史，多少受了这本书的影响。我还模仿过这本书的笔法，但不如我原来的写法顺手，只好作罢。至于写作深度，《万历十五年》沾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光，给读者留下了见仁见智的余地，大体没什么问题。不过，真到了说几句硬话解释历史的关头，黄老先生的概括往往伤痕累累。

九、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这本书让我领会了美国及其政法制度的实质和演进历史。最难得的是，我觉得自己似乎随着林达在那个世界生活了一遭，所得所思格外深切。

如果再提炼一下，超越专业或职业需要，上述诸书，《唐诗三百首》和《庄子》对我最为要紧，其次是托尔斯泰的书。知识无涯，可多可少，灵魂却只有一个，不能让他枯萎了。

孤云：有哪些书对你分析历史的方法产生影响？是否因为在作品中引入制度经济学等新方法，所以作品显得那么独树一帜？

吴思：微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我有影响，博弈论和进化论也有影响。生物学，行为学，生态学中的许多观点对我也有影响。中国古代的圣贤，譬如韩非子和孙子，很擅长利害计算，他们对害的计算也对我有很大影响。不过，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最熟悉的，是学校教育涂上的底色。我在分析和写作时，一定要处理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问题，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如果想调整，则需要想出道理来。在这个意义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历史唯物论。

独树一帜大概是不伦不类造成的。说文学不是文学，说史学也不是史学，说社会理论又不是社会理论。《潜规则》第一版的分类号是随笔散文，属于文学类，第二版分类，改为社会问题。但是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又摆在历史通论的架子上。我不靠体制化的学术吃饭，敢由着性子写，根据我的兴趣和我对读者兴趣的了解写，于是就有了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

孤云：你认为，你所做的这项工作的意义在哪里？
                         
吴思：重新理解中国历史，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过去的解释不足以回答当代人的疑问，结果，中国人面对自己的历史陷入了失语的境地。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词句，不容易说清楚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走到了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就不容易说明白自己是谁。对一个民族来说，不了解自己，不能理解自己，说不清楚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后记]这一次访谈陆陆续续进行了2个多月。8月中旬，我首次与吴思先生接触，不久后提出采访请求。他寄来亲笔签名的新作《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我一边忙于工作，一边抽空阅读，到了9月中下旬才开始拟采访提纲。国庆节之前，我与吴思先生正式开始进行访谈。进入实质阶段后，吴思先生的工作方式，常让我汗颜——每次修改采访稿，他必用WORD的插入批注的形式，将他修改的地方显示出来。然后，我再补充，他再答复。陆陆续续，采访进行了近半个月才初步成稿。然后是等《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版面，一等又往后推了两个星期。文化广场专题出来的前两天，我看到当期的《南方周末》又推出一期吴思的采访（此前阅读版已有一期），其中关涉到一桩吴思与陈永贵后人的官司，而此前我竟毫不知情。我将此视作自己采访能力的问题。随后，我立即与吴思先生联系，补充了关于官司这一部分。可惜，文化广场的专题因时间关系，已经来不及了。

2003年10月27日

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