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来这里聊聊 [复制链接]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然而也有其因缘来历，我们仍不能过分来责备宋人。在唐末五代时，藩镇骄横，兵乱频仍，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读书人像要没有了。开头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成了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来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防他逃跑。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这是远从五代起，直到宋朝，没有能彻底改。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在唐则是庸。而宋代之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就叫禁军。禁军的挑选，身长体重都有规定，起先用一个活的兵样，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人样子，送到各地方各队伍，合这标准的，就送中央当禁军。因此禁军比较像样。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作厢军。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这些兵，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照理，宋代开国第一件该做的事，便是裁兵复员，而宋代却只照上面所说的这样裁，至于复员则始终复不了。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已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所谓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当时察哈尔、热河、辽宁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尽是个大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三几天就可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时没有国防的。倘使能建都洛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还需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山，勉强还有险可守。若从山西边塞南下，五台山雁门关是那里的内险，可算得第二道国防线。要一气冲到黄河边，还不容易。所以建都洛阳还比较好。若能恢复汉唐规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当然更好。但宋太祖为何不建都洛阳西安，二偏要建都开封呢？这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养病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也已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这不是元以后的运河，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米粮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若靠陆路运输，更艰难，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太祖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在当时本有两个国策，一是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及辽打平了，长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这个政策是积极进取的，不过也很危险。假使打了败仗，连退路都没有。一个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了南方，再打北方，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宋太祖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却留着艰难的事给后人做。所以宋太祖临死，听他母亲话，传位他弟弟赵匡义，这是宋太宗。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门外直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粱河边上交战，这一仗打败，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因创死了。在历史上，这种事是隐讳不讲的。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就不能裁兵，不能复员，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败了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上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水浒传》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所以王荆公变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裁兵的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国，遂有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除养兵之费。

论到募兵制，本来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在宋太祖时，因防兵卒骄惰，又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的，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这又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没有退役的，不在边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则一番调防，在军人只感是一番劳动，因此又要多送他们钱。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军队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喜兵。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也难运用。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然而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了，所以宋代自开国起就知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岂止不杀，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正因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我们今天从历史上平心评论，只能说宋代人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来，我们却不能请怪宋人。须知有许多毛病，还该怪唐代人。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

  再说到国防资源问题，这也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在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又怎样办呢？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逼成。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骑兵。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但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得，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水田。又在冬令时，放队四出小掠，把中国边境农村烧杀破残了，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他们可以随时入侵，如是威胁着中国只好保持和议。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这就是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此线无险可守，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亦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渐渐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这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我们也不能一一怪宋人。自然，宋代弱能出一个大有为之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其实中国自古立国，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西到甘肃兰州黄河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其大体得失如是。

学习吉他的一些要点

http://www.jitapu.com/school/column/beginner/20065928085939.html

1.把吉他当成一种乐器来学习（就跟二胡笛子啊什么的一样，没什么特别的）。

2.多学习乐理知识，不要因为很难而自己是初学者就不看。

3.不要被gibson,epiphone,fender,ibanze,prs等品牌所迷惑---他们只是工具，而我们要学习的是一门如何演奏吉他的艺术。

4.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基本功练习，他们往王并不简单，或者可以引申出许多高级的技巧。

5.家里一堆gibson，fender，并不代表你会弹琴，别再现了好吗？

6.学琴并不难，难的是长期坚持练习和保持谦虚。

7.如果不是天才的话，想学好吉他就不要去琢磨如何泡mm，传奇又升级了之类的事情，每天请至少花2个小时来练习，要不你别指望你能真正的演奏，骗个把无知的mm的那种除外。

8.光看各种教材，是学不了吉他的。

9.浮躁的人说：XXX人弹得不行，应该跟XXX人学。----是你自己不行了吧。

10.浮躁的人说：我到底该练什么？----别问了，练就对了。

11.浮躁的人说：弹琴有前途吗？---建议你去抢银行。

12. 浮躁的人说：我要最好最漂亮的琴，国产的squier没法弹，音色出不来。---我看你永远都没机会出来了。

13.浮躁的人说：XX大师和YY大师哪个好？---告诉你吧，都好，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

14.浮躁的人分两种：1）只灌水拍砖而不练琴的人；2）只练而不能坚持的人。

15.把高难的技术挂在嘴边，还不如把基本的练在手上。

16.吉他只是一种乐器是一个工具，你心里面有没有音乐？

17.学习吉他的方法之一：一开始就正确的弹奏。

18.学习吉他的方法之二：找一位好的老师。

19.学习吉他的方法之三：多与别人交流。

20.让别人快去吧，你得慢慢来。

21.任何时候都不要以为手里有把好琴就够了。

22.请爱惜手上的琴，不管她有多便宜。

23.看得懂的乐理请仔细看，看不懂的，请硬着头皮看。

24.别指望看一遍就能记住什么，请看第二遍，第三遍，并在琴上练习。

25.别老问一些弱智的问题，问之前自己先查查书，翻翻以前的帖子，你不至于那么懒吧？

26.和别人讨论有意义的吉他方面的知识吧，而不是争吵XX不行或者YY哪个好。

27.别以为翻弹的很像就把自己当大个了，远着呢，学无止境。

28.请不要认为学过古典或者民谣再改学电声会有什么问题----你只不过又在学习一种全新的乐器而已。

29.多听多看高手的演奏和音乐，再来认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学会吉他了。

30.学好吉他的秘诀是：练习，练习，再练习。

31.你觉得弹吉他很酷很眩是吗？那我建议你不如去跳街舞。

32.记住：不止有吉他能表现音乐。

33.既然决定了学吉他，请坚持学下去。

34.让各种品牌的琴争去吧，我们要以学习吉他学习音乐本身为主。

35.没有什么比亲自去写一首去扒一首去编一首进步更快的了。

36.别心急，把一首乐曲完美的弹下来是不容易，你只需要不断的练习就可以完善了。

37.不要因为乐曲很简单就不去遵循那些基本的技巧和指法，甚至不开节拍器，好习惯是平时培养出来的，不是演出的时候掉到你头上的。

38.如果有可能，请保存你写过的歌录过的曲子---那是你最好的积累和美好回忆。

39.请不要做浮躁的人。

40.请热爱吉他，热爱音乐，爱你的亲人。

[转贴]中国土地现状解密：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2383  


　•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历时两年半，对广东、江苏、浙江、北京、四川、重庆、安徽、河南、陕西九省（市）进行翔实调查，形成了反映中国土地制度现状的第一手实证研究报告 ( http://www.tecn.cn )
  •调查发现，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隐藏着巨大的财政和金融风险，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http://www.tecn.cn )
  •调查建议：必须改革“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减少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实行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确保农民以土地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权利 http://www.tecn.cn )  
  自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来，土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是中国农民增收、农业增长的关键保障；它成为中国城市快速扩张及工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工具；它关乎地方政府融资及财政和银行部门的成长与稳定；它被视为引发社会矛盾和权益纠纷的“导火线”——更进一步讲，它将作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和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 ( http://www.tecn.cn )
  自2003年至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长期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专家，组成“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进行翔实的田野调查，形成了长达16万余字的报告。 ( http://www.tecn.cn )
  调查组旨在全面了解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成长中的表现。调查地点既涵盖了广东、江苏、浙江、北京等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东部地区和大城市郊区，也包括由“西部大开发”激发起来的重庆、陕西等西部地区，还有正在谋求崛起的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 ( http://www.tecn.cn )
  调查组发现，尽管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政策支持方式的不同，在土地市场发育、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在土地制度及其问题上的相似性要高于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在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下，当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时，政府垄断着土地的一级市场。土地经由政府一级市场的垄断，介入国民经济成长的全过程。低价征用的土地成为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驱动器；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共投资的重要来源；土地抵押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主要融资工具。 ( http://www.tecn.cn )
  但是，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并非一本万利，不仅损害了农民的权益，有碍于社会稳定，而且隐藏着巨大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http://www.tecn.cn )
  为此，必须改革土地制度，统一、平等地对待城市和农村土地，采取稳健的步骤整合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市场，减少政府对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并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确保农民以土地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权利。 ( http://www.tecn.cn )
  由于报告篇幅较长且具有专业色彩，《财经》征得作者许可，将三份报告改写为一篇，提取其核心事实和发现及其政策建议，以飨读者。 ( http://www.tecn.cn )
  本课题组主持人为李剑阁、蒋省三；负责人为韩俊；课题组长刘守英；参加调研成员有蒋省三、刘守英、叶剑平、周飞舟、王小映、李青、张严龙、张琳。本报告由蒋省三、刘守英撰写，《财经》记者常红晓改写。 ( http://www.tecn.cn )
  ——编者
 
  扩张的城市，消失的土地
 
  上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加2640万亩，其中81%的新增建设用地来自于对耕地的占用，被占耕地共有2138万亩 ( http://www.tecn.cn )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处在高速成长阶段，这依赖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引擎”拉动。
  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3年，中国工业产值以及投资维持着9.83%和14.14%平均增长率的高增长；与此同时，城市化率从1998年的30.42%提高到2003年的40.5%. ( http://www.tecn.cn )
  无论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城市外延扩张。
  浙江省规划部门统计，2000年至2004年五年间，城市面积扩张平均每年达126.4平方公里，是前五年的3.4倍。以义乌市为例，1988年建市时只有11.05平方公里，2000年城市面积拓展为27平方公里，至2004年则冲至50平方公里。 ( http://www.tecn.cn )
  陕西省咸阳市1986年城市用地规模为18.5平方公里，到1998年已达48平方公里；2004年第四次修订的城市总体规划里，城区用地规模则为100平方公里，控制面积500平方公里。 ( http://www.tecn.cn )
  与高速城市扩张并进的是土地大面积“农转非”。上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加2640万亩，其中81%的新增建设用地来自于对耕地的占用，共有2138万亩耕地被占用。 ( http://www.tecn.cn )
  “十一五”期间，国民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平稳增长势头，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还将处于较高的速度，未来五年新增建设用地总量超过90年代十年增长水平的趋势在所难免。如果再考虑退耕还林、退耕还牧还要减少耕地的因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用地上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 http://www.tecn.cn )
 
  “后1999模式”：政府征地全程解析
 
  协议征地时，由用地单位和农民讨价还价；实施公告征地后，由国土部门代表政府直接去征地，农民所得下降了
  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土地“农转非”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土地“农转非”
  完全通过政府强制征用来完成，则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
  所谓政府强制征用，是指在大多数省份，土地“农转非”主要通过政府高度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方式来实现。即集体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一律只能通过政府征用。 ( http://www.tecn.cn )
  从浙江省情况看，1999年至2002年全省批准建设用地总面积为172.58万亩（含耕地113.57万亩），其中新征用农村集体土地154.69万亩（其中耕地约为70%左右）。以绍兴县为例，大规模地征用国有土地是从1999年开始的。从1999年至2003年，共征地6.1万亩；在经批准使用的71892亩建设用地中，征用土地占75%. ( http://www.tecn.cn )
  在东部沿海省份，每个省的年均建设用地量都高达40至50万亩，征用土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高的到90％以上，低的也到了75％。 ( http://www.tecn.cn )
  无论是东部地区将更多的土地用于发展工业，还是中西部地区将更多的土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原有的农村土地拥有者和最终获得土地的城市新使用者之间，并不进行直接的谈判和交易，地方政府垄断着农民集体土地从征地到供地的全过程。 ( http://www.tecn.cn )
  在课题组所调查的地区，一般由所在县（市）的统一征地办公室（下称统征办）具体承担被征土地的“统一申报、统一征地、统一补偿、统一报批和统一供地”。即只要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就要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用地单位向国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在初审后，由县（市）统征办通知被征地镇（街道）、村的征地范围和面积。被征地的镇（街道）、村在接到通知后即通知土地承包者。 ( http://www.tecn.cn )
  在征地通知发出后，由政府的统征办实行统一征地，组织用地单位与被征地单位共同进行实地勘丈，调查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情况，确定土地权属，审查被征地村基本情况，商议征地补偿、安置补助方案，编制《征用土地方案》。 ( http://www.tecn.cn )
  征用土地补偿、安置补助方案经县政府批准后，用地单位按编制的《征用土地方案》向国土行政主管部门支付征地费用，再由统征办按照征用土地补偿方案向被征地单位、村民和其他权利人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国土行政主管部门将建设用地交付建设单位。 ( http://www.tecn.cn )
  据咸阳秦都区国土局人士回忆，1998年10月30日以前，实施的是“协议征地”，也就是说，由用地者与所在村组直接见面，双方协商确定土地出让价格，国土部门在其中只起一个中介作用，那时农民得到的还多一些。 ( http://www.tecn.cn )
  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颁布以后，为了加强耕地保护，实行用途管制，将土地审批权收归国务院和省两级政府，“协议征地”原则上变成了“公告征地”。 ( http://www.tecn.cn )
  所谓“公告征地”，即其一，由国土部门代表政府直接去征地，从此用地单位和农民不再见面；其二，政府和被征地农民集体之间也没有什么可协商的，政府就是把要征的耕地面积以及应该给予农民集体的补偿告知他们而已；其三，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后，与用地单位签订供地协议。 ( http://www.tecn.cn )
  从此，征地的过程，就变为政府根据用地的需求，以《土地管理法》为依据，从农民那里合法、强制地获得土地。由于农民无法参与，很多地方政府给予被征土地补偿时，只是把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给农民，而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给村组集体，农民最后能落到手上的减少了。 ( http://www.tecn.cn )
  咸阳市秦都区陈阳镇街道办的农民反映，1998年前采取协议征地时，由用地单位和农民讨价还价，一亩地还能得到8.4万元，其中有7.2万元可给到农民；实施公告征地后，农民所得下降到只有六七万元。 ( http://www.tecn.cn )
 
  失地以后
  让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增值势在必行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无论城市化和工业化给他们的未来带来什么，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失地。1999年至2002年，浙江全省被征地农民人数达170万人；1994年至2003年的十年间，陕西省累计失地农民约98万人。 ( http://www.tecn.cn )
  绍兴县柯桥街道的变迁提供了一幅农民集体失地的活生生画面。
  这个街道原来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乡镇，1991年时共有17个村，12812亩土地。1991年年底，柯桥开发区启动。先是该镇福东村的516亩地全部被征光，接着是另外三个村子的土地于1993年被全部征光。其中福年村在1991年时还有576亩土地，到1992年时就只有117亩，到1993年时也被征光；红建村1991年时有501亩土地，到1992年时仅剩21亩，到1993年完全被征光；上谢桥村1991年时有362亩土地，1992年时还剩237亩，到1993年时也被征光。 ( http://www.tecn.cn )
  随着柯桥开发区的延伸，企业和市场用地激增，其余13个村子的土地也被陆续征光。到2003年底，只有一个村还剩80多亩土地未被征用。 ( http://www.tecn.cn )
  失地的背后是失权。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征用农民的土地，最高只能以征地前三年该土地平均年产值的30倍补偿。这意味着不管这些土地今后何种用途，价值如何，征用时只能按照农村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 http://www.tecn.cn )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要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等省的征用耕地的补偿标准为：土地补偿费为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八至十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在经济最发达的一些县市，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也只有2.5万元左右，低的不到2万元。中西部地区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偏低，一半以上的失地农民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 http://www.tecn.cn )
  据西部某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省11个县（区）及432户失地农民生计状况的调查，2000年—2003年全省建设用地平均每亩耕地补偿2.077万元，其中，公路一般为每亩0.6万元，铁路一般每亩0.82万元，其他项目一般为每亩3.5万元，经营性开发项目一般为每亩6.5万元。 ( http://www.tecn.cn )
  更让人吃惊的是，很多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征地补偿只相当于农民三到五年的人均收入。
  该省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为1675元，而公路项目的征地补偿最高只有每亩6000元，仅相当于农民三年半的收入。铁路项目每亩补偿8200元，不足农民人均年收入的五倍。 ( http://www.tecn.cn )
  据该省农办的一次调查，在调查涉及的766名失地劳力中，有35.63%仍在以农业为生，19.2%进入非农领域，18.9%的外出打工，还有26.2%的人赋闲在家。 ( http://www.tecn.cn )
  如果依此比例计算，近十年来该省失地又失业的农民高达25万人。这些人失去赖以生存的耕地，而得到的补偿非常低，没有正常的收入来源，这是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征地最为集中的省会城市，截至2003年底，全市被征用耕地17.78万亩，涉及155755户、693680人。 ( http://www.tecn.cn )
  其中，完全失地的有32906户、119543人。
  在东部地区，由于土地价值显化，农民土地权益意识增强，土地征用补偿价与土地出让价差悬殊，引发失地农民的不满和冲突。据浙江省国土厅信访室统计，2003年，农民土地权益纠纷已成为全省群体性上访之首位。 ( http://www.tecn.cn )
  面对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加及社会矛盾激化，调查组也发现，在东部一些地区，政府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不断做出变通和让步，在这些地方性创新中，财产性补偿受到农民的欢迎。 ( http://www.tecn.cn )
  最直接的办法是，调高土地年产值的标准。东部各省的许多地方都开始实行区片综合价补偿。浙江多个县市在2003年后均上调了实际补偿，达到平均每亩近3万元，超出1999年－2002年约2.3万元左右的均值；在个别地区，补偿达到3.8万元－4.2万元／亩。 ( http://www.tecn.cn )
  有些地方政府还设计了一些让农民集体受益的办法，如给被征地村留一定比例的经济发展用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建造标准厂房、铺面等出租，租金收益以股份形式在村民中分配；有的村集体通过旧村改造，增大农民宅基地面积，让农民获得房租收入，是最具实效的补偿办法。 ( http://www.tecn.cn )
  浙江多个县市在此方面颇有创新。在东部数省中，还出现了“以社保换土地”的办法。
 
  垄断供地之弊
 
  由于行政划拨土地和协议出让土地的非盈利性，能够盈利的经营性用地供应比重过低，政府垄断土地征用和出让并非一本万利 ( http://www.tecn.cn )
  政府垄断供地，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农民群体。
  中国的建设用地供应，分为存量和增量两部分。增量部分，主要通过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供应，即所谓“一级市场”；存量部分即通过现有土地使用者之间的交易的供应，即所谓“二级市场”。 ( http://www.tecn.cn )
  存量土地实际被现有土地使用者控制。中国改革之初至今，大量土地无偿或低价供应给国有企业或单位。这些使用者按规定补交一定的费用，在上交土地增值收益后，可以以市场化出让土地。因此，政府很难对“二级市场”上的土地实行垄断。 ( http://www.tecn.cn )
  而在“一级市场”上，由于建设用地本来是政府从农民那里征来的，因此，政府很容易利用行政权力，对这类土地实现供应垄断。 ( http://www.tecn.cn )
  政府作为所有者出让土地不外乎三种方式：或行政划拨，或协议出让，或招拍挂出让。
  行政划拨主要针对公益性用地，基本无偿；协议出让主要针对工业用地，采取半市场化方式；招拍挂出让则是针对商业等“四类”经营性用地，实行完全的市场出让，价高者得。 ( http://www.tecn.cn )
  调查发现，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用地需求结构不一，土地供应结构呈现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的政府供地主要为了保证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土地的市场发育程度提高；西部地区的政府供地主要用于保证重点建设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土地市场发育程度低。 ( http://www.tecn.cn )
  ——以东部某省为例，1996年-2003年新增318万亩建设用地，用于城镇建设和工矿用地160万亩，占新增建设用地的50.2%，另外是35万亩交通建设用地和8万亩水利建设用地，分别占新增建设用地的10.9%和2.5%.其中，30%左右的工业用地以协议的方式供应，20%左右的商业等经营性用地全部通过招拍挂方式供应。 ( http://www.tecn.cn )
  ——以西部某省为例，1998年-2004年，全省公用设施、公共建筑和交通运输占地三项相加达到36%；该省两市以公共目的名义的供地占到45%以上。相比之下，工业用地比重偏低，全省1998年-2004年工矿和仓储用地占22.12%. ( http://www.tecn.cn )
  西部地区土地配置高度依赖行政手段，市场化程度极低。1998年-2004年，西部某省划拨用地占批准建设用地的比重高达45.1%.其中1999年-2002年，这一比重在50%以上，少数年份高达75.24%.1998年-2004年，全省共计协议出让土地2887.5公顷，占此期间批准用地总面积的39.57%，协议出让土地占批准建设用地的比重，由1999年的25.68%上升到2004年的46.68%. ( http://www.tecn.cn )
  在用于非公共目的的土地供应上，通过协议这种半市场化方式出让是其主要形式。甚至有的商业用地也是通过协议出让供应的。建设用地招拍挂从2001年才开始，2003年有所推开。 ( http://www.tecn.cn )
  1998年-2004年，全省土地招拍挂面积仅占批准用地面积的4.77%，期间除了2003年达到9.64%，2001年、2003年和2004年分别仅为0.45%、3.44%和1.96%. ( http://www.tecn.cn )
  尽管东、中、西部地区在土地供应结构和市场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但是，由于行政划拨土地和协议出让土地的非盈利性，能够盈利的经营性用地供应比重过低，政府垄断土地征用和出让并非一本万利。 ( http://www.tecn.cn )
  仅从东部地区来看，第一，对公共建设用地，比如道路、绿化、科教文卫用地等，政府通过划拨方式贴本供地。行政划拨占全省供应土地总量接近50%.在浙江绍兴县、广东佛山南海区，公共建设用地比重约占45%左右，其中道路占15%，绿化占10%－15%，配套设施占10%－20%.这些建设用地都是以划拨形式供应，政府财政要补贴大量资金。 ( http://www.tecn.cn )
  如果赶上国家重点工程和铁路建设，倒贴更多。宣杭铁路征地6500亩，浙赣铁路征地16000亩，铁道部给予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费每亩14000元，其中包括所有规费，比浙江省规定两项最低补偿标准每亩还少4000元。余杭区政府倒贴8600万元，杭州市政府倒贴5600万元，义乌市政府倒贴13亿元。 ( http://www.tecn.cn )
  第二，对工业用地，东部地区协议出让的土地大约占全部建设用地的30%左右。为了招商引资，政府以相当于土地的开发成本甚至低于成本价供应，期冀未来从入园企业获取税收。 ( http://www.tecn.cn )
  据浙江省统计局对全省国家级工业园区的调查，全省平均土地开发成本每亩9.88万元，有些达每亩20万元，大部分工业园区由政府主导开发或授权业主开发，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低于土地开发成本，平均出让价格每亩8.83万元，有近四分之一园区土地平均出让价格不及开发成本的一半。这种现象在上海、江苏、广东等地也普遍存在。 ( http://www.tecn.cn )
  为了招商引资，各地竞相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导致工业用地协议均价近年来一直处于下降之中。浙江有些县市，从2000年到2003年，每平米工业用地协议价降了40元-50元。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出台最高限价政策，以低于土地成本出让。地区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直接演变成压低土地价格的竞争。 ( http://www.tecn.cn )
  第三，对经营性用地，政府通过招拍挂方式市场化出让。经营性用地，主要是指商业、娱乐、旅游、商品住宅等各类出让土地。在东部大多数县市，经营性用地所占比重为20.5%，其中7.5%的商业和服务业用地基本通过市场招拍挂方式供地，但13%的住宅用地中，近一半是以经济适用房用地的名义，通过半市场的方式供地，还有一半是作为房地产用地通过市场出让。换句话说，经营性用地的市场化出让比重只有15%左右。 ( http://www.tecn.cn )
  在东部地区的一些县市，近一半的公共建设用地通过政府贴本的行政性划拨方式供应，近三分之一的工业用地通过协议方式以等于或低于土地成本价供应，这样政府就将土地经营全部寄托在大约15％的经营性用地上。由于东部地区的土地市场价值较高，地方政府还可以用这15%的土地出让收入弥补85%的土地出让损失，勉强做到土地经营的账面平衡。 ( http://www.tecn.cn )
  西部地区的情形就更加严峻。行政划拨或协议出让的比例更高，两者相加超过全部土地的90%以上。这些土地要么无偿划拨，要么按成本价出让或低于成本价出让，只有不到10%的土地是通过招拍挂出让。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要用不到10%的土地出让收益，去弥补90%以上的土地出让损失，显然会给地方造成更大的财政压力。 ( http://www.tecn.cn )
 
  “土地储备中心”功能异化
 
  土地储备中心在真正实施土地储备时，基本上是以征用集体土地为主，成为政府将土地“低进高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 http://www.tecn.cn )
  除了垄断供地，政府的另一个做法是，通过储备土地，成为土地的直接经营者。
  政府储备土地是中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和城镇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的产物。1997年8月，杭州市在全国最早成立了土地储备中心，其主要意图是依靠银行贷款和财政拨款，收购破产或效益不高的国有企业的划拨土地，盘活闲置、低效利用的土地，解决下岗职工的生计和出路，推动企业改制。 ( http://www.tecn.cn )
  1998年6月，国土资源部以内部通报的形式，向全国转发了杭州等地的经验；全国大小城市纷纷成立土地储备机构，其目的已超越为国企改制盘活土地资产，收储范围也扩大到市区内所有需要盘活的存量土地。2001年5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强调“坚持土地集中统一管理，确保城市政府对建设用地的集中统一供应”，要求“对已经列入城市建设用地范围的村镇建设和乡镇企业用地要按城镇化要求，统一规划、开发”。 ( http://www.tecn.cn )
  文件中特别提到，“为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要对建设用地试行收购储备。市、县人民政府可划出部分土地收益用于收购土地，金融机构要依法提供信贷支持。” ( http://www.tecn.cn )
  这个通知得到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加大了土地的收储力度，将征用农民的集体土地纳入储备范围，新征用地取代城区存量建设用地成为入储的主要来源。 ( http://www.tecn.cn )
  这些土地储备中心一般由政府财政注资启动，作为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其职能是，受政府委托从事土地的收购、储备和出让前的前期准备工作，以及负责实施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征用和国有存量土地的收购、前期开发、储备和出让。 ( http://www.tecn.cn )
  浙江省各地在1997年后就陆续建立起政府土地储备制度。陕西省各地政府于2002年-2003年前后纷纷成立土地储备中心，到目前为止，全省已有十个市、82个县（区）建立了专门的土地收购储备机构。2000年-2004年间，陕西省全省由土地储备中心收购储备土地面积32763亩。 ( http://www.tecn.cn )
  尽管各地的土地储备中心列举了可以收购土地的各种来源，但在真正实施土地储备时，基本上是以征用集体土地为主，凸现土地储备中心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 http://www.tecn.cn )
  东部某县土地储备中心自1999年以来共储备土地4873.3亩。其中收回国有建设用地1183.6亩，占储备面积的24.3%；征用集体建设用地74.5亩，占1.5%；征用集体农地3614.4亩，占74.2%.2001年前的土地储备中，收购（回）土地与征用农地的比例为85.6∶14.4，到2002年，变为11.7∶88.3.东部其他县市的做法与该县如出一辙。 ( http://www.tecn.cn )
  西部某市土地储备中心在2003年-2004年两年间收购储备的土地中，有92.2%来自于集体土地，其中有87%属于直接征用农民集体土地，3.9%是集体存量建设用地，只有7.4%是国有划拨土地，真正通过国有土地出让储备的只占0.8%. ( http://www.tecn.cn )
  在实际运作中，土地储备中心已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土地经营的主体，成为政府将土地“低进高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在东部和西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 http://www.tecn.cn )
  既然是在从事土地的经营，土地储备中心也要支付相关的费用，包括：（1）土地取得费用，主要用于对被收购土地、房屋等财产的补偿。（2）政府有关税费，主要有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水利建设基金、上缴省财政的土地出让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城市建设配套费、不可预见费及支付给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土地管理费。一般情况下，在城市拓展区域内，农地转用时的政府税费每亩在7万至8万元左右。（3）土地开发整理费用，即从生地变熟地过程中发生的土地平整、通路、通电、通上下水、通讯等的开发费用。（4） ( http://www.tecn.cn )
  中介费用、财务费用等。一般情况下，这些费用总计为每亩0.1万元左右。（5）土地储备业务费用，按照土地收益的一定比例提取。其中土地收益在3000万元以上的，按2%提取；土地收益在3000万元以下的，按3%提取。这些费用用于土地储备中心的日常开支。以上各项费用合计每亩至少在15万元以上。 ( http://www.tecn.cn )
  支付了上述土地成本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生地”变成“熟地”，以尽可能增加土地的增值收益。土地储备机构成立之前，城市存量土地的出让几乎全是未开发的“生地”，不仅减少了政府土地收益，而且拆迁、配套等问题给开发商造成很大麻烦，延误开发周期。 ( http://www.tecn.cn )
  成立储备中心以后，进入储备的土地全部由储备机构负责进行拆迁、平整、配套和出让的前期准备工作，甚至负责处理收购土地的债权债务关系。据调查，在上海和浙江，土地储备中心出让的土地几乎全是“熟地”。 ( http://www.tecn.cn )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政府收储土地的招拍挂市场化出让，谋求收益最大化。东部大多数实施土地储备的县市，入储的土地全部通过招拍挂方式用于住宅和商业等经营性用地，没有一亩用于划拨的公益用地，也没有一亩用于协议的工业用地。因为划拨用地政府贴不起，协议用地又不赚钱。在这些地区，经营性用地的出让价格要比工业用地协议价平均高五倍以上。 ( http://www.tecn.cn )
  储备土地及市场化出让，彰显了旨在保证政府土地收益最大化的真实目的。
  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土地的需求远不如东部。到目前为止，西部某省各级政府土地储备中心收购储备的土地大部分未实现供应。该省32763亩土地储备中，已经供应的土地有10220亩，占所有收购储备土地面积的34.2%，尚未供应的土地有22543亩，占65.8%.由此可见，政府土地储备实现了土地涨价归公，减少了桌下交易产生的权力寻租，增加了政府在商业及房地产等经营性用地的土地级差收益，为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 ( http://www.tecn.cn )
  但是，由于政府直接介入土地的经营，容易造成用地的不公平，形成土地供求失衡，影响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 http://www.tecn.cn )
 
  “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的形成，既反映了现行征地制度所引发的政府牟利动机，也彰显了现行财税体制弊端，对地方政府行为造成的影响更不可小视 ( http://www.tecn.cn )
  地方政府何以热衷于土地征占？除了征地制度提供的便利，还有政府本身的利益动机。
  考察政府预算内收入构成可以发现，在现行分税制下，增值税的75%上缴中央，25%留作地方。近年来增长较快的所得税也改为共享税，这使得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尽管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但地方财政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高。在中西部地区，由于地方税收生成能力有限，地方政府的行政运转和工资支出主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基于陕西全省整体的财政状况，在2000年前发放工资都很困难。 ( http://www.tecn.cn )
  相比之下，由城市扩张和土地占用带来的税收，主要是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税、所得税及耕地占用税等，则全部由地方享有。为此，在地方政府选择开掘和扩大能快速增长财政收入的税种征收渠道中，发展城市建筑业、房地产业和土地征用成为首选。城市扩张带来的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发展，近年来已成为地方财政预算内的支柱性收入。 ( http://www.tecn.cn )
  在东部一些发达县、市，由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创造的税收，是地方税收中增幅最大的两大产业，增幅高达50％至100％。这两项税收占到地方税收的37%以上。 ( http://www.tecn.cn )
  西部地区政府也选择了城市扩张，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开辟税源，增加政府收入。2003年，西安市某区地方税收贡献最大的分别为：建筑业61％、房地产业11％、交通运输业7％。2003年建筑业创造的税收将近1999年基数的6倍，房地产业创造的税收更是1999年的20倍。 ( http://www.tecn.cn )
  更令人关注的是，土地出让金已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
  政府征收土地出让金始于1989年。当时规定，在进行必要扣除后，土地出让金实行中央与地方四六分成。但是，由于无法核实土地开发的成本，中央所得实际很少。从1994年至今，土地出让金不再上缴中央财政，全部留归地方。从此，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 ( http://www.tecn.cn )
  在发达地区，土地出让金数额巨大，成为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在土地严管之前的两三年，东部一些县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少则十多亿元，多则近20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占预算外收入的比重高达60％以上。在2003年，东部某县土地出让收益19.2亿元，占预算外收入的69.3%；另一个地级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为20亿元，占预算外收入的58%；一个以小商品集散地闻名的县级市的土地出让收入15亿元，占预算外收入的60%. ( http://www.tecn.cn )
  在中西部地区，预算外收入的增长也主要来自于土地出让收入和与土地相关收费的增长。
  如西部某省，省、市、县政府从土地收益的增长中获益。1998年至2004年11月，全省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为32.58755亿元。 ( http://www.tecn.cn )
  土地收入除了增加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各个部门可以借此征收土地规费，也提高了部门的积极性。
  土地税费中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大体分三类：一是土地部门的收费，主要是耕地开垦费和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还有管理费、业务费、登报费、房屋拆迁费、折抵指标费等。二是财政部门的收费，如土地使用费、土地租金。三是其他部门的收费，如农业、房产、水利、交通、邮电、文物、人防、林业等部门，它们将收取土地从征用到出让过程中与之搭得上边的相关费用。这些收费十分庞杂、透明度低，难以查清，但数额不菲。 ( http://www.tecn.cn )
  从调查各地财政状况看，在一些县市，除了难以准确统计的土地收费，土地直接税收及由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就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出让金净收入又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几项加总，从土地上产生的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 ( http://www.tecn.cn )
  土地财政的形成，既反映了现行征地制度所引发的政府牟利动机，也彰显了现行财税体制弊端，它对地方政府行为造成的影响更不可小视。 ( http://www.tecn.cn )
 
  土地融资风险
 
  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扩张中，储备土地和政府信用抵押贷款成为政府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这使政府财政和金融面临巨大风险与隐患 ( http://www.tecn.cn )
  土地除了为地方政府创造“土地财政”，也成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来源。
  调查组在东、中、西各省区的调查都发现：在这一轮由政府主导的城市扩张中，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贷款成为政府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来源。 ( http://www.tecn.cn )
  据课题组对东部各省的调查，1998年以来，为了推进城市化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政府的依托之一就是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预算外资金。在浙江某县建新城投入的140亿-150亿元（每年的建设资金60亿元左右）中，预算内每年能提供的资金也就是1亿-1.5亿元，仅占2.65%；预算外最大的一块是土地出让金收益，从1999年至今，一共约40亿元，其中2003年的土地出让金收益为19.2亿元，占年度政府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32%.其他县市的比例与此相似。 ( http://www.tecn.cn )
  但是，尽管有巨大的土地出让收入为城市建设提供资金，仍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建设资金的需求，其资金缺口就只能依靠土地融资。 ( http://www.tecn.cn )
  为了从银行融资，地方政府成立政府性公司作为融资的载体。这些政府性公司虽然名称各异，但基本使命却完全相同：通过土地抵押等途径，给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进行融资贷款。 ( http://www.tecn.cn )
  根据对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台账的统计，2003年和2004年1月至9月，浙江某县各类政府控股的投资公司共抵押土地15.75公顷，抵押贷款金额6.5亿元。 ( http://www.tecn.cn )
  另一种融资途径是政府赋予土地储备中心抵押贷款的权力。在东部各县，一般由土地管理部门根据规划确定的储备土地的供应用途、年限等，向本地土地储备中心发放土地使用权证，以此作为向银行申请土地抵押贷款的凭证。储备土地抵押贷款的还款期限一般为一至二年，个别贷款项目为三至五年，最长的达十年。 ( http://www.tecn.cn )
  根据对东部某县土地储备中心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台账统计，2004年1至9月该县抵押储备土地95.68公顷，抵押贷款金额11.6958亿元。 ( http://www.tecn.cn )
  在中西部，地方财政仍然没有走出“吃饭财政”境地，预算内的可支配财力“没有任何用于基本建设支出”。在东部地区举足轻重的土地出让金，对中西部地区的贡献却并不大，大部分被用于平衡预算。在预算内财政无力用于城市投资和土地出让金无法依托的情况下，贷款成为西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 ( http://www.tecn.cn )
  西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搞城市基础投资，银行贷款比例高达70%－80%.如某市2000年以来已经完工和正在施工的15个项目，实际投资95308万元，其中，通过财政和部门拨款5471万元，仅占5.7%，国债和国债转贷资金6500万元，两项占6.8%，余下的部分有73098万元资金通过银行贷款，占76.7%. ( http://www.tecn.cn )
  和东部地区一样，西部地区获得银行贷款也是通过土地抵押，而且主要动用土地储备中心储备的土地作为抵押。根据课题组的调查，这主要发生在土地储备中心成立以来的近两三年中。 ( http://www.tecn.cn )
  据统计，截至2004年9月30日，西部某省土地储备中心利用储备土地进行抵押贷款的合同金额达33.476亿元，实际贷款余额达19.4478亿元。全省土地储备抵押贷款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全市土地储备抵押贷款合同金额28.8亿元，占全省的86.03%；土地储备抵押贷款余额达15.71亿元，占全省的80.78%. ( http://www.tecn.cn )
  但与东部地区土地使用权抵押不一样的是，土地收益权置押贷款是西部地方政府城市扩张的主要贷款方式。
  所谓“土地收益权置押贷款”，是以储备土地经公共性投资开发后取得增值（收益而非不动产）为置押物设立担保债权。这些抵押贷款的大多数项目的期限是15年，个别项目是五到十年。 ( http://www.tecn.cn )
  这种以土地收益权置押贷款的风险极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这种土地收益权的质押，在《担保法》里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在法律上也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它完全依赖于置押人的信用。在办理收益权置押时，一般就是由贷款主体出具一份承诺书，这样做法律漏洞太大。另外，土地收益权置押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登记部门，可能造成重复质押，这种情况银行的权利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 http://www.tecn.cn )
  总之，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扩张中，以土地抵押的融资成为政府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东部一些县市数百亿元的基础投资资金中，有60％甚至70％来自于土地使用权抵押融资，中西部地区县市由于财政资金更为困难，土地收入有限，土地融资的贷款更是成为绝对依托。 ( http://www.tecn.cn )
  但是，以储备土地和政府信用抵押贷款使政府财政和金融面临巨大风险与隐患，主要是政府背景贷款深受宏观政策影响。土地储备中心、开发区和政府性公司这些依托政府信用的贷款主体，其还款能力还是取决于政府对经营性用地的运营收入。这些贷款多以短期为主，一般为一至二年。当土地出手顺畅且行情看涨时，政府可以通过丰厚的土地出让收入归还银行贷款。但伴随这一轮土地调控，一些地市已出现经营性用地招、拍、挂价格低于底价、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剧减的严峻局面，还贷风险增加。 ( http://www.tecn.cn )
  西部地区以土地收益权质押的贷款，由于依托于未来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因而风险更大。
 
  政策建言
 
  打破土地制度二元结构的现状，实行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 ( http://www.tecn.cn )
  通过对九省（市）的调查，调查组发现，土地问题已关联国民经济成长的全过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土地问题的解决也决不能孤立推进，而应在保障权益、均衡利益和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 ( http://www.tecn.cn )
  为此，调查组提出了如下土地政策改革的建议。
  第一，打破土地制度二元结构的现状，实行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同地、同价、同权”。在政策上尽快结束因土地所有制不同就被赋予不同权利的二元结构，让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遏止地方利用行政区划调整、村改居、新一轮的城市规划修编等手段，变土地集体所有为土地国有，导致农民的失地、失业、失权。 ( http://www.tecn.cn )
  同时，在《物权法》（草案）“所有权”中，增加“国家保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条款，确保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享有同国有建设用地相同的抵押、出租、转让之权利。尽快结束现行法律限定农民宅基地“一户一宅”、转让限于本村的半商品化状况，赋予农民宅基地及其房屋所有人以完整的物权。 ( http://www.tecn.cn )
  第二，逐步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一方面，对行政划拨的公共建设用地的用途和比重进行严格限定，以减低稀缺土地的不经济利用；建议对建设用地中用于公共建设的比重，尤其是作为所谓提升城市品位的大广场、大马路、豪华办公楼等做出严格限定；清理一些以公共利益目的为名实际上是进行营利性目的的划拨用地。对公共目的用地，进行按市场价赔偿的改革试点。 ( http://www.tecn.cn )
  另一方面，尝试政府放弃对工业用地的垄断供应，让农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工业用地市场。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又有利于农民分享土地级差收益，使稀缺的建设用地按市场价格配置到更有价值的领域。广东省政府积极推行以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的做法，值得推广。 ( http://www.tecn.cn )
  第三，确保农民对土地有更充分的、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包括明确农民对土地有排他性使用权和自由转让权；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细则，严格限定集体经济组织与各级政府以行政权侵犯农民的土地产权加强法制管理；赋予农民的承包地在30年承包期内的抵押权；建立有效、准确、可行的针对农民土地权利的登记体系，确保被征地的赔偿足额到达失地农民手中。 ( http://www.tecn.cn )
  第四，创立土地财产税，让地方政府真正从土地的交易和级差收益的上涨中获得长期而有保障的税收。地方政府对建设用地的垄断性卖地权，是土地财政形成的根源。必须改变地方政府作为建设用地的“地主”和土地经营者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探索征收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财政的一个可选来源。 ( http://www.tecn.cn )
  建议将与土地财产相关的税费由多个部门征收，改为只由税务部门征收；并把现行的各种土地税费合并为三个税种：土地占用税、土地保有税和土地交易税。为保证地方政府可获得有保障的税源，建议土地财产税全部留给地方享用。 ( http://www.tecn.cn )
  第五，明确政府土地储备功能，限定收储范围，规范土地抵押贷款，防范政府财政风险和银行金融风险。建议将政府储备土地限定为存量土地，严禁将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纳入收储范围。银行放款的依据应主要是作为抵押品的土地的评估价值，而不是政府背后的信用；同时要减少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立多元化的城市公共投资和融资机制。 ( http://www.tecn.cn )
  第六，谨慎对待“以社保换土地”的办法，防止农民失权，也避免政府被拖入巨额的财政泥沼。
  “以社保换土地”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政府提供的社保能够让农民觉得交出土地权利是值得的；二是政府财政有足够的能力来做这种置换。 ( http://www.tecn.cn )
  事实上，这两个前提在现实中都难以达到。
  城市政府对城市职工的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都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他们根本上无力介入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何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处于等米下锅的饥渴状态。政府给失地农民提供的养老和社会保障水平与失地农民的预期相去甚远，因为他们获得的仅仅是一个月200来元不够糊口的保障，而失去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及不断升值的土地权益。 ( http://www.tecn.cn )
  因此，要冷静对待“以社保换土地”的办法，尤其防止一些地区以此名义剥夺农民土地，给将来的政府留下巨额社保债务的后遗症。

　　

乡亲们，政府送王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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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蒸鲈鱼、红焖甲鱼、葱烧梅花海参……这些都是贫困户们想都不敢想的“硬菜”。27日，沈阳市铁西区计划出资300万元，启动2007年两节期间“送新衣、送医药、送年饭”活动，贫困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像葱烧梅花海参这样的“硬菜”都可以点单。

　　消息传来，铁西区的贫困户们一下子炸开了锅，人们纷纷奔走相告，大街小巷一片欢声笑语。一位因为无钱治疗而去世的老人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对家人说他要吃了海鲜再死，并亲手制作一幅标语从阳台上挂下去，上面写着：没有吃过海鲜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老人的家人悲喜交加，齐夸铁西区政府是人民的大救星。

　　一位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老人热泪盈眶地告诉记者，解放前，蒋介石那丫的光知道打日本，从来也没有见他给老百姓送过大米，共产党不送大米送海鲜，在旧社会，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新旧社会真的是两重天。最后，老人激动地喊道：政府万岁，海鲜呦西，过年米西！由于过于激动，老人喊完口号便昏厥过去，家人手忙脚乱地把老人送进了医院。

　　一个饥肠辘辘的孤儿流着鼻涕对记者说：“叔叔，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争取到政府工作，当人民的好公仆，不但自己天天有海鲜吃，而且还能让穷人也吃到海鲜。”

　　一位因为贫困而想到自杀的老人告诉记者，是铁西区政府让他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好死不如赖活，撑死也比饿死强，如果铁西区明年还是送海鲜，他讨饭也要坚持到铁西区政府送海鲜的那一天。

　　铁西区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告诉记者，在资本主义美国社会里，穷人虽然有救济金，基本上没有挨过饿，但是政府送海鲜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们国家的穷人尽管经常挨饿，但是政府如此慷慨地送海鲜给他们，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中国比美国好五倍，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最后，他含着热泪说道：“宁要社会主义的海鲜，不要资本主义的温饱！”

　　对铁西区政府的这种做法，一位疾病预防专家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贫民们一辈子都没有吃过海鲜，有些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消化系统根本不能适应海鲜这类具有丰富蛋白质的食物，一旦发生群体过敏反应或者腹泻，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发放大米比较好。

　　据悉，已经有数家海鲜酒店表示希望能取得此次政府送海鲜大餐活动的举办权。铁西区有家酒店，平时提供的海鲜都是以次充好，牟取暴利，被消费者誉为“海旧”酒店，生意非常萧条。该酒店负责人看到铁西区政府为民办实事后，感动不已，决定学习人民公仆，从此洗心革面，向铁西区政府申请这次海鲜盛宴筹办权。他向记者透露，准备干一票大的。

今天这一课：品格

龙应台(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香港大学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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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一日 　　

    今天，是一个光荣的日子。将来的历史会写到，在2006年6月27日这一天，台湾人行使罢免权，督促一个总统下台。 　　

    不论今天的罢免结果如何，台湾人民又在华文世界的民主进程和宪政史上，竖立了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台湾一片动荡；人们每天看见、听见，被铺天盖地包围的，是电子媒体的夸张和耸动、街头巷尾的挑衅和喧嚣、丑闻弊案的揭发或遮盖、领导人物的尊严扫地、意见菁英的各说各话。民主似乎堕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尔虞我诈；价值的混淆，是非的颠倒，社会互信的严重腐蚀，使人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你不能不看见，在这喧嚣混乱的同时，人民在集体补课，补修在威权时代里不准你修的公民课。 　　

    每一件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对金融勾结的报道，都使人民对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每一次政治人物的演出，都使人民更熟悉他的伎俩，看穿他的破绽，认清他的品质。不要小看了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在弊案中累积他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在喧嚣中磨利他对政治人物的判断，在纷纭中加深他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在混淆中培养他对真伪价值的辨识。 　　

    他挣脱了权威的束缚，实践过选举，实验过公投，现在，他再跨出一步，敢于尝试罢免。罢免可以不成功，但是人民已经给政治人物一个清清楚楚的警告：我可以选你，就可以罢免你。 　　

    世界上没有人能否认：台湾有的，是整个华人世界里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体。 　　

    补课的代价可能很高，可是成熟的过程没有不痛苦的；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公民为荣。

    足球不只是足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负担。昨天，收到一封电邮，作者是一个17岁的德国少年： 　　

    “麦茵河中央搭起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电视屏幕，两边都可以看到球赛现场转播。河两岸挤满了人，新闻说，起码有30万人聚到河边来，隔着中间的河水，两岸对看。 　　

    马路上、河岸边、广场上、酒馆里，挤满了人，各色人种……最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在微笑，都在拥抱，都在唱歌。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对彼此那么友善，对陌生人那么热情，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那么喜悦，那么开怀。 　　

    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德国国旗同时出现——几千几万幅国旗在人们的手里挥舞飘动。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那么以自己的国家‘自豪’，其实，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以自己的国家‘自豪’过——这真是第一次。大家在挥舞国旗为德国队加油的时候，好像纳粹的阴影真的消失了，好像人们突然发现——我们是德国人，是一体的。 　　

    我这才发现，这次主办足球世界盃，对德国人的‘认同’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吃惊。” 　　

    这个17岁的德国青年以一种最天真的方式认识了政治领袖们非常明白的一种规则：成功地主办国际体育竞赛可以给国民带来自豪感以及向心力。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把盛会办得风光，人民会以他所属的国家为荣；国际竞技所带来的“同舟共济”和“同仇敌忾”的情感，又能加深人民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每一个有能力的国家都铆足了劲在竞争重大国际竞技或博览的主办权，除了经济考量之外，这“凝聚认同”、给国人光荣感的政治考量，是一个核心因素。

    元首不只是经理　　

    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个核心的责任：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带领台湾人进入21世纪的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灾难性地不及格。 　　

    当他在空中做外交“迷航”的时候，当他让霸气的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羞辱他的时候，台湾人没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沈默的屈辱。当他用充满暴力暗示和诱引冲突的语言对人民说，“我愿意牺牲，扣扳机吧”的时候，台湾的社会是被精心设计地撕开割裂，而不是和解和凝聚。当他对一件又一件的弊案无法澄清，前后矛盾，而同时又拒绝反省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道德典范，他是一个典范的颠覆与嘲弄。 　　

    至于可憧憬的愿景——谁说得出什么是台湾的愿景？这个社会，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人在谈愿景了。举国的力气，投掷在对一个人的争执上。一个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枢纽，变成问题的来源。 　　

    我们赋予元首的任务，是让他以超出我们的道德力量去做教育孩子的人格典范。是让他以高于我们的眼光，为我们找到方向，指出梦想之所在。是让他以远比我们开阔的胸襟去把那撕裂的，缝合；使那怨恨的，回头；将那敌对的，和解；把那剑拔弩张的，春风化雨。 　　

    他回报我们的，却正好是一切的反面。 　　

    这个是非，在我眼中，是分明的。元首不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只需谈执行绩效和法律责任。对于元首，法律责任只是最低要求、最末端的一件事；他第一要担起的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都不是依靠法律条文来规范的。 　　

    规范政治和道德责任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和教养。 谁教过他“品格”？　　

    当一个元首成为“千夫所指”时，一个深层问题必须追究的是，这样的元首和他的裙带集团，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的家庭和小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他们的中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公和私的界线要严格分明，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元首的大学法律系教育，有没有教过他：最大的权力必须以最大的谦卑来承担？有没有教过他韩愈在1200年前说过的话：“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没有教过他萨穆尔·斯迈尔斯在130年前说过的话：“一个伟大的国家领袖在他身后留给国家的财富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后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时仿效的榜样”？ 　　他所一路成长的社会环境——父母、长辈、老师、社区、媒体、整个教育系统，有没有给过他一种熏陶，一种教训，告诉他：没有品格，权力可能就是灾难？ 　　培养了他的政党，在台湾民主进程上曾经做过伟大贡献的这个党，有没有认识到，人民当初是因为对这个政党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将权力交给了它，而将来人民还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监督和对抗下一轮可能腐败的新的执政者？ 　　今天拼命为他辩护的人，是为了什么而为他辩护？品格和道德, 在民主政治里, 究竟还算不算数? 今天反对他的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反对？是真正原则的坚持，还是党派权力的便宜计算？ 　　

    如果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政党，从来就不曾把品格和教养看做教育的关键内容，如果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把公民素养看做国家的教育大计，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里的人民本身是一个对于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体，那么选出一个无能、无识又严重缺乏耻感的总统，我们为什么惊异呢？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与教养的产物。检讨他、批判他的同时，这个社会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养，恐怕更值得我们深深、深深地思索。

    一点也不差　　

    所以，罢免通过不通过，哪里是真正的意义所在呢？罢免的真正历史意义其实在于，透过罢免的提出，台湾人民用无比清晰的声音做出宣示：民主不是民粹，自由不是放任，容忍不是抛弃原则，人民长大，不代表不需要典范。透过罢免的提出，人民在考验自己对大是大非有多少坚持，对社会进步的力量有多少信心，对不该忍受的行为他如何决断，对值得奋斗的目标他如何执着。 　　

    一课一课地上，一关一关地过；一路走来，台湾人，你一点也不差。 　

我怎么上“陈水扁”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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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应台）

 
    我承认我一直在上课，像个小学生一样在上公民课。这一课的题目就叫“陈水扁”。课文特别令人“拍案惊奇”，但是附在课文后面的测验题，艰难的程度，超过我的预期。

    乱，因为在寻找新标准

    我是个目睹过苏联帝国解体、柏林围墙倒塌、天安门变色，香港七一游行，又在台湾的威权时代里写过“野火集”的人，但是台湾政治的今天，仍然令我瞠目结舌：在我们所经历过的中华民国史上，谁见过一个总统的家族和亲信，做出如此不堪的事情？谁听过身为国家最高象征的总统府会制作假帐？谁见过一个没有监察委员、只有冷气空转的监察院？谁见过一个对法律如此不知分寸、进退失据的内政部长？谁见过媒体变成一种热血贲张的“政治运动指挥部”，而司法机关又跟着媒体办案？谁见过一个总统像七岁孩童一样，对人民的批评作凶狠负气状，说“我不会一味挨打”？谁见过一个反对党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因得权而腐化生蛆？谁见过两周内有一百万小市民汇款登记，表达对统治者的愤怒？谁又能想象，当两万人露宿总统府广场时，如何收尾退场？谁又想过台湾竟然可能出一个本土版的尼克松、藤森、卢泰愚和马可仕？谁又知道，碰到一个本土版的尼克松、藤森、卢泰愚和马可仕时，人民该怎么办？

    2006年的台湾很“乱”。它的“乱”，我始终认为不是真正的乱──动乱或混乱。台湾是一个新兴民主，新兴民主的意思就是，在实践民主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很多重大事情和冒出来的问题，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知道过去的原则和观念可能都不适用，但是对于新的难题又没有现成可循的一套新的判断标准。从外国拿来的，因为历史条件、文化体质、发展阶段差异很大，也不敢直接套用。于是一人一套标准，每一套标准都可能彼此矛盾，众说纷纭，争执不断。

    “乱”，其实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在摸索新共识，寻找新价值的过程里所发出的喧声。这种“乱”，不过是一个社会从威权到民主必经的历史过程，我们在练走民主的路。

    请把国家还给我们

    民主这堂课，有考不完的试题。走到“陈水扁”这一章，黑与白之间，同名为“灰”的层次细密重迭，难以辨认，使我不得不在写完“今天这一课：品格”这篇“作业”之后，停下来久久沉思。试题一：陈水扁应不应该下台？

    代表民进党的游锡堃说，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当还没有足够的司法证据，证明一个总统本人贪渎时，他不应该被要求下台，因为道德不能取代法律成为标准。这个说法，不能够由于他的“辩方”身分而被嗤之以鼻，因为这是一个百分之百必须严肃辩论的议题。所有主张陈水扁下台的人，都必须针对这个认知提出反驳的理由，才能正当“倒扁”。

    我的思索是：法律上，一个未被司法定罪的总统不必辞职，但是如果在政治上，他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不安、政局动荡的根源；如果在诚信的道德上，他已经成为大多数人民不齿的对象，如果总统与大多数人民之间的一种相互信任已经解体──百分之十八的低支持率是一份清楚的“信任评估”，那么，是的，他应该向人民鞠躬道歉，自动请辞。

    造成社会不安、政治动荡，他愧对人民托付给他的政治责任；家族堕落、亲信腐败，个人诚信破产，他愧对人民赋予他的道德期许。政治责任和道德期许是无法写进法律条文的，但是你不能说，凡法律条文不能表达的，就不存在。民主法治强调法律条文的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法律条文只是维持秩序和社会互信的最低标准而不是唯一标准。

    公民要求陈水扁道歉下台，不是因为他犯了法律上的“罪”，而是因为在事态的发展过程里，他已经彻底地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尊敬；没有信任和尊敬，就不可能有效地指挥团队，领导国家。民进党主席拿出最低标准来充当为民主的全部，只显现出这个政党从民主理想的高度摔到了哪里。

    我的要求因此和那一百万个“百元公民”是一致的：陈总统，请把国家还给我们。

    有些是非，不容模糊

    但是如何让一个任期未满的总统下台？罢免的手段失败了，舆论的压力不起效用。于是出现试题二：你如何让他下台？用群众运动──百万人“登记”抗议，二十万人上街游行，一万人彻夜静坐，夜夜坚持，可不可以？

    我的思索是：那要看你指的是哪一种“群众运动”。

    如果是合法的，非暴力的游行、静坐、示威，它本来就是民主体制内的正规表达方式。只要程序合法，谨守规范，这样的公民表达和选举日的排队投票或者国会内的罢免表决，地位一样的尊贵，必须得到政府的容忍、警察的保护、社会的尊重。集会游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可以是促使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

    我不反对见到一百万人和平地站上街头，以要求陈水扁下台来表达一种态度，一种价值。人们在凯达格兰大道上站出来，不过是让自己尚未长大的孩子们知道：有些价值，不容牺牲。有些是非，不容模糊。

    但我更希望见到，陈水扁为了“爱台湾”，为了社会的和谐以及他自己的历史名誉，在人们上街之前提出辞呈。

    有选票，为何谈坦克车？

    然而，如果所谓群众运动指的是威权时代那种慷慨激昂的、冲破体制的、“人民革命”式的群众运动来“包围总统府”或“瘫痪交通”，以“冲突和流血在所不惜”的方式来凸显所谓“人民力量”，对不起，我反对这样的“人民力量”。

    在独裁体制下，用激烈的群众运动方式迫使一个领导人下台，是有绝对正当性的，但是在一个民主机制的设计里，原来就有一个设定：你选出来的领袖很可能是个狂人怪物或骗子，所以若要半途“删除”他，可以按“罢免”或“弹劾”。如果这个动作失败，则要“重新启动”，在下一轮选举时，用选票将他“删除”，丢进“资源回收筒”。如果“罢免”或“弹劾”的按键有问题，那么你就去修理那个按键。

    既然有这个“删除”和“重新启动”的内在机制和设定，“人民革命”式的群众运动在民主体制里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所以，关键在于，施明德所领导的“百元运动”，究竟是哪一种呢？

    头脑清醒的施明德宣称“非暴力”，明显是希望进行民主定义下的公民实践。他以半生牢狱换来一世英名，现在又愿意冒着一世英名被小头锐面者抹黑玷污的风险，挺身反对从前的同志，不愧是一个公民抵抗的典范。如果是和平、合法的静坐示威，那一百万个捐款报名“反扁”和那决心上广场静坐的人们，也是公民社会的实践者。公民社会的实践者，我们只怕太少，不怕太多。

    可是，对于这样的分际拿捏，人民是否秋毫分明？影响民意的意见领袖们，又是否戒慎恐惧？

    耸动的电视媒体在大肆报导“倒扁”集会的人数如何节节上升时，持续不断地播放莫斯科红场和天安门广场坦克车与人群对峙的耸动画面，看起来竟像在渲染一种“人民革命”的浪漫美感，似乎在暗示人们要有“正义”激情，要有“勇敢”冲动。而同时，副总统吕秀莲竟然也以天安门为例，警告即将进场的人们。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八十年代的天安门和红场，怎么能够拿来和今天民主的台湾相提并论？天安门和红场的抗争，都是被彻底剥夺了自身权利而走投无路的人民起来反抗集权政体，今天的台湾人手上却是握着选票的，谁来统治完全由他自己决定；他明明可以用一张纸来“推翻”一个政府，你为何要谈坦克车？法律明明保障了人民集会游行的自由，你凭什么以天安门的流血镇压来影射警告？

    当“刺杀”和“防卫”的流言四起，当拒马的刀片如何割肉的镜头不断被放大，当“不是你倒下，就是我倒下”的“意志力比赛”被当作一种“决斗”的语言来使用，我觉得不安。当民进党完全抛弃了身为执政党应有的文明规范，开始以文革式的“斗倒斗臭斗烂”的流氓方式来对付施明德，我看见仇恨的“铁丝网”在阴影中悄悄架设。

    剑拔弩张的“决斗”，不是公民实践。

    激情的“人民革命”，革掉的会是民主。

    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于是令我头痛的试题三就出现了：你捐不捐那一百元？

    “头痛”了整整一个礼拜。

    我的思索是：不捐。因为拉倒陈水扁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太多的问题，在“陈水扁”这个黑盒子被打开的一刻，像一团黑压压、密麻麻的苍蝇，猛然扑上脸来。这些问题是一个新兴民主从来不曾处理过的问题，有些甚至于从来不曾思索过：

    问题一，陈水扁总统是透过民主程序产生的。两年前，六百多万人投票给他，请他来管治这个国家。那些没把票投给他的人，本身显然没有发挥足够的力量来避免他的当选。所以陈水扁的上台，必须说，是投票给他的六百多万人和没投票给他的六百多万人的共同选择。那么，陈水扁固然耽误了国家，但是人民自己，什么时候要开始检讨自己的责任呢？投票给他的人们今天是否承认选择错误？那错误选择背后的思维是什么？当年不选他的人，是否为了错的原因？如果不去检讨那个思维，以后岂不是注定会再犯一样的错误──我们不是眼睁睁看见陈水扁家乡的官田乡人正在组织清朝模式的“自卫队”来防御“外侮”？

    问题二，我们的选民，是否充分认识到，手里这一票，可以带来如何严重的后果？如果因为当初没这认识，所以我们轻率，或愚昧，那么我们因自己的轻率或愚昧而被一个难以忍受的无格总统所折磨、所惩罚，是否也正是我们应得的教训，应付的代价？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是不是正是我们和民主制度定下的契约？

    问题三，如果这一次，因为太愤怒了，不愿意等到下一次的选举而采取街头施压，是不是以后每一次发现自己选错了人，我们都得用集会游行的方式逼总统下台？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耐心等候四年一轮，用选票“删除”他，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不等候，直接发起群众运动？那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

    问题四，是什么制度，产生了陈水扁？是什么制度，给予总统如此大的权力？是什么制度，纵容了他专权，鼓励了他堕落？是什么制度，使得我们发现了一个总统的专权和堕落却无法使他下台？政党政治又出了什么问题，使我们痛心疾首到这个程度又找不到出口？如果产生“陈水扁”这种政治人物的制度，以及维系这种制度的思维和文化，我们今天不去彻底面对和处理，而只锁定在“把陈水扁拉下台来”一个单一题目；请问，下一个上台的人，在同一套制度里玩弄，难道会有不同的嘴脸？

    一巴掌打死苍蝇的痛快

    对国家的空转处境，我们都很忧心；对一个失去理想的执政党，我们都很失望；对一个无能又无品的总统，我们实在愤怒，但是，愈愤怒就要愈冷静。在这黑盒子打开、苍蝇飞出的时刻，“打不打得死脸上的苍蝇”不该在媒体炒作下变成全国人民发烧注目的“唯一”议题，更不宜把它定位为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了解为什么黑盒子有苍蝇，举全国之力去追究苍蝇藏身之处，彻底清理黑盒子结构本身，才是真正重大的任务。否则，你打死了这一团苍蝇，黑盒子依旧，下一团正等着出发。

    我甚至于担心，正因为“一巴掌打死脸上苍蝇”这个急促动作会很痛快，它很容易凝聚了全国人民的感情，集中了举国的注意力，而“陈水扁”黑盒子的真正问题──结构的、制度的、思维的、文化的，都被推到边缘。制度的检讨、机制的改造、人民本身民主素养的深化等等，在寻找宣泄的愤怒情绪中，都会被认为是高调、空谈、缓不济急，而被遗忘。然后，有一天，唉，我们又从头开始。

    越愤怒，越冷静

    我选择用“不捐一百元”，作为一个“甘犯众怒”的微小声音：最该被“决斗”的对象，不是这个任期不到二十个月、威望不到膝盖高的总统，而是培养了他这种人物而且容许他苟延残喘的整套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人民自己脑里的文化思维。

    “打倒”一个人，只需要热情和愤怒；革新制度、提升文化，抽丝剥茧地厘清问题所在，看准了问题下手，需要的却是极度、极度的冷静，深刻的思辨能力，长程的眼光，宏大的器识，锲而不舍的精神。

    这真是一堂艰难的课。（原题：我怎么上“陈水扁”这一课 一个“甘犯众怒”的微小声音）（作者：龙应台）

台湾《中国时报》 “扁珍乱政”丰富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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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很明确了，百年后，历史学家要如何描写21世纪初的台湾史？“扁珍乱政”这样的评价，在所难逃！

    这段历史经验却未必就是负面的教训，未来的历史学家更可能会如此记载：在陈水扁和吴淑珍为首的“乱政集团”荒谬中，台湾人民终于再度觉醒，以一波波的行动，一次又一次的省思和论辩，台湾人民反而因此从“扁珍乱政”的政治僵局中，公民意识和民主多元和尊重与协商等等价值反而更为巩固，台湾人民的自救情操，台湾人民“除魔与升华”的故事，再度成为华人世界中珍贵的普世资产。

    并不是一厢情愿的梦话，当下，许多人都为无法解决陈水扁和“护扁保皇党”强辩、硬?和荒腔走板的厚颜无耻感到无奈、也对民进党诸公的缄默与护短、丧失党魂，如同行尸走肉感到痛心疾首。

    但历史的洪流终究挡不住，陈水扁和吴淑珍这对夫妇连手乱政的现象，终会被终结，这段日子以来，那些张牙舞爪的鹰犬，很快就会有报应。

    因为，在贪暴的弊端持续被揭发，民情激愤中，总统陈水扁就算还想负嵎顽抗，陈水扁无法获得大多数民众信任已是既定事实，此时此刻，他还想要赖着不走，但除了坐困总统府之内，成了“自我软禁”的“权力囚犯”外，他已经很难再有所作为。

    很快的，施明德发动的“百万人静坐”即将上阵，这一波行动会“立刻”让陈水扁夫妇卷铺盖吗？台湾人民和施明德个个心知肚明，并没有这么乐观，但大家还是会前仆后继继续努力，因为台湾人民其实都清楚，结果，并不是主要的目的；过程，才是台湾民主丰厚的资产。

    过程中，台湾人民将会因此摆脱“政治主导人民”的宿命，进入“人民主导政治”的新时代。

    台湾人民其实已经理解了，陈水扁和吴淑珍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他们夫妻的“品格”教养好不好的问题，他们的统治会变成是“乱政”，所谓的“台开案”、“SOGO礼券案”、“高捷案”、“国务机要费案”、“ETC弊案”……都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海平面底下，更大的结构性因素才是乱政的祸根。

    感谢老天爷对台湾特别眷顾的是，这个冰山下更大文化结构，已经让台湾人民看得一清二楚。

    民主政治从来就不寄望一个统治者的“品格”，陈水扁和吴淑珍的问题，也不是“家教不好”就可以三言两语打发过去。称为“扁珍乱政”，主要是当一个民主政体的统治者若不能恰当地掌握权力与能力的分际，造成了偏差不断累积，使得官箴、财政、金融、政府效能各种环节出现各式各样之颠三倒四的“合理性危机”，既然政府的统治已经频生不合理之处，奸宄自然有空隙可钻，因此进而引发更大型的“正当性危机”，各种频被爆料的贪腐，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这时候，其实已不是个别人物的操守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已经沉沦到“不可治理”的处境之中。

    这种情况会发生，台湾人民却不必感到沮丧，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经验颇有共通性，就是新兴民主化国家中，民主政治从来就不是马上可以有稳固的根基，研究“第三波民主”的政治学宗师萨谬尔·杭廷顿（Saumel P. Huntington）在1995年10月来台湾演讲“民主的千秋大业”时，就特别点出：建构民主化过程的人，其实更可能在民主化拿到政权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政治的新威胁。

    杭廷顿的两段话，于今重读，体会特别深：

    “对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威胁，是来自民主化过程的参与者，而非鄙视民主的军事将领与鼓吹革命的分子这类非民主化的参与者。换言之，民主的威胁是来自赢得选举、掌握政权，并藉由操弄民主机制，来削弱或摧毁民主的政治领袖和团体。”

    “更严重的威胁是行政部门的擅权，这涉及了民选的行政首长会因为自居为最大民意的代理人，积极地将整个权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并刻意地规避立法部门的监督制衡，而习惯以行政命令径行进行统治。”

    十年前，杭廷顿的警语并没有引起太多台湾人民的关注，政党轮替之后，透过打造台湾政党轮替民主成就的陈水扁、民进党还有那些“背书”、“加持”的李远哲与“国政顾问团”的现身说法，人民眼看着这六年以来，罄竹难书的各种问题，在此不必再度赘述，台湾人民已在种种恶迹中，终于充分理解到杭廷顿的智慧和重要性。

    稍为简单说明一下：李远哲和“国政顾问团”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挺扁”，知识分子要不要政治表态，长期以来，古今中外，都是一个争辩不休没有定论的问题。但“挺扁”之后，李远哲和“国政顾问团”竟然和那些威权时代的统治者一样的心态，自居为“指导者”了，他们忘记了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台湾人民“透过体制的授权”，居然开始拟定“内阁名单”；还透过“跨党派小组”去决定两岸政策方向，快速的“自我神格化”，快速地让民主的“人人平等”、“制度为先”成了笑柄。

    李远哲和“国政顾问团”们却没有理解到他们在政党轮替后，已经逾越了“分际”，但陈水扁和民进党新贵们可是偷笑在心理，他们压根就知道李远哲等人的作为，既无正当性更没合法性，当然是“用尽则丢”。

    更悲哀的是，李远哲这些人却不愿正式自己的错误，这六年以来，他们选择了“闪躲”和“支吾言词”不敢去面对自己。不但李远哲被快速折损了，也让台湾人民再也看不起所谓的“知识分子”，再也不相信“价值与是非”，自我退缩，变本加厉成了“蓝、绿板块”的筹码。

    这样的发展，反而鼓励了新当权者，陈水扁与民进党新贵既然不需要在乎“清议”（事实上，李远哲等人在政党轮替后的退缩，已经让台湾进入“批判空窗期”，清议已经不存在了），对手国民党又真的很烂，国民党也从来不愿意真正理解被人民唾弃的真正原因，无理性的对抗，加深民进党群众的“历史悲情”，蓝、绿对抗中，得利的反而是当朝新贵。

    他们，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他们，根本不把国家体制放在眼中，他们，嫌恶制度太多牵绊，于是，他们大搞“亲信政治”，用“非正式权力”凌驾“正式权力”，陈水扁和吴淑珍的徒众成了“新统治集团”，终于把国家搞到一团乱。

    这种“乱”，台湾人民逐渐觉醒了，“李远哲神话”的破灭，让台湾人民不再寄望“救世主”，而6月27日，马英九和宋楚瑜“燥进”的“罢扁案”，更给台湾留下了更丰厚的民主资产。

    罢免案的教训，是让我们看到了台湾民主政治真正最大的危机──合法性危机。为什么原本从“台开案”掀起的执政者贪腐疑云，后来却快速转变成为六年来再熟悉再俗滥不过的老戏码──蓝绿对峙？

    理由很简单，因为马英九和国民党并没有足够的，可以赢得社会多数信任的政治合法性，宋楚瑜和亲民党当然更不必提了。民进党能够抵抗种种不利，从威权夹杀中崛起，靠的是他们当年打着民主招牌赢得的合法性。国民党会在占尽一切便宜、占有权力高点的情况下，多次分裂快速没落，也是因为先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2000年政党轮替，原本彰示了一项重大历史突破──台湾终于有了一个具备充分民主合法性的政府，然而六年下来，陈水扁和民进党显然滥用、浪掷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合法性，从核四争议到经济萧条到两颗子弹疑云再到总统女婿为核心的贪腐集团，这一切不祇拖垮了民进党，也掩盖取消了民进党的民主合法性。

    然而和民进党的堕落同等耀眼惊人的，是这几年中，国民党的不长进，国民党至今没有走完关键性的蜕变历程，迟迟无法蜕化成一个让人信服的民主政党，当然更无从消解许多台湾人过去记忆中对国民党的反感。

    民进党的统治合法性不断跌落，所以会有陈水扁适任与否的集体怀疑，然而错估形势的国亲一出手，原本对民进党统治合法性的质疑，立刻转为对国亲统治合法性的更深质疑。明明陈水扁被罢免，也还是轮到吕秀莲当总统，然而宋楚瑜强出头，马英九半推半就跟进，这整件事就可以被操作解读成“国亲夺权”，其意义自然也就转成“蓝绿对决”，这中间变化，反映了这社会对国民党、亲民党，多么深刻的不信任！

    可悲的是，国亲领导人，尤其是宋楚瑜，看不到、反省不到自己缺乏合法性的事实，还要拚命抢在前面代表罢免案，也就帮助了陈水扁，可以要求民进党立委集体缺席，用最强势的办法保证一票都跑不了。罢免投票未过关，宋楚瑜还说将“发动全台要扁自动下台”，唉，祇要是宋楚瑜发动的，全台湾就有许多不信任宋楚瑜的人，望而却步不会参与了。

    当然，最悲哀的是台湾进一步糜烂的政局，摆在眼前的态势，我们可能要在一种合法性真空的条件下，度过颇长一段时间。

    最怕、最糟的一种状态，就是选票代表的不是正面，而是负面的效应。选票作用不在信任谁，要让渡权力给谁去做事，而仅祇是无奈无力地阻挡着，不让自己更不信任的人取得权力而已。所有政治权力的竞逐者，都得不到足够的集体合法性，必然产生的效果就是猜疑横行，各方不同力量互相抵消，民主无效率的一面，戏剧性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但国、亲罢免用这种方式进行，得到如期的这种结果，但至少有一点明白的好处，那就是凸显了政治权力腐化的一面，让人民提高警觉。民主应该要从人性黑暗面出发，设计监督制衡的制度，民主如果要在“防弊”之外、之上，还能“兴利”，那就必得要有坚实的公共信任为其基础。

    更重要的是，也有正面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台湾人民逐渐自觉不能再依赖政党和政治明星的带领了，所谓的“亲绿学者”重新发声了；所谓的“老绿分子”如施明德等人站出来了，僵固的板块缺口正逐渐扩大了，这个过程，“倒扁”祇是舞台，真正的内涵是，台湾人民终于再度觉醒，要用人民的手，终结扁珍乱政，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终止！

    这个过程中，已经发生了许多价值的争论，也对制度的探讨有更多的关切，更重要的是，人民展现意志却不能强加意志于他人的体认，也在这几个月得到愈来愈多的认同。能得到这样的体认，这就是“扁珍乱政”整个过程所留下的一点光明希望，从泥巴战中抬起头来的政治人物们，看到了台湾人民已经重新觉醒了吗？（作者：黄创夏，中时电子报主笔）

已经过了动不动就会因为什么事情而轻易动容的年龄
但是读这个帖子还是令我泪流满面

因为陈为军和陈为军们（不在前面添加“无数的”这个修饰语）
我觉得我可以原谅这个民族还普遍存有的罪恶、邪恶、丑恶了
的的确确 千真万确 毫无疑问:
还有良知存在
而且是顽强地存在

知道这一点很重要
非常重要

拥有良知并不困难
不必诉诸什么教 什么主义
仅仅就诉诸人的本心
作为人的本心完全可以引领你走向人性的本真

我只想说的是：
我爱你们，那些善良的中国人
并且 我愿意在内心里原谅和宽恕那些不那么善良的同胞
河南人再不招人喜欢
揶揄河南人的队伍里也不会有我的影子
他们是我的同胞
苦难会扭曲人的本性
——而这样的人应当得到的是同情和帮助

因为那些拒绝熄灭的微光
我不那么特别在意茫茫的黑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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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死不如赖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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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青年报》6月30日“冰点”）
　　
　　中国青年报记者 董月玲
　　
　　　 武汉电视台的陈为军自己也没料到，他一个人用DV拍下的，记录一农家小院里日常生活的片子，会成为一部让人心灵震撼、为他赢来世界声誉的作品。
　　
　　　 在武汉，我爬上7层楼，大汗淋漓进了陈家。在凌乱的客厅里，我看了这部片名叫《好死不如赖活著》的纪录片。80多分钟的片子看完后，我的手脚冰凉，胸口透不过气儿来。
　　
　　　 陈为军不停地吸烟，烟盒里、茶几上的烟被抽完。他又从烟缸里扒拉出烟蒂，小心地撕开，拈出烟丝，用纸草草地卷起点燃，再吸。
　　
　　　 我开始听他讲拍这部片子的幕后故事。
　　
　　　
　　我担心马深义会拒绝，没想到他一口应了：“中！咋不中呢？”
　　
　　　 2001年春天，武汉来了5个艾滋病人。
　　
　　　 请这5个人来的，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他是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村”的医生。他自己花了十几万元，去河南十几趟，结果发现的病人越来越多。他觉得靠个人的力量完全不行时，说服了这几个病人，到武汉来公开面对媒体。那时候，国内还没有一个艾滋病人敢把自己的脸放在屏幕上，要全打上马赛克。
　　
　　　 开始，老桂把病人安排在一幢医院宿舍楼里住，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医院宿舍区的居民知道了跟他吵，还要给市长打热线电话投诉。最后，老桂做了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把5个病人带回自己的家。
　　
　　　 老桂在我心目中是个圣人，我很早就采访过他，他的家我也常去。可是那天，我进了他家后特别紧张，他家的板凳我一个都不敢坐。在这之前，我从没接触过，也没见过艾滋病人。
　　
　　　 那一幕让我触目惊心。
　　
　　　 餐桌上铺了一层报纸，老桂亲自给病人抽血样。5个病人里有一个男婴，因为孩子的血管细，血要从脖子上抽。孩子被按在餐桌上，手里紧攥著一根小麻花儿，是一个女记者买给他的。往他脖子上擦消毒水时，孩子还四处张望，没哭，等针头一扎进脖子，他眼睛一闭，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可针头一拔，他立马就不哭了，赶紧把麻花塞进嘴里吮著。我的眼泪，一下子糊住了视线。
　　
　　　 这个男孩叫马占槽，同来的有他的爸爸马深义，妈妈雷妹。我还得知，他家还有俩女孩，二女儿马荣4岁，跟我女儿一般大，也是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我就这样认识了马深义一家。
　　
　　　 在农村，家里有一个病人就会被拖垮，因病返贫，何况这个5口之家，竟有4个艾滋病人。
　　
　　　 我自己出生在农村，我很想知道，他们这家人，遇到如此灾难，面对生死，会如何选择、如何活下去。我想记录这些最贴近生命本质的东西。
　　
　　　 当时我就问马深义，拍你们家，行不行？我担心他会拒绝，没想到他一口应了：“中！咋不中呢？”
　　
　　　 那一晚，我被拍摄方案搅得一夜无眠，各种各样的细节在我的脑子里滑来滑去，但我还是想简单了，在后来历时一年的拍摄中，我要见证的是令自己人生观、生死观发生巨大变化的生命惨剧，其间，我几乎承受不下去
　　
　　　 纪录片开头：
　　
　　　 “娘哎，我的娘啊！”一个女人的哭嚎。镜头从黄土小院摇进门，定格在墙角一顶蚊帐和地下的扁箩筐，里边躺著的女人在哭叫著、呻吟著，接著，她发出一阵人的笑声。
　　
　　　 “雷妹！雷妹！”有人喊她。
　　
　　　 雷妹停止了哭笑，又过了一会儿，说：“我心里难受，我心里不得劲儿。”
　　
　　　 雷妹被人从蚊帐里扶出来，踉跄地走到桌子前，点上一根白□，又燃上一把香，对著墙上的一张黄纸片，一边叩拜，一边念叨著：“我的山神啊，你饶了我吧！”
　　
　　　 4岁的马荣跟桌子一般高，围著妈妈看著，她喘了一口粗气，说：“你的香掉了。”
　　
　　　 我见到雷妹时，她的病已到了晚期。
　　
　　　 第一次在老桂家见她时，她用手托著下颌，头发毫无光泽，尖瘦的脸上最突出的就是眼睛，很大，空空地盯著窗外，完全无视身边几十号人和噼啪作响的照相机快门声，眨都不眨一下，眼神绝望而凝固。
　　
　　　 镜头前，她绝少有笑脸。在巨大的病痛折磨下，当身体和精神无法承受时，她就要喊、要叫，一会哭一会笑，歇斯底里，这样才会好过些。她让人给弄了个小黄牌牌，上边写著“山神之位”，爬起来，点把香，拜几拜，“好了，好了！”她在给自己找精神安慰。
　　
　　　 那天在她家，雷妹上完香，情绪稍微好些，坐到了院子里，这时，我拍到了一个超长镜头，长达十几分钟，我没剪一下，全部用到了片子里。
　　
　　　 纪录片片断：雷妹坐在院里，抱著马占槽喂他牛奶。“你跟马深义是怎么认识的？”
　　
　　　 “媒人介绍的。我当年可红火哩，可不一般。”雷妹说。
　　
　　　 “怎么个红火法？”
　　
　　　 “吃的、穿的、戴的，那时刚兴戴手表，我就戴上了。”
　　
　　　 “结婚时，找马深义要了什么嫁妆？”“一身衣裳，押个彩礼，钱。”“多少钱？”
　　
　　　 “800。过节时，他抬点酒、抬点肉，给老丈人送去。”雷妹说著笑了起来。
　　
　　　 “那时候，你肯定漂亮？”“嗯，说不上赖。”
　　
　　　 “小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干什么，有什么打算？”
　　
　　　 立刻，雷妹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答道：“我只想，有吃的、喝的、穿的就行。我现在的想法是，我死了，孩子们好好的，让他们长大，成个人，成个家。把我儿子的病治好，把我小孩的病治好。后果是我造成的，找谁呵？”
　　
　　　 她眼睛盯住地，脸因说话用力而变形：“我现在有说不出的苦，说不了的难处，我心里就知道悲痛，光想哭，难受，心里不得劲儿”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知道，一个农村妇女，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就是结婚。所以，看她身体还是好的，又能坐到院子里，我就这么问她，想让她想点好的，高兴起来
　　
　　　 当我问她小时候，想过长大干什么，有什么打算时，她一下从高峰跌回到了现实，神情大变。最后，她突然张开双手，大叫了一声：“抓───”
　　
　　　 在与雷妹的相处中，我感觉得到她内心一直有一种负罪感。她和马深义是因采血染病，俩孩子是母婴传播，所以，她反复说：“只要让我的孩子好好的，能把这个病治好，我死了都甘心。”“我宁愿自己死了，只要我的孩子好好的，长大。”她跟马深义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内心的自责。
　　
　　　 雷妹，这个只上过小学3年级的农村妇女，对生活的要求可以说是最简单、最基本不过了：一辈子有吃、有喝、有穿，孩子长大成人。可这，她也实现不了。
　　
　　　 如果没这个病，这一家人，现在是最好、最快乐幸福的时期。两口子才30出头，老公身体健壮，又能干，3个孩子活泼可爱，长得都好看。
　　
　　　 在一两个小时内，死，被忽略掉了，绽放出一种生命的美，生活的美。我感受到了这一小段难得的欢乐
　　
　　　 马深义家在河南省上蔡县的文楼村，位于驻马店的东北方。我拍片那会儿，村干部以不能报道疫情为由，告诉村里人，谁检举一个记者就奖给谁50元钱，50元钱对他们不少。我第二次去，还没进村就被抓住，教训了一顿，写了份保证，然后被押送上了火车。
　　
　　　 每次去，我是从县城步行到村，要走个把小时，基本上是从玉米地里穿进去。中秋节晚上，我回县城时在玉米地里迷了路，从晚上7点走到12点，还没走出来。有一次，我跟马深义去看他住隔壁村的岳父，我俩骑著自行车，摄像机用化肥袋子包起来。结果，半路还是被一个乡干部抓了。还有一次，几辆警车围著村子，我跑到一个老党员家，躲进玉米缸里，才没被抓住。当地政府过去是这个态度，现在不了。
　　
　　　 马深义住在村南的一条陋巷里，只修了半边院墙。因为怕人看见，每次去，我都是先偷偷溜进离村子最近的人家，别人把我的摄像机用化肥袋子提到马深义家，我装扮成农村人的打扮再溜进去。
　　
　　　 我只能猫儿在他家小院里，所以，片子里几乎没有外景。我被限制在这个小院，小院被抽象成了一座舞台，几个人活动在上边，镜头完全聚焦在这个点上，里边出现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
　　
　　　 片子拍到中间，几乎拍不下去了。马深义怕村里知道我在他家拍片，再找干部要钱就不好要了。我说：你看，别的村子没有免费诊所，你们村子有，为什么？就是因为已经有许多人知道文楼村的灾难，所以才来帮你们。同样，我拍你们家，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家的事，就是帮你家啊。总之，我是好话、臭话都说完了，他最终同意我拍下去，但有时也不太跟我合作。
　　
　　　 秋收时，我又去了，马深义家的玉米收回来了，脱粒后堆在院子里晾晒。马深义不理我，我只好自己搬个小板凳，在房门口干坐著，机器搁在腿上。
　　
　　　 雷妹去了村里诊所，就因为院里堆了一大堆玉米，有病的妈妈不在家，3个小孩的天性一下迸发出来，他们在玉米堆里挖挖挖，再把手脚埋起来，玩得那个高兴。
　　
　　　 我用镜头吊他们，一会儿吊这个，一会儿吊那个。因为是傍晚，夕阳把这座小院、玉米堆和孩子都涂上暖暖的金黄色。本来这种片段在纪录片里是很难用的，没有语言，没有故事，就仨孩子在玉米堆上玩耍，但我舍不得剪。
　　
　　　 一直以来，这个家庭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大人孩子都习惯叹粗气。就因为雷妹暂时不在家，院子里多了堆玉米，在一两个小时内，死，被忽略掉了，绽放出一种生命的美，生活的美。我感受到了这一小段难得的欢乐，所以，我把它完整地保留在片子里。
　　
　　　 我找人做了一段音乐，配这个画面，我跟做音乐的人说：就好像他们的妈妈，正在天上看著自己的孩子，在玉米堆上欢快地玩耍。因为那个时候，雷妹已是弥留之际了。
　　
　　　 其实，像地方政府的阻挠这种外在的困难好克服。拍片时，最难的最难的，是我内心的挣扎和煎熬。最震撼我的，倒还不是生死，而是拍雷妹躺在板车上那段。
　　
　　　 在夏天，我拍雷妹喂儿子牛奶时，她让马占槽喊自己“妈妈”，但马占槽不会喊。到了中秋，马占槽会喊第一声“爸爸”时，雷妹已经不认识他最挂念的小儿子，躺在一架板车上快不行了。
　　
　　　 这时的雷妹，已经不像个女人了，眼神迷离，脸上落满了苍蝇，她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呛人。
　　
　　　 我一边拍，一边心里骂自己，拍这样一个经受著炼狱之痛，命搭阴阳两界的人，太残酷！我一个劲儿地说自己：不能拍了，不能再拍了！每个人的死，都应该死得有尊严，她的死，一点尊严都没有，非常可伶、非常可悲。拍这种没有尊严的死，是对她的亵渎，是对生命的冒犯，我不忍心再拍下去。
　　
　　　 可我又想，现在进到村子里的记者，可能只有我一个，这样拍，虽然很残酷，但我会让世人看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妇，一个艾滋病病人是如何死去的；我的记录，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艾滋病对生命的扼杀，对生命尊严的摧残。我没把机器关掉，是因为我相信，我拍下来的残酷，一定会让看到片子的人，正视艾滋病对人类生命戕害的惨痛。
　　
　　　 本来，我跟马深义讲好了，家里有什么事，给我打个电话，我好去拍。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雷妹的妈妈去世了。
　　
　　　 雷妹的弟弟也是因艾滋病死的，但她妈一直没敢告诉雷妹，怕她在弟弟的葬礼上哭一场，会恶化她的病。没想到几个月后，雷妹的妈妈因为手术后伤口感染突然去世。雷妹回到娘家，在坟头上大哭一场，回来后再也没起来。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但马深义闷著，不跟我说，等我去了才知道这事。纪录片的遗憾就在这，不能补拍，更不能摆，必须很真实，过去了的事，就永远过去了。
　　
　　　 从那晚起，马深义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连称呼都变了。以前他喊我老陈，那天晚上，他叫我老陈哥
　　
　　　 雷妹死于农历霜降。
　　
　　　 马深义又没给我打电话，是村里人告诉我的，人已经死一天了。我一听就急了，已经晚上六七点钟，我马上坐火车赶到驻马店，到时是凌晨。我想包辆出租车直接去村里，的士司机一听说我去文楼，吓得都不敢去，好不容易找著一个愿意去，但他把我丢到离村子老远的地方，非叫我下车。
　　
　　　 留给我拍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天一亮，拉雷妹的人一来，我就得躲起来，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下了车，我硬著头皮往村里走。这一截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因为心里害怕，觉得特别漫长。
　　
　　　 大约是凌晨4时，四周很黑，但我却能看见地里突起的坟头。我知道，这些新坟里埋的，大多是些暴毙而亡的青壮年。影影绰绰地，我老觉得每个坟头上都坐著一个人，在望著我。
　　
　　　 每次去村里，与人交往后，我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每次从村里出来，我会长舒一口气：哎呀！我又新生了！一是害怕被抓，神经紧绷著。更主要的是，拍的东西让人心里太压抑。这一年，我去这个村子20多次，进进出出的，我感觉自己像是出入阴阳两界。
　　
　　　 那天凌晨，我直接去了马深义家，一开门看见是我，他很意外。
　　
　　　 尸体就摆在地上，雷妹静静地躺在杂乱的麦秆上。我们两个男人坐在她身边，吸烟。后来，马深义揭开雷妹脸上的被子，让我看。
　　
　　　 第一眼看见雷妹，我就对马深义说：“雷妹变漂亮了！”我说的是真心话。自从我认识雷妹起，她一直被病痛折磨著，整天咳啊咳，愁眉哭脸，甚至歇斯底里，没个好样子。现在，她躺在那儿，脸一下放开了，痛苦消失了，死后的雷妹，样子平静安详。我又对马深义说：“原来，雷妹很好看啊！”马深义同意我的话，他蹲在雷妹头顶，看著她，说：“只是她的眼睛，老也合不上，我给她拨了几次，都不行。”
　　
　　
　　　 当时，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著，心想：她怎么可能合上眼呢？娘家，还留下一个老父亲；自已又撇下老公，3个没成年的孩子，俩小的又是那样，大的将来就是孤儿，她怎么可能合得上眼呢？
　　
　　　 我想拍这样一个镜头：镜头从雷妹的脸摇到墙上，她活著时常常拜的山神之位。镜头离她的脸很近，再摇到墙上，也就一两米的距离。可是，我连摇了3遍都不成功，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太不平静，我对雷妹已经太熟悉了。
　　
　　　 从那晚起，马深义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连称呼都变了。以前他喊我老陈，那天晚上，他叫我老陈哥，我俩说了很多话。
　　
　　　 说这话时，马深义非常平静，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划了一道线：死亡期限
　　
　　　 在这个家里，雷妹先走，是雷妹的福气。
　　
　　　 其实，马深义受到的煎熬最大、最多。
　　
　　　 第二天火化回来，马深义蹲在门边，开口说了很长一段话，他说这段话时的表情，是任何一个高明的演员也表演不出来的。
　　
　　　 纪录片片断：
　　
　　　 马深义靠在门框上，头顶的白帽还没摘，老半天，他才开口说话：“受罪呵！”
　　
　　　 又停了半晌，才继续道：“看人死的过程真难受，我以前年纪小一点，别人死没见过，从我亲身经历，我看见我媳妇落气时，心里难受得很，看了难受。”
　　
　　　 “落气那会儿，人真是最难受，嘴整个张著，光喘，出气多，回气少，不到一个小时就落了气。我喊她，她只睁眼看著我，一句话也没有。”
　　
　　　 我觉得，那时候，他那种来日无多的恐惧已经压制不住，恐怕只有在现场的人，才能感受到雷妹死后的气氛，那种死亡的压迫，是非常可怕的。
　　
　　　 他见证了雷妹的死亡过程：一个活蹦乱跳的好人，发病，慢慢枯萎，最后死去。他肯定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将来。他受到刺激，感到惊恐，受不了，他需要找人说，说出来才好受些。
　　
　　　 待在马深义家的小院子里，看著他整天忙忙碌碌，即要照顾快要死的老婆，又要拉扯3个没成年的孩子，他自己也是个病毒携带者，不知哪天会发病。我不止一次地想：马深义是最有资格自杀的人。死了，就一了百了。马深义的本能比勇气更多，他把生存压力承担了起来，顽强地活著，他有太多牵挂，要照顾家人。他总说：“我就想，给孩子多弄俩钱。一旦我病发了，躺在那儿，怎么办？我老往那儿想。”
　　
　　　 每次去，我都把时间标在台历上。我发现，每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个节气。雷妹，是死在霜降，草本植物的大限；而夏至到大暑，是天气最狂躁的一段时间，马深义的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因为雷妹躺在那儿，时时刻刻在刺激他，预示著他的未来。
　　
　　　 在片子里，小儿子马占槽的脸蛋总是脏兮兮的，但他盯著镜头的眼睛却是亮晶晶的。他光著屁股在院子里四处爬，把一只大塑料盆举到嘴巴边，想把它当碗来喝水；他坐在地上啃一块馍，他的两只小手抓紧奶瓶急切地喝水；他坐在小板凳上，同样感染了HIV病毒的小姐姐喂他吃面条；他爬向平板车，小手抓住车轮，一用力，把自
　　己拉起来，扶著车轮站稳了。他的黑眼睛往上望著，浑然不知车里躺著的，是他快要死去的母亲虽然马占槽每天多次腹泻，但他还是学会了走路，一天天地长大。
　　
　　　 纪录片片断：马占槽学走路。他扶著墙、扶著门，趔趔趄趄地走著。
　　
　　　 “槽，过来！”马深义喊他，马占槽东摇西晃地走过来。“会走了，现在。”马占槽想去玩水，又去推他那辆叮当响的铁推车。
　　
　　　 马深义一边望著儿子一边说：“就这个劲儿，一天到晚野，扶著哪都想去。”
　　“过了年，二三月里，棉衣一脱，就会跑了。”
　　
　　　 他抱住儿子，马占槽盯著镜头的眼珠，又黑又亮。
　　
　　　 马深义道：“听人家说，携带这个病的小孩，只能活到4岁。”
　　
　　　 说这话时，马深义非常平静，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划了一道线，死亡期限。我感觉，死，马深义肯定想过上万遍了，所以，他才能这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来。
　　
　　
　　　 我问马妞：“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她脱口而出“不怕！”
　　
　　　 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一家，面对这样一个灭顶灾难，表现出了符合生命本真的一些东西，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活下去的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是最大的解脱，但他没这么做。他还在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活一天，就活好一天，他这样做了。等到了春节，他的家已经相当平和了。
　　
　　　 纪录片片断：春节。
　　
　　　 马深义从塑料袋里拿出小孩的新衣服。他问身边的马荣：“马荣，你知道啥叫过年吗？过年，吃肉，买花衣裳。你都不懂。”
　　
　　　 马深义往马荣身上穿一件粉红褂子，马占槽走过来，摸马荣的衣服。马深义拿开他的小手，说：“你别摸她哩，你别摸她哩。”
　　
　　　 马深义回头看了一眼也在穿衣服的马妞，说：“马妞，你的褂子小了。”
　　
　　　 “我让你买大的，你也不买。”马妞埋怨道。
　　
　　　 穿上新褂子的马荣，对著镜头表演节目，她唱道：“新年好呀，新年好呀”她停下来，说：“光会唱新年好！”
　　
　　　 马深义包好了饺子，然后往门上贴对子，但对联用的不是红纸，而是蓝纸。
　　
　　　 “明年贴绿纸，后年就是红纸了。”
　　
　　　 在片子结尾，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蛇年过去了，在这一年，马占槽学会了直立行走。”
　　
　　　 为什么我要点这样一句呢？你看这孩子，在片子里有一个细节，他自己拣了一瓣大蒜吃，这是他第一次吃，辣得比牙裂嘴。他会爬、会走，到处摸到处看。他知道墙是硬的，开水是烫的，他认识会越来越多。可是，当他刚刚对这个世界有迷迷糊糊认识时，病就来了，死亡就来了。
　　
　　　 人活下去，是因为有希望。可对这个小生命来说，没有未来，这太不公平了！
　　
　　　 第二句我说：“他的大姐马宁宁，也在这一年知道了什么是艾滋病，什么是生死离别。”我曾问过马妞，妈妈得的是什么病，她当时还一点儿都不知道。到最后，过春节时，我再问，她知道了。有一个细节对我冲击很大，就是现在片子的结尾。
　　
　　　 马妞站在门边，怀里抱著弟弟，妹妹站在旁边，我问她：“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她脱口而出“不怕！”我接著又问：“为什么不怕”，她就不吭声了。她还太小，无法表达清楚，我猜想，也许她是出于亲情，觉得照顾弟弟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也许她现在对这个病，还知道得太少。
　　
　　　 4岁的马荣，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她妈妈去世后，马荣每天晚上还问她爸：你到不到西头去？因为她妈去世前几天，每晚都住到村西头的免费诊所里，她爸去照料。她妈都已经死了，埋掉了，她还弄不清死就是永远离别，还以为妈妈躺在村西头的诊所里，但大女儿马妞知道了。
　　
　　　 雷妹去世后，半夜我和马深义守著她，这时，马妞起来了，抱著弟弟。我看到她的眼神，她看著躺在地上的母亲时的那种眼神，充满了恐惧、害怕。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死，就是阴阳相隔，天各一方，再也不能见面的事情。
　　
　　　 每次看到他们，感觉很辛酸。我希望这个片子能在国内播放，我想让很多生活比他们好的人，看看还有人是这样活著的。我最希望，有那么一个好心人，为以后可能成为“艾滋孤儿”的孩子，设立一个成长基金，让他们能够长大。
　　
　　　 我一共拍了40多个小时，最后剪出80多分钟的片子。从拍到剪，我的心情都特别压抑难受，片子一剪完，我就放声大哭了一场。
　　
　　　 如果让我用生命为代价拍一部这样的片子，换回一个奖牌的话，我肯定不会去做
　　
　　　 片子是2002年10月出来的，我先交到“金鹰奖”评奖会，但进了第一轮后就被退了回来。
　　
　　　 现在国内的一些纪录片，多是些伪民俗的东西，加一个环保或山区教育标签，从不触及真正的生活。还有一种就是翻故纸堆，用过去的老照片、老电影，再加一点貌似哲学思考的解说词，就成了再现历史的东西。我们的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通过网上报名，我参加了美国圣丹斯电影节，被选中。2003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国外有10来家电视台播了这个片子，包括美国的HBO和英国的BBC。今年5月，这个片子，获得了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PeabodyAward）。
　　
　　　 得这个奖，我有些意外，它相当于广播电视界的普利策奖。这次获奖的纪录片，还有“60分钟”节目的主持人克劳夫特的片子，是关于公众质疑美国副总统切尼的。
　　
　　　 颁奖仪式很隆重，主持仪式的是美国身价最高的女主持人。站在领奖台上，我说：“并不是我的片子做得有多好，而是这个家庭的命运感动了你们，我在这里代表影片中的这个家庭，感谢你们。希望这个奖项，成为这个家庭和类似处境的人们得到更多关怀和帮助的起点。”
　　
　　　 在美国，一个女记者问我：你现在住的华尔道夫酒店，是来访的国家元首住的。你住这样的酒店，得这样的奖，又有这么多人找你签名，你会不会改变，不再去接近普通人？
　　
　　　 我告诉她：我的改变，不是住到这样的酒店里改变的。在我与那个家庭的交往中，我已经改变。如果说以前我还有点名利心的话，拍完这部片子，我的那点名利心消失了。如果仅凭名利心，这个片子我早就拍不下去，早撂了。
　　
　　　 这是部个人小制作的片子，片子拍得很粗糙，有的镜头甚至晃。它最终能不能公开播放当时不知道，更没想到会给我带来什么荣誉。如果让我用生命为代价拍一部这样的片子，换回一个奖牌的话，我肯定不会去做。是信念支撑著我拍下去，坚持下来的。
　　
　　　 你问我，有没有人质疑我是在出卖别人的苦难？目前没有，因为片子在国内没公映。在美国，这次获奖的还有著名战地记者詹姆斯奈崔，他曾拍过卢旺达大屠杀、印尼骚乱等片子。我俩在一起时，讨论过这个话题。
　　
　　　 他对我说，以后，你可能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是这样自我解脱的：如果我们不去拍，这些人就会默默无闻地死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帮助他们。我们把它报道出来，假如人类再遇到类似灾难时，不至于束手无策
　　
　　　 在国外，每次放完片子，观众和记者问我最多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会更好地帮助这个家庭。记得有一个观众跑上来抓住我的胳膊问：我给你开张支票，你给他们带回去。我说，支票他们兑不了。他马上又跑出去，在取款机上提了300美元，一定让我捎给马深义家。
　　
　　　 看到别人在苦难中，作为同类、同种动物，人会本能地想去救他们，不管他是哪国人。我想，好的纪录片让人看了，会有切身感受，会动善心、善念，会自我反省。有人问我，拍纪录片的人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我说，第一就是要有善心，否则，首先影响的，就是你对选题的判断。
　　
　　　 片子的社会影响，超过我的想像。
　　
　　　 有人在网上留言说：观看过程中，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禁不住泪流满面。可以说，这辈子从未有过任何一部艺术作品，能如此深深地感染和震撼我的内心到如此地步！
　　
　　　 发明“鸡尾酒疗法”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也看了我的片子。他说看了那么多关于河南艾滋病的报告和资料，但这部片子，让他震惊。
　　
　　　 香港有家基金会，专帮艾滋病人，他们想用我的片子做宣传片，为中国的艾滋病人筹款，问我同不同意。我怎么会不同意呢？
　　
　　　 别人说我，片子拍到这个份上，应该继续拍下去。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三五年内，小姑娘马妞会把她的亲人一个个送入黄土。如果这部片子的总片出来，一定会更有震撼力。我这辈子，只拍一部这样的片子也就够了。但是，我说服不了自己，再继续拍下去。
　　
　　　 我拍这部片子，是帮了他们家，也为艾滋病人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在根本上，还是没有改变马深义一家的命运。就好像你眼睁睁地看著他们在水火中挣扎，却不能把他们救出来，心里很难受。经历了一年这种生死离别之痛，现在让我回头，再重新体验这种痛苦，我受不了！
　　
　　　 前不久，吴仪副总理去了马深义他们村，政府现在免费提供鸡尾酒疗法的药，马深义也在接受治疗。但吃这个药副作用大，胃难受，他吃吃又不吃了。中国，解决艾滋病问题还得靠政府，政策上的一点点改善，受益的是整个艾滋病人群。活著，就让他们活得有滋有味；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些。
　　
　　　 我现在去马深义家，不带机器，纯粹是看望，或把一些捐款拿给他。今年春节我去了，待了两天。马占槽还很健康，到处跑，我给他买了两把小手枪，他整天挎著，到处比划。但马荣的病出来了。她去年开始上学，很爱学习，拼音写得特别好，马深义拿给我看。她的小腿很细，老喊腿痛，不吃东西。最近我听说，她上学要走10分钟的路，现在已经走不了了。在心里，我早已把她当女儿看，让我再去面对她的死亡过程，我做不到。
　　
　　　 可以肯定，发病的先是马荣，接下来是马占槽，然后就是马深义。艾滋病的各种并发症，会一直折磨著他们到生命的尽头。让我一个个面对，我宁愿放弃这部完整的片子。
　　
　　　 如果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把这部片子拍完，它对社会的警示是惊世的，这种机会对一个拍片的人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我不愿再去做，就是有人拿枪逼著我的头，我也不愿意再去经历了。
　　
　　　 6月1日，我刚接到一个传真，美国一家多媒体公司要出我片子的DVD。我告诉他们，此项委托发生的所有收益，全部用于帮助艾滋病人，我一分钱也不要。这样做，不是我学雷锋学来的，确实是拍这部片子改变了我。这么做，也会让我心里好过些。
　　
　　　 现在，三更半夜，马深义会突然给我打电话：老陈哥，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我心里不得劲儿.